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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史》的纂修与整理 | 刘浦江 邱靖嘉
来源:中华书局 作者:刘浦江撰 点击数:884 更新时间:2016-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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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辽代历史最大的困难就是史料匮乏。尽管契丹立国两百余年(907-1125),但存留至今系统记载辽朝一代史事的可靠文献,惟有一部篇幅不大的《辽史》而已。且从辽人编修本国史至今本《辽史》之纂成,又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
辽朝的“实录”编纂
辽朝修史制度不甚健全,虽有修起居注、日历的记载,但似未形成制度,亦未成书,其官修史书仅有“实录”可考。据《辽史》记载,辽朝曾先后四次纂修实录。最早的一次由枢密使室昉监修,翰林学士承旨邢抱朴同修,于圣宗统和九年(991)撰进《实录》二十卷。第二次由南院大王耶律谷欲监领,命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萧韩家奴等编集自契丹建国前遥辇可汗至兴宗重熙以来事迹,至重熙十三年(1044)亦修成《实录》二十卷。第三次是道宗大安元年(1085),史臣进太祖至兴宗七帝《实录》,卷数不详。第四次就是辽末耶律俨纂修《皇朝实录》七十卷。

辽朝疆域

《皇朝实录》编纂于辽道宗寿昌至天祚乾统年间。《辽史·耶律俨传》称俨寿昌中“修《皇朝实录》七十卷”,《王师儒墓志》谓师儒于寿昌六年(1100)授宣政殿大学士、判史馆事,时“国史已绝笔”。这里所说的“国史”就是指《皇朝实录》,可知《皇朝实录》纂成于道宗末年。而《辽史·天祚纪》乾统三年(1103)十一月,又有“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的记载。照理说,寿昌六年成书的《皇朝实录》,其下限当止于兴宗朝,乾统三年再修实录,可能是命耶律俨续修道宗一朝。至于其最终成书时间,也有线索可寻。《天祚纪》乾统六年十二月有“封耶律俨为漆水郡王,余官进爵有差”的记载,虽未说明事由,但从时间及封爵对象来判断,估计此次封爵的起因很可能与《皇朝实录》成书进呈有关。

需要说明的是,辽朝所谓的“实录”,实际上是指纪传体的国史,而并非为每位皇帝单独修撰的编年体实录。据冯家昇《辽史源流考》研究,耶律俨《皇朝实录》篇目之可考者,既有从太祖至道宗的各朝帝纪,又有《部族志》《百官志》《礼志》《仪卫志》等专志,还有《后妃传》等列传。其他几部“实录”虽有记事详略的不同,但从它们的内容断限来判断,大概也都是纪传体的国史。熟悉中原王朝修史制度的人们也许会心存疑问,辽朝为何会将纪传体国史称为“实录”呢?其实这种情况在辽朝并不奇怪。由于契丹汉化程度有限,像这样误用汉式名词术语的现象在整个辽朝一代都是十分常见的。譬如,宰相、三师、三公、京师等名号的滥用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历代王朝的宰相都不是一个固定的官名,而是对某一类职官的通称,而契丹人却误将其当作一个固定的职官名称来使用,不仅在朝廷设置北府宰相、南府宰相作为北南面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而且在国舅帐设有国舅宰相,诸京城设有诸京宰相,甚至在北面部族官中也广设宰相,可见其使用之滥。又如中原王朝的三师、三公名号,辽朝除用以授予大臣外,甚至还将“太师、太保、司徒、司空施于部族”。另外,“京师”一词在中原王朝是特指国都而言的,但由于辽朝实行四时捺钵制度,国家的政治中心并不在任何一个京城,所以当时人缺乏中原王朝那样的国都概念,对“京师”一词的使用也就相当宽泛,以致辽五京皆有“京师”之称。此外,辽太宗还误封其弟李胡为“皇太子”、道宗时人误称皇孙燕国王延禧为“皇子”,都很能说明问题。元朝史官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沿名之风”,所谓“沿名之风”主要是针对辽朝在汉化过程中简单机械地效仿汉制的做法而言的,指的是沿袭汉“名”而又“名”不副实的一类现象。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辽朝为何会将纪传体国史称之为“实录”。

冯家昇《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

金朝二修《辽史》
金朝曾两度纂修《辽史》,第一次是在熙宗皇统年间,由辽朝遗老耶律固主持修纂,后成于其弟子萧永祺之手。《金史·萧永祺传》记载:“广宁尹耶律固奉诏译书,辟置门下,因尽传其业。固卒,永祺率门弟子服齐衰丧。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据此可知,萧永祺《辽史》亦为纪传体史书,凡七十五卷。据《金史·熙宗纪》,知此书修成于皇统八年(1148)。但当时未曾刊行,后来便再无有关此书的任何消息,估计到元修《辽史》时其稿本早已散佚无存。

金朝第二次纂修的《辽史》,就是所谓陈大任《辽史》。章宗即位之初,命臣下重修《辽史》,《金史·章宗纪》大定二十九年(1189)十一月乙亥有“命参知政事移剌履提控刊修《辽史》”的记载。《党怀英传》于此事始末言之最详:“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剌益、赵沨等七人为编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泰和元年,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怀英致仕后,章宗诏直学士陈大任继成《辽史》云。”关于陈大任与修《辽史》的情况,《章宗纪》也有相应的记载:泰和六年(1206)七月丁亥,“敕翰林直学士陈大任妨本职专修《辽史》”;次年十二月壬寅,《辽史》修成。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辽史》之纂修,自大定二十九年至泰和七年,前后历经十八年之久,几乎贯穿整个章宗一朝。冯家昇《辽史源流考》指出,这是由于受到章宗朝德运之争的影响,以致《辽史》延宕多年不能成书。金末人修端在《辩辽宋金正统》中甚至还有这样的说法:“(章宗)选官置院,创修《辽史》。后因南宋献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间宋祚已绝,当承宋统,上乃罢修《辽史》。”冯家昇据此认为,陈大任《辽史》最后并未真正完成,因泰和七年南宋函韩侂胄首请和,臣下指出金当承宋统而不当承辽统,章宗遂罢修《辽史》,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不过,这一结论恐怕还值得仔细斟酌。章宗时期的金朝德运之争,主要是三派意见相持不下:一派是坚持传统的金德说,一派是主张承宋火德的土德说,一派是主张承辽水德的木德说。自明昌四年至泰和二年,历经十年的反复论争,章宗最终选择了土德,宣称金灭北宋,赵宋火德已绝,故本朝当承宋统为土德。既然泰和二年已确定承宋统而不承辽统,当时为何不罢修《辽史》,反倒在泰和六年又命陈大任专修《辽史》?直至南宋开禧北伐失败后向金求和,经臣下提醒本朝“当承宋统”,这才想起来应罢修《辽史》,其间周折似不合于情理。如此看来,修端的上述说法很难让人相信,大概是出自金末士人的某种传闻和附会罢了。

元修《辽史》与义例之争
今本《辽史》系元人所修,其成书过程颇为复杂。早在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就曾建言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讫于元文宗朝,朝廷屡次议修三史,前后不下六七次之多,但均因正朔义例之争而不得不搁置。其间的主要分歧是自金朝亡国之日起就已产生的两种对立观点:究竟应当独尊宋为正统呢,还是应当将宋与辽金视为南北朝呢?当时史馆中有人主张采用修端《辩辽宋金正统》提出的南、北史说,张绅《通鉴续编序》曰:“曩时朝廷纂修三史,一时士论,虽知宋为正统,物议以宋胜国而疑之。史臣王理因著《三史正统论》,推明修端之言,欲以辽为《北史》,金亦为《北史》,宋自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但主张独尊宋统者则坚持应以宋为本纪,以辽金为载记。甚至连当时的科举考试都涉及了这个问题,《元文类》卷四七载宋本《乡试策问》曰:“赵宋立国三百余年,辽金二氏与之终始。……廷议将并纂三氏之书,为不刊之典。左氏、史迁之体裁何所法?凡例正朔之予夺何以辨?诸君子其悉著于篇,用备采择。”可见这确实是元朝士人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后来虞集提出了一个回避争论的设想:“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覈实之,使其事不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诸公颇以为然。”即主张三史各自成书,各为正统,这一动议的提出,大约是文宗时期的事情。直到至正三年(1343),时任中书右丞相的脱脱领衔纂修三史都总裁,才最终采纳了这种意见。《庚申外史》卷上云:“先是诸儒议论三国正统,久不决。至是脱脱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其中《辽史》由廉惠山海牙、王沂、徐昺、陈绎曾四人分撰。自至正三年四月至次年三月,前后费时不到一年,《辽史》就率先告成。五年,《辽史》与《金史》同时下江浙、江西行省雕版刷印,“各印造一百部”,此即《辽史》的最早版本——元至正初刻本。

今本《辽史》的缺陷
元人所修《辽史》大概是以金陈大任《辽史》为蓝本,参以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元代伪书《契丹国志》以及其他一些宋代文献而成的。由于辽代文献本身记载欠详,加之元朝史官杂抄史料,仓促成书,使得这部《辽史》存在许多问题,前人历来评价不高,如清代学者顾炎武、钱大昕、赵翼及四库馆臣等都曾指陈过它的缺陷,而尤以近人冯家昇的批评最为尖锐:“今之廿四史,以《辽史》成书最速,亦以《辽史》为最劣。”概括起来说,《辽史》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记事每多疏漏,史实不乏错误。在历代正史中,记事疏漏、史实错误之类的问题本不足为奇,不过《辽史》的情况显得比较极端。元修《辽史》之所以屡遭后人诟病,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如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但《辽史》中却仅能见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建国号大辽”的惟一一条记载,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劄记》也指出说:“《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四库全书总目》《辽史》提要亦讥评《辽史》“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又如关于契丹建国年代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据《辽史·太祖纪》记载,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称帝建国,后于916年建元神册。但根据今天的研究,阿保机在907年仅仅是取代遥辇氏可汗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长,至916年才称帝建元,建立大契丹国。诸如建国年代及更改国号这样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抑或语焉不详,或记载不确,《辽史》之疏漏,莫此为甚。不过,《辽史》存在的这些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归咎于元朝史官,而主要是原始史料的欠缺所造成的。辽朝的修史制度很不完备,已知第一部官修史书是成书于统和九年的室昉《实录》,时距契丹建国已有七八十年之久,属于事后追述,自然难免疏漏。

第二,篇幅过于简略,内容多有重复。辽朝立国二百余载,若算上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则近三百年,其历史不可谓不长;统治范围南达燕云汉地,北至蒙古高原,其空间不可谓不广。反观元人所修《辽史》,虽有一百十六卷之多,但由于每卷篇幅很短,内容显得相当简略。若与同时修成的《金史》和《宋史》做一比较,即可看出《辽史》卷帙的单薄。《金史》一百三十六卷,文字至少比《辽史》要多出一倍;《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文字大约是《辽史》的十倍。而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内容又多有重复。四库馆臣对此多有批评:“如每年游幸,既具书于本纪矣,复为《游幸表》一卷;部族之分合,既详述于《营卫志》矣,复为《部族表》一卷;属国之贡使,亦具见于本纪矣,复为《属国表》一卷;义宗之奔唐,章肃之争国,既屡见于纪、志、表矣,复屡书于列传;文学仅六人,而分为两卷;伶官、宦官本无可纪载,而强缀三人。”这些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实际上,除了陈大任《辽史》和耶律俨《皇朝实录》原有的篇目外,元人新立的某些志、表、传,往往是由本纪、列传中的相关内容摘录而成的。如《百官志》《食货志》的内容大都可以从纪、传中找到出处,且由于抄取不当,内容或有重出。又如元朝史官新设的《二国外记》(包括《高丽传》和《西夏传》),也明显是摘抄诸帝纪的相关内容而杂糅成篇的。由于《辽史》本身篇幅就很简略,加之内容又多重复,这样就不免会脱漏许多重要的史实。

尽管《辽史》的整体质量难以令人满意,但它却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专记辽朝一代历史而幸存于今者,仅《辽史》和《契丹国志》两书而已。《契丹国志》题名宋人叶隆礼,实为元代书贾赝作,主要是抄取宋代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拼凑而成的二手史料,且以宋人记辽事,大抵皆传闻之辞,其内容多不可信据。惟有《辽史》源自辽朝官修史书,是本朝人记本朝事的第一手史料。幸得元人修成这部正史,后人才有可能对辽朝一代历史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今日治辽史,对此书的依赖度大约要在百分之七十以上。

原点校本与修订本
《辽史》至正初刻本早已失传,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接近于至正初刻本原貌的本子是《永乐大典》残本所引《辽史》,但仅存本纪十五卷及其他一些只言片语。此后,无论是较早的原内阁大库所藏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还是刻印的明嘉靖八年(1529)南京国子监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北京国子监本及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刊本,乃至1931年商务印书馆以数种明初翻刻本残本配补而成的百衲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版本问题。
《永乐大典》引《辽史》

《辽史》一书先天不足,且又缺乏比较理想的善本,再加之书中含有大量民族语译名,其整理点校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冯家昇先生首先承担起《辽史》点校与整理工作,1970年冯氏去世后,遂转由陈述先生接手,历时四年最终完成了全部点校工作,由中华书局顺利出版。经读者近四十年的验证,《辽史》的点校质量堪称上乘,从而为公众提供了一个可靠易读的通行版本。

但随着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规范的日益严格和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原来的《辽史》点校本逐渐显现出其所存在的缺憾。上世纪初次点校“二十四史”,为了快速整理出可供民众阅读的通行本,诸史点校采用的是以某一版本为工作本,“不主一本、择善而从”的整理方式。这种做法对文字校改主观性较强,且大多不出校勘记,从而抹杀了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其实并不可取。如《辽史》即以百衲本为工作本,但在具体点校中,既有以百衲本为底本者,也有不少地方是以乾隆殿本为底本,甚至还有据理校径改者,这并不符合现代的古籍整理规范。另外,这几十年辽史研究积累了丰硕的成果,不仅研究水平不断提高,深度加深,而且还刊布了大量新的考古资料,出土了许多辽代墓志石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契丹文字的释读与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学术研究成果对于《辽史》的整理点校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亟须组织学术力量对《辽史》进行重新校订。
百衲本《辽史》

此次《辽史》修订摒弃了原来“工作本”的做法,严格遵循以百衲本为底本的原则,用明初内廷朱丝栏钞本及《永乐大典》残本进行通校,以南、北监本和乾隆殿本进行参校,并参考吸收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道光殿本的《考证》内容。对底本文字的校正采取审慎的态度,除非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证据,切忌擅改原文,尽量遵从底本,避免不同文本的同质化,严把校勘尺度,尽可能恢复《辽史》的本来面目。在版本校的基础上,此次修订还充分运用本校、他校等方法,重点利用五代、辽、宋、金、元、高丽文献进行他校,注意利用包括汉文及契丹大小字石刻在内的出土文献进行参校。同时充分吸收前人校勘成果,并尽量参考散见于各种书刊的今人相关研究成果。希望能够给读者呈现一部体例统一、标点准确、校勘精审的《辽史》升级版本,以便学界能够更好地利用此书。(邱靖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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