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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转向”: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研究初探
来源:《人文杂志》 作者:蒋竹山 点击数:1487 更新时间:2016-5-18

近十年来,欧美史学界有关全球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有增多的趋势。这些书籍的出版或许正可以反映当前西方史学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而这种“全球转向”的特色之一,即在于史学作品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或者说是史学跨越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朝着区域、大陆及半球等空间发展。目前历史学的几个次学科如环境史、社会史、性别史、经济史、医疗与科技史、物质文化史、外交史都多少受到这波“全球转向”风潮的影响。其中,医疗史如何放在全球史的脉络下来思考,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有关这方面,西方医疗史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像是Sarah Hodges的研究。反观中国医疗史,目前仅见Vivienne Lo罗维前)提出以全球视野来写作中国医疗史的诉求,她强调跨越社会、文化、地理边界及时间的知识与实践的传播的重要性。本文即在此脉络下,透过西方的全球医疗史研究的概况,来思考现有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成果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我们探讨的重点有二种:药物流通与疾病的全球史。总地来看,这波医疗史的全球转向,的确开展了过往医疗史研究未曾关注的课题。其中,全球视野是这些文章或专书特别强调的研究取向。然而,全球医疗史不必然就否认地方医疗史研究的重要性;反而更加强调全球与地方是如何相互地联系、交流、挪用、塑造、影响及产出。

1前言

全球史的出版在这十年间有逐渐增多的趋势,相关的研究讨论与论文也正不断地关注这段时间的史学变化。近来《全球史学史》(A Global History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就己揭露了“全球化史学”的到来。该著认为冷战结束后,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显著的变化,那就是对世界史与全球史的关注不断加强。直到1990年代以后“全球史”(Global History)这个词汇才变得较为流行。

这十年来,欧美史学界有关全球史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研究有增多的趋势。这些书籍的出版或许正可以反映当前西方史学的“全球转向(global turn)",而这种“全球转向”的特色之一,即在于史学作品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或者说是史学跨越民族国家的领土疆界,朝着区域、大陆及半球等空间发展。目前历史学下而的几个次学科如环境史、社会史、性别史、经济史、医疗与科技史、物质文化史、外交史及历史教学都多少受到这波“全球转向”风潮的影响。其中,医疗史如何放在全球史的脉络下来思考,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询。有关这方面的探讨,西方医疗史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像是Sarah Hodges的研究。反观中国医疗史,似乎没有较为详细的综述类文章,目前仅见Vivienne Lo罗维前)曾提出以全球视野来写作中国医疗史的诉求,她强调跨越社会、文化、地理边界及时间的知识与实践的传播的重要性。本文即在这个脉络下,透过西方的全球医疗史研究的概况,来思考现有的中国医疗史研究成果及未来可能的发展。

2全球视野下的医疗史
近来全球医疗史的研究与新文化史研究中有关“文化相遇”(cultural encounters)息息相关。有关这个课题,陈慧宏在《“文化相遇的方法论”:评析中欧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视野》一文中,提出两个分析方向,一是“他者”(the other)的问题。她认为“强调欧洲对他者的建构,也有可能受到他者以及他者针对欧洲人的自我建构所行塑。因此,我们会发现在中欧文化接触的研究中,并非单纯地由欧洲中心转向地区文化而己。需要思考的是,在获致平衡观点的结果,强势的地区文化该如何处理?”第二是文化史研究的理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中欧文化相遇的研究,在过去与未来如何让跨文化的研究丰富历史学的方法论,不可避免的要从西方历史学方法论的转向文化史之取径来作理解。此外,陈慧宏所说的“世界史概念中的文化接触”对我亦有很大的启发。她认为“‘相遇’(encounter)一词的深远含意,应该是指向一种世界史概念的文化之间的接触,以及意识性与随机性的跨文化互动,而这也应是我们对整体跨文化交流历史研究开发的期许。”

上述观点可以用来讨论近代以来中医碰到西医的课题。全球史的概念如何对医疗史的写作产生影响,Harold Cook在《全球医学史会是什么样子?》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看法。Cook认为如果我们借鉴全球史研究的一些方法,或许我们会开始思考应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医学史这个课题。他认为关于植物学和医学的数据,以及针灸医术,都像商品一样,也会沿着贸易路线从亚洲传入欧洲。通过贸易公司和传教机构促使人员、技术、讯息、商品甚至疾病的相互流通,这充分说明了史学全球观的重要性,对他来说,国家与“文明”并非主角。全球史或者说是新全球史的挑战不仅让我们开始留心那些距离遥远的人们是如何相联系的,它也要求我们注意到小区域的人们在不同文化与语言的条件下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最后,Cook提到:“如果我们要尝试在医疗史研究中应用这样的方法该怎么办呢?”这或许会使我们看到一个比我们想象中统一的医学文化观更复杂的健康和疾病相互作用的模式。Cook进而认为,医学上的哪些元素是具有传播性的?哪些没有传播性呢?这才是我们研究的进程。Cook的新全球史与医疗史的观点不仅影响了中国医疗史的研究转向,也对亚洲医疗史有全新的启发。

Cook在另一篇文章提到,近来己经有愈来愈多的英文著作将焦点集中在医学知识的流通上。有些人处理当代南亚的问题。例如Laurence Monnais和Harold J Cook合编的Global Movements, Local Concerns:Medicine and Health in Southeast Asia。有些人则关注近代早期的大西洋,像是葡萄牙殖民的区域。例如2008年,James Delbourgo编了《大西洋世界的科学与帝国》,里头许多文章在处理跨殖民中心与南美的医学实验与植物探查。来年,Daniela Bieichmar等人合编了《西班牙与葡萄牙帝国的科学、权力与自然秩序》,首次将重心放在殖民地的自然资源上。Karol Kovalovih Weaver指出了非洲对大西洋世界的医学知识的混合所产生的贡献逐渐受到认可。

近来,这方面的研究己经稍有成果,以下则就药物流通与疾病的全球史两方面进行讨论。

3药物流通的全球史
药物的全球流通史近来成为医疗史研究的显学。这方面不得不提及Londa Schiehinger与Harold Cook的贡献。例如著名性别史研究者Londa Schiehinger编的Colonial Botany: Science, Commerce, and Politic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以及英国医学史家Harold J.Cook的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二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物的流通与商业及医学知识间的相互影响。

这两本书对日后医药的全球史研究有一定的影响,许多文章延续著书中的概念。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在2013年的八月号,Cook与Timothy D.Walker就策划了一个”Mobilising Medicine: Trade&Healing in the Early Modern Atlantic World”的专号,里头共收录五篇文章。这个专号的作者都是对欧洲与大西洋世界的各区域学有专精的学者,但这回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大西洋世界的医学的相互联系,而不是画出明显的边界。他们认为医学不仅只是概念和实践,还是那时商业与殖民事业构造的一部分。就Cook而言,近世以来西方人寻找有用的药物驱使着无数的人与物在全球移动,此现象延续了数世纪。这种寻找有用物资在新的全球商业中扮有重要地位。在探寻香料与医药的过程中,促使欧洲人与大西洋边缘的人们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当他们在进行医药交换时,一些像是新世界的外科与新奇信息的革新,也同时出现。这种交换线路的连结造就了大西洋商业,使得欧洲的船只不仅载送着人与货物,还运送着知识到各处。

近代长距离贸易的戏剧性扩张对英国的健康照顾有怎么样的影响。Patrick Wallis提出新的证据,他考察了1567一1774年间输入英国的医药的起源、内容及规模。这些进口的药物变化得非常缓慢。在18世纪,有些共通的药如蕃泻叶(Senna)及Jesuit's bark是为大多数人所使用。英国对于外来药的需求提供了更多证据显示17世纪的医药消费的激烈扩展。此外,还有学者开始更注意殖民大西洋地区的医学贸易。Prank Chakrabarti编的《物质文化与帝国》(Materials and Empire)对于探索西印度与东印度之间的内部关连,开启了新的路径。医学在18世纪有个明显的翻转。随着知识与物质财富的轨迹,这本书揭露了医学如何在全球商业与战事的脉络下,获取新的物质主义与物质。并认为欧洲医学的知识发展与征服、殖民与殖民机构的设立历史有密切关连。这些作者们检视了文本、植物、矿物、殖民医院、药品说明、外科著作、传教士与旅行者,展示了这些都受到了18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物质构成的形塑。

随着帝国在非洲扩张战争的结束,欧洲的药用化学兴起于19世纪末叶。Ahena Dove Osseo一Asare透过殖民西非的毒毛旋花素(stophanthin)个案论述药物发现的全球史。毒毛旋花素在1898年正式列入英国药典的名单中,与此同时,英国军队在黄金海岸正成为毒箭的攻击对象。作者引领我们阅读着欧洲在西非的殖民地政治过程中的药物发现的叙事,透露出药物发展与世界史的进展息息相关。

Thomas Dormandy则探索了罂粟鸦片的医学与非医学使用的全球史。他首先从提到4世纪前的埃及其他古文明使用鸦片的考古学证据。然后一直谈到20世纪,在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的努力下,随着“1961年的麻醉品单一公约(Single Conventionon Narcotics)”的签订,达成全球禁用非医疗鸦片的协议。Dormandy成功地描绘了鸦片类药物全球使用的全景。近来澳洲的科学史家PolsHans撰文讨论19世纪及20世纪初期在荷属东印度公司工作的欧洲医生及植物学家展现了对印度尼西亚的原住民的草药医学或Jamu的高度兴趣。在这两者之间,具有印欧血统的妇女扮演了调解者及引介者的角色,他们使得原住民医学对研究者而言变得更容易理解。这种研究取向或许是日后中国医疗史研究者或者东亚医疗史研究者可以参考的地方。

我近来的“南京虫”的研究,也是放在一个全球史的视野来看医疗史的问题。我关注的问题即是在战争体制下,日本作为一个殖民母国,如何透过在殖民地所遇到的在地疾病问题,研发出新式药物。这些化学新药不仅帮助了殖民地的医疗卫生改善,也影响了日本对中国战争时士兵的环境适应问题。此外,这些药物也对日本本身的化学制药企业有了不同层而的影响。

有关药物的流通,虽有上述丰硕的成果,但学者较少从出版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这方而我们可以举《质问本草》的例子来说明。首先,本书可以再现当时18至19世纪东亚的中日之间博物学知识交流的面貌。其次,本书中丰富的图像数据,可提供我们对于当时本草学知识如何建构有进一步的认识。亦即一本本草书籍如何制作,从调查、采集、写真、观看、鉴定、对话进而质疑,然后编辑出版,本书都是一个很好的微观对象。

除了上述的研究视野之外,如何从物质文化的角度切入,亦即探讨医学知识、商业文化与药物之间的关联性。《质问本草》或许可以放在药物知识与消费文化的脉络下来看。例如18世纪中叶以来的东亚,出版了许多人参专书,当时的朝鲜、日本及中国约有四十几部这方而的书籍,可见这些东亚国家的医药知识与博物学的交流相当密切。唯有透过这些书籍的出版文化与医学知识互动的研究,才可以让我们了解当时东亚间的药物知识与博物学交流的实际面貌。

4疾病、环境与医疗的全球史

传染病与人类的历史息息相关,彼此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传染病可能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可能扭转战争局势,或带来政治、社会的变迁;此外,它亦会影响人类文化活动的传布。有关这方而的研究,Alfred Crosby的The Columbiau Exchange及William H.Mcneill的Plagues and Peoples可说是相关著作中的经典。日后西方许多有关传染病与人类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是循着这两人的观点及模式。

早在1970年代,Alfred Crosby的《哥伦布大交换》(The Columbiau Exchange:Biological and Cultural Consequence of 1492)一书就己经有全球医疗史的视野。这是一本结合医疗史、生态学与历史学的著作,论证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欧洲人所带来的动植物及疾病对新大陆的美洲人的影响。之后,他又写了《生态帝国主义》(Ecological Imperialism:The Biological Expansion of Europe,900一1900),更进一步诠释上述概念并扩展研究范围,认为欧洲人将“生物旅行箱”携带至温和的新欧洲,在那里欧洲人取得了人口的优势。

在Crosby之后,一位演化生物学家Jared Diamond延续这种强调物种的交流对历史发展的影响的概念,写了一本《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The Fats of Human Societies),此书一出版,立即引起学界的广泛讨论。Diamond更强调地理上的东西轴向的差异影响了动植物是否驯化的问题,这种地理和生物的因素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影响。学界对此书己经有许多精辟的论证,关于这点,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在《什么是全球史》(What is Global History?)一书中的《传染》那章中,对Diamond的书有更为详尽的讨论,他说:“此外,戴蒙德还增加了一个地理学的难度,以此来解释非洲和美洲比起欧亚大陆相对孤立的状态,如何导致了人口稀少和其免疫力面临的挑战,这使他们在早期现代和现代时期,面对工业化的、具有疾病抵抗力的欧洲人的冲击,在许多方而都措手不及。戴蒙德对历史大变迁的解释,与那些已为全球史学生所熟知的观点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他赋予地理学和环境以决定性的份量,超过诸如文化、贸易甚至技术等其它因素。戴蒙德的著作在激发更多公众对全球史产生兴趣方面具有影响。”可见这本书对于全球史的书写,仍有其正面意义。

近来疾病、环境与历史的课题分别受到中西方学界的重视,例如由Mark Elvin、刘翠溶合编的Sediments of Time:Environment and Society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Jared Diamond的Guns,Germs And Steel,以及美国环境史家J.R.McNeill的最近著作《蚊子帝国》。在众多传染疾病中,鼠疫是较受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这方面的学者有Carol Benedict、曹树基、李玉尚、饭岛涉。其中,Carol Benedict的鼠疫研究Bubonic Plague in 19th-Century China(1996)是讨论19世纪末中国鼠疫的疾病史的专著。最新的研究则有曹树基与李玉尚的《鼠疫:战争与和平》,分别从鼠疫史的方法论、鼠疫流行模式、环境变迁与国家医学等角度,深入探讨中国的鼠疫流行历史。近代亚洲的鼠疫问题与“国家医学(state medicine)”及“殖民医疗(colonial medicine)”息息相关。有学者认为,“国家医学”是19世纪才在欧洲及北美逐渐发展的观念,它的中心思想是国家有主要责任去保障公众的健康,因此为了全民利益,国家有权利亦有义务去将卫生学的观念及公共卫生措施加于私人身上。要了解近代中国“国家医学”的发展,当时一些在中国有租界地的国家如英、美、德、日的殖民地医学发展就不得不谈,而这些殖民地医学又与他们本国的国家医学发展息息相关,因此三者关系呈现一幅错综复杂的局而。例如,香港的鼠疫防治受了英国的影响,袁世凯的北洋公共卫生部门是德、日模式,伍连德于1912年成立的“北满州鼠疫防疫署”则深受德国影响。

除了鼠疫之外,另外一个受到重视的疾病是麻风病。有关近代亚洲的麻风病研究,目前己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比较有全球视野的是梁其姿的新著Leprosy in China: A History,本书的重点有三:一是提供了中国史中数个世纪以来的麻风病的历史图像;其二是将中国的麻风病史放在19世纪的殖民主义、种族政治及帝国险境的全球化脉络下;最后,透过近代与现代、地方与全球的联系,这本书显现了中国对于疾病史、公共卫生及全世界的生物学的权力政体的传播经验的中心地位。麻风病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半叶是全球瞩目的疾病。19世纪后期开始,殖民主义赋予麻风病两种新的意义:作为种族优劣的评定标准与威胁全球的流行病。19世纪麻风病相关论述的主导者是西方基督教强国。而中国在此论述中成为典型的落后有色种族,需要西方科学、精神及宗教救赎。与此同时,中国同样被认定为危及全世界的麻风输出国,中国的劳工移民也成为各国加强防范的传染病源。清末社会菁英对麻风病的言论,部分受到白种殖民者的偏见的启发。由于中国往外移民的较他国为多,更被指责为麻风流行全球的罪魁祸首。事实上,19世纪末的华人移民在时间上较晚,不可能是此疾病传至各地的元凶。但是在当时殖民主义的高峰期,华人移民被误认成为一种普遍的观点。由于麻风病的病症明显且丑陋,强烈象征着中国近代病重的政治身体,并证明中国人为劣质的民族。此外,它还被认为是可传染的,会危及全球的健康。这些负面形象使得主政者认为唯有去除传染病的威胁,才能证明中国己进入文明之途及现代化的发展。梁其姿还提醒读者,这种民族被污名化所带来的羞耻感,不仅影响中国,也促使日本成为亚洲诸国中现代化最成功的国家。1915年日本发起鼓励病患绝育、强迫堕胎运动。到了1931年,更通过病患终身被隔离法令。1941年时,日本被隔离的病患己达78%,之后更高达九成。与当时日本一样,民国时期救济麻风运动基本上是从民族主义激发出来的社会运动。强化种族、国家是此运动的最终目标。这无疑是当时西方“殖民主义”或“种族主义”的意识型态所激发出来的。类似的情况,我们在LohKahSeng的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麻风病个案研究中可以见到,这书受到“国际麻风病组织”所提供全球医疗史计划的赞助。他清楚揭露在殖民与后殖民时期对麻风病患者的强迫隔离的长期政策的阴暗面。

天花也是很受关注的全球疾病之一。Ann Jannetta的The Vaccinators(种痘师)一书关注日本自1850年代以来,为了要防治天花,其医学如何从兰医、汉医转变至西方医学。作者采取全球史的视野,探讨Jenerian的种牛痘技术如何在半世纪后,飘洋过海地从乡村英国“全球流传(global transmission)”到日本。其中有一章探索18世纪时,天花病毒如何造成全球性的威胁,以及如何认同主要的预防策略。

有的疾病史书写就直接标榜全球史,例如James Webb的疟疾研究。这本书透过构筑来自于无数的知识领域、医疗史、寄生物学、昆虫学或是人口遗传的讯息,来描绘疟疾的全球史,换言之,全书建构了一个大的疾病叙事与地理图像。他透露了怎样的历史发展历程加速了疟疾传播到新的区域?如何适应像Duffyeffect及镰状细胞(sicklecell)的疾病?与疾病有关的激进论述是如何产生的?在特别的历史时代,这些如何强化政治体系?综观整本书,疟疾在形塑人类活动中,隐然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

有的则将疾病当作传记来书写,Mark Jackson的气喘(Asthma)的历史就是其中的例子。他追溯气喘的历史从古代到现代,运用了从普鲁斯特的传记与文学评论到气喘病人的亲身经历。其中有两章以英国史为例,处理过敏、肾上腺素医学及现代流行病学。并扩展到欧洲其他地方、美国、澳洲,特别是纽西兰。书中也处理了像肾上腺素(epinephrine),可的松(cortisone)以及所熟知的β肾上腺素吸入器,究竟是如何地取代地方性的救治与像“半边莲(lobelia)”那样的植物性医药的全球贸易。

殖民医疗也是全球疾病史的重要课题之一。以往近代亚洲的疾病研究课题大多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探讨,近来则改从殖民医学的角度重新观察帝国主义医疗。自1970年代以来,史家己经开始探查所谓的西方医学、殖民统治与在地治疗间的彼此关系,一般的关注焦点在于欧洲的统治范围:印度与大英帝国是最好的范例。近来,这样的研究取向有些改观。Anne Digby等学者编的Crossing Colonial Historiographies可做为代表。他们强调要将殖民(colonial)与在地的(indigenous)医学历史,放在一个跨国的(transnational)脉络下检视。这本论文集的作者正推广“复数医学”(plural medicine)以及将关键历史放在印度及南非的脉络下探讨。东亚部分可以日本学者饭岛涉的研究为代表。他在《作为历史指标的传染病》一文中提到:“医疗以及卫生事业是推行殖民主义最重要的工具。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许多医学家以及动物学家推动了传染病以及热带医学的发展(殖民医学),以此为基础,在建立医疗、卫生行政的幌子下,殖民统治得以强化(帝国主义医疗,imperial medicine)。包括日本在内的欧美各国均试图对中国进行侵略,这也是帝国医疗强行进入中国的过程。为对抗帝国医疗,中国开始着手建立卫生事业,中国的卫生事业是在应对鼠疫流行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研究方法基本上是采取殖民医疗的角度来探讨近代中国或台湾的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经过。他们几乎有一致的共识,那就是“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的现代医学都在进行一种殖民的过程,他们追求的是对身体的垄断权力”。这些研究提醒我们,若把“帝国”纳入考虑,我们就不会陷入以现代医学为标竿而忽略帝国扩张的历史脉络,进而沦入史学界早己避免的进步史观,而做出偏狭的论证与评断。而20世纪初期作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的公共卫生发展亦可说是日本母国“新医学”的移植。究竟这些西方医学如何影响近代中国公共卫生政策的发展?近来一些殖民主义与医学的研究成果颇值得我们借鉴,例如美国学者William Johnston及日本学者福田真人都于1995年不约而同出版近代日本结核病史的专著,这两本著作都有相当大篇幅涉及国家医学与疾病的课题。近来,Flurin Condrau与Michael Worboys合编的Tuberculos is Then and Now也提出了有关当WHO在1993年宣布肺结核成为全球危机后,肺结核史的研究变成医疗史新关注的问题。在书中,他们提出了新的视野,例如强调病人的经验,公众与活动者与反肺结核政策的合流特点。有关疾病、现代性与殖民医疗的课题,梁其姿的《医疗史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一文有进一步的精彩论析。这篇文章就中国医疗史所反映的“现代性”(modernity)问题尝试提出反省。文中提出三个思考的方向:第一,19世纪中叶以来,西洋医药的引进引起了医学知识与医疗制度的变革。此时,中国在时序上走进了“近代”。第二,有关“近代”西方医疗史的发展背景。梁其姿认为西方的“近代”医疗制度的复杂历史因素是独特的,中国并没有类似经验。同时,概略地综合近来西方学者对“近代性”的批判,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取向。第三,我们应更灵活地思考中国“近代性”的问题。即“近代性”并不一定是19世纪以后中国医疗史的特色。换言之,或许从中国本身的历史现象来看,这些透露出类似现代社会的医疗理性、创新与策略。

而有关疾病与环境的全球史讨论,近代“卫生”的概念也是重要的课题之一。自古以来就有“卫生”此名词,其词意上的更新诊释了有关个人及国体健康观念“现代化”的特色。近年来学者对近代“卫生”一词在词意上、内容上的转变,己有不少深入的研究,例如刘士永、雷祥麟、余新忠。美国学者Rogaski更以提出hygienic modernity一词来翻译含义复杂的近代“卫生”一词。此词所隐含的意义不只是狭义的与医疗、人民健康有关的行政制度。在清末民初间中国所处的困境中,“卫生”更透露多层意义。它代表了中国政体、社会与个人从落后、“病态”的传统提升到“健全”的“现代”文明的需要。讲求卫生不单是个人身体与精神上的提升,更是民族国家集体的提升“卫生”一词意味着“健康”不再单是个人“养生”的问题,而己成为公共领域事务。经过明治时期的日本再传入中国之后,巧妙地诊释了一个源自传统,但企图突破传统以求快速进入更高层次的现代文明的诉求与方法。因此,建立现代的“公共卫生”也成为此时公认的一项重要的国民任务。

5结论
全球医疗史除了上述药物流通、疾病的全球史两个比较大的课题之外。还有一些课题也有了不错的成果。例如全球的公共卫生、跨国的医疗组织、石棉职业公害。此外,有的史家则探查水与健康的问题。Ronan Foley的Healing Waters一书就吸引了医疗史家、文化地理学者及爱尔兰的个案研究等学者的注意。作者的兴趣在人、地方与健康。全书重点在以全球的观点探讨水与健康的关连。他思考了爱尔兰的物质与隐喻的治疗景观的构筑,建立在水组织、健康与地方之上。政治对疾病的反应也是学者关注的焦点,例如Jennifer Brier的Infectious Ideas。这本书挑战了过往许多对AIDS及主导1980s至1990s间的美国政治景观的社会保守主义这两个而向的传统观点。他杂揉了同性恋史、医疗史及性史的角度,来论述有关对AIDS的响应理应在最近的政治史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书中有些部分对AIDS著作的政治角力,在地方、国家籍跨国的层而上,进行了分开但又互有关连的个案研究。因此,本书丰富的数据对于医疗史、全球健康及政治科学,都具有很好的指引。医学社群移民的问题也渐引起学界重视。例如Creta Jones的1950年爱尔兰医学移民到美国的研究。二战后,爱尔兰原本向英国与大英国协输出的医生转而向北美移民,这尤以1950至1960年代为盛。这些新的医疗人员的投入美国医疗体系而临一些新的问题,例如跨越两地训练不同所带来的资格与价值认定的问题、美国成为全球的医疗霸权、国家政权的介入,以及移民成为改变输出国家的催化剂。

这波医疗史的全球转向的确开展了过往医疗史研究未曾关注的课题。其中,全球视野是这些文章或专书特别强调的研究取向。然而,全球医疗史不必然就否认地方医疗史研究的重要性,这方而,己经有学者进行了思考。Matthias Middell与Katja Naumann主张:“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并未否认民族国家的重要。相反地,它强调民族国家有能力去控制及提供跨越边界的运动的帮忙。在此意义下,透过探索那些跨越边界渗透至国家结构的行动者、运动及力量,跨国史跨越了国家、次国家(sub-national,地方、区域)及全球”。美国著名法国史学者Lynn Hunt也认为全球史或全球转向不应该只是提供给学者们一种更广及更大的历史研究视野,还必须提供一种更好的研究视野。Bruce Mazlish也说:“虽然全球史在研究课题上是跨国的,但若认为国家的研究应当忽略那就大错特错。国家史值得根据全球化的力量如何影响民族国家进行再探,反之亦然。”这种概念落实到现实研究中,我们可举Laurent Pordie所编的当代世界中的西藏医学的研究为例。Tibetan Medicin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Global Politics of Med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这本书显示了全球机制的视野无须牺牲对地方、乡村实践者的研究。全书所关怀的是全球的与地方的如何相互地塑造及产出。

当前的中国医疗史的研究只有“殖民医疗”的课题比较接近本文所说的全球视野的研究取向,但二者并不能划上等号,原因在于许多著作尚未以全球史的视角来看问题。尽管有些论著己经相当接近全球史的概念,但并未明白揭示这样的词汇,以致于其框架仍然是旧的,例如《多元镶嵌与创造转化:台湾公共卫生百年史》一书。这样的问题己经渐渐有新的讨论,Sarah Hodges的文章“The Global Menace”即针对后殖民医学提出新的看法,并反思如何“批判性的全球医疗史”迈进。

总地来看,全球医疗史提供给我们在研究中国医疗史时,许多可以参照的研究视野。其一,过往的国家疆界和国族主义的分析范畴与架构,己经无法让我们有效地理解过去的历史。全球视野的医疗史则让我们跳脱了原本的民族国家史观,改以更宏观的角度探查跨国与跨文化的医疗问题。其二,打破了中心与边缘的概念。改从中国的边陲医学经验反省欧洲帝国中心;或以中国生活方式对比欧洲文明病。其三,破除过往史学将西方医学传布的过程描绘成现代科学“传播与吸收”的过程的迷思。全球医疗史所强调的是将“帝国”纳入思考,思考帝国殖民扩张的历史脉络。其四,唯有了解英美的传教医疗活动,以及日本在中国引介西方医学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才能对中国医疗史有深刻的理解。

两岸的中国医疗史研究发展至今,近来己渐朝向社会文化史的取向前进,研究的课题有:疾病史、医病关系、医学社群、医疗与身体、健康与照顾、殖民医疗、宗教与医疗、医疗的物质文化、医疗与视觉、医疗与日常生活。在这些研究中,大多强调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及日常生活史取向,却较少见到上述所说的全球视野。近来,胡成与梁其姿的研究,即开始采取类似路径,将医疗史放在更大的跨国脉络下看,分别关注了“全球视野下的南京废娟”及“中国麻风病人与现代世界”。然而,并非所有医疗史的课题都能从全球视野切入,如何能像Natalie Davis教授所说的,既要讲一个精彩的在地故事,也要能凸显出其背后的全球意义,我想是未来中国医疗史要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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