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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顶进香:北京的道教民俗
来源:清史所 作者:郑永华 点击数:47 更新时间:2021/3/1

碧霞元君全称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娘娘”、“泰山老奶奶”,民间传说其神通广大,佑农耕、护商旅、牵姻缘又能疗病救人、送子、保护童稚。因而明清以来北方地区信仰极盛,北京民间对其十分崇拜,并形成了盛大的道教民俗。

碧霞元君信仰最早在什么时候传入北京,已难找到确切记载。有学者认为,元代开始正式祭奠东岳仁圣大帝,“作为东岳大帝之女的碧霞元君可能也就在这时受到北京民众的祭祀”。大都东岳庙落成于至治年间,其香火兴盛则应在元代中后期,此或可视为北京碧霞元君信仰的萌芽时期。

从现有史料看,最迟到明代中后期,碧霞元君信仰已经成为北京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建造了众多碧霞元君庙,并初步出现了“五顶”之说,至清代更是老少咸知。所谓“五顶”,就是北京城郊附近五座最著名的碧霞元君庙,具体分为东、南、西、北、中。明人记称,“麦庄桥北,曰西顶;草桥,曰中顶;东直门外,曰东顶;安定门外,曰北顶。盛则莫弘仁桥者,岂其地气耶!”

除南顶以外,《帝京景物略》中都有明确记载。其中弘仁桥元君庙,大约就是明代京城之“南顶”。清人励宗万说到:“今此庙曰大南顶,旧曰南顶”,此因清代以大红门外之元君庙为南顶,又称“小南顶”,于是以明代之南顶为“大南顶”。关于北京五顶的记载,也见于其他文献,但并不完全相同。如西顶,明末刘若愚《酌中志》称万历三十六年于蓝靛厂“始建西顶娘娘庙”,《帝京景物略》则记在麦庄桥北。又如北顶,一说在德胜门外土城东北三里,又说在德胜门内路东。但总起来大同小异,其中缘故,或许是由于年代不同而各碧霞元君庙的香火有了盛衰替代,也可能是由于作者识见以及取舍标准的不同,还有的则仅是记载所用词句之别。不管如何,基于方位分布的京城“五顶”之说,生动反映了明代以来北京碧霞元君信仰之盛,“夫亿万姓所皈礼,以俗教神道焉,君相有司不禁也”。

明代京城“五顶”,以南顶弘仁桥香火最旺。“岁四月十八日元君诞辰,都(城)士女进香。先期,香首鸣金号众,众率之如师、如长令、如诸父兄。月一日至十八日,尘风汗气,四十里一道相属也。舆者、骑者、步者、步以拜者、张旗幢鸣鼓金者”,届期香会民众争相前往,“倾城趋马驹桥,幡乐之盛,一如岳庙”,从左安门至弘仁桥,四十里路上游人如织,来往不绝。清代南苑大红门外元君庙受到清室格外垂青,“乾隆三十八年发帑重修。前殿供碧霞元君,额曰神烛碧虚。中殿奉东岳,额曰神功出震。后殿奉斗姥,额曰妙握璿杓。门外二坊,左曰广生,曰长养,右曰群育,曰蕃滋。俱皇上御书”。人们于是转以该庙为南顶,而称弘仁桥元君庙为“大南顶”。

清代弘仁桥元君庙沿明代之旧于四月开庙,虽仍然是一处较为重要的庙会场所,但巳有所变化。而安定门外的新南顶,则改于五月开庙,兼之得到皇室与大员的支持,其声势逐渐超过弘仁桥娘娘庙。此地不仅为元君进香者的一个重要去处,届期又成为京师年少者之乐园,跑车跑马者终日不绝,竞骑夸胜。时人称:“但开南顶(五月初一日起,十八日止)极喧哗(纨绔少年多于此地生事),近水河棚数十家。纨绔子弟归更晚,天桥南面跑新车。”光绪十九年五月初二日,御史端良上折说到,“永定门外南顶地方庙宇,向于五月间迎神进香,男女杂沓,结队冶游,驰骋车马,相习成俗,久干例禁。近闻竟有公侯大员、部院职官微服混淆其间,……且闻自本月初一日以来,游人车马络绎不绝,往往迟至亥刻,城门尚未掩闭”,请求查禁。清廷据此奏下令查禁,“著步军统领、南城御史严饬营城司坊各官,一体严行禁止。倘敢明知故纵,即行从严参办。并分饬各城门该管员弁,务当遵照向章,按时启闭,以重门禁”。从此南顶香火开始败落,“遂废其事,与昔日金鱼池相仿佛”。到民国年间,更是破败,“有其名无其实,在民国之先,顶早就坍塌倒坏喽”。

“五顶”的另一重要地方是西顶。万历三十六年蓝靛厂西顶娘娘庙落成后,“其地素洼下,时都中有狂人倡为进土之说,凡男女不论贵贱,筐担车运,或囊盛马驮,络绎如织。甚而室女艳妇,藉此机会以恣游观,坐二人小轿,而怀中抱土一袋,随进香纸以徼福焉”,很快得到京城民众的香火。清代对西顶十分重视,并予以特殊礼遇,“庙有七十二司神,皆绘画,非塑像也。每开庙时特派大臣拈香,与丫髻山同,他处无之”。因此西顶庙会随之繁盛。后人记称,“每年四月初一日起至十五日止开庙,香火极盛。盖宫之左近各营房及海淀村民来游者甚多,宫门内外赶集,设摊极夥”。时人亦有纪实诗:“欲游西顶(娘娘庙烧香,必曰朝顶)顺长河,一路楼台点缀多。万寿寺前须驻马,此中山子甚嵯峨。”到民国年间,西顶建筑仍基本保存完整,但巳呈现出衰败之象。1930年,前来参观的人就看到二门里的七十二司神像,“有的不知被那一位厉行破除迷信的志士给凌迟了,断头残肢,陈尸在那地上。但是却有人每间里供献两根菽稻糊成的拐棍,我不知是什么用意,供献给它们还能有什么用。”抗战之后,又有人说到:“本庙大殿亦为工字型,而前殿后寝宫,中以长廊联系之,……且本庙之娘娘像悉为青铜所铸,当年本庙之富庶可以想见。……其各司(七十二司)之尊神鬼使大都坍塌倒坏,东西配亭败坏尤甚。其庭院虽广,无非蔓草荒烟。则本庙除庙会外,人迹罕至,可知也矣。”

“清和时节开诸顶,忙煞街头荡子车”。除南顶、西顶外,北京中顶也较为繁荣。其庙始建于明代,在右安门外十里草桥,“唐时有万福寺,寺废而桥存。明天启间,即基建碧霞元君庙,土人呼为中顶”,“岁四月,游人集醵且博,旬日乃罢”。清代有所修葺,“乾隆三十六年,发帑重修,前殿奉碧霞元君,中殿奉东岳。庙内有康熙年所立碑二,一大学士王熙撰;一大学士李天馥撰。”并改于六月间开庙,所谓“右安门外少风尘,人影衣香早稻新。小有余芳(以园亭为茶社者)开市后(春夏间始开),坐看中顶进香人”。又有竹枝词称:“十里城南过草桥,朅来中顶趁晴朝。花风谷雨清和序,如此烟光不易描。”文献则记载:“六月朔日,各行铺户攒聚香会,于右安门外中顶进香,回集祖家庄回香亭,一路河池赏莲,箫鼓弦歌,喧呼竟日。”又称:“市中花木甚繁,灿如列锦,南城士女多往观焉。”可见清代中顶庙会以南城人为多,且与花市有着密切的关系。《越缦堂日记》说到,清光绪初年的中顶,“赛会甚盛。其地去城十里而近,曰草桥,为众水所归,荷池亘数里,居人以种花为业”。同时也提到:“又吴岩《游中顶诗》言岁以四月一日开庙,今以六月一日,不知始以何时也。”可推测中顶庙会日期之改动,可能在清代中期或其稍前。民国年间中顶有所衰落,但其开庙时在夏季,正是赏花佳节,故仍可观。时人称“该处花畦菜圃一望无际,此时大可往游矣”。又称“夏季游人如织,亦胜地也”。

相比较而言,京师“五顶”中略为逊色的是东、北两顶。东顶在东直门外,亦建于明代,俗称行宫庙,每岁四月有庙会,但规模不大,影响也小,民国年间游者的观感,是“庙基极小,逛者不多。现亦多年不开庙会矣”。北顶有宣德铜钟、万历铜炉及崇祯董其昌撰书碑等明代文物,清乾隆年间又奉敕重修,有山门、前殿、后殿、钟楼和鼓楼等建筑,略具规模。但北顶主要是京城北郊昌平、沙河一带农民的商品交易场所,每年四月间开市,“市皆日用农具,游者多乡人”。虽然其庙会直到1949年后才中断,但北顶的影响远不及南、西、中三顶,而仅与东顶在伯仲之间。

明代北京碧霞元君信仰,著名者还有涿州娘娘庙,“二月,都人进香涿州碧霞元君庙,不论贵贱男女,额贴金字,结亭如星,坐神像其中,绣旗瓶炉前导,从高梁桥归,有杂伎人腾空旋舞于桥岸,或两马相奔,人互易之,或两弹追击,迸碎空中”。《酌中志》中说,“(四月)初旬以至下旬,耍西山、香山、碧云寺等,耍西直门外之高梁桥,涿州娘娘、马驹桥娘娘、西顶娘娘进香”,将涿州娘娘置于马驹桥与西顶之前,可见其地位之高。这与明廷宫中独重此庙有一定关系,因“其涿郡娘娘,宫中咸敬之,中官进香者络绎”,天启年间,权倾一时的魏忠贤还亲自到涿州娘娘庙进香。入清后,涿州娘娘庙进香之俗没有得到发展,遂不及后起的“五顶”。

除此之外,清代以来北京最重要的碧霞元君信仰风俗,当属“朝山”,即京城东边的丫髻山与西边的妙峰山,俗称东、西二山。学者认为,“有清一代北京地区的社会宗教活动以碧霞元君信仰为主”,共有碧霞元君庙宇三十余座,但“集中在妙峰山、五顶和丫髻山”,其中尤以两座真正的山峰——丫髻山与妙峰山最盛,五顶碧霞元君信仰始终没有达到丫髻山和妙峰山的兴旺程度”。妙峰山俗称“金顶”,其由来至今未有明确结论,“既可能是皇朝参与的原因,也可能是人们对它们香火极其旺盛的一种敬仰性表述,更可能两种原因兼而有之”。丫髻山后来也传出有“金顶”之称。但两者并非一时而盛,而有先后承递的关系。大致而言,清代中前期以丫髻山为重,清代后期及民国年间则妙峰山盛极一时。

清代竹枝词说道:“逛来二闸无多日,丫髻山头又进香。”又称:“杏黄招子贴墙间,约日烧香丫髻山。前导绣旗亭结彩,高梁桥畔接神还。”描绘的就是清前期都人往丫髻山进香的情况。丫髻山坐落在北京平谷(原属怀柔)境内,距北京百余里,因山顶两座突起的岩峰远望恰如丫头的两个发髻,故名。丫髻山碧霞元君信仰,早在明代就已经出现了。官书记称,“怀柔县丫髻山碧霞元君祠,创自嘉靖中”。地方志则有更详细的记载:“(丫髻)山旧有碧霞元君庙三间,明嘉靖中有王姓老媪发愿修建。以山高风烈瓦易飘失,募化铁瓦,独身运至山上,往来迅速。人异之,施者渐众,殿以告成。每岁四月十八日,四方聚会五日。”清末文献则回忆到,“(丫髻山)西峰顶有天仙圣母碧霞元君庙,元明以来香火俱盛”,将其香火更上推到元代,然是泛泛而言,未见所据史料,故不尽可信。不过明中期以后丫髻山碧霞元君信仰已经出现,当属事实。其时以四月十八日为进香日,会期五天,但庙会可能还不及后来兴旺,因此相关记载较少。

进入清代以后,丫髻山名气很快上升,前来进香的人数也迅速增加。方志记称“国朝香火日盛”,清初康熙皇帝也说到:“(丫髻山)自元、明以来,号为近畿福地。因上有碧霞元君之祠,是以每岁孟夏,四方之民会此祈祷者,骈肩叠迹,不可胜计。”可见清初康熙年间,丫髻山就开始兴盛。后来的文献也说到,丫髻山“有娘娘庙,每四月初一至十五,香火极盛”。有的更称,“(丫髻山)上碧霞元君庙,四月十八日,为神设帨之辰,焚楮帛献牲醴者,自春入夏,合齐、鲁、赵、魏、秦、晋之乡,男妇担簦杖策,竭丹诚而叩祝者,毂相击、趾相错也,而神之灵异,亦最著”。

以上所述,个别或不无夸张,但基本上也有所据。之所以出现如此盛况,与清代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大有关系。清朝中前期,几乎每年夏初皇帝都要“移驾”承德避暑山庄。其时正届丫髻山开庙之期前后,而丫髻山又正好处于京师与“离宫”承德的交通要道之侧。或是为了显示“与民同乐”,当然也不乏“神道设教”的教化功能,清廷遂在丫髻山建筑了行宫,并多有祭祀与兴修之举,“宝殿千花,崇墉百雉,尤为壮丽。其中见于正史所载,就有“(丫髻山碧霞元君祠)康熙三十七年重修,四十三年圣祖御书匾曰敷锡广生,五十二年复建玉皇庙,御书匾曰清虚真宰,并御制碑文。皇上御极以来时加修葺,屡奉皇太后安舆临幸,御书匾曰神宵朗照,曰慈护香喦;玉皇阁匾曰妙握乾枢”。此外,康熙、乾隆等又多次亲临拜祭,雍正曾下旨拨款修缮,道光时又有御制碑,凡此等等,均可见清廷对丫髻山之重视。尤其是康熙五十二年,时届玄烨六十大寿,“至(三月)十八日万寿节,在京皇会至山进香,彩楼仪仗,凡二三万人”,盛极一时。臣民随即又在东山顶上,专门建造了玉皇庙为康熙祝寿。此举对后来丫髻山香会的兴盛,具有更为特殊的刺激作用。

丫髻山“上有碧霞元君祠,灵感异常,有祷则应,是以每岁仲夏四方人士会于此者,或辇纸帛,或舁香烛,拜叩登山,各为盛会,胼肩叠迹,不可数计”,在清代中前期的元君信仰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北京一个重要的道教民俗。这也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每逢庙会,清廷内务府“例以四月十八日致祭”,派官员或皇亲贵族前往行礼。清代丫髻山很快成为北京民众“朝山”的重点,其会期也改为四月初一至二十日,即由明代的五天增加到二十天。到乾隆年间,“丫髻山每年香会,众庶云集”,都城附近以及近畿方圆数百里的人们都来朝山进香。尤其在皇家祭拜的影响下,参与者多为“富香”与“贵香”,更受到特殊关注。档案记载,乾隆十五年丫髻山庙会期间,不仅有怀柔县典史陈洪泰驻在庙内维持秩序,平谷汛把总陈成龙也“循例带领兵目,赴彼巡查弹压”,由此可见官方对丫髻山庙会的重视程度。

清代丫髻山庙会最具特色者,除御制碑匾众多以示其独特的政治地位外,民俗方面则为灯会。史料称,京东丫髻山娘娘庙,“香灯之会最盛”。其中最著名的为“一山善人”灯会。这其实是由两个善会组织所主持的。先是乾隆二十四年,京城德胜门内涤儿胡同袁氏夫妇捐募灯笼,排列成“一山”二字,悬于娘娘顶上,此后相沿。不久,又有人续建灯会,组成“善人”二字,缀成“一山善人”。这很快成为丫髻山庙会一道独特而著名的风景,“每当日暮时,月色灯光辉映山谷,虽数十里外,犹隐隐可辨焉”,传诵一时。“善人”灯会后来因“费用浩繁”,曾经中断,复经香会努力,募集“白银五百两寄存生息,即以每年所得息银七十金为灯烛茶水之资”,得以恢复与维持。

清代晚期国势日衰,清廷“移驾”承德之举逐渐停止,丫髻山庙会此后开始衰落,而京西妙峰山则后来居上,并最终取而代之。有关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早期记载,有宛平县人张献所作《妙峰山香会序》,其中说到:“己巳春三月,里人杨明等诚心卜吉共进楮币于妙峰山圣母之前,因勒石纪同事姓名,传诸不朽,而邀予数言为序。强之至再,终不得辞”云云。学界曾长期将此碑年代误为“明崇祯二年(1629)或以前”。然从现存碑刻可见,此“己巳”实为康熙二十八年,前人所谓“妙峰山香会始于明末”的观点尚无史料支持。目前所见关于妙峰山香会最早的确切记载,为康熙二年海淀新庄保福寺三村所立的引善老会题名碑,其中已有香会中的“钱粮都管”、“请驾都管”、“车上都管”等诸多名目,如“钱粮都管”郝起祥、郭二、刘太、胡明,以及马景福、吴廷魁等会众成员名单计一百多人。虽然关于妙峰山香会的初始时间尚待进一步研究,但至少到清初顺康年间,妙峰山天仙圣母庙就已经存在,并有了一定规模的民众信仰活动,则可断言。

清代中前期,关于妙峰山碧霞元君的信仰情况,较少见于官方文献记载,但推测起来,似在以平稳的速度发展壮大。奉宽《妙峰山琐记》记录到康乾时期有关香会活动的石碑有十五块之多,可见其概。刊于嘉庆二十二年的《草珠一串》称,“西山香罢又东山(天台山与妙峰山),桥上(宏仁桥俗名马驹桥,桥头有娘娘庙,俗呼为桥上)娘娘也一般。道个虔诚即问好,人人知是进香还”,也明确提到妙峰山。据此可推测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自清初以来就未断香火,规模逐渐扩大。道光十九年,时任京城步军统领的皇室奕经上奏要求査禁,而上谕称:“民人等赴庙烧香,原所不禁。即沿途搭盖棚座,鬻卖食物,亦事所常有。”咸丰二年,御史伦惠再次上折“请饬严禁”,朝廷亦认为,“乡民春秋报赛,诣庙烧香,原为例所不禁”,即使查办其中的不法行为,也要“先期出示晓谕,……仍不准差役人等藉端扰累”。可见清朝对妙峰山进香之事,原则上持默许认可的态度,这正是“辇毂之下”的妙峰山香会存续并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

“孤峰矗立妙峰山,各处人们把愿还。香火亟盛烟无断,昼夜不停庙不关”。晚清时期妙峰山香会迅速崛起,很快取代了丫髻山的位置,因此有了“西山”、“东山”之别。清末《燕京岁时记》记载妙峰山“每届四月,自初一日开庙半月,香火极盛。……自始迄终,继昼以夜,人无停趾,香无断烟。奇观哉!……以各路之人计之,共约有数十万。以金钱计之,亦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同书载丫髻山,则谓“繁盛亚于妙峰,而山景过之。都人谓之东山”。《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也说:“(丫髻山)以四月十八日为进香正日。年例内务府请派员致祭,其仪似重于妙峰山,然名之彰著不若也。”晚清丫髻山庙会的衰落,与朝廷参与力度的减弱有直接关系。而妙峰山庙会在道光后是否因“获得了皇朝的支持”遂有“金顶”称号,并进而超过丫髻山,现仍为民间传说,尚未见于史料。但同(治)光(绪)以后妙峰山香火之盛,则为诸多文献共载。如《天咫偶闻》记称:“京北妙峰山香火之盛闻天下。……岁以四月朔开山,至二十八日封山,环畿三百里间,奔走络绎,方轨叠迹,日夜不止。好事者联朋结党,沿路支棚结彩,盛供张之具,谓之茶棚,以待行人小息。食肆亦设棚待客,以侔厚利。车夫脚子竟日奔驰,得佣值倍他日。无赖子又结队扮杂剧社火,谓之赶会,不肖子弟多轻服挟妓而往。山中人以麦秸织玩具卖之,去者辄悬满车旁,而归以炫市人。”《京都风俗志》则云:“四月初一,至十五日,京西妙峰山娘娘庙男女答赛拈香者,一路不断由德胜门外迄西,松林闸东,搭盖茶棚,以达山上,曲折百余里,沿途茶棚几十数处。其棚内供奉神像悬挂旗幡,花红绫彩外,列牌棍旄钺。昼则施茶,夜则施粥,以备往来香客之饮。灯烛香火,日夜不休。……夜间灯笼火炬,照耀山谷。城内诸般歌舞之会,必于此月登山酬赛,谓之朝顶进香,如开路秧歌、太少狮、五虎棍、杠箱等会。……游人麇集于山林木间,实京都一巨观也。”

民国以后,妙峰山香会仍然旺盛。《北平旅行指南》称:“(妙峰)山在平西百余里,为最著名之大香火山,……每年由旧历四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列[例]有庙会半月,善男信女,率皆不辞跋涉奔走数百里长途,于此进香朝顶。而津保一带信士,亦多有来此者。……每届庙会之期,沿路茶棚林立,灯火相属有如星宿。男女香客,纷至沓来,莫不诚敬惟谨,甚有一步一揖、三步一叩首者。迄至山顶,不惮疲劳。娘娘之魔力,较之名贤当道殆又过之矣。”据报道,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妙峰山庙会,“各地前往赴会观光者在十五万人以上,尤以来自平津保等城市的香客、旅行团,以及狮子会、石锁会一类的娱乐组织最为踊跃,繁盛情形为七八年来所未见”。

民国年间京畿左近尤其是天津民众的加人,为妙峰山香会注入了新的力量。天津民众前赴京西妙峰山进香,自晚清以来就已经开始了。光绪年间的文献中说,北京之西北八十里的金顶妙峰山,“去天津计三百余里。上有庙宇,供天仙圣母,灵爽式凭,香火极盛,每年于四月开庙,朔起望止。……天津人士信之者笃,赴之者众。”后来有竹枝词记之:“夏初忙里且偷间[闲],各秉虔诚将愿还。车水马龙人似蚁,去朝金顶妙峰山。”诗后注云:“山在京西,上有庙,四月上半月内,津人多往进香,谓之‘朝顶’。”又有史料提到,“京西妙峰山之灵感宫,久为京、津人士所信仰,所以每年一到四月而烧香者络绎于途。且未兴火车之先,御河并有善人船,专载天津香客,分文不取,由津运往通州,再由通州绕道北京,转赴老北道(即聂各庄)。……老北道概不募捐,以天津人及内监占多数”。天津来妙峰山进香者多为有钱人,俗称“富香”,这与天津近代开埠以来财力的上升有很大关系。比如天津香客在老北道上就采用了明亮的汽灯,又捐巨资修葺娘娘顶上各殿堂,并将天津人自己的神衹王三奶奶置入殿中,“头上戴着凤冠,身上披着黄色华丝葛大衫”,称为“慈善引乐圣母广济菩萨”。近代开埠以来,财大气粗的天津香客,与北京城内的传统香会逐渐形成明争暗斗的竞争关系,并因此有了“富香”与“贵香”、“穷香”的区别。

妙峰山香客,上山者皆道“虔诚”,下山者则须改为“带福还家”。“带福还家”,也就是返回时头上戴着丝绒或纸扎的蝙蝠形花朵,别出心裁者则胸挂红绶,上书“朝山进香,代福还家”等字,这成为妙峰山“娘娘顶”进香以后一个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民俗。史料记载说:“凡祭赛事毕,先后散于庙内,外肆摊购绒绫花朵,插帽而归,谓之戴福。遥望人群,则炫烂缤纷,招颤于青峰翠陌间,其风物真堪入画也。”又说:“游人亦多于朝顶之后,购买绒制蝙蝠纸制金鱼及元宝等,美其名曰‘戴福还家’、‘求财如意’,极尽妙想之趣。”妙峰山进香期间严密而庞大的香会组织,则成为学者关注与研究的对象。据调查,民国年间妙峰山进香时已有相当发达的香会组织,李景汉抄录了六十多个香会名称,而顾颉刚则录有九十九个。其实妙峰山鼎盛时,前来进香的香会数目还远不止此。在田野调査中,学者就注意到“听茶棚里的人说,从前进香的有四百余会,今年只有一百余会”。这些香会分为文、武两大类,各有会头、会规,组织严密,传承不绝。他们自称“为老娘娘当差”,在香会期间尽力举办种种特定的娱神助人活动,成为妙峰山道教风俗的独特风景,并对其传承、发展和繁荣起着最核心的作用。


* 本文选自《北京历史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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