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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循疲玩论——“癸酉之变”与嘉庆帝的反思
来源: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7期 作者:卜 键 点击数:2055 更新时间:2015-8-31

卜 键

   清嘉庆十八年(癸酉,1813)九月十五日,天理教在京城聚众起事,教徒二百余人攻袭紫禁城,与宫内护军和京营官兵厮杀两天一夜,举朝惊悚。虽说这些教徒和内应最后全都被毙伤捕获,但带给嘉庆帝的震动是巨大的。深深被刺痛的他认为“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在罪己诏中指出“因循怠玩”、“悠忽为政”为官场大弊,要求大小臣工“切勿尸禄保位”。这份诏书一改通常的官话套话,而是语出衷肠,直白痛切,“笔随泪洒”,有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也有着深切的反思和自省。

   因循怠玩,在后来又被嘉庆帝修订为“因循疲玩”,实乃国家承平既久之通病,乃长期执政之痼疾。整整二百年过去,此四字带给政体和百姓的危害可谓罄竹难书,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警畏戒惧之必要。

一、疏于防备的紫禁城门

   血溅宫门的癸酉之变,策划组织者为天理教“天皇”林清。此时,曾经席卷数省的白莲教虽被扑灭多年,而山东、河南、河北交界之地,其余绪演化为另一种秘密宗教即天理教,在村庄和市井快速蔓延。林清等人主要活动于京郊一带,发展徒众,培植势力,触角渐渐伸向清廷的一些重要机构。依照与滑县李文成等拟定的攻打皇宫日期,林清精选悍勇教徒,由祝现、屈五、陈爽、李五等带领,提前一天便潜入京城,在正阳门外的庆隆戏院(该戏院老板亦天理教徒)聚集,看戏饮酒,养足精神。第二天领取兵器,伪装成小商小贩,络绎相随,朝着紫禁城进发。

   当时京师由外向内,分为外城(仅绕南城建成)、内城、皇城和紫禁城,警卫巡察层层布防,规制上极为周详严密:外城各门由巡捕营负责;内城设九门提督,有八旗兵分区驻防;皇城内既有满八旗步军营巡逻,又在紧要地点置重兵守卫;紫禁城外由下五旗护军沿城墙分段警卫,四座城门和内卫则属上三旗护军营。加上宽阔的护城河,朱车栅栏,可谓戒备森严。以一批武器简陋、毫无攻坚经历的蛮汉,想要打进紫禁城,应说是难上加难。

   当日午间,天理教徒分为两拨,各约一百人,分别攻打东华门和西华门。他们伪装成向宫内送东西的商贩挑夫,三三两两靠近城门。在东华门,教徒与运煤者因争道发生摩擦,推搡时露出藏掖的刀剑,被守门军士看见,慌忙呼喊关门,教徒除少数强行进入,余者被关在外面,只好逃散。冲入城门的十数人直奔协和门而来,负责警卫的护军副统领杨述曾还算忠勇,率身边仅有的几名护军向前截杀,双方互有死伤,教徒大部分被杀死。

   西华门一路教众则非常顺利,全部进入城门,大开杀戒,守门护军非死即逃,所执兵器也被缴获。教徒初战告捷,关上城门,杀向大内。就这样,看似固若金汤的紫禁城被轻易攻破,西华门是全夥进场,东华门也杀入了一小批。所谓体制完备的都城警卫、皇城护军乃至紫禁城郎卫,几乎形同虚设。

二、太监中的内应

   应该说,天理教徒不是杀入,而是混入了紫禁城。更准确说,是装扮为送货的接近城门,这才暴起用强,斩门而入。帮助他们伪装蒙骗的是一些宫内太监,是天理教在宫中的教徒。没有这些内监的引领接应,癸酉之变也不可能发生。

   参与起事、作为内应的太监(也有个别宫中小吏)多出于河间诸县。这个贫穷的地方,也是奋起抗争的一块热土,有全家入教、整村奉教者。影响所及,他们在京城和皇宫的子弟亲属也信了教,并为提供各种信息。这次天理教的攻袭行动,虽说早有策划,但皇帝去热河围猎,众皇子和内外大臣多跟随前往,皇城和紫禁城防御懈怠,当也是内应先期告知,促使林清最后下决心的主要原因。

   据事后的审讯得知,共查得七八名太监参与了这次事变。唯有茶房太监杨进忠职务稍高,态度也较坚决,先期就在宣武门外铁市打造了数百把钢刀,供起事时取用。其余大都从事低等杂役,平日里难免受人欺侮,心中愤懑,也是其积极入教的原因。正是这些身着内监服色、悬挂出入宫禁腰牌的内应在城门外迎接,麻痹了守门护卫,增加了夺门的突然性。

   值得清廷庆幸的,是这次攻袭行动极不慎重周密。教首林清把宝主要押在几个小太监身上,这些太监则迷信教徒有大法力。庞大的皇宫千门万户,教徒进入后难免有些发懵,一切仰仗内监引领,而几个小太监脑子里想的,首先是要报素日之仇。东华门一路由内监刘得财带领,当本来就不多的教徒攻打协和门时,他却选了两个强手一直向北,经景运门,穿过苍震门,要去杀负责宫内警卫的太监督领侍常永贵,以解往日之恨。哪知常总管身边有几位大内高手,一番血战,他们的短刀不及侍卫手中长棍,三人被打翻拿下,捆得像粽子一般。东路的进攻也就此消解。

   西华门一路顺利进入,且杀死杀伤守门护军,初战告捷,士气正旺,接应的杨进忠却把他们引到偏在一隅的尚衣监,要将里面的人杀掉。原因在于他有一次补衣服不想付钱,遭到拒绝,一直怀恨在心。小小私仇导致了一场无情杀戮,却失去了宝贵战机,待他们一番折腾后赶到隆宗门外,大门早已关上,里面也有了预备。

三、中看不中用的大内侍卫

   隆宗门之内是乾清门广场,大清军机处在焉;进入乾清门便是大内,首先是乾清宫,以及南书房和皇子读书的上书房等;而就在隆宗门北面,便是嘉庆帝常时临御的养心殿。该门设印务参赞、护军参领,有军校三十余人,另有内务府值班人员,却无人敢抵抗,只是将大门紧闭。围垣不算太高,贴墙又有低矮值房可供蹬踏攀援,情况很是危急。

   此时嘉庆帝尚在返回京师的途中,护军精锐多跟从随扈,大内空虚。所幸当年的“木兰秋狝”为暴雨所阻,皇次子绵宁等已先行还京,正在上书房读书。早班侍读的礼部侍郎宝兴退值出宫时,望见东华门有变,虽不敢上前指挥拦截,倒也踉跄奔回,命侍卫关上景运门,自己跑去向绵宁告急,一脸惶惧之色。时嘉庆帝长子已死,刚过而立的绵宁颇有大气象,闻变从容布置,传令四门戒严,召官兵围捕,并命侍者取来鸟枪和子弹,与刚刚18岁的皇三子绵恺、贝勒绵志赶到养心殿御敌。此时已有五六名教徒跃上西大墙,沿着墙脊两边游动,一旦大批教徒跃入,后果真不堪设想。绵宁自幼随父祖行围,见多了危险局面,夷然自若,举枪将一名执小白旗的教徒击落墙外,接着又轰毙另一名踏墙飞身向北者。这位未来的道光皇帝枪法精准,吓阻了教徒的攻势,也带给身边随从极大鼓舞,棍打刀砍,墙上来敌赶紧退缩。嘉庆帝闻知且喜且惧:“若依期行围出哨,又迟十余日,皇子等不能还京。若尚未还京,则踰垣二贼直犯宫庭,孰能击退?”

事实上的确如此,入宫教徒不敢再行翻越,由盛气强攻内宫转为骚扰宫禁,而在京几位王公提兵赶来后,教徒们便只有奔窜躲藏和消极抵抗了。绵宁既果决出手,扭转危局,又临事镇定,指挥部署对进入大内者格杀搜捕,成为敉(mǐ,安定)平变乱的核心人物。

   至于本应承担守卫职责的护军和侍卫,其表现大多一塌糊涂:宫内各门守军十分懈怠,如苍震门只有一人在岗,其余的都去逍遥玩耍;至为紧要的景运门和隆宗门,兵卫无人敢挺身杀敌,只是仓皇把大门紧闭;护军所持刀剑多华而不实,有的锈迹斑斑,有的连刃都未开。皇宫中护军和侍卫远多于来犯之敌,然多数人怯懦避战。记载说明珠后裔那伦闻变赶来参战,有的竟劝他慢慢走,然后看着他被围杀于熙和门,无人上前解救。最过分的是值卫午门的统领策凌,居然率兵逃跑,令此一紧要门户无人守护,若非绵宁派人巡察时发现,要是天理教在外面伏有援军,那可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四、有多少疑点曾被忽略

   就在不久前,天理教已在山东金乡、曹县,河南滑县等多地举事,夺城劫狱,冲州撞府,声势浩大。清廷不得不多方调集兵力镇压,却没有想到京师会出事,在皇帝出猎期间更是一味松懈。

   有人要进攻并夺取紫禁城,其实早有风声。闻听者怕是误传,怕担信谣传谣之责,皆隐匿不报。按说,作为秘密宗教的天理教不太注意保密,居住南郊的教首林清交结官府,呼朋引类,平日很是张扬。他们两年前就确定了行动日期,弄得不少教徒都知道。事变前一年的夏天,远在台湾淡水的一个天理教徒被抓获,竟交待出该教次年要攻打紫禁城,时间和首领名字都很准确。淡水同知急忙上报,台湾知府却认为这种话属于胡说八道,将之一刀了账,根本就没有奏报朝廷。

   事变前数月,祝现的弟弟祝富庆向豫亲王裕丰举报乃兄谋反之事,裕丰开始时打算上奏,后来想到祝现为自家王府中管事庄头,经其介绍,自己去年还在林清家中住过,思来想去,只有隐匿不报。

   事变前数日,早有所闻的步军统领吉伦在西山喝酒吟诗后,以前往白涧迎驾为名,率大队部伍离开京城。属下左营参将拉住马缰,诉说京师潜伏乱党,苦劝他留下来。吉伦佯装大怒,厉声说:“近日太平如此,尔乃作此疯语乎?”接着将他推开,领兵浩浩荡荡而去。

   事变的前一天,卢沟桥巡检已飞报顺天府尹,说祝现奉林清之命,定于次日午时攻打皇宫,现在党徒已经进入城内。府尹将他好一通训斥,警告他不得冒昧乱讲,也不作任何预备。待到真的出了事,府尹大人手足无措,没有任何应变能力。

五、因循疲玩,明朝清朝都由此衰亡

   风起于青萍之末。然所有相关线索,有的被忽视,有的被惧祸闪避,有的被故意隐藏,最后酿成大变。三年后记述天理教案的《钦定平定教匪纪略》编成,嘉庆帝专为写作《因循疲玩论》,开篇便说:“癸酉之变,因循疲玩酿成也。”这是他经过深长反省后的结论,也是他在诏敕批谕中反复申说、严厉告诫的一个关键词。

   “因循疲玩”四字,在此前尚未见语例,或出于嘉庆帝痛愤至极时所创用。因循者,保守、疏懒、闲散、拖延之义也。其是一个形容秕政的百搭词,在《清实录》中,就有因循敷衍、因循推诿、因循悠忽、因循怠玩、因循苟且、积习因循、玩愒因循等,多见于历代皇帝责斥臣下的谕旨。这里拈用一个“疲”字,不独指懈怠玩忽,也将社会衰败凋敝,百姓困苦穷乏的境况凸显出来。

   究竟为什么引发宫变?究竟是什么使得百姓群起造反?“罪至于谋叛,刑至于凌迟,无可再加,而民不畏者”,到底是什么原因?嘉庆帝反躬自问,进而指出“百姓困穷为致变之源”,指出州县官员的悠忽度日,不加体恤,“横征暴敛”,是激变之因,要求诸臣知廉耻,有操守,“以实心行实政,以实力保国家”。客观论列,这位天子一向勤勉认真,其反省并无文过饰非,所做结论也有几分深切清醒,但实际效果有限。清王朝经康雍乾三代治理,国家强盛繁荣,至嘉庆则已是盛极而衰,乱象丛杂。癸酉之变四天后,嘉庆帝缓辔入宫,颁《遇变罪己诏》,“众王公大臣集乾清门跪听,皆不禁呜咽失声”,听到皇帝切切自责,又是“众皆呜咽痛哭,叩首请罪”。就中当也有真正愧疚之人,但大多数应属表演,是在演戏给皇上看。这不也是一种“疲玩”形态吗?此类制度性疲玩滋生百弊,也最擅长举重若轻,避重就轻,遇难呈祥,对什么压力都能从容化解。

   宫变平复后,对失职官员的清算即告开始。清廷在问责上一向严苛,王公勋旧概莫能外,却也难以改变官场积习。道光帝继位,将他老爹说了几百遍的这四个字接着宣讲,作用也不大。林则徐和薛福成等富有进取心的官员,在奏折中也对疲玩积习表达了愤慨和无奈。鸦片传入中国,因循疲玩再加上吸食鸦片带来的沉迷飘忽,国事愈益不堪。 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飘摇,清帝国的大厦轰然倒塌。

   中晚期的大清一如前明,引用《红楼梦》中一句话形容,都是“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画者无一……外面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曹雪芹说的是一个家庭,写照的则是整个社会,是对因循疲玩的鲜活注解,也是对所有执政者的形象提示。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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