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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汉学研究中的施坚雅模式
来源:《赤峰学院学报》2012年第12期 作者:才佳兴 点击数:2800 更新时间:2015-3-31

才佳兴

   摘要:施坚雅模式是国际汉学界和人类学界研究传统中国的主要模式之一,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提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往以家庭、宗族为主线的新路径。他从市场这一全新的角度切入中国社会,通过对市场的结构和体系的研究,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静态的孤立的村庄变成了动态的联系的村庄,提出了著名的基础市场共同体理论,并逐步扩展形成了著名的市场等级体系理论和区域系统分析理论。

   关键词:施坚雅模式:基础市场共同体:市场等级体系理论:区域体系理论

   施坚雅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他所创立的“施坚雅模式”成为国际汉学界研究传统中国的两大主要范式之一,他的影响遍及人类学界、国际汉学界以及中国的历史学界和社会学界。他对晚期中华帝国——完全成熟了的传统中国——的研究在上世纪60、70年代迭到了国际汉学研究的新高峰,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提出了一条不同于以家庭、宗族为主线的新路径。他采取了全新的视角——市场这一被学界所忽视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对传统中国社会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提出了著名的集市体系理论和宏观中国的区域系统分析理论。

   1949年,年方24岁的施坚雅来到中国,在成都附近郊区进行田野工作。但他并没有像传统人类学所做的那样,以某一人群或某一聚居区作为田野工作的重点。相反,他对中国农村的定期集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主要关注了集市本身的运作以及集市对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可以这样认为,施坚雅把关注点从村落“实体”转移到了集市“形式”。因为农村集市并不是以实体形式而存在的,在本质上只是一种联系。施坚雅完全是有意识的这么做,是针对传统人类学研究模式的有的放矢。他认为传统的英美主流人类学只关注作为实体的小团体和独立的村庄,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它们之间的互动和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他直截了当的指出:“研究中国社会的人类学著作,由于几乎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村庄,除了很少的例外,都歪曲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实际。如果可以说农民是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不是村应而是基层市场社区。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①他把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静态的孤立的村庄变成了动态的联系的村庄,他后来甚至认为自己是传统人类学界的叛逆者。施坚雅的学术研究从农村的基层市场出发,但并未停留在微观的层次上,而是逐渐扩展到整个中国。

一、集市贸易体系和市场等级结构

   20世纪60年代中期,《亚洲研究杂志》连载了他的著名论文《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时引起轰动,施坚雅一举成名。在这篇长达10多万字的长篇论文中,施坚雅提出了著名的中国集市体系理论和基层市场共同体理论,其影响延续至今,基层市场共同体理论和人类学结合的更为紧密,对后来的人类学研究尤其是中国乡民社会研究有着重大影响。

   施坚雅首先阐述了农村周期性集市的起源问题,这也是他的整个理论的前提基础。他认为农村周期性集市起源于农民的周期性的消费需求。而这种周期性需求是由早期流动小贩和流动工匠在某一个地区之内的村庄之间定期的巡回叫卖和做工逐渐形成的。随着本区内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农业的扩展,使得流动小贩和工匠难以满足区内的农民需求,便在区内某一固定的对大冢来说都较为便捷的地点形成了定期的集市,实现购销在时间地点上的统一,为农民(农民一般也带有商贩的身份)和商贩都带来方便,这样就提高了交换效率和生产力。在较大的相邻地区会出现多个集市,这些集市的日期基本上是相互错开的,不会出现互相冲突,专业的商贩和工匠可以每天到不同的集市进行交易,在这样的一个地区范围内就自然的形成一个集市贸易体系。如果在一个集市贸易体系的边界出现了与本区内相同的集市日期,那么就意味着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集市体系的地界了。当然处于边界附近的人很可能会参加另一个集市体系的市场活动,但这并不会影响他的认同感,他的主要交换行为和社会活动仍然发生在边界之内。在现实世界当中,一个集市体系所在地区的地理边界和社会边界虽然不是规则的但往往是极为清晰的,传统中国乡村的这种人们所具有的明确的归属感,而且这种地域归属感确实与经济联系较为紧密的地区基本相符合,这使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有了一个极为坚实的实证基础。

   施坚雅的集市贸易体系在田野工作的基础之上受到了德国地理学中心地理论的极大启发,他在论文的开头便引介了这一理论。中心地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特定的中心地可以根据它在连锁性空间体系内的地位来分类,而在这个空间体系内,经济职能是与等级层次相联系的。”②而且,同下级中心相比,上级中心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并相应的拥有更广阔的腹地。“一个居民点的经济职能始终如一地与它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相符合,而市场体系则按固定的等级自行排列。”③他把这一理论几乎毫无修正的搬到了他对中国的研究之中。他认为基础的集市贸易体系由基层市场、中介市场和中心市场3个向上递进的等级构成,这3个市场等级分别与中心地理论中的基层市镇、中等性市镇和中心性市镇相对应。在一些地区,在基础市场之下还有所谓的“小市”,这种小市不在集市体系之内,它只是相邻村庄的农民进行物物交换的场所,一般也并不会长期固定存在。在这个体系中,基础市场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我用基层(standard)一词指一种农村市场,它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家庭自产不自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家庭需要不自产的物品通常在那里购买。基层市场为这个市场下属区域内生卢的商品提供了交易场所,但更重要的是,它是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向上流动进入市场体系中较高范围的起点,也是供农民消费的输入品向下流动的终点。”④后来,施坚雅把这一理论扩展成了中国城市贸易体系和经济等级结构,这一体系结构由8个层次组成,即基层市镇、中等性市镇、中心性市镇、地方性城市、中等城市、区域性城市、区域性大城市、全国性大都会。

   要想清楚的理解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我们还必须对他所建立的集市体系的正六边形理论模型有所了解。为了消除对这一看上去确实非常完美的模型的误解和非难,我们首先要强调一点,即这一模型完全是抽象的纯粹的数学模型,它并不是完全根据四川或是欧洲某些地方的实际情况而推导出来的,在现实世界绝不会出现如此完美的模式。从纯理论上来讲,施坚雅认为:“理想的标准的市场区域应该是圆形,但在一个地区布满了市场区域后,它们彼此挤压,既无重叠又无空隙时,就变成了蜂窝状,每一个市场区域被挤压成了六边形。”⑤在理想状态的图式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基层市场中心有6个围绕自己的村庄,每一个村庄隶属于3个基层市场。以某市场为中心,以蜂窝状层层向外扩展,在每一层次的边缘上所拥有的村庄数目分别为6、18.36……从中国的经验来看,中国最符合2环18个村庄的模式。施坚雅根据山区和平原的不同情况,分别作了调整。至于具体情况和学者们的批评,不是我们所关心的。这些村庄组成了一个最基本的集市体系。我们会发现,市场体系和行政体系有很大的不同,某一级行政组织向上只有一个隶属,而某一级市场体系向上却可以有多个隶属。市场体系与行政体系的这种区别,对社会体系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二、区域体系理论

   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施坚雅的市场体系理论继续发展,逐渐演变成了以经济等级结构为其主要特征的城市体系理论,他开始对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进行系统研究,最终形成了宏观的区域体系理论。所谓区域,一般按照德国地理学的说法,是指具有不同于其周边地区特征的一块同质性区域,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或产生于自然地理条件,或是由于人为的划分,或者二者兼有。区域又有齐同区域和向心区域的分别。前者指在整个区域范围内所有的地区都拥有共同的甚至同等程度的特征。后者指在一个区域之内,其特征在中心地区表现的十分明显和强烈,而在周边地区则随着距离逐渐减弱。也就是说,在一个区域之内,存在着“中心——边缘”结构。实证经验告诉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区域都属子向心区域,从世界范围到一个大的区域城市范围皆是如此。施坚雅在研究中国的时候就采用了这种区域结构,并把微观和中观层次上的中心地市场理论和这种宏观的区域理论完美的结合在一个庞大的体系之内。他以此来划分中国的区域,这种划分标准不仅不同于人们习以为常的同质性标准,更突破了中国历史研究中长期以来将行政单位等同于经济区域进行分析的思维定势,把城市放入区域宽广的社会经济背景中进行考察。

   施坚雅分别从4个不同的角度对中国进行了区域划分。“其一,从自然地理特征入手,以水系为基本要素,按分水岭划分区域,因为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以河道系统为主干的运输网络促成了区域功能的一体化。其二,以经济资源和人口(其中人口密度是主要的决定的要素)的不平衡分布来划分,将人口密度的最低线作为经济区的分界。其三,将一些高层等级中心所覆盖的最大范围经济腹地视为区域。其四,建构具有功能综合的城市体系,以此为基础来划分区域。”⑥施坚雅发现,用此4种不同的标准划分的区域,基本上是互相符合的,不仅如此,这4个角度还能很好的起到互补的作用,使划分的区域能够形成一个真正的系统的综合的整体,使之具有功能的完备性。这种多角度的分析在一定程度土避免了结果的片面性。最终根据他的区域功能(主要为经济功能)一体化深层标准,施坚雅把中国划分成九大区域,即西北、华北、满洲、长江上游地区、中游地区、下游地区、岭南、云贵地区、东南沿海。他认为这九大区域各自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封闭的体系,在其内部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大区域之间的经济交流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往往集中在一些高档奢侈品和名贵特产上,并不涉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基础物资。很明显,施坚雅的这种结论在具有高度统一性政治历史的中国是有商榷之处的。

   处于不同等级层次的区域在各自的腹地之内都形成了“中心——边缘”结构。各大区的资源主要集中在大河冲击而成的低地平原,在这些地区土地肥沃,面积广大,可耕地比例较高,水利灌溉方便,由于天然的资源优势,农业的集约化经营程度高。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由于河流和平原上的交通优势,商业活动随之发达起来,逐渐形成经济中心。边缘地带大多相对处于远离河流的地区和山区,不论在农业和商业方面都比较落后,在一些日用必需品(如食盐)方面必须依赖中心的商业供给。边缘地带的一些特产和手工艺品同时反方向流向中心市场。在这样的中心——边缘结构中,每个经济区都形成了联系乡村、市镇、城市的不同层次的市场等级和独立的城市体系。由于区域是一个整体,所以单独抽查某一部分作研究,难免形成偏见和曲解,而是应该把它放在整体之中,在与其它部分和整体的联系中来理解。

   施坚雅的区域体系理论为中国传统社会确立了空间架构,但他并没有满足于此,为了能够体现传统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他又提出了具有补充性质的周期理论,为之建立了时间结构。他认为自北宋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呈现周期性的波动,但这种波动不是全国范围的,不是王朝范围的,也不是各省范围的,而是他所划分的各大区在经济上所发生的系统性趋势。也就是说这种周期波动是在各大区内相对独立发生的,各区之间的发展演变并不同步,严格说来,中国历史上只存在各大区的经济发展周期。例如,他将华北区域分为开封周期和两个北京周期,而这3个周期的划分是不适合其它大区的情况的。他特剐指出,大区的经济周期变化不同于王朝更替周期,也就是说政治的变动不足以影响大部分大区的变动。他认为,各个王朝的一些重要政策上的变动只能或好或坏的影响其都城所在的核心区域和周边区域,只有这些区域的经济周期变动和王朝的更替相接近。另外,由于中国面积广大、地理复杂,重大的气候变化和外族入侵所造成的变化也只能局限在有限的大区。从这些因素可以看出中国中晚期封建社会自身所带有的惯性和自足性,它们是传统中国社会能够在长时期内保持极为稳定的发展的主要原因。至此,“施坚雅将区域的分析与历史的分析有机的结合起来,建构了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时空体系,从而将中国‘整体性的文明史建立在其各个组成部分的历史的(明确的而非偶然的)有机组合基础之上。”’⑦

三、基层市场共同体理论

   以上两节从经济的角度和空间的角度简单介绍了施坚雅的主要理论和研究方法,但这些内容似乎与人类学的关系并不紧密,真正对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有重要影响的是他在集镇体系理论基础之上提出的基层市场共同体理论。市场体系不仅仅是经济结构,同时也是社会的体系结构,农村的社会关系通过基层市场得以维系,一个基层中心市场所及地区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单位,而不是村庄或宗族,施坚雅认为中国的村庄并不像传统观念所认为的那样是完全自给自足的和封闭的,而是具有一定开放性特征的。这是由于村庄在实际上并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需要,无论从对内还是对外的角度来看,村庄都无法构成村民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结构和功能完备的基础单元。

   基层市场的概念我们在前文引过,它是最低的市场层次,它的功能在于满足农民的基本日常生活需要以及农产品和手工艺品的输出。施坚雅根据他在成都郊区高店子所做的田野调查认为,典型的中国农村基层集市市场是拥有大约18个村落和1500家农户,方圆在约50平方公里的六边形区域。比如在高店子地区,一位50岁的农民来高店子赶集至少在3000次以上,他与该市场共同体内的其它农民在这条街道上平均碰面1000次以上。在这样的市场内,农民无疑认识大多数商贩,而商贩也能认出大量农民。每位农民在街上的茶馆每次赶集平均要泡上1到2个小时,大家闲聊着所在村庄和镇上的大事和新闻。如此,农民的社交圈无疑远远超出了村落的范围,但也基本限制在了这个基层市场共同体之内,只有士绅和较有资本的商人才能把社交触角伸到外面的世界。

   他认为农民对他所在的基层市场区域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状况有充分的了解,而对其宦的市场区域没有什么概念。基层市场共同体是最主要的通婚圈,甚至认为大量婚姻的缔结都是在集市上实现的。在同一共同体之内的宗族的联系才较为紧密的,而分处于不同的基层市场共同体内的同一宗族的联系很难抵御时间的侵蚀。其它诸如水利、看护、娱乐活动以及秘密会社也在这一共同体内运作,而且在共同体内度量衡是同一的,而各共同体之间多存在差别。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施坚雅认为,基层市场共同体区域是地方方言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语言的同质性无疑加强和巩固了共同体的存在。“在这样一个图像中,每个小农都‘与同一个市场共同体中所有的成年人有点头之交’。基层市场共同体是亲戚、宗族组织、秘密社会、宗教组织、方言乃至‘小传统’的载体。”⑧简单说,基础市场共同体是中国小农的生活圈子,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最基本的分析单位。

   在汉学界和人类学界对施坚雅的理论存在着大量的批评之声,但这些批评往往难以抓住要害,大多来自对形式主义研究方法的不满和误解,而不知施坚雅留给我们的正是在研究传统中国社会和中国乡民社会的方法论上的创新。形式主义和实体主义各有自己的优缺点,二者应该是互相补充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抱着一种去批评另外一种,往住会钻牛角尖,见木不见林。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0,15,5,6

⑤史建云.对施坚雅市场理论的若干思考[J]近代史研究,2004,(4):72.

⑥⑦龙登高.别具一格的施坚雅模式: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J]思想战线,1993,(3):35,36

⑧刘永华.传统中国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对施坚雅市场体系理论和宏观区域理论的反思[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4):134.

(转引自《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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