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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博,王俊铮,王天姿:第三届全国东北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3497 更新时间:2016-3-7
 

原文出处:《哈尔滨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第139144页。

作者简介:吴 ( 1985 ) ,男,长春人,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史学会研究部学术秘书;王俊铮( 1990 ) ,男,陕西宝鸡人,2014 级硕士研究生;王天姿( 1981 ) ,女,哈尔滨人,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史学会国际交流部学术秘书。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史学会,辽宁 大连 116622; 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辽宁 大连 116622

2014 11 1 2 日,由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和大连大学人文学部主办、中国中外文化交流史学会协办的第三届东北史学术研讨会在辽宁省大连市顺利召开。来自黑龙江大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齐齐哈尔大学、佳木斯大学、牡丹江师范学院、黑河学院、吉林大学、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延边大学、辽宁师范大学、渤海大学、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等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四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魏国忠研究员、吉林大学文学院考古学系魏存成教授、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周喜峰教授、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鲍海春研究员、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赵永春教授、辽宁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主任何晓芳教授、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的宗教学系及考古系主任扎比亚卡·安德烈·巴普拉维奇教授应邀参会。

大会由大连大学东北史研究中心讲师、青年才俊王文轶主持,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主任王禹浪教授、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鲍海春研究员、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周喜峰教授分别向大会致辞。王禹浪教授简短而富有哲理的开幕词引发了与会代表们的热议,他说: “东北史研究越来越具有区域化、系统化、多样化、国际化的特征,学科交叉、学术前沿、学术手段、学术背景的复杂化、科学化、年轻化、融通化日显突出。新观念与新思想在这个溢满创新热情的史学园地不断的发酵,东北史对于世界史、东北亚区域史、中国史、地方史的四个层面的传统历史观、民族史观、国别史观、文化史观所产生的撞击和影响都是前所未有的,这必将使我们在座各位的东北史观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可以说,今天的东北史研究队伍已经基业成林,“成为国内外不可小视、更不可忽视的具有国际化视野与地域文化特点的新兴力量。她犹如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正在东北亚大地上冉冉升起。”

本次学术研讨会共有 26 位专家学者做了学术报告,涵盖东北民族历史与文化、东北新石器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成就、高句丽渤海考古、黑水靺鞨、清前史、女真文字、满蒙学、大兴安岭岩画、黑龙江流域近代城镇化等诸多领域; 涉及东北地区的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法学史等内容,提出了民族迁徙、政治制度、宗教文化、古民族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主题,既有醇熟的学术成果,也有创新的学术探讨,并注重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吉林大学文学院考古学系魏存成教授做了《关于高句丽渤海考古研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魏先生首先简述了高句丽民族概况及其起源,探讨了高句丽民族文化的特点及其起源,列举了山城、积石墓等石材建筑,平原城与山城相结合的王城组合,以及以四耳展沿壶、竖耳罐、横耳陶器为代表的陶器群,并通过图表的形式展现了高句丽文化直接来源于双房文化和夫余文化。其次探讨了渤海政权初期民族与文化的构成,认为其主体民族是靺鞨族,高句丽族也占有较大比例,并结合六顶山古墓群考古成果,推断第一墓区石室墓为营州之乱后从营州返回的高句丽人,第二墓区封土墓则为靺鞨人。最后探讨了高句丽、渤海的王陵问题,将高句丽第 1位王、第 2 19 位王、第 20 位王、第 20 27 位王和最后一位王的王陵情况分别做了梳理,探讨了寻找渤海王陵的线索,提出渤海王陵应是今后渤海史研究的重点。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雨舒副所长的报告《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渤海史研究》系统回顾了吉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渤海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回顾了王承礼、孙玉良两位学界前辈的生平,介绍了他们的著作和学术贡献。

辽宁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主任何晓芳教授的《满学与满族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从三个层面展开: 一是结合近百年来关于“民族”“种族”“族群”等理论问题,深入浅出的论述了满族的概念与含义; 二是结合历史文献清晰的梳理了满族源流以及满族形成的时间; 三是深刻的讨论和讲述了满族与各民族的关系,包括满蒙、满族与境外各民族的政治关系,以及东北地区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李玉君教授做了题为《恩格斯民族习惯法理论及其在中国史研究当中的应用》的报告。

黑龙江大学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周喜峰教授在《论努尔哈赤、皇太极统一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策略》中指出: 明末清初黑龙江流域的民族主要是嫩江流域的科尔沁蒙古、黑龙江中上游的索伦三部以及下游的东海女真。努尔哈赤、皇太极因科尔沁蒙古势力强大,对其主要采取拉拢的政策,拉拢的同时,又实施了降官、法令约束、迁徙和编旗等措施。对索伦三部则采取了征服与招抚并用,以招抚为主。对黑龙江下游的东海女真,对其虽也采取了征讨与招抚并用的策略,但主要以征讨为主。努尔哈赤征服东海女真部落后将其迁入赫图阿拉,皇太极则对其采取了就地编户的策略。

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宗教学系及考古系主任扎比亚卡·安德烈·巴普拉维奇教授和他的中国学生王健霖做了《大兴安岭岩画的调查与研究》的报告。岩画是研究中国东北游牧民族之基,近年来,他们历经无数磨难,走入东北地区的山林之中寻找岩画,在牡丹江市群力村、集安、鞍山、营口、葫芦岛市缸瓦岭镇、内蒙古扎鲁特旗、巴林右旗等地寻找到了许多珍贵的古代岩画。大兴安岭草原森林岩画用褐红色涂料绘制,东北南部、近海地区则与大兴安岭岩画不同,这些地区的岩画是凿刻而成。不同自然气候地带曾存在不同文化,这些不同文化的基础是农业类型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在森林草原地带,在北方地区占比重大的农业类型与游牧人狩猎生活方式存在联系。在近海地区,在南部占比重大的农业类型与农耕、定居生活方式存在联系。由此也可以看出研究岩画有助于弄清边境地区古代和中世纪的文化,这对于研究古代森林居民史尤其重要。

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黑龙教授在《巴尔虎人驻防大连之踪迹》中指出: 巴尔虎起源于今贝加尔湖东岸的巴尔古津河流域,巴尔虎人进驻辽宁已有三百余年的历史。在数百年的历史演变中,他们经过了由蒙古满洲化,再由满洲汉化的过程,其经济生活由畜牧业转向农业,由游牧转换为定居。清政府当时在各城设立“巴尔虎衙门”单独管理他们,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们的权益。巴尔虎衙门遂成为八旗之外的行政组织,也由此产生了“第九旗”之说。现在巴尔虎作为地名和基层单位名称仍被广泛沿用。巴尔虎人虽然满化和汉化较为严重,但仍保留了本民族的一些特点,如蒙古族体质特征依然明显,禁止蒙汉通婚等。

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赵永春教授在《金初要求辽朝册封考论》中指出: 金朝建国初年为了取得政权上的合法性,谋求与强大的邻国大辽划疆而治,友好相处,遂请求辽朝册封。关于辽朝册封金朝的开始时间,学术界多依据《辽史》记载而认为是天庆七年( 公元 1117) 。然而,册封条件之一是割长春、辽东两路,这说明此时金人并未占领上述地区。赵先生根据这一线索推测册封开始时间应在天庆五年( 公元 1115 ) ,即金人占领长春、辽东两路之前。关于册封条件与礼仪交涉,其他条件辽方已应允,但并没有答应册封完颜阿骨打为“大圣大明”皇帝,其结果是金人让步,册封终于得以顺利进行。但是辽朝在册封文告中的措辞又引起了金人的不满,最终又导致册封失败。

中国农业大学金适教授在《东北地区的女真文石刻》中指出: 女真文是女真人使用的文字,金灭辽后,女真文仍被使用到 15 世纪中叶。目前女真文石刻共计 12 块,有 8 块在我国,其中有 5 块在我国东北地区。这 5 块女真文石刻分别是大金得胜陀颂碑、昭通大将军同知雄州节度使墓碑、海龙女真国书摩崖、金上京女真大字劝学碑、希里札剌谋克孛堇女真大字石函。金适教授对这 5 块女真文石刻的发现地点、文字释读情况、主要内容、历史价值与意义等做了精彩的阐释。

延边大学社会科学处副处长金洪培副教授的《三燕佛教文化东传高句丽及其影响》认为,历史上高句丽与三燕政权战争不断,长达百余年,但双方也有和睦相容的一面。高句丽与三燕地域相连,慕容鲜卑汉化程度高于高句丽,高句丽吸取中原文化必经三燕地区。慕容鲜卑是东北亚最早接受佛教并向东北亚地区传播的民族,其政治统治中心龙城是东北亚地区佛教文化的传入地和中转站,高句丽深受三燕佛教的影响。佛教在传入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和新罗时,也受到高句丽的影响。可见,三燕佛教在东北亚地区佛教传播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院长崔向东教授在《辽西走廊: 民族迁徙与文化交流》中指出: 辽西走廊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共有四条主要的线路,汇聚于开原后,继续向北沿松花江河道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可一直延伸到库页岛。这条走廊促进了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推动了中原和东北民族的交流和辽西边疆的内地化进程,有“华戎交汇一都会”之誉,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有重要作用。

佳木斯大学赫哲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刘敏教授的《赫哲族对中国东北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贡献》认为,赫哲族作为东北地区世居民族,长期立足东北三江,世代屯垦戍边,对中国东北边境的形成与稳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赫哲族又融于三江山水,传承渔猎文明,为东北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形成与传承做出了贡献,具有活化石的价值。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东北史地》副主编祝立业副研究员在《唐丽战争与唐代天下秩序构建》中指出: 唐王朝对高句丽的征伐,根本原因是高句丽的存在阻碍了唐朝天下秩序的构建。唐丽战争是唐王朝实质主导东方秩序的开端,促动了彼时东北亚各种力量的分化和组合。在这场耗时持久的战争中,涉及五个国家的博弈,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唐罗同盟与丽、济、倭同盟的对抗,丽、济、倭同盟的形成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考量,这也决定了唐丽战争的长期性。攻灭百济,最终使唐王朝找到了破局的关键,建立了实现彼时东亚秩序的支点。唐倭围绕百济、高句丽存灭而发生的白江之战,其实质是为各自的天下秩序而战。

齐齐哈尔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孙文政研究员的《古代嫩江流域几个民族族名内涵探讨》认为,秽貊族系活动在介于大小兴安岭之间的嫩江流域,是小兴安岭以西的肃慎族系和大兴安岭以东的东胡族系融合后形成的新的族系。“秽”是带穗的麦子,“貊”与猛兽有关,反映了秽貊族系农耕与渔猎兼有的经济格局。“索离”的族称也与农业有关,“索”表示种麦子,“离”为离鸟,即小黄鸟,是丹顶鹤幼鸟。夫余有酒满、富裕之意。鲜卑与渔捞有关。“室韦”之“室”为家的意思,“韦”是猪皮子,“室韦”的族称与养猪有关。这些民族族称主要是由其生产方式来决定的。

原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国忠研究员的《关于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的几个问题》认为,渤海国主体民族问题的研究已画上了句号,可确定为靺鞨无疑。虽仍有部分争议,但这一结论已基本达成了共识。渤海国初建国号也已达成共识,可以作为定论,即大祚荣初建渤海政权时国号为“靺鞨国”,后改国号为渤海。除此之外,通过研读有关靺鞨的古代碑文以及对东北古代民族源流和族称变迁的梳理,他呼吁学术界改称“靺鞨”为“靺羯”。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徐昭峰副教授在《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早期东北亚文化交流》中结合“之”字纹筒形罐系统、几何纹陶器与螺旋纹陶器、稻作农业、农业工具、石墓文化以及东北系铜剑等文化要素的传播,指出以辽东半岛为中心的这种早期东北亚文化交流,在推动东北亚地区早期的文明化进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辽东半岛受到较为成熟的海岱地区和辽西地区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后,与周边地区不断碰撞,相互影响,相互吸收,形成了具有一定共性的文化圈。而这 流,东 西 线 西———辽东———朝鲜半岛、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日本列岛,南北路线是山东半岛———辽东半岛———东北腹地乃至俄罗斯远东地区、朝鲜半岛至日本列岛。东北亚早期的这种文化交流,更多的是以海路来完成的,因此,从山东半岛经东北地区到日本列岛这条海上交通线,还被称为“北方海上丝绸之路”。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李秀莲教授在《凿空大漠东西的乌洛侯人》中指出: 乌洛侯活动在黑水靺鞨地域内,位于契丹东北。该民族出于东胡、流向室韦是学术界多数人的共识,但无法解释其风土与靺鞨相近的原因,以及与满 通古斯语族中鄂伦春等民族的文化传承关系,乌洛侯的源流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乐有箜篌”、单耳陶杯等文化因素把乌洛侯与新疆车尔臣( 古称朱里章) 河流域且末扎滚鲁克考古学文化联系起来,据此推断乌洛侯文化的源头在车尔臣河流域。乌洛侯便是唐贞观年间,靺鞨人向唐太宗提及的“女真”,也是耶律阿保机多次征讨的东北女真的主体。辽初,在东北出现的黄龙府女真、鸭绿江女真、回跋女真等主要出于乌洛侯,是辽代女真的主源。

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副院长穆崟臣教授在《清代热河地区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中指出: 清代热河地区地处蒙古高原和中原的结合部,亦即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交错地带,是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随着移民大量涌入,热河地区的民族分布结构呈现出满、蒙、汉、回等族杂居共处的局面,导致了其地文化结构的变迁。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蒙古化”与“汉化”并存,但总的趋势是汉化。地域方言、历史地名、本子故事、寺庙信仰等则是此种社会变迁的文化记忆与见证,诠释和印证了清代任何地区民族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

牡丹江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刁丽伟教授做了《宁安地区新出土女真文残碑》的报告。这块女真文残碑于 2014 4 15 日在宁安地区被发现,是该地区发现的第一块女真文碑刻,碑文共有 24 个字,正面有三行文字。这块女真文残碑的发现为我们解读辽金时期牡丹江地区的情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

黑河学院黑龙江流域历史文化研究所主任谢春河教授在《试论清末民初黑龙江中、上游沿岸地区的城市发展》中指出: 1860 年到1930 年中俄两岸城镇化主要是移民推动型,但两国政府的投入不同,俄方动用了大量资金支持移民和城市发展,中方资金投入少、支持力度也小。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两岸城市逐渐产生了对应发展和联动效应,但也呈现出不对称性。俄方形成了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赤塔等重要城市,而中方则只有黑河这一座黑龙江中上游最早发展起来的中国沿岸城市。最后他建议中国应建设以黑河、同江、抚远、绥芬河为中心的四个成规模的边境城市群。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赵儒军研究员做了《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情况介绍》的报告。该工程的核心是“黑龙江通史”的编修,计划出版 10 卷本,分 10 个编撰小组,该项目已于 2012 年启动,争取 2016 2017 年出版。除此之外,还有许多与“黑龙江历史文化”相关的历史研究课题,如东北流人史、知情口述史、专题史、文献史料汇编等。

佳木斯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谭杰副教授在《赫哲族丧葬习俗的文化内涵及其社会功能》指出: 赫哲族的丧葬习俗是赫哲族重要的民俗事象之一,赫哲族的丧葬习俗中蕴含着以人为本,保护生存空间的生态伦理观; 灵魂不灭的灵魂观; 生死都只是灵魂的转变这一生命观; 万物有灵、崇拜祖先的崇拜观; 以萨满信仰为主的宗教观等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思想观念在赫哲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化解情感危机的调节功能、规范社会行为的教化功能、延续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维系功能等多层面的社会功能。

黑龙江萝北县历史文化开发办邓树平主任在《黑龙江中游黑水靺鞨遗迹调查和初步研究》中首先回顾了黑龙江中游有关靺鞨遗存的考古调查,指出靺鞨文化最早由俄国人发掘,并由俄国人提出。我国对靺鞨遗存的考古活动始于 1973 年发掘同仁遗址和 1983 年发掘萝北团结墓地。近年来,通过考古踏查,使萝北新增靺鞨遗址 47 处,在萝北发现多处古城、遗址、墓葬三位一体的靺鞨遗存。特别是萝北江岸村古城的发现意义重大,为确定黑水都督府的位置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新线索。绥滨也发现 67 处同仁文化黑水靺鞨类型遗址。通过踏查和梳理考古学资料可以看出,萝北自商周到明清,几千年来文化传承有序,时代清晰。萝北沿黑龙江右岸发现了排列有序的隋唐时期的靺鞨文化遗存,为黑龙江流域古代交通驿站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崔峰龙副教授做了《近年来韩国史学界对中国东北地区古代国家文明研究状况》的报告。中国东北古代国家文明的研究一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尤其被朝、韩两国史学界视为其古代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立足于“民族史观”“正统国家史观”,认为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古代国家文明的形成和古代民族的流动与朝鲜半岛民族的起源具有直接的关联。一些韩国学者将檀君朝鲜与红山文化联系起来,将韩国的国家起源定位为辽河文明。韩国国内还成立了许多研究机关和学术团体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古代史进行研究,如国史编纂委员会、东北亚历史财团、白山学会、满洲学会、檀君学会、高句丽渤海研究会等,分别出版《国史馆论丛》《东北亚历史论丛》《白山学报》《满洲研究》《檀君研究》《高句丽渤海研究》等刊物。自2001 年以来关于高句丽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有 170 余篇,关于渤海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有 129 篇,可以说韩国学界对于高句丽、渤海的研究已经进入了黄金期。因此,我国东北史研究也要关注朝、韩学者的研究成果。

《哈尔滨学院学报》主编宋国利教授做了《哈尔滨学院学报———东北流域史研究专栏》建设报告。2005 年,《哈尔滨学院学报》凭借东北地缘和学科优势,创立了“黑龙江流域文明研究”专栏,2012 年,该栏目拓展为“东北流域史研究”专栏。该栏目已逐步成为我国东北流域史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和学术交流平台,形成了《哈尔滨学院学报》的学术特色。

学术报告评议专家分别由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黑龙教授、辽宁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主任何晓芳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雨舒副所长、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院长李玉君教授担任。

黑龙教授在点评中指出: 魏存成先生的报告不仅总结了以往考古研究成果,而且根据最新考古发掘资料论述了高句丽、渤海两个民族的族属与相互之间的历史与考古文化的关系;杨雨舒先生对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渤海史研究成果的概述清晰简洁,使我们了解了吉林省社科院对渤海史研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何晓芳研究员的报告用传统和现代民族理论,分析了满族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演变历程,并且对如何深化满学研究提出了建议; 青年学者李玉君教授的“民族习惯法”概念的提出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 周喜峰教授考察了清初对科尔沁蒙古、索伦三部、东海女真征服的过程,论述了努尔哈赤、皇太极统一黑龙江流域各民族的策略,肯定了清朝皇帝对不同民族采取的不同政策和策略; 扎比亚卡·安德烈·巴普拉维奇教授的报告反映了大兴安岭各处岩画所反映的内容,探讨了岩画绘制与刻制技术工艺的许多细节,值得学术界关注的是,他们在黑龙江流域中游左岸进行调查时,还发现了一处岩画上有一种尚未识别的文字。

何晓芳研究员在点评中指出,东北史研究充分体现了“特”“新”“奇”“专”四个方面的学术特点。所谓“特”,即是有“特色”,从内容上体现了地域性、民族性的特色; 所谓“新”,即是前沿,选题虽是传统领域,但却富有时代感,服务于当下; 所谓“奇”,即是学术论述具有独到见解; 所谓“专”,即是专业性强,论之有据,科学严谨。

杨雨舒在点评中指出,本次学术报告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内容相对集中,主要涉及的是民族族称、内涵、起源以及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 第二,各位专家的发言都是经过精心准备的,可以说立论有据、观点新颖、科学严谨; 第三,专家们在自己研究的问题上,都做到了与地域因素紧密结合,具有地方特色,很接地气,结论也更有说服力。

李玉君教授在点评中指出,翻开本次会议的名册,发现黑龙江学者占据了半壁江山。实际上黑龙江学者在东北史研究中贡献巨大,如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魏国忠先生,赵儒军研究员主持的黑龙江历史文化研究工程对弘扬东北历史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还感受到了宋国利主编的友谊和传播东北历史文化的热情,尤其是他们将开辟的“东北流域史研究”专栏办得有声有色,获得了骄人的业绩。李玉君还就韩国学者就渤海政权归属问题的一些看法,请教了崔峰龙副教授,两位学者展开了别开生面的学术交流,也引发了与会专家学者的思考与讨论。正如王禹浪教授所说: “经过一天的报告、讨论、评议,虽然每位学者仅仅用了七分钟的时间叙述自己最有收获的领域,但却代表着数年积累的精华,分寸之间也留下了各位学者数年的积累与创新的印记。”

闭幕式上,王禹浪教授致闭幕词: 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延边大学、黑龙江大学各位学者的精彩报告,让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学术根基与学术素养的厚重与学术积淀的成熟,他们依然具有引领东北史学术研究的高地作用。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哈尔滨社会科学院、齐齐哈尔社会科学院的地域性研究成果扎实可靠、特色鲜明,可谓后起之秀,令我们耳目一新。辽宁省民族宗教研究中心何晓芳主任,为我们展示了他们近年来宏大的满学研究规划及其重大项目与成果,提出了卓有见地的满学与满族文化的关系问题,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满学研究的希望所在! 大连民族学院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黑龙教授为我们阐明了他们正致力于满学、满蒙关系学、满族通史编撰的宏伟目标,他们所开辟的满蒙关系的研究,不仅是国际学术的显学,已经成为我们东北史研究领域中新的学科支撑方向,巴尔虎蒙古的研究为东北史又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尤其是在东北民族学研究之路方面提出了具有开拓性的建议。黑龙江大学、渤海大学、牡丹江师范学院、哈尔滨师范大学、佳木斯大学、大连大学、齐齐哈尔大学、通化师范学院、双鸭山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在学科建设中培育出的代代新人,及其创新成就令人无比振奋和鼓舞,这是关系到东北史能否后继有人的重要保障,也是我们东北史研究育人的文化摇篮。来自女真文字语言及满学世家的金适先生,秉承爱新觉罗·永琪以来的祖训,继承了国际女真语言学大师金启孮先生的家学,为我们阐明了当前国内外女真文字语言学的研究状况,并详细叙述了留存在东北地区 5 块女真碑刻的意义。来自黑龙江省从事田野考古调查工作的学者邓树平先生,不仅为我们阐明了黑水靺鞨研究的重大考古发现,同时也以一己之力在遥远的边疆萝北地区开辟了极具特色的领域,他的黑水靺鞨研究所、大连大学研究生基地的建设已经开展得有声有色,我们希望明年的春天在美丽的界江之滨萝北召开学术会议。他的脚踏实地、不畏艰险、刻苦专研、艰苦奋斗的敬业精神让我们倍感钦佩! 具有东北史研究的生命线和成果发表基地之称的各位出版界的编辑、学报主编为我们带来了展示与收获的希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黑龙江民族丛刊》、《东北史地》、《满族研究》、《哈尔滨学院学报》、《黑河学刊》、《大连大学学报》等所开辟的东北史特色专栏,以及出版的东北史著作都是这一事业发展的璀璨标志,东北史研究成果以及我们每一位学者的成长历程都离不开你们各位主编和编辑汗水的浇灌。俄罗斯阿穆尔国立大学的扎比亚卡·安德烈·巴普拉维奇教授为我们揭开了黑龙江流域上、中游地区左、右两岸神秘的岩画面纱,在莽莽兴安岭茂密的森林中掩藏着无数人类活动的秘密,那些涂着朱红色的岩画,以及深深嵌刻在岩石上的岩刻画,为我们诉说了从四千年到一万年前未知的往事。近年来,他与其博士生学术助手、中国留学生王健霖克服了重重困难、历经坎坷对中国黑龙江上游地区的岩画进行了实地踏查,看到那一幅幅岩画的画面,让我感受到了他们寻觅历史遗迹的那种执着、不畏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中国学者与俄罗斯学者的这种求真务实、脚踏实地、走读东北的精神,震撼和激励着我们在座的每位长者与青年学者的心灵。”尤其是扎比亚卡·安德烈·巴普拉维奇教授与刁丽伟教授为本次大会带来了最新的女真文字的考古发现,如果能够最终被确认的话,那么女真文字的碑刻在全世界就会增加到 14 块,在我国就会增加到 10 块,在东北就会增加到 7 块。这是本次学术会议的闪亮之处。

最后,王禹浪教授引用德裔美国人厄尔曼的一篇简短小文《年轻》,鼓励与会的专家学者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态,不断树立新的学术理想,为东北史的研究注入新的内涵与活力。王禹浪教授富有文采和热情洋溢的演说赢得了与会专家的强烈共鸣,学者们一致认为,东北史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

会后,俄罗斯扎比亚卡·安德烈·巴普拉维奇教授特地发来评述: “本次研讨会简练高效,各位专家的报告更是创造了东北史交流之盛会,使我收获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王禹浪教授的致辞逻辑缜密,内容全面,风趣又不失严谨,尤其是提出了今后东北史的研究方向。这是我多年来所参加的无数次学术会议中,感受最深、精彩无限的盛会!

“巍巍黑山、滔滔黄海,韶华易逝、日月如梭,站在东北史研究的历史长河的岸边,回首往事,那些先贤大师们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已故的金毓黻、傅斯年、金启孮、张博泉、李健才、王承礼、孙进己、张泰湘等先生,以及在座的魏国忠、魏存成先生,他们风雨耕耘出的东北史丰硕业绩和累累硕果,令人缅怀、敬佩且又思念无尽。”这是王禹浪教授在闭幕式上,所表达出的对那些已故东北史研究先贤们,以及健在的前辈们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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