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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的学术史回顾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734 更新时间:2014-10-23

      1936年英国乔治·艾伦与昂温公司(George Allen & Unwin Ltd.)出版冀朝鼎英文博士论文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1979年朱诗鳌将该书完整译为中文,题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以下简称《基本经济区》)。①冀朝鼎生于1903年,号筱泉,笔名动平,山西汾阳人。②1924年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历史学,后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经济学,最终完成这部言简意赅、匠心独运的专论著作。③冀朝鼎生平可谓传奇,然目前并无一部他的专门而详细的传记,有的则是对其一些片断的回忆,如资中筠所作《传奇人物冀朝鼎》(《万象》2009年第11期),《北京文史资料选编》第14辑亦收录一篇《清华学运先驱冀朝鼎》。较为深入的研究则主要有两篇,一是Stephen R. MacKinnon(麦金农):Losing the Mainland: Chen Hansheng and Ji Chaoding in the 1940s,④该文探讨了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陈翰笙和冀朝鼎在1940年代如何以他们的工作而削弱国民党统治的过程。一是格雷·路易斯《建国初期的冀朝鼎》,⑤这些文章多关注冀朝鼎“革命”与实务工作的一面,对其《基本经济区》一书并无过多关注。随着近年学者对其再度发掘,重新审视这部著作出版后的接受史与“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的运用则十分有必要,本文即打算对此作一梳理。
    一、“基本经济区”的主要内容
    冀氏在《基本经济区》一书中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第8页)。“基本经济区的存在,导致了土地制度与赋税方法的地理上的差异,同时,还加强了不同地区走向不平衡发展的自然趋势”(第4页),从而利用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就有可能剖析在对附属经济区进行政治控制时成为支撑点的经济基地的作用。因而也才有可能去研究中国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从政权与地区关系的观点出发对它加以探讨”(第8页)。而此分析理路的前提冀氏认为是“中国商业发展的水平,从来都没有达到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闭关状态的程度”。所以要认识、理解传统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可以转化地去考察中央集权如何控制经济区的问题。这种被冀氏定义的“基本经济区”即是“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个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第10页)。正是在此分析理路下,冀氏讨论了国史上基本经济区的转移、水利兴修与基本经济区的关系等问题,试图来解释中国王朝的不断发展。
    考察冀氏“基本经济区”概念的提出,可以发现主要是来自两个大的学术传统。首先,当是地缘政治学说。主要渊源则是鲁道夫·谢伦发挥出来的“国家有机体论”与麦金德提出的“地理枢纽”、“心脏地带”论。鲁西奇教授对此有全面阐述,他提到“鲁道夫·谢伦(Rudolf Kjellen)形象地把国家组织与人体器官的特性作比较:决策的中心城市首都是为大脑,交通是为动脉,自然资源是为供养和生长所需的粮食;国家内部的控制,也遵循生物法则:大脑指挥四肢,保护腹心和躯干,而身躯则储存能量。这样,国家就像生物体一样,各部位有轻重之别,有大脑、腹心、肢体等;控制了大脑和腹心,也就控制了整个生物体。那么,国家的大脑与腹心,就是国家的中心区或基本区域”。⑥而麦金德(Halford J. Mackinder)在讨论世界历史发展总体进程及其格局时,“提出了‘地理枢纽(geographical pint)’概念,并在以后发展为‘心脏地带(heartland)’的范畴。麦金德并未给‘地理枢纽’,或‘心脏地带’作出界定,只是声称,他的出发点乃是‘要展现作为世界有机体生活一部分的人类历史’,即探讨作为有机体的世界在发展变化过程中,何种地区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样的地区就是‘地理枢纽’或‘心脏地带'”。⑦其次,则是渊源于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及其核心区理论。⑧冀氏清楚的表明魏特夫对他的影响,在《序言》中即提到“作者还要感谢K·A·威特福格尔(Wittfogel)博士,他在中国经济与社会历史方面,曾经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成果,他的贡献,证明了他对于这一领域中的许多其他工作者具有重要的指导地位”(第6页)。同时冀朝鼎还提到“我要感谢我的朋友J.帕赫特曼(Pachtman)为我口头上翻译了威特福格尔(Wittfogel)博士的著作《中国的经济与社会》(Wirtschaft und Cesellschaft Chinas)的部分内容,同时还要感谢威特福格尔(Wittfogel)博士为我提供了上述引文以及该书中其他选段的英文版本”。⑨另吴承明则认为“总观冀朝鼎的理论含有经济与政治互动发展的观点,并已含有W.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的思想”,但“克里斯塔勒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发表于1933年,冀氏书中并未提及克氏理论,当系自创”。⑩
    二、学界对《基本经济区》的反应
    《基本经济区》一书在1936年出版以后,欧美学术界便给予了关注。首先是魏特夫于该书出版当年在《太平洋事务》刊发了对该书的书评,(11)评论甚高,认为冀氏提出的基本经济区的分析理路非常有助于认识中国的过去与现在,研究远东的学者是不能忽视此书的。在方法上,他认为冀氏既有采用西方科学的视角来认识水利、土壤等因子,(12)也具有传统中国学者史料分析考辨的能力。魏特夫对该书的推崇,实际上也让我们看到冀氏对魏特夫方法的发挥。同年H. H在《中国评论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概要性的介绍书评。(13)1937年《美国历史评论》刊发了J. J. L. Duyvendak对冀书的介绍与评论。(14)1963年纽约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重印该书,E. H. S在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第83卷第3期发布了一则简短的重印书讯。(15)到1964年,《亚洲研究季刊》再次刊发了一篇Sidney Klein对冀书的简短介绍,(16)此时冀朝鼎刚不幸去世一年。除此之外,李约瑟还曾评论冀书“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的最卓越的著作”。当冀著中文版面世后,为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该馆的居密博士在给冀著译者的信中写道“美国国会图书馆最近收到您翻译的冀朝鼎大作,此书国外学者甚为重视,很高兴现在有中文本问世”。(17)西方学界对此书确实算是有所反应、关注、评价甚高。这或许与当时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背景有关,冀书并非中国传统考证史学著作,而是一本“求解”之作,即寻求解释中国王朝发展的原因,寻找一把钥匙来说明为什么是那么发展。冀氏这种求解之研究当然有着西方学术的渊源,然又恰好切中了当时西方学术界所希望见到的解释性的研究,这有助于他们认识中国甚至是东方。
    在三十年代中后期的中国学术界,首先注意到此书的是吴景超,他率先在《独立评论》第197号(1936年4月19日)上发表了对该书的书评。但对“基本经济区”这个概念,吴认为“不过冀先生如想以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历史,未免把复杂的现象看作太简单了”,同时他还提到“但是经济要区已经移到扬子江流域之后,宋何以不能恢复中原,元何以能统一中国,清何以能灭明?由此可见一个概念能解释某一现象的,并不一定能解释任何现象。在社科科学中,我们所以相信多元论的,便是这个道理”。三个月后的7月18日胡适在日记中提到“读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经济区》”,胡适作为《独立评论》主编可能读过吴文。同年的9月18日《大公报·史地周刊》刊发了杨联陞书评《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中的经济要区〉》。(18)杨联陞注意到了吴景超的书评,但认为“吴景超先生因为赞成多元论,就硬说作者只用简单的概念解释历史”的观点颇可商量。从方法论上,杨氏认为“用新的统计方法研究历史,得到这样好结果的恐怕还没有”,并且认为冀朝鼎的研究能取得成就是颇能注意到地方志运用。(19)实际上,杨联陞之撰写此篇评论,实则是受张荫麟的嘱托,张在此书评后缀一小文,云“我久想为它作一述评,以碍于国史纂辑的任务而止,因嘱吾友杨莲生为之”。(20)该书评发表之后同样有着留洋背景的张荫麟终于还是在1937年的《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第五卷第一期(3月1日出版)刊布了自己对冀书更为全面细致的评论,可见对冀书颇为重视。张氏开篇即言“留美学生以西文言中国事,对于中国学人,例无一读价值。此为厥中少数例外之一”。接着又说“冀先生为一马克思主义之服膺者,此从字里行间可见”,“唯此书以马氏为立足境,而根柢于邃密之探究,达以严整之条理,虽曰马氏之真精神则然,今罕觏而可贵”。在当时考证、专精传统下,对求解通论之书多少有贬低的风气。不过,张氏认为冀书立足马氏,尽管大致不差,但却多少含糊,如上所揭示,冀书源流多途,不止是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这一理论基础,亦有地理学的背景。张评最不同之处,乃是指出了冀氏在时间、空间划分上的缺陷。不过,看得出,张氏对该书也并非推崇备至,所以并没有对“基本经济区”有进一步的拓展。1937年3月19日费孝通在伦敦下栖桑道写了一篇对冀著的阅读感受,题为《读冀朝鼎著〈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钥区〉》,该文第一段提到“去暑从开弦弓回平,我很得意地拉住杨开道先生说:‘我找着了研究土地的关键了,水、水、水。’杨先生接着问我:‘你读着冀朝鼎的经济钥区没有?’‘没有。’不上几天我们就分手了。这本书总没有缘分一读,直到上星期才在伦大书铺买到。”(21)社会学家杨开道则比费孝通更早注意到此书,其可能是见到原书也可能是见到先前国内外刊发的书评。费孝通在这篇阅读评论中对冀朝鼎基于地方志材料所进行的统计研究持怀疑态度,他结合自身研究经验认为“若是在表中每个数字并不相等,数量就无法比较,而且最重要的是‘所记载的活动和实有的活动是否相符?’这是我自己碰着的难题,‘没有记载的是不是就等于没有这事’,合理的回答自然是‘不能相等’,于是这表格上所得到的结论,不论如何‘巧合’于在其他史料中所得到的结论,他的证实力是不能服人的”。(22)
    在三十年代,除张氏评论外,我们还发现胡适对该书还有过评论。1936年7月1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到“读冀朝鼎‘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大失望。此君先有理论,然后去寻材料,其方法至松懈可骇,其结论亦幼稚的可笑。他的材料根据于各省通志,但取其《水利》、《沟洫志》诸卷中一切治水修堤之材料,列为一表……此表中,四川居第十四,而福建居第二,江苏居第七,此可证此表完全无意义,而作者奉为奇宝……此真是睁眼不认得事实,强要曲说以助成一己之臆说!”(23)胡适这一看法与费孝通颇为类似,其所言“大失望”,(24)暗含最初可能对冀著有所期待,亦可能是受到吴景超书评的影响。而从胡适自身的学术取向与民国学风的整体环境来思考,谢泳给出了一个较为深刻的解释。他在2011年2月13日《东方早报》上刊文《中国现代学术中的“专精”传统》,文中提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马克思主义史学潮流兴起并最终一度成为史学主流,成为一个时代学术发展的方向,有大时代的原因,但也有学术自身的问题。‘窄而深’的研究,以史料发现和积累为基本原则,在学术自身来讲,确实相当艰辛,很难空论,而思想理论,常常可以信口开河。当年胡适批评冀朝鼎的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可以判断为他对这种史学方法的警惕。”谢文在引胡适评论冀著后,又补充“胡适这个简单的判断中,其实包含了他一生思想中的某种直觉,这种直觉看似针对学术研究方法,更是对一种抽象思维方式的警觉。陈垣、陈寅恪、傅斯年他们也有这种敏感,他们重史料,走‘专精’的路,绝对不是个人简单的学术习惯,而是自觉的价值取向。”这可以看作“求真派”对“求解派”的一个看法。不过站在今日史学潮流,“求解派”之史学研究,当是应该有一席之地,而非毫无价值。到五十年代,李剑农在其《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中亦引用过该书,可说该书依然发挥着促进治史者思考的作用。
    三、“基本经济区”研究理路的再度被重视、利用
    冀氏该书最初乃英文著作,日本学者佐渡爱三于1939年将其翻译为日文,(25)1972年曾被译为意大利文在都灵出版。国内则在1979年由水利史学者朱诗鳌将其全帙翻译为中文,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始流布渐广。关于该书的翻译、出版过程可以参看《基本经济区》一书的《译者的话》(1979年),纪辛《〈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重印后记》(初稿完成于1996年),以及译者朱诗鳌于2011年所写文章《书好不在厚——冀朝鼎和他的书》。综合这三篇文章的内容,对该书中文译介出版情况略作说明。该书在民国时期曾有过节译,经济史学家李文治先生曾言及翻译过该书,但未提及出版。李文治曾为梁方仲先生助手,其阅读该书主要是受到梁方仲先生的推荐,他曾回忆道“1944年梁先生布置我从事清代漕运史的研究,他首先要我看冀朝鼎先生所写《从公共水利工程的发展考察中国历史上的关键地区》一书。……我的英语程度很差,还是尊重梁先生意图利用业余时间把它翻译出来(当时简译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键区》)。梁先生介绍我看这本书的目的,无非要我的研究工作不要局限于漕运制度本身的考察,要放开眼界,联系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研究。”(26)梁方仲曾任《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原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主编,杨联陞对该冀著的评论就较早刊发在该刊物上,故梁方仲可以较早的得知该书出版。除李文治的翻译,朱诗鳌亦提到“据我国著名经济史专家、武汉大学彭雨新教授介绍,在上世纪40年代,武汉大学有三位教授有过中译之举”。(27)具体是哪三位暂无法得知,但至少看出当时大家对该书的重视。其次,朱诗鳌翻译此书的经过,据他回忆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当他“在编写《中国水利史稿》一书时,有机会在刊物上阅读了冀朝鼎先生著作的中文节译文章,获益匪浅,但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全书译文。于是只好致函北京图书馆(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邮借原著”。结果被其独特的视角所吸引,进而萌发了翻译全书的想法。然而当时北京图书馆借期只有一周,朱诗鳌先生花了两三天时间,终于抄完全书。出于对原著的热爱之情,他日以继夜地赤膊上阵,最终“如愿以偿地、高兴地完成了中译初稿”。(28)1981年初版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很快售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满足读者的需要,在1992年和1998年又先后两次重印。“在两次重印中,当时在出版社工作的纪辛先生付出了不少心血”。如上文所揭,纪辛先生在第三次重印前的1996年写了该书《重印后记》,介绍了原书、译著的出版情况,惜该文当时并未收入冀著作为附录,并且在十数年后,才在《近代中国》(第二十辑,2010年)刊出。
    1982年第8期《读书》刊发了王耕今、高山《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和水利》一文,该文实际完成于1981年10月,即冀著出版后四个月。这篇评论较为细致全面,并结合了建国后的历史进行思考,从冀朝鼎把围湖造田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论述了其对环境的危害,反思了建国后对长江流域生态造成的破坏。对冀朝鼎分析“大型土木工程得不到好评的原因”出发,谈及了建国后各种盲目的“大办”、“大干”的公共工程。总之就笔者看来,《读书》杂志刊发的这篇书评是《基本经济区》一书进一步传播开去的关键一环。据纪辛的回忆中文版初印4800册后“很快售罄,而求售者仍纷至沓来”,又于1992年12月重印1500册,但“亦很快售尽”,后再于1998年三印4000册,该书累积印行了10300册,考虑到八九十年代的学术与阅读环境,该书在学界应产生了不小的学术影响力。降至新世纪依然还有对冀著新的书评出现,如2009年张亚辉发表《作为水利社会的传统中国——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读后》,该文细致全面地梳理了冀著,认为冀著“总体上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并且冀朝鼎“过于简单地相信,中国似乎只有一个朝廷,而没有看到,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草原势力都维持着或大或小、或依附或独立的朝廷”,意即需要注意边疆地带上所展开的历史。(29)“基本经济区”这一分析理路也渐为学人所知、所利用,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经济史、历史地理学、水利社会史等几个领域。
    社会经济史领域方面,庄辉明较早地运用“基本经济区”作为分析工具,其《春秋战国至六朝时期长江下游经济马鞍形发展的思考》(《江海学刊》1993年第3期)一文便是应用冀朝鼎“基本经济区”来具体讨论的实例,其认为“秦汉基本经济区在关中,王朝用牺牲其它地区利益的办法维护基本经济区的发展;而在分裂时期,长江下游本身就是地方政权的基本经济区,因受到重视而获得发展。又指出统一时期容易统治,强干弱枝,对地方经济发展有不利一面;分裂时期有竞争,倒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2002年庄辉明再次发表《西汉水利工程与“基本经济区”》(《华东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亦是在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下的加深研究。周红在《曹魏西晋统一方略的财政经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3期)一文中,“结合冀朝鼎先生‘基本经济区论’,主要从统一方略的角度对曹魏西晋政权最终完成全国统一进行财政经济分析。通过分析认为:曹魏‘发展经济,以守代攻’,西晋‘积谷养民,专心东向’,是其灭亡蜀、吴,最终实现三国统一的财政经济原因”。陈占彪在其《中国区域政治经济的理论与实践》(2003年华东师大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引述了《基本经济区》一书,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城市核心区”的分析概念。江云岷《晚清“滇东南基本经济区”的形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利用冀朝鼎提出的“基本经济区”概念,将“基本经济区”的划分缩小到一个省区,分析出“滇东南基本经济区”,即“可以认为,在1889-1910年间,云南省在滇东南依托蒙自、个旧、临安、河口四地形成了一个省内的‘滇东南基本经济区’。这在近代云南的区域经济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它的形成标志着云南内部统一市场的初步建立”。在有关专著中亦有对此分析理路的运用,如《中国经济通史·秦汉卷》绪论第三节便题作《秦汉的基本经济区》。
    历史地理学领域。该书在翻译出版过程中,据译者朱诗鳌所言“中译工作,得到武汉大学石泉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教授和北京大学侯仁之教授等老前辈的关心与支持”,(30)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前辈学者亦对该书价值的认可。王恩涌先生在《关于地理学的理论的看法》(《中学地理教学参考》2001年第6期)中提到“我第一个接触到的理论是冀朝鼎先生著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此以前,林超老师曾向我介绍过,谈冀在美国留学,在哈佛得博士,其关于基本经济区与水利的关系论文在西方影响很大。可惜,那时未见其书。冀曾作过外贸部长。在80年代中,我看了该书的中文版。”林超生于1909年,字伯超,地理学家,1934年以优异成绩考取公费留学英国利物浦大学,1938年年仅28岁的林超荣获该大学第一个地理学博士,故其能较早关注到该书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王恩涌先生接着说该书在分析的过程中“表达了技术—经济—政治的相互联系与相应变化的连锁关系。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技术、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变化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基本理论的具体表述。其在中国时空上的变化,充分反映了几千年来封建王朝变化的内在机制。对中国历史的变化和地区开发的外部表现、内在因果有了一个理论性的框架。如果联系其中的地理条件进行深入的分析,则是一个生动的、具体的‘人—地’关系的例证。再加上文化的影响,也是进行文化地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方法,也是后来我在政治地理研究中阐述我国‘三国’分合的内涵与‘三国’之间彼此相对政治关系方面的理论依据。”实际上,冀著确实受到了马克思学说的影响,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基本经济区”研究理路对王恩涌学术研究所产生的影响。
    历史地理学学者在对这一研究理路的利用外,亦有学者对其进行反思、扩展、修订。这主要体现在鲁西奇教授的几篇文章,如《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与分析理路》、《“水利周期”与“王朝周期”:农田水利的兴废与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中国历代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等。(31)他经过细致的研究思考,认为“基本经济区”的分析理路至少存在两大缺失或说是局限。局限之一,“即在认为农耕经济发达之区即可成为基本经济区,并进而认为控制此种农耕经济发达之区,即可控制全国。事实上,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发达的农耕经济区不仅不‘必然’成为据以控制全国的‘基本经济区’,恰恰相反,在很多时候却‘更可能’成为被侵掠、受控制的对象。质言之,将农耕经济发达之区认定为据之即可控制全国的‘基本经济区’,至少是不全面的。”局限之二,在于“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概念及其分析理路,模糊了‘经济资源’与‘统治资源’之间的差别,将经济较发达之区相对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直接等同于王朝国家可以有效支配、利用的军事、财政资源;以此为基础,将‘经济较发达’作为‘基本经济区’的充分与必要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资源并非中国历代王朝赖以建立并保持其对全国统治的根本性基础,经济发达之区也不必然被王朝国家视为实现统治的根基而受到特殊重视,并给予特殊优惠政策以确保其相对于其他地区的优势地位;恰恰相反,经济发达之区在很多时候实际上是王朝国家重点掠夺的对象,是利益受到损害的地区。”(32)
    鲁西奇教授同时认为“这一分析理路,有助于揭示帝国政治体系下的地方控制方式及其变化,探讨帝国境内各地区在帝国政治经济空间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地区间差异的形成过程、原因及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所以,应当是一种有较强学术生命力的分析理路。”(33)故他在“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的基础上,提出“核心区”概念,认为核心区乃是兵甲所出之区、财富所聚之都、人才荟萃之地、正统所寄之望。其核心区的概念则是糅合了冀朝鼎的基本经济区与施坚雅提出的地域“核心区”,将经济、市场的基本区、核心区发展为更广义的社会的“核心区”,并以此来分析历代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同时他亦提醒大家注意不同层级的核心区,并由此导致的王朝国家对不同核心区的控制方式的差异。因而可以说鲁西奇教授在冀朝鼎“基本经济区”基础上所提出的“核心区”分析概念考虑了更多的历史因素,对于我们认识中央王朝的地方控制将大有裨益,他在《中国历代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一文中即从具体的史实出发,讨论了各个时期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如秦汉是从关中到“三河”,六朝及南唐、南宋的核心区在宁镇与江淮,给人以深刻的启发。总之,鲁西奇教授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将“基本经济区”这一分析理路作出了巨大的推进,是迄今为止有关“基本经济区”研究中最为优秀的成果,其所提出的“核心区”概念以及历代王朝的核心区所在值得相关研究者注意。
    除在以上两个领域外,“基本经济区”分析概念的影响还广泛体现在生态环境与水利社会史研究方面。译者朱诗鳌先生即是水利史研究者,其翻译该书亦是源自他在“编写《中国水利史稿》一书时,有机会在刊物上阅读了冀朝鼎先生著作的中文节译文章,获益匪浅,但遗憾的是没有见到全书译文。”水利史的学术谱系中一般皆将冀著作为早期的开山研究之一,实际上该书并非纯粹的水利史研究,冀著只是从水利角度切入,实质上探寻的并非水利本身的诸问题,而是试图通过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的转移,论证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故行龙在《“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山西大学学报》2008年第31卷第1期)一文中认为“有关水利史的‘学术谱系’,时下大多谈到美国学者魏特夫的‘水利国家’,‘治水专制主义’和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论’。中国水利史研究,也是将与魏氏交从甚厚,受其思想影响较深的美籍华人学者冀朝鼎有关‘水利与基本经济区’关系的论述视做起点。从学术史来看,尽管我们难以抹杀魏特夫及其同时代学者之水利学说的重要影响,但其并非水利社会史研究之滥觞。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是一种研究路径的转换,水利社会史的研究当有其自身的学术脉络。”言下之意即冀著实际上还是不脱治水社会研究的框架,并非全方位的“水利社会史”研究,将其定位为水利社会史研究之滥觞,并非十分恰当。冀著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其根据各省地方志资料编制的《中国治水活动的历史发展与地理分布的统计表》,此表多为相关研究者所转引。(34)一是冀朝鼎对一些区域的宏观性论述,多为区域史研究者所引用,如涉及淮河的相关研究,学人多引冀氏说法“淮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就命定它成了南北之间的要道和军屯与内战的中心。在这种环境中,大型的灌溉设施容易遭到破坏,而且发展永久性的建筑工程也是不可能的。由于淮河流域成了战神祭坛之地,因而,只要人们的努力无法改变它这种并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地位时,它也就失去了成为基本经济区的希望”。(35)总而言之,“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在各个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多是简单借用,从整体而言“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本身的普适性与可用性较为有限。
    四、地域边缘之研究与经济重心南移两个论题
    第一,帝国边缘之研究。从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跳出来,我们很容易察觉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帝国边缘的历史发展问题。在关心核心区、基本经济区的时候,我们亦不应该忽视对边缘诸问题的研究。这恰好又是近一二十年来的研究热点,《法国汉学》第十二辑的关注主题即是“边臣与疆吏”,“新清史”的重要一个方面亦是关注清代边疆的内在发展历史。此外,边缘族群、边疆历史地理的变迁亦多为学者注意。尽管如张亚辉的理解“在拉铁摩尔关心的灌溉农业与草原之间的边疆地带上所展开的历史,其实可以看做是朝廷依靠基本经济区提供的支持与草原势力长期拉锯的结果。冀朝鼎的论述在这里显示出了强大的理论潜力”。(36)但基本经济区外的其他地区其历史发展如何,对我们了解整个帝国的发展当是十分重要的一环。
    第二,经济重心南移问题。虞云国在《“中国社会中心南移”的最早提出》(《东方早报》2010年3月21日)提到“就其传世论著而言,张家驹先生已无愧为宋史学创立期的主要拓荒者之一,他的‘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与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说’,足以并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里最具问题意识的两大命题。”所谓“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其核心观点为“(一)自上古以迄西晋,北方实为根本,衣冠人物之所萃;南方鄙野,形势悬殊,三千年来,可称为北方中心时代。(二)及至五胡大人,中枢南移,以至北宋之末,经营垂八百年,筚路蓝缕,始克相颉,是可为文化统一时代。(三)降及近世,八百余载,中原屡劫,鼎柞数迁,南方以成首要,富盛无伦;北方衰老,迥相判别,至是可称为南方中心时代。”(37)就此而言,“中国社会中心迁转说”与“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确还是存在较大差异,然而到五十年代张家驹在已有研究上,将书题作《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经济重心”这一关键词得以凸显,并引发长期的讨论,虞云国认为“‘社会中心’具有社会史的丰富内涵,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都包括其内;而‘经济重心’则侧重于经济基础的层面。尽管在《南移》里,张家驹并没有局限于经济,还是兼顾人才、文化等层面,但书名中关键词的改变,应该与1949年以后将社会学与社会史划为资产阶级学术流派息息相关,张家驹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此实则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有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分析角度开始全方位影响学者的思考。
    “经济重心”这一关键词则多少与“基本经济区”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虞云国先生并未讨论张家驹先生是否受到“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的影响。张家驹先生于《食货》发表《中国社会中心的转移》一文时间是1935年,同年还发表《宋室南渡后的南方都市》(1935年第1卷第10期《食货》),1936年发表《宋室南渡前夕的中国南方社会》(《食货》1936年第4卷第1期)。而吴景超发表第一篇对冀著的书评时间在1936年4月19日,就笔者之见,张家驹先生并未直接受到冀朝鼎分析理路的影响,但在1936年他有可能知闻有此著作。尽管程民生亦认为《基本经济区》一书“直到1981年,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了中文版,此时对我国学术界经济重心南移研究的作用已属强弩之末或仅是推波助澜了”。此说甚是,然他却认为“这里的‘基本经济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重心’”,将基本经济区与经济重心等同关联,这多少有混淆,简化两个议题的嫌疑。(38)冀朝鼎提出的基本经济区与经济重心南移实际上是有着自身不同的学术背景与源流,有关联、相似之处,但根本上是两个目的不同的议题。经济重心之问题,可谓由来较久,至张家驹先生将其重新归纳、发挥,并落脚在两宋,形成了一个非常显著的重大议题,引起了诸多社会经济史学者的参与讨论。这一议题更多的是在经济社会层面,后期的讨论也多涉及南北地理环境等因素。而“基本经济区”,则是立足治水,并借此来讨论基本经济区的形成与变动,以此探寻王朝统治是如何的展开。两者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确实多有交叉,但是从一开始其目的则是不一样的。但不得不说基本经济区与经济重心的有关讨论皆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在讨论历史进程的时候,存在“线性进化论”认识倾向,(39)尽管如郑学檬等的研究试图从多元角度来审视南北离散的经济空间,已是较大的突破,但并未脱离整体上的线性进化的历史观。胡适对冀朝鼎著作的批评或许在认为不够专精外,也可能是对其线性的历史叙述存在警觉。实际上张家驹本身的研究构想是较为全面、多元的,但随着建国后学术思潮的改变,使得经济重心这一基于地域划分的研究命题一度成为学界热议的学术话题,但最终却几乎丧失学术生命力,反而如施坚雅的市场分区理论则一直受到中国学者重视。不过张家驹所提出的对南方历史社会的研究则对我们重新思考南方地域的历史道路多少有启发作用。(40)
    斯波义信在《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中所言“中国社会的规模容量巨大,也许与其说是时代的差异性大,还不如说是空间的差异性更大”。(41)空间的差异性带来的正是不同地域的不同发展,也自然的牵涉到哪些区域更为重要,以及帝国核心区域的转移问题。不管是基本经济区还是经济重心区,实质上还是区域差异的问题。如果我们先不考虑经济重心南移的观点是否受到冀朝鼎基本经济区理论的影响,只是从传统中国学者的思考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区域经济空间变化的论述。这或许是发轫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不同地域经济情况的描述,如“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又如南宋章如愚编《群书考索·续集》卷四十六《东南财富》条所谓“天下地利,古盛于北者,今皆盛于南”。(42)同卷《东南县邑民财》又云“故自东南渐重,则西北渐轻,以至宋,东南愈重而西北愈轻”。中国的经济、社会空间逐渐偏向东南,这也正是张家驹等学者的认识。葛金芳则从立国形势上认为“唐宋之际我国发展路向出现了由‘头枕三河、面向草原’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历史性转折。”(43)尽管“头枕东南,面向海洋”是一种历史“被迫”,但却清楚的表明经济空间的变化。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十《长安地气》中则以“地气”盛衰对历史空间进行解读,他认为“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至一、二百年而东北之气积而益固,于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扩西北塞外数万里,皆控制于东北,此王气全结于东北之明证也。而抑知转移关键,乃在开元、天宝时哉!”(44)
    中西学术不同的历史语境所带来的学术认知的困惑,正需要我们在研究中给以解决,尤其在理论问题上,顾此失彼,不注意本土的解释语境,难免生搬硬套,为人作注脚。包伟民教授即察觉到“学界对探寻新理论方法的呼声仍一直不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理论饥渴症’”。(45)在此种学术风气之下,要将中外社会理论融会贯通到历史研究中亦非易事。而本土接近现在意义上的理论思索,毕竟存在抽象不充分的问题。故笔者以为,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既需要关注已有成熟的理论,亦需要重视本土历代学者较为原始的抽象思考。通过考察“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可以看到从开始阶段“拿来即用”,到鲁西奇教授对其作出重大修正,并在“基本经济区”基础上提出“核心区”分析概念,这一过程向我们展现了如何利用更为丰富的史实修正一个旧的分析范式,并如何提出新的分析范式。要构建本土史学的主体性,与其对西方理论拿来即用,不如对传统范式抑或历代学者的较为原始的抽象思考进行“推陈出新”。回顾“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的学术生命历程,或许便可给予我们这些收获。

注释:
    ①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本文对冀朝鼎提出的“基本经济区”分析理路的学术史梳理,最初源于鲁西奇教授的课堂讨论,林昌丈、许博同学亦参与,笔者受益良多。后包伟民教授亦在课堂组织阅读该书,笔者亦再次受到启发。本研究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2013年度项目资助,项目编号92326132,科研编号13XNH132,同时亦感谢历史系孙家洲教授、刘后滨教授的支持。
    ②散木曾评论到“‘央行经研处’,曾有两位学有专长的山西学人,一为卫氏,一为冀朝鼎”。卫氏即卫聚贤,两位有一定相似,既是学者,又是官员,还皆颇富传奇色彩。参见散木:《一位传奇的史学家卫聚贤》,《文史月刊》2004年第2期。
    ③清末民国时期留洋学生研究经济学蔚然成风,对中国经济各个方面也多有研究,这应是一个时代背景。参见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④Stephen R. MacKinnon(麦金农),《Losing the Mainland: Chen Hansheng and Ji Chaoding in the 1940s》,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一九四○年代的中国(下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⑤[美]格雷·路易斯:《建国初期的冀朝鼎》,《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⑥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与分析理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⑦同上。
    ⑧有研究者认为冀著“巧妙地以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为突破口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大问题,不仅与魏特夫所要竭力考察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形态没有瓜葛,而且其细密的研究思路也与魏特夫的天马行空的议论大相径庭。”参见张爱华:《“进村找庙”之外: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勃兴》,《史林》2008年第5期。冀朝鼎深受魏特夫研究的影响,尽管不能说冀著的研究直接与东方专制主义国家形态有“瓜葛”,但显然冀朝鼎是在魏特夫治水社会下开展的新研究。另外在胡适看来,冀朝鼎的研究思路恐怕未必算得上“细密”。
    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4页注释一。在该注释中冀朝鼎还简括了魏特夫《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的核心观点,并指出其与魏氏研究的差异之处。
    ⑩参见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第九章《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页265-266。
    (11)Pacific Affairs, Vol. 9, No. 3(Sep., 1936), pp. 449-450.
    (12)袁波在其论文中也提到“冀朝鼎写的《中国历史上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文,它虽然是一篇经济学的论文,但是它在分析中国古代基本经济区形成与转移的过程中引入了水利技术这一介质,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了传统水利技术与古代社会政治、经济间的某些联系,迄今为止这在中国古代经济研究与传统水利研究领域还是极少见的”。参见袁波:《STS视角下的中国古代水利技术》,国防科学技术大学2006年5月硕士论文,第2页。
    (13)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23-1950), Nov. 28,1936.
    (14)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42, No. 4(Jul., 1937), pp. 711-712.
    (15)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 83, No. 3(Aug.-Sep.), 1963, p.414.
    (16)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23, No. 3(May, 1964),p. 469.
    (17)纪辛:《〈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重印后记》,《近代中国》第二十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61页。
    (18)该文收入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69-173页。
    (19)关于方志的利用,杨联陞书评中提到“如食货学会的陶希圣先生鞠清远先生均曾著文提倡读地方志”。费孝通书评则提到“利用地方志来研究社会史,最先提倡的是顾颉刚先生”。见《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532页。所谓顾颉刚的提倡,即是顾颉刚与他的学生朱士嘉发表在1931年第4期《社会问题》上的《研究地方志的计划》一文,该文“对地方志的史料价值、特色与功用、起源和历史以及为什么研究地方志和如何来研究地方志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阐述”。参见赵旭东、齐钊:《地方志与风俗的区域研究——对早期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两篇毕业论文的分析》,《民俗研究》2012年第1期。
    (20)参见杨联陞著、蒋力编:《哈佛遗墨:杨联陞诗文简》,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3页。
    (21)见《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群言出版社,1999年,第531页。
    (22)同上,第533-544页。
    (23)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七册,联经出版社,2005年,第336页。
    (24)冀朝鼎在其著作中有关井田的一个注释涉及胡适,他指出胡适“错误地认为孟子的陈述纯属他的想象和没有任何历史基础的产物”。参见冀著第50页注释三。这或许并不能引起胡适的否定性评论。但唐德刚提到“二次大战之后,为着魏复古先生的巨著《辽代中国社会史》的出版,胡适之先生与魏氏曾有过一段不愉快的辩论”。魏复古即魏特夫,冀朝鼎重要的学术启发者,这不愉快的争论倒有可能影响胡适的评论。参见唐德刚:《胡适杂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9页。
    (25)斯波义信在其经典著作《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书中概括了冀著的要旨。参见斯波义信著,何忠礼、方健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页。
    (26)李文治:《辛勤耕耘,卓越贡献:追忆梁先生的思想情操和学术成就》,《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
    (27)参见朱诗鳌:《书好不在厚——冀朝鼎和他的书》,载朱诗鳌博客《朱诗鳌的坝工世界》。
    (28)同上。
    (29)参见《中国人类学评论》第9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241页。除张亚辉书评外,最新的一篇书评为尹凯:《经济史对历史的书写——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研究生》2012年第7期。此外张世明对此亦有讨论,参见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第五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2-63页。
    (30)参见朱诗鳌:《书好不在厚——冀朝鼎和他的书》,载朱诗鳌博客《朱诗鳌的坝工世界》。
    (31)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与分析理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水利周期”与“王朝周期”:农田水利的兴废与王朝兴衰之间的关系》,《江汉论坛》2011年第8期;《中国历代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厦大史学》第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
    (32)鲁西奇:《中国历史上的“核心区”:概念与分析理路》,《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3)同上。
    (34)此治水活动次数表多为后来学者援引,但费孝通、胡适皆对此表有过批评,珀金斯亦认为冀氏此表资料存在不少缺点,并重新进行了统计。参见珀金斯著,宋海文等译:《中国农业的发展》附录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不过从方法论上说,伍丹戈将其认为是早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法的运用。参见伍丹戈:《定量分析法在中国经济史中的应用》(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
    (35)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87页。
    (36)张亚辉:《作为水利社会的传统中国——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读后》,《中国人类学评论》第9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240页。
    (37)又载《张家驹史学文存·前言》,张家驹:《张家驹史学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38)参见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页。
    (39)张世明亦认为“中国学术界关于经济空间转移问题的历史叙述存在线性进化论的色彩”。参见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第五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40)对南方史地的探索,集中的作品可以参考鲁西奇:《人群·聚落·地域社会:中古南方史地初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
    (41)斯波义信著,方健、何忠礼译:《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前言》第2页。
    (42)章如愚编:《群书考索·续集》,明正德慎独书斋刊本,卷四十六。
    (43)参见葛金芳:《两宋社会经济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
    (44)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卷二十。
    (45)包伟民:《理论与方法:近三十年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史学月刊》2012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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