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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速递┃刘永华:《帝国缩影:明清时期的里社坛与乡厉坛》
来源:公众号:复旦明清研究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43 更新时间:2020/4/6

//书籍信息//

作者刘永华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11月

页数232

定价49.00元

丛书:历史人类学小丛书


//作者简介//


刘永华,厦门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麦吉尔大学东亚系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明清社会文化史、明清社会经济史。


//目  录//
自 序历史上社祭与厉祭的源流明初里社坛与乡厉坛制度的出台里社坛、乡厉坛制度的推行里社坛、乡厉坛祭祀与乡村社会结 语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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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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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清社会文化史上,明初建立的里社坛、乡厉坛制度,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制度。这一制度在明王朝的祭祀等级体系中只占有卑微的位置,而且在多数地区推行的时间只有数十年至近百年,无怪乎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谈到这一制度时,对它的推行本身提出了质疑:“经历了南北朝以来(江南三角洲是宋元以来)的数百年中,农民把特定的人格神当作聚落或地缘性社会集团的守护神来崇拜。很难相信,农民们能在一夜之间放弃自己原来的崇拜,改信自上而下强迫接受的非人格神祭祀”。“假使乡村居民听从命令,那也是‘阳奉阴违’的。也就是说,形式上进行里社坛的祭祀,实际上仍在进行原来的土地庙信仰、祭祀。”

然而近些年以来,我和其他学者在阅读文献及在闽西、闽南、徽州等地开展田野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尽管这一制度在推行过程中存在不少地区差异,但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它曾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更重要的是,这一制度给一些地区带来的影响,可能比过去学者愿意承认的要更为深入和持久,甚至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这些地区的社会文化景观中找到这一制度留下的印记。事实表明,对于里社坛、乡厉坛制度,今天有重新认识的必要。

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我撰写了这本小书。本书将综合其他学者的发现,在梳理历史上社祭、厉祭源流的基础上,评估明初推行里社坛和乡厉坛制度的时代意义;透过考察明初里社坛、乡厉坛制度的出台和推行,论述这一制度出台的时代背景和推行实态;最后综合分析这一制度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探讨这一制度给明清乡村带来的影响。

在进入讨论之前,对这本小书考察的范围稍作限定。首先,由于“社”字在古代中国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表述的对象颇为不同,本书将考察对象限定为社稷坛及其各种变异形态,其他虽被指称为“社”但跟这一制度没有实际关联的实体,不在本书讨论之列。

其次,明清时代的社稷坛、厉坛制度,是与不同行政层级相对应的阶序性体系,包括都城的太社稷、泰厉,地方各级的府州县社、厉,以及乡里的里社和乡厉。为了集中探讨两坛祭祀制度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本书将聚焦于这个阶序体系的下端,即在乡里层面建立的里社坛和乡厉坛及相关制度。只有在叙述这个体系的源流和基本构架之时,才会触及这个体系的其他层级。最后,里社坛、乡厉坛制度是在明初建立的,清代一方面因袭前朝旧制,继续在府州县层面祭祀两坛,另一方面则不再在乡里推行社坛、厉坛制度,故而在探讨两坛制度的出台和推行时,笔者探讨的重点是明代;不过由于史料限制,本书在论及这一制度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时,较多引证清代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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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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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本书所谈主题的思考,可以追溯至18年前笔者在四保开展田野调查之时。那一年是2001年。这已不是笔者第一次造访四保,不过此次考察时间最长,考察方向也最全面。在对四保盆地的几个村落进行地毯式搜查的过程中,遍布于当地乡村的社坛和厉坛,很快就进入了笔者的视野。这些坛场及其在现今乡村中扮演的角色,引发了笔者对明初以降里社坛、乡厉坛制度与当地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探索。五六年后,一篇与此相关的论文发表了。那篇文章谈到的是本书最后一个部分的主题,即当地斗法传说中的社神形象。

笔者的思考并未就此结束。毕竟,里社坛、乡厉坛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涉及几个不同面向,而社神形象只是其中之一。另一个重要面向,是社坛、厉坛分割背后的社会史脉络。只是到了前几年,在整体思考寺庙在宋元以降四保社会演进中扮演的角色时,笔者对这个面向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处理。相关成果已于去年发表,所涉主题是社坛、厉坛的分割及其与四保乡村的结合过程。另外,今年付印的专著《礼仪下乡:明代以降闽西四保的礼仪变革与社会转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对四保的社坛、厉坛的分割及当地斗法传说中的社神形象也进行了讨论。

不过,由于上述论著讨论的主题各异,对社坛、厉坛的讨论,常常必须服从于主题的要求,因而对这一制度的处理有片面之嫌,留下不少遗憾。这本小书的写作,可以说弥补了这一缺憾。在这里,笔者将讨论的空间范围拓展至全国(当然,主要个案来自南中国地区),同时也拓宽了讨论的主题。与上述论著相比,本书不仅较为系统地梳理了里社坛、乡厉坛制度出台的历史脉络和各地的推行实态,也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两坛与明清乡村社会之间的关系。

在思考明清里社坛、乡厉坛制度的过程中,笔者参与的几个学术活动,加深了对这一制度的了解。其一,参与郑振满、丁荷生二师组织的莆田平原田野考察,在此过程中具体感受了两坛对莆田乡村的影响;其二,在涉足明清徽州乡村社会研究的过程中,了解到社祭和社会在徽州乡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其三,2017—2018年浙南遂昌的田野考察经历,让笔者了解到当地的社祭和厉祭实态。参与这些活动,为笔者从更广阔的空间中思考两坛提供了契机。在本书的相关论述中,这些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留下了印记。

在这漫长的思考过程中,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不少师友为笔者提供了帮助。首先,要感谢的是在汀州、徽州和浙南遂昌等地田野考察期间,当地文史工作者和民众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帮助。在四保考察期间,邹恒琛先生、邹降瑞先生及邹日昇先生、李升宝先生跟我分享了他们对家乡历史的记忆;而吴德祥不仅提供了两坛信息,还在生活方面给予诸多照顾。笔者的徽州考察先后得到了卜永坚、巫能昌、朱忠飞、温海波、董乾坤等人的帮助。在此谨向以上各位致谢。

其次,应该感谢郑振满师和丁荷生师。他们长期经营莆田平原,对包括社稷祭祀在内的当地历史的诸多面向都有深刻认识,并撰写过相关的研究论著。郑师更是对明清福建社神的演变作过深入而富于启发的探讨。他们的研究是这本小书思考两坛的一个出发点和灵感来源。

再次,还应感谢劳格文教授。出于职业的敏感,劳格文教授在汀州田野考察期间,就关注到当地流传的斗法传说,并在相关论著中作了介绍和解读。笔者对这些传说的解读与他不尽相同,但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无疑为笔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近些年,他还多次组织学者前往浙南考察。我有幸参与了他组织的2017年遂昌民俗考察活动,从而获得了了解当地社神崇拜的一次宝贵机会。同时感谢那次考察的搭档吴铮强教授和考察小组的“小伙伴”。

2018年夏,笔者还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浙江大学组织的遂昌考察活动,走访了当地的另一些乡镇,在此过程中了解到更多当地社祭、厉祭的信息,感谢此次活动的策划者、组织者科大卫、贺喜、杜正贞、傅俊等教授(杜正贞教授还是2017年遂昌考察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赵世瑜教授把自己在华北田野考察中发现的碑铭史料慷慨相赠,在此谨表谢忱。

本书即将杀青之际,李庆宏、张金林二君尽心助我核对史料,纠正了原稿的不少错误,谨致感谢。

最后,这本小书的写作,还离不开宋旭景女士的邀约和鼓励。她邀请笔者加盟“历史人类学小丛书”,敲定本书主题后,又以软硬兼施的方式,提醒懒散的我按时清理欠下的文债。笔者在此也一并致谢!

2019年2月26日改定于光华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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