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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生、宋继刚:“地方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2820 更新时间:2015-6-3
 

原文出处:《中国史研究动态》2014年第5期,第7981页。

2014425,《中国史研究》杂志社与西江历史文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地方史研究的新视野: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学术研讨会在广东肇庆召开。研讨会以中国古代边疆的开发与治理作为切人点,拓展地方史研究的视野,将以地方社会为主体的地方史研究与以王朝政府为主体的边疆史研究相结合,探究王朝政府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此次会议共有20余位学者参与讨论,其重点集中于岭南和西南边疆,体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

中国人民大学王子今教授《秦汉“五岭”交通与“南边”行政》认为,秦始皇设置“新道”改善陆路交通、开凿灵渠拓展水利交通,对于岭南地区的征服与开发极为重要,在技术上也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汉代文献中在“北边”概念之外,出现了 “南边”概念。从秦至汉,“南边”范围的不断推进与交通条件的改善密切相关。汉武帝征服岭南之后,对广大的区域进行跨岭而治,桂阳郡的治所在湖南,而下辖县却在广东,说明当时的交通条件足以支撑这种治理方式。也就是说,逐步向南扩展的“南边”地方的行政效率的保证,也离不开交通建设的努力。

中山大学曹家齐教授《政和时大理贡使经广西人宋原因考》从交通史角度探讨了宋代边疆经略问题。在宋代,大理国与宋朝之间的交通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经四川,一条则经广西,但经广西之道路在北宋前期不甚畅通。徽宗政和六年,大理贡使人宋,却从广西经荆湖南北路而达。大理贡使人宋及路线之变化,看似平淡,却反映出宋代中国西南地区政治秩序之变动及宋朝对西南经略问题之复杂性。让大理贡使从新辟的广西和荆湖南北“蛮区”内道路经行,亦反映出宋徽宗向大理国夸示武威和文治的意图。

广西民族大学唐晓涛教授认为,广大边疆地区虽纳入王朝版图,但并非均质化,其政权组织形式和经济结构亦不相同,明清时代不断地将边地纳人管治范畴,改变了原来的羁縻状态。以大藤峡地区为例,明代对于广西行政区划的修订导致了曾经属于广西的重要盐道海北地区划归广东,实际上改变了广西大藤峡地区的主要经济来源。明朝廷在大藤峡地区无视当地瑶民的利益,将他们世代居住耕种的土地指为无主荒地,强行推进里甲编排,征收赋税,改变了瑶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当遭遇抵抗时,又错误地引人广西其他土司武装予以弹压,在无法支付军饷的情况下,再把大藤峡土地许诺为军饷换取土司武装的支持,“以田换兵”牺牲了大藤峡当地土著的利益,而卫所官兵及狼兵的人驻及胡乱作为引爆了大藤峡地区的矛盾,造成了持续不断的瑶变。

暨南大学刘正刚教授以明清时期对于广东海岛的开发为主题,联系自宋至清的地理变迁对国家海疆政策的影响,指出在清雍正时期,国家对于海疆的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海岛成为一个标志,边疆从陆路向海洋扩展并得以巩固。明清时代对于海岛的开发由近及远,先开发近海岛屿,而后不断向远海岛屿推进。许多广东沿海岛屿在明代仍荒无人烟,而至清代雍正朝已经有村庄。清代在海疆开发方面出现了从单一设立军事据点到设立文官政府的转变,从雍正朝起,清政府对于海岛的行政管理逐渐强化,编户齐民,申报海岛上的人户总数。这标志着海洋巳经成为正式的行政区域。

中山大学温春来教授以“清代矿业与西南边疆社会”为题,考察了与中央王朝较为疏离且自身传统极其鲜明的西南非汉人社会及其矿业发展的变化。清代最大的铜厂主要集中在云南东川府,而东川长期处于彝族土司统治之下,随着雍正四年改属滇省,解决了东川远离成都,难以遥制的困局,云贵总督鄂尔泰借此加强了对营长伙目的约束,开垦东川田土并整顿矿业。归滇后,东川可享受云南的放本收铜、主动招商民开采等积极发展矿业的政策,大体解决了矿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最后,通过雍正五年乌蒙、镇雄二土司的改流,基本消除了两处土司对东川的骚扰与威胁,再经雍正八年的军事行动,消除了营长伙目的力量,彝族传统的政治制度就此彻底瓦解,为包括矿业在内的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这一政治上的变革与清王朝对国内铜矿需求的剧烈增长虽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联,但很巧合地发生在同一时期,云南铜矿业就此进人了迅猛发展时期,东川地方社会也因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从清朝初年的三次“迁海”人手,认为政府以强力推行的旨在防备台湾郑氏的政策,对于广东地方经济和地方社会产生了严重的破坏,而实际上郑军并未登陆过广东沿海。梳理史实,提出了几个需要反思的问题:清初迁海对击败台湾郑氏的作用究竟如何?清代官方史书为何对迁海语焉不详?联系到明末清初广东地区的积极抗清及清军攻占广州之后的屠城,是否可以顺延为清政府将迁海也当做一种对广东地区民众的报复?在反迁海的背后,是否有可以议论的政治社会观念?如民本思想。国家对边疆开拓经营的合理性、合法性的基础是什么?有无限度?

关注北部边疆问题的有首都师范大学学报杂志社李华瑞教授,他的《北宋治河与边防》一文指出,自宋太宗伐辽惨败之后,北宋朝廷形成了一种恐辽心理,即使签订了澶渊之盟,亦因广阔的河北大平原无险可守而使国都汴京时刻暴露在辽军攻击范围之内,为防止契丹骑兵南下,北宋实际上破坏了盟约的条款,在边界以种植水稻为名,广置塘泊水网,形成人工水长城。1060年黄河决口,在河北平原分出一支北流,对宋朝苦心经营的水长城造成了严重威胁,北宋当政者力图以人工的力量使黄河回归故道,保存水长城以阻挡契丹骑兵。但在技术问题无法彻底解决之时,强行推行改道工程,造成了资源的大量浪费,并未给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多少有利因素。

对中国古代边疆发展特点与趋势作总体性探讨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中心厉声教授的《中国与中国边疆历史发展的环境和特点》,该文通过梳理中国边疆的演变过程,并以地理环境的特点作为参考,概括中国古代边疆的发展与大一统局面形成之间的密切关系。历史上中国与中国边疆的大一统分为前后两个过程:首先是不同地方区域的局部整合与统一,其次是从不同地方区域的局部统一到华夏境域的整体统一。其间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群体的“逐鹿”互动推进了这一整合过程。中国古代对于边疆的界定,对于边疆的治理,传统的“宗藩体制”等对于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没有国际法的时代,古代中国处理与边疆地区及周边国家的冲突时所遵循的原则及具体措施皆是先民留下的宝贵遗产、经验和教训。广西师范大学刘祥学教授通过梳理古代文献记载中对于边疆地区的描述及想象,联系具体史实,认为从中原王朝的角度出发,往往对于边疆地区的认知带有一种歧视性。在古人的记载和描述中’边疆是一个有形象的实体’虽然不甚真实’但展现了当时人们对于未知领域的认知。

苏州大学教授臧知非、山西大学教授赵瑞民、肇庆学院教授赵克生等还讨论了地方史研究与边疆史研究相结合的意义。大家一致认为边疆史和地域史研究在方法上存在主体的不同,边疆史的主体是朝廷,朝廷力图将中央制定的政策贯彻于边疆地区,而地方史研究的主体不是朝廷,它以当地人为主体,强调当地人的利益诉求,研究视角上略有差别。二者的结合会让我们看到更加丰富、多样的关于边疆或地方的历史。《中国史研究》杂志社彭卫研究员作总结发言时指出,边疆开发与治理虽然随着国家的发展,不一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仍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课题。边疆的开发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交流,人的价值观、伦理观甚至人的尊严都在一次次的交流中得以展现,其中不乏种群、族群甚至国家之间的冲突,而这种展现是否必须要以损害那么多人的利益作为存在的前提,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事情。对历史的研究要有更深人的认识,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关注现实的问题。

总的来说,本次研讨会既有深人的学术讨论,又敏锐地关注现实问题,立足地方,加强区域史的探索,对岭南和西南地方史、边疆史研究无疑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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