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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话语体系下的性别突围—— 评黄巍博士的《自我与他我—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1976)》
来源:近现代史研究通讯 作者:陈东林 点击数:256 更新时间:2017-3-10
作者简介:陈东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历任“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室主任。主要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文化大革命”史及毛泽东、陈云研究。

2016年3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博士黄巍的《自我与他我——中国的女性与形象(1966——1976)》一书,黄巍多年来从事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和女性学的研究,该书以“文革”时期女性形象为中心选题,立意深远,新颖独特,方法恰当,见解独到,文笔清顺。该书立足于解密的档案资料,借鉴和吸收了海内外研究成果,以新颖独特的视角和细致严谨的笔触刻画了“文革”中的女性形象。论述公正公平,发人深思,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变迁不无裨益,对当前“文革”史、中国女性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书是作者历经四年时间写作、修改而成。该书的文献档案资料来源于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地的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为使研究结论更客观、公允,作者还到北京、上海、辽宁等地实地采访,并整理了13万字左右的访谈录,实现了历史文献和口述史的结合。该书综合运用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女性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国家——社会理论、社会性别等理论将“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问题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力图解释“文革”时期女性形象的塑造历程、历史动因以及这些被政治化女性的心理状态与文化意象。

该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该书是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第一部以“文革”女性形象为题目研究“文革”史的历史学专著

当前,“文革”史的研究理念出现了从宏观到微观、从中央到地方、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变,在实现这一转变的同时,审视“文革”的视角也应更加多样化。对“文革”的研究应当有新的视角,即从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形势;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审视“文革”,以深化对“文革”史的研究。目前学术界中有一种“文革”发生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说法。国外研究“文革”史也多集中于探讨“文革”的起源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政治核心人物,国内学术界以“文革”女性为研究题目的,散见于文学、美术、电影等研究领域的一些硕士论文中,目前国内外鲜有历史学学者关注“文革”时期的女性问题,该书是目前国内外第一部以“文革”女性形象为切入点研究“文革”史的历史学专著。

通过研究,作者认为“文革”时期女性形象问题的最大特色就是在政治运动的挟制下发生了很大程度的政治化转向。她们在思想、言论、行为、服饰等各方面无不被国家权力重新塑造,无论是官方宣传的女性形象,还是现实生活中女性的实际表现,无不带有这一历史时期特有的政治化痕迹。“文革”时期的女性受到了国家舆论导向、各级行政组织和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其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治化转向,女性由“文革”初期热烈的盲目追随到后期的迷茫与困惑,无不带有时代特有的烙印。根据深入研究,作者认为“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产生是社会现实中政治、文化、性别等多重力量运作和角力的结果,其中交织着意识形态、文化建构、两性伦理等复杂关系,它也在历史的、具体的社会时代语境的变迁中重构着女性形象自身。该书的研究结论,对现阶段如何处理好国家、社会和女性形象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该书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第一部以“文革”女性形象为选题探索中国女性史的历史学专著

在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由于“男尊女卑”思想理论体系制约着女性,使女性成了男性的附属品。即便如此,也不乏有少数女性尝试着抗争男权文化,她们的抗争精神为近代中国女性的觉醒奠定了基础。近代中国社会处于动荡、变革的时代,在萌发于中国内部的先进力量和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巨大推动下,中国逐渐走上了近代化的历程,并由此带来了女性近代化的发展。妇女解放也和强国保种、民族独立联系在一起。近代女学的兴起,使女性接受教育成为可能,而教育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女性近代化的发展。在民族存亡的时刻,有越来越多的近代中国女性觉醒,投身革命,成为近代中国女性的革命形象。中国古代女性抗争形象和近代中国女性革命形象为现代女性形象的产生埋下了深厚的土壤,对该书研究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进一步推动了妇女性别史学科的积极发展。中西方的女性主义和女性解放运动的兴起,完全基于不同的发展脉络。西方的女性主义,源自自发组织的理论挑战与实践,它跟国家机器之间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对抗与张力;新中国的女性解放,从较大程度上是新政权自上而下推行意识形态的产物。本书的书名“自我与他我”,其意义指向,正是女性在千百年传统社会里形成的“自我”,跟新政权主动建构的“他我”之间的冲突与互动。

在该书中 ,作者认为 “文革”时期政治化的女性形象打破了几千年来女性温柔、贤淑的形象,异化为趋于男性的女性形象,这其实也是女性想获得社会认可、男性尊重的一种潜意识反映。这一时期的女性虽然表面上看似颠覆了传统的女性形象,但这并不能说明女性群体主体意识的被激活,也掩盖不了“男尊女卑”意识对社会现实的影响。而获得社会角色的女性并没有获取更为先进的主体意识和本体意识,在现实行为与思想深处,“文革”女性处于错位的尴尬中,女性自身的性别意识被遮蔽。而且,“文革”时期的男女平等是以忽视女性与男性的生理差别为前提,以女性去做男性能办到的事为代价,与之相伴随的是女性“男性化”性别文化的出现和“不爱红装爱武装”审美趣味的形成。作为女性,她们不仅要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还要获得个人身心自由、健康、全面的发展,更要获得女性的主体意识,但是,要实现这个理想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推动未来中国妇女运动更快、更好的发展。所以该书的出版,对推动未来中国女性史的研究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该书是目前国内学术界从社会文化史的女性学视角研究“文革”史的重要历史学专著

长期以来,“文革”史作为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研究内容,由于多种条件的限制,仍是较为薄弱的领域。就目前的研究现状看,主要集中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领域,对于普通民众的婚姻家庭、性别性伦、娱乐消费、文艺体育、衣食住行、宗教信仰等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领域却鲜有涉足。同时对“文革”女性问题的研究局限在一些文学作品、艺术创造或篇幅较短的个别论文中,目前国内还没有从社会文化史的女性学视角考察“文革”史的历史学专著。目前在女性学研究中,社会性别理论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接纳,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六十多年里,我国在法律上确认了女性与男性平等的权利,但传统的价值形态和道德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两性地位在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着较大差距,即便在女性看似强势的“文革”时代,男女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也远未实现,所以只要我国的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仍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就存在着借鉴这个理论去分析男女不平等现象的可行性。

该书选取女性形象作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从她们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以试图揭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作者认为,该书研究对象中的大多数人属于基层民众,不属于权力核心的政治人物,更不处于当代历史的中心位置。但是,她们之中有的人却因为政治的需要而成为闻名全国的知名人物,又因为政治的需要而销声匿迹,她们的思想和行为已经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作者以这些女性形象为切入点,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通过研究,作者发现,她们的形象已经和一个民族的命运轨迹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民族在这一时代的群体雕像。她们的形象已经成为一种隐喻和象征,正是她们,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影响了中国女性的群体形象。

(四)该书是将历史档案文献和口述历史有机结合研究“文革”史的历史学专著

为了弥补档案、文献等官方史料的不足,作者注重收集口述史资料。通过收集“民间话语”和“女性话语”,注重当事人自身的体验和感受,力图再现真实的历史。通过对“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问题的研究,从而获得对“文革”时期女性社会地位整体性的认识。从“被政治化的女性”这个特殊的角度出发,依据历史文献,配合个体的口述,从宏观到微观,从微观到宏观,探究女性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社会生活,力求反映历史的多维面相。通过研究,作者发现,这一时期的广大女性在复杂的政治运动裹挟下,成为被动的他者和客体,她们的命运已不能由自己掌握。她们游离在自身认同的角色和男性认同的角色之中;挣扎于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之间。当尘埃落定,那些曾经受政治影响而红极一时的女性从虚幻的革命激情中又重新回到现实时,她们才发现,原来光环背后,还有那么多迷茫和困惑,而这也正是我们需要深深思索的问题。

该书选文革”时期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从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视角,对推动“文革”史和女性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该书史料翔实,作者在写作此书过程中,也付出了大量心血。但该书对有些问题还应深入研究,如文中描述的女性生活的政治化与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生儿育女的职能是否构成悖论?报刊及其他新闻媒体报道中的女性与普通女性的实际生活状况有何不同?“文革”前期与中后期有无差异?这些问题都需要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继续探讨,特别是作者日后要加强对口述史的研究。应该说,“文革”时期女性形象政治化的问题,不仅是学术界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社会各界经常讨论的话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因素,同时也是考察“文革”史、中国女性史的一个重要线索。一个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伟大、有勇气的民族,正所谓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就是其中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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