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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振环:晚清书业空间转移与中国近代的“出版革命”
来源:微信公众号《河北学刊》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21 更新时间:2020/8/18

摘要:美国学者高彦颐指出,随着17世纪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出版、坊刻的繁荣、书商的活跃以及读者大众的涌现,晚明书籍出版的商业活动和市场扩大,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出版繁荣,她在《闺塾师》一书首次将之称为“出版革命”。“革命”应指从传统(tradition)到近代(modern)天翻地覆的根本性变化,而发生在出版业的这一根本性变化,至少可以从“新出版”形成的四个方面,如印刷技术、文本内容、载体形式和管理体制等切入。而以此四项指标来衡量,17世纪的江南地区或明清书业都谈不上产生了“出版革命”。中国出版界的根本性的“革命”,从时间上看是在晚清开其端,持续了大约近百年的历史过程。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标志着中国“出版革命”的正式展开。如果把中国“出版革命”的历程分成若干阶段,那么,1843—1897年这一阶段可称之为“新出版”,作为中国“现代出版”的序章;1898—1919年为“出版革命”的高潮阶段;1920—1937年为“现代出版”的稳定和渐趋进入低潮。而从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形成于上海的“出版革命”之第一阶段,即传统出版到现代出版的发轫阶段的“新出版”来看,从空间上考察,“出版革命”是从江南书业向上海的空间转移开始的。发生在近代上海的中国“出版革命”有两个重要的资源,一是西方新式出版技术和新知识的输入,一是作为上海城市腹地的江南书业资源。

 关键词:近代;江南书业;上海;空间转移;新出版;出版革命

        作者信息:邹振环(1957—),男,浙江鄞县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出版史、历史文献学、明清以来西学东渐史研究。



      美国学者高彦颐(Dorothy Ko)曾从出版业的繁荣这一“社会经济最显著的发展”切入,以“都市文化、坊刻与性别松动”为题,指出随着17世纪江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出版、坊刻的繁荣与书商的活跃以及大众读者的涌现,在晚明书籍出版的商业活动和市场扩大,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出版繁荣。她在书中毫不吝啬地使用了“出版革命”一词:“出版业是以满足对实际知识的需求为前提的,它本身就是商业化和货币化社会的一部分。日本学者近期的研究成果显示,除了‘革命’,没有其他的词能够形容嘉靖时期(1522—1566)中国出版业出现的转折。它不是一种技术革命——所有的雕版技术在9世纪已经成型——而是一种出版经济和学习文化的革命。”张海英在讨论明清“商书”出版时也使用了“出版革命”一词,认为明清时期出版印刷业出现了重要的技术进步,印刷成本大大降低;民间出版业,特别是商业出版空前繁荣。但这两位作者均未就“出版革命”所需要衡量的指标展开论述。沈洁《科举改章、停废与晚清书业革命》(《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一文,也在“书业革命”的话语下讨论了上海新书业的肇兴和旧书业的式微,提出了“书业”即出版业和印刷业。所谓“书业革命”即“出版革命”,并将之与科举的改革和停废联系在一起,在讨论旧书业的式微和更迭时,沈氏也讨论了空间位移的问题,认为晚清时期上海已取代传统印刷重镇福建的四堡、建阳而成为新式出版业中心。
      笔者在《上海出版业百年历程》(《档案与史学》2001年第2期)一文中曾讨论了清末民国以来上海何以能够成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原因:一是上海拥有全国技术力量最雄厚、规模最大的出版业和销售渠道通畅的图书市场;二是租界特殊环境是晚清和民国出版业高度集中上海的一个重要原因,客观上为进步著作的问世提供了避难所;三是以留学生为主体的各地人才在上海的积聚使上海渐渐成为汇合名家的盆地,直接推动了出版业的繁荣。同样,正是因为发达的上海出版业,使晚清以来一代又一代靠写作谋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存在成为可能;四是流派纷争、思潮涌动和学术论争的活跃,是上海出版中心形成的催媒和动力。章宏伟在《上海开埠与中国出版新格局的确立》(《中国出版史研究》2016年第2期)一文,更是从诸多因素讨论了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所形成的出版新格局。“出版革命”究竟发生在何时何地?笔者拟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一、“出版”与“出版革命”
 
      所谓“出版”,是指通过对文字或视觉物质材料进行选择、加工和发行,以传播文化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出版”是一个日语外来词,据黄遵宪《日本国志·学术志》称:明治五年(1872年)“仿西法设出版条例,著书者给以版权,许之专卖,于是士夫多以著书谋利益者”。似乎最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日本官方文件,据日本《出版事典》称是明治二年(1869年)颁布的《出版条例》。最早见之汉文文献可能是1879年黄遵宪与日本学者龟谷省轩的“笔谈”,黄遵宪说:“是大可惜!今日内务省出版之书,层出不穷,无一人为此事,亦一大憾事。”1884年姚文栋编译的《日本地理兵要》卷二:“今后航此地者,宜与本局出版海岸全图比较,绵密考察其形情为要。”上述两个例证中的“出版”,显然是publish的对应词,很可能来源于日制汉字。
      梁启超是一位非常喜欢自铸新词的思想家,早在1902年他就于《释革》(《新民丛报》1902年2月第22号)一文中对“革命”一词作过较为系统的论述:其一,革命之名词始见于中国者,其在《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并以此与西文Reform和Revolution作比较性的辨识。其二,所谓“革命”有三个层次,一是渐变式的改革;二是“尽变尽革”的整体变革;三是“忍苦痛而拔除之”的激进性变革。革命不限于政治领域,也存在于社会、文化、经济诸多领域,“凡群治中一切万事万物莫不有焉”。因此,有所谓宗教革命、道德革命、学术革命、文学革命、风俗革命、产业革命,还有经学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典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音乐界革命、文字革命等种种说法。之后,他又将“革命”解释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革命”是指“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者”,可以发生在政界,亦可发生在商界、学界、文坛、报界、剧界、医界等,政治上的革命或有一夜爆发,但社会革命、思想革命或文化革命却可能是长时段的。梁氏未说过“出版革命”一词,但其上述所言的发生在文界的革命,是指一种含有历史性的质变。
      本文所谓“出版革命”,是指从传统书业(tradition publishing,或称“旧书业”)到近代书业(modern publishing,或称“新书业”)天翻地覆的含有根本性的历史质变,从最初的冲击波,到各种历史合力形成的波澜壮阔之高潮到来,直至最后的退潮与终结,或有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演进过程。而这一发生在中国近代出版业的这一根本性变化,至少可以从“新书业”或“新出版”形成的多个方面,如印刷技术、文本内容、载体形式和管理体制等切入。如“出版革命”导致了近代上海“现代出版”重心的形成。这一发生在中国出版界的根本性变革,从时空上看,既非如高彦颐(Dorothy Ko)指出的是发生在17世纪江南地区,也非如沈洁所述在1898年之后的科举制的改革和停废。从空间上考察,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作为“出版革命”的前期阶段“新出版”首先是在上海起步的,在清末作为江南枢纽城市的上海,这一“出版革命”的发动,大致依靠着两个重要资源:一是西方新式出版技术和文本的输入;一是作为上海城市腹地的江南书业资源的空间转移。
 
二、17世纪江南有否“出版革命”——试论明清书业的技术进步和图书内容之扩充
 
      历史研究中的“江南”,可以区分出自然的、行政的、经济的、语言文化的,或是心理认知上形形色色和大大小小的“江南”。进入文化史研究的视野,有关“江南”的界定就更为繁复。周振鹤曾指出:“江南不但是一个地域概念——这一概念随着人们地理知识的扩大而变易,而且还具有经济含义——代表着一个先进的经济区,同时又是一个文化概念——透视出一个文化发达区的范围。”水网密布的杭嘉湖地区不仅在经济上形成了某种一体化的趋势,同样也在文化上形成了区域的整体性。文化上的“江南”,是一个由单纯的地理概念衍化出的一个包含地理、经济、文化等多种内涵的专指性概念,使用“江南”一词,在自己心目中已赋予它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即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这一“江南”的含义类似历史研究中“齐鲁”、“吴越”和“岭南”,是气温水文、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等因素长期交互作用的结果。笔者指称的“江南”,也是以文化整体感的概念上在使用。其地理范围是一个以今天的上海为经济文化中心,其重心是江、浙两省,核心地区指长江三角洲,包括了今天江苏省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扬州、泰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以及处于杭州湾以南的绍兴、宁波、舟山等地,也作为本文讨论的“江南”地理空间的范围。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域上的经济社会共同体,也是一种文化上和心理感情上的认同,如果对应历史传统,即所谓的“吴越文化”。
       “书业”一词,最早可能见之《三国志》,意谓“著述之事”:“曜年已七十,余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此指著书之事业,后亦指“书商业公会”,或“书籍生意”,后多泛指“出版业”。且亦分出“新”与“旧”。中国书业发展至明代,重心逐渐集中到了江南。但在高彦颐《闺塾师》一书中被形容的17世纪江南地区出版业的“革命”,是否可以成立呢?下面,不妨从技术管理和出版内容方面来考察一番。
      晚明江南印刷业,在全国确已独占鳌头。明人谢肇淛说,天下刻书最精者,为南京、湖州和徽州,江南即占其二。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卷四称“今海内书,凡聚之地有四”,而苏、杭、南京占其三。其中,“吴会、金陵,擅名文献,刻本至多,巨帙类书,咸会萃焉。海内商贾所资,二方十七,闽中十三,燕、越弗与也。然自本方所梓外,他省至者绝寡,虽连楹丽栋,搜其奇秘,百不二三。盖书之所出,而非所聚也”。据此,李伯重认为,江南出版业主要集中于南京、苏州、杭州三大城市以及湖州、无锡、常州、松江等城市,其中南京又占据了中心地位,仅苏州和南京所刻之书即占全国出售之书的7/10。这种聚集效应,又进一步提高了出版业的效率。
      从印刷业来看,江南印刷业的传统对手——福建建安的印刷业,自明万历以后逐渐衰退。而明清主要集中在南京、苏州、杭州三大城市以及湖州、无锡、常州等地的江南书业,在管理体制上仍采用传统书坊以家族经营为特点的经营模式,或祖父兄弟共用一个书店名称。同姓家族书坊经过长时段的经营,会有规模化的优势,有利于发挥老字号的品牌优势,形成一定市场竞争力。如晚明南京的三山街、夫子庙、太学前集中了数十家刻书坊,著名者有唐氏书坊十七家、周氏书坊十三家和王氏书坊七家。其中,尤以唐姓为最,如唐富春的富春堂,唐晟的唐氏绣谷世德堂,唐锦池、唐鲤耀、唐惠畴的文林阁、集贤堂,唐少村的兴贤堂书铺,唐国达(振吾)的广庆堂,唐谦的益轩,以及唐琳、唐贞予、唐晟、唐少桥、唐廷仁、唐廷扬、唐鲤飞、唐金魁、唐建元、唐翀宇、唐贞予等十余家。周氏书坊,如周希旦、周如山的大业堂,周曰校(应贤、对峰)的万卷楼,周近泉的大有堂,周履靖的荆山书林,以及周如泉、周前山、周庭槐、周竹潭、周昆冈、周显、周四达、周宗孔、周宗颜等若干家。王氏书坊,如王世茂的车书楼、王凤翔的光启堂、王尚果的一贯斋以及王洛川、王敬宇、王慎吾等若干家。苏州的家族书坊以叶氏为最,共计有书坊十一家,如叶昆池的能远居、叶启元的玉夏斋、叶瑶池的天葆堂以及叶敬池、叶敬溪、叶杏园、叶清庵、叶华生、叶瞻泉等若干家,书坊皆位于吴县金阊一带。
      苏州刻书家毛晋的书坊汲古阁,是书坊出版的典型。汲古阁于明万历中叶开工,40多年间刊刻四部之书600余种。汲古阁规模很大,拥有刻书的板片达10万余块。汲古阁雇用的工人,估计有百名以上,仅印刷工人就多达20人,毛晋付给他们工资并为其提供食宿。图书生产已有完整的刻书流程,包括校、写、刻、印、装订等环节,刻书人员也相应地由这几个环节的人员组成,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各尽其职,有利于保证刻书质量,缩短刻书周期,降低成本,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毛晋刻书注重版本,精心校勘,低价出售,所刻书在当时远销各地,甚至滇南官长不远千里以购毛氏书。毛晋把刻书赚来的钱用于买书刻书,扩大经营规模,汲古阁由此而长盛不衰。这种企业家精神,使得毛晋成为明代书坊主的典型代表。从清初席启寓的琴川书屋到乾隆时代席世臣创始扫叶山房,无一不反映出这些家族世代传承一个老字号书坊的经营特征。
      明清江南书业产生了重要技术进步,最值得注意的是活字印刷的推广,其次是彩色印刷技术的出现与改进。泥活字印刷肇始于北宋年间的毕升,元朝王桢曾经制作过木活字及转轮排字架,南宋和元代也陆续出版过一些木活字印书,较早出现的还有锡活字、铅活字、铜活字等金属活字。活字印刷术虽未见于明代江南官营出版印刷业中,却成为江南民间书坊和私刻业特有的现象。木活字板的使用大约出现于明中期,活字印刷比雕板印刷效率高,费用低。明代嘉定徐兆稷借得活板,印了其父徐学谟的《世庙识余录》。徐兆稷序文称,“是书成凡十余年,以贫不任梓,仅假活板,印得百部,聊备家藏”。可见活字印刷确实比雕板印刷便宜,活字印刷的这种优越性已为江南出版界人士所熟知。明代江南木活字流行的范围,除上述南京、嘉定、常熟等地外,还有苏州、杭州等地,且以苏州一带为较盛。除了木活字,还有铅活字和铜活字。铅活字在中国的使用,首见于明代常州。明中期,南京张氏已使用铜活字印书,其印本流传下来者有《开元天宝遗事》一种。明代铜活字印本多达110多种,2700多卷,分布在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其中流传下来最有名的铜活字使用者是无锡华燧的会通馆、华珵的尚古斋、华坚的兰雪堂以及安国的桂坡馆等。叶德辉说:“明以来活字版盛行,弘治间,锡山华氏兰雪堂、会通馆印书尤多,为世珍密。”会通馆印书今可考者约15种,除《毛诗白文》为木刻外,余均为活字铜板。其中,《宋诸臣奏议》、《锦绣万花谷》、《容斋五笔》、《文苑英华纂要》、《百川学海》、《音释春秋》、《九经韵览》、《古今合壁事类前集》等8种均出版于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前,相当于欧洲15世纪的“摇蓝本”,在印刷史上弥足珍贵。过去外国学者称宋版书为“中国的摇篮本”,其实宋本为木刻,与欧洲金属活字摇篮本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印本书有此资格者,也只有上述华隧印的8种而已。与华氏同样著名的,还有无锡安氏。安氏家族主要人物安国(1481—1534),字民泰,自号“桂坡”,以布衣起家,是当时中国最富有的人,号称“安百万”。他喜欢购买古书名画,以至充栋,曾说“积金诲愚,积书诲明”,并“铸活字铜板,印诸秘书,以广其传”。其印书多在明嘉靖初年,只有河北《东光县志》印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东光人廖纪在南京做吏部尚书时,听说安国家有活字铜板,就托他印自己所修的《东光县志》。这部明正德《东光县志》可谓是中国唯一用铜活字印的方志,惜早已失传。明嘉靖十年(1531年),俞泰跋安国所刻《初学记》,说他“经、史、子、集,活字印行,以惠后学,二十年来无虑数千卷”。
      明清江南书业中的另外一项重要技术进步是彩色套印技术的出现。自14世纪出现套版印刷后,直至16世纪末,套版印刷术渐渐在吴兴、杭州、苏州、南京、徽州等地广泛流行并进一步推广。产自南京和苏州的有非常精美插图的精刻本,有些话本也被施以评注和圈点,晚明还出现了各种精刻本的戏曲和杂剧集。为了科场应试需要和便于指导阅读,坊刻和私刻还印了大批带有圈点、批注及评语的书,把这些带有圈点、批注、评语之书中的正文分别用不同的颜色套印出来,阅读时更为醒目和方便,因此套印本风行一时。以至最初由朱墨套印,进而出现了三色、四色、五色之套印。今天常见的套印本,绝大部分是明万历年间吴兴凌、闵二家的刻本。闵家有闵齐伋、凌家有凌濛初和凌瀛初,均为吴兴望族,著名套印刻书世家,有刻书业绩可考的竟达数十位之多。闵齐伋刻《楚辞》等35种套印本,或朱墨两色,或朱墨蓝三色。其族人闵绳初所刻《文心雕龙》在三色之外又加上黄绿色,成为五色套印。闵齐伋与其兄闵齐华合作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刻印闵家首套朱墨套印本《春秋左传》15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闵齐伋又刻印朱墨黛三色套印的《孟子》,此乃三色套印的最早刻本。凌云刻印的《文心雕龙》五色刻本,为凌氏刻书之精品。清代套印承袭明风,继续发展。
      从图书内容上看,明清江南书业的出版物可谓包罗万象,首先还是经史子集,儒家经典、《史记》《汉书》正史、诸子百家等,都是传统出版的主要内容;民间小说、戏曲剧本、民歌时调、谈唱词话、笑话谣谚等,也是江南书业出版的大宗产品。毛晋汲古阁刊刻的大部头古籍,是《十三经》、《十七史》、《津逮秘书》、《陆状元增节音注资治通鉴》、《文选注》、《陆放翁全集》、《宋六十名家词》、《六十种曲》等诸多唐、宋、元人诗文集,以及代人刻印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唐诗类苑》等。清朝乾隆时期开创的扫叶山房,也以史部为重,而且所刊刻的大量史书皆为《四库全书》所收之书,且多在书前录有该书的“四库提要”,表示出对官方意志的认同。此外,江南书坊刻印了诸多医书,如明嘉靖间金陵书坊雷鸣刊《济生产宝方》,赵君耀刻《胎产须知》,唐氏富春堂刊《妇人大全良方》,集贤堂唐鲤跃刻《丹溪心法》,唐少桥刊《大字伤寒指掌图》,文枢堂刻《万氏家钞济世良方》,等等。
      在明清江南地区出现的显著变化之一是小说曲本出版的繁盛。南京书坊已大量印刷此类读物,著名书坊如唐氏富春堂、世德堂、广庆堂、文林阁、陈氏继志斋等,均印行小说曲本,并延请建阳、徽州等地的工匠为所印之书镌刻插图。江南通俗文艺读物中最突出的是世情小说。明中叶至清初为世情小说出版的第一个高潮期,清中期则为第二个高潮期。世情小说的两大流派——艳情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均大量面世,其他小说如讲史小说、拟市人小说等也日益与世情小说合流。由于世情小说贴近中下层民众的生活,且较多反映了小市民阶层的趣味,所以在当时的社会上拥有数量众多的读者群。特别是艳情小说,其种类之多,为中国历史上所仅见。清代这类宣扬色情内容的图像读物和色情小说不仅在有闲阶层中,而且在小市民中亦不乏广大的读者群。例如,印制低劣的春宫,价格低廉,随处可得,广泛传布于不识字的下层民众之中,这类小说往往是越禁越多。明清时期的江南,在城市化、商业化水平以及人民生活水准、识字率等方面均高居各地之首。因此这类反映小市民趣味的世情小说大多出于江南书坊,以至江南成为当时“淫书”和其他民间通俗读物的渊薮。“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光武)、蔡伯喈(邕)、杨六使(文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则晋王休征、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亦有之矣。”此段描述,正是对明代戏曲、小说普遍流行于世的真实写照。
      晚明旅游风气盛极一时,士人耽于山水,好游成癖,对山光水色如痴如醉。江南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商品经济的发达,更为明清商业化和旅游业发达的地区,也成为士人科举赴考他地人员流动最大的地区。由于商业旅行的发达,大量的“商旅文献”刊行于此,明清商人专用的与商业直接有关的交通、旅游、地理、气象、医学养生、交际应酬、文化娱乐等内容的《一统路程图记》、《水陆路程》、《天下路程》、《新安原版士商类要》、《新刻京本华夷风物商程一览》、《士商要览》、《新刻士商要览》、《重订商贾便览》、《新刻合并客商一览醒迷天下水陆路程》、《示我周行》、《新刻士商必要》等的不断推出,且一版再版,发行量相当可观。据李伯重在日本东京几个图书馆所作的版本调查,明清时期的通俗实用读物(特别是商旅文献)大多为杭州、苏州等地书坊印行。有论者指出,“商人是士以下教育水平最高的一个社会阶层,不但明清以来‘弃儒就贾’的普遍趋势造成了大批士人沉滞在商人阶层的社会现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商业本身必须要求一定程度的知识水平。商业经营的规模愈大,则知识水平的要求也愈高。即以一般的商人而言,明清时代便出现了大批的所谓‘商业书’,为他们提供了必要的知识”。
      随着出版业的兴盛和大众教育的普及,明清时期童蒙教材剧增。首先,仅就明清时期最流行的“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种教材而言,就不断出现模仿、赓续之作,以及注解本、插图本。如《三字经》有《增补三字经》、《节增三字经》、《广三字经》,《百家姓》有《重编百家姓》、《御制百家姓》、《新编百家姓》,《千字文》则有《续千字文》、《再续千字文》、《三续千字文》、《别本千字文》、《增广千字文》等。其次,其他童蒙教材也大量刊印,如《弟子职》、《蒙求》、《童叟须知》等大量刊印,新编教材亦畅销热卖,如《幼学故事琼林》、《龙文鞭影》以及各种训蒙诗选。除了上述各种带有精英文化痕迹的传统识字教材外,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识字读本也大量出现。其中,有《日用俗字》、《农庄杂字》、《幼学字表》等杂字用书,有《算学启蒙总括》、《筹算蒙课》等算学教材,还有关于声律、医学、天文、舆地等专门知识的启蒙读本。明代江南流行的看图识字类儿童读物,既有《魁本对相四言杂字》、《新编对相四言杂字》等,也有算盘图和算筹图;金陵王氏勤有堂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刊出《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其中收名物308件,图306幅,文字四字一句,每字或每词出一相(图画),图文对照(因此称为对相),简单易学。虽然以上各种童蒙课本教材并非都是江南地区的产物,但作为近代中国商业化出版业的中心,这些教材的出版实以江南地区为最,而且此类读本市场不小,也以江南为集中,如苏州有名的扫叶山房,除刻印经史子集四部书外,还大量刊印笔记小说、村塾读本等。
      由上述印刷技术和文本内容两方面考察,可见明清江南书业虽在技术变革的内容开拓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但似乎仍谈不上在17世纪或整个明清时期发生了从传统到近代天翻地覆的根本性变化。这种“革命性”的变化,当在晚清。1850年代至1860年代初期,上海县城及周边的江南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别是小刀会和太平军战事、太平天国战事给江浙一带的出版文化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同时也极大地推动和加速了上海出版市场的崛起。“太平天国时代,江南及浙西是主要的战场;它所曾经占领与攻占的六百余城池中,属于江南的居多数。而江苏南部的宁、镇、常、苏及浙西杭、嘉、湖三府可说是受害最深最久。”太平军战事波及的主要地区正是明清以来号称中国“人文渊薮”的江南著名藏书区,江南城乡荟萃着全国最优秀的文人学士和藏书之家,集中了中国大部分著述者群体和历史典籍文献资源。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事,对于江南书业乃至中国文献典籍资源造成的破坏,至为惨重。清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取苏州,席世臣的次子席元章为太平军所俘获,数日后放归,两年后再次被掳,之后杳无音信。清乾嘉至道光间扫叶山房所刻印的书版在这场战乱中多遭毁坏,损失惨重。
 
三、明末至清末世风之丕变
 
      自命不凡的中国文化人多有“嗜奇好古”和“好奇尚诞”的性格与作风,所谓“厌常喜新,慕奇好异”(卷8,P86),故而凸显“嗜奇”、“好奇”之风在晚明学人和社会生活中形成了一种尚奇求异的世风。而古代的习俗和事物由于与晚明文化人之间隔着久远的年代,已不再是晚明日常生活经验构成的一部分,因而这种“嗜奇”和“尚诞”更多地表现为对异域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习俗、器物产品的追求,因为异域的奇幻之景物能够强烈地激发起晚明文化人的尚奇求异之趣味。追求奇风异俗、奇人异事、珍奇异物、海岛怪兽是一种超越既有经验的想象的游戏,在晚明则成为一个时代之风尚。上至帝王,下至普通士人,大都充满了求奇求异的文化趣味。明万历帝首先就是一个海外珍奇异物的爱好者,在其影响之下,王公大臣无不追求西洋奇物。西洋耶稣会士为了迎合中国皇帝和达官权贵爱奇好异的需求,每到一处,均以西洋奇物馈赠。耶稣会士自西方携来的天文仪器、望远镜、日晷、钟表等,均让晚明士大夫感到艳羡不已。如屈大均即称赞西洋大铜铳属于“火器之最神者”,“一发则天地晦冥,百川沸腾,蛰雷震烨,崩石摧山,十里之内,草木人畜无复有生全者。……发时以铳尺量之,测远镜度之,无不奇中”。而居住在澳门的西洋舶夷还携带有机铳,“此亦防身之奇技也”。焦勖将西洋火炮称之为“天下后世镇国之奇技”。“求奇”事实上成为国人接受外部世界新知识的一个合理借口,如孔贞时曾借韦宗赞叹南凉君主秃发傉檀的历史典故:“因叹绝其奇,以为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别自有人,不必华宗夏土,亦不必《八索》《九丘》。旨哉斯言。世固有奇文妙理,发于咫尺之外者,第吾人窐步方向,安睹所为奇人而称之。予于西泰书,初习之奇,及进而求之,乃知天地间预有此理。”王徵就是因为读了艾儒略《职方外纪》所述“奇人奇事”后,兴奋不已,于是以《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为题,编译了这部系统介绍近代西方机械知识的专书,不仅满足了他本人的趣味,也迎合了时代之需求。
      如果说明末清初的社会风尚是以“尚奇”、“求异”为特点的话,清末民初的社会风尚则以“崇新”、“求变”为特点。早在晚清西方传教士所编的英汉词典中,就将“新的”与modern对应。如1848年麦都思所编纂的《英华字典》、1883年罗存德增订版的《英华字典》等,国人邝其照1868年所编的《字典集成》也将modern解释为“新的”意思。“日新”、“求新”、“贪新”、“好新”、“比新”等词汇风行一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和“变”是一个高频词。晚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在出版界就喜欢用“新”字,如创刊于清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七日(1861年11月19日)的《上海新报》(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 Advertiser),由北华捷报馆创办,字林洋行发行,是上海也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张中文报纸。1868年创刊于上海的《中国教会新报》,也凸显一个“新”字,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自办自编自销,辟有《教事》、《政事》、《杂事》、《格致》等栏目,发行量最高时为3500份。1890年代,“维新”一词流行,而20世纪的头10年“新政”一词泛滥。1870年代,清朝上下已有中国面临“数千年以来所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似乎唯有出“新”才能应对之,国人一次又一次地试图划出一条新与旧之间的界线。
      1912年1月1日《申报》载钝根《新祝词》可谓代表:“今日为新中华民国新元旦。孙大总统新即位。我四万万同胞,如新婴儿之新出于母胎,从今日起为新国民。道德一新学术一新,冠裳一新,前途种种新事。胥吾新国民之新责任也。钝根敬濡新笔,写新词。祝我新国万岁,新民万岁,新总统万岁。”短短百来字不到,就有17个“新”字。清末民初之“新”,包含有“现代”或某种“现代性”的因素,如“新乐府”、“新上海”、“新学者”、《新史学》、《新小说》、“新中国”、“新名词”、“新学界”、“新国民”、“新世界”、《新世纪》、“新学堂”、“新思想”、“新政治”、“新经济”、“新科学”、“新宗教”、“新主义”、“新技术”、“新剧场”等,“新”上再加“新”,还有“金陵风味”之“新新楼酒馆”,上海英租界有“新新里”和“新新桥”、《新新小说》,乃至有加三个“新”字的“新新新舞台”和“新新新戏”,或在“新”前再加“最”,成为“最新”,如“最新奇灵巧之法”、“最新且精”、“最新最合用”,《最新国文教科书》,等等。1908年,中国第一座现代化戏院“新舞台”一落成就演出《新茶花》;1911年,上海中国词典公司出版、由国学扶轮社主人沈粹芬请黄摩西主编而成的《普通百科新大词典》,也要特别在大词典中夹加一个“新”字。“新”,成为一个时代流行的用语。
      “变”也是近代中国文化的基调。以“变”字构成的用词就更多了,如1883年11月3日《申报》载《再论保护商属》一文中称:“今之中国汲汲焉以效法泰西为事,意谓不尚西法,不能富强,将来贫弱益甚,不足以为国。气之渐移,物穷思变,故器必西器,船必西船,资其力也。开馆以学西文,遣徒以就西师,习其法也。事无不举,宜若可以富,可以强,而有识者从旁揣之,以为西国所以富强之本,则中国未尝操之也。”在《申报》上出现频率最高的有“变法”、“顿变”、“渐变”、“变革”、“变政”、“遽变”、“巨变”、“剧变”、“嬗变”、“变形”、“剧变”、“蜕变”、“善变”、“变故”等。一些传统的词汇也在新的语境下重新出现,如“变通”成为“西法变通”;“变异”由“天象变异”到“人心变异”;类似新词还有“变迁”,如“风俗变迁”、“市情变迁”、“时事变迁”、“时势变迁”、“时局变迁”、“时运之变迁”、“社会变迁”等。与“变”密切关联的“改革”一词,也见之1848年问世《瀛寰志略》。
      “新”和“变”二词还连为一词或一句,如 “新变”(1873年4月15日《申报》)、 “东国新君一变旧俗”(1872年10月11日《申报》)、“维新变法”(1892年8月21日《申报》)等。将“新”和“变”二词合为一个概念,莫过于何启、胡礼垣的《新政真诠》第六编“新政变通”了。该篇指出:“且新知云者,非徒变之谓,乃变而之于善之谓也;非徒变而之于善之谓,乃变于善而求其更善之谓也。善之事无穷期,而新即与之于无穷期;善之量无止境,而新即与之谓无止境。本自强不息之心,为日进无疆之益,夫然后能自立不败,并驾齐驱。”并认为变与新之间的关系是:“凡一切变所应变,新所应新者,不徒视其所当然,而必察其所以然,盖视所当然者得当即止,察所以然者其如无涯也。时时有进取之功,事事有未足之虑,然后足以行新政。”
 
四、上海“新出版”的崛起与西方输入的新技术、新内容、新形态及新管理
 
      “新”与“变”,成为近代中国“出版革命”的基调。这一发生在上海出版界的根本性之“变革”,从时间上看,是在晚清开其端,持续了大约近百年的历史过程。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标志着中国“出版革命”的正式展开。虽然初创时期该馆仅仅是一个印刷小作坊,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最先进印刷技术,推出了大量新知识书籍和报刊合一的新形式,并由来自江南工人企业家和书香门第的文人合作成一股份制企业。笔者把近百年“出版革命”的历程分成若干阶段:1843—1897年这一阶段可称之为“新出版”,作为中国“现代出版”的序章;1898—1919年为“出版革命”进入高潮阶段;1920—1937年为“现代出版”走向稳定和渐趋进入低潮期。“出版革命”的第一阶段是以中国近代书业变革为特征的“新出版”面貌现世的。“新出版”——“出版革命”发轫时期的代表是墨海书馆,该馆的创立与外国教士与江南士人合作的新模式、以耕牛为动力的新印刷技术在墨海书馆的引进、墨海书馆在传输新知识内容上所创造的若干第一,以及宣传世界主义的新形态的《六合丛谈》,已具新技术、新内容、新载体及新管理的诸多要素。
      清末民初,在上海发动的“出版革命”包含着西方输入的新技术、新内容、新形态及新管理等诸多方面的根本性变革,而这些变革是伴随着书业地理空间的转移而形成的。这一地理空间的转移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以西方传教士为中心的新技术从南洋到广东、宁波直至上海的北上移动,其中包括麦都思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1843年)、姜别利将宁波花华圣经书房迁至上海成立美华书馆(1860年)以及上海天主教系统的土山湾印书馆的创立(1867年);二是作为上海腹地的江南书业向上海的东向转移。可以说,上海“新出版”的崛起是两个空间移动的结果。
      “新出版”是相对于传统书业而言的,而本文所用的“新出版”,最早是茅盾在自传中所论及的“新式出版事业”:“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作为新式出版事业之意义上使用“新出版”,是汪家熔在《新出版、新出版第一人——王韬》一文中对茅盾此句的概括,称“张元济是新出版辟草莱者”,至于“新”在何处,茅盾未作解释,汪家熔则认为传统出版与经学、文学关系较多,而新出版的特点是某些活动和政治、社会进步直接相关,传统出版构不成事业,新出版具有巨大的社会信息量,从而构成出版的高潮。笔者认为,茅盾这里强调的“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之“新式”,实际上是指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其中“新式”暗含着出版业对于“现代性”的追求。现代性在清末民初的出版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现代化“Modernization”,一般可以从几个层面上来归纳:即政治上具有一种法律体系取代专制统治;经济上为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上建立一种促进社会成员平等的合理性制度;文化心理上追求理性和个人主义。这一过程是由于工业化文明社会的发展而带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然后引发了政治体制和文化心理上的一系列变革。1990年代以来,众多学者开始使用 “Modernity”(现代性)一词,其间反映着一批学人对现代化理论存在缺陷的自觉反思。现代的物质条件和文化信息,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和吸引力,人们多感受到这种与过去传统产生断裂的认识,以及与过去对立的强烈现在感,现代性是人们在历史过程中一种集体经验的主观认知。
      按照雷蒙·威廉斯的看法,“modern”有着“改善的”、“令人满意的”、“有效率的”之类的意义。不管是“挑战与应战”还是“现代化理论”,都需要面对来自西方的冲击,中国的出版现代化和现代性都离不开西方文化冲击和与外来文化的碰撞。从文化层面上讨论出版,可以将之分出印刷装帧技术、物质形态、知识内容、体制和观念四个层面的创新。所谓较之传统出版有着进一步改善的、富有有效率的“现代出版”,应该就是“出版的现代化”或“出版的现代性”。笔者认为,大致可以从近代印刷技术、文献的物质新形态、新知识内容以及体制和观念四个层面来讨论:即新技术、新内容、新形态及新管理。
      新技术,是指由西方传教士传入的技术,包含铸造金属字代替传统的雕版印刷,以及出版工艺和流程、书籍装帧和版式设计形态的创新。传统金属活字印刷的特点是拼版自由、出书快捷,但缺陷在于铸造字模成本巨大,排版工序相对复杂,在印数不多而又需要多次重版的情况下,其优点不突出且效果反而不及雕版。民间书坊缺乏官方的有力支持,铸字关键技术的革新不足,这是中国金属活字印刷一直未能成为传统印刷的主流,活字印刷在中国也未能像欧洲一样成为文化传播和社会变革推手的原因所在。新技术不同于传统中国的雕版和活字印刷,首先是西方传入的铅字排印,在晚清不长时间里很快取代雕版印刷,完成了所谓“铸以代刻”的过程,成为此后几十年间中国的主流印刷技术。新式机械印刷、石印技术等印刷技艺的引进,导致了印刷、装订等方面区别于传统出版的一系列的技术变革。美华书馆的姜别利(Willliam Camble)在新出版事业上有两大贡献:一是用电解法铸造汉字字模;二是发明了按部首排列的汉字子盘。张秀民对之有高度评价:“过去雕刻字母均需手工,既麻烦,又费钱费时,姜氏电镀法的成功,在造华文铅活字上可说是一次革命”。西方近代印刷业的三大技术——铅印法、石印法、蒸气机印刷技术等,在晚清已全部传入,如上海开埠后,墨海书馆和土山湾印书馆堪称基督教与天主教引进西方近代印刷术的两个最重要的据点。1843年底,麦都思抵达上海后创建了墨海书馆,并曾采用过石印。如1844年石印的《祈祷式文》,1846年石印的《耶稣降世传》、《马太传福音注》等,之后历经约30年,即直到1876年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使用石印后,国内书商才纷纷设局,石印术周期短,印量大,成本低,因此盛极一时。上海出现了近百家石印书局,各类石印书籍大量出现,甚至远销全国各地,大大推进了西学的传播。珂罗版的优点是以精致细腻而著称,适合印制名人手迹和书画作品。1875年,该技术由土山湾印书馆任职的安相公(即安敬斋,F. Enry,或标注其圣名加中文姓氏的沪语Henry. EU,1865—1937)率先引进,并购买了圆盘机等印刷机械,用之印制耶稣、圣母像等图片。其时在上海采用珂罗版的还有英国别发洋行,由于此法印刷甚为精美,不久上海有正书局聘用日人龙田来华从事珂罗版印刷,教授华人学习。1902年,文明书局的赵雪鸿试验珂罗版获得成功。商务印书馆于1901年已拥有了上海最先进的印刷设备,于1902年编印出版了中小学教科书,教会和官方出版机构都难以望其项背。1907年,该书局还有了印刷精美的珂罗版。机器印刷技术的广泛运用,代替了传统书坊的手工雕版,大大加快了印刷速度,由此引发了近代上海的印刷革命,大大降低了出版成本。1925年,上海有新式印书机构112家。新印刷技术创造了书籍的空前产量,上海在近代能成为中国最大的新出版中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率先引进和推广近代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
      新内容,是指现代出版生产的书籍之内容,区别于以经、史、子、集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书籍。大量传统学科无法容纳的内容,如理化、法政、外语、艺术、美学等,属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西学新知识,为国人提供了一个认识和观察世界的参照坐标。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开办墨海书馆,组织了由伟烈亚力、艾约瑟、慕维廉等英国传教士为主译者的翻译活动,他们在译出《圣经》和大批宗教布道书的同时,也译出了当时最有影响的物理学著作——胡威立专论流体力学与刚体力学的《重学》、第一部中文符号代数学读本《代数学》和第一部介绍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代微积拾级》。与此同时,他们不再像前辈学者利玛窦那样,总是谨小慎微地考虑如何选择中国人能够接受和欢迎的“药物”,也不怕译出与中国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根本冲突的“猛药”,如哥白尼的天文学说,在《谈天》一书中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用大量天文观察事实作了完善补充的康德星云假说。慕维廉在编译的《大英国志》一书中介绍了西方议院和议会制度后,又在名为《格致新理》的译本中,逐字译出了培根《新工具》中著名的“四假象学”。1867年创办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传输了军事技术、应用技术、自然科学理论、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1890年代,随着一批批留欧、留美学生的归来,特别是在几十年的翻译活动中成长起来的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中国译者,严复据英国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编译出《天演论》这本小册子,掀开了近300年中国输入西方学术的一个新世纪。他在译述中每节或每二至三节附案语,就原文内容有关的其他学说加以介绍,把进化论、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哲学的理论介绍给中国知识界。1898年4月该书初版后,立即引起轰动,被康有为誉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一些小学教师以此书作为课本,而中学教师则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作文题目。胡适的“适”,陈炯明用“竞存”的字号,都来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深义。严复以其译出的穆勒《群己权界论》和《名学》,斯宾塞《群学肄言》,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等,将一整套包括了培根到穆勒的英国哲学经验论和西方科学方法论一一介绍给如饥似渴的中国人。继之而起的这一代译者,如杨荫杭在1902年编译出《名学》,同年林祖同译出日本清野勉《论理学达恉》,1903年吴炤译出日本十时弥《论理学纲要》,1906年有范迪吉等译、富山房编《论理学问答》,胡茂如译日本大西祝《论理学》,1907年有金太仁作译高平三郎《论理学教科书》等。20世纪初,在学术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有美国伯盖司《政治学》、德国伯伦知理《国法泛论》、海留司烈《社会行政法论》、法国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卢梭《民约论》、伊耶陵《权利竞争论》、英国斯宾塞《代议政治论》。许多译著在各学科领域产生了较为突出的影响,如蔡元培译《妖怪学讲义总论》、章太炎译《社会学》、赵必振译《东洋女权萌芽小史》、陈家瓒译《社会经济学》、孙云奎译《货币论》,或被认为是在中国最初引进新知识的代表,或被认定为对该学科作出了启蒙性的历史贡献。传统出版包罗万象,虽然也有对传统知识分类提出挑战的新内容,类似《几何原本》、《同文算指》、《远西奇器图说录最》等西方技术科学的知识,但其冲击力毕竟有限,无法真正突破传统的知识结构,最终被四部分类消融掉,而晚清传入的这些有关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新知识,使传统图书分类的系统无法最终容纳这些新元素,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西学书目新分类结构的原由。这些新内容亦为先进的中国人反思中国之所以落后于世界之由,以及推动国人改造中国,提供了知识的动力源。
      江南传统书业保留着传统图书的载体形式,直至19世纪中期并无特别的变化。虽然也有官方刊印专记邦国大事的邸报和京报等不定期连续出版物的流传,但在民众的阅读形式中基本上未起到普及知识的作用。邸报、京报等连续出版物,属于传统中国的文献载体形式中边缘之边缘,占据了天下一统的绝对优势的载体还是传统的书籍形式。清末民初,很重要的载体变化是出现了传统出版所没有的近代报刊。19世纪下半期涌现了专记社会琐闻、街谈巷语的载体新形态,即新式出版业不仅仅有传统的书籍形式,还包括大量运用新技术生产出来的日报、杂志,书籍中还出现了白话小说、新式地图、双语辞典、列车时刻表、学堂教科书、广告等新的出版载体形态。书籍一般是作者个体思想观点的集中表现,而报刊则是一种将众人的稿件汇集在一起的群体言说的形式。较之书籍,报刊发行量大和传播面广的性质决定了它更具商品化,更追求时效性。同时,报刊在言说空间上具有更大的开放性,留出了更多的让读者参与对话的空间。近代报刊具有多种形态,如日刊、周刊、周二刊、周三刊等,使新出版的传播渠道大大超过了传统出版。公共性的近代报刊在晚清的出现,促使官办译书局,教会和民营书局开始普遍利用报刊的力量,以建立和加强自身的品牌、提高销售利润及扩大影响。晚清以来,一般出版机构大都会创办报刊,以作为书局的附属产品。类似的例子很多,如教会系统的墨海书馆有《六合丛谈》、土山湾印书馆有《益闻录》等;清政府官办报刊有1901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办的《北洋官报》(天津)、1903年两江总督署主办的《南洋官报》(南京),以及《湖北官报》(1905年)、《政治官报》(1907年)、《内阁官报》(1911年)等;民营系统的商务印书馆有《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小说月报》;广智书局有《新民丛报》、《新小说》,等等。快速传播,是近代大众传播的重要特点之一。而近代化的交通和邮政促使不同地区的受众在大致相同的时间里阅读相同的内容,报刊流通中形成的批发销售规则及报刊市场化,促使晚清报刊体制日益走向近代化。从《六合丛谈》到《上海新报》,从《申报》到《点石斋画报》,从《格致汇编》到《格致新报》,近代报刊改变了中国读者的阅读方式和趣味、阅读边界及空间。上海是近代中国白话报纸的发祥地,也是白话报纸最为集中的地方。1911年以前,标名“白话”、“俗话”的报刊有41种,连同那些有白话报之实的报刊,一共140份。其中,有27份在上海出版,全国排名第一。有些本该设在外地的报馆,如《宁波白话报》、《湖州白话报》、《安徽白话报》等也都设在上海。传统出版业印刷小说,但清末民初的上海出现了大量报刊连载的翻译小说和白话小说,报刊这一新式载体成为近代白话小说得以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大量反映绚丽多彩的上海租界洋场生活为题材的新小说,如《海上花列传》、《上海游骏录》、《上海新繁华梦》等在上海问世,出版的数量和速度也极为惊人。清末出版成册的小说在1000种以上,其中在晚清上海出版的占70%以上。近代报刊对中国文坛学界的封闭性以极大冲击,加速了传统书业向现代出版业的转变。报刊连载小说不仅传播迅速且具有大众化、平民化和花钱少的特点。与报刊连手采取连载的新形式,在城市中造就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读者群体,而读者的阅读需求又反过来刺激了近代上海新出版的繁荣。
      以新式机械印刷创制的地图,改变了中国读者固有的空间观念;而印制双语辞书则为中国读者创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新方法;大量印刷的交通工具时刻表,改变了国人日出而作和日落而息的不遵守时间准确性的生活方式;规模化印刷学堂教材,成为清末民初知识和思想普及的新工具;广告印刷形式的出现,则大大影响了近代国人的消费意识、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如此等等。可以说,这些周期性发行的新形式之出版物,较之传统书籍更多和更快地传播知识信息,大大加快了信息的流动,打破了传统官方乃至于教会对于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垄断性,改写了静态、单向的文化生产格局,使得社会中众多分散的因素维持一种相对密切的联系,加速了社会文化的裂变,成为搅动中国文化池塘的鲶鱼,促进了文化的激荡、思潮的涌现和社会的变革及进一步整合、重构。
      与新技术、新内容和新载体形式相配合,在出版界出现了新式管理模式。知识与权力有着某种同构性,制度管理具有约束和激励的双重效应。上海租界为新出版提供了新的出版管理路径,与传统的官刻、坊刻、私刻和寺院书院刻书不同,墨海书馆已开始实行监理、助理制,由此打破了传统出版机构家族内部管理单一的模式。据苏精的描述,伟烈亚力到墨海书馆就职后,该馆确实在经营管理方面分成了决策和执行两个层级,前者由伦敦会上海站领导人物和站务委员会的主席兼司库麦都思继续掌握全局,并通过站务委员会决定印什么书和如何印法,再交付伟烈亚力具体执行;伟烈亚力负责管理工人,以及采购保管原料器材等。两个管理层级的新模式,形成了新的出版管理路径,从制度层面保证了该馆在书籍生产的分工上有了以麦都思为主导的专门从事选题策划,和以伟烈亚力负责的印刷出版活动二级管理职责。之后日渐成熟的教会出版机构,如广学会在出版物译印方面拥有了一套日渐完善的管理机制,特别对出版物的内容实行评议审核,以确保符合其意识形态的作品面世。在李提摩太任总干事期间,广学会内部形成了一个包括总干事、编辑人员和一些教会领袖构成的出版委员会,该委员会直属于董事会,其职责是“挑选出准备出版的作品,审核所有送来的手稿与书籍,推荐可以印刷的手稿与书籍,决定发行的数量与售价,从整体上监督出版部的日常工作”。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尽管最初仅是一个印刷业的小作坊,但一开始就实行了现代股份制,避免了这一由朋友加亲属所组成的书局在后来的发展中沦落为家族式企业。这些教会、官营和民营的新式出版机构经营方式,不同于江南书坊恩庇侍从型的家族经营方式,新教传教士将印刷机构迁至租界特殊环境的上海,采用了“借才本土”的模式,大量聘用掌握印刷新技术的本地工匠,同时还汇聚了一大批具有新知识、新思想、新视野的编译润饰人才,而编译润饰人才主要依托来自江南腹地的学术资源。参与墨海书馆出版活动有着密切关系的江南士人,据确凿材料记述,有王韬父子、李善兰、蒋剑人、管嗣复、沈毓桂、张福僖等,活动在墨海书馆及麦家圈周围。而在中国首屈一指的官办翻译机构,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则汇聚了一大批以西方传教士为主体的外国翻译人才和具有新知识的江浙文化人。这种文化人的“汇聚效应”,得益于上海书业所实行的“借才异域”的管理方法。官方出版机构“借才异域”还包括聘用外国翻译人才和印刷技术人才,以及任用江南腹地的书业人才和知识人。聘用外国翻译人才对于官办翻译机构来说,是对传统“严夷夏之大防”观念的重大突破,正是这一新管理政策使海内外的西学人才向沪地络绎不绝的形成流动趋势,也是开埠后上海文化传媒市场所形成的特殊人才“聚集效应”。在上海新出版的机构中不仅出现了新印刷机器和掌握了印刷新技术的工匠,同时这些机构还汇聚了一大批具有新知识和新思想、新视野的学者,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的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小说林社中的黄人、奚若等。进而言之,新出版机构还成为新学思想家、翻译家、移民学者的庇护所和钻研高深学问的学术共同体。
      晚清时期,有八成的西学书籍是在上海一些民营出版机构出版的,而全国有95家翻译出版西学的机构,其中有56家设在上海。一些传统无法通过审查的书籍,却得以由位于租界的新出版机构来刊行,与新式机器印刷相呼应,清末民初的上海出现了既不属于教会,亦非官方出版机构的民营出版机构,这些独立自主创办的民营出版机构,或由民营集资,如商务印书馆;或从传统书业转变而来,如金粟斋;或由新式知识人创办,如小说林社等;或完全运用新的管理理念,或部分采用新的管理模式,并逐渐形成了自身独有的品牌意识。与传统出版不同,民营出版机构不仅像江南坊刻一样非常重视经济效益,更非常重视书局出版物的社会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20世纪初采用股份制的商务印书馆,建立了集编译、印刷、发行于一体的组织系统,至1930年代已形成了一处(总务处)、四所(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和研究所)的庞大而完整的新出版网络体系。其中,在上海设有五个印刷厂,在北京、香港设有分厂,在全国各地设立分馆、支馆36处,附属机构有东方图书馆和尚公小学,堪与同时代世界上任何大型出版企业相媲美。由此而形成了出版界大生产和编辑印刷高度分工的企业管理形式,具有高度的“现代性”,成为各种不同知识交流和思想交换的枢纽。
      上述这些现代出版机构,可谓给文化人提供了未曾有过的文化舞台,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报人、编辑和自由作家的知识群体生存平台,他们能够依靠书局、报社提供的薪酬、版税和稿酬等保障自己属于个体主义的创作及翻译等文化工作。可以说,没有这么一批具有共同文化认知并有着类似价值观念的出版编辑者群体,也就无法形成上海出版业历史进程中的强大合力和动力。清末民初上海出版业所出现的新技术、新内容、新载体形式和新管理模式四大因素,是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出版革命”发生地的标志。新出版在上海发展的若干年间,上海书业形成了“现代出版”高地,同时引发了急剧的书业变革,也为近代中国新思想的传播和新知识普及开辟了新的天地。
 
五、江南书业的东移与上海“现代出版”重心之形成
 
      有学者较早注意到上海新式出版业兴起与传统江南书业的关系,并认为不能把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兴起描述为仅仅是一个西法机器印刷在中国从无到有的过程,考察上海近代印刷文化需要考察新式印刷文化是如何开端的,同时亦须考察旧文化、旧刻书要地之衰落。19世纪中叶前期,全国出版文化的重心集中在苏州、南京、杭州、常州等江南名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江南文化名城明显衰落,而各种文化思潮、书籍、报刊及国内外重要信息反转过来从上海呈辐射状向江南各城流布。上海印刷文化之兴起,与其说是西式文化中心取代了苏州、杭州等旧的文化中心,不如说是刻书文化重镇由江南城市向上海迁移的结果。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上海是南半个中国特别是江南之财富、精英、流民以及难民的转移地;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上海的出版机构、书籍市场、读者群和文化消费口味与苏州、杭州、常州等原有的江南印刷文化中心具有明显的传承关系。
      确实,近代上海成为新出版中心,除了以西方传教士为媒介输入新技术以及文本新内容的输入之外,还与两个地理空间因素的转移有关:一是上文所叙述的西方传教士所创办的新式译书机构的北上转移;二是作为上海腹地的江南书业向上海的东向转移。可以说,中国“出版革命”以及上海成为“现代出版”重心的出现,是与1860年代开始的书业文化重镇由江南城市向上海转移,紧密相联。
      1843年开埠之前,上海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小渔村,但也仅仅是一个区域性的港市,处于江南地区边缘位置。1843年11月17日开埠后,在通商等一系列“突发事变”的推动下,上海快速地走向繁荣,渐渐取代江南传统的中心城市苏州和杭州,成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以上海为枢纽,从江浙南北两线展开的扇形地带,又伴随着上海的节奏起舞而面貌为之巨变。作为近代上海港直接经济腹地的长江三角洲,从地貌地形考察,由里下河平原南缘、河口沙洲区和太湖平原三部分组成,与上海港之间由蛛网般的内河水道直接沟通,是江浙两省经济重心所在,自然环境、地理条件亦很相近。近代上海港的崛起,即得力于这一雄厚的物质基础(《导言》,P1—2)。正如周武在《从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一文中所指出的,上海在江南城市群中的边缘地位,随着1843年开埠后中外贸易体制的变更而发生了深刻变化,上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和最重要的通商口岸。至1860年代后期,如《北华捷报》所言:“对外贸易的心脏是上海,其他口岸只是血管而已。”上海已开始在边缘缔造中心,以往上海“城中慕苏、扬余风”,在开埠之后一变而为苏、扬来沐海上之“洋气”。显然“洋气”取代“苏、扬余风”,也意味着杭州、嘉、湖、甬、绍、苏、松、常、镇、宁十府的“江南”,逐渐变成了“上海之江南”。从“江南之上海”到“上海之江南”,上海城市地位的变迁及其所牵动的江南区域版图之重构,可以说是中国区域近现代历程中最抢眼的历史事件。
      开埠前的上海,虽享有“小苏州”、“小杭州”之称,昭示着苏杭之繁华,但始终处于江南的边缘,表明上海是这些地区的附属。换言之,从中国出版史的角度来看,此时上海的书业可以称为“江南之上海”。中国刻书有几大系统:官刻、坊刻、私刻(家刻)和院刻(书院、寺院刻书)。明清时期的上海,未见官方刻书机构,似乎也找不到坊刻,或有提及的明中叶在上海大东门外创办的“黄文正书店”,也是属于云里雾里的那种。据江澄波《江苏刻书》的统计,明代上海地区私刻仅有53家,而清代一家也没有。许静波指出,上海开埠之前,无足够的藏书资源,仅有书籍销售业,实难以支撑严格意义上的书业。沪上的部分书店从苏杭等地的雕版书局购书前来贩卖,是一个承售地,尚无本土书籍生产,甚至名局大号少有在上海设店分销,所谓书店寥寥三四家而已,如四牌楼、大东门等地的淞韵堂、文政堂。所销售者为私塾用四书、五经及《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描红簿》,以及医卜星相等书。
      从边缘到中心,上海城市地位之变迁,既得益于开埠,也与江南地区的战乱有关。首先,太平天国战事是导致江南大量书坊和私人刻书业向上海东移的重要契机。其次,太平军战争平息后,江苏学政鲍源深在给清廷的上疏中说,“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如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灰烬”;浙江巡抚马新贻奏称,“浙省自遭兵燹,从前尊经阁、文澜阁所存书籍均多毁失,士大夫家藏旧本,连年转徙,亦成乌有”。由于深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江浙地区大批的读书人纷纷涌入上海。因之,南京、苏州、湖州、杭州刻书业在晚清开始向开埠后的上海转移。最典型的是苏州刻书业,如太平军攻陷苏州,大批桃花坞画店和印刷工匠为避战乱纷纷逃往上海,落脚在上海老城区邑庙旁的小校场(今旧校场路)一带。今店名可考者,有飞影阁、三兴斋、久和斋、筠香斋、彩云阁、爱莲堂、孙文雅、吴文艺、赵一大、吴太元、老文仪、孙茂记、周兴、源兴、泰兴、新昌等,形成了所谓的“年画街”。而且在题材上也有了很大转变,从《闹新房》、《新刻虎丘灯船胜景》到《海上名园张园》、《新刻铁路火轮车》等。
      书业史上的典型例子是扫叶山房主人席元章之子席威在其父失踪后,选择到上海重新开张,于同治初年在上海城内彩衣街设立分部,称为“扫叶山房南号”;于清光绪六年(1880年)在租界内棋盘街再设支店,称为“扫叶山房北号”。后来,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棋盘街扫叶山房北号最后发展成为总店。不久,浙江嘉兴的朱记荣校经山房和江左书林还一度曾与扫叶山房联号,表明迁至上海后扫叶山房事业蒸蒸日上。至清光绪八年(1882年),扫叶山房刊印书籍达上千种。同时,该社还采用了当时在上海出版界流行的石印技术,自清光绪、宣统至民国初年,发行石印书籍多达490余种,重要的有《四史合刻》、《百子全书》、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历代诗文集、词集、诗话、传奇、小说、书目、法帖及医书等。这些转移到上海的江南书坊,一方面仍刻印和石印古籍,另一方面开始大量刊印新学西书,如扫叶山房刊印过《陆操新义》、《黑蛮风土记》、《英话注解》、《万国舆地图》等。或有直接将上海作为原总书局的分支,如蒯光典南京金粟斋在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初在上海正式成立“金粟斋译书处”;1902年成立于宁波的新学会社,1903年就将总发行所迁到上海,之后也将出版重心移至上海。这些转移到上海的出版社都是以出版新学西书而闻名遐迩。
      19世纪中叶以来,大批江南书业商人迁沪,加之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新式出版机构,上海一举成为西法印刷中心、全国出版业中心和最大的图书市场。清末在沪开设的印刷所、书店如雨后春笋,石印有点石斋等56家,铅印有墨海书馆等21家,并率先采用西法印书,而当时在上海流行的铅字印刷有拼合字、香港字、美华字、美查字、商务字等多种。凸版、平版、凹版等先进的印刷方法,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印刷业中普遍地推广和使用。在上海这一都市工业中心的产业结构中,印刷造纸业占有相当的比重。1935年,上海公共租界内共有工厂3421家,工人170704名。其中,造纸和印刷厂有663家,工人17730,工厂数占20%弱,工人数占10%强。据1937年英文版《中国年鉴》统计,1936年,全国新图书6185种,上海占5721种,达90%以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泰东图书局等无疑是出版业主力。据陆费逵1932年的估计,这一时期书业的营业额约3000万元,商务印书馆约占6/20,中华书局约占3/20,世界书局约占1/20,上海三家大书局的营业约占全国图书销售的一半。不少小书局,如亚东图书馆、神州国光社、辛垦书店、光华书局、南强书局等,也一度成为上海新出版业界的主角。
      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之后,很快从一个中等县城发展成为一个世界瞩目的重要贸易港口,跃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进而又发展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尽管在近代中国的许多口岸城市中,也有各种出版中文书刊的书局、书庄和书社,但没有一个口岸城市像上海一样出现如此发达的出版群体,形成类如上海一样兴旺的图书市场,上海出版者创办的报刊、出版机构,其数量之多,为其他口岸城市所远远不及。据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从1815—1911年,海内外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上海出版的达460种,占总数的26%。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在上海发行的报刊数量,名列全国之首,报纸有《申报》、《时务报》、《新闻报》、《时报》、《中外日报》、《苏报》等较为严肃的报纸,以及大量具有浓厚商业市井气息的消闲性小报,如《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笑报》、《笑林报》、《消闲报》、《春江花月报》、《及时行乐报》、《花世界》、《娱闲日报》等。据相关统计,1899—1911年,全国共有中文期刊224种,除去日文出版的59种,以及法文和英文出版的报刊各一种外,由国内出版的共计163种(含香港),其中在上海出版的达69种,占总数的42.3%。连一些属于其他地方性的刊物,如《湖州白话报》、《安徽白话报》也在上海出版。1860年代以后,随着美华书馆迁沪,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益智书会、广学会等西学出版机构的创办,上海很快成为西学出版中心。1900年前出版的567种西书中,434种由上海出版,占总数的77%。1902—1904年出版的529种西书中,有360种在上海出版,占总数的68%。19世纪八九十年代,点石斋石印局、同文书局、拜石山房等出版机构在古籍石印方面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康熙字典》、《聊斋志异》、《二十四史》、《全唐诗》等,印数动辄10万册。
      20世纪初以来,上海成为中国无可争辩的新出版中心。当时出版业特别流行的一句话,即“海上出版业之发达为全国冠”。1912—1949年,上海一地的报纸先后有近1580种,其中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先后创办的中文报纸多达1200种。1920年代初,上海有日报13种,月刊50种,约有12—30种周刊或双周刊。至1930年代初,出版的每日刊及三日刊(日报性质的社会文艺刊物),约达100种之多。1931年以后,定期刊物骤增,开创了新纪录。有不少汉译名著往往是先刊于报刊,然后再印单行本。据相关统计,1912—1935年,中国350家出版机构、团体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科学著作(不包括古籍、文学作品、儿童读物)约为13300多种。其中,商务印书馆占3350多种,即总数的27.3%。这其中,哲学著作占同期同类出版物的34%,经济学占26.2%,史学占36.6%,文艺理论占46.3%。不难判断,无论从报刊,还是书籍出版,上海都可以说是独占了中国出版业的半壁江山。这一“新出版”中心地位,一直持续到1937年。同年,国民政府军队军事上失败,被迫撤离上海。虽然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前,孤岛时期的文化出版还在延续,但总体上讲,上海出版中心的地位已经失落——“出版革命”宣告终结。
 
六、结语
 
      中国的“出版革命”,正是从崇新、好新、追新的晚清上海开其端,各地以“新”命名的书局颇多,广东有“知新书局”、“开新书局”和“时新书局”,南京有“启新书局”,温州有“萃新书局”,长沙有“鸿文新书局”,江苏松江有“明新书局”,上海以“新”命名的新书局为数更多,如“维新书局”、“振新书局”、“支那新书局”、“译新书局”、“益新书局”、“崇新书局”、“文新书局”、“一新书局”、“日新书局”等等。作为“现代出版”发轫阶段的上海“新出版”有两个重要的资源:一是西方新式出版技术和新知识的输入;二是作为上海城市腹地的江南书业资源。清末民初上海出版业所出现的新技术、新内容、新载体形式和新管理模式四大因素,是上海成为中国“出版革命”发生地的标志。这些新因素是伴随着书业地理空间的转移而形成的,这一地理空间的转移其实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以西方传教士为中心的新技术从南洋到广东、宁波直至上海的北上移动,麦都思在上海创办墨海书馆(1843年)、姜别利将宁波花华圣经书房迁至上海成立美华书馆(1860年)以及上海天主教系统的土山湾印书馆的创立(1867年);二是作为上海腹地的江南书业向上海的东向转移。可以说,上海“新出版”的崛起是两个空间移动的结果。
      新技术、新知识与市场的结合,首先是打破了传统社会中书籍传播相对静态的格局,在传统出版的木刻本时代,日印万张报纸、周出千份刊物、月出百卷书籍是不可想象之事。其次是使文化话语权从官方和教会的垄断系统中解放出来,民间文化人有了自己的舆论阵地和出版平台;再者是近代上海的出版成为一个相对独立于官方的政治和经济的文化公共空间,给知识阶层从传统士大夫走向近代知识人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一大批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人首先活动在上海出版界,并形成一定的舆论空间,对政治和文化发展发出自己的声音。从空间上考察,是从江南传统书业向上海的空间转移开始的。
      上海城市的这些良好的硬件和软件设施,在时间和空间上通过扩大文化联系与交流的范围提供了不同以往的重要基础。构成上海文化核心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是,通过出版行业进行的文化人的交往、交流与对话。正是频繁的人际交往、文化流动,文化上的雅俗交流、古今交流、中西交流共同构成上海城市文化多元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同一空间和不同空间的交往、交流与对话,是上海城市文化的生命力之所在。而发生在上海的“出版革命”十分清楚地表明,当这种社会交流功能受到制约和禁绝时,其文化生命力也将开始衰竭。新出版使上海自晚清以来一直扮演着域外文化输入的前沿阵地,不同空间的跨文化交流是上海能够成为近代中国融合、更新和创造新文化的一个大熔炉。不了解发生在近代上海的中国“出版革命”,我们很难真正写出一部相对完整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和文化史,也无法梳理清楚20世纪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面貌之整体形态。

此文发表于《河北学刊》2020年第3期第66—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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