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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女作家薛绍徽及其戊戌诗史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钱南秀 点击数:513 更新时间:2017-5-16
薛绍徽 (1866—1911),字秀玉,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是晚清杰出的女作家与翻译家。戊戌变法期间,薛绍徽与其夫陈寿彭、夫兄陈季同、陈季同的法籍妻子赖妈懿(Maria-Adèle Lardanchet)积极参与了上海女学运动。“百日维新”失败后,薛绍徽与陈寿彭合作,编译介绍西方文史科技著作。其毕生创作了大量诗词,现存古典诗歌300余首、词150余阕,堪称清末维新变法编年诗史。

秉承“贤媛”传统 呼吁男女平权

薛绍徽之所以成为一名维新变法志士,乃因闽川才女文化与福州船政文化在象征与实际层面的联姻。据薛绍徽所述,闽川才女文化源起明初,成于明清之际,以福州妇女“光禄诗派”为其社团基础、魏晋“贤媛”传统为其思想资源,二者经由母教传衍赓续,在各个历史时段均有杰出贡献。明初“闽诗派”崛起,男女诗人共同奠定了“闽诗派”的繁荣,使之成为当时主要诗派之一,尤其是开创了其主流的艳体,以吟咏男女之情,延及与妇女生活、生命相关的众多主题。清末内忧外患,福州因其地理原因,首当其冲。闽诗人大多卷入其时主要事件之中。而外界动乱,反过来影响到诗人自我建构及诗歌风格的变迁。艳体遂扩展至以妇女为主体的家国情怀,凡党争、兵燹、世乱乃至政治策略,日益成为妇女诗歌主题。故闽川才女文化有其内在固有的对于社会政治的关怀,这与闽川才女一直秉承的魏晋“贤媛”传统密切相关。

“贤媛”概念之形成,本自《庄子》“至人”精神。经由魏晋之交“竹林七贤”之玄学阐释与自我认同,及东晋高僧支遁及其同道王羲之、谢安等以般若佛学演绎,“至人”遂为有晋一代之人格理想,影响及于闺阁。《世说新语》“贤媛”门所载谢道韫等言行,全面体现了长育万物、为而不有的“至人”理念,其精神自由、人格独立、才学深华、鉴识高瞻、道德坚忍,百代之下,犹为后世表率,直接激励闽川妇女投身维新变法。

福州的船政文化,肇自清后期自强运动。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于福州建立了中国第一所现代造船厂。船政大臣沈葆桢独具眼光,力主附设船政学堂,从而培养了中国最早的工程师、科学家、海军军官、翻译家、外交官等一批中西兼通的人才。这批人物后来多为维新干将。陈季同即为船政学堂首期毕业生,随后任中国驻欧使节凡十六年,其间曾在巴黎接受系统的西方法学与政治学教育。旅欧期间,陈季同发表了大批法文与英文著作,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陈寿彭亦为船政学堂早期毕业生,并旅欧多年。兄弟二人回国后,发行报刊、编译出版西方科技文化历史著作,积极倡导维新变法。

从二陈及其同仁的著作与活动,可以一窥福州船政文化的价值体系,即以在中国实现男女平权、民主共和为其终极目标,以新晋媒体传播文化价值,并特别强调文学的精神作用。对妇女与文学的重视,显然源自本地才女文化的影响,亦成为两种文化联姻的契机。

闽川才女文化与福州船政文化联姻,使二者相辅相成,造就了其后的男女维新志士。薛绍徽与陈寿彭的婚姻,提供了最好例证。薛绍徽出身福州寒儒之家,幼承母教,饱读诗书,与陈寿彭成婚后,经由二陈,亦颇得西学浸润。然而清末边衅频仍,明示薛绍徽,西方文明不仅仅是机械精良、共和民主,也催生国族纷争、血腥屠杀。她早期由西方获取的复杂信息,为日后参与戊戌变法打下基础,使她在汲取国外新知,以设计妇女与中国未来之时,有更为系统全面且具批判性的考虑。要之,维新志士薛绍徽的养成,并不仅限于几位独具政治军事眼光的男性的影响,而是由家族、戚里相连的众多男女社会群体的合力,其观念与行动涉及清末社会、政治与文化的各个层面。
借镜西学女教 书写戊戌诗史

薛绍徽发轫之举,在于参与1897—1898年间上海女学运动,包括创立中国第一个女学会、第一份女子刊物《女学报》和第一所女学堂 。薛绍徽为《女学报》第一主笔,和其他维新妇女一起,就女学目的和内容,与男性变法领袖梁启超等公开辩论。梁启超等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在于占人口半数的妇人,“缺教无业,惰逸待哺”。故士大夫提倡女学,欲以妇女就业加强国力,以挽救中国在世界竞争中的失败。如此,妇女仍为被动的他体,为男子的政治目的服务。而薛绍徽等妇女领袖从妇女本身的长远利益出发,考虑更为积极全面,认为创办女学,融合西方教育系统,目的不在变中国妇女从无用到有用,而是使她们得到最好的向学机会,成为学贯中西的人才,“以备国家有用之选”,和男子一样施展其人生抱负。

“百日维新”遭清廷血腥镇压,薛绍徽不改初衷,与丈夫合作编译介绍西方文史科技著作,以为变法赓续。夫妇合作,乃由陈寿彭口译,薛绍徽笔录整理,共成书四种,志在为中国教育,尤其女学,借鉴西方经验。如《八十日环游记》 译自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 之Eighty Days Around the World,是我国近代翻译文学史上第一部科学小说。薛绍徽夫妇就主人公所经世界各地人文景观加以详细批注,使其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地理教科书,兼之译作文字精练、忠实原著,出版后大受欢迎,由1900年至1906年三次重印。《双线记》 译自英国女作家厄冷 (Ellen Thorneycroft Fowler,1860—1929) 的爱情小说A Double Thread。薛绍徽倡议翻译此书,意在宣扬婚姻自主,并将家庭和谐纳入民主共和体制之中。

薛绍徽所笔录整理的四部成书之中着力最勤者为《外国列女传》,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妇女的著作。薛绍徽力倡妇女打破内言外言界限,但妇女走出闺房,当何以自处自立?编译《外国列女传》,薛绍徽初衷即为借鉴西国女教,从道德、才艺两方面为妇女开拓自立空间。编译过程中,薛绍徽立足妇女自身需要,平章中西经验,而其间一以贯之的则是慈、学二字,“盖无慈则学问才能无所附丽,无学则慈不过空言”。而薛绍徽的终极目的,即在《外国列女传叙》结尾:“四德表幽闲之藻,自然风教宏施。万国咸裣衽而来,岂果河清难俟也哉!”河清海晏,本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平定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薛绍徽则将“天下”扩展为万国,期待中国妇女以其文化人格魅力,吸引各国妇女,共同建立清明世界。此愿虽曰邈远,针对其时男性社会弱肉强食的现实,无疑更具人性化的长远目光。

当薛绍徽夫妇专心译著之时,“庚子事变”发生。薛氏所创作的多首长篇歌行,反映了各阶层妇女对这一事变的态度:她们或直言谴责朝廷昏聩、误国害民(《读宋史》《丰台老媪歌》);或挺身救助弱小(如赛金花,见《老妓行》);或自杀殉君殉国(如珍妃,见《金井曲》);或慷慨募捐,赈助难民(《题吴芝瑛草书横幅》)。薛绍徽又作骈文《回銮颂》,力促慈禧与光绪返回京城,重整维新旧业。

震惊于“庚子事变”,慈禧着手新政变革。1905年夏,清廷开始认真考虑君主立宪的可行性。陈氏兄弟其时在力主立宪的南洋大臣周馥幕中帮办《南洋官报》,为沟通君民,陈氏兄弟又于该年 8月1日创办《南洋日日官报》。尽管其时南洋幕中谋士如云,陈氏兄弟及官报其他编辑请薛绍徽为日报作《序例》,当因薛绍徽之文采卓识,及其变法热忱,堪胜此重任,而薛绍徽亦因此直接参与了立宪运动。

1907年陈寿彭携眷入京,任邮传部主事,参与新政,薛绍徽得以身临立宪中心,其诗作描绘了京城各界对新政的期盼。然而,清政府的做法却让民间立宪者心生不满。目睹朝野分歧,薛绍徽之焦虑日增,显示在其最后一首长诗《前门观灯会歌》(作于1910年11月7日)中。诗中呼吁“君民合义” 的立宪制,为民求福。然而清朝贵族之自私短视,令此期盼颇显渺茫。此诗结语酸风萧索,星残灯谢,暗示薛绍徽心情,黯淡如斯。1911年7月26日,薛绍徽病逝,她所期盼的平缓过渡,终未发生。
钩沉女性贡献 复原多元历史

薛绍徽的“维新”,代表了戊戌前后相当一批男女变法志士的理想。这批人既熟谙西方历史文化与政经体系,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熏陶。同时,他们又有金融、外交、军事、教育等近代社会所特有的实际事务的操作经验。这批人又是最早、最切实地援引中国妇女进入改革中心,并通过她们,吸引了西方妇女的帮助,而且经过新兴新闻媒体,把妇女的声音传播给大众。但如此广泛深入的社会政治改革尝试,竟为后世忽略。笔者的Politics, Poetics, and Gender in Late Qing China: Xue Shaohui and the Era of Refor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一书钩沉拾遗,复原了清末史更为复杂多元的原始面貌。此书从薛绍徽及其知识群体角度,考察其时维新变法运动,意在弥补此前相关研究中对妇女参与及其杰出贡献的忽视,并从下述四个方面,提出一些不同以往的观点。

其一,就研究对象而言,本书将人物从以往戊戌变法史的男性主角,如康有为、梁启超等,转移到众多名不见经传的维新志士身上,尤其专注妇女的变法主张与活动;将地点从京城转移到其他战略要地如福州、上海、南京;将时间从百日维新上推至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下延及清末新政,以求对这段极其重要然而研究不足的历史时期,有更为全面与多层次的了解。

其二,就研究方法而言,本书从性别视角省察清末维新。虽然相当一批中西学者指出妇女解放为戊戌变法目的之一,但总体趋向在于突出某些男性领导者的“进步观念”,而非着眼于妇女本身的思想行为。由对其时妇女活动的初步研究,可知戊戌妇女积极自主、乐观向上、敢思考、有创见,远非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样懦弱被动,等待男性变法志士的启发与拯救。她们打破传统的内外之别观念,追求男女教育与政治平权。她们将争取妇女权益置于强国之先。其终极目的是强调建构理想妇女人格与社会制度,联合世界妇女,以兴大同。

其三,清末妇女平权运动的思想与精神资源,及其独立自主意识的表述,虽不排除其时西方文化的冲击催化,但根本仍是植根于中国知识妇女传统,尤其是对魏晋“贤媛”及其所代表的“林下风气”之自由精神的认同。女学运动中,妇女参与者互称“贤媛”,并以具“林下风气”互为激扬。如此便打破有关中国妇女解放乃源于西方冲击的迷思,以及长期以来“中外”、“古今”的简单二分法。

其四,书中所据资料,主要为笔者所发现的这一群体的诗词创作、新闻报道以及文史科技翻译。这些资料在提供丰富多元的维新话语和变法信息的同时,也显示了清末男女士人锻炼文体,以传达维新诉求的努力。其中既不乏白话文的尝试,更有对中国传统文学承载新知的潜能的发掘,从而打破了旧体文字不能顺应世变的现代文学史成说。


(作者单位:美国莱斯大学亚洲研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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