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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克罗农的环境史研究中的主要观念探析
来源:《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作者:陈林博 点击数:2960 更新时间:2015-4-29

陈林博

   摘要:威廉•克罗农,美国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其学术著作《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和大西部》等,均为美国环境史研究的佳作。克罗农的环境史研究内容很丰富,其中凸显的主要思想观念富有特色,并值得关注和重视。具体而言,他对环境史定义的探讨,展示了美国环境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细化;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则是他在反思中找寻如何更好地认识文化与自然关系的途径;而对“自然一文化”关系的解读,更着意于强调对“自然”概念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荒野”观念的重新建构。

   关键词:威廉•克罗农;环境史;自然;文化;荒野

   在美国环境史的发展过程中,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足一位不可忽视的重要学者。他的环境史研究内容丰富,其中凸显的主要思想观念富有特色,并值得关注和重视。这包括对环境史定义的深入理解、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性见解,以及对“自然一文化”关系的解读等。然而,迄今我国学界仍缺乏对克罗农的环境史研究的系统介绍,更没有深入探讨其研究中蕴涵的思想观念。本文在初步研读克罗农的相关著述并了解其多方面工作的基础上,对克罗农的环境史观念进行一定的探析,借此试图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对什么是环境史的表述中,克罗农侧重的是什么,他是如何阐释的?另一方面,针对有关“自然”、“文化”的种种不同理解以及对“荒野”的不同认识,克罗农是如何看待的?

一、克罗农的学术生涯及主要成就

   威廉•克罗农于1954年9月11日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市(New Haven,Connecticut),1979-1990年在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求学,获得了美国史和英国城市经济史博士学位。他的研究着眼于人类与自然界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即人类如何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流、如何实际地改变自然和社会环境,以及如何改变对自然的固有观念等。

   1983年,克罗农出版了第一部著作《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入、殖民者和生态》,所阐述的内容,是16世纪早期至19世纪中叶欧洲殖民时代新英格兰地区印第安文化向欧洲文化转化的过程给该地区自然景观、人文生活、生物数量带来了怎样的变化。该书参考了大量的档案以及早期殖民者的游记、日记等一手资料,并借用了一些人类学、生态学的研究方法。学界认为这部著作叙述简洁、史料丰富,是研究殖民史、印第安人史和边疆史的好教材[1]。但是,正如作者自己坦承的,由于有关印第安人特别是印第安宗教信仰的文献较少,该书对印第安人描写相对欠缺[2]。但瑕不掩瑜,本书依然获得诸多奖项,比如“福吉谷”荣誉证书(Valley Forge Honor)及弗朗西斯•帕克曼奖(Francis Parkman Prize)等。

   在考察19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芝加哥与其周边乡村、芝加哥与广大内陆的物质交流之后,克罗农于1992年出版了《自然的大都市:芝加哥和大西部》一书。不少学者都赞赏其中体现的探讨芝加哥与周边地区物质流动的视角,因为这视角将城市和乡村视为一体并将其共同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从而打破了以往城乡分离的研究路径;同时,他从城市与广阔内陆间的物质流动来考察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透过芝加哥的城市发展看自然景观变化,透过芝加哥的市场经济运营看美国的生产贸易情况,这就拓宽了城市环境史的研究范围。也有学者认为,他的论述淡化了芝加哥人丰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通过纯原料、产品流动来解释“城市发展”和“资源浪费”等问题则有偏颇之嫌。另外,对一些具体细节,比如对芝加哥城市转型问题的解释稍显不足[3]。本书也斩获多项大奖,最重要的奖项即1992年度的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Diplomacy).

     1995年,克罗农主编了《不同的立场:对自然的重构》论文集①。本书内容丰富,涉及“自然”与“劳动”的关系、“消费取向”与“资源消耗”的联系、“主流环保主义”和“环境正义理念”等多个主题,并借鉴了生态分析、消费埋论、环境伦理等多学科研究成果,旨在重思、重构“自然”概念,关注“非人世界”,进而关注人类自身。其中,克罗农和其他作者对“自然”和“荒野”的探讨引发了大量争议,支持者认为他们将“荒野”认识和现实环保主义密切结合,提供了新的解释路径;反对者认为他们反而解构了“自然”概念,割裂了“自然”与“荒野”的联系,缺少对工业区及相关从业人员的关注,缺乏全球视野,并容易误导,使大众对环境不负道德责任[4]。

   此外,克罗农还编纂了探讨美国西部边疆史地的论文集《在开阔的天空下:对美国西部历史的反思(Under an Open Sky: Rethinking America's Western Past,1992),整理了约翰•缪尔的论著《约翰•缪尔自然论集》(John Muir: Nature Writings,1996),并担任“韦尔豪泽环境系列丛书”主编(Weyahaeuser Environmental Book Series),为每部著作撰写序言。

   克罗农有多种教职,他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地理学和环境学领域的特纳和维拉斯研究教授(the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and Vilas Research Professor of History, Geography, and Enviromuent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还是盖洛德•纳尔森研究所人类、历史、文化和环境研究中心主任(Director,Center for Culture,Historv,and Environmentof the Cavlord Nelson Institute)。此外,他还有许多社会兼职工作,较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种:荒野保护协会副主席(Vice President of the Wilderness Societv),利奥波德自然中心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Aldo Leopold Nature Center)成员,美国环境史学会主席(President of American Societv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美国历史学会(AHA)的终身成员,并被选为2012-2013年度美国历史学会主席[5]。

   因此,除撰写、编纂大量专业论著外,克罗农自觉承担起了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他参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湖岸自然保护工作,并于2006年11月参写建设了“湖岸保护网”,该网站被“美国地理学家在线网”评选为2007年最佳地理学门户网站②;他还创办了个人主页③,全面介绍其研究成果,并积极开展师生互动[6]。

二、克罗农的环境史研究中的主要观念

   克罗农对环境史研究对象的选取极具特色:从新英格兰生态变迁到芝加哥城乡物质、文化交流,再到近年来关注的威斯康星州古冰川期,其研究路径秉承了西部史“边疆拓殖”的理念。由环境史定义、叙述风格的研究再到破除“神圣化自然”的观念,他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回击了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叙述理论的挑战。同时,他热心于环保主义工作并重视环保理念的传播,为当下的环保主义提供了立足于现实服务的认识路径。克罗农对环境史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当代美国环境史研究现状,其思想观念涉及多个层面,不仅十分注重学术辨析,而且能密切联系实际生活,体现了环境史的道德诉求和实践价值。

(一)对“环境史”定义的探讨

   首先,克罗农的环境史观念体现为对“环境史”定义的探讨。自环境史研究产生伊始至20世纪80年代初,对环境史定义的讨论是伴随着环境史的兴起而逐渐展开的。在克罗农之前,曾有多位环境史学家对这一问题做过论述④。由于这些定义提出得较早,他们指出了环境史研究的大致方向,即“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笼统地把“自然环境”作为研究对象,回答了环境史“不是什么”,即环境史与传统历史在研究内容及方法上的区别的问题;但究竟环境史本身“是什么”,它们并没有给出确定的答案,这就为环境史研究者留下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克罗农在《土地的变迁:新英格兰的印第安人、殖民者和生态》开篇即定义了什么是”环境史”:“生态史正是如此,其研究范围由人类制度(经济、阶级和性别制度、政治组织、文化和礼仪)扩展到为这些制度提供背景的自然生态系统…….,这种历史会不可避免地把一系列非人类因素置于历史的核心。”[7]传统史学常常认为,环境因素不过是历史事件发生的布景,克罗农则将生态系统纳入历史研究领域,因而可以从新的视角发现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梅雪芹教授认为,克罗农把人纳入生态系统之内考查,有助于理解人和环境的能动作用[8]。

   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诸多环境史家对于环境史的定义有了更清晰、更丰富的新认识⑤。他们更强调环境史的研究内容,由原来的“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研究”深化为主体“人”与“自然”间的互动中来理解环境变化;并指明了环境史并不是与人类无关的“自然史”;突出了跨学科意识,特别是生态学成果及研究方法对环境史的重要性。同时,环境史研究逐渐细化、深入到不同阶级、种族、性别对环境变化的不同态度。在《预言和生产模式:将自然植入历史》 (1990) 一文中,克罗农再一次对“环境史”做了描述:“(环境史)探讨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物质性改变;探讨不同时段、不同文化的不同人的自然观念的变化;探讨环境政治、政策昀改变”[9]。该定义增添了不同文化、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类族群在自然观念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在环境政策的制定上能够有所体现。因此,在克罗农看来,环境史需要研究人类社会及文化,并在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甚至冲突中探寻生态进程、环境思想及环境政策的变化。随后,克罗农在《讲故事的地方:自然、历史、叙事》(1992) 一文中提到,“环境史学家需要将传统历史研究与生态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历史研究基本要素包括性别、阶级和种族,环境史学家还要关注植物、动物、土壤、气候等非人类因素,他们是共同演员,共同决定(历史发展进程)”[10]。传统史学认为,历史学以人为研究核心,不重视环境因素。而环境史则需要具有跨学科视野,将为人所忽视的非人类生命体和环境因子纳入研究对象之内,这样就扩大了环境史的研究范围和环境史家的研究视野。

(二)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

   克罗农在厘清环境史研究的基本内涵并论述环境史作用的同时,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批判掠夺式的资本主义经济、文化殖民。克罗农认为,到达美洲的殖民者发现了美洲潜藏的巨大经济利益,而受经济利益的驱动,殖民者将大自然看作可以肆意开采且用之不竭的宝库,大肆挥霍资源。这使得新英格兰地区的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生态持续恶化,造成了居民生活水平的降低和市场的急剧萎缩。殖民者所带来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与印第安人的本土生活方式有着极大的差异,而殖民者极力向印第安人推行资本主义文化。在其影响下,印第安人或多或少地放弃了旧有的生活方式,逐渐融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比如,印第安人逐渐接受欧洲殖民者的货币观念,“开始收集和贮藏贝类,部落间不惜流血冲突以获得更多贝壳”[11]。欧洲人毛皮需求量的扩大,使印第安人及殖民者大量捕杀野生动物,野生动物数量骤减。

   因此,在克罗农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殖民并非仅限于直接影响自然环境,还能掎续地同化印第安文化,它们给新英格兰带来了更长远、更广泛的生态变化。而在印第安文化逐步趋向于欧洲资本主义文化的过程中,人类和其他动植物的生活方式都会随之产生剧烈的生态变化[12]。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由于各地印第安人的文化信仰、生活习惯纷繁复杂各不相同,其中也存在掠夺自然的实用主义思想,它们在新英格兰地区的生态破坏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3]。

   第二,批判资本主义文化中生态意识的淡薄。克罗农利用现代考古学和花粉研究成果,概述了新英格兰区域的整体生态衰退的状况。那些传播资本主义文化的殖民者,其薄弱的生态意识和匮乏的自然知识无不使克罗农大为震惊:“他们甚至不能区分树种,将当地野生动植物与欧洲的原生动植物混为一谈”[14]。这些殖民者宣扬新英格兰自然资源的丰富性,而克罗农怀疑有关鸟类数量的记录庞大得不真实[15]。虽然殖民者将新英格兰描绘得多么美丽富饶,但却只字未提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他们固执地以为这里会四季五谷丰登,认为草莓会全年丰收,明明到了播种的季节,不谋生计却去盖城堡[16]。殖民者知识体系的欠缺和尚未广泛普及生态学理念,无疑加剧了资本主义文化对环境的破坏。

   第三,批判殖民者掠夺土地等行为。殪民者为美洲带来的生态剧变不仅是因为新牲畜,更有可怕的瘟疫。在殖民者到来前,印第安人没有患过大规模流行病,克罗农分析其原因是:气候温和、人口密度低、没有养牲畜的习惯,能有效抑制(致病)微生物繁殖[17]。自1616年以来,印第安人大量地同欧洲商人及殖民者进行贸易,接触到他们身上的病菌,致使水痘、天花、疱疹各类疾病肆虐,从未接触过这些病菌的印第安人很快大量死亡。此后,欧洲殖民者更大规模地占领印第安人的土地,认为“通过清除大量印第安人……上帝在那里为我们安排好了住所……宣布了我们在这儿的权利”[18]。接着,殖民者继续推行农业生产方式,动物栖居地缩小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印第安人人口数量下降,生活条件越发苛刻,生活日益窘迫,形成了新的生存危机[ 19]。可见,殖民者在将欧洲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复制到新大陆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其生态适应性及长久影响的问题。

   事实上,克罗农批判资本主义文化,是为了扬弃传统的征服自然的观念,进而更加系统地阐释自己独特的自然一文化观。他具体针对传统史学对自然一文化关系研究的局限,指出环境史将不可避免地把非人类的生物置于核心,而通常在历史分析著作中,这些因素被放在边缘位置[20],从面在批评已有的自然一文化关系研究中,重新认识自然,并将自然世界纳入研究视阈。

(三)对自然一文化关系的解读

   自然一文化(nature and culture)的关系问题,历来是美国环境史的一个重要而有争议的论题。克罗农之前的西部史、环境史家们曾就这一问题各执一词,不少学者从文化建构的角度对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⑥。同样,过于复杂、不易分辨的自然一文化关系,也锤炼出克罗农的复杂而精微的自然一文化观。与传统文化建构论者重视语义解释或构建模型解释不同,他对自然一文化关系的解读体现在重新认识自然概念以及重构荒野观念上。

   第一,重新认识自然概念。传统的自然观认为,“自然”是绝对纯粹的、抽象的、神圣化的,它只包括非人世界,是无人类因素干扰的天堂(pristine nature),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在实体意义上,天堂化的“自然”等同于“荒野”,这无疑给环保主义者选择“保护”(conservation)还是“保留”(preservation)造成了困难[21]。

   一旦环保主义者广泛接受抽象的“自然”观念,环保主义实践就会追求抽象的、纯粹的、不能实现的完美、和谐和稳定,进而越发走向歧途[ 22]。对“自然”的理解不应仅限于此。克罗农进一步提出,自然并非仅存在于语言交流之中,并非完全不可捉摸,只是我们受追求抽象化的研究习惯所影响,认为自然具有不可捉摸(的含义)[23]。可见,克罗农对传统的自然现念持否定态度,因为它造成了对自然理解的不可捉摸,进而造成“自然”与“文化”的分离。

   近几十年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史等学科的研究成果表明,“自然”并非看似那么“自然而然”,而只是一种人类文化建构[ 24]。克罗农认为,大部分环境史学家都相信,人们心中的“自然”与现实中的“自然”不同。如果我们抛开现实空谈“自然”,我们的结论就会和事实相背离[25]。为便于理解,克罗农把“自然”区分为语义的自然(the word“nature”)和实体的自然世界(natural world)两个概念。语义的自然,类似于传统自然观念中的自然,与自然法(natural law) 一词同源,只描述了抽象意义上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状态。克罗农更重视实体的自然世界。受到当代复杂性生态观念的影响,他认为自然世界“不是一个整体的、平衡的、内稳态的(生态系统),而是动态的、变幻莫测的,内部无序的,与人类历史共存的(复合体)”[26]。而且,“自然世界”是历史的产物,包括人类世界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自然世界”伴随着人类历史和自然史协同演进、发展,它涵盖了当下人类生活世界、非人类生物栖居地,以及它们的历史和未来[ 27]。即自然与历史不可分割。在化看来,环境史学家的任务不是撇开历史只谈“自然”,而要把“自然”置于人类历史之河的涓涓长流中考察[ 28]。这样,克罗农赋予“自然”实在意义和更多文化内涵:在空间维度上,把“人”置于“自然世界”中理解;在时间维度上,把“自然”放在“历史”的范畴里考查。这就能更清晰地在“自然”与“历史”的互动关系中理解“自然”。

   第二,重构荒野观念。这一点最能体现克罗农对自然与文化的创造性思考。“荒野”(wilderness),可直译为未开垦之地,是美国环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⑦。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荒野”观念的考察,克罗农发现人们对于“荒野”的理解差异很大:早期殖民时代,欧洲殖民者将“荒野”视为令人恐惧之地,是野蛮、邪恶的象征;但到了19世纪中期,由于浪漫主义的影响,“荒野”代表自由和崇高,成为美国精神的象征;19世纪后期,人们通过建立国家公园来保护荒野,供人消遣娱乐,这意味着人们开始意识到了“荒野”的价值;到了20世纪,由于工业生产导致环境不断恶化,人们对“荒野”的认识又与对工业化和科技理性的反思联系在一起[29]。“荒野”本身所具有的多重表象,以及不同时代人们对“荒野”含义理解的差异,引发了克罗农探究荒野真实含义的兴趣。

   美国学者保罗•萨特尔(Paul S.Sutter)将人们对“荒野”的认识分为如下五种类型:第一种是,生态学家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荒野如何运行,坚持人类干预荒野的必要性。第二种是,欧裔美国人坚持通过建立国家公园等手段推行“实用的环保主义”(practical environmentalism);第三种是,有闲阶级(the leisure class)享受荒野的娱乐效用,支持保留荒野(perseveration);而平民大众(the public)多依靠开发荒野中的资源而生存,支持利用荒野(conservation)。第四种是,认为有闲阶级的“荒野”观是矫揉造作的,真正的“荒野”观不仅要有生态意义,更要考虑社会、种族、伦理等诸多因素。第五种则强调,对荒野的认识要从语言逻辑上入手,以文字推演的方式探究荒野的真谛[30]。克罗农的“荒野”观以第四种观念为核心,并综合了其他几种观念,认为应该对荒野重新进行的文化建构,并以比来弥合传统荒野观造成的人与自然相分离和对立的缺陷。其“荒野”观主要包括以下两点内容:

   第一,祛除荒野的神圣性,主张由文化认识构建“荒野”。克罗农发现,20世纪以来环保主义者的传统荒野观颇具影响力,他们将荒野升华为超然的自然(transcendent nature),一处有灵性的、真实的自由圣地(31)。而事实上“荒野”并非像人们普遍认识的那么完美,也不是“自然而然”的。当“荒野”作为一个特定概念或相应的观念进入人们的生活后,其存在就离不开认识者的视角和知识体系。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当人们谈论“荒野”的时候,“荒野”已经被建构出来了。因此,“荒野”不是神秘的、不可知的,它与现实生活、思想观念共处于一个体系当中,我们需要破除对其盲目崇拜、迷信的成分。当然,为祛除荒野的神圣性,就要摈弃人类征服自然、操控自然的心理,锲而不舍地寻求可行、有效的环保措施,并坚持对荒野的合理利用,不能把人类自身的利益凌驾于“荒野”之上。以此为基础,克罗农希冀达到人类与多样化的非人生物和谐共处[ 32]。

   第二,荒野同人们的生活紧密相关,“荒野”无处不在。克罗农提出这一论点显然是为了拉近“荒野”同现实生活的距离,使得人与自然的关泵更为和谐。在他看来,传统荒野观是二元分立的:自然和荒野等同为一,人们形成“荒野”观念的同时,却把“荒野”视为对象物,于是形成了一边是“人”、一边是“荒野”的尖锐对立情形。结果是,人类生活于现代工业文明社会,而其真正的家园却在“荒野”[33]。这种“人”与“荒野”绝对分离的观念处处可见。在传统荒野观念中,森林中的树被划入荒野范畴,花园中的树则因人工栽种而属于人类世界,不属于“荒野”,因而不能代表“自然”。这样的划分无疑割裂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克罗农认为,“荒野”代表了一种文化观念,一种亟待把非人世界纳入人类文化中理解的途径。人类身边的动物、植物,都能变成相对人而言的荒野,都能唤起人对自然的热爱[34]。“荒野”不仅不可以随意破坏,人们还应关爱其他生命,承担起对“荒野”的道德责任,荒野是人类对非人类世界承担责任、进行道德关怀的重要媒介,我们不能丢弃文化的视角来认识荒野[35]。这样,克罗农的“荒野”观也就具有了一定的道德指向性。

三、对克罗农的“自然一文化”观的初步认识

   克罗农对环境史定义的探讨,从一个方面展示了美国环境史研究领域的扩大和内容细化的情形;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是他在反思中找寻如何更好地认谀文化与自然关系的途径;而对自然一文化关系的解读,则提供了一个如何认识自然的存在及其与人类关联的新视角。这里,笔者将着重谈谈克罗农的自然一文化观的价值及其问题。

   大体而言,克罗农的自然一文化观的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通过解读自然一文化关系而重新认识自然观念,指出了传统“自然”观念的缺陷,进而通过文化理解自然,用文化建构方法沟通观念、文本和自然世界。即使他也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但毕竟提出了大胆的设想和周密的论证,引发了学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促进了文化建构论和史学实证方法二者的紧密结合。其二,他通过解读自然一文化关系而重构“荒野”观念,借助对荒野的研究而致力于现实环保主义行动,力求学理和实践的双重统一,并自觉地抵制只重学理不重现实的空议,从而将环境史理念的作用落实到实际环保行动和环保政策的制定之中。

   然而,克罗农的自然一文化观也并非无懈可击,甚至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其自然、荒野等概念的解释性和指代性差,这些概念本身亦存在泛化之嫌。克罗农希望构建出一个具有实体含义的自然世界,但其笔下“自然世界”的概念却涵盖了整个地球生态系统,不免空泛;而且他也没有辨明“自然世界”与“荒野”的实在联系;就其所构建的荒野概念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海斯认为,克罗农对荒野的认识过于抽象,克罗农所谓的荒野的困境,是他因语焉不详而画地为牢的结果[36]。科恩也认为,克罗农并没有具体明确荒野的真正指代对象,它因而成为一个抽象的建构词语[37]。可以说,虽然克罗农从认识论上提出了重构“荒野”的必要性,但却没有回答价值论上荒野究竟承载何种文化意蕴的问题。并且,由于他仅仅从“文化建构”这一种途径来解释“荒野”,遮蔽了“荒野”的丰富内涵,因而其荒野观念也不免片面。结果,他虽然力图解决传统史学中自然和荒野概忿过于抽象、“荒野”与“文化”指代不清这一问题,但他自己的有关思想观念却陷入了同样的困境。譬如其荒野观被泛化为认识主体之外的一切景致以及关于它们的文化解释。

   其次,他的打破荒野神圣性的提法容易陷入自然破坏者的圈套,也容易为环保主义者所误解。既然“荒野”不是完美无缺的,而是主观建构的,即使环境史家不遗余力宣扬环保主义,还会有人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想方设法攫取自然资源,无视生态恶化的后果。现实环保行动若以克罗农的观点为指导,恐怕会产生他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因此,正如有人指出的:如果克罗农(这一)观点是对的,那么我们最好懈怠慵懒地看待荒野,默许这个世界上种种误导性的发展理念,更糟糕的是,这样会使人对生态恶化不负道德责任[38]。可见,克罗农的实用性“荒野”观容易将荒野硬生生地并入人类文化框架内,复归传统“征服式”自然观念的老路。

   最后,其针对自然的文化建构观念,或多或少表现出了文化建构主义者的共同局限:尽管逻辑上天衣无缝,但其观点由于没有揭示生存经验的错觉,故只能暴露其逻辑上的局限性[39]。这样,由于人类不能全然了解自然和其他生命及其存在的方式与意义,克罗农的文化建构观念中的自然存在能否完全符合自然的奉性和其他物种的生存习性,是有待商榷的。

   总的来说,克罗农的史学实践不仅遵循了美国西部史家探讨“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及作用”的传统,而且进一步别开生面地书写出极具特色的环境史。这不仅体现了美国史尤其是环境史题材、内容的丰富,其间更洋溢历史学者对生态危机的热切关注、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不懈追求以及对人类前途命运的深入思考。因此,虽然克罗农的“自然一文化”观存在着缺陷和不足,但其环境史研究实践很值得我们探究。而他在历史教学法、跨学科研究、历史叙事理论方面的许多独到见解[40],同样值得我们重视并作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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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ronon. William.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y, and Narrative [Jl.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01.78(1992).1349.

[13]付成双.现代环境主义视野下的“生态印第安人”[J]历史研究, 2011, (4) : 163-164.

[21]Silvern. Steven E. Untitled Review on Uncommon Ground: 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  [JD.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86 (1996) .614.

[22lCronon. William. 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 A Response EJD. Environmental History,V01.1 (1996) .56.

[23] [27]Peter. Wheelwright.  An Interview with William  Cronon.  Scapes [E] .  No.5 (2006) .  35 . 36.

[24] [26]Cronon. William. Ed. Unc-.ommon Cround: 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  ECl.New York: W.W.Norton & Company, 1995.25.24.

[25] [28]Cronon. William. 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J].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01.17 (1993) .15. 11.

[29] [31] [32] [33] [34] [35]Cronon. William. 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 Or. C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 [J].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 (1996) .8-15. 16. 22. 17. 23.22.

[30]Sutter. Paul S. Driven Wild: How the Fight against Automobiles launched the Modern Wildemess Movement [M].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11-13.

[36]Hays, Samuel P. Comment: The Trouble with Bill Cronon' s Wildemess [J]. Environmental History, V01.1 (1996) .31.

[37]Cohen Michael P. Comment: Resistance to Wilderness [J].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1 (1996) .34.

[38]Rohert, Mccullough. The Nature of' History Preserved; or, The Trouble with CJreen Bridges  [A]. in Ben. A. Minteer and Rohert, E. Manning. Reconstructing Conservation: Finding Common CJround [Cl. Washington: Island Press. 2003.35-36.

[39]格伦•A.洛夫.实用生态批评〔M〕.胡志红、王敬民、徐常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8.

[40]Cronon. William. History behind classroom doors: Teaching the American Past [J]. The History Teacher. V01.19(1986).201-210. Cronon. William. Women and The West: Rethinking the Western History Survey Course  [J]. The Wester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17 (1986). 269 -290. Cronon.William.Getting Ready to Do History, http://www.williamcronon.net/ writing_downloads.htm. Cronon. William. Review: Paradigm Shift  [Jl.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11 (1983).93-98.Cronon. William. A Place f'or Stories: Nature. HistorV. and Narrative EJl.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01.78(1992).1347-1376.

注释:

①  该论文集原名Uncommon CJround: 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 1996年再版时更名为Uncommon CJround: Rethinking the Human Place in Nature(《不同的立场:反思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

②“湖岸保护网”和“美国地理学家在线网”的网址分别为http://lakeshorepreserv e.wisc.edu; http://www.placesonline.org.

③  克罗农的个人主页网址:http://www.williamcronon.net.

④对“环境史”定义的早期研究,可参见Nash, Roderick.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A New Teaching Frontier〔J〕.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1 (1972). 367-372. Lapping, Mark B. Review on Historical Ecology: Essays on Environment and Social Change〔J〕. 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 Vol. 6(1982).130. Take, T.W. Problems of Definition in Environmental History〔J〕.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Newsletter, 1981. 8-10.

⑤参见Merchant, Carolyn.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e of Ecological Revolutions〔J〕. Environmental Review, Vol.11(1987).265 -274.Worster, Donald. Appendix: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Steinberg, Ted. Down to Earth: Nature, Agency, and Power in History 〔J〕.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7 (2002).803. Stewart, Mart A. Environmental History: Profile of a Developing Field 〔J〕. The History Teacher, Vol.31 (1998).351. McNeill, J.R.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J〕. History and Theory, Vol.42 (2003).6 -10. Rothman, Hal. Conceptualizing the Real: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American Studies〔J〕.American Quarterly, Vol.54 (2002).485-497. 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M〕. 梅雪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⑥斯图尔特对文化建构下的“自然一文化”关系演变及相关争鸣做了细致的学术史梳理,参见Stewart,Mart A.Environmental HistorV: Profile of a Developing Field[J].The Historv Teacher. V01.31(1998)。356-362.他认为,激进的文化建构主义论者坚持“自然”只存在于语言交流中,运用语言的过程就是文化建构的过程。而温和的文化建构论者承认语言交流的局限,把自然分为“自然而然的自然”(natural nature)和“人化的自然”(human nature)。若对克罗农的“自然一文化”观进行分类,显然应属于后者。他承认语言的局限,将语言交流视为文化建构的过程,对“自然”赋予新的文化意义,以重新认识“自然”。

⑦关于传统荒野观的论述,可参见Dave,Foreman.Conf'essions of An Eco-Warrior[M].New York: Harmonv Books,1991.69. Bob. Marshall. The Prohlem of the Wildemess  [Jl.Scientific Monthly. V01.30  (1930).141 -148. Nash. Roderick.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V Press, 2001. Sutter. Paul S.Driven Wild: How the Fight against Automobiles launched the Modern Wilderness Movement[M].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2.4-13.

作者简介:陈林博,男,吉林省吉林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专业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环境史

(转引自《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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