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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文献版本研究的典范之作——评王锷先生新著《礼记版本研究》
来源:学礼堂 作者:孔祥军 点击数:132 更新时间:2019-2-20


转引自学礼堂公众号

网络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xmSdljEiOK7r2iLgkFEkFA

 

新世纪以来,经学研究,尤其是经学文献版本研究逐渐成为学界热点,其中通论方面,代表性著作有张丽娟先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乔秀岩先生《北京读经说记》等;专研一经者,则有杜泽逊先生《尚书注疏校议》,乃杜先生编纂《尚书注疏汇校》之馀,“每有商榷,别纸记之”而成,实为古人所谓笔记也。所以,新近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王锷先生新著《礼记版本研究》(2018年11月,下简称《研究》),可以说是第一部以单经为研究对象的版本文献学专著,成就卓著,意义非凡。

《研究》的根本学术意义在于开创了经学版本研究的范式,全书体系结构完整,篇章布局合理,先对《礼记》单经注本进行研究,继对注疏本再做探讨,单经注本又以宋刊抚州本、婺州本、余仁仲本、纂图本、清刊殿本为次序,注疏本则以宋八行本、元十行本、明闽本、清阮本为先后,仅据目录安排,即可见出版本源流,又殿以“《礼记》版本述略”,回顾众本,统摄全书,分总互见,枹鼓相应,作者之用心可见一斑也。而各章之内,又往往对该本版本特征、刊刻年代、递藏源流、文献价值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可谓细致全面,科学严谨。《研究》所开创的这一模式,不仅可用于研究《礼记》,更可推而广之,用于研究《周易》《毛诗》《左传》诸经,亦可为其他古代文献版本研究提供借鉴,对学界贡献可谓深远矣。

文献版本研究的首要工作在于确定版本的性质与年代,《研究》对历代《礼记》代表性版本的刊刻年代都进行了深入研究,除了直接依据相关版本识语文字做出判断外,是书还通过考察具体避讳文字和印面刻工情况等方法进行判定。前者为考察版本年代的通行做法,《研究》通过细致排查避讳文字情况,补充完善了前人说法,如关于宋本《纂图互注礼记》,李致忠《宋版书叙录》得出比较笼统的结论,《研究》则将避讳情况具体化,依字逐一考察罗列,如云:“‘敦’字除抄补部分‘敦善行而不怠’和注‘敦厚也’、《曾子问》‘摄主不厌祭’注‘撤荐俎敦’和释文‘敦音对’、《礼运》‘而兵由此起’注‘以其违大道敦补之本也’、《内则》‘惇史’释文‘惇音敦敦厚’、《明堂位》‘两敦’释文‘敦音对’之‘敦’外,其馀皆缺末笔。”(第148-149页)从而为判定刊刻年代提供了最为全面的参考信息。要做到如此详细地对避讳情况加以记录,惟有逐页逐字悉心目验,作者之辛劳于此可见。同样,作者亦耗费了极大的精力对抚州本、八行本的印面刻本情况作了系统统计,补充完善了前人的相关结论,如于抚州本刻工,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以为有徐实、宿敏张、宋俅三人,《研究》通过重新统计,指出无此三人,并补充了王氏《索引》遗漏了的弓颐、余英、陈祥三人(第11页);于八行本刻工,王氏《索引》完全依据《宝礼堂宋本书录》,《研究》通过细致核查,指出无《书录》所录马林等八人,《书录》所录马祖等十三人是补板刻工而非原板刻工,《书录》遗漏了范华等十二位原板刻工,《书录》误“王允”为“王充”(第328页),经过彻底清理,不但修正了《书录》《索引》的记载,有利于进一步精准判定相关版本的刊刻年代,而且为学界研究宋元刻工以及宋元版本文献提供了全新的资料,而这些结论同样来自于一丝不苟地逐页核查,作者的严谨态度和笃实精神,令人感佩。此外,作者还另辟蹊径,通过考察历史人物的具体履历来帮助判定刊印年代。存世最早汇刻本《十三经注疏》为明代李元阳刊印,而学界对其详情较少探讨,作者通过分析李元阳《默游园记》,找到一条重要线索,“在闽中刻《十三经注疏》、杜氏《通典》”,作者又据《初刻杜氏〈通典〉序》“丙申,以御史按闽”,李元阳《游龙虎山记》云“余嘉靖丙申使闽,戊戌五月得代入疆”,推断李元阳任职福建其间为嘉靖十五年(丙申)至嘉靖十七年(戊戌),《十三经注疏》亦汇刻于此时也(第443-445页)。这是有关闽本《十三经注疏》刊刻年代最为明确的判定结论,填补了这一问题的研究空白,检哈佛大学藏闽本《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九首页有题名“明御史李元阳提举佥事江以达校刊”,正与“以御史按闽”之记载契合,则作者之推论,信而有徵矣。

版本研究的第二项重要工作是确定版本质量,过去的通常做法是拈取一二著例,以为论说依据,既不全面,也不深入,而《研究》则往往是抽取某卷,以研究对象为底本,与其他代表性版本做彻底汇校,然后按照底本是、底本非划为两类,将校记逐条罗列,最后再进行统计,按照正误比例,排定优劣次序,如此,既言之有据,又一目了然。具体而言,抚州本抽取《檀弓》上下、婺州本抽取《曲礼》、余仁仲本抽取《檀弓》上下、殿本抽取《杂记》、八行本抽取《王制》、十行本抽取《投壶》等,经过实证式的比勘考订,从而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如《研究》对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五经·礼记》的看法是,“就《杂记》篇而言……八行本、殿本注质量最好……我们有理由相信,殿本注基本反映了岳本(廖本)的面貌,廖本《九经》、岳氏《九经三传》、武英殿翻刻《五经》之《礼记注》,都是校勘精良的古籍善本。”(第257-258页)可以说这是学界第一次对武英殿本《五经》刊刻质量做出科学判断,笔者在汇校《毛诗》经注本的过程中,也发现武英殿仿相台岳氏本《毛诗》文字质量远胜各本,与《研究》得出的结论正不谋而合,可见殿本《五经》的版本文献价值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研究》各章所罗列出的校勘成果,实际上皆基于作者的另一部重要研究成果《礼记郑注汇校》,对于此书,作者自述云:“我们历时十年,从事《礼记郑注汇校》工作,目的就是想搞清楚《礼记》版本优劣、文字差异及其相互关系,为进一步整理研究《礼记》奠定坚实基础”(第487-488页)。经过这一漫长艰苦的汇校过程,作者得出的最终结论是,“《礼记注》版本中,抚州本最好,余仁仲本次之,绍熙本最差;《礼记注疏》版本中,和本最好,阮本次之,十行本最差”(第493页)。这是迄今为止,《礼记》版本研究最权威、最可信的最终结论,既是对既往《礼记》版本文献研究的总结,也是对今后开展文献整理、版本研究等工作指明了方向,学术价值之重要,不言而喻。

除了对根本性问题进行充分研究,是书也将版本研究的细致化特征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研究》对抚州本的圈点和批语,绍熙本的朱批与浮签,殿本的考证,八行本的浮签等问题,皆进行了详细探讨。尤其是对于各类影印本,一些不易察觉的问题,也被作者逐一揭示出来。如宋刊余仁仲本《礼记》,曾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最近又被收入“国学基本典籍丛刊”,两种影印本卷二卷末皆未注明经注、《音义》字数,与各卷皆异,作者却发现在民国来青阁影印本卷二卷末栏外题“经伍阡贰伯壹拾玖字,注伍阡叁伯陆拾伍字,音义叁阡陆伯捌拾陆字”,并推论“疑经、注和《音义》字数刻在下一页,《中华再造善本》在影印时舍弃”(第101页)。若非作者细心发现,读者或以为卷二本无字数,影印古籍不可不慎。民国时张元济主持编印《四部丛刊》,正史单列为“百衲本二十四史”,多有描改,相关文字皆详细著录于各史《校勘记》,而《四部丛刊》所收各书是否亦有改动,因缺乏深入勘察,故而长期以来只能对此存疑。《研究》则专门针对宋刊《纂图互注礼记》与其影印本《四部丛刊·礼记》进行了深入比较,专辟一节,详细罗列二者文字差异之处,其中底本错误,《丛刊》本直接改正者,有二十处;底本不误,《丛刊》本讹误者,亦有二十处;此外,底本前二十五页为刘履补抄,已发生严重讹误,《丛刊》本不仅沿袭了底本错误,而且又发生了更为严重的错误,正如作者所言,长期以来,一直无人指出(第141-142页)。经过此番研究,《四部丛刊》对底本是否有改动,已无需讨论,显然易见了。不仅对影印本有深入考察,对影刻本,《研究》同样予以关注,如国图所藏宋刊八行本《礼记正义》,民国时为潘宗周宝礼堂所藏,先后影印、影刻,前者为珂罗版影印,存世极少,《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上栏据日本足利学校藏本之胶卷胶片扫描影印,下栏即据潘氏珂罗版影印本拍照影印,而潘氏影刻本,则有上世纪中国书店重印本。那么潘氏影刻本究竟是否忠实于底本呢,笔者过去在校读《礼记》时,曾发现二者文字确有不同之处,如《中庸》“至诚之道”条,八行本孔《疏》云:“时二川皆震,为周之恶瑞”,潘氏影刻本“二川”作“三川”,《研究》则经过全面核查,发现二者差异很大,故而认为“将潘本与八行本视为同一版本,是绝对不可以的”(第364页),这一判断,可谓定论。《研究》撰述之严谨,更加体现在了很多细节方面,如全书有大量附图,或为重要跋语、或为典型印面,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可信度,因为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往往难以获取相关版本的原书图片,若遇疑问,无从查核,作者如此安排,大大便利了读者,为版本文献类研究专著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值得大力推广。因为版本研究的特殊性,原书难以亲勘目验,故而往往是基于一些纸质影印本、电子扫描版加以讨论,因此,作者不仅在正文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点,而且在《后记》当中又再次强调,足见作者对版本问题理解之深,严谨若此,令人钦佩。

《研究》虽然以《礼记》版本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对他经亦有关注,如“李元阳《仪礼注疏》来源考”一节,就专门讨论了闽本《十三经注疏》之《仪礼注疏》的版本问题。据目前所知,未见宋元刊《仪礼注疏》,最早合刻者为明代陈凤梧,其后有汪文盛、应槚等人,那么究竟孰为李本《仪礼注疏》之底本,不得而知,作者通过细致考察版本特征、比对各本文字差异、参考人物年历,多管齐下,最终推论,“很有可能是依据汪文盛在福州刊刻的《仪礼注疏》十七卷翻刻”(第461页),这一看法,确实最合情理,最有说服力。

《研究》体大思精、包罗万象,上文仅就个人阅读体会,稍作概括,是书真知灼见之处,比比皆是,还需读者细读发现。在阅读的过程中,笔者也有一些不同理解,如《研究》第429页,作者在比较元刊明修十行本《毛诗注疏》与李元阳闽本《毛诗注疏》之后,认为李元阳在依据翻刻时,对部分文字做过补充,所举例子是十行本卷八第三页,此页为正德十二年补板,有大量墨钉,而李本已无墨钉,全部补齐所缺文字。而笔者在汇校《毛诗注疏》时曾利用江西省乐平市图书馆藏元刊十行本《毛诗注疏》残卷,检此本卷八之一第三页,为元刊印面,并无墨钉,文字俱在,则李元阳闽本所据翻刻本,亦有可能是类似之元刊十行本,其底本即无墨钉,也就似乎不存在补足之事了。又《研究》第338页,国图藏八行本卷二十八第八页为抄补之页,作者认为依据文义当补足所缺二十一字,而潘宗周《校勘记》以为疑窦甚多,故作者云“此等差异详情,不得而知,待考”,足利学校藏八行本此页不缺,对照可知,似无需待考。又《研究》在书末《〈礼记〉版本述略》一章中,提出《礼记注疏》版本中,和本最好,此处和本,似指和珅翻刻十行本《礼记注疏》,作者认为此本最好,但《研究》对和本并未专辟一章探讨,若能有专门文字加以阐述,或可解读者之疑惑。又此章末附《〈礼记〉版本关系图》,其中足利本、八行本共为一格,共同成为潘宗周本、“中华再造善本”诸影印本之祖,似非事实,足利本唯一影印本为《影印南宋越刊八行本礼记正义》。

作者在全书最后提到,《礼记注》定本的整理,我们已基本完成,《礼记注疏》定本的整理,正在进行中,加之前文提及的《礼记郑注汇校》,都是令人极为期待的研究成果,希望能早日出版,相信这必将与《礼记版本研究》一道构成里程碑式的重大突破,成为版本文献研究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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