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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报道】“历史、人文视野下的自然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来源:生态史研究中心 作者:邓一帆、邵华、方文正 点击数:96 更新时间:2019-9-19

530-61日,“天若有恙:历史、人文视野下的自然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本次会议是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环境与社会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八次国际环境史学术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大洲的二十余位国际学者和数十位来自京内外学术机构的国内学者莅临此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夏明方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张建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德国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森社会与环境研究中心联合主任赫尔穆特•特里施勒先后致辞。张建明副书记对学者们表示热烈欢迎,指出此次会议是中国人民大学史学研究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标志着中国人民大学史学研究者具有开阔的全球视野和积极的国际对话精神。他认为,探索作为生物个体与社会群体的人类,同自然之间的交换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制度、经济等内容,是当前学术界探索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话题。黄兴涛院长代表历史学院致辞,他向蕾切尔•卡森研究中心和生态史研究中心表示感谢。他表示,此次会议从生态的视角去理解和看待健康,健康是真正“关于人”的人文问题,因而富有学术价值。赫尔穆特代表蕾切尔•卡森中心致辞。他认为,今年的会议主题正当其时,契合当前全球各地推进环境人文学建设的潮流。而借助这样的人文学,可以更好地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促进对环境保护和治愈自然的思考与实践。他表示,生态文明建设已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代表着中国应对这一问题所作的卓越努力。





开幕式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特聘教授唐纳德•沃斯特的主持下,密歇根科技大学教授南希•兰斯顿做了题为“人新世中的气候变化、毒物与健康生态学”的主旨演讲。演讲围绕北美五大湖区的化学污染与物种健康展开。以毒杀芬和甲基汞两种毒素为例,兰斯顿呈现出人新世(Anthropocene)中,气候变化如何影响全球化学物质的扩散,其毒素是如何通过生态系统内的食物链、生物积累、大气传输等方式扩散到全球,不远万里来到五大湖区,形成巨大的污染链。人类和动物的健康受到威胁,寄托在动物身上的地方信仰与文化也受到冲击。兰斯顿教授指出,这一案例迫使我们反思人新世中的人类与生态健康。



在接下来的两天,与会学者围绕“公共健康与经济发展”、“营养、药物与专业知识”、“城市/乡村、身体”与“变动中的健康观念”等四个主题,展开广泛且深入的讨论。

第一组聚焦疾病、医学同自然、社会、经济、族群、政治以及现代化之间联系。保罗•萨特《巴拿马的黄热病控制:人类与环境健康的分水岭》一文梳理了20世纪初美国在巴拿马的公共卫生建设和环境管理,强调看似自然的疾病的非自然性。詹妮弗•德尔的论文《治疗环境的肝》,透过肝脏健康问题,探讨了20世纪埃及曼氏血吸虫病及相应的医学发展历程。刘且依的研究《想象瘴气之地中的傣族人:云南南部医学与人类学相遇,1912-1949》,围绕云南南部傣族及聚集地所形成的话语及其想象,讨论了民国时期人类学和医学等现代知识的生产。高敏《对抗病原体:毛泽东时代乡村健康运动中环境与疾病的变动角色》一文则关注当代中国的疾病、医学同基层政治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艾瑞丝•布罗维的《危险废品:1970年代国际组织强调不断增长之国际挑战的开始》探讨了1970年代国际组织在促进国际危险废品处理的标准制定与监督施行上的举措,并分析其背后所反映的理念变动。在自由讨论中,公共卫生政策制定与设施建设背后的国家、科学、种族等问题是引起广泛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些问题背后涉及国家政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科技人员与地方民众等诸多利益群体。不同文化对疾病的解释和叙述,医学、疾病知识的流通、博弈,医学、生物学及其他科学知识在殖民中的角色,等等,这些知识史层面的问题也是讨论的焦点。与会学者认为,疾病自身的发展演变和人类与疾病在生态系统中的协同演化,应引起研究者的注意。









第二组关注生态系统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联性,尤其以食物/药物为媒介。茱莉亚•普拉科夫耶娃的文章《边界上的健康与药物认知:跨越障碍、转移内容》,通过田野调查和口述访谈,研究1990年代苏联医疗体系崩溃后,立陶宛-白罗斯边境地区环境、医药体系的变动与知识流通。托马斯•勒坎《“Having Your Game and Eating It Too”:野味利用与东非的生态健康,1961-1966》一文,探讨了1961-1966年坦桑尼亚国父尼雷尔推动的,较少为人关注的“野味利用计划”。米歇尔•马特的《遗忘环境:黑兹尔·斯蒂贝林与弗朗西斯·摩尔·拉佩的营养处方》一文,细致分析了两位美国著名营养学家的营养学理论。黄梣的文章,《重新审视食用植物学家运动:饥荒食品与人类健康》重新考察两份明代针对救荒的本草学文献——《救荒本草》与《野菜谱》。安妮塔•卡拉斯科的《当帕查玛玛感到饥饿:阿塔卡马沙漠中的治愈与不幸》一文,呈现出智利北部阿塔卡梅诺人对环境、自然及资源的理解以及他们获得健康方式。本组聚焦人类出于医疗、饮食等目的对各类植物、动物资源的利用。在此基础上,对诸多问题展开讨论,如:民间医学知识与地方生态多样性的关系,国家、主流的政治经济学以及消费文化对人类饮食及营养知识的影响,饮食与医疗知识的生产与流通过程,生存性食物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科学知识与殖民性,等等。






第三组讨论中,盖伊•盖尔特纳与泰勒•扎内尔的《绘制中世纪博洛尼亚的健康地图:地理空间与环境方法》,以GIS技术定位14世纪意大利博洛尼亚之污染活动与地点及其与公共基础建设、水道和水井之间的相对地理位置,进而探讨中世纪博洛尼亚的传统公共卫生知识、技术、设施及治理举措。阿迪提亚•拉梅什《寻找“纯”水:班加罗尔,1860-1900》一文,梳理了19世纪下半叶印度班加罗尔城寻找洁净供水的尝试过程。曹牧《景观美化的弊病:城市绿化与过敏风险——以天津市为例》,以20世纪60-70年代天津绿化建设导致的人群过敏问题为例,指出人类、植物和其他生物同处城市生态系统之中。刘黛军的文章《自然疗法概念对美国疗养院变迁的影响》,讨论了西方医学史上风行一时的自然治疗理念对美国疗养院设立的影响。基特•海因茨曼通过追踪17世纪欧洲医学知识体系中人与动物和动物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动态调整。她的文章《启蒙运动时期的多物种医学》,将启蒙运动视为一个新的多种类治理的时刻。学者们将公共设施视为研究自然、城市与人类健康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在此基础上展开的自由讨论,涉及不同群体对卫生的标准与定义的差异,城市生态的构建与人类健康和现代化理念的关联,城市生态中的物种入侵,自然关怀观念与城市环境认知等诸多议题。






第四组讨论中,林奇峯的《20世纪生态学中健康观念的演变:从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健康到生态系统健康》呈现了奥尔多•利奥波德思想中“土地健康”概念的产生、发展与成熟的过程。萨拉•M.博格斯特莱斯《大卫·巴克的自焚与身体-地球隐喻的局限》 一文,以环保运动者、律师大卫•巴克的自焚事件为引,探讨了当代北美生活中“个人责任”隐喻的文化力量,以及它如何与环保意识和环保运动相交叉。朱尔斯•A. 斯科特尼斯-布朗《预防瘟疫,带来平衡:1920年代到30年代南非作为公共健康的经济动物学与野生动物保护》一文,探讨了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南非,野生动物保护是如何作为维持公共卫生的手段来推行并被人们认知的。李钟敏《重新定义健康与工程以拯救二者:美国卫生工程教育与实践的挑战与回应,1923-1973》梳理了美国卫生工程学科的起源和发展,其如何通过课程改革、机构转型等举措重新定义自身,完成向环境工程的转化。刘旭《从约翰·斯诺到M.K.甘地:不列颠“热带疾病”与殖民时期印度健康观念的形成》一文,考察了英国形成的“热带疾病”理论对于殖民时期印度的健康观念产生的深远影响,探讨其如何塑造印度人对于自身身体健康的认知。本组对生态和健康的本质展开深入讨论,并围绕生态系统中多样物种的互动关系,环保运动中集体、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复杂联系,“自然的平衡”概念的多样性,环保主义与政治、社会、种族等因素之间的互动过程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分组讨论结束后,由唐纳德•沃斯特主持闭幕式,赫尔穆特•特里施勒与夏明方分别代表合作单位对会议进行总结并致闭幕辞。

赫尔穆特对中国人民大学环境人文学科的蓬勃发展印象深刻。他总结了会议内容及其贡献与缺陷,共分八点展开。第一,与会学者将自然史、环境史、医疗史统合,丰富了生态史的研究议题。第二,讨论涉及许多不同的科学知识体系,但低估了实践性知识的影响,因而有必要关注公民环境科学,以消除科学体系与实用性知识之间的隔阂;第三,与会学者对“循环”(circulation)与“转化”(transformation)的思考,不仅体现在血液、水等物质层面,也体现在知识、文化等方面。赫尔穆特认为,唐纳德•沃斯特提出的人类身体之新陈代谢体系,对物质、资源的不断循环、转化和重塑的关注,是富有成效的研究路径之一,有助于更好地认知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第四,论文与讨论涉及中国、埃及、印度、美国、南非、智利、立陶宛等国,但对西欧关注较少。第五,本次会议集中于短时段的讨论,缺少“长时段”和“全球化”的研究。第六,对资本主义在议题中扮演的角色讨论不足。第七,会议提供了从公共设施建设理解现代社会的新视角。基础设施消耗生态与社会资源,是观察社会与生态结构的窗口。第八,赫尔穆特希望学者们可以作为公共历史学家或知识分子,将专业知识传递给不同听众。





夏明方对此次会议的主题报告和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给予高度评价,并从中国历史出发对此次会议集中关注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纠缠关系表明自己的感想。他认为,上古中国通常以龟这类动物或者说神化的动物作为人类沟通天、地的媒介;此后历经变化,人类自身取代此类动物直接成为沟通自然的中介。近代以前,人类主要依靠统治者或民众的“德行”试图对天地宇宙的秩序产生影响,从中体现出中国特色的“星球史观”;随着现代西方科学技术的传入和工业化的展开,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以一种赤裸裸的形式呈现出来,在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造成巨大的环境破坏。“人新世”概念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学者并非简单地将全球生态危机归咎于发达国家,而是带有深刻的自我反思精神。不过,夏明方指出,人类对自然施加影响总是被“自然的反弹”所制约,后者从更深的层次反映了人类力量的有限性。据此,他对“人新世”提出质疑,并认为有必要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定位与思考。




(文:邓一帆、邵华;图:方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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