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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 ——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 第58-63页 作者:王振忠 点击数:3275 更新时间:2016-3-13

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

——以明清以来的皖南低山丘陵为中心

王振忠

历史地名的变迁,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对地名的研究,不应满足于简单的地理学分类,而应对地名变迁的历史轨迹,作出较为细致的分析。在这方面,尤其应当重视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以期从一个侧面把握区域社会发展的脉络。

徽州历史文献浩繁无数,除了传世典籍之外,还有大批新发现的徽州文书,这些资料为地名学的研究提供了无微不至的珍贵史料。①本文即以皖南低山丘陵(尤其是歙县)的地名变迁为例,②分析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

一、从地名志看徽州地名的改名和雅化

地名变迁中有一种现象,称作雅化,也就是由“鄙野”的地名转化而为“文雅”的地名。在徽州,明清时代出现大批地名雅化的现象,对于这种地名现象的解释,应当从徽州社会村落发展的角度去探讨。

揆诸实际,在人群入居一地之初,对于定居点地名的命名,大概冠以定居者的姓氏最为便当,而对于定居点周遭地名的命名,则因其自然形状、动植物之特征加以命名,想来亦颇为常见。前一类地名在住民未有变化的情况下,往往能得以沿袭。而后一类较为原始的自然形状、动植物地名,则随着人们对周遭环境的熟悉,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逐渐成为雅化的对象。如以女性生理特征类比自然形状命名的“阴阜坑”,后就改作“殷富坑”。至于许多动物性地名,也都纷纷改成其他的字眼,如:狗田—就田;石鸡—石际;蛇坑—霞坑;蜘蛛肚—知川;猪形—朱形;蛇坑—韶坑;蛇源—贤源。这些都使得原先的动物性地名转向更为文雅的表述。类似的例子还有植物性地名,如“苦竹”改作“古祝”。由于地名也是人们纳福祈祥的一种方式,这一改变当然还与祈求吉祥的心理有关。

改名及雅化,所涉及的不少地名均与徽州的方言或俗语词有关。因此,当代的地名志或地名录中,就专门列有徽州的方言词。事实上,这些方言或俗语词由来已久,徽州民间启蒙读物中早有不少罗列。如方载之《启蒙杂字》③:

山降尖垅垉,凹凸坑口塆心,横岔坞上,山脚启底硔,直墈边檐砦脚,砌塝开塘沟泥,筑坝作堨开圳,田园地坦山场,田堘界至田町,水河滩,塝砻石塔石,埠头卡岸乡村,……田坂山庄降,塘坞水窟深潭,零碎凑成井段,净欠找数清楚。④

而炳烈《六言杂字》中亦有:“庵堂寺观路亭,高山峻岭岩谷,横培岈坞深林,园坦沟椤圳塝,弯坑堨坝田堘。”上述的“降”、“垅”、“垉”、“坑”、“塆”、“()”、“岔”、“坞”、“”、“”、“硔”、“墈”、“砦”、“塝”、“堨”、“圳”、“坦”、“堘”、“町”、“”、“”、“塝”和“”等,均为徽州方言词。

上述的方言词中,有的很早就已出现,如“某某降”的地名在徽州普遍存在,此一地名词早在南宋淳祐二年(1242)休宁李思聪等卖田、山赤契中即有:“东至大溪,西至大降,……随垄分水直上至大降,直下至大溪。”[1](P3)淳祐八年(1248)胡梦斗卖山赤契中,也有“东止田,西止降,……其山计叁亩,随田其上止降”。[1](P3)“某某坞”的地名也很早就已出现,淳祐八年胡梦斗卖山赤契中有“尤昌下都马槽坞”。可见,在徽州带“降”、“坞”的地名词迄今至少都沿袭了760年左右。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祁门李阿林卖山赤契中,有“东至墈横过至胡四坞岭”,则“”、“墈”这样的方言用词也沿用了约700年。

方言词的广泛使用,即使是徽州当地人有时也难以弄清某些地名的真实含义。清乾隆《歙县志》就曾这样感叹道:“邑灵山之水,曰大母堨、小母堨,殊不解其义。或曰‘母’当作‘亩’,近是。然《郡乘赋》注云:双桥郑处士绍甃石为堨,截水灌田。绍卒,妾金氏又捐己资买田入租,以备经久之计,乡人德而祀之,故名小母,盖谓妾为‘小母’也。然则‘大母’之名又谁指耶?大抵歙土音多承谬误,呼王为洋,呼潭为屯,可以类推矣。又何怪乎坤沙之为坑稍,尾滩之为米(引者按:此处应缺一“滩”字),而槐义之为排(按:此处应缺一字)耶?”⑤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士大夫甚至粗通文墨的人们看来,徽州的方言字似乎显得颇为土气,因此,地名方言字往往成为改易的对象。歙县的雅化地名中就将“呈竹培”(培亦作,是山坡之意)改作“呈川”,“鲍家那”改作“鲍川”。

在地名雅化的过程中,人们通常会充分利用方音的相近,将“鄙俗”的地名改用更为“文雅”的字眼。如“后村”改为“浩村”,“后山湾”改为“浩川”[2](P89),这就是因为方音“后”、“浩”相近。而“项山”改称“翰山”,“瓦村”改称“斡村”,也是类似的例子。

总的说来,传统时代的改名或雅化均有轨迹可寻,有的表面上看似乎并无什么关联,但实际上却有典故存在。如刘家坞改为“敬兴”,“本因居民姓刘取名刘家坞,后因唐敬宗为刘姓祖先雪冤,改用敬兴,意为因唐敬宗施恩而得中兴”。[2](P139)但解放后地名的改名最无章法,绝大部分是以意识形态为依据,缺乏地名的美感。

由地名志资料来看,用“川”字作为雅化的字词,在徽州是最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共有75例,约占雅化地名总数的三分之一弱),这主要是因为“川”的地理含义不仅适合多山地带的地貌特征,而且还与“川”字本身在中国文化中的意蕴有关。因为在汉语的字义中,“川”字有几种含义,大都具有吉祥的意蕴,并与文学、哲学上的某种意境相关联,故而成为人们喜欢选择的字眼。

具体说来,“川”亦作“川河”,是河流的意思。人们用“川逝”表示河水流逝,比喻时光的一去不返。看到“川”字,熟悉传统典籍的人便会想到《论语·子罕》篇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句;看到河水或汩汩流淌,或奔腾汹涌,就会想到“川流不息”、“百川归海”这样的成语,想到《礼记·中庸》中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联想到财富的流动、光阴之流逝以及层见叠出、盛行不衰的喻意。“川”的第二种含义是平川、原野。看到这个“川”字,熟谙古典文学的人脑海中就油然而现一些著名的诗句。唐代诗人崔颢的名篇《黄鹤楼》有:“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前蜀韦庄《山墅闲题》诗:“逦迤前冈压后冈,一川桑柘好残阳。”平川广野,总是与美丽、伤感的自然风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川”的第三种含义是道路,引申为旅途。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6:“莫道男儿心如铁,君不见,满川红叶,尽是离人眼中血。”显然,“川”与惆怅、离别的情绪亦密切相关。正是由于“川”字丰富的内涵,使之成为徽州地名雅化中最为常用的一个字。

而就地名雅化的过程而言,有些地名,特别是一些动物地名的演变,往往经历了不止一次的雅化过程,如大谷运乡的“南岳”,最早叫“猪栏凹”,其次雅化为“珠南凹”,最后才定名为“南岳”,经历了两次的雅化。竹铺乡的“珠川”,因村西小山呈猪形,故名“猪坡”,写成“珠墩”,雅名“珠川”。金竹头,产金竹,且粗大,可制斗,称“金竹斗”,村名因之,后改写成“金竹头”,又雅化为“金川”。石鸡坑先是变成“石积坑”,再雅化而为“善积坑”。栗树底,先是变成“连瑞里”,再雅化而为“连川”。寻狗岭先是变成“承舅岭”,继而雅化为“承旧岭”。项山,先是变成“翰山”(长翰山),又再雅化而为“虹山”。莳茗坑,因种茶而得名,后改用方言近音作“石米坑”,又改“米”为“美”,作“石美坑”。蛇坑先改成“霞坑”,后又雅化为“龙川”。洪鲸先是改成“洪琴”,后又雅化为“洪川”。黄尉改作“横蔚”,后又雅化而为“璜蔚”。有的地名尚未完全雅化到位(如石扶产、上阳产、阳产、百罗)。另外,姓氏地名的变化,则往往与住民的变迁有关。

1982年,歙县地名普查办公室在《歙县地名普查工作情况汇报》一文中,对歙县地名的命名特征作过概括,认为歙县地名的命名主要有几类。其中,以姓氏命名或以姓氏加地名命名的方式列在首位,在这种情况下,地名成了族姓的符号。的确,许多地名是因最初居民的姓氏而得名。如歙县高阳,据说该村许姓祖先于唐代从高阳郡迁来,取名高阳,以示郡望。当然,更为常见的是王村、许村之类的地名。随着村落主人的改变,名称就会有所改变。如大茂,歙县吴姓最早定居,后凌姓迁入,改大茂为大孟。临家坞,原以居民姓氏得名凌家坞,后李、冯等姓迁入,改用现名。芳家坞,方姓始居时名方家坞,别姓迁入后改名芳家坞。绍村,原名邵村,张姓迁入后改现名。森村,原由居民姓氏得名孙村,后改。呈田,最先居民程姓,故名程田,后别姓居民迁入,改为呈田。大呈,又名大程村,上呈,本名上程,可能也是因住民变迁而改变。同样,余岸变成渔岸,范村变成蕃村等,亦与此种因素有关。有的是随着别姓的加入而协商改名的,如万二,本是两家姓王的定居,称王二家,后姓汪的迁入,就变成万二。歙县篁村,王氏先居称王村,后蒋姓迁入改篁村。叶岔,原住民为叶姓居民,后居民易姓,遂改称烨岔。鲍村,因鲍氏始居而得名,后改名葆村。詹村因詹氏始居而得名,后改名占村。吴竹源因始居吴姓得名,后改梧竺源。金川始居金姓,后改京川。凌村最早因凌姓而得名,后改宁村。瑶村原作姚村,后改。项山原项姓居住,后改翰山。姚川因姚氏得名,后别姓迁入改称瑶川。凌家湾,仁姓迁入后,改名仁川。金村,古依姓氏名金村,后周姓迁入,改为荆村,后又改名金山。科村,原先柯姓居住,名柯村,别姓迁入后改为科村。姚姓始居称姚家坞,后别姓迁入改用尧家坞。这些,都是因村落住民变化而淡化姓氏冠名。

另一种是因村落住民变化,而强化了姓氏冠名。如溪塝头,后因居户周姓多,改名周邦头。

从上述各例可见,对于地名的改动,通常的原则除了谐音外,还有的是对姓氏的笔画或增或减,如“巴”改“芭”或“琶”,此属笔画的添加;“程”改“呈”,则为笔画的减少。还有的是对汉字细部的改变。如颖川,最早该地以汪姓居多,为纪念其故祖颖川侯而称颖川,后来别姓繁衍,遂改“颖”字为“颍”。因此,地名的变更,往往不是简单的改名,实际上有着居住者发生变化的背景。

二、从方志看历史时期地名的变迁

地名的雅化,可能伴随着地名的不断出现而发生。实际上,徽州地名的雅化由来已久。根据《安徽省歙县地名录》的记录,歙县西溪南一带有琶村、琶塘,原来均为巴氏所建或所修,后改为琶村、琶塘。现在岩寺火车站附近的芭蕉坦,[2](P63)原名巴家坦。上琶坑、中琶坑和下琶坑,原来都因巴姓始居而得名,后来由于别姓迁入,而改称为琶坑。因村庄有三,分别冠以上、中、下以资区别。⑥这些地名的改易和雅化,有的应当在宋代即已发生,因为南宋《淳熙新安志》中就已出现“琶村”这一地名。[3]

从“巴某”改作“琶某”,这种改名,可能与巴氏的迁徙及势力盛衰有关。关于巴氏,以元陈栎之旧本作为蓝本的《新安六县大族志全集》中仅有简单的记载。⑦而明嘉靖时人戴廷明、程尚宽等编撰的《新安名族志》则有详细的描述:巴氏源于四川,梁武帝末年,巴播从丹阳挈家避乱休宁二十四都,“至林川,辟草莱、构庐舍以居,子孙日蕃,遍满其地,卒葬晽田蜻蜓头。自公而下葬是都者二十世,各置守墓之人,迄今千余年,其子孙犹执仆妾礼,此又他族之所无也。今其土人凡祀祖必先设祭于中堂,祭原地主人巴公毕,方行祀祖之礼”。可见,在休宁二十四都,巴氏是极有势力的家族,也可能是最早的定居者。⑧到宋初,巴氏迁居郡城(也就是徽州府城,即今歙县县城)河西,“生五子,诸孙数十人,皆豪迈倜傥,为时闻人,婚嫁不苟,相尚以礼义,子孙世守其教,故徽人称郡城大家必曰‘东门许、河西巴’,盖不独以其世远而人众为然也”。元季迁渔梁坝下。[4](P429-430)明代以后,渔梁坝一支的巴氏因其与商业的关系,而为世人所知。河西与渔梁相近,明代有巴大本,“生财有道,富甲一乡”。当时,河西桥一带还有“巴铺”这样的地名。⑨

从巴氏的迁徙路线来看,该家族在歙西、休东有较为广泛的分布。宋初迁往河西,继而徙居渔梁,巴姓控制了水路要冲⑩,主要是向外发展。(11)

除了渔梁坝、河西一带之外,县东定潭乡的西坑坞一带,也有巴氏分布的痕迹。抄本《徽州府歙县山川毓秀五龙法载》一书中有:“西坞坑,其中有地出知府。西坑坞口定开府……盐商木客,巴坞上下扦,代代有魁元。”(12)不过,这一带的巴氏后来显然也呈衰落趋势,以致出现了“琶坑(上琶坑、中琶坑和下琶坑)”这样被改造了的地名。

与巴氏相关地名之改名及雅化,说明地名的雅化现象与人群势力盛衰密切相关,地名雅化出现的时间至少可以上溯到南宋时期。及至晚清民国,此类雅化现象仍不绝如缕(见表1)


上述的一些雅化地名,我们并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囿于史料,以下重点分析清代前期的情况。

清代民国时的徽州方志,均有都图村名的记载,从中,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地名变迁的轨迹。康熙志到乾隆志,都图的结构基本上没有变化,但各都图下隶属的村落稍有调整。就歙县徽商发展的阶段来看,清代前期是其鼎盛时期。康熙《徽州府志》记载:“徽之山大抵居十之五,民鲜田畴,以货殖为恒产,春月持余赀出贸十一之利,为一岁计,冬月怀归,有数岁一归者。上贾之所入,当上家之产;中贾之所入,当中家之产;小贾之所入,当下家之产。善识低昂,时取与,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5](P441)稍后的乾隆《歙县志》亦曰:“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九,虽滇、黔、闽、粤、秦、燕、晋、豫,贸迁无不至焉。淮、浙、楚、汉,又其迩焉者矣。故拥雄赀者高轩结驷,俨然缙绅;次亦沃土自豪,奔走才智,而遍植其所亲所厚;最次且操奇赢,权出纳,翼妻孥,而橐遗其子孙。”[6](P125)在移民外出和商业繁盛的背景下,大批资金被源源不断地输回到桑梓故里,促进了当地村落的发育。康熙年间,休宁著名学者赵吉士指出:“新安之民,皆聚族而处,其在邑者十之一,其在乡者十之九,里邻相接,闾闬相望,一村一落,林塘烟树,必擅山水之胜,檐牙瓦齿,鳞鳞翼翼,栉如也。”[7](P306)这一描述,可以说是徽州一府六县村落发展的生动写照。

由于徽商的前仆后继,歙县的生活水准水涨船高,人们对于物质享受精益求精。再加上一些手工制作还被那些巨商大贾作为土谊,或用以馈赠官僚文人,或用以两淮盐务中的“办公办贡”,进奉内廷,从而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的发达,形成了一些以手工为业的村落。如“黄氏之铁治”,“居然以业号其村者”。[8](P124)关于黄氏的铁治,乾隆时代歙县人吴梅颠所撰《徽城竹枝词》就写道:“村姓因唐黄最多,数村同姓恐教讹。本行提出为村姓,打猎做香与铸锅。”也就是说,黄姓的村落较多,人们唯恐发生混淆,所以将职业特征冠于姓名之前,出现了以打猎、做香和铸锅等为前缀的地名。此外,溪南的铸炉、螺蜔、岩镇的墨、上汪的爆竹、仇村的刻书、杲山的蜡烛等,也与黄村的做香等相提并论。其中的仇村亦作虬村,尤以刻书业著称于世。

手工业及服务业的繁盛,共同促进了清代前期的村落发展。这种发展,首先表现为村落数量有所增加,如十五都,乾隆志较康熙志多出20个村落;十八都,较康熙志多12个村落;二十二都,较康熙志多出12村落;二十三都,较康熙志多出19个村落。这几个都位于歙县西乡。而歙县其他各乡的情况也并不例外,以南乡九都为例,较康熙志多出11村落。这些,都与清代前期徽商的发展(尤其是两淮盐业的繁荣)密切相关。

清代前期村落的发展,还表现为各类地名的嬗变。民国时人许承尧曾说过:“邑诸山多以金名,金竹有二,其他瑞金、灵金、紫金、富金、贵金,取义皆不可知。”[9](P2777)对此,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曰:“诸山多把金为号,夜气何尝耀眼飞。”可见,将境内诸山冠以“金”字,至迟应始于乾隆年间。此一时期,正是徽商如日中天之际,“世人多金挥不足”(13),大批“金”字山名的出现,与扬州盐商臂缠金镯以炫耀财富的做法,可以比照而观。

四、余论

对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关注,是历史地理研究的核心问题。但人地关系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在强调空间意义上的地理要素的同时,亦不应忽视历史时期人的因素。对于徽州而言,宗族社会、文化程度、民间宗教等等,都对历史时期的地理景观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讲,历史社会地理的视角,以及几近无微不至的民间文献,或许可以为地名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雅化是地名变迁中的常见现象。在徽州地名的雅化中,出现了许多以诗文为依据的雅化地名,这与徽州社会的文化水准密切相关。与此同时,诚如许承尧所指出的那样:“敏政改‘黄墩’为‘篁墩’,乃其氏族思想之显著者,盖不欲他姓专此墩耳。吾徽村名颇多牵附,不可猝解,亦由后姓兴而耻袭前姓之旧,必取谐声字易之,其皆师敏政故智,而不自知其褊狭者矣。”[10](P859-860)这可以说是揭示了宗族社会背景下徽州地名变迁的一个基本特征。

注释:

①参见拙文:《历史社会地理刍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4期;《民间文献与历史地理研究》,《江汉论坛》2005年第1期。

②关于徽州地名研究方面的论文主要有方任飞《也谈“徽州”名称的由来》,《江淮论坛》1983年第5期,后收入氏著《留云文稿》,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312月版,第193-194页;何建木:《地名与徽州区域社会——以婺源县为例》,《中国方域》2004年第3期;江平:《婺源地名的文化意蕴》,《寻根》2005年第3期。

③内作《备用六言杂字》,竹坪峰方锡光记。

④光绪十六年(1890)腊月金鸡日方端洋抄,末曰:“莫谓杂字无益,不假百样语言。习学抄写透熟,可助农庄蒙童。”

⑤乾隆《歙县志》卷20《杂志下·拾遗》,第1814页。罗长铭《歙西音录》,米、尾、美同音(读作mi),《罗长铭集》,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90页。

⑥歙县还有巴坑、帮口(又名巴坑口)。见《安徽省歙县地名录》第30页。

⑦康熙六年(1667)致一堂藏版《新安六县大族志全集》下卷,该书题作“元大儒陈定宇先生真本,明尚书彭德庵先生参辑,大清后学程以通冠卿补较,婿姚田修德中、男田义子由仝订”,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出版《徽州名族志》,200312月版,第176页,“巴氏:休宁大族巴氏,歙县大族巴氏”。

⑧明天启年间编撰的《休宁名族志》列有五十三姓,其中未见巴氏,故其不属于该县的“故旧名族世家”。清嘉庆《休宁县志》卷20《休宁县氏族志》,巴氏在休宁有中街、望干、东林竹岭后和上颜溪等各支,“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62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5月版,第2145页。

⑨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6:“(万历四十二年四月)十四日,薄暮,抵徽州,住河西桥巴铺。”第383页。

⑩万历《歙志考》卷3《户赋议》,《渔梁一带河税议》:“本河不知何年为居民姚姓独据管业,……私裁河税,插亩册以为终占之地,致巴姓人等诘告,屡断含糊……”第48-下页。

(11)现今渔梁街77号,有乾隆时人巴慰祖之故居。根据清人李斗《扬州画舫录》卷2《草河录下》,记载,“巴慰祖字禹籍,徽州人,居扬州。工八分书,收藏金石最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5页。卷10《虹桥录上》,第250页载,其兄巴源绶,“长来扬州,以盐策起家”。源绶子树恒(字士能),“世其业,运盐场灶,多奇计”。除了扬州外,巴氏在仪征、汉口等埠均有活动。参见拙著:《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版。

(12)此书计46页半(有编号),原为堪舆妙手张宗道所述,由绍兴人王鹤云传来,徽州一个叫“蕴”的人抄录。

(13)袁枚:《随园诗话》卷1,参见《批本随园诗话》批话。关于这一点,详见拙文《明清扬州盐商社区文化及其影响》,《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原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 第58-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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