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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古籍整理卅五年
来源:中国出版史研究 作者:高嘏伟 点击数:420 更新时间:2018-5-22

转引自中国出版史研究公众号


【摘要】古籍整理出版是出版界与学术界共同的事业,古籍整理项目的实施与古籍整理出版队伍的充实离不开整理、研究、出版等专业人才的培养。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作为古籍人才培养的重要机构,自1983 年成立至今,艰苦创业、取得丰硕成果的三十五年历程,值得认真总结。本文试对高校古委会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从科研与教学机构建设、项目开展、人才培养等方面总结了古委会的工作成果与经验,并对未来工作进行展望,以期对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历史研究和当前发展有所借鉴。

【关键词】古委会 古籍整理 古典文献专业 项目 人才培养

从1983 年至2017 年,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委会)艰苦创业、取得丰硕成果的三十五年。

这三十五年高校的古籍整理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古籍整理工作的继续;高校古委会三十五年来在整理古籍、研究古籍、培养后继人才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自1949 年至1982 年的那三十三年;这三十五年高校古委会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这里面凝聚着占全国古籍整理人才80%的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学者的心血与辛劳,凝聚着全国80 余家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心)、5 家古典文献专业的负责人和古委会40 名委员的心血与辛劳,也凝聚着作为组织、协调的中枢机构的高校古委会及它的秘书处人员的心血与辛劳。同时,也与全国各古籍出版社的支持、帮助和鼓励密不可分。

一、历史的简短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和价值予以极大的注意。毛泽东主席在研读马列经典著作的同时,研读了“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并要求高级干部认真阅读,从中取得治理国家的借鉴。五十年代后期,周恩来总理亲自布置有关部门组织专家点校《二十四史》与《资治通鉴》,并于1958 年建立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配合当时全国的科学规划制订有关古籍整理的出版规划。也是在这一年,为加强人文社科领域的基础研究,使古籍整理事业后继有人,中央委托当时的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高教部长杨秀峰,在高等学校建立中国古典文献系科。在郭沫若、翦伯赞、魏建功、吴晗、邓拓、金灿然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1959 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中国古典文献专业,并招收了第一班学生。1966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二十四史”的点校和北京大学的古典文献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72 年由于中央的指示,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恢复招生,同年年底“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也得到恢复。

1978 年教育部在武汉召开全国高校文科工作会议,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为当时全国唯一的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的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专业面过窄,社会需要量小,与现实联系不紧密,而被取消。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教师通过正常途径反映,希望重视古籍整理工作,保留这一专业,以便培养后继人才,却一直未能得到解决。延至1981 年5 月,这个专业全体教师联名给陈云同志写信,反映当时古籍整理工作的严重状况,希望重视这一工作。7 月陈云同志派秘书到北京大学召开座谈会,转达了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视并进一步听取意见。9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古籍整理工作,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1981]37 号文件),专门对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对古文献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做了部署,强调“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指出“需要有一个几十年陆续不断的领导班子,保持连续的核心力量”,“可以依托于高等学校。有基础、有条件的某些大学,可以成立古籍研究所。有的大学文科中的古籍专业(如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献专业)要适当扩大规模”。几乎与此同时,台湾的学者鉴于当时台湾的社会情况,提出了整理古籍、了解中华传统文化“将使年轻人寻到中华民族的根”。1982 年初,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恢复工作,制订了1982 年至1990 年古籍整理出版的九年规划。而人才培养工作和全国高等院校的古籍整理工作,则决定由教育部主持。1983 年2 月,教育部召开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研究高校整理研究古籍与人才培养规划及古籍整理研究机构的设置。为贯彻中央指示,抓好全国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1983 年9 月教育部党组根据中共中央37 号文件的指示精神,批准建立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建立。高校古委会的主要工作任务是:1.接受教育部的委托,负责组织、协调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包括重点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的规划、审定和项目进展工作的检查、指导;人才培养工作(包括古典文献专业本科生、各研究所的研究生及研讨班)的协调;队伍的组织和研究机构的建设。2.为高校开展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包括必要的图书资料、设备及出版印刷等。3.负责财政部划拨的高校古籍专款的分配与使用,并检查使用情况。高校古委会设秘书处处理日常工作,办公地点在北京大学。秘书处下设办公室、古籍情报研究中心和刊物编辑部,工作人员由北京大学教师兼任。古委会下设三个业务工作小组,即科研项目评审工作小组、人才培养工作小组和对外交流工作小组,均由高校教师组成。从此,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走上了有领导、有组织、出人才、出成果的发展道路。

二、卅五年工作与现状

全同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三十五年来的基本状况和主要成绩。

(一)科研机构与教学机构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高校系统陆续建立了一批古籍整理的科研与教学机构,其中由高校古委会直接联系的有19 个研究所、2 个研究中心、1 个研究室和5 个古典文献专业,共27 家。这些机构,如综合大学中的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原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山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浙江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师范院校中的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一个研究室是南开大学地方文献研究室。后来又加入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研究所。古典文献专业,则在北京大学之外,增设了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三处。后来,陕西师范大学也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并加入了古委会直接联系机构。此外,各省市所属院校和部分教育部直属院校也陆续建立了一批研究所、室,如华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吉林师范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江西大学(今南昌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西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厦门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目前,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专兼职科研、教学人员有3 000 余人,其中,教授、副教授2 000 余人,约占四分之三,博士生导师近千人。

这批科研、教学机构有其共同特点:一是自成系统,即都在高校范围之内,科研经费与人才培养补贴经费均由古委会提供,学术活动互助联系,各机构都在脚踏实地地从事科研与教学工作,在教学、资料乃至人力上常是彼此支持,互相协作;二是有实力,高校的古籍整理工作者在数量上约占全国古籍整理人员的百分之八十,其中有很多学有专长的学者;三是大多数研究机构已形成研究方向和学术特色。如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分别进行《全宋诗》《全宋文》《全明诗》《两汉全书》《全唐五代诗》的编纂工作,已各自形成相应朝代的文史资料基地与研究特色;吉林师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多年从事《长白丛书》的编纂,已出版四十余册,逐步形成了吉林地方史料的资料中心与研究特色;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两个研究所因为承担《全元文》《清文海》的编纂,形成了在元、清两代文史资料收集与研究上的优势。

(二)科研项目与成果

高校古委会的科研规划有个形成过程。早在1983 年的2 月和10 月,教育部高教一司和古委会两次邀请有关专家到北京制订规划,但制订出的规划都不尽如人意。于是改变方式,暂不制订规划,而是在1983 年四季度要求各高校自报拟进行项目和正在进行的项目,1984 年便由古委会秘书处从中筛选若干重点项目予以资助。考虑到古委会秘书处人员的人手与学力有限,于1985 年设立了古委会科研项目专家评审工作小组,作为科研项目的评审机构,由各单位学术带头人申报,每年评审一次,根据项目本身的学术意义和各研究机构及承担人的学术力量与水平,并考虑到可行性,从各校报来的项目中选择重点,逐年积累,至1986 年已初具规模,形成了高校古委会规划的基础。后来经过不断补充,已形成古委会科研规划的格局。高校古委会将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的规划管理作为工作重点之一,陆续制定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的“七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古委会认真规划,并努力组织实施。古委会的科研项目分直接资助的重点项目、一般项目和间接资助的项目三种类别。1985 年至2017 年,古委会共评出直接资助项目1413项,另外还有大量的间接资助项目,合计约5 000 余项。

第一类是高校古委会资助的重点项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

1.大型断代诗文总汇:有重大科研项目十项,即学术界所说的“九全一海”:《两汉全书》(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持)、《魏晋全书》(东北师大古籍整理研究所主持)、《全唐五代诗》(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与河南大学、苏州大学合作主持)、《全宋诗》(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主持)、《全宋文》(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持)、《全元戏曲》(中山大学主持)、《全元文》(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持)、《全明诗》(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持)、《全明文》(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持)、《清文海》(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持)。这种按中国历史朝代编纂下来的断代诗文总集,为研究各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起到了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真正具有填补学术研究空白的意义。十个大项目中,规模大的有一亿多字,小的也有上千万字。其中,《全宋诗》72 册已于1998 年全部出版,荣获第二届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中国图书奖特等奖;《全宋文》360 册,已全部完成,并于2006 年出版,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全元戏曲》12 册已全部出版;《全元文》61 册已于2007 年出齐,并荣获2006 年第四届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两汉全书》36 册,已于2009 年完成并出版;《魏晋全书》4 册,于2008年出版;《全唐五代诗》初盛唐部分11 册,于2014 年出版;《全明诗》亦已出版3 册。

2.海外汉籍复制工程:根据陈云同志指示和中央文件中要求的关于“散失在国外的古籍资料,也要通过各种办法争取弄回来,或复制回来,同时要有系统地翻印一批孤本、善本”的指示精神,古委会经过艰苦努力与细致工作,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于1997 年12 月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签订协议,合作复制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元版中国古籍144 种。目前高校古委会已获得日方提供的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古籍143 种,于2001 年底由线装书局出版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第一辑(14 种30 函,156 册),2003 年出版了第二辑(7 种16 函75 册)。该线装版在国内外引起广泛而良好的影响。之后,又于2013 年精选143 种中的66 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选刊》170 册。该项目是古委会着力抓的海外汉籍复制工程最早见成果的一种,其余如《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宋元本汉籍选刊》《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宋元本汉籍选刊》《美国图书馆藏宋元版汉籍图录》等项目也都已完成出版。古委会今后将继续做好海外汉籍的复制工作。

3.文史哲大家集及其他:如《楚辞学文库》《陶渊明集编年笺注》《李白全集编年笺注》《杜甫全集校注》《顾炎武全集》《白居易集校证》《韩愈集校注》《苏轼全集校注》《朱子全书》《明清时期台湾诗词全编》《清名家诗丛刊初集》《清诗纪事》《全粤诗》等均已出版。

4.语言文字文献整理与研究:如《甲骨刻辞类纂》《商周铜器铭文汇释》《两周铜器铭文研究》《故训汇纂》《尔雅诂林》《郭店楚简研究》等均已出版,目前正在编纂大型项目《古音汇纂》。

5.资料丛编与研究:如《敦煌文献合集》《全唐五代笔记》《中国历代登科录》《拓片史料发掘整理》《清人别集总目》(获第三届全国古籍图书一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石刻中的唐人资料汇编》《登科记考补正》《古本戏曲剧目提要》《台湾文献汇刊》《澳门历史文化汉文资料全编》等。

6.其他基础文献整理项目:如《文献通考》《全明杂剧》《稀见明代戏曲整理与研究》等。

7.大型古籍研究项目:古委会直接组织20 余家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编纂大型的《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发动全国高等院校中的学者提供较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编纂出版。已出版第一辑九种:《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慧琳〈一切经音义〉研究》《〈旧唐书〉辨正》《〈越绝书〉研究》《唐代〈老子〉诠释文献研究》《汉唐〈史记〉研究论稿》《欧阳修学术研究》《敦煌密教文献论稿》;第二辑九种、第三辑十种,第四辑正在陆续出版之中。

8.电子版古籍基本文库及图书馆古籍数字化工程:如《中国基本古籍库》(已出版,收录古籍1 万余种,约20 亿字,图像2 000 万页,内容总量相当于3 部《四库全书》,是目前收书最多而又方便电脑检索的重要成果)、《北大图书馆善本数据库》《宋代文化研究信息资料库》等。

第二类是高校古委会资助的一般项目。有约2 000 余项。如《杨龟山全集》《逸周书集注》《中华野史丛编》《东北宗谱选编》《隋书新注》《〈经典释文〉电脑处理系统》《全汉字字族表(电脑处理)》。

第三类是各研究所、各地方所属院校自己的重点项目。约2 000 余项,如华南师范大学等校编纂的《岭南丛书》,西北师范大学编纂的《陇右丛书》,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等整理的《豫章丛书》等。

这批规划项目,取得了成果,也提供了经验。经验主要有五条。一是坚持正确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排除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复古主义的干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如编写《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是贯彻党中央和陈云同志关于古籍要今译、让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古书的指示,目的在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事实证明也取得了这样的效果,目前该书已印刷75 000 套,台湾锦绣出版集团买去海外版权,印刷发行6 000 套;江苏凤凰出版社又于2011 年将该丛书修订再版,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又如1989 年底开始的《近现代中国国情丛书》意在古为今用,用历史教育青年,使青少年正确了解近现代的中国,从而认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二是规划的构成与组织,采取分层次、有重点的办法。在各单位自报基础上,古委会有一专家评审小组评议、统筹。规划项目的形成既有广泛的群众性,又经专家把关有重点。实施中,尊重、信任项目负责人,同时又有检查督促,工作着力在具体抓重点项目出成果。三是依靠研究机构,使科研项目的开展与队伍建设、研究机构的发展结合。在队伍建设中,注重扶持中年学术带头人,以保证项目与事业的连续性。四是注意普及与提高两个方面。既有学术价值高的研究项目,又有向人民群众普及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项目。五是整理与研究结合。整理即有研究,但还不是研究的全部。整理要充分吸收研究的成果,如袁行霈先生主持的《陶渊明集编年笺注》、陈华先生主持的《海国图志》,既汇集、吸收了前人的资料与研究成果,又熔铸了主编自己多年研究的心得。

(三)人才培养

古委会建立之后,秘书处曾多次派人到四个专业和各研究所调查了解人才培养情况,召开师生座谈会探讨培养规格和课程设置,旁听本科生的课,参加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在此基础上,古委会于1984 年10 月、1985 年12 月和1989 年10 月召开了三次人才培养工作会议,研究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培养规格、课程设置、外语要求及如何办好研讨班等问题。经过几年的工作,古籍整理的人才培养工作已初具格局。

目前,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人才培养工作分为两个渠道、三个层次。

两个渠道,一是通过整理和研究的实践培养学术接班人,围绕若干个科研项目的开展带出若干个有特色的学术群体,而每一个学术群体都主要集中在一个研究机构中,如北京大学古文献所编纂《全宋诗》、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全宋文》,这两个研究所的人员在参加这两个项目工作中,逐步形成宋代文化研究的学术群体,并能培养出少数的为海内外公认的具有真才实学的专家。二是通过学校的教学培养人才。

三个层次,是指通过学校的教学培养人才分为本科生、研究生和研讨班三个不同层次。

本科生由古典文献专业培养。共五个单位,即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浙江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古典文献专业和陕西师范大学古典文献专业。截至2017 年12 月,三十五年来共招收本科生2 494人,已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有2 000 余人,目前还在学校学习的有数百人。本科生的培养工作有四个特点。一是有明确的培养规格。古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要求学生基本功扎实、知识面宽广;古文献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学生必须具有实际动手能力;而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精华与糟粕并存,学生又必须具有坚实的理论素养和较高的鉴别精华与糟粕的能力。因此,在培养规格上,要求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生在毕业的时候,除了与其他专业的学生一样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之外,还应该具有较好的理论素质、广博的文史哲基础知识、阅读古书与整理古籍的基本能力、准确地反映整理与研究成果的文字表达能力。学生对这四个方面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应该融会贯通。这种明确的培养规格,是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在多年教学实践中形成的,也充分体现了古典文献专业的特色。二是建立起科学的、系统的课程体系。为了实现上述培养规格,四个专业的课程设置都经过精心的安排,反复征询过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意见。课程除政治理论、外语等文科共同课程外,主要包括:1.汉语言文字方面的基本知识,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2.古代历史文化知识,如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化史;3.古籍整理的基本知识与技能训练,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古籍整理实习、电子计算机应用;4.理论修养与情报信息,如专业理论课、现状研究课、海外汉学现状课;5.专书选读,如《论语》《孟子》《荀子》《诗经》《楚辞》《左传》《史记》。此外还有若干选修课。三是摸索出一套教学方法。其中主要的有:1.强调基础:除古汉语、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等专业基础课外,要求学生整本通读先秦两汉古籍并提倡重点背诵默写;2.注重实践:既注重整理古籍的实践,又注重历史文化遗存的实地考察,学生在三、四年级参加古籍整理实习,校点或译注古籍,在三年级末在教师带领下去敦煌、西安、洛阳、开封及天一阁、嘉业堂考察、实习。3.请校内外学有专长的学者到专业来讲学,增广学生视野,开阔学生思路。四是形成严谨踏实的学风。上述课程设置与教学要求,使学生入学后就受到严格的训练,逐步形成了注重理论修养、注重实学、不尚浮夸的学风。由于本科生培养规格明确、课程设置合理、教学方法对路、学习风气端正,近年大部分毕业生基本功较为扎实,知识面较为宽广,适应能力亦较强。他们当中有相当一批人考取了文、史、哲、经、法、科技史、中医药等专业的研究生,除在对口单位工作的之外,在报刊、广播、电视、文化、宣传、旅游、海关等岗位上工作的毕业生也能愉快胜任。

研究生的培养主要由各研究机构承担。三十五年来,已招收硕士学位研究生6 000 人,博士学位研究生1 777 人。其中已经毕业走上工作岗位的,硕士生5 500 余人,博士生1 500余人。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有两个特点:一是培养规格要求在具备本科生应有的知识、能力基础上,做到初步兼通文史,并有一门专长,能够独立从事一般古籍的整理,独立进行学术研究;二是在做法上,有的让研究生随从导师,继承其学术专长,有的是让研究生参加大型科研项目,从中锻炼成长。前者如章培恒先生的几位研究生着力在明代文化的探讨,黄永年先生的多位研究生致力于唐代文史与典籍的剖析。后者如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主编《全宋诗》,招收了一个研究生班,十名研究生边学习边参加《全宋诗》的整理编纂,在实践中成长。四川大学、复旦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也在编纂《全宋文》《全明诗》工作中得到锻炼和提高。目前,各研究所自1983 年以后培养出来的研究生,已有一大批人升为教授、研究员或编审,其中有的在学术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成为知名学者。

研讨班根据需要不定期举办,时间可长可短。有的不叫研讨班,而称作讲习班、培训班、短训班。自1983 年以来,受古委会委托,各单位已办了12 个研讨班。其中有专题性的,如吉林大学于省吾先生主办的古文字学讲习班,杭州大学姜亮夫、蒋礼鸿先生主办的敦煌学讲习班;有综合性的,如四川大学杨明照先生主办的古籍整理讲习班,华中师范大学张舜徽先生主办的历史文献讲习班。1985 年古委会又主办了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承办的古籍整理讲习班。1987 年北京大学古文献所与江西高校在庐山合办了“白鹿洞传统文化研讨班”,与深圳大学国学所合办了传统文化研讨班,1989 年和1990 年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委托主办了两期“中医古籍研讨班”,1990 年9 月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与中文系合办了为期一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研讨班。这些研讨班,几年来为高校、为各古籍出版社,为图书文博系统,培训了四五百名在职工作人员,为提高在职人员的业务水平,为广泛地培养古籍整理人才做出了努力。

以上三个层次培养出来的古籍整理人才,一般分配(或回到)各古籍整理研究机构、教学单位、图书文博系统、出版社及与古籍整理研究有关的文化教育部门工作,缓解了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初期那种古籍整理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状况。

为了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鼓励古典文献学科的本科生、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高校古委会设立了“中国古文献学奖学金”,自1990 年起实施,每两年评一次,到2017 年年底奖学金已评选十三届,评出三个生别各三个奖项共计700 人。2018 年即将进行第十四届评选活动。

(四)其他工作

1.古籍数字化的试点

多少年来,古籍整理都是手抄笔录,如何把电脑用于古籍整理,是一个新的重要课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古委会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复旦大学三个研究所布点用电脑编纂《全宋诗》《全宋文》《全明诗》,同时在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布点用电脑储存古籍、校勘古籍。1992 年3 月高校古委会曾与国家语委、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联合开展了《古今全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用电脑编制包括甲骨文、金文在内的古今全部汉字字库,这既是古籍电脑排版的完整字库,又是用电脑整理研究古籍的基本库。因为经费有限,古委会未能大量支持古籍数字化工作,而是采取支持、鼓励有条件、有积极性的单位或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和建设(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的如首都师范大学电子文献研究所)。

2.对外宣传与交流

古委会已与日本、美国及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学者有交流、合作,有的研究所还派出人员到国外有关学术机构讲学或进修。古委会曾委托有关研究机构于1988 年8 月和1991 年8 月分别召开了“昭明文选国际学术讨论会”和“国际宋代文化学术研讨会”,对古委会的对外宣传与交流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91 年6 月,高校古委会在香港举办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展览”,古委会赴港人员在香港作了两次大陆高校古籍整理研究状况及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讲演,与香港五所大学的教师、学者座谈,香港六家报纸连续几天发表了综合报道、专访和照片。同年8 月,古委会与台湾《国文天地》刊物合作,在《国文天地》第75 期发表了“中国古籍在大陆”专辑,刊登了古委会系统人员的17 篇文章介绍大陆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成果,为此该刊以《是该好好思考和规划的时候了》为题发表专论呼吁要像大陆一样重视古籍整理和中华传统文化以利于国家统一。1996 年4 月、1998 年5 月和2001 年4 月,高校古委会与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合作,分别在台北和北京召开了三次海峡两岸古籍整理研究学术研讨会,并在台湾“中央图书馆”举办了大陆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展览。

1992 年8 月,古委会人员赴美,与美国中西部11 所大学文学院联合组织签订了合作交流意向书。此后,古委会与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双方互派学者讲学、研究,合作一直持续至今。高校古委会经过努力,与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在科研项目上的合作也有了进展。到目前为止,主要的项目有《北美汉学家辞典》(已出版)、《日本中国学研究论著目录索引》《日本汉学家辞典》《北美汉学研究机构概览》《北美汉学研究刊物综述》《美国汉籍藏书机构综览》等。

3.办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的刊物

古委会于1985 年创办了学术刊物《古籍整理与研究》,半年刊。刊登有关古籍整理与研究的文章,内容有较强的学术性。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92 年6 月改刊为《中国典籍与文化》,季刊,重在向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人普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受到读者欢迎。

三、今后的设想与展望

今后,全国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拟做好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深入抓好科研项目

1.明确科研工作的一个指导思想,处理好两种关系。一个指导思想是,要使科研项目的开展与研究所的学术建设结合,与出学术群体结合。研究所的学术建设是指研究所的学术方向与学术特色。研究所开展的重点科研项目,应该有利于研究所学术方向与学术特色的形成。一个研究所要有学术方向、学术特色,并不是说研究所中的所有教学、科研人员都在一个学术方向中,都具有同一的学术特色,而是应该既有重点,又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应该有学术上的宽松性和包容性。出学术群体,是指研究所的学术实力,是要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有意识地培养、造就若干名学术骨干,使他们逐步成为在这一领域里有真才实学的学术带头人。处理好两种关系:一是整理和研究的关系,在二者兼顾的前提下,特别要注意能够为现实服务的研究项目;二是大中小项目的关系,要三者兼顾,使大中小型项目在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学术发展中,互相补充,互相呼应,互相推动。一个项目的重要与否,主要不在于它的大小,而在于它的价值和质量。

2.检查、督促重点项目尽快、尽好地出成果。在今后古委会秘书处拟逐项检查古委会重大项目的进度与质量,并与项目负责人、研究所长探讨如何在整理的基础上组织深入的研究工作。

3.高校古委会将继续大力支持青年学者的科研工作。

总之,展望今后高校的整理与研究项目,将是一个丰收的时期,会有比前三十五年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出现。

(二)加强人才培养工作

1.造就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学者。人才培养不仅是在课堂上,更应该是在学术实践中。高校各教学、科研单位,要结合科研项目的开展,结合研究所的建设,在本单位的中青年中培养一批人才。在教学、科研的实践中,在项目进展中,带出一个学术群体,在此基础上培养出新的学术带头人。在今后五到十年时间,在高校,在古委会系统,造就出一批50岁、40 岁、30 岁的被学术界公认的具有真才实学的学者,那时,既有一批重要的科研成果,又有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学者,那将是高校和古委会对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事业的最大贡献。

2.在本科生、研究生的培养上,应该明确一个指导思想,即不仅培养专业人才,还要为国家输送有扎实的中国文史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全面、较深入、较正确了解的干部。这是关系到专业人员与国家干部素质的根本性任务。

3.提高本科生、研究生的外语水平,改变研究中国古文化的学者外语水平可以不高的老观念。为更多地了解国外对中国文化研究的现状,也为了向海外介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促进学术的交流与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应加强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生和各古籍研究所的研究生的外语教学,如英语学习,本科生到毕业时应从现在的4 级提高到6 级。

4.在已有的两年一次的高层次的古委会中国文献学奖学金之外增设普通奖学金,面向古典文献专业的本科生和古委会直接联系的研究所的研究生。每年评议一次,扩大奖学金获奖面,提高学生学习中国古文献与古文化的积极性。

总之,今后若干年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的人才培养工作,可望进入一个出人才的丰收期。

(三)搞好研究所建设,稳定队伍

搞好研究所建设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保持一定数量的专职研究人员,并稳定这支队伍;二是使研究所真正成为全国古籍整理研究领域的研究基地。研究所的建设工作能否搞好,关键有二,一是研究所所在学校能否真正认识到古籍整理研究这项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的长远意义,支持古籍所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二是研究所所长是否有较强的事业心,能否发挥主观能动性,各尽所能,各显神通。三十多年来,古委会之所以能在出成果、出人才方面取得较显著的成绩,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当然有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央文件的指导,教育部领导和有关司局的关怀、帮助,古籍所所在学校领导的支持,古委会领导班子的通力合作、勤奋工作等许多原因,但其中极其重要的原因是古委会有一批具有学术水平,有学术发展眼光和组织能力,思想素质好,一心为公的所长。现在许多老所长已经退下去了,古委会直接联系的研究所和专业的负责人已大半换成了四五十岁的相对年轻的学者,古委会今后将加强同各所所长、专业(系)主任的联系,总结交流研究所建设经验,使新所长(主任)们更快地学习掌握老所长(主任)的长处,不仅学习他们的学问和学术眼光、组织能力,更要学习他们当中不少人所表现出来的高尚情操和认真负责、一心为公的工作精神;同时鼓励新任所长焕发朝气,创造新经验,带来新气象。研究所建设是长期的事,我们希望通过细致的工作和各研究所的努力,使古籍研究所办成有稳固的实体、有切实的科研规划、有鲜明的学术特色、有坚强的实力、有较好的影响的研究所。同时继续坚持优胜劣汰的方针,加强对研究所的考察与督促检查。

(四)加强与海外学术交流工作

加强与海外学术交流工作,有利于了解海外的学术信息及散失在海外的中国古籍资源状况,也有利于推动古委会与海外的学术合作。今后的海外学术交流工作主要抓三件事,一是继续做好海外汉籍回归工作,争取将更多流失在日本、美国、欧洲的中国古籍复制回来;二是促进与海外学术机构的合作项目(如《北美汉学研究机构概览》《北美汉学研究刊物综述》《美国汉籍藏书机构综览》等)尽快完成,在国内出版,并开辟新的合作项目;三是进一步促进与海外学者的互访并不定期地召开国际及海峡两岸学术会议,交流研究成果与信息。

(五)加强古籍信息研究,办好古委会刊物

古籍整理研究的学术动态和信息资料的整理研究应是古委会的一项重要工作,过去也曾拟定过一些计划,准备系统收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成果,开展书评,总结整理研究经验,及时发布有关的学术研究信息、会议动态等,促进高校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并在各研究所的配合下,完善古委会系统的信息网络。

古委会秘书处承办的《中国典籍与文化》杂志及大型学术丛刊《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为高校及全国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提供了园地,也为促进古文献学学科的发展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了一定贡献。经过刊物编辑部的努力,在广大学者的支持下,二十多年来这两种刊物的质量有一定提高,得到不少学者的好评。今后古委会仍须继续努力,保证刊物的正常出版,并努力提高质量,使刊物发挥更大的作用。

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在党中央指示指引下,在教育部领导的关心和各院校领导的支持下,经过古委会领导的精心组织和全国高校相关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实现的。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贯彻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精神,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同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坚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立足国情,立足当代,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按中央指示精神及古籍整理研究事业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办事,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好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工作继续奋斗。

过去的历史和近三十五年的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及对今后的展望都说明了古籍整理从来不是雕虫小技,不是与现实无关、于社会无补的遗老遗少的老朽行当。欲灭其国,先去其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记乃至轻视自己的历史。在中国,作为历史的主要记录的古籍,对它的整理、研究,乃至对它所反映出的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精华的弘扬,是关系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事业。这是天下的公器,不可营私。作为从事这一工作的古籍整理研究人员,不能不兢兢业业,鞠躬尽力,犹如春蚕吐丝,死而后已。过去三十五年,高校古委会和广大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就是靠这种认识与精神取得了成果,今后仍然要靠这种认识与精神才能取得实绩。

作者单位: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本文原刊载于《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1期,文中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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