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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文化扫描——专访安徽大学卞利教授
来源:《新华月报》,2011年3月上 作者:王瑞 点击数:2801 更新时间:2015-9-28

王瑞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我们来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专门就徽州文化及其研究中心一些热门话题,采访了著名徽学专家卞利教授。

   文化安徽:卞老师好,我们今天上门拜访,是因为您作为著名的徽州文化研究者,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主任,大概可以高屋建瓴,具有他人所不具备的整体优势,希望您对我们《新华月报》的“文化安徽”活动进行指导,您看,我们应该怎样做,“文化安徽”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安徽文化事业?

   卞利:我粗略看了一下你们前期的工作,组织发表徽文化的相关稿件,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在地域文化的介绍和研究方面,一定要注意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在讨论完整体文化概念之后,应当将地域文化研究的重点落实到具体的文化专题或区域历史文化的演变上。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较为独特,安徽的文化特色和地位十分突出。随着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和政治重心的南移,文化的重心也呈现出由北向南转移和演变的特征。安徽位于祖国中部、华东腹地,它承接了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重任,从先秦两汉时期的淮河以北地区,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江淮之间,再到南宋以后的长江以南,文化重心的转移,与中国文化重心的南移正好是同步进行的,并渐次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淮河文化、江淮文化和以徽州文化为代表的皖南文化。实际上,长江以南的徽州文化自西晋设立新安郡时即已初具雏形,在隋唐设置歙州特别是北宋宣和三年改歙州为徽州之后,徽州地域文化就已经完全形成了。不过,作为整体的安徽地域文化,由于安徽建省时间较晚,直到清朝康熙六年即1667年才建省,加上地理环境的不同,呈现出南北差异较大的特征,要想用一两句话来概括安徽地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是非常困难的。单从方言来说,安徽就不像河南、山东、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区那样整体差异不大,全省东西南北不同地区之间的方言迥然相异。我本人是淮北人,做了这么多年徽州文化研究,但是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方言还是很难听懂。所以,安徽文化的整体特点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概括。

   文化安徽:或许文化的复杂性就是安徽文化的特色之一,不过,还是请您详细说一下徽州文化的特点吧。

   卞利: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犬力量”。文化本身是一个很广泛而复杂的概念,《辞海》和《现代汉语词典》对广义文化的定义是: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所以,很难系统完整准确地阐述和概括徽州文化的内涵与特点。但是,徽州文化总是有比较特殊的地方,这也使我们可以通过这些线索理解它发生发展的脉络。

   显然,物质文化并不是我们理解和研究文化的重点,虽然通过它可以体现我们的审美观、价值观。研究徽州文化,我们还是更多地从行为、制度、心理层面去进行整体的探讨。从这个视角来讲,徽州文化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宗族文化,遍及各地的古祠堂和四处林立的古牌坊就是明证。有句话说:“自古皖北出英雄,皖南出才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当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但是我们绝不能排除地理环境是文化孕育、生长和壮大的这些必要因素。比如淮北的文化比较沧桑,人比较豪爽,这跟黄河夺淮以来当地人和水灾斗争有很大的关系,在战天斗地的过程中,他们逐渐养成了一种憨厚耿直的性格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徽州的宗族文化显然与皖南的地理环境又有很大的关系。

   历史上,特别是宋代以来至新中国建立以前,宗族几乎控制了徽州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可以说是当地乡村社会申最权威的组织。它怎么拥有那么大的势力?我们很多人都不理解。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理念和视角来衡量过去的事情,而应历史地看问题。在那个时代的徽州山区,一个人若是被宗族开除了族籍,就等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他就在本地待不下去了。“生不能进祠堂,死不能人祖坟。”他就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有的学生就问,他们不能出去打工吗?

   我带着他们去看了几条徽商古道,在祁门的大洪岭和桔梗岭,山脚下的白骨冢和普祭孤魂野鬼碑,埋葬和祭祀的都是那些试图离开本地的人。他们还没有走出徽州的大山,就饿死或渴死,或者被强盗打死,或者被虎狼咬死了。今天我们当然可以坐汽车、坐火车、甚至坐飞机出去打工。但是,当时是走不通的,徽州的大山连抗战时的日本人都进不去。正是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宗族社会才能够得以顽固地存在,文化才能够世世代代地被传承下去,使之独成一体。显然,徽州的地理环境与其文化有很大关系。

   徽州文化主要是从西晋开始,经过唐宋时期的积累,在南宋时期最终形成。这是因为战乱等原因,促使北方大族逐渐向南迁移,迁移的过程中,在徽州地区逐渐定居、扩张,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宗族聚居的局面。来得早的可以在山外的平原地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休歙盆地定居,来得晚的就只能深入大山里去了。为了站稳脚跟,进而扩张自己的势力,就要习武;相对稳定之后,就开始学文。很多人不理解徽州人的尚武风气。从实用的观点来看,徽商出去做生意,背着那么多钱肯定不安全,就需要带个保镖。当然,这方面的资料比较少,但确实存在。徽州文化的多样性,我们常说徽州号称“东南邹鲁”,整体文化是重儒的,这肯定不错。但徽州文化并不是单一的,在重视儒学的同时,徽州民间还同时信佛、信道、信其他各种神灵,这就是文化的多样性。

   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局面,这跟宗旗文化也有着很大的关联,因为民间的文化心理是不一样的。在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里,一般来说,乡民在交纳皇粮国税之后,他所关心的不过是自己的生活,追求的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生活,至于政治上层是什么人,什么精神支配,他们并不关注。在私有制下,几千年来都是这样的生活方式。老百姓只是关心他们是否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例如有民国年间的民谣说:“庄稼人纳了粮,好如自在王。”徽州也有类似的民谣,“手捧苞芦馃,脚踏木炭火,皇帝神仙不如我。”也就是说,在交纳了皇粮国税和差役之后,就没有其他的负担了,就可以安排自己的幸福生活了。至于自己的生活,那是靠乡民的自治来完成。于是,宗族就成了本体的权力组织,它是社会结构中乡民自治组织的一个选择而已。在山区里,古代的徽州人似乎也没有比这种方式更好的选择。

   所以,我们讲乡村社会的变化,应该注意到乡民朴素的文化意识,满足他们的文化需求。社会的进步当然会带动乡村的变化,比如徽州地区有一个享誉遐迩的“欧洲村”——歙县槐塘村,这是因为出去打工的人都是在欧洲工作,回来之后盖房子都有欧式风格。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他们用什么方式去的欧洲?一个人出去了,会把他的兄弟姊妹、表亲、乃至邻居带出去,说到底,还是一个宗族的观念在其中做主导。

   历史上,徽州虽然宗族统治根深蒂固,但却很少发生宗族械斗,他们遇事更看重文斗而不是武斗,喜欢打官司。这跟福建、广东等地有所不同,这就是文化的地域差异。在徽州,有时候宗族为了打赢官司,会安排告状的家里人自杀,他们也愿意,宗族也承诺照顾他们的孩子、老人、家产等等,然后半夜把尸体放到仇家门口,对方一开门,尸体进了房子,按当时法律,就会判对方有罪。类似的案例很多,宗族的力量非常大,它维系了农村结构的完整,承担着司法、监督、审判等诸多权力。事实上,在上千年的社会发展中,它所发挥的稳定乡村基层社会和文化传承作用是不能无视或忽视的。

   对于所有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徽州人来说,他们心中时刻都装着一个“忠”字和一个“孝”字。因此,徽州文化的中心就是忠与孝、国与家的关系。它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本着家、国一体的理念。怎么样维持家,就怎么维持国。对家来说是“孝”;对国来说就是“忠”。当患、孝不能两全的时候,那我就精忠报国,为国尽忠。所以我觉得包括徽州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的东西。

   再比如徽州的贞节牌坊。徽州历史土节烈妇女之多,是同一时期全国其他地区所无法与之相比的,这是那个时代理念所形成的特有产物,一个妇女能够建贞节牌坊,跟今天的全国三八红旗手差不多,它是国家对符合当时“三从四德”道德伦理标准的各种妇女典型事迹进行的表彰和认可。这个牌坊就竖在村前路口和田间地头,让村子里的人每天无论是生产和生活,抬眼、闭眼都能看到牌坊,能够熟知牌坊的主人和事迹,诸如“冰清玉洁”、“节劲三冬”等等。在潜意识里,徽州人逐渐会认可和接受这种道德观念,然后把这些观念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教育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徽州人贞节观念过重,节烈妇女众多,的确是那个时代对徽州妇女的摧残,是不值得提倡的,是徽州文化中的糟粕。但是,我们今天的妇女史研究者,打着解放妇女的旗号,处处把历史上的妇女与男人对立起来思考问题,这实际上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这些东西,今天我们认识到了。我觉得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报告说得特别好,就是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确实是能够相兼相容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找到这个相兼或相容的链接点。

   文化安徽:您这里说得挺好,我们做“文化安徽”的目的,其实也是想在文化调查和研究的过程中,寻找一条在整个社会发展转型的大背景下,怎么使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完美结合。

   卞利: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过去,显然是不全面的。我们强调的是时态研究,就是作为一个21世纪的人,我们能够站在16世纪的角度来分析16世纪的文化状态,例如:我们站在一个建成于16世纪的徽州祠堂里,实际就是站在一个21世纪与16世纪的时空交错点上,我们用16世纪徽州人的思维和理念来想象当时的人们是如何在祠堂里宣读族规、处理宗族事物等等,理解宗族文化为什么那时候成了徽州发展的选择。我们绝对不能用21世纪的眼光和思维方式去思考甚至是批判他们,把它们当成了落后和愚昧的东西。事实上,历史上徽州宗族对徽州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曾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有一次我们请一位中山大学的教授来做报告,有个学生提问说,“您衡量物价上涨和消费指标的做法是错的,因为您用的全是粮食,没有把肉等副食品计算进去。”幸亏他是学法学,不是学历史的。为什么呢?我们从那个年代过来,我记得自己当年下放农村的时候,常年吃的杂粮,也就是过年的时候每家才分两斤多肉,因此,在历史上的食物结构中,肉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现在的孩子很难理解过去时代,不能用历史的眼光去看问题,思考问题缺乏历史感,实在是一种遗憾。

   文化安徽:显然,那代人把政治需要文化化了,这也就使文化本身受到了本不该有的诬蔑和攻击。

   卞利:是的,可以说他们并不是出于一种学术需要,以致建国之后,乃至“文革”时期,几乎是极端地反对传统,把传统的东西全部打倒。现在看来,这肯定是错误的,是一场文化的灾难。现在,当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我们才发现传统文化中还有好的东西。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在韩国考察,他们似乎也有这个过程,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在社会、经济发展之后,总觉得缺了点什么,缺的就是文化。有部小说叫着《寻找回来的世界》,我们怎么寻找我们过去的时代。留在我们记忆深处的文化?现在过年,很多人跑到山村,去寻找守瘦的感觉,腰缠万贯了,还这样做。但是,现在我们把这个家园破坏掉了。我们该怎么办?

   现在我正在写篇“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稿子,我个人主张,现在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绝不是去兴建多少工程,而是要保护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生态,修复被破坏的自然与人文生态环境,保护好徽州的古村落、古民居和牌坊等历史文化遗存,就是保护徽州人的生活方式,不能藉易地保护之名,行拆迁、移动之实,更不能毁掉旧的兴建新的古董等等。

   当然,保留过去的生活状态,并不是让人们过苦日子,回到过去的时代,在古民居里面总不能要求他们点油灯吧?应该允许他们在里面有电灯,有空调等等,但显然还是那个生活方式,只是质量有所不同而已。不能让保护区的人们生活在16世纪的状态,这摊到谁都不会愿意。北欧的一些组织曾到我们云南、贵州搞的一些民俗村,给村民些钱,让他们保持

古老的生活状态,这种想法太单纯了。我们过当代的生活,让保护区的人过原始人的生活,把他们当观赏动物,显然是不对。所以,乡民们拿了钱就跑了。

   今天,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很快,怎么在进入强国、大国之列时,还保留着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传统,就显得非常可贵。尤其是我们国家地大物博,文化多样,根本没有亦法,也没有必要将文化整齐划一。

   例如我们皖北是豪放、粗犷的,你到我家里做客,我就是借钱都得给你弄好酒好菜;而皖南细腻、小巧、精致,你在皖南做客,他平时该怎么吃还是怎么吃,只不过给你多加个菜而已。皖北是你来了不去他家做客是看不起他,他会觉得没面子,而皖南人却会觉得不来正好,自己清静。还有就是方言,皖北和皖南的方言差别也很大。这都是正常的文化状态,不能使之趋同化。徽州文化那么丰富,我们怎么去做?首先是要实际,要尊重当地民众的文化意愿,充分发挥当地民众的主观能动作用。不能任由官方随便搞项目等等,老百姓却没有受惠。我曾提出建立一个“生态补偿机制”,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新安江上游,生态的各个方面:人与生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非常清新,像山水画一样。这样一种田园式的风光,从陶渊明就向往,我想我们今天透过城市的喧嚣和奔波操劳,还是希望到这样的地方,清静一下自己的思维,接受平静的生活。但是,要保护好这样一种东西,让人们去享受,代价就是不能污染严重的企业。而生态环境带来的红利却被那些破坏生态的人拿走了,这是不公平的。所以,为什么不能从中拿出一点来补贴给生态区?实际土,文化生态补偿也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应当说大家是理解的,文化部门如果强势一点这个事情是可以办到的。我们把生态保护好,你们城市享受,给予一定的补偿也是合理的,而在这样城乡结合的方式之下,我相信随着胡锦涛主席提出的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几大文明建设,最终会达成一致的,而且会得到大家的认可。

   文化安徽:所以,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也是对世界文化的贡献,怎么保持我们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该努力去做的。这也是新时代下,徽州文化发展的一个重

   卞利:可以这么说。

   文化安徽:再次感谢卞利老师,希望有机会能多向您请教,并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转引自《新华月报》,2011年3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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