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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宝香:东亚朝贡体系影响下的亚洲新安全观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783 更新时间:2015-8-27
 

原文出处:《潍坊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第9294页。

作者简介:张宝香(1965-),女,山东潍坊人,潍坊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副教授。潍坊学院,山东 潍坊 261061

:东亚朝贡体系是指古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它以宗主国的册封和藩属国的朝贡为基本前提,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贸易等方面交流的制度和秩序。东亚朝贡体系开始于秦汉,成熟于隋唐,鼎盛于明清,到19世纪末期,随着中国国力的衰败,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维持了一两千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最终解体,但朝贡体系留下来的丰富的历史遗产为亚洲国家未来的合作,特别是亚洲安全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代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朝贡体系;亚洲新安全观;“和合”文化

朝贡是指两国或两个政权之间的一种承认尊卑地位的礼节性外交关系,以朝贡的方式换来大国对小国的政治地位的承认。具体的说,东亚朝贡体系主要是指古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它是以宗主国的册封和藩属国的朝贡为基本前提,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贸易等方面交流的制度和秩序。一些西方学者也常常用“朝贡体系”、“朝贡制度”来描述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东亚朝贡体系开始于秦汉,成熟于隋唐,鼎盛于明清。自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者对东方的入侵,东亚的政治、经济格局和国际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力衰败,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到 19 世纪末,朝贡体系最终瓦解,被近代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所取代。

维持了一两千年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虽然解体了,但朝贡体系留下的丰富历史遗产为亚洲国家未来的合作,特别是亚洲安全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历史借鉴和现代国际合作的理论基础。

一、亚洲新安全观提出的背景

近年来,随着亚洲经济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世界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正在从大西洋转向亚太。但是由于亚洲地缘政治环境较为复杂,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又有现实利益摩擦;既有领土权益争端,又有地缘政治博弈;既有亚洲一国自身和地区内部的问题,也有域外国家带来的影响。特别是美国为巩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分享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红利,将全球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太”或“亚太再平衡”刮起阵阵龙卷风,致使亚洲地区狼烟四起。冷战后一直平静的太平洋不再太平,朝鲜半岛局势紧张持续、阿富汗恐怖袭击接连不断、泰国军人政变、叙利亚内战蔓延、伊拉克战火纷飞,乌克兰局势持续动荡,东亚地区久已存在的岛屿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陡然尖锐,走向和解的宿敌再次反目为仇,地区军备竞赛悄然升温,亚洲区域协作和一体化进程严重阻滞,亚洲安全形势变得越发复杂严峻。因此,建设一个和平繁荣稳定的亚洲,亟需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

中国政府在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安全观,20 世纪 90 年代又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在此基础上,2014 5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召开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审时度势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新安全观,令世界为之瞩目。

二、东亚朝贡体系对亚洲新安全观的影响

安全应该是普遍的,安全应该是平等的,只有抛弃冷战思维,以史为鉴,才能真正实现亚洲的共同安全。

(一)亚洲新安全观的历史借鉴。在西方世界体系中, 英国以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为后盾推行“贸易自由主义”,追求机械化的商业运输和生产体系在全球的扩张,使英国在“自由贸易”的大旗下,牢牢控制着全球近 1/3 的贸易,将大多数国家拉入到由其主导的贸易网,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殖民地国家进行疯狂的剥削和掠夺,这一体系成为殖民国家资本投向和获取财富的唯一路径。为了平衡英美法俄等诸强对东亚领土和势力范围的争夺,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该政策不仅反映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张的野心,也符合列强“利益均沾”的要求,因而受到了广泛欢迎。与此同时,日本通过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大力学习西方提升国力,并不断对外扩张,通过挑起1894 年中日甲午海战、1904 年日俄战争,逐步扩大在东北亚的势力影响,于 1910 年正式侵占朝鲜半岛,设立了朝鲜总督府。随后的一战则揭开了日本试图构建的以实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为特征的东亚国际秩序设想,这一秩序实际上是政治上以“共存共荣”为幌子,实现对东亚的殖民统治,经济上实现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一体化”,军事上占领东亚大陆与英美争夺远东霸权,从而建立日本军国主义全面统治的“新秩序”。日本试图主导建立以其为中心的东亚秩序的构想持续到了二战战败。

在“朝贡体系”存续期间,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尽管是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的关系,但中国很少利用自己的宗主地位和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奴役、掠夺和图谋体系内的朝贡国。大多数时候,朝贡在经济上是无利可图的,甚至成为王朝的负担。朝贡国遇内乱外患, 还要尽责安攘保护,给周边国家带来的好处往往大于坏处。中国这种特有的大国胸怀以及“和为贵”、轻利重义的外交传统,不仅成为今天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根源,而且对当今东亚地区秩序的转型与形成产生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历史发展到今天,国际局势变幻莫测,特别是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使整个亚洲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首先是日本安倍政府打着所谓“积极和平主义”的幌子,突破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军国主义势力抬头,战后秩序受到严峻挑战,菲律宾、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搅乱地区局势,亚洲各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为维护亚洲和平实现共同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史为鉴,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二)亚洲安全观的思想文化渊源。每一个国家在其生命历史展开中形成的外交战略,都必然打上其历史文化传统的烙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最深最广的当属儒家文化,“和合”则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和主要精神。“和”“合”二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和金文。“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下唇的合拢。殷周之时,“和”与“合”是单一概念,尚未联用。在后来的文字发展中,“和”演化出和谐、和平、和睦、和善、祥和等意义,“合”演化出汇合、结合、融合、联合、合作等意义。春秋时期,“和”“合”二字联用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儒家文化的先师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子路》),即认为治国处事、礼仪制度,当以“和”为价值标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为政》)。“和合”思想作为对普遍的文化现象本质的概括,始终贯穿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各个时代各家各派之中,因而成为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

作为国内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和合”文化在国际层面影响了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体系结构的模式。在国际关系领域,“和合”文化被扩展为调节中国与其它国家共求天下太平的基本思想框架。东亚朝贡体系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和合”文化的本质。首先,在权力结构上,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一直将和平与融合政策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中国为巩固王朝的安定繁荣,也希望与周边国家和平共处。而从儒家“和合”文化来看,这是“守在四夷”的“天子之道”,充分显示了朝贡体系的防御性和内敛性特征。其次,在利益分配上,东亚朝贡体系是互惠互利的自愿性联盟。与藩属国的交往主要还是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完成的,体现了和谐与合作的外交思想。最后,在文化认同上,东亚朝贡体系是以中华文明的扩散为主要动力的国际体系。在周边国家的思维里,是中华文化成就了中国在东亚的中心地位。他们深受中华文明与礼治、“和合”文化的吸引,希望通过主动融入中华文化体系,学习中国的先进文化来带动本民族或国家的全面发展。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不论是在文字、艺术,还是在生活习惯上,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崇尚中华文明,认同汉唐政治体制,而正是这种文化的认同性与同质性成就了维系东亚国际体系的坚实纽带。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长期以来一直秉承着中华儒家文化的文明礼仪,与周边亚洲各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和平相处,而历史上朝贡体系的存在推动了中国儒家文明的传播,也为亚洲地区各国和本地区安全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亚洲新安全观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外交在儒家文化精粹“和合”思想基础上的价值回归。

(三)亚洲安全观的现实依据。东亚朝贡关系的建立是双方自愿的产物,存在着高度的认同,认同的背后是深厚的共同的现实利益基础。具体而言,可以概括为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

1.地缘政治利益。始终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国际秩序存续的时间非常长, 整合经略的区域广大,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在东亚的地缘政治优势。

中国位于欧亚大陆的东部, 濒临太平洋的西岸,是地处东亚中部的海陆兼备的大国。东北亚与东南亚诸国同中国不是陆地接壤便是隔海相望。中国是东亚的地缘中枢大国。这样的地缘政治是难以改变的事实,邻国之间是搬不走的邻居,无论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地缘文化来看,东亚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完整的地缘板块。历史曾经是未来仍然是一个地缘板块, 作为地缘中枢大国的中国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面对世界经济进一步区域化的趋势,共同抵御经济风险的需求,东亚国家都应积极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构建。

随着中国自身国力的不断崛起,我们自然而然应当承担大国责任,责无旁贷。中国并不尝试恢复传统的已经过时了的“华夷秩序”,而是试图构建一个和谐平等的与当今世界发展潮流相符合的东亚新秩序。针对旧秩序下区域内国家间正式规则的缺乏,积极主动营造国家间合作的机制性平台。随着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一国的经济实力在决定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已经超过或者至少不亚于传统意义上起决定因素的政治军事实力,国家间寻求安全的努力超过了对于权力的追逐。处在一个地缘范围内的亚洲各国更应该彼此间进行通力合作,为亚洲的共同安全做出努力。

2.互通有无,互利双赢的经济利益。朝贡体系内,各国除了朝贡与赏赐可以互通有无外,朝贡的使团往往还有商人团队随行,在边境进行互市,朝贡制度充当了贸易的工具。定期的朝贡成为定期进行商品交换的合法途径和有效方式,并形成了当时独特的亚洲经济圈。“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惟一的历史体系。亚洲区域内的各种关系,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关系、朝贡贸易关系中形成的,这种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联结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内在的纽带”。如汉代以来起源于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把中国的特色商品(丝绸、陶瓷、玉石等)和文化通过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非洲、欧洲国家,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的销往东南亚等世界各地,为联系世界、缔造和平、促进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充分发挥跨州纽带的作用。

20 多年来,随着中国同欧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古老的海陆丝绸之路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中国倡导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战略构想,为亚洲安全体系的建构开拓了新思路。“安全合作要与经济、文化合作相结合,才能实现综合治理、标本兼治。”

3.互有所需,协同保障的安全利益。就中国封建王朝而言,如何维护边疆稳定和安全是其内政外交的重中之重,朝贡制度所特有的恩威并施性质以及“怀柔”和“羁摩”政策使之成为与藩属国和平共处的绝好途径。朝贡制度的奥妙在于:“外邦人只能按中国的条件与中国交往。这些条件有效地使他们承认并被纳入中国事务的体制,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不再具有威胁性”,“这个制度的功能在皇帝看来主要是维护中国作为‘中央国家’的安全和不可侵犯性。在贡国方面,它们获得的利益更多。它们的统治者由于皇帝的册封,使它们的统治合法化,因而它们的统治在人民面前提高了。他们受到帝国的保护而防止外国的侵略,而且还可以在遭受自然灾害时请求援助,从而确保其朝贡国的安全利益不受侵害。”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欧国家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持续乏力,而亚洲则成为当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具活力的地区,同时也是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区域之一。亚洲各国面对的诸多共同安全问题,如经济安全、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等,致使地区安全合作亟待从传统军事安全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域。在当前大国间平衡已达到较高水平的背景下,非传统安全挑战更加凸显。“亚洲新安全观”正是在此情形下提出的,目的是建构一个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亚洲新格局,实现整个亚洲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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