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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中日法德古本 成《尚书正义定本》
来源:中华古籍网 作者:钱宗武 点击数:646 更新时间:2016-12-31

转载自中华古籍网 网址链接 http://www.guji.cn/web/c_00000008/d_16727.htm

清代大儒阮元曾云:“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由其可见中国古代学者潜心本旨,不为虚浮孤陋所误的治学风气。阮元重新刊刻宋本《十三经注疏》并作了详细的《校勘记》,其求圣贤经传本源之心及有补于后学之愿,昭昭乎若揭日月。

中国古代的这种学术理念,在受中国文化浸淫甚深的日本亦得以发扬光大。近代日本著名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吉川幸次郎如是慨叹:“中国全部学问的根底,都在‘注疏’二字。”他与仓石武四郎等“京都学人”,花费巨大时力完成的皇皇巨著《尚书正义定本》,正是博学笃行,视“注疏”为经学根柢治经思想的显著标志。

刘起釪先生曾指出:“(二十世纪)日本学者对《尚书》的研究,其主要功力和重点,仍在对《尚书》本书的注解和译读。”有关《尚书》注疏的著作多达十余部。对《尚书正义》之整理研究亦为勤劬。《尚书正义定本》出版于昭和十四年(岩波书店,1939 年),八册,二十卷“定本”,二十卷“校勘记”。编者为日本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主持者为吉川幸次郎与仓石武四郎)。该书汇集中、日、法、德四国所藏古本(分“单经本”、“经传本”、“单疏本”、“经注疏本”、“经注疏附释音本”、“近儒校注本”六类计三十七种《尚书》注疏文献),以“征引惟博”的校勘原则,索隐稽微,拾遗补阙,求是存疑,正本清源,遂为日本20 世纪《尚书正义》整理之定本。其校勘之全面,订正之细密甚或版面之疏朗,皆为学林所重。

唐宋时期实乃经学发展之重要时期,非惟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之变化,亦为其时实是经学著作的定型时期。以《尚书》为例,从多本到一本,从今文古文到伪古文一统,《尚书正义》正是定型时期的官方定本。《尚书正义定本》非惟日本学者整理《尚书正义》的优秀成果,亦为《尚书》在日本的深度推广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其本身亦超越文献学经学层面的意义,展示出近代日本《尚书》学研究的某些学术特点,甚而可以说是日本古典学学术研究派别与趋势的风向标。

其一,《尚书正义定本》为《尚书》的文句、版本等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材料。由于《尚书正义定本》用以校勘的文献众多,《校勘记》细致严密,因此对研究《尚书》的文字及其训释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顾颉刚先生的长篇论文《〈尚书 · 大诰〉今译》中即多次使用到该书的内容(顾先生简称为《日本定本》)。又例如,《尚书正义 · 康诰》孔疏“所明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句,历来语义不明,国内学者拟测颇多。卢文弨云:“‘所’疑当作‘此’”,‘而云’二字疑衍。”阮校则曰“‘而云’疑当作‘上云’”。《尚书正义定本》于此处的校勘语为“此句疑有讹,待考”,(《尚书正义定本校勘记》卷十三),婉转否定了卢、阮之解,虽然未作释解,但对仅熟悉国内《尚书正义》版本的学者而言具有很强的提示作用。再例如,《定本》的《校勘记》因其精良,已不纯粹是校勘学意义上的材料。《校勘记》中频有“内野本、神宫本无‘某’字,清原宣贤手钞本亦无”、“内野本、神宫本、足利本有之也,‘某’钞本无之也”等校勘语,这里所列的诸本均是日本所传古钞经传本,一些文本可能溯源到隶古定《尚书》。这些校勘在校勘出各版本之间文字异同的同时,也将各版本之间的关系(家族的或时代的)或隐或显地表现了出来,成为研究《尚书》在东土流传的史实材料。

其二,《尚书正义定本》反映出近代日本学术的区域差异。

日本于1929 年和1933 年先后设立了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京都大学) 和东京研究所(东京大学)两个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机构。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学术思想的发展,两个研究机构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京都大学一方保持创设初始宗旨,关注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而东京大学一方,则渐次转向于对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的研究。至1938 年,两所分离,东京以“东方文化学院”为名,京都则改为“东方文化研究所”,下设“经学文学、宗教、天文历算、历史、地理、考古学”等六个研究室。《尚书正义定本》由京都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的“经学文学”研究室负责完成,出版时间是两所分离的第二年,是日本“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在学术理解与学术旨趣方面显示出差异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其三,《尚书正义定本》显示出近代日本汉学的成功转型。

日本汉学原本与治国思想关系密切,甚而可说古代日本汉学是作为意识形态层面研究而存在的。但明治维新以后,西方文化思潮使古代日本汉学发生重大转向:对中国的研究不再以追随或趋同为旨归,取而代之的是学术“理性”和“实证”的导向。其时,日本汉学已与过去全然不同,实质性地成为一种对“外族文化”的学术性研究。“东洋学”或“支那学”这类名称的出现,反映出这种转型的诉求。1939 年出版《尚书正义定本》,一定不是为“教化”,而是为“展现”: 从理性的角度,通过实证(数十个版本的校勘)“展现”邻国的儒学文化。因此,《尚书正义定本》是日本传统汉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到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化转型取得成功的诸多成果之一。

《尚书正义定本》之学术价值并非仅仅如上所述。日本当代著名经学家野间文史教授曾经指出: 大陆和台湾校刊的《十三经注疏》对于“阮元以还的研究成果几乎全未涉猎”,“皆未利用吉川幸次郎的《尚书正义定本》”,当为憾事。除了《尚书正义定本》以外,值得留意的是吉川幸次郎还编刊了《读尚书注疏记》,直接是对日语翻译版《尚书正义》的校勘记,实际上也是《尚书正义定本》的校勘记(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1卷),野间文史先生认为“比《尚书正义定本》附载的《校勘记》更为详细”。随着《尚书正义定本》在国内的正式出版,以及相关文献的渐次付梓,《尚书正义定本》之文献价值学术价值势将不断凸显。由是,凤凰出版社慧眼识珠之智,嘉惠学林之心,着实令人敬佩与褒赞。

《尚书正义定本》其功其用自不待言,收笔之时,篇外诚欲感喟的是,《尚书正义定本》显示出来的孜孜以求真训实诂的精神,抛却偏见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恐怕也是吾辈学人自省思齐的暮鼓晨钟。

(《尚书正义定本》(全3 册),凤凰出版社2016 年12 月出版,定价: 480.00 元)

(来源:古籍新书报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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