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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和园重建之谜
来源:清史所 作者:王道成 点击数:47 更新时间:2017-11-6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梁启超在谈到慈禧修颐和园时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吾尝游颐和园,见其门栅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同游之人,皆窃窃焉惊讶之。谓此内务府所管,与海军何与?而岂知其为经费之所从出也。”[①]按照清代的制度,皇家园林的兴建,是内务府奉宸苑的事,海军衙门的职责是管理海军。颐和园门栅内外大张海军衙门告示,自然会引起人们的惊讶。梁启超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颐和园的经费来自海军衙门。但是,这样的解释未免过于简单。如果我们对北京皇家园林兴建的历史做一番考察,这个谜团就可以得到圆满的答案了。

满族统治者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祖祖辈辈以狩猎为生,与大自然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进入北京后,对于都市的喧嚣很不习惯,夏天的炎热更是令他们难以忍受,因此决定择地筑 城避暑。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谕令户部加派直隶、山西、浙江、山东、江 南、河南、湖广、江西、陕西9省地丁银249万余两“输京师备工用”[②]同年十二月,摄政 王多尔衮病死,筑城避暑的计划被搁置起来。仅将明代的南苑稍修葺,“用备蒐狩”[③]

康熙中叶,康熙帝在明武清侯李伟清华园的旧址上兴建了清代第一座皇家园林畅春园,在这 里“避喧所政”。此后,又在玉泉山修建澄心园(后改静明园),在香山修建行宫(后改静宜 园),在热河修建避暑山庄。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帝将畅春园北一里许地名后华家屯 的一座园林賜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并亲題园额曰“圆明”。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病逝,胤 禛即位,这就是雍正帝。雍正帝在圆明园原有“亭台邱壑”的基础上,“建设轩墀,分列朝署, 俾侍值诸臣有视事之所。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④]。从此,圆明园成为清统治者经常居住和 向全国发号施令的政治中枢,紫禁城的宫殿,只不过是皇权的象征,备举行重大典礼之用而已。

乾隆帝即位的时候,清王朝已经建立了将近100年,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巩固,特别是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乾隆帝大兴土木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他即位以后,就先后改建和扩 建了康熙、雍正年间在北京西北郊兴建的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又借疏浚西湖 的机会修建了清漪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山五园”[⑤]。对于“三山五园”的功能,乾隆帝 曾给予明确的定位。他说:“畅春以奉东朝,圆明以恒莅政,清漪、静明,一水可通,以为敕 几清暇散志澄怀之所。”这就是说,畅春园是侍奉皇太后的,圆明园是处理朝政的,清漪园、 静明园是闲暇时游玩的。香山的静宜园,乾隆帝没有讲,但是它的功能与清漪园、静明园却 属于同一类型,所以,这三座园林被称为“三山”,由同一大臣管理。从康熙帝开始的六朝帝 后,都是在充满诗情画意的皇家园林中度过他们安富尊荣的岁月的。

咸丰十年1860年)八月,英法联军近逼北京,咸丰帝带领皇后、妃嫔、子女和一些贵 族、官僚逃往热河。九月,英法联军占领圆明园,在对圆明园进行疯狂抢劫之后,又野蛮地纵火焚烧。于是,被欧洲人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以及附近的杨春、清漪、静明、静宜 等皇家园林都成为一片废墟。

咸丰十年七月,咸丰帝病逝于避暑山庄,六岁的载淳继承皇位,这就是同治帝。九月, 慈禧太后从避署山庄回到北京,在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贵族、官僚和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发 动政变,从载垣、端华、肃顺等赞襄政务王大臣手中夺取政权,以垂帘听政的名义登上了最 高统治者的宝座。由于《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外关系得到缓和,但太平天国、捻军以及苗 民、回民起义却仍势若燎原,使清政府穷于应付,根本没有力量去修复已被焚毁的皇家园林, 不得不住在被他们称为“红墙黄瓦黑阴沟”的紫禁城里。

同治七年1868年)八月,慈禧太后通过心腹太监安德海授意善于逢迎的御史德泰代递 内务府库守贵祥所拟筹款章程,“请于京外按户、按亩、按村鱗次收捐”[⑥]。而当时的形势是 “军事甫定,防务尚殷,国帑竭于上,民生蹙于下”[⑦]。大兴土木,必然加重人民的负担,激起 人民的反抗,使清王朝的统治出现危机。在统治集团内部就遭到竭力的反对。恭亲王奕訢以 侈端将启,请旨切责德泰丧心病狂,著即革职;贵祥革去库守,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⑧]

同治十二年正月,同治帝亲政。这年八月,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同治帝以奉养慈樁、慈 安两宫太后为借口,下诏修治圆明园。这次,奕訢屈服于慈禧的压力,不仅没有反对,而且带 头报效工银2万两。但是,大臣沈淮、游百川、李文田等纷纷上疏,请求缓修。不久,打着圆明 园工程监督旗号招摇撞骗的李光昭因购买法国商人的木材,没有按合同交付货款引起了诉讼;报 销时,又将价值5万余两的木材谎报为30余万两。法国领事照会天津海关道,要求将李光昭及 所购木材一并扣留。李鸿章将此事上奏朝廷,称其貽笑取侮。御史陈彝也上疏弹劾。奉旨交吏部 议处,李光昭被判处斩监候。反对修复圆明园的呼声更加高涨,加以“物力艰难,经费支绌”[⑨]“人心涣散”[⑩],在这种情况下,同治帝不得不宣布停止修治圆明园,改修西苑(一称三海,即北 海、中海、南海)。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同治帝病死,西苑工程也被迫停工。

同治帝死后,慈禧太后选择咸丰帝的同父异母弟、她的妹夫醇亲王奕的年仅四岁的儿子载湉为皇位继承人,这就是光绪帝。由于光绪帝年幼,两宫太后又一次垂帘听政。光绪七年三月,慈安太后病逝,光绪十年,慈禧太后以奕訢在中法战争中“因循委靡,决难振作”为借口,免去他的切职务,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和等4位军机大臣也全部罢免。令礼亲王世铎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庆郡王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结束了北京 政变以来“办夷之臣即秉政之臣”[11]的局面,世铎、奕劻才具平庸,唯慈禧之命是听,慈禧的权 力得到进一步加强。光绪十一年四月,西苑工程再次开工。

光绪十一年九月,成立海军衙门,派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庆郡王奕劻、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光绪十二年六月,光绪帝已经十五岁,慈禧太后谕令: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亲政典礼。经光绪帝、奕世铎等王大臣再三请求,慈禧才表示同意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为了使太后归政后有一个颐养天年的地方,并为光绪二十年慈禧的六十大寿兴建一座举行庆典的场所,决定修葺清漪园。清漪园的大报恩延寿寺,是乾隆十五年(1750年)为乾隆帝的生母孝 圣宪皇后六旬庆典而兴建的。此后,又在这里举行孝圣宪皇后的七旬和八旬庆典。清漪园的面积虽 然不如圆明园,但是,它是在真山真水的基础上建造起来的,它的自然风光在北京的皇家园林中可 以说是独一无二。乾隆帝在《昆明湖泛舟》诗中说“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清漪园在乾隆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想见。但是,修葺清漪园并不像修西苑那样简单,因为西苑的建筑未被焚毁,清漪园则已成一片废墟。如果修复清漪园。不仅经费难于筹措。而且在民穷财尽之时大兴土木,必然会像同治年间修圆明园一样遭到激烈的反对。于是,慈禧太后利用人们要求创办海军,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愿望,以办海军之名,行修清漪园之实。光绪十二年八月,奕奏请恢复昆明湖水操。九月初十日,翁同和在日记中写道:“海军衙门会神机营奏,在昆明湖试小轮船,复乾隆水师之旧。”[12]乾隆年间,曾在昆明湖“设战船,仿福建、广东巡洋之制,命闽省千把教演”。“每逢伏日,香山健锐营弁兵于湖内按期水操”[13]。但是,昆明湖比较不爽练水师的地方,不久就陆续裁撤。此时,居然要在昆明湖练海军,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其实,“复乾隆水师之旧”,只不过是为修清漪园打掩护而已。因为,恢复昆明湖水操,就可以“恭备太后阅看水操”为名,修葺清漪园的各处建筑。正如奕所说:“今日万寿山恭备皇太后阅看水操各处,即异日大庆之年皇帝躬率群臣祝嘏胪欢之地。”[14]因此,水操恢复之日,也就是清漪园工程开始之时。再过两个月,事情的真相就更清楚了。

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翁同和在日记中写道:“庆邸(奕劻)晤朴庵(奕),深谈时局。嘱其转告吾辈,当谅其苦衷。盖以昆明易勃海[15],万寿山代替了避暑山庄。它清楚地告诉我们,清漪园工程在统治集团的某些人中已经不是秘密了。

为了掩人耳目,又设水师学堂于昆明湖。水师学堂,又称水操内学堂和水操外学堂(原地在今颐和园耕织图景区内)。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午到,水操内学堂开学。这一天的未刻。主持水操内学堂开学典礼的官员又主持了为慈禧六旬庆典而兴建的排云殿的上梁仪式。当光绪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清漪园工程公开并将清漪园改名颐和园的时候,颐和园的许多工程,如东宫门、勤政殿(仁寿殿)、玉澜堂、乐寿堂、长廊以及南湖岛、东堤、西堤上的许多建筑都以及开工甚至完成了。

在光绪十一年至二十年间,北京有两大皇家园林工程,一个是清漪园,一个是西苑(三海)。清漪园由海军衙门“分放”,西苑工程有时经费困难,也请海军衙门“垫放”。分放不需归款,垫放则需筹还。光绪十二年五月四日,奉宸园因承修西苑工程款不敷用,奏准于海军衙门发放英商汇丰银行生息船款内暂提30万两以济急需,同时札行粤海关监督于前次派等100万两内拨还清款。但是,海军衙门曾与汇丰银行议定,如一月内取回1万两以上者须先1个月通知。而西苑工程急于用款,于是,经慈禧太后批准,由海军衙门存款内先形匀借30万两交奉宸苑承领。光绪十二年六月初二日,海军衙门在奏片中说:“借拨奉宸苑修工银三十万两,先由海军衙门垫发。”[16]与此同时,海军衙门就抄录批文和原片,咨形奉宸苑、户部查照,并札行粤海关监督“迅即照数筹拨解赴本衙门归款,勿稍迟延”[17].可见,清漪园经费和西苑经费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从现有的材料看,颐和园的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

(1)从海军经费中拨给。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六日。奕劻在奏片中说:“颐和园自开工以来,每岁暂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拨给工程处应用。”[18]

(2)海军巨款息银。海军衙门成立后,是奕等感到困扰的一个问题,就是海军经费历年拖欠,进出多有不敷。颐和园工程又给海军衙门增加了负担。为了备海军要需,同时也为了颐和园的修建,奕想出了一个主意“筹一大笔银款,存诸北洋生息。本银专备购舰设防一切要务,其余平捐输二款,另款存储,专备工作之需”[19]。光绪十四年冬,奕将这一想法函告李鸿章,要他转商两江、两广、湖广、四川、江苏、湖北、江西各督抚量力认筹,不久,各督抚先后电复:广东认筹银100万两,两江认筹银70万两,湖北认筹银40万两,四川认筹银20万两,江西认筹银10万两,认隶认筹银20万两,共银260万两。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海军巨款”。这260万两白银,自光绪十五年二月起至光绪十八年五月止,陆续解往天津,汇存生息。“所得息银,专归工用”[20].

(3)海防新捐垫款,海防娟的开设,始于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期间。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段决口,改为河工捐。光绪十五年,海军衙门因筹款紧要,奏准将河工捐停止,仍改为海防捐,这就是新海防捐,光绪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总理海军事物奕劻等在奏片中说:“(颐和园)每年拨工之款原属无多,各省认筹银两,亦非一时所能解齐。钦工紧要,需款益急。思维至再,只有腾挪新捐,暂作权宜之计。所有工程用款,即由新海防捐输工暂行挪垫,一俟津存生息集有成数,陆续提解臣衙门分别归款。”[21]这一经费来源,不同于海军经费拨款和海军巨款息银,这是“挪垫”,是要用存津生息的海军巨款息银陆续提解归款的。

尽管这三项经费的具体数目,目前由于缺乏确切的资料,难以统计,但颐和园的修建经费,仍然可以得其大概。

根据档案记载,乾隆帝修建清漪园,历时15年,共用银四百四十万二千八百五十一两九钱五分三厘[22].颐和园的修建经费,虽然没有像清漪园那样的完整的记录,但是,根据样式雷家藏资料,颐和园56项工程,共用银三百一十六万六千六百九十九两八钱三分三厘。这56项工程,占颐和园工程总数的一半以上,由此推算,颐和园修建经费当在五、六百万两之间,过去流传的2千万两、3千万两、5千万两、6千万两、8千万两诸说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

颐和园工程始于光绪十二年海军衙门成立之后,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光绪二十一年裁撤海军衙门,颐和园工程也随之停止。颐和园工程,可以说是海军衙门相终始。既然颐和园工程由海军衙门承修,修建经费由海军衙门分放,就不能说颐和园与海军无关。在颐和园“门柵内外皆大张海军衙门告示”,也就不值得惊讶了。

(作者王道成中国人民大学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邮编100872)

(责任编辑王澈)

《历史档案》2007年第3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0-41页。

[] 《清史稿》卷218,《多尔衮传》。

[] 《日下旧闻考》卷74,84.

[]胤禛《圆明园记》,《日下旧闻考》卷80.

[] “三山”,原指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宜园:“五园”,原指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以及乾隆三十三年(1767年)以后与上述三园同属圆明园总管大臣管理的熙春园和春熙院。嘉庆七年(1802年),道光二年(1822年),春熙院和熙春园分别赐给了庄静固伦公主和惇亲王绵恺,于是,圆明园由五园变为三园,今人称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为三山,称圆明园(含长春园、绮春园)、畅春园、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为五园。

[] 《清穆宗实录》卷240,同治七年八月已巳。

[] 《清穆宗实录》卷240,同治七年八月已巳。

[] 《清穆宗实录》卷240,同治七年八月已巳。

[] 《清穆宗实录》卷369,同治十三年七月己巳。

[] 《翁同和日记》,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11]奕惇《上皇太后皇室密折》,同治十年正月二十六日,转引自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正中书局1953年版,第122页。

[12] 《翁同和日记》,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13] 《日下旧闻考》卷74,84.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下简称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海军衙门奏。

[15] 《翁同和日记》,同治十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光绪十二年九月初十日,光绪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16]一史馆藏醇亲王府档案,转引自《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682页。

[17]一史馆藏醇亲王府档案,转引自《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682页。

[18] 《总理海军事务奕惇等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141页。

[1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下简称一史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十五日海军衙门奏。

[20] 《总理海军事务奕惇等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141页。

[21] 《总理海军事务奕惇等片》,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三),第141页。

[22]一史馆藏内务府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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