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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江:探寻民初“满蒙问题”的真相——读中见立夫著《“满蒙问题”的历史构图》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2895 更新时间:2015-5-27
 

原文出处:《抗日战争研究》2014 年第3期,第158160页。

作者简介:张永江,长江大学文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教授。

去年,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见立夫氏推出了他积淀近 40 年的力作《“满蒙问题”的历史构图》( 『「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 ) ,该书的论题直接切入在近现代中国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影响深远的民国初年的“满蒙独立”运动,反映了日本学术界的最新看法,值得一读。

全书主体由序论、八章正文和结语及补论组成,另有绪言、跋文及人名索引,约 30 万字。

作为全书的主题,作者始终是在探究民初十年间,与清朝崩溃同时在日本人中出场的“满蒙问题”,利用“满蒙问题”相关联的各种势力残留的史料探讨“满蒙问题”出场的背景及展开。作者的意图显然并不是单纯地进行国际关系史的描述,而是把某一地区发生的事件作为焦点,通过解析与该事件相关联的各个国家、集团、个人的意图和行动,来实证整体的国际关系动态。从以往既定观念、先验观念及因对他者的无知所产生的误解中解放出来,凭借多角度的档案实证并再现东亚一角的国际关系动向,是该书的追求。

在《序论 地域概念的政治性》中,作者对日本在近代对外侵略过程中形成的特殊地域概念的变迁作了宏观的探讨,核心就是称为“满蒙”的地域观念。“满蒙”之名于 1912 年第三次日俄密约缔结以后在日本人中出现,但“满蒙”中的“蒙”指的不是“蒙古”整体,而是“东部内蒙古”这一日本人独创的空间概念。作者将地域观念( 其表现为地名) 的所指内涵的变化与日本对外战争及由此而来的对外观念紧密结合,扫描式地探讨了“满鲜”“满洲”“满洲问题”“满蒙”“满蒙问题”“蒙疆”及“东亚”“大东亚”等概念的历史内涵及相互间的历史联系,从而特别指出,这些概念不是内生的,而是日本从外部设定的、可变的,透彻阐明了“地域概念的政治性”这一命题。

第一章《“东部内蒙古”所指的空间———从东亚国际关系史的视角来看》回溯了日本人对“东部内蒙古”空间的认知过程,从 1907 年第一次日俄密约确定的东经 122°线“南满东蒙”范围,到 1912年日俄第三次密约确定的东经 116°27'线“东部内蒙古”界线,是日本基于其战略要求而与俄国反复交涉的结果,与这一地域内部因素无关。

第二章到第八章,总体上从生活在“东部内蒙古”地方的人群的视角来追踪日本“满蒙政策”的表层实态。第二、三章聚焦于蒙古王公贡桑诺尔布在清末时期的活动,贡桑诺尔布作为参与日本人导演的虚构的“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的人物而在日本为人所知。第四、五章,追踪了辛亥革命时期以贡桑诺尔布为首的内蒙古王公的政治动向,及其与日本军部、外务省、大陆浪人、善耆家族的关系。第六、七章介绍参与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的巴布扎布,追踪他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与日本对外强硬派或军部结合以致自灭的过程。第八章追寻巴布扎布死后其部队的足迹: 他们参加了西伯利亚内战,在蒙古人的生活地域里进行跨国境活动。

《结语 所谓“满蒙独立运动”的幻想———虚构何以被作为史实述说》部分,是全书的结论,论述 20 世纪 10 年代“满蒙问题”的出现和展开,特别是日本所谓的“满蒙独立运动”的真蔪s\乿l VE`s\乿l V0 世纪 30 年代的所谓“满蒙独立运动”为什么说是由日本人创作出来的虚构,其背景如何,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与一般著作常见的结构不同的是,“结论”之外,还有《补论 “东北亚、北东亚”一词应该如何把握———历史认识中的地域概念问题》。作者认为,“满蒙”一词,对于现在的日本人,已经是一个历史上的且带有时代错误色调的地域概念,现在既没有使用这一词汇,也没有在历史研究以外进行探讨。基于这一情况,作者探讨了近年来在日本、韩国、朝鲜、中国、俄罗斯、蒙古乃至欧美,曾经最常见的“东北亚”或“北东亚”地域概念何以会出现,使用这一词语说明了何种状况,其意图何在等问题,回应并强调了《序论》中提出的“地域概念的历史性”的问题意识。

近现代历史上的“满蒙独立”问题,无论对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还是蒙古史、东北地方史学者,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直接的或关联的论著数量庞大,共同点都是将“满蒙独立”运动置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叙事框架之下,将贡桑诺尔布、巴布扎布等定位于受帝国主义势力策动,煽动民族独立,分裂国家的代表形象。就“满蒙独立”运动的结果和影响而言,这一定位和结论并没有大的问题,也不单单是意识形态的机械反映。但这一研究模式的缺陷也很明显,那就是简单化和片面化。事实上,近代内蒙古特别是东部地区围绕“独立”与否展开的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多方面因素错综交汇的结果,既有外来势力( 如俄国、日本及外蒙古政权) 的策动和干预,也有中央政府因动荡而放任不顾的原因,更离不开这一地区内部因国体政体变更、民族关系、社会分化和外来文化渗入而导致的上层精英“自我民族意识觉醒”和“国家认同”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离心“独立”倾向。既往的研究过多地强调了外来势力的作用,忽视了国家内部,尤其是民族、地区内部因素动向和影响。

与此成为鲜明对照,中见立夫氏的研究恰恰是着眼于“东蒙古”的内部,聚焦于贡桑诺尔布、巴布扎布等人及其所在社会集团的动向和影响。或许读者对作者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结论持有异议,但毋庸置疑,本书另辟蹊径,挖掘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档案和资料,通过新史料复原重要细节,使得“满蒙独立”事件过程和人物活动生动起来,也增加了研究的可信度。这样的一个研究角度,不仅区别于中国学术界既有的研究,也不同于日本学界的政治史、外交史领域专家集中追踪“大陆政策”的研究路径。这是本书的重要学术价值之一。

扎实的史料功夫是好的研究构想能够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这方面,中见先生的努力令人敬佩。40 年来,他利用自己通晓蒙、俄、中文的优势,不知疲倦地奔波于东京、北京、台北、莫斯科、乌兰巴托等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调查收集史料,在圈内以“书痴”著名。以他所发现的喀喇沁人汪国钧所著《内蒙古纪闻》抄本为例,从 1984 年在日文资料中得到线索,1986 年到大连图书馆调查该书下落而未有结果,到 1988 年在辽宁省图书馆发现名为《蒙古纪闻》的抄本,历时四年多,最终使汪国钧 1918 年撰写的这部珍贵史料重见天日。著名蒙古史学者札奇斯钦先生赞为“大发现”,实因该书系作者以亲见、亲历、亲闻为基础的喀喇沁地区内部记录,可谓珍稀,具有无可替代的资料价值。该书很快被标点出版,有力地推动了近现代内蒙古东部地区史的研究。在本书第三章中,该史料也得到了充分的利用。但作者的追求并未止步,一是该书的原本尚待发现,二则基于抄本出版的《蒙古纪闻》,显然与原本有别,内容差异尚不得而知。另一个例证是他发现了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的“篠田治策档案”中的《呼伦贝尔及有关在“达乌里亚”蒙古军的概况》文书,其中具体记录巴布扎布死后余部的活动,特别是在呼伦贝尔之战失败后逃入西伯利亚,在丰升阿和富升阿的带领下加入谢苗诺夫军团,参加俄国西伯利亚内战,1919 年富升阿被谢苗诺夫所杀,随后谢苗诺夫失败,巴布扎布残部又加入了恩琴伯爵的军队,侵入库伦( 乌兰巴托) ,以后又辗转加入了“蒙古人民义勇军”“蒙古人民革命军”的复杂过程,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档案揭示,巴布扎布余部加入谢苗诺夫军团,中介者正是日本“大陆浪人”。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的发掘,构成了本书学术价值的第二个方面。

此外,作者关于“满蒙”“东蒙古”“东北亚”等一系列地域概念历史意涵的探讨,别开生面,有别于一般的史学关注,显示了其国际关系“专业视域”的独特角度,这些探讨也为本书增添了理论色彩和深度,具有启发意义。

本书既不是一般的历史专著,也不是各自成篇的论文集,而是二者的结合。它不追求系统的叙事,也不是历史事实的自然发展,而是随着研究的展开,作者提出一系列个人的重要见解。如“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不过是川岛浪速和部分军部人员的策划的计划,日本政府并没有明确支持和采纳,方针是“满洲问题的解决,要等待时机”,与英俄协调。即便军部考虑过出兵方案,也没有给部下下达过命令。作为这一计划一部分的“蒙古举兵计划”,很多研究者实际上是把计划的具体设想误解为事实的展开。川岛构想中的贡桑诺尔布,虽然期待“蒙古起事”,但其目标不过是想得到日本借款,强化自己的势力,统一内蒙古各旗的行动,而军部和外务省则想通过借款给内蒙古王公,扩大在“东部内蒙古的影响力”。“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使曾经的川岛构想再度复苏,但是由于川岛计划荒唐无稽,连日本军部都未予真正支持,不过是川岛等人自己折腾了三个月而已。

作者强调,所谓“满蒙独立运动”作为实体并不存在,不过是川岛浪速追求的幻影。当然作者本意不是像一部分日本人主张“南京大屠杀是虚幻的”那样,在整体意义上否定“满蒙独立运动”的存在,而是认为,在当时清朝崩溃,中国国内政治动荡之际,日本的对外强硬派即一部分“大陆浪人”经常怀有各种相互矛盾的计划,加上军部和外务省的一部分人,他们在方便时就参与利用,觉得不必要时就加以舍弃,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谋略”。那么,这一“满蒙独立运动”的川岛幻影,何以成了一种被叙述的“事实”呢? 作者认为,始作俑者是黑龙会于 1935 年编写的《东亚先觉志士传》。因为关东军建立了“满洲国”这一傀儡国家,他们认为是实现了川岛曾经追求的“满蒙独立”,建立“满蒙王国”的梦想,于是在该书中以上溯回顾过往“志士”活动为意图,将其塑造为“运动”的“先觉”者,黑龙会以川岛的幻影为基础建构起了虚构性的所谓“满蒙独立运动”。

初读之下,这一结论颇令我们感到意外。因为迄今为止,中国学术界从未怀疑过民国初年日本策动、支持的“满蒙独立运动”的存在。但是,应该承认,学界的描述也仅停留在笼统的“日本”上,未曾细究日本浪人、军部与日本政府的关系,也很少触及贡桑诺尔布、巴布扎布的真实意图及其与日本支持者合作表象下的差别。如果不赞同中见先生的结论,那就必须拿出更有说服力的史料,作更加深入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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