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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考古学研究的几点思考——《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序
来源:中华古籍网 作者:霍巍 王煜 点击数:44 更新时间:2018-6-7

转引自中华古籍网http://www.guji.cn/web/c_00000008/d_17798.htm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嗜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题记

2015年5月16—18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召开了“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坛(第一届)”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的规模不大,来自国内重要研究机构的约20名学者进行了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都非常年轻,基本上都是80后,甚至还有个别90后。我们感觉这可能是预示着未来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部分重要力量和研究趋势。因此,我们将会议论文编辑出版,以便学界更为广泛地了解到这些信息,也以此来检验会议的成果。

“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

“历史时期考古学”是学界公认的中国考古学分支中的一个概念,一般指对战国秦汉以来的考古遗存的发掘和研究,有的单位又以其时代的高潮和命名的习惯而略称为“汉唐考古”或“汉唐宋元考古”,也约定俗成地称之为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后段”。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划分呢?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两个:第一,从战国开始,中国进入了有比较完整和丰富的文献记载的时代,官方的记录、私家的著述都十分丰富,时代愈晚,这一情况愈为突出。因此,进入这一时期之后的考古学研究,在客观条件上就有了另一支重要的辅助资源,那就是文献记载,这与之前时代所能提供的材料组成有了很大不同。而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和史学思维,也在主观上吸引着以实物遗存为出发的研究,在更为深入和广阔的背景中与史学进行有机而紧密的结合,去探讨古代历史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一阶段的考古学与以文献材料为基础的狭义的历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秦汉以来,中国历史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趋势自战国时代而来,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中间虽也经历过多次的分裂时代,但没有改变这一时期的主体历史形态和意识形态。这与文明时代开始之前的形态是截然不同的,与文明时代萌芽和开始以来的古城、古国、方国的形态也是大有区别的。所以,在中国考古学中划分出“历史时期考古学”这一阶段是有其客观依据和事实基础的。

长期以来,历史时期考古学在整个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恐怕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包括现代考古学的所有现代学科体系是近代西方的舶来品,其中必然体现着西方的学术传统和治学旨趣。在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欧洲,考古学要解决的主要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三大问题。当然并不是说当时欧洲的考古学研究不关注希腊、罗马及后来历史阶段的材料和问题,但这些显然不是欧洲考古学的主要阵地,甚至更多的关注来自艺术史的学者。美洲、澳洲等自不待言,它们面对的主要是史前人类的遗存,它们的考古学基本就是史前考古学。这些先天的“基因”不可能不遗传到中国考古学当中。第二,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之时,正值近代中国落后、屈辱的时期,考古学就自然承担起建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任务。因此,中国考古学一开始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寻求中国人类繁衍不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明连接不断的证明。北京猿人、仰韶文化、殷墟便是其集中代表,虽然前两者的发现者还是西方人,但这样的背景无疑是当时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再加上与“古史辨”运动的结合,重构中国的早期历史就成了当时考古学的大任务,而历史时期考古学显然对这一任务总体上不会有太大的贡献。第三,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中国史学的主流都在围绕着一系列宏观的历史问题进行讨论,主要是古史分期、政治史、制度史等问题。比如汉代,主要是研究当时中央与地方、王国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官僚体系的组织,选举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以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再如唐代,主要问题是政治上的三省六部制,军事上的府兵制、募兵制,经济上的租庸调制和税法改革,选举上的科举制度等。在这些方面考古学显然不能够大显身手。

当然,这里只是就其总体比重而言,并不是说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缺乏重大的贡献,反而,面对着丰富和多样的材料,老一辈的考古学家们如夏鼐、宿白等先生及其后继者们,就取得了十分精彩和重大的研究成果与杰出的成就。

现在,总体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中国考古学将继续寻求从西方考古学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但无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走向。中国考古学既拥有世界上为丰富的古代遗存材料,又独立发展了几十年,似乎可以不再以西方考古学为标杆来构建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和推进我们自己的学术旨趣。而在这些丰富的考古遗存中,属于历史时期的部分,在数量上、种类上都是十分突出的,可以展开的问题也十分深入和宽广。历史时期考古学完全有理由上升为中国考古学中为重要和有空间的领域之一,与史前考古、三代考古一起作为鼎足,支撑起整个中国考古学大厦。第二,虽然证明中国文明源远流长、连绵不断的责任,不论在民族的屈辱期,还是复兴期,都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的题中之义,但是中国考古学显然已经具有了更多的问题域,学术问题更加多元化。即便是在构建民族自信心的重大课题研究中,汉唐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巅峰时期,从考古材料方面来构建汉唐文明之博大深远,恐怕也是今后值得考虑的问题。第三,当前整个史学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主流从以往比较宏大的政治史、制度史方面向以往不太关注的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等方面扩展。关心社会上一般人的活动、观念等问题,在这些方面考古材料将会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如从城址的分布和变迁以及城内建筑的变化中观察当时城市功能和区域的转变,从墓葬内的图像考察当时人对死后世界的观念以及愿望,从石窟、造像碑等材料看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宗教信仰活动和内容等。而这些都属于更加精细和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满足于浅尝辄止,则需要联系其他材料,尤其是历史文献来进行综合研究,历史时期考古的优势便会得到更大地发挥。这个时候考古学就不仅是一个缝补匠了,它将作为一支主要力量甚至在某些领域中担任主角,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美术史、宗教史、民族史等一起构建那些更加细腻、更加生动、更加精彩的历史叙事。

那么,本文集为何要题作“历史考古学”而不是“历史时期考古学”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一时代有这样的需要,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愿。那就是上述这种以考古材料为基础,紧密结合历史文献,并广泛联系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学术取向,不应该只局限于自己设定的这一时期之中。比如从古文字、出土文献等考察历史问题的研究就自然与我们旨趣相投,我们也十分欢迎史前考古、三代考古领域中以历史和历史中的人为取向和终归宿的研究。这从我们编辑的文集中便可明显看出我们的态度。所以,历史考古学虽然主要以历史时期考古学为阵地,但它并不是一种时代的划分,而是一种研究的取向,或可称为“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

历史考古学的几点展望

对于历史考古学未来的展望,由于现代学术研究的多元化,我们不想以自己有限的眼光去展望它无限的未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未来必定是由大家的努力共同创造的。其实,本文集收录的全部是该领域内青年学者的论文,而且我们在征集稿件时并没有作任何指示性的规定,它们体现的完全是这些学者自由的选题和自主的取向。因此,该文集本身就体现了历史考古学未来的一些可能的发展趋势。

第一,未来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在方法上将更加多元和深入。文集中收录的所有文章,绝大多数都没有单一地使用某种特定的方法。如类型学的研究,也是将其作为梳理基础材料,并在其上提出问题的手段,重点还要结合其他材料来讨论历史问题。其实,这种现象是与历史考古研究的取向从归纳向阐释转变这一大潮流有关的。类型学是一种归纳法,适用于对大量原始材料的处理,以建立基础的时空框架。但在这一时空框架已经总体上建立的今天,不少关注点将转向对材料自身的问题和其引发的历史问题进行探讨的方面,这种探讨往往是阐释性的,要阐释它的动因和背景。这就需要方法和结论上更加的多元化。

第二,未来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将不再是考古学者独有的领地,越来越多的相关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科的学者将参与到对考古材料的解读中,一方面为考古学带来新的血液,另一方面也反过来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历史考古学将与其他历史学科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破界”。

第三,未来的历史考古学研究,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与历史学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考古研究除了要探讨遗存本身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问题外,更多地还要从遗存的这些内容及其发展变化出发,去探讨相关的历史背景及历史问题。从历史文献材料的使用来看,这是本文集中所有论文的共性,都表现出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来共同讨论问题的旨趣,而且越往后段走,这一趋势就越为明显,且多成系统地与文献材料进行结合研究。

第四,墓葬图像的研究,以往虽也有较多关注,但大多还是处于分类、名物考定、内容解读等基础研究层面。由于与美术史研究的结合,将来的历史考古学中,图像研究将大有可为。图像研究也将从基础研究层面,深入到研究当时人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世界的领域,也将去研究当时人对图像的制作和理解、知识与技术及其在社会上的传播等崭新的领域。现代史学强调研究一般人的思想、知识和信仰,而考古所见的大量图像材料恰恰能反映这一方面,文集收录的一些文章实际上已经体现了这一趋势。

第五,宗教遗存的研究从来都是历史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点。

第六,对边疆民族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是历史考古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不但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而日益突出,也随着新时代学者语言能力、对外交流的加强而逐渐深化。

总结起来,这些青年学者的文章反映出的研究取向和趋势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方面是问题和方法的多元化,广泛结合政治史、思想史、美术史、宗教史、社会生活史、民族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视角提出和讨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向历史学的“回归”,即从考古材料出发,联系文献材料与其他相关材料,终提出和讨论历史问题。这是我们从这本文集中强烈感受到的信息。

(本文选自《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序,有较大删节)(《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9月出版,定价:1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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