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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始建之年考辨
来源:清史所 作者:何瑜 点击数:305 更新时间:2020/12/8
一 、“北新花园”位置初探

“北新花园”的由来,系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皇三子允祉的一篇“奏请指定建房地折”。内有:“窃于今年正月十八日,臣等奏请在畅春园周围建造房屋,皇父御赐北新花园迤东空地,令臣等建房。”这个“北新花园”在哪儿呢,是否就是后来的圆明园?笔者认为:这个北新花园,就是今日北京大学西门的蔚秀园。理由如下:

首先,康雍时期畅春园周边有三个花园,即康熙二十七年前建成的西花园、雍正初年建成的畅春园东花园、还有就是康熙三十八年以前建成的北新花园,也叫“北花园”、“北园”。目前见到“北园”的最早史料,是皇三子允祉老师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的实际主编)的《松鹤山房诗集》。陈梦雷(1650-1741),福建闽县(今福州市)人,康熙九年进士。回乡省亲时,被叛臣耿精忠所虏,迫入耿幕。后被人诬告,流放奉天尚阳堡。三十七年九月,康熙帝巡视盛京,陈献诗称旨,被召回京师。次年,入内苑,侍奉诚郡王允祉读书。故陈梦雷在诗文中屡次言及:“蒙恩再造,教习西苑。近又奉旨侍皇三子诚郡王读书禁廷”;“臣陈梦雷奉旨侍皇三子诚郡王读书北园”;“乙卯(按,即康熙三十八年)季夏侍皇三子诚郡王殿下北园读书”等等。其中“北园”,即畅春园北花园。具体位置,在他的《乙卯季夏侍皇三子诚郡王读书北园即事三首》诗中,形象地告诉了我们:


东平别馆纳熏风,扈跸停骖禁苑通。

池水遥分银汉碧,岩花近接上林红。

云晴月牗疑天外,幔卷红桥入镜中。

枚马承恩初载笔,惘然蓬岛梦偏同。


东平:即“东平献颂”之典。此为陈梦雷暗指自己因歌颂帝德而受宠得用。

别馆:原指帝王在京城主要宫殿以外备巡幸用的宫室。亦指离家在外的住所。

上林:即汉代上林苑,泛指帝王的园囿。此处借指畅春园。

红桥:紧邻今北京大学蔚秀园东北,海淀101中学前,时为南去白石桥,西去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东北去清河之要道。

枚马:汉代著名辞赋家枚乘、司马相如的并称。此处为陈梦雷自称。

根据上述诗文中的“禁廷”“北园”“禁苑通”“近接上林”“红桥入镜”等信息的综合分析,康熙中后期除了后来的蔚秀园外,别无他处。

其次,乾隆五十七年,曾有一道上谕:“诸王园居,惟彩霞园曾经皇祖驻跸,是以门外建盖东西相向朝房二座,自应仍存其旧。此外,诸王公主之园居,俱不准建盖朝房,以示限制。”乾隆帝的上谕该如何解释,笔者以为:乾隆帝在重申赐园与御园规制不一样的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座后来成为赐园的彩霞园,原来是御园。我们不能把它简单地理解成,这座皇子赐园康熙皇帝曾经驻跸过。否则,一墙之隔,彩霞园南门与畅春园小东门(康熙帝寝宫清溪书屋即在附近)不过一箭之遥,康熙皇帝有什么必要不回自己的寝殿休息,而非要驻跸皇子的赐园呢?

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康熙时的“北新花园”,就是畅春园以北的彩霞园,即后来称之为蔚秀园。


二、康熙四十六年允禛赐园方位考

北新花园定位后,康熙四十六年,七位皇子所建花园的大概位置也就确定了。“似觉窄狭”之处建园的皇四子、八子、九子、十子,其位置就应该在今北大校园的北部,也就是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及乾隆帝十女固伦和孝公主的淑春园和和珅的十笏园。因为今天北大校园的南部,康熙时还有翰林居所“弘雅园”和“佟氏园”。如此,才能符合上述谕旨:“皇父御赐北新花园迤东空地,令臣等建房。”因而四、八、九、十阿哥建园的地点,绝不会如李文所言,在后来“圆明园东墙外的水磨村”。其他三、五、七阿哥,三皇子允祉的“熙春园”在水磨村东南,今清华大学的位置,那皇五子和皇七子的花园也应该就在附近。所以,康熙五十二年,步军统领隆科多在奏折中,亦提及“北花园”。

步军统领隆科多谨奏:为请增添畅春园守兵事。窃查得,看守畅春园大墙、西场子、西花园之绿旗兵堆子二十五处,北花园堆子四处,西花园前二所堆子四处,清茶房、鹰房、稻厂等处堆子五处,静明园守墙堆子七处,河道堆子十处,村内堆子九处。兹为阿哥等新建花园,因此添设堆子四处看守,共计坐堆子六十八处。

上述“堆子”即哨所。为阿哥等新建花园所添设的四处堆子之位置,就应该是在包括允禛等四人的河道和允祉等三人的村子周围。

对于北新花园就是后来蔚秀园的这一推论,还有皇四子允禛《雍邸集》中的《春园读书》诗,可为佐证。


一片芳菲上苑东,昼长人坐落花风。

蒙茸细草侵阶绿,浓艳夭桃映阁红。


这首诗虽是《雍邸集》诗中的第一首,但写作时间却不是允禛做皇子时的早期(按,《雍邸集》诗并不按时间顺序编排,下文详述),因为在《清世宗御制文集》后,有皇十三子允祥的《交辉园遗稿》。其中第四首为“奉和雍亲王春园读书元韵”,即:


紫燕穿帘西复东,一庭柳絮扬春风。

书开缃帙迎新绿,砚试端溪点落红。


诗目中写明系和“雍亲王”,而允禛受封亲王的时间是康熙四十八年三月,故他的《春园读书》诗,应写于该年或之后的某个春天。而相似“上苑东”的诗作,允禛继位后还有一首圆明园《暮秋》诗:


散步御园东,清溪跨玉虹。

一亭风冷淡,叠砌石玲珑。


另外,允禛的子孙们在圆明园诗作中亦有相似的描述。如乾隆帝的长春园《春正含经堂》诗:“书堂御园东,轩敞别一区。”嘉庆帝的《长春园泛舟即景》诗:“园接长春御苑东,天然胜概境相同。”道光帝的《诣绮春园问安恭纪》诗:“侍养东朝御苑东,绮春春景四时同。”上述诸帝以御苑为坐标,所咏诗中的位置,都丝毫不爽。所以,康熙年间允禛《雍邸集》中的“上苑东”,无疑就是畅春园迤东,除了今天北京大学的位置之外,是没有第二个地方的。

其次,据《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皇八子允禩患伤寒病笃。时康熙帝自热河回京途中,“驻跸汤泉。因允禩卧病在畅春园路傍园内,降旨将允禩移回家中之处,著诸皇子议奏”。结果,皇九子“允禟愤怒云:八阿哥今如此病重,若移往家中,万一不测,谁即承当,激切拦阻”。但诸皇子以父皇为重,仍议云:允禩病“已甚笃,倘有不测”,其“见驻之处,乃皇父经由之御路,所关非细,理应移回。”这段记载,也明确地告诉我们,皇八子允禩的赐园就在“畅春园路傍园内”,也就是蔚秀园迤东,今北京大学校内。所以是康熙帝从汤泉回畅春园的“经由之御路,所关非细”。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即康熙四十六年,赏赐七位皇子建园的这个地理坐标——北新花园,初是御园,康熙朝晚期则改为赐园“彩霞园”。乾隆初年,彩霞园成为雍正六子弘昼的赐园,时称“和王园”。道光元年(1821)十二月,皇太极六世孙敬敏承袭肃亲王,成为该园新主人。十六年十一月,乾隆帝长子定亲王永璜之曾孙载铨承袭定郡王,入住该园,更名“含芳园”,俗称“定王园”。咸丰八年(1858),整修一新的原定王园,又赐予道光帝七子醇郡王奕譞,旋咸丰帝赐额“蔚秀”。自此,蔚秀园称谓沿用至今。


三、圆明园始建之年辨析

论述至此,雍亲王时的赐园和今天的圆明园有关系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自康熙四十六年七位皇子赐园之后,至康熙帝病逝,其间还有十四年。十皇子之后的其余皇子也逐渐长大成人,分府封爵。康熙四十八年封爵诸子时,十二子允祹和十四子允禵分别被封为贝子,有封爵就应该有赐园。也就是说,这十四年中最少还应该有一次赐园的分配与调整。虽然,雍正继位后,手足相残,档案尽失,目前我们找不到与此相关的具体史料,但允祹和允禵,是康熙晚年最信任的两个皇子,不可能没有赐园的。史载: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二十四岁的允祹封为固山贝子后,“自是有巡幸,(允祹)辄从”。五十六年十一月,康熙帝身体不适时,即命允祹署理内务府总管事。翌年,为正白旗满蒙汉三旗都统;六十一年,改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十四阿哥允禵,初封时虽也为贝子,但他在康熙帝晚年的心目中确是与众不同。如四十七年十一月,上谕革去皇长子允褆王爵,“凡上三旗所分佐领,可尽撤回,给与允禵”。“其包衣佐领及浑托和人口均分,以一半给与允禵,一半给与弘玉。”五十七年,其在拜命抚远大将军之前,已破格晋封王爵。当年出征时,“用正黄旗纛,照依王纛式样”,骑马出天安门正门,诸王和二品以上文武官员,集体往德胜门送行,完全是太子的出征礼仪。但此二人事后均遭到雍正帝的残酷打压,故史料记载几乎为零。经过多方的搜索爬梳,笔者还是发现了一些极有价值的蛛丝马迹。

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允禵第一次自西北前线返京时,皇九子“允禟费许多银子替他修理花园”。这说明康熙晚期允禵是有赐园的。那允禵的赐园在哪儿呢?近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出版的《清宫内务府奏销档》中有一份满文资料记载:雍正十二年(1734)十月,囚禁于畅春园恩佑寺以北的允禵派人报告,其侍女已怀孕七个月。结果,查证后,“因允禵所圈禁之处,与恩佑寺间隔甚近,故得将此女交付贝子弘春,带回其家中”。弘春为允禵长子,时刚由泰郡王降为贝子。而在此前的雍正九年,还发生过圈禁允禵处所的太监,因惧怕允禵殴打而翻墙逃跑的事件。我们知道,清时圈禁有罪的王公,往往都是软禁于家中,生活不受影响,只是没有自由。如果允禵曾被圈禁的地方是畅春园恩佑寺以北的原北花园,那这个北花园,很可能就是康熙晚年赐予允禵的赐园,也许彩霞园的园额也是康熙帝所赐。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那弘昼“和王园”的前身,就应该是允禵的“彩霞园”。所以,康熙五十二年,扬州盐商程庭的《停骖随笔》中,记有畅春园“苑后则列诸王池馆,花径相通”。


几折严潭拓宇奇,随园恰与补园宜。

门横碧岫林千叠,水界红桥月半规。


又《奉和四兄七夕前三日招集怡园叠蒨作随园落成元韵六首》,其中有:“藤阴一径小桥东,曲榭回廊面面通。”

这两首诗里面都有“桥”,一是明言“水界红桥”,二是指出园之方位“小桥东”。按清朝惯例,承继者在过继后,不仅会继承被继承者的爵位,还会继承包括府第、赐园等在内的一切财产。如果过继后的永珹也继承了允陶赐园的话,那他的“随园”,很有可能就是允祹在红桥迤东,原雍亲王的赐园。因为雍亲王的《春园读书》诗,与永瑢唱和永珹的诗,都表明他们的赐园均在畅春园以东的红桥附近。

如此分析,那皇四子雍亲王是什么时候受赐的新园,即后来的圆明园呢?笔者认为,在没有发现新的史料之前,还是以《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为主,即“康熙四十八年”。因为此书始作于乾隆三十九年,前后编纂十余年,时距康熙四十八年只有六十五年,时间并不太久。且由当朝大学士于敏中、英廉等领衔,参与者有户部尚书和珅、梁国治,礼部尚书德保,工部尚书刘墉,额驸福隆安等大小官员四十余人。《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此书:“删繁补阙,援古证今,详为考核。履勘遗迹,订妄以存真,千古舆图,当以此本为准绳矣。”所以,《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圆明园始建之年的时间,还是不能轻易推翻的。

至于康熙帝赐额“圆明”的时间,笔者亦不赞同张恩荫的“四十八年”说。因为就圆明园来说,如从康熙四十八年赐园,到五十八年四月,康熙帝“幸其花园进宴”,其间十年中,康熙帝没有一次幸其园。其后,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康熙帝“幸其花园进宴”。六十一年三月,又连续两次“幸其花园进宴”。故康熙帝的赐额时间,最早也是在康熙五十八年,很可能更晚。而康熙帝给允祉赐额“熙春”园的时间,是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就允祉与允禛两位皇子间比较,不论是康熙帝幸其在京花园(允祉熙春园十次;允禛圆明园四次加上北新花园迤东花园一次,共五次)还是避暑山庄花园(允祉狮子沟花园十次;允禛狮子林花园七次),以及赐额的时间,允禛均处下风。故雍正帝《圆明园记》中关于建园与赐额的时间上,均语焉不详,而且在其御制诗中,也没有一首涉及赐额“圆明”的诗颂。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质疑。


四、雍亲王圆明园赐园面积考

如果说雍亲王的圆明园赐园,是康熙帝再次封爵诸子之后的调整结果,那这个赐园有多大呢?张恩荫先是认为,“康熙年间圆明园的规模已远远超出以后湖为中心的六百亩范围。至少,东西宽750米,南北长1100米,占地1200亩以上”。后又提出“ 据康熙五十八年(1719)允禛所赋《园景十二咏》诗看,当时修建的重点是在后湖周围,但经营范围东界已至福海西岸的深柳读书堂(即廓然大公)一带,北界至少已包括后湖直北的耕织轩(即水木明瑟)一带。占地面积约为一千亩左右”。前后的史料根据都是允禛所作的《雍邸集·园景十二咏》。对张恩荫的十二景考证,李大平表示,“大部分赞同”,但对莲花池“可能在曲院风荷或长春仙馆一带”存有异议,认为它应在“濂溪乐处,即旧莲花馆处”。这样,又“把康熙时期的圆明园由水木明瑟再进一步向北推进了100米”。同时,李文对雍正御制诗《四宜堂集》中的“四宜堂”位置,及其始建年代亦提出新的看法,即:“四宜堂”系“在勤政亲贤、保和太和一区”,“为康熙六十一年前潜邸时已经存在”。如此,则既否定了圆明园大规模扩建“于雍正三年之后, 同时也否定了普遍认为早期圆明园仅在后湖周围的说法。它说明此时的圆明园其规模框架由南到北已基本完成。这样的话, 圆明园在康熙末年, 已经由南从保合太和一区到濂溪乐处共900米以上, 东西从武陵春色至廓然大公有约800米。此时的圆明园即便不算福海一区, 它所覆盖的面积也有约72公顷( 合1000余亩)。这个面积甚至比康熙60公顷( 合900亩) 的畅春园还要大”。

张恩荫、李大平等在判定早期圆明园的具体位置及范围时,其依据主要就是《雍邸集·园景十二咏》。但这一史料可靠不可靠呢?笔者认为,它是非常不靠谱的。且不说学界就雍正继位后,有关康熙“遗诏”真假、大规模收缴康熙帝与百官的朱批奏折、编造谎言迫害手足兄弟、“康熙实录”不实等问题,至今仍诸说纷纭。就拿《清世宗御制诗文》来说,也同样是疑点颇多。

首先,雍正帝的御制诗并不是按时间排序的。以《雍邸集》为例,其中有明确时间的诗,和从诗中可考定出具体时间的诗,选以下十一首,按该集顺序排列

卷21《热河园中避暑》写于康熙五十一年夏秋之际。

卷22《禁苑秋霁应制》写于“康熙庚辰(三十九年)秋七月十九日”。

卷23《瞻仰盛京宫阙念祖宗创业艰难恭赋二十韵》写于康熙六十年夏。

卷23《癸未岁随驾南巡渡扬子江恭纪》写于康熙四十二年二月。

卷24《万寿颂三章》写于康熙五十二年三月。

卷24《早起寄都中诸弟》写于康熙四十九年秋。

卷24《恭谒五台过龙泉关偶题》写于康熙四十一年二月。

卷25《闰中秋》写于康熙五十七年秋。

卷26《初夏扈跸热河》写于康熙六十一年四月中旬。

卷26《 皇父御极之六十年岁次辛丑元日群臣上寿恭颂》写于康熙六十年正月。

卷26《冬日潞河视仓》写于康熙六十一年十月。

其余《耕图二十三首》《织图二十三首》《群仙册一十八首》全部放在了27 卷。

不言自明,以这种排序混乱的诗集,仅因《园景十二咏》“同《皇父御极之六十年》一起编在第六卷中(实为26卷)”,就简单地认为:这组诗是写于康熙五十八年。(其实,康熙帝御极六十年,是康熙六十年,而不是五十八年)实在是太草率了。细心品读雍正帝的《清世宗御制文集》,我们还会发现其中很多蹊跷之处。如380 余首雍邸诗,既没有封爵赐园的记载,也没有康熙帝赐额“圆明”的诗颂,包括继位前后的全部诗作中,都没有一首以“圆明园”为题的诗。同时,上述专家仅用《园景十二咏》诗,就确定早期圆明园的范围和具体景观,也同样是不科学的。何况其中有很多牵强附会的东西,甚至于“张冠李戴”。如其中以“竹子院”为“天然图画”的依据是,雍正七年闰七月二十七日(锓作)传旨:“着将’五福堂’锓金字彩漆匾一面挂在竹子院。钦此。”而据《日下旧闻考》:乾隆皇帝称,天然图画中的“五福堂”,其“堂名皇祖所赐也”。于是李文由“五福堂”所在推知“竹子院”,即后来的“天然图画”。其实是大错而特错了。因细读乾隆六十年的御制诗《五福五代堂识望》中,乾隆帝自注曰:“皇祖御书‘五福堂’,以赐皇考,恭悬潜邸,即今雍和宫之后室也”。“皇考践位后,于圆明园中复摹奎章,悬之是处。”也就是说,康熙御赐的《五福堂》匾,是雍正做皇子时赐的,原挂在雍和宫,雍正继位后又仿制了一副,挂在了竹子院。李文误以为圆明园竹子院里的《五福堂》匾,原是雍正为皇子时所赐,故成为依据。其实根本不成立。

又如“金鱼池”。乾隆帝《坦坦荡荡》诗序言中曰,“凿池为鱼乐国。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但雍亲王诗中的《金鱼池》,则是“甃地成卍字,注水蓄文鱼”。两个金鱼池在形状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又怎么能说二者就是一个地方呢?

其实,在圆明园中仅以匾额称谓来确定景观位置,是极易出错的。因为匾额称谓在御园中不仅多有重复,而且经常是调整移动的。如“涵虚朗鉴”一名,原在福海西岸澄虚榭,后移至湖东雷峰夕照轩宇内;而乾隆八年复遵旨将“涵虚朗鉴”匾挂在接秀山房“云锦墅”内。汇芳书院内倬云楼的“竹深荷静”匾,原是挂在长春园里的;濂溪乐处景内的“临泉亭”匾,原是挂在“万方安和”景区的;四宜书屋内的“啸竹轩”匾,原来也是挂在长春园的;天宇空明内的“怡情邱壑”匾,原是挂在“坦坦荡荡”的;绮春园内的“清夏斋”原额为“凤麟洲”,后成为绮春园东湖中主殿的名称;原挂在福海西岸的“顺木天”匾,乾隆二十三年改为紫碧山房东南的八方亭匾。等等,不一而足。

所以,笔者认为:仅以雍亲王《园景十二咏》诗来找寻康熙时的圆明园,这个大方向错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不以之为线索,而用乾隆御制诗中,乾隆帝回忆康熙时圆明园的内容为依据,便可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笔者从乾隆帝吟咏圆明园的数千首诗中,找出了与圆明园始建年代有关的诗句,其中所咏的景区范围只有三处,即“九州清晏”“镂月开云”和“天然图画”。如:

《乔松叹》:“清晖阁之前,九株撑偃仰,年将与我齐,从幼看枝放。”

《清晖阁四景·松云楼》诗自注云:“九州清晏之西为清晖阁,此阁盖康熙年皇考建圆明园时所造,阁前向有乔松九株。”

《镂月开云》:“犹忆垂髫日,承恩此最初。”自注曰:“予十二岁时,皇考以花时恭请皇祖幸是园,于此地降旨,许孙臣扈侍左右云。”

《朗吟阁》:“画阁云楣圣藻书,题名犹在我生初。”自注:“阁名犹皇考潜邸时所题也。”

《五福堂对玉兰花二十韵》诗中自注曰:“圆明园经营于康熙辛卯岁,盖与予同年也。此玉兰及清晖阁之松,皆彼时所种。”

《五福堂对玉兰花叠去岁诗韵》诗中自注:“上年,五福堂对玉兰花诗,以五福之义状花,有’一曰寿实花之身,种时与我同庚真’之句。盖谓圆明园经营于康熙辛卯,玉兰即彼时所种,实与予同庚也。”

乾隆帝生于康熙五十年八月。上述的御制诗及其自注,如果没有刻意隐瞒和作假的话,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应该说是可以确立的。至于其时的大致范围,只是后来圆明园后湖的东南一角,面积绝不会超过150亩。


五、康熙时圆明园建设基础说

对于早期圆明园面积超越千亩的说法,张恩荫的观点是:“按皇家规制,赐园规模绝不能超过畅春园。笔者认为,此判断有一定道理,但仍应以史料为准。”张先生“为准”的史料是什么呢?除上述《雍邸集》中的“园景十二咏”外,主要是雍正帝《圆明园记》中所载,“亭台丘壑,悉仍旧观。惟建设轩墀,分列朝署,俾侍直诸臣有视事之所”。意为雍正年间并无大兴土木,这与后来的李文观点是不谋而合的。即“这个旧观指的是康熙年间旧观,这也说明康熙年间圆明园规模已经形成。再次,是昭梿的《啸亭杂录》的反证,即‘宪皇在位十三载,日夜忧勤,毫无土木、声色之娱’。它说明雍正的确没有大规模的扩建。” 但李文也清楚“从四皇子的角度来看,圆明园的形制气势乃为帝王苑囿所有,在严格的封建礼制下,这绝非是雍亲王藩邸所敢僭越的”。所以,李文先是提出:“圆明园是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 为嫡母孝惠皇太后在畅春园北面营建的一座大型的离宫御苑。它起初对内臣称为‘淡泊为德行宫’, 后改为或扩建为‘镜峰’。它就是康熙四十六年三月二十日奏折中康熙所说畅春园‘北新( 建) 花园’。至康熙五十六年孝惠皇太后去世后, 康熙才转赐给雍亲王居住。因此, 才有雍亲王写于五十八年前后的雍邸园景十二咏;才有于六十一年康熙在牡丹台见弘历一幕;才有雍正的‘藩邸所居, 赐园也’之说。”后又更正前说,认为孝惠皇太后的淡泊为德行宫,在“西花园、圣化寺一区”。但仍坚持北新花园就是“圆明园的前身”。

这就出现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即康熙四十八年,雍亲王的圆明园是在什么基础上建成的,是孝惠皇太后的旧园,还是明朝废园抑或是一片荒地。

笔者的观点是:同治十年(1871),徐树钧的《圆明园词序》中“园地多权珰别业。或传,崇祯末诸奄皆以珍宝窟宅于兹。”和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载,圆明园“为明代侯废园”,康熙间重新修葺。这两则史料,虽均为“传闻”或“闻故老云”,但此“明代故园说”,我们却不能置之不理。道理很简单:因为今天的三山五园地区,景色秀美,水泉茂盛,且气候宜人,早在辽金时期,即已成为皇家的游憩娱乐之所。到明朝中叶,“西山一带形势稍胜者,非赐墓、敕寺,则赐第、赐地。环城百里之间,王侯、妃主、勋戚、中贵护坟香火等地,尺寸殆尽”。其时,明朝武清侯李伟的“清华园”,米万钟的“勺园”,仅是诸多私家园林中的佼佼者。所以,乾隆时戴璐所著的《藤阴杂记》一书,就记载了军机章京申甫寓居今北京大学的佟氏园时,曾在草棘中发现明代董其昌题写的“瑞园”石刻。陈梦雷在《水村十二景》引言中曾提到:其所居处(按,即今清华校园东部大礼堂一带)“旧有监司建楼,其地俗呼一间楼。后入于贵戚,而台榭增设矣”。更有甚者,顺治时因诸王贝勒等纷纷“缮造高大宅第”,“私引灌田”,以至玉泉山之水“泉流尽竭”。至于张恩荫所云:“圆明园自康熙朝始建,至咸丰十年被毁,在这一百五十余年间的史料中,未发现任何有关它是明代故园的记载。”之所以如此,与这片皇家园林的主人,清朝统治者非常忌讳前朝权珰(按,珰指宦官)与他人之坟冢,而不愿或不屑提起罢了。清初的统治者深知,“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乾隆帝于《国朝宫史》中明言:“明亡,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宦官。”以至康熙帝视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认为他们“原属阴类,其心性与常人不同”。而坟冢一事,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康熙四十六年允祉奏折上的一句话即可明了,即所选建园之处,“系皇父游逛之路,地亦清静,无一坟冢”。所以笔者认为,上述徐树钧和崇彝的“传闻”,还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扑风捉影。

最近,重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的《圆明园》史料,发现内中的第二份档案《允禄等传谕都虞司为监修圆明园工程简选司员》折,内载:“职曾奏请由各司员内简官监修圆明园外花园,后堤住房、堆子房,守备、千总住房等处。奉旨:尔酌情由各司院干练官员内简选。”原档时间是雍正二年六月初一日。这可以看作是雍正继位后,开始大规模扩建圆明园时的重要人事安排。关键是这个“圆明园外花园”,所指何处?无疑,“外花园”是相对“内花园”而言,而且“外花园”与“内花园”是相连的。可我们找不到当时雍亲王赐园的周边,有什么“外花园”。合理的解释是,时人将雍正帝的原赐园圆明园,视为或称为“内花园”,而把它周边(主要是西北两方)的废园称为“外花园”。如果真有这样一个或几个“外花园”的话,那雍正在《圆明园记》中所云“圆明园在畅春园之北, 朕藩邸所居赐园也”,乾隆帝在《圆明园后记》中言“昔我皇考因皇祖之赐园,修而葺之”,以及鄂尔泰等在《御制圆明园图咏诗注》中讲的“我世祖宪皇帝葺圣祖仁皇帝赐园以为豫游临御之所”,三人强调的均是“赐园”而非“赐地建园”。如此,雍正帝所讲的“时逾三载……始命所司,酌量修葺。亭台丘壑,悉仍旧观”,也就顺理成章,很容易理解了。

但必须说明的是,与康熙帝畅春园系在显亲王花园(即原明武清侯清华园)的基础上修建的一样,康熙时雍亲王的赐园圆明园,以及所谓“外花园”等,恐怕不是明代旧园,就是清初哪几位王爷的废园,但绝不会如李文所推论的那样,是康熙帝为孝惠皇太后修建的花园。


六、京师西北孝惠皇太后宫在何处

李文所探究的孝惠皇太后宫,即“淡泊为德”与“镜峰”究竟在哪儿呢?其实,史料已经明示,就在畅春园的西花园。

细读《内务府总管董殿邦奏报选择膳茶房地址折》,“窃照本月初三日,奉佛保书信传旨:西花园地方潮湿,皇太后原居淡泊威德之宫仍著恭修,将炕烘干,所铺毡子若有次者,著更换之。钦此钦遵。除修宫烘炕外,昔日走正门之时,皇太后之膳茶房在含淳堂二门外两侧之厢房内,清茶房在含淳堂东面配殿内。……查得,现御膳房南面有原内管领之饽饽房三间,小房十余间。将该房修葺,以为皇太后之膳茶房。该房南墙原有外开旧门一扇,现已关闭。将此门仍照旧敞开,以为皇太后膳茶之人行走,其房后通往御膳房之处,砌墙堵之。再以淡泊威德后之积芳处为清茶房。谨此奏闻。”

此折说得非常明白,皇太后居住的淡泊为德宫就在西花园。故上谕明言“淡泊为德之宫”,奏折中也明确是“修宫烘炕”,同时皇太后宫所必备的膳茶房与清茶房的位置,也表述得非常清楚。除上述奏折外,还有一些史料也都明确指出康熙时的皇太后宫就在畅春园。如王掞等纂《万寿盛典初集》载: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康熙帝主持的两次“千叟宴”之后,二十八日复由皇太后主持,召集“八旗满洲、蒙古、汉军七十岁以上年老妇人,至畅春园皇太后宫门前东西向列坐”,参与盛宴。《石渠宝笈三编》中亦记有:康熙帝“偶阅此地,风土清嘉,水泉澄澈”,“爰因旧观,制崇俭朴,听政稽古,各有堂室,时奉慈闱康悦于此”。道光时来华的朝鲜人徐有素也写道:“畅春园,明武平侯李伟之别墅,康熙帝置别馆,号曰畅春苑,奉太后往处焉。”另外,自康熙三十年始至四十九年,清廷于上元节赐朝正外藩等宴的“含淳堂”,也是在西花园。但当时的表述是“畅春园内含淳堂”,因为圣化寺也有三楹正殿“含淳堂”,用“畅春园内”,则表示区别罢了,此与圣化寺无关。因为当时不仅西花园、圣化寺均归畅春园专管大臣管理,而且称谓亦都是以畅春园为主的,如康熙帝即有《畅春园西新园观花》诗,康熙五十二年六月《内务府总管赫奕等奏于畅春园建大殿费用片》亦有“再,将(西花园)含淳堂改为祭堂,刨炕,地铺砖”,以及“畅春园圣化寺” “畅春园西花园”等等。

至于李文中反复言及的,《康熙起居注》中记载的有关康熙帝请安时,或用“诣”,或用“于”的问题,其实也没什么悬疑之处。史官记载的区别,就是凡康熙帝去皇太后宫请安,不管在紫禁城还是在御园,均用“诣”;凡在御园皇太后宫以外的畅春园各处,则用“于”。其与距离远近和专程与否没有任何关系。如在畅春园的问安记录:

康熙三十二至三十五年,有“上诣皇太后宫问安”。

康熙三十五年六月十二日,始有“上诣淡泊为德问安”。

康熙四十一至五十一年,有“上诣淡泊为德行宫问安”。

康熙五十二年三月初十日,始见“上诣谦尊堂问安”。九月廿日记,“上至畅春园,诣谦尊堂问安。”

康熙五十三至五十六年,有“上诣镜峰问安”。

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则记“上于闲邪存诚问皇太后安。”正月十五日记,“上诣镜峰问安”。正月十六日记,“上于九经三事问皇太后安”。正月十七日记,“上诣镜峰问安”。闰三月十四日记,“上自汤泉回銮,诣镜峰问安。”

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初八日、初十日记,“上于露华楼问皇太后安”。正月十四日记,“上于闲邪存诚问皇太后安”。正月十六日记,“上于九经三事问皇太后安”。正月十七日记,“上诣镜峰问安”。三月初二日记,“上于雅玩斋问皇太后安”。三月初五日、四月初一日记,“上诣镜峰问安”。十月廿一日、廿二日记,“上于闲邪存诚请皇太后安”。

其后,皇太后身体不适,返回紫禁城。十月廿九日记,“上由西直门进神武门,诣宁寿宫请安”。十一月十六日记,上“从神武门诣宁寿宫问安”。

由此可知,上述的“淡泊为德”“谦尊堂”“镜峰”,均在畅春园西花园的“皇太后宫”内。而“闲邪存诚”“九经三事”“露华楼”“雅玩斋”等处,则虽在畅春园里但不在“皇太后宫”内。至于为什么最后两年(按,孝惠皇太后于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病故),太后常不在自己宫内接受请安,这恐怕是与孝惠皇太后的性格和前述的上谕,“西花园(太后宫)地方潮湿”,老太太需要换个地方有关。

李文《圆明园营建始因探究的新思路》中,写道:康熙二十六年孝庄去世后, 在康熙帝的心目中,“当今最尊者、惟皇太后一人”,并认为:“由于孝惠皇太后的淡泊为德行宫和皇太子的西花园在时间上重叠,又因两者之地位仅次于康熙,不论在紫禁城里,还是在西苑都各有自己的宫殿群,所以两人不可凑合共用西花园。所以,太后的淡泊为德行宫不应在西花园里”,而“在圣化寺一区”。这其实是种误解。有清一代的后宫制度中,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皇太后可以辅政,甚至垂帘听政;可以在皇后与妃嫔,甚至皇太子的择定上对皇上施加影响;当朝皇帝要对皇太后“上尊号”,并时常拜见听取教诲等等。但“母仪天下”的实质,终究是为“君临天下”服务的。所以,在高度发展的封建中央集权体制下,皇太后与皇帝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具体而言,康熙时的孝惠皇太后宫不可能有畅春园,或超过畅春园的规模。例如在避暑山庄内,康熙帝命人修建的太后宫“松鹤清越”,即是紧邻宫殿区的两个四合院。乾隆帝继位后,给孝宪皇太后修建的“松鹤斋”行宫,也只是“西傍正宫”的一座七进院落。规模十分有限。迄道光时,孝和皇太后也仅是占绮春园东部的半个园子,中间有界墙相隔。所以尊贵如皇太后者,其所居之宫之园的待遇规格,也均是有章可循的。


* 本文选自《清史研究》2020年7月第4期。

* 感谢作者授权,转发请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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