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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哲生:新文化的異域回響 ——胡適及其著作在日本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2102 更新时间:2016-3-22

作者简介:歐陽哲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原文出处:《中国文化》(京)2016年第秋期 第60-82页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以中國影響日本爲主。及至近代,甲午戰争改變了這一格局,二十世紀初大批中國青年學子走向東瀛,反過來向日本這位曾是自己的學生討教,中日文化交流遂出現“倒流”現象。中國不僅學習日本文化,而且通過日本這一渠道吸收西方文化,日本成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參照。在新文化運動中崛起的以胡適爲代表的留學歐美“海歸”,努力謀求在中國文化與歐美文化的新的結合的基礎上,創造一種新文化。胡適作爲新文化的典範性人物,以其在文學、哲學、史學多方面的創新成就,在中國知識界造成强烈的震撼性效應,同時也給日本學界以極大的衝刺。日本學人通過譯介胡適的作品,追踪胡適的學術動向,試圖掌握中國新文化的進程。有趣的是,由於胡適1925年開始進入禪宗史研究領域,自認爲據此强項的日本學人與之展開對話和論争,這不蒂是中日之間的一場“學戰”。胡適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這一特殊表現,給人“意外”之感,加上中、日學界對此均不見專文系統探討,更易讓人產生探究的衝動。①
一 胡適的訪日經歷
胡適并没有在日本留學或長期居留的經歷,但他過訪日本的頻次之多在同時代中國學人中實屬少見。1910年7月中旬胡適赴美留學時,第一次途經日本,9月25日他從綺色佳發出的《致胡紹庭、章希吕、胡暮僑、程士範》一信,道及所見日本之印象,顯見其對日之輕蔑:
過日本時如長崎、神户、横濱皆登岸一游。但規模之狭,地方之齷齪,乃至不如上海、天津遠甚。居民多赤身裸體如野蠻人,所居屬矮可打頂、廣僅容膝,無幾無榻,作書寫字,即伏地爲之,此種島夷,居然能骎骎稱雄世界,此豈(非)吾人之大耻哉!今日韓已合并矣。韓之不祀,伊誰之咎!吾國人猶熟視若無睹然,獨不念我之將爲韓續耶!②同行的趙元任留有此行的日記,可資參考,惜未公布。③
胡適留美歸國時,船經日本,時間是1917年7月5日至8日。所經情形在《胡適留學日記》中有詳細記載:
7月5日,“下午四時船進横濱港,始知張勛擁宣統復闢之消息”。下船後,乘電車去東京,“與郭(虞裳)、俞(頌華)兩君相見甚歡。兩君皆澄衷同學也”。“諸君邀至一中國飯館晚餐”。“是夜九時,與諸君别,回横濱。半夜船行”。④在東京時,購《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上有桑原隲蔵博士《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一文,甚得胡適欣賞。“其大旨以爲治中國學宜用科學的方法,其言極是”。⑤7月7日,“晨到神户,與(張)慰慈上岸一游”。⑥7月8日,“自神户到長崎,舟行内海中,兩旁皆小島嶼,風景極佳”。胡適稱沿途所見爲“亞洲之‘千島’耳”。到長崎未上岸。⑦7月10日,船到上海。這次途經日本,加上與同船日人永屋龍雄、朝河貫一的交流,提醒胡適對日本學術界的注意。
1927年4月胡適從美國回國途經日本,在日停留23天(4月24日-5月16日),這是他第三次過訪日本,也是他歷次訪日時間最長的一次。此次訪日先“在東京住了兩個禮拜”,⑧後赴其它地區旅行。胡適訪問日本的情形雖未見存日記,但從他後來的一些片斷文字可窺見大概:
我記得1927年4月24日我的船到横濱,就接到[丁]在君由船公司轉交的信,信中大意講,國内黨争正烈,我的脾氣不好,最好暫時留在日本,多做點研究日本國情的工作。他説:他自己近來很研究日本問題,深切的感覺中國存亡安危的關鍵在日本。他勸我千萬不可放過這個可以多多觀察日本的機會。我很贊成在君的意見。但我不通日本話,在日本只能住很貴的旅館。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游歷了箱根、京都、柰良、大阪,很感覺費用太大,難以久居,所以五月中旬我就從神户回國了。⑨訪日期間,恰逢國共分裂,胡適閲讀報刊,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
利用這次訪日機會,胡適會見了一些日本佛學界人士,這與當時他對禪學研究的興趣有關。“路過東京,見著高楠順次郎先生、常盤大定先生、矢吹慶輝先生,始知矢吹慶輝先生從倫敦影得敦煌本《壇經》,這也是禪宗史最重要的材料。高楠、常盤、矢吹諸博士都勸我早日把神會的遺著整理出來”。⑩這是胡適第一次與日本佛學界的直接接觸。在奈良,胡適會見了香港大學創始人愛里鹗(Sir Charles Eliot)爵士,此君“精通梵文和巴利文,著有《印度教與佛教》三巨册;晚年曾任駐日大使,退休後即寄居奈良,專研究日本的佛教”。當天的會晤稱得上是國際佛學界的一次高端聚會。“那一天同餐的,有法國的勒衛先生(Sylvan Levi),瑞士(現改法國籍)戴密微先生(Demieville),日本的高楠順次郎先生和法隆寺的佐伯方丈,五國的研究佛教的學人聚在一堂,可稱盛會”。(11)
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在他們的回憶文字中,都提到胡適此行曾到京都大學作過一次演講,狩野直喜、鈴木虎雄在場,倉石武四郎致閉會詞,因此與胡適“初次結識”。(12)
胡適就當前形勢與日本各界人士交换意見。他會見了日本著名經濟學家福田德三博士,福田與胡適早於1922年在北京即已結識。在《漫游的感想》一文中,胡適特别提及他們之間就歐美的社會政策的一場對話。(13)他參觀了《朝日新聞》社舉辦的“新聞事業展覽會”,這次參觀活動令胡適深感不安:
有一天,外務省的岩村成允先生陪我去看東京《朝日新聞》的新屋,樓上有一層正開着一個“新聞事業展覽會”,岩村先生帶我去看一間特別展覽。我進去一看,只見墙上挂滿了無數薄紙條子,像是日本電報紙,足足有兩三千條。岩村先生對我説:“這是三月廿四南京事件那一天一晚東京《朝日新聞》一家接到的緊急電報。那天南京日本領事館被攻擊了,日本人也有被傷的,據説還有國旗被侮辱的事。那一天一晚,日本各報紙發了無數的號外。人心的憤激,先生請看這些電報就可想而知。但幣原外相始終主持不用武力。駐下關的英美炮艦都開炮了,日本炮艦始終没有開炮。”我那時看了那一間小房子墙上密密層層的電報紙,我第一次感覺到日本的霸權的威嚴,因爲我明白日本那時有可以干涉中國革命的霸力而不肯濫用,可以説是無害的霸權了!但後來的形勢發生了變化,胡適的看法當然也隨之改變。“兩、三年後,日本的軍人終於不滿於那無害的霸權,就衝决了一切國際的約束,濫用暴力,造成滿洲事變。從此以後,帶甲的拳頭越顯露,日本的國際地位就越低落了”。(14)
1933年6月21日至23日胡適赴美途經日本作短暫停留。據其日記所載:6月19日凌晨乘船離滬。6月20日“得大阪《每日新聞》澤村幸夫一電,約明日在神户相見。我怕他要我發表談話,寫一文爲准備”。(15)6月21日,“船到神户,得Japan Chronicle編輯人Mr.A.Morgan Young的信,説他要邀我去游覽山景”。胡適接受了邀請。但因細雨不能游山,只好到他們的報館和寓所小坐。日人澤村君邀請胡適到大阪午餐,高橋君要胡適去東京講演,胡適均婉辭。(16)6月22日,“船未進横濱,即有Japan Advertiser訪員坐汽船來訪問,我給了他前晚的談話稿一份。Uramatsu與Takagi同來接我,横濱館文訪員也來船上。與高木、浦松二君坐汽車到東京。六年前的荒凉景象,今日都换了新式市街建築,都可令人驚嘆。到東京帝國旅館,會見‘太平洋問題調查會’的會員”,“加同來的二人,凡二十一人,這樣人數少,我可以不演説了”。這次談話,從六點多鐘到十一點始散,持續五個小時,可見討論之熱烈。會畢,浦松與高木到胡適房中小談。這次會談内容,胡適日記記録甚詳。6月23,高木與浦松送胡適回横濱上船。(17)
1933年10月胡適訪美歸國時,途經日本,(18)惜未存日記,故所經情形不得其詳。在《〈壇經〉考之二——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一文中,胡適透露:“去年10月我過日本横濱,會見鈴木大拙先生,他説及日本有新發現的北宋本《六祖壇經》。後來我回到北平,不久就收到鈴木先生寄贈的京都堀川興聖寺藏的《六祖壇經》的影印本一部。此本爲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1933)安宅彌田所印行,共印二百五十部,附有鈴木大拙先生的《解説》一小册。”(19)可知此次胡適在日本横濱,曾會見了日本佛學界同行鈴木大拙。
1936年7月16、17日胡適赴美途經日本,這是他第六次過訪日本。據其日記所載:
7月16日 早上六點半船到神户,到八點半才進口,總領事江華本來招待;神户(兵庫縣廳)警視廳外事課亞細亞系通鴻山俊雄也奉内務省電令來招待。
八點二十五分到横濱;八點五十分到東京。日本支會來迎者:那須、商柳、牛場友彦(Ushi ba)、浦松及其夫人、松本重治夫人。
許隽人大使與孫伯醇、蕭叔宣夫婦來迎。室伏高信也在站迎我。
大使館□□警備,説是專爲我警備的!他們説,此夜的警備比許大使到的一天還嚴重!(20)胡適出入都有便衣武裝警察保衛,顯示出日本方面對他的來訪高度重視。
7月17日 北大學生郎依山來。伯醇與芃生來吃早飯。室伏來長談。松方來。岩村成允來。楊鴻烈夫婦來。
牛場來。今年日本支會内部大變化,舊日之新人物如高木、横田、松方、浦松、松本,皆不在會,亦不被派出席。牛場爲Oxford留學生,人最開明,説話亦開誠,我甚高興。他是此間支會秘書。
松方説,此次會中出席代表中唯上田(Uyeda)一人是自由主義者,能自守其説,餘人皆不高明。
室伏説他將有新著《南進論》,是要改變北進路綫而取南進路綫、將爲“日本一大轉變之書!”此君的見解殊令人笑不得,哭不得。他要一班知識者來與我談,其中有早稻田的杉森,亦是不高明之“學者”。(21)下午五點半到大使館辭行,坐汽車到横濱。近八點上船,大使來送行,十點開船,結束短暫的訪日。值得一提的是,室伏高信與胡適會見後,7月23日在東京《讀賣新聞》發表《胡適再見記》一文,從這篇文章可以看出當時日方對胡適態度冷漠的一面。(22)
1936年11月初胡適從舊金山啓程回國,12月1日回到上海。此次横渡太平洋,中間是否在日本作短暫停留,未見胡適提及。按照通常的航行路綫,應經過日本横濱等處。
1946年胡適從美國回國時途經日本。據其日記,7月2日,“Captain説,今天早晨,可望見日本,天氣清朗時可見富士。船客都早起來了,只看見幾個小島。”(23)7月3日,胡適翻檢自己1936年7月16日寫作的《望富士山》小詩,讀了一遍,感“其悲哀之音更明顯”。改本如下:
霧鬢雲裙絕代姿,也能妖艷也雄奇,忽然全被雲遮了,待到雲開是幾時?待到雲開是幾時?(24)這可能是胡適所撰詩歌中,唯一一首與日本題材有關的詩歌。
1949年4月9日胡適赴美途中,在東京作短暫停留,當日船到横濱。胡適自述:“本不准備登岸,寫信托趙曾钰君帶去東京,向吴文藻、謝冰心、吴半農諸友告罪。不意半農在碼頭去接趙君,堅邀我去玩了半天。見着文藻、冰心及半農夫人,下午見着王信忠,大談。到代表團訪商啓予將軍(震),不遇,留一片。”(25)第二天,胡適乘船開往檀香山。
1952年11月18日胡適從美國乘機前往臺北時,在東京轉機作短暫停留。從此,胡適不再乘船途經日本,而是乘坐飛機。胡適日記寫道:當日“下午到東京,飛機晚了兩點鐘。董大使顯光與朋友多人來接。大使爲我請了許多日本客人與美國客人。有野村、那須浩、鹽谷温諸人。半夜後離開東京”。(26)
1953年1月17日至22日胡適從臺北飛往美國,中經東京作爲期五天的訪問。胡適日記對此次訪日行程記載甚詳:1月17日,“晚上到東京。董顯光大使來接。接的朋友很多,有張伯謹公使等。”(27)1月18日,“與張伯謹、王信忠去走書店,僅走了‘湯島聖堂’(孔廟)的一處,買了一些書。”“晚上大使爲我約了一大桌客,有日本人。其中有最高法院田中耕太郎、前田、松方、鹽谷温諸人。”(28)原定20日返美,旋因董顯光挽留,展期兩天。(29)1月19日,“與王信忠走書店,僅到山本一家,買了一些書。下午,東方文化學會等三十團體歡迎的茶會。前田主席,倉石説話,我也説了半點鐘的話,松方翻譯。”(30)1月20日,“上午,見客。中午,到鄉間赴馬延喜先生的午餐。席上有大陸問題研究所所長土居明夫談話很有見解。他這研究所裏很有許多舊軍人,多係對中俄問题有研究的。……下午,去看國會圖書館(National Diet Library),館長金森先生(Tokujiro Kanamori)帶我去參觀,館中有五十萬册書。又去看東洋文庫,即是以Morrison's Library爲基礎,建立起來的東亞書庫。没有受損失。又去玉川,看静嘉堂文庫,即是以陸心源的‘皕宋樓’藏書作基礎,建立起來的中國珍本書的書庫。也没有受損失。館長諸橋轍次,已老了,雙目近於失明,還殷勤招待。晚上,赴改造社晚餐談話,社長名Hara,發問者爲上原博士。談的是世界文化問題。”(31)1月21日,“上午,與董大使去拜客,拜了副首相緒方竹虎外相岡崎勝男中午,在NHK廣播。題爲“Our Common Enemy”,爲時十五分鐘,昨夜費了我四點鐘寫成。中央社李嘉先生約我午飯,吃日本的‘鋤燒’,很好。下午,參觀東京大學,見校長□□□先生。看了他們的圖書館。大學没有損失。校長説,學校南邊的一條街,街以南被轟炸了,而街以北的學校毫無損壞。……到文學部,見部長辻□□先生,倉石武次郎、駒井和愛,長井真琴。吃了茶才告辭。晚上,外相岡崎勝男家宴,有女客。日本女權最近頗發達。外相夫人此次爲其夫競選甚努力。見着舊友谷正之。”(32)1月22日,“上午,見客。中午,董大使約了一些新聞記者午餐。”晚上,“上飛機,十點半起飛,有董大使夫婦及友人多人來送別。”(33)此次訪日時間雖短,但行程甚滿,接觸面廣,是一次比較正式的訪問。
1954年2月中旬胡適從美國紐約飛往臺北時,在東京轉機作短暫停留,(34)但因日記空缺,胡適在東京的行程不詳。
1954年4月5日至7日胡適從臺北返回美國時,途經東京停留2日。臺北的《中央日報》報道了他在東京的行程:4月6日夜,胡適在東京出席臺灣“駐日大使”董顯光舉行的宴會,席間向日本文化界及報界發表演説。(35)4月7日,崔萬秋陪同胡適到山本書店,購書《清代學人書札詩箋十二册》。胡適在《跋〈清代學人書札詩箋〉十二册》中對此事略有交代:“去年1月我在山本敬太郎的書店裏看見這十二册,曾抄出鮑廷博信裏代賣戴震自刻的《水經注》的一段。今年4月7日,崔萬秋先生陪我重到山本書店,買得這些很可愛又很可珍貴的名人手迹。”(36)離前兩小時,胡適在一群華僑領袖及使館官員的聚會上發表演説。(37)下午6時半,胡適乘美國泛美航空公司(PAA)赴美。
1958年4月6日至4月8日胡適從美國飛往臺北,中經東京停留二天,惜未見存胡適日記。據臺灣“中央社”報道,4月6日早晨,胡適乘機抵達東京。4月7日,臺灣“駐日大使”沈覲鼎設宴款待。(38)4月8日下午兩點五十分,乘美國西北航空公司航班從東京飛抵臺北。
1958年6月16日至18日胡適從臺北飛赴美國,先在冲繩停留半小時,然後途經東京停留一夜,這三天的胡適日記未存。據臺灣“中央社”報道,6月17日下午到達東京。晚間,應邀參加臺灣“駐日大使”沈覲鼎舉行的宴會。(39)
1958年11月3日至4日胡適從美國舊金山飛赴臺北,途經東京停留一晚。據臺灣“中央社”報道,11月3日胡適飛抵東京,晚上應邀出席臺灣“駐日大使”沈覲鼎的非正式晚宴,在座的有林語堂夫婦。同日向“中央社”記者發表談話。(40)
1959年7月3日胡適從臺北飛往美國夏威夷時,途經東京停留一晚。7月4日,胡適在東京有答復記者司馬桑敦的談話。(41)
1959年10月13日胡適從美國舊金山飛赴臺北,途經東京時停留二小時。(42)
1960年7月9日胡適從臺北飛往美國西雅圖,途經東京换機,與昨天先到東京的代表會合。(43)
1960年10月19日至22日胡適從美國西雅圖返回臺北,途經東京停留四天,這是胡適第十九次訪日。此行胡適存有日記可查:
10月19日
11:50飛到Tokyo。張伯謹、王信忠、毛子水三兄,在Haneda Airport接我。
到Marunouchiホテル,住801號,與三友同飯。
下午,與毛子水談。
七點,在大使館與張厲生大使、伯謹、毛子水同飯。飯時,伯謹叫通了雪屏的電話,我在電話上小談。
10月20日
信忠兄來,同子水去逛湯島聖堂内書籍文物流通處,我買了14910+3360=18270的書。
爲“中國菜”題字。平松小姐編“中國菜”,并做中飯請我們。
午飯後,信忠約我去看戲,是一種Vaudeville show。出來後在Imperial Hotel Phoenix Room吃咖啡。
晚上,得伯謹電話,知道飛機已改(訂)好了。
信忠邀我們在束京大飯店吃中國飯。
10月21日
8:30馬廷禧先生來,他精神很好。
10:30崔萬秋先生來,同去走書店。(山本書店)買了10320的書。萬秋邀去大黑吃鰻魚。領我們去游“新居御苑”。
5:00馬太大來吃茶。
6:30張伯謹兄飯(蘭苑大飯店。主人王景仁,本姓隋,山東黄縣人),我們喝了不少酒。(44)據胡頌平回憶,19日,胡適“到了東京,因長途飛行,感到疲勞,要休息幾天”。“是日下午,毛子水飛往東京,他將臺灣因雷震案發生後的種種實際情形,報告給先生知道”。(45)10月22日下午9點55分,胡適從東京飛抵臺北松山機場。這是胡適最後一次出國之行。(46)
回顧胡適的訪日經歷,明顯具有三個特點:第一、他都是在赴美途中或回國途中經過日本時順訪日本,并非專程訪日。第二、他訪日的地點主要是在東京。其它去過的城市還有横濱、京都、神户等處。第三、他訪日時交往的對象與他本人的身份有關,主要是與知識界、學術界、新聞界打交道,其中不乏日本學界精英或高層人士。胡適的“日本經驗”從時間長度上説雖不能與那些曾有留日經歷的學者或“日本通”,如周氏兄弟、郭沫若相比,但他與日本交往的時間長達半個多世紀,其跨度之長、次數之頻,可以説給他觀察日本提供了較多的機會。吉川幸次郎曾在《胡適——“其時其人”補遣》(《胡適——“折り折りの人”補遺》)一文中如是表達他對胡適的看法:“世人對氏毁譽過半,毁之者連文學革命提倡者的功績,都想一筆抹殺,我認爲不妥。氏之後,如氏之對日本人的業績,有如此敏感的中國學者,恐不多見了。”(47)在日本學人眼中,胡適是頗爲了解日本的中國學者。(48)
二 胡適與日本人士的交往
論及胡適與日本人士的交往,日本學者河田悌一《胡適與日本學人》一文(載《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第13號,1992年3月)曾有涉及。從胡適這方面的材料來看,他與日本人士的交往主要有三種形式:會晤、通信和贈書。從他本人日記、書信往來和收藏書籍,我們大致可獲取相關綫索。
會晤 胡適本人的日記對他與日本人士會見的情形均有紀録。我們據其日記可得大致情形。
1916年3月19日胡適在《澤田吾一來談》的札記中寫道:
今晨忽聞叩門聲,納之,乃一日人,自言名澤田吾一,乃東京商業學校教員在此治化學。其人蒼老似五十許人。手持一紙,上書白香山詩:“老來尤委命,安處即爲鄉”二句來問余“安處”之安係主觀的安,還是客觀的安。不願紐約俗塵中尚有如此雅人也。
澤田君言,余治哲學,過日本時當訪其友狩野亨吉博士。博士嘗爲京都大學文學院長。其人乃“真哲學家”,藏漢藉尤富,今以病居東京。君又言治日文之難,如主詞之後應用“ハ”或“ガ”,此兩字非十年之功辨不清也。隔了一周,胡適回訪了澤田吾一。兩人相“談甚歡”,胡適贈舊詩《秋柳》,澤田吾一以日本彦語作答:“雪壓不斷楊柳條”。(49)這可能是胡適與日人來往的第一個回合。
1917年6月9日,胡適踏上歸國的旅程。途中17日“换車得頭等車”,“車上遇日人朝河貫一先生,在耶爾大學教授日本文物制度者”。(50)6月21日,從加拿大文苦瓦(Vancouver)乘“日本皇后”號,“同艙者五人:貴池許傳音、北京鄭乃文、日本永屋龍雄,及慰慈與吾也”。(51)6月27日,“與朝河貫一先生談”。(52)這次航行,胡適獲得了與日人進一步接觸的機會。
五四時期,胡適聲名鵲起,譽滿天下,慕名來訪的日人隨之而來。高瀨武次郎在爲井出季和太所譯《胡適の支那哲學論》一書作序時稱:“井出君曰:‘胡氏名聲顯赫,近時我邦出游支那之人,多去拜訪胡氏,聽其新説,均引以爲榮。’”(53)證之於胡適日記:1919年12月21日,預算“10、11點《大正日日新聞》鈴木來會”。(54)1920年3月4日,“12點訪小野”。(55)9月7日,預算“晚上8點賀川豐彦來談”。“此人在貧民窟住十年,是一個實行家。他是基督徒。他雖信社會主義,但不信階級戰争説。曾有《主觀的經濟學》之作。我們談得很暢快。”(56)1921年5月24日,“夜有日本人清水安三邀我與一涵到大陸飯店吃飯,説可遇見日本社會主義者大庭景秋(Oba)。我們到時,始知請的客甚多,除大庭外,有國際通信社的古野伊之助,《朝日新聞》之大西齋,《讀賣新聞》之井上一葉,日本財團同人會理事山内嘉,日本觀光局之佐藤泛愛,《新支那》之藤原鐮兄……等。中國人有陳惺農、彭國湖、杜國庠三人。席上略有演説。散後,我聽説日本報紙上早已大登此會,稱爲中日大會!日本真可厭,這一席的談話又不知被這班新聞家拿去搓揉成什麼樣子!”(57)清水安三是一個基督教徒,此人與胡適長久保持聯系,顯然這是他借請吃飯設局,爲日本新聞界做宣傳工作,胡適自然對此不滿。1922年3月4日,“上午十時,日本使館頭等參贊伊藤述史來談。”(58)9月29日,“日本學者福田德三來訪,他是新人會的領袖人材之一,與吉野作造齊名。我請他到大學講演,他答應了。”(59)10月6日中午,“在東興樓請福田博士吃飯。席後他説了兩點:(1)他看中國的前途没有危險;雖然遲緩,實在不妨事。資本主義的文化是快過去的了;世界的新文化,——非資本主義的新文化,——須靠俄國、德國、中國三做主體。(2)他自己曾受過洗禮,但他是反對基督教的人;不是反對原來的信仰,是反對‘制度化’的基督教。”(60)從胡適會見的對象看,多爲日本的基督教徒、學者,其中福田德三較有思想深度。
1921年3月日本著名小説家芥川龍之介被大阪每日新聞社以海外觀察員的身份派往中國訪問,在中國多地旅行達三個多月。來京期間,與胡適至少會晤過兩次。6月24日,胡適“便道到扶桑館訪日本小説家芥川龍之介”,恰巧他出門,未遇。(61)不過,第二天芥川龍之介即回訪。胡適日記寫道:“今天上午,芥川龍之介先生來談。他自言今年三十一歲,爲日本今日最少的文人之一。他的相貌頗似中國人,今天穿着中國衣服,更像中國人了。這個人似没有日本的壞習氣,談吐(用英文)也很有理解。”(62)初次會面,芥川龍之介給胡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6月27日,胡適與芥川龍之介就中日文學問題做過一次深入的交談:“八時,到扶桑館,芥川先生請我吃飯。同坐的有惺農和三四個日本新聞界中人,這是我第一次用日本式吃日本飯,做了那些脱鞋盤膝席地而坐的儀式,倒也别致。”芥川對中國舊戲改革發表了意見,并用口語譯胡適的詩。(63)芥川氏本人非常喜愛北京濃郁的古都風情,自感用文字難以形容北京無限的魅力,故其有關在京旅行的游記没有寫完,與胡適的會見紀绿付諸閼如,(64)他的過早逝世給人們留下了無盡的遺憾。他的好友中野江漢撰寫的《北京繁昌記》,全面記述了北京的風土人情、城市景觀,多少彌補了這一缺憾。(65)
1922年5月,胡適在自己家裏會見了鶴見祐輔,兩人就中國家庭制度、儒教問題進行過討論。鶴見祐輔曾留學美國,是自由主義者、著名的評論家和政治活動家,以宣傳歐美文化著稱,魯迅後來曾譯介他的作品《思想•山水•人物》。在會談中,胡適提出兩個重要的論斷:“儒教在中國已死。”“中國的家族制度已經在崩塌。”這次會見給鶴見祐輔以極大的刺激,他自感“今日之吾輩痛感腹中無物,實應羞愧自省”。(66)
同年9月20日,北京大學邀請日本早稻田大學俄國文學教授片上伸先生講演,題爲“北歐文學的原理”,周作人現場翻譯,胡適代蔡元培主持。片上伸似有與胡適倡導的易卜生主義唱和之意,“他用易卜生代表斯堪狄那維亞,用托爾斯泰代表俄國,指出他們都趨向極端绝對的理想,不喜調和,爲北歐文學的特色,此意亦有理”。(67)
胡適與日本史學界同行學者的交流,着實對他影響不小。大約1920年9、10月到1921年春以前,胡適與諸橋轍次有過一次會見,雙方就經學、中國哲學史等問題進行了筆談。(68)日本學者小柳司氣太的來訪,更是給胡適帶來新的信息。1921年10月5日,胡適日記載:“日本人小柳司氣太送我兩本《東洋學報》(十一,1-2),中有飯島志夫一篇長文,論‘支那上代文化上之希臘影響,與儒教經典之完成’。此君從歷史上考見《左傳》爲劉歆之僞作,甚有研究之價值。”(69)1922年2月12日,胡適再次會晤了小柳司氣太,小柳氏帶來日本著名史學家羽田亨,這次會晤令胡適感受深刻:“日本學者小柳司氣太邀我吃飯。席上見京都大學教授羽田亨(Haneda)先生。此君爲東洋史專家,通數國語言文字,曾著有《西夏紀年考》等書。他新從歐洲回來,携有敦煌石室文稿影本四千餘卷,將次第印行之。此極好事,我們都應該感謝。”(70)羽田亨先後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京都帝國大學,師從白鳥庫吉、内藤湖南,兼得東京、京都兩大學派之長,是日本最具實力的新一代學者,他所擅長的敦煌學、西域學和元蒙史,恰是當時中國學者之弱項。2月26日,胡適“在東華飯店爲小柳司氣太餞行”。(71)顯然,這是雙方都頗感滿意的一次交流。8月26日,胡適與日本學者今關壽麿會談,這次也促發了他許多感想:“日本學者今關壽麿來談。他送我一部自作的宋元明清《儒學年表》,我們談甚久。他説,二十年前,日本人受崔述的影響最大;近十年來,受汪中的影響最大:崔述的影響是以經治史。其實日本人史學上的大進步大部分都是西洋學術的影響,他未免過推汪中了。他又説:崔述過信‘經’。此言甚是。”“今關説,日本史學與《本草》兩項成績最大。”胡適感慨:“中國今日無一史家。”“日本史學的成績最佳。從前中國學生到日本去拿文憑,將來定有中國學生到日本去求學問。”(72)胡適與今關壽麿會晤所得感觸,很快正式形諸文字,他在1923年發表的《科學的古史家崔述》引言中寫道:“崔述的學説,在日本史學界頓發生了不小的影響。近來日本的史學早巳超過崔述以經證史的方法,而進入完全科學的時代了。然而中國的史學家,似乎還很少賞識崔述的史學方法的。”(73)在《〈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胡適更是强調國學研究要打破孤立的狀態:“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塗的時期。我們此時應該虚心采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没有條理系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就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鑒的鏡子。”(74)這些話語微妙地折射出日本學者的成就對胡適刺激之深。實際上,這樣的情形不獨胡適有之,陳垣、陳寅恪當時亦曾發表過類似的言論。
1930年代中日關係緊張,出入胡適家中的日人并未因此减少,胡適與日人之間的互動因局勢的惡化反而更爲頻繁,雙方談得最多的自然是中日關係這個主題。從胡適的日記可見雙方對立的立場,如:1931年7月15日日記:“晚上日本人笠井重治(I.Kasai)邀吃飯,有市長周大文等,笠井有演説,還要我們答辭。這是日本人最不通人情世故之處。”(75)1933年5月28日日記:“今早有日本憲兵軍曹竹下勝二,帶通譯馬上清次郎來訪本月二十日刺傷日本兵之趙敬時之事。他們説,他的日記上有‘四月十五日到米糧四號訪問胡適之先生,當承相見,所談約分下列各點……’的話,所以他們來問我,我毫不記得有此人過訪。他們走後,我檢查來客名片,果有此片。”(76)1933年6月18日日記:“約了S.Matsumoto(松本)君來吃早飯。談中日問題。此君是太平洋學會之少年分子,思想稍明白,故我願意與他談。”(77)1936年1月3日日記:“日本人清水安三夫婦同寺田喜治郎(沈陽中學校長)來談,我很不客氣的同他們談中日問題的各方面。他們都勸我到日本去看一些時。”(78)1937年1月2日日記:“日本人清水安三的夫人帶了六個日本人來訪,談了兩個鐘頭。我很懇切的同他們談,有幾個人似很受感動。我談話時用鉛筆在一個名片的背面寫了‘尊王攘夷’四字,他們臨走時,有一個人向我討此片帶回去做個紀念。”“去年此日,清水夫婦也帶了客來,其中有一段話是我希望日本對於中國學生的工課要采取嚴格主義。今天她説,她已將此意傳達許多教育家。現在真實行了。”(79)有關胡適與清水安三的會見及談話內容,清水安三本人亦有回憶,從他的回憶中也可看出胡適當時對日所持的堅定立場,在清水安三看來,“盧溝橋事變後,中日時局的發展跟胡適博士有很大的關係”。“在做出與日本是‘戰’還是‘和’這一决策之前,蔣介石廣泛徵求了學者和教育家的意見,蔣介石咨詢最多的人就是胡適”。(80)
與此同時,胡適與日本學人保持交往。1930年6月14日,胡適從北京南下時,曾與倉石武四郎“同車而不同級”。6月27日,倉石武四郎“訪胡適之,見惠蘇輿《春秋繁露義證》、《中國公學季刊二十八種病》,并伊所編《哲學史》油印本。底掌放談,漸忘病之在身。”(81)胡適還過問了倉石武四郎學習漢語的情况。(82)1933年3月21日,日本中央大學教授、法學博士瀧川政次郎與早稻田講師福井康順到胡適家中會談。瀧川專治平安時代法律,兼治中國法律;福井治中國思想史,三人專“談《牟子理惑論》”。(83)1934年6月9日,鈴木大拙(貞太郎)來訪,贈給胡適敦煌本《神會語録》、敦煌本《壇經》、興聖寺《壇經》、佛光國師年表塔銘各三部,(84)開始了兩人長期的交往。6月13日,橋川時雄宴請鈴木大拙,約請錢稻孫、湯錫予、徐森玉與胡適作陪。橋川贈送胡適一部常盤大定的《寶林傳之研究》,附有日本發現的《寶林傳》第六卷影本。胡適“携歸讀之”。(85)10月14日,日本學者小川、山室、目加三人來談。(86)1935年7月17日,日本著名作家室伏高信來談,室伏高信曾在1927年胡適訪日時,贈送胡適《光從東來》一書。他自謂反對軍部,但在胡適看來,“實則此種學者正是軍人的喇叭,不能作獨立的思想也。今天他説,民生主義乃是買賣人的思想。這是拾尼采的唾餘。買賣人的思想也許比封建軍人的思想還高明一點吧”。(87)12月31日午後一時,日本記者大西齋尾崎等因神田正雄在北平,邀請胡適與湯爾和、陳博生吃飯談話。(88)1936年1月7日,“早稻田教授杉森孝次郎來談。他曾留學英國,能説英文,但思想不甚高明”。(89)1937年4月7日,“日本東帝大與京都大谷大學生二十五人來訪,談了兩點多鐘”。(90)顯然,日本學界懾於胡適在中國知識界的地位,對他頗盡拉攏、親和之力。
1950年代胡適流寓美國,日本學人仍常往胡寓切磋學術。據胡適日記載:1950年11月17日發生了一件趣事,“在Gest Library時,忽然學校派人帶了一位日本學者泉井久之助來參觀。他是Professor of Kyoto Univ.& Director of京都大學圖書館。我陪他約略看看藏書,後來才對他説我認識京都大學的一些人,他問我的名字,大驚訝,説,他少年時代就聽説我的姓名了,不意在此相會。他説起他是吉川幸次郎的朋友,曾讀吉川譯我的著作兩種(其一爲《四十自述》,其一爲選録)。學校的人來催他走,他不肯走,一定要和我長談。我把住址給他,請他到紐約看我,他才走了。”(91)11月19日,“日本學者井久之助(H.Izui)來長談,他很高興。”(92)1952年10月16日,“日本人水野雪子(Mrs Mizuno)邀我到千島(Chidori)店吃日本飯,介紹我和前年得物理學‘諾貝爾獎金’的湯川(Yukawa)秀樹先生相見。”“他有弟兄兩人都是‘支那學者’。小川環樹(Ogawa),京都大學文學部教授。貝塚茂樹(Kaizuka),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所長。湯川説,他少年時即知道我的姓名,讀我的書,尤愛讀我作長序的新式標點的中國古小説。”“水野雪子家住千葉縣市川市新田231浮 (Ukiya)和榮方。他要我過日本時通知他(我不知道這位女人是做什麼‘任務’的)。”(93)又與京都大學有瓜葛,聯系胡適與京都學派的關係,這似乎是一種有意的安排,從最後一語看,胡適對此還是心存警覺。
這時期,胡適的研究興趣是在禪宗史,日本同行鈴木大拙剛好也在美國各大學講授禪與華嚴(1950年2月-1958年11月),常與胡適往來。胡適日記載:1951年1月25日,“鈴木大拙先生與Mr.Demartino(616W.1165t.)同約我去吃日本飯,吃的是‘鋤燒’。鈴木送我一部他印的敦煌《壇經》與北宋本《壇經》與敦煌《神會語録》合編。我送他《胡適論學近著》一部。”(94)1952年5月22日,“與鈴木大拙先生,Mr.Demartino,同吃午飯。鈴木贈我日本公田連太郎藏的敦煌本《神會語録》的microfilm。”(95)1953年5月30日,“Mr.Demartino邀鈴木大拙先生與我同午飯。鈴木先生自碾緑茶,煮了請我喝。這是中國喝茶古法。秦少游詩:‘月團新碾瀹花瓷,飲罷呼兒課《楚辭》。’即是一例。Mr.Demartino新得今關天彭譯我的《支那禪學之變遷》,其中收我的《禪學史綱領》、《禪學古史考》、《從譯本裏研究佛教的禪法》、《菩提達摩考》、《楞伽宗考》、《神會和尚傳》諸篇。昭和十一年九月一日發行。末頁有我給今關的一封信,許他翻譯。”(96)不過,胡適與鈴木大拙對禪宗史的觀點却極爲對立,用胡適致柳田聖山信的話來説:“先生似是一位佛教徒,似是一位禪宗信徒,而我是一個中國思想史的‘學徒’,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所以我與先生的根本見解有些地方不能完全一致。”(97)這是他與柳田聖山的區别,也是他與鈴木大拙的不同。這一差别在胡適所作的英文演講“What is Zen Buddhism?”表露無遗。胡適在日記中透露,1952年5月14日,“在Princeton Univ的哲學系Semminar講What is Zen Buddhism?我指出日本人鈴木貞太郎(Daisetz Teitaro Suzuki)近年大講Zen,其實越講越糊塗!而英美頗有人信從他,故不可不矯正。鈴木一流人的大病有二:1.不講歷史(unhistorical)。2.不求理解(Irrational & anti-intellectual)。我自從二十五六年前,就搜求可信的史料,重新寫出禪宗變化形式的經過。鈴木曾助我尋材料。他在日本印行的《神會語録》和北宋本《壇經》,都是很重要的材料。但鈴木從不敢接受我研究的結論。他用英文寫了許多禪學的書,仍是説,‘世尊拈花不語。”(98)“鈴木一流人,總説禪是不可思議法,只可直接頓悟,而不可用理智言語來説明。此種説法,等於用X來講X,全是自欺欺人。”(99)言詞中明顯帶有生氣的成分,這在胡適與論敵的辨論中極爲少見。(100)
日本禪宗史研究者視胡適爲中國同行的“箭垛式人物”,故常以他爲“對手”進行論辯。1949年6月夏威夷大學召開第二次東西哲學家會議,胡適與鈴木大拙就禪的問題展開論辯,會後結集出版的論文集,收入了兩人的論文,(101)這是胡適與鈴木大拙在國際會議上的一次交鋒。1960年2月13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日本宇井伯壽教授所作《禪宗史研究》(昭和十四年初版,十七年再版)有《荷澤宗之盛衰》長文,尾題‘一三,五,二三’。當是昭和十三年(1938年)所作。其中有駁我的議論。他的《禪宗史研究》第二册(昭和十六年初版)有《六祖慧能傳》。”(102)即使如此,胡適也頗注意吸收日本同行的成果,1961年1月5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讀柳田聖山(Yangida Seizan,原姓横井Yokoi)的The Genealogy of the燈(to) Histories。他有許多見解與我相同。但此文也有不少錯誤。”(103)1月8日日記又記:“横井聖山的《燈史》文中特別注意諸偈,故今天我檢《傳燈》五録,試爲一勘。”(104)
胡適擔任中研院院長後,前來臺北南港拜訪或與他交往的日本各界人士更爲廣泛。1959年3月15日,日本大使堀内謙介帶秘書中野義矩來參觀中研院。(105)11月15日晚,胡適、張群出席梅貽琦宴請日本前文部省大臣灘尾弘的宴席。(106)1960年11月23日上午,日本學士院會員、醫學博士熊谷岱藏(Taizo Kumagei)拜訪胡適。(107)
通信 了解胡適與日本人士交往的另一綫索是他與日本人的書信往來。從目前我們所查獲的胡適往來書信,與他通信的日本人士有:青木正兒、今關天彭、室伏高信、入矢義高、小尾郊一、井口貞夫、近藤春雄、柳田聖山。其中以與青木正兒、入矢義高兩人的通信較多、且較具代表性。
胡適作爲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所倡導的“文學革命”吸引了日本文學界的眼球。最早與胡適建立聯系的日本文學界人士要推青木正兒。他倆從1920年9月25日至1922年2月17日書信往來,至今保存的有二十七通(胡適九封,青木正兒十八封),内容涉及“文學革命”、中國古典小説考證、《章實齋年譜》等。(108)他們的通信是從青木正兒給胡適寄贈《支那學》第一號開始,在該號青木正兒發表《以胡適爲中心的中國文學革命》(《胡適を中心に渦ぃてゐゐ的文學革命》)一文,胡適接讀該文後,1920年9月2日回復表示:“先生的大文裏很有過獎的地方,我很感謝,但又很慚愧,現在我正在病中,不能寫長信,只能寫這幾個字來謝謝先生,并希望先生把以後續出的《支那學》隨時賜寄給我。”(109)胡適的回復對青木正兒是一極大鼓勵。10月1日青木正兒立即致信胡適,毫不掩飾其内心的激動和興奮,表示:“胡先生!對於你們勇往直前的革命運動,我從心裏感到一種按捺不住的喜悦。……在我們國家裏,一提起支那文學,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四書五經、八家文、唐詩選之類,多是過去的人。甚至還有人以爲你們國家現在仍然還在説着《論語》中的那樣的語言,你所謂的應該葬進博物館里去的文學,現在仍然活在我們國家一般人的頭腦中。爲了唤醒他們的迷夢,我與二、三個同志創辦了《支那學》雜志。能將你們那勇敢的嘗試展現在他們的面前,我感到無比痛快。”青木正兒在信中還提及自己與中國文學接觸的情况:“胡先生!我在十二年前已將支那文學認定爲我自己應走的道路。入學不久,我開始親近戲曲小説,并感覺到了白話文學的趣味。我一直等待着,等待着貴國文壇上白話文學機運昌盛的到來。林琴南先生的翻譯自實難令人滿意。作爲戲曲研究家,我曾囑望於王静庵先生,但終究還是不行。[王]先生住在此地時,我曾與[王]先生見過面,也是一位腦筋陳舊的人(盡管作爲學究是值得尊敬的),你們的出現,是那麼地令我高興啊!”“我們都很佩服先生的《中國哲學史》。”(110)在青木正兒的眼裏,王國維已是“過時“的人物。帶着年青人的這股狂勁,青木正兒後來萌發了接續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寫作《中國近世戲曲史》的衝動。(111)10月26日他致信胡適,熱切表達心中對新文化的“囑望”:”我很愛中國舊世紀的藝術,而且遗憾的事不鮮少。我很希望先生們鼓吹建設新文藝的人,把中國的長所越越發達,短的地方把西洋文藝的優所拿來,漸漸翼補,可以做一大新新的真文藝。很很熱望,很很囑望。”(112)青木正兒的《以胡適爲中心的中國文學革命》,在《支那學》第1-3號上連載,胡適將這份雜志送給周作人和魯迅看,周作人閱後甚至表示願意翻譯此文,青木正兒聞此訊,立即又將《支那學》前三號再寄一份給胡適,請他轉贈周氏兄弟。胡適對該文評價道:“先生叙述中國的文學革命運動,取材很確當,見解也很平允,——只是許多過獎我個人之處——周先生想譯成漢文——但因此文尚未完了,故不曾動手。”(113)周作人後來并没有譯此文。不過,韓國的《開闢》雜志翻譯了此文。胡適還將自己的著作《嘗試集》、《胡適文存》寄贈青木正兒。當時胡適正在從事中國古典小説考證,他發表《〈水滸傳〉考證》、《吴敬梓傳》後,青木正兒聞訊,立即告訴胡適,日本京都學者狩野直喜亦有《水游考》(文題實爲《水游傳と支那戲曲》)一文刊於《藝文》第一年第五號(明治四十三年八月)。不僅如此,青木正兒還寄贈胡適兩部岡島璞譯的《忠義水游傳》,并從京都抄得兩種《水游傳》的“回目與序例”,(114)供胡適考證參考。《支那學》第三、四號刊登了内藤虎次郎的《章實齋先生年譜》(《章實齋先生年譜》)一文,作者其中提到“去年得鈔本《章氏遗書》十八册”,此語引起胡適的“讀書饞誕不少”,還有姚際恒的《九經通論》和《庸言録》,胡適一一拜托青木正兒在日本訪求代購。(115)青木正兒從内藤虎次郎處借得《章氏遺書目録》,寄給胡適。而胡適作爲回贈,寄上他點校的亞東版《紅樓夢》、《水滸傳》兩書。青木正兒接讀書後,將書轉送給狩野直喜,并回復説:“他使我代謝你,并且推稱你的考證精核,他説他曾經用英文做過一篇《紅樓夢考證》,不久尋找寄上你看罷。你的考證我略看一看了;我也曾讀蔡、錢二位先生們的考證。他們的還不免牽强之譏,使我慊焉;你的却不是,用科學的方法,論調公正,研究精細,真正有價值的一篇考證了。我想在《支那學》第十一期上介紹這一篇。見你早已自從那章氏的《丙辰札記》裏,找出曹寅的資料來,嘆伏你的機敏。”(116)從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通信,可以看出胡適當時所進行的學術工作,如中國古典小説考證、《章實齋先生年譜》的編撰,多得日本學術成果之助,而成就此事的恰是剛出茅爐的青木正兒。青木正兒對胡適的成果介紹可謂不遣餘力,他在《支那學》一卷一號的“新書介紹”欄刊登了胡適新詩集《嘗試集》的評介。在一卷七號,青木正兒發表《讀新式標點〈儒林外史〉》(《〈新式標點〈儒林外史〉を讀む》)一文,介紹亞東版用新式標點的《儒林外史》。在一卷九號,青木正兒發表《〈水滸傳〉在日本文學史上的傳播及影響》(《〈水滸傳〉が日本文學史上に布ぃてゐゐ影》),大力推介胡適去年發表的《〈水滸傳〉考證》一文所使用的精密的考證方法。在一卷十一號,青木正兒發表《讀胡適著〈紅樓夢考證〉》(《胡適著〈紅樓夢考證〉を讀む》)一文,盛推亞東版新式標點本《紅樓夢》及書前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一文。胡適與青木正兒之間的交誼堪稱五四時期中日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
胡適在《章實齋先生年譜》的自序中非常誠實地承認内藤虎次郎的《章實齋先生年譜》對他的啓發,并提到了青木正兒給予他的幫助:
我做《章實齋年譜》的動機,起於民國九年冬天讀日本内藤虎次郎編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支那學》卷一,第三至四號)。
最可使我慚愧的,是第一次作《章實齋年譜》的乃是一位外國的學者。我讀了内藤先生作的《年譜》,知道他藏有一部鈔本《章氏遺書》十八册,又承我的朋友青木正兒先生替我把這部《遺書》的目録全鈔了寄來。那時我本想設法借鈔這部《遺書》,忽然聽説浙江圖書館已把一部鈔本的《章氏遺書》排印出來了。我把這部《遺書》讀完之後,知道内藤先生用的年譜材料大概都在書裏面,我就隨時在《内藤譜》上注出每條的出處。有時偶然校出《内藤譜》的遺漏處,或錯誤處。我也隨手注在上面。我那時不過想做一部《内藤譜》的“疏證”。後來我又在别處找出一些材料,我也附記在一處。批注太多了,原書竟寫不下了,我不得不想一個法子,另作一本新年譜。這便是我作這部年譜的緣起。(117)有趣的是,胡適的《章實齋先生年譜》出版後,内藤虎次郎在《支那學》第二卷第九號又發表了書評《讀胡適之君新著〈章實齋年譜〉》(《胡適之君の新著〈章實齋年譜〉を讀む》)一文,對胡適的新著《章實齋先生年譜》作了推介。需要説明的是,青木正兒於1911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是京都大學文學部支那文學科第一期學生,經他介紹的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是京都學派的早期代表性人物,胡適與他們的結交,實際上是與京都學派建立友誼。
胡適與入矢義高的通信起於1959年4月8日,迄於1961年2月7日。臺北胡適紀念館出版的《胡適手稿》第八集收存入矢義高給胡適的來信十通。胡適回復入矢義高的信十通。(118)胡適與入矢義高的來往通信可以説是他與京都學派密切關係的延續。入矢義高本人回憶了他倆通信的原委:“當時我任職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6年,該研究所購進了大英博物館所藏的全部敦煌寫本,立刻展開調查和研究工作,我也是參加工作的一人,幾乎每天都埋頭於影片的閱讀。1957年,我發見《神會語録》的新寫本(斯坦因6557號)。在這以前,我曾熟讀胡先生的《神會和尚遺集》,熟知其内容後,我對先生傾倒於神會禪的研究熱情,欽佩得五體投地。於是,我便想把我的新發見,報告給先生;但以學疏才淺的後輩,竟冒昧的上書給世界聞名的碩學,不免躊躇遷延。意外的是在翌年,先生在中央研究院集刊二十九本,發表了《新校定的敦煌本神會和尚遺著兩種》,拜讀後,得悉先生對神會的熱情猶熾,遂决心將上述的新發見用航信寄上。當我收到了先生高興的回信時,非常感動,我再被先生的激動熱情壓倒了。當時,我們繼續的相互通信約有十幾封,先生始終保持作學問的真摯熱情,對我這外國的後輩,坦誠相見。有時,先生對若干問題并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胡先生的態度經常是以‘合理’爲中心目標,固執己見。先生的精神——作學者也好,作人也好——永遠是誠實而有朝氣。”(119)
1961年1月9日到15日胡適寫信給日本研究禪宗史的另一位重量級學者——柳田聖山,該信長達九千字。胡適自稱:“此信是我的《中國禪宗史》綱領,略述‘西土二十八祖’的傳説的產生與演變,以及從700-900A.D.二百年中許多禪宗僞史的歷史。”(120)柳田聖山對胡適的禪宗史研究成果頗爲重視,他後來撰成《胡適博士與中國初期禪宗史研究》長篇論文,(121)對胡適的禪宗史研究成就及其與日本學者鈴木大拙的分歧作了平實的評介。文章最後表示:“時至今日,對中國禪宗學作研究的人,在相當期間還不能忽視胡適的遺業。”(122)胡適在禪宗史研究領域,自始至終都保持與日本同行學者對話,雙方的互動構成中日學術交流的重要篇章。
贈書 獲取胡適與日本學人交往的第三條綫索,是胡適收藏的日文書籍,内中相當一部分係日本學人所贈。
胡適收藏日文書籍最早可能是他在上海中國公學求學時期購買的Kwong Ki Chiu編《英和雙解熟語大字匯》(東京:英學新志社,1905。書内有“胡洪騂”朱文方印)。1915年5月1日鄧胥功贈送胡適一部松元龜次郎著《言文對照漢譯日本文典》(東京:國文堂書局,1913),該書扉頁留有胡適題記:“民國四年五月一日,鄧君胥功贈,胡適之。此餘所有日本書之第一部也。適。”這是胡適在留美時期所獲第一部日文書籍,故胡適特記。1920年代中期胡適研治中國禪宗史,開始自購一批日本有關中國佛教史、中國禪宗史方面的書籍,以備研究之查閱。周圍的朋友也以贈送這類書籍以資鼓勵。胡適個人保有收藏各種版本《聖經》的愛好,在他的日文書籍中,也有一些日文版《聖經》的書籍。
體現胡適與日本學人的交往關係,當屬日本學人贈送給他的書籍。除了少數書籍係轉贈外,大部分所贈日文書籍係著者自贈,不管自贈他贈,贈書都可視爲交誼的象徵。在北大圖書館保存胡適的300種日文藏書中,日本學人贈書時留下題簽的書籍有:小柳司氣太著《宋學概論》(東京:哲學書院,1894),岡島冠山譯編《忠義水滸傳前編》、《忠義水滸傳後編》(東京:共同出版株式會社,1913。此書爲青木正兒所贈),宫内省圖書寮編《帝室和漢圖書目録》(東京:凸版印刷株式會社,1916。此書爲鈴木大拙所贈),杉森孝次郎著、熊崎武良温譯《道德的帝國の原理》(東京:冬夏社,1919。此書爲太田外世雄所贈),青木正兒編《金冬心之藝術》(京都:匯文堂書店,1920),賀川豐彦著《主觀經濟の原理》(東京:福永書店,1920),梁啓超著、橋川時雄譯《清代學術概論》(東京:東華社,1922),大西齋、共田浩編譯《文學革命と白話新詩》)(北京:東亞公司,1922),福田德三著《ボルシェヴヰズム研究》(東京:改造社,1922),片上伸著《文藝教育論》(東京:文教書院,1922),桑原隲蔵著《宋末の提舉市舶西域人蒲壽庚の事迹》(上海:東亞攻究會,1923),《大正九年度古迹調查報告 第一册 金海貝冢發掘調查報告》(著者不詳、出版地不詳:朝鮮總督府,1923),胡適著、橋川時雄譯《挽近の支那文學》(東京:東華社,1923),丹羽正義著《歷史學概論》(東京:中外出版株式會社,1923。此書爲内藤虎次郎所贈),桑木嚴翼著《哲學概論》(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24),田村羊三、島木赤彦、河東碧梧桐、高島平三郎、岡實講演《滿鐵講演集 第三》(滿鐵讀書會,1924),渡邊秀方著《支那哲學史概論》(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24。平民周刊社贈),杉森孝次郎著《國家の明日と新政治原則:社會國家への主張》(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24),胡適著、楊祥蔭、内田繁隆譯《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東京:岩松堂書店,1925。此書爲内田繁隆所贈),常盤大定、關野貞著《支那佛教史迹評解》一(東京:佛教史迹研究會,1925),田崎仁義著《王道天下之研究:支那古代政治思想及制度》(京都:内外出版株式會社,1926),田崎仁義著《支那改造論》(東京:同文館,1926),内藤藤一郎主編《古代文化研究 第四輯》(奈良:木原文進堂,1926),田崎仁義著《王道天下之研究:支那古代政治思想及制度》(京都:内外出版株式會社,1926),松元龜次郎著《漢譯日本口語文法教科書》(東京:笹川書店,1926),松元龜次郎著《言文對照漢譯日本文典》(東京:國文堂書局,1926),井出季和太著《胡適の支那哲學論》(東京:大阪屋號書店,1927),清水泰次述《支那の家族と村落の特質》(東京:文明協會,1927),室伏高信著《光は東ょり》(東京:批評社,1927),高田儀光編纂《禪籍目録》(東京:駒澤大學圖書館,1928),水野梅曉著《支那佛教近世史の研究》(東京:支那時報社,1928),静嘉堂文庫編纂《静嘉堂文庫圖書分類目録》(東京:静嘉堂文庫,1930。此書爲諸橋轍次所贈),杉森孝次郎著《社會倫理學概説》(東京:三省堂,1932),杉森孝次郎著《社會學》(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33),那須皓編《上海に於けゐ太平洋會議》(東京:太平洋問題調查會,1932。此書爲松元康治、浦松右美太郎所贈),能田忠亮著《周髀算經の研究》(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3),冢本善隆著《唐中期の净土教:特に法照禪師の研究》(東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1933),牧野二著《日本法制史概論》第一分册、第三分册(東京:弘文堂書房,1934、1935),鈴木大拙著《支那佛教印象記》(東京:森江書店,1934),結城令聞著《心意識論ょり見たゐ唯識思想史》(東京:東京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5。此書爲“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所長服部宇之吉”所贈),田村德治著《國際社會の將來と新國際主義》(東京:有斐閣,1936),森金五郎、高橋升造著《增補最新日本歷史年表》(東京:三省堂,1936。此書爲郎依山君所贈),高田真治、諸橋轍次、山口察常著《孔子の思想•傳記及年譜》(東京:春陽堂書店,1937),胡適著、吉川幸次郎譯《四十自述》(大阪,東京:創元社,1940),田中耕太郎著《法家の法實證主義》(東京:福村書店,1947),《舊約聖書創世紀》(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不詳。此書爲R.Lilley所贈),小田内通敏著《朝鮮社會の動向棗朝鮮社會研究の必要》(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不詳。東洋第二十九年第八號抽印本),《秘籍珍書大觀印行趣旨并書目》(大阪:大阪每日新聞社),王桐齡《支那に於けゐ外來民族の漢化に就ぃて》等(123)。獲贈書籍之多,可見胡適與日本學界交往之廣。北大圖書館保存的胡適藏書均爲1948年12月胡適離開北平時留下,故這部分日文書籍實際也是體現胡適在1949年以前的收藏。
臺北“中研院”胡適紀念館現存胡適的日文藏書有49種,所贈書籍多爲抽印本,而胡適自購的日文書籍則爲中國佛教史或禪宗史方面的書籍,顯示出胡適這一時期的研究興趣所在。其中留有贈書者題簽的有:水谷真成撰《曉匣兩聲母の對音:大唐西域記夷語音釋稿(そのニ)》(東京:東洋文庫,《東洋學報》第四拾卷第四號,昭和33年,抽印本),水古真成著《慧苑音義韵考:資料の分析》(大谷大學研究年報第十一集抽印本,1959)、木村英一編集《慧遠研究 遺文篇》(東京:創文社,1960),吉川幸次郎著《元雜劇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54),吉川幸次郎譯《胡適自傳》(奈良:養德社,1946),柳田聖山著《玄門“聖冑集”につぃて—スタィン搜集炖煌寫本第四四七八號の紹介》(佛教史學第七卷第三號抽印本,1959。入矢義高轉贈),文化財保護委員會編《國寶事典》(東京:便利堂,1961。木下彪轉贈),木下彪著《支那中國辨》(岡山大學法文學部學術紀要第四號抽印本),神田喜一郎著《東洋學説林》(東京:弘文堂,1948),敦煌文献研究聯絡委員會編《敦煌文獻研究論文目録》(出版地、出版者不詳,1959。爲岩井大慧所贈),冢本善隆著《敦煌本 シナ佛教々團制規:特に「行像」の祭典につぃて》(抽印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不詳),岩井大慧著《日支佛教史論考》(東京:東洋文庫,1957),冢本善隆著《日本に遺存すゐ原本「貞元新定釋教目録」》(爲《神田博士還歷記念書志學論集》抽印本,東京都:平凡社,1957),水谷真成著《Brāhmī文字転『羅什訳金剛經』の漢字音》(爲《名古屋大學文學部十周年紀念論集》抽印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學,1959),長澤規矩也著《和漢書の印刷とその歷史》(東京都:吉川弘文館,1952)等(124)。無論從贈書數量,還是從藏書價值來看,都明顯低於北大的收藏。
1962年2月9日胡適日記寫道:“京都匯文堂寄到一批書,中有《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盛鐸,木犀軒)書目》三册,引言説是北大所藏李氏書的全部目録,總共有‘書九千零八十七種,五萬八千三百八十五册。’引言題‘一九五六年十月’,説整理李氏書是趙萬里最早領導的,其時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最後完成此録的是常芝英一個人”。(125)這可能是胡適生前收到的最後一批日本贈書。李盛鐸的藏書大部分爲北大圖書館所收購,1937年5月26日胡適日記記載了與李家恰談收購一事:“守和爲李木齋藏書事,邀吃飯,客人爲李氏三子:家浦(少齋)、家淮、少微、董經綬先生等。李家原索價八十萬元,政府已許三十萬元,現李家减至五十萬元。今夜我提議以四十萬元爲折中之價。至席散時尚無成議。”(126)這可能是胡適關注此事的緣由。
語言是交流的工具。胡適的第一外語是英語。第二外語是德語。大概在1920、30年代,胡適自修日語。在他收藏的松本龜次郎著《譯解日語肯綮大全》(東京:有隣書屋,1934)留有題記:“學得一國語言,好像開闢了一個新世界。胡適題。”這算是他學習日語的自勉。在松本龜次郎著《言文對照漢譯日本文典》(東京:國文堂書局,1926),書内夾有胡適學習日語筆記7頁。他保存的日文教科書、王具書有:松下大三郎著《漢譯日本口語文典》(東京:誠之堂書房,1907)、東亞語學研究會編《漢譯日本辭典》(東京:吉川弘文館,1913)、久保天隨編纂《新漢和大辭典》(東京:郁文舍,1917)、古川喜九郎編著《熟語集成漢和大辭典》(東京:駸々堂出版部,1925)、《日本語讀本》卷一、卷二(東京:東亞高等豫備學校,1926)。胡適的日文達到何等程度,我們已無法測試,他自認“讀日文頗困難。故須請朋友幫忙”。(127)他晚年閲讀日本學者有關中國禪宗史的著作,并留下了這方面的閱讀紀録和痕迹。(128)
三 胡適著作在日本的翻譯及傳播
哲學 五四時期,胡適在中國哲學史領域先後出版了兩部著作:一是《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商務印書館1919年2月),此書係胡適據在北大授課的講義稿整理而成。二是《先秦名學史》(英文版題爲The Development of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亞東圖書館1922年),此書爲胡適的博士論文。胡適的這兩部著作出版後,在中國學術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也引起日本學術界的重視。本來研究中國哲學史,日本在中國之前,但日本最早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學者,如狩野直喜、高瀨武次郎却缺乏留學歐美的經歷,宇野哲人雖在德留學兩年(1908-1910),但其中西哲學的素養顯然也不能與胡適相匹。至於日本考證中國經籍的著作數量雖多,還只能説是步清代漢學之後塵。(129)所以,胡適運用西洋近代哲學的方法研治中國哲畢史,若如横空出世,對日本學界產生了衝擊。1920年8月《册府》第5卷第3號刊出青木正兒的《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管見》(《胡適氏の中國哲學史覗き見の事》)一文加以介紹,不過幾年日方就將這兩書翻譯出版。
《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的日譯本題爲《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譯者爲楊祥蔭、内田繁隆,1925年(大正十四年)9月15日由東京岩松堂發行精裝本,該書到1939年已出第4版。1998年收入“亞洲學叢書”第39種,改由東京的大空社重印出版。書前有1924年3月13日胡適致譯者楊祥蔭書信的影印件。日本著名漢學家、早稻田大學教授牧野謙次郎爲該書作序,序中一方面稱贊兩位譯者“内田君繁隆,好學之士也。夙游早稻田大學,攻政治經濟科。常曰:夫政者生於其心,發於其事。苟欲研鑽政事,則不可不先尋繹哲理也。頃者與友人支那楊君祥蔭胥謀,用邦文,譯北京大學教授胡氏所著中國哲學大綱。欲以資於同志者之參考也”。“而新進好學如二氏者,亦能共用筆代舌,廣通其志,以裨讀者不甚勞力而易曉。皆俱可謂勤矣”。一方面對胡著表示“予未暇讀胡氏著,其將何以叙之。抑進化之説,自歐人唱道以來,天下靡然皆遵奉爲金科玉條。學者汲汲唯新是求。所謂古者益厭棄而不顧。當是時,貫穿東西學問如胡氏者,著書立論,溯古酌今”。(130)此處牧野謙次郎托故“予未暇讀胡氏著”,以回避對胡著的評論。
《譯者小言》則極力推崇胡適及其著作:“本書的原作者胡適氏堪稱新式學者之第一人”。“本書使用了最新的科學研究方法,剖析歸納堆積如山的資料,使各種混雜的學説井然有序地組織在一起。在這一點上,我等竊以爲本書是民國學術研究史上劃時代的著作之一。”并説明其翻譯意圖是“將民國真實的古代思想傳到日本,真誠期望開此種新研究之端緒,并對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理解助一臂之力。”。日譯本《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并非直譯,將原版書名《中國哲學史大綱》改題《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多少帶有“廣告”的意味。該書翻譯工作之進行,“楊祥蔭在早稻田大學研究生院做研究時翻譯了原著,譯者等人在早稻田大學研究科反復探討日文修改并做思想考證”。(131)這項翻譯工作顯是中日學者合作的一個成果。
《先秦名學史》一書的日譯本爲《胡適の支那哲學論》,署名井出季和太編著,1927年(昭和二年)4月1日爲東京的大阪屋號書店發行,(132)1998年收入“亞洲學叢書”第40種,改由東京的大空社重印出版。書前有高瀨武次郎所作的《序》和譯者《例言》。相對於牧野謙次郎那篇不着邊際的序作,高瀨武次郎的序倒是緊扣主題,他從介紹譯者井出季和太與他的相交開始:“我與井出季和太君相識於明治三十七八年,當時他還是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學生。我住在大學門前的森川町,他攻讀法學之餘,旁及支那哲學研究,尤其愛好陽明學,因而屢次扣訪寒舍,談論良知學。許久之後,他草成《陽明學論》一書,請求校閱。然而,因故未能出版,説至今仍然藏於匣底,等待出版時機。他愛好閲讀漢藉,又能作漢詩,對支那的興趣頗爲濃厚,以至於求職也爲了解支那經濟狀况而到臺灣工作。此後十餘年間已兩三次游中國,此次他當選爲在外研究員,舍棄歐美而獨選支那,或許有人很詫異,然而我却爲他愈加對支那興趣濃厚、更深入研究支那而欣喜。上月,他偶訪寒舍,告知赴華事宜。并且談到,近年來於公務之餘嘗試翻譯了胡適氏的《支那哲學史》,業已完成,即將出版,請我作序。”然後談及胡適,“胡氏游學於美國,師從教育學大家杜威博士”。“胡氏爲現代新鋭學者,其言論也不少新穎、出類拔萃之處。想要研究支那哲學的人士,翻閲此書,會感到有前人未及的境界”。可見他對胡適的推重。譯者《例言》對《先秦名學史》及胡適作了介紹。(133)書後附録增收1919年3月胡適著《墨子小取篇新詁》的日譯文,反映了作者對胡適的墨子研究成果的格外推重。顯然,經過兩三年的時間,日本同行對胡適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此外,今闋研究室編譯《支那學入門書二種》、《支那學入門書三種》(北京:今闋研究室,大正十二年),收入胡適《最低限度國學書目》、梁啓超《國學入門書要目》。神谷正男的《現代支那思想研究》(理想社,昭和十六年八月五日發行)在評介現代中國思想潮流時,將其分爲傳統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民族主義,其中論及自由主義時,對胡適的自由主義思想和實驗主義作了評介,對胡適倡導的整理國故運動的對象、源流、影響亦加以系統的述評。(134)陳衡哲所編英文論文集《中國文化論集》(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由石田幹之助主持編譯在日本出版,題爲《支那文化論叢》(東京:生活社,1940年4月),其中《第二章 中國歷史上的宗教與哲學》、《第七章 文藝復興》爲胡適所寫,譯者分別是福井康順、原三七。
文學 新文學運動的狂飙突進,對東鄰日本文學界產生了震撼性效應,他們將探究的目光很快投向“文學革命”的首倡者胡適。日本較早系統介紹新文學運動的可能是大西齋、共田浩編譯的《文學革命と白話新詩》(支那叢書第一編,北京:東亞公司,1922),該書分前、後兩編,前篇收文胡適四篇《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詩談》、《〈嘗試集〉自序》,蔡元培一篇《國文的將來》,康白情一篇《新詩我見》,郭沫若一篇《詩論二消息》。後篇爲《唐代白話詩選》、《宋代白話詩選》、《現代白話新詩選》。前篇《總説》對“文學革命”與新詩運動作了歷史回顧。
胡適在新文學領域對日本影響的另一個例證,是他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被橋川時雄譯成日文,題爲《輓近の支那文學》,收入“現代支那學術叢書”第二編,1923年由東京的東華社出版發行。在北大圖書館的胡適藏書裏,現還保存橋川時雄贈送胡適的這一版,在扉頁上有題簽:奉贈適之先生。胡適爲日文版作序,序文收入《胡適文存二集》,作爲《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的附録。橋川時雄的譯著《輓近の支那文學》的出版,對日本文學界了解五四新文學運動的來龍去脉及其真相自然大有助益。橋川時雄與胡適的情誼一直維系到胡晚年,據胡頌平記録,1961年3月7日,“日本的文學博士橋川時雄托人帶來一個片子問候。先生想了一下,才想起來了,説:‘他曾到普林斯登大學來看我。’”(135)
《世界大思想全集》第39册(東京:春秋社,昭和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内收胡適著、柳田泉譯《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及其他》,收文篇目爲:《文學改良芻議》、《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文學進化的觀念與戲劇改良》、《新詩論》、《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新思潮的意義》、《非個人主義的新生活》、《詞的變遷》、《貞操問題》十文。文前有譯者的《解説》。《現代支那文學全集》(東京:東成社,1940年)的《文藝論集》收入了吉村永吉譯、胡適著《文學改良芻議》、《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論短篇小説》三文。這兩個選本對傳播胡適的“文學革命”主張和新文化思想有一定作用。1947年,大阪外事專門學校大陸語學研究編選《胡適文選》,此書筆者暫未得見。
胡適自傳《四十自述》中文版出版後,由日本著名文學家吉川幸次郎譯成日文,仍題《四十自述》,收入創元支那叢書第1種,1940年(昭和十五年)由東京的創元社出版。書前有吉川幸次郎的《譯者的話》,稱贊胡適“爲支那爲數不多的新思想家”,“發起民國初年的‘文學革命’,從而造就了今日白話文學的盛况;在‘文學革命’之後的各種新文化運動中,此人雖未占據主導地位,然而此類運動的開展實以‘文學革命’爲源頭”;“此人對舊式白話文學的研究成績斐然,盡管其受到各種批評,此人確爲自成體系撰寫支那哲學史的第一人。而且,我們應該正在享用此人的學恩”。(136)此書出版後,竹内好與吉川幸次郎通信,對日語譯文提出批評,雙方爲此就翻譯問題有過一番討論,這些通信與文章刊登於竹内好等人創辦的《中國文學》雜志。(137)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養德社再版,改題《胡適自伝》,收入養德叢書第1008種。《再版後記》交代,經落合太郎、武田泰淳的指正,再版對初版的少數段落譯文做了修改,可見譯者對譯作的認真。
吉川幸次郎1927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次年赴北京留學三年,與同時在京的倉石武次郎關係密切,不過當時他并未得機會與胡適謀面。(138)直到1954年4月7日,吉川幸次郎作爲美國國務院的客人,搭乘美國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從東京飛往舊金山,恰好與胡適同機,因此得以相遇。利用飛機在維基島小憇的機會,兩人進行了短暫的交談。到紐約後,吉川幸次郎前往曼哈頓胡寓拜訪,胡適向他展示了自己收藏的脂硯齋評本《紅樓夢》。1960年吉川幸次郎作爲哈佛委員會委員赴臺北訪問,得與胡適再次會面。他稱贊:“胡氏關於佛教史的演講精彩绝倫,對日本的《續藏》和高麗的《大藏經》引用自如。”(139)
在一些通論性介紹中國現代文學的書籍中,對胡適及其倡導的“文學革命”的介紹所占篇幅也相當顯目。如近藤春雄著《現代支那の文學》(京都印書館,昭和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發行)在第一篇《現代支那の文學》第三節《新文學運動の發端》述及“文學革命の發端”、“文學革命の理論”兩題時,以較多的篇幅介紹了胡適在“文學革命”的地位及其作用。(140)1948年11月16日胡適曾致信近藤春雄,表示:“拙著諸篇蒙先生選譯,認爲於貴國民主制度之建設有裨益,又蒙吉川幸次郎博士垂獎校閲,我很感覺榮幸。譯文付印流通,我完全同意。”(141)此處胡適所言“拙著諸篇”很有可能是指近藤春雄翻譯、吉川幸次郎作序的《中國文化革命》一書,此書并未出版,吉川幸次郎所作《胡適著•近藤春雄氏譯「中國文化革命」序》存於《吉川幸次郎遣稿集》第2卷(東京:築摩書房,1996年2月)。近藤春雄翻譯胡適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一文曾載1946年10月《桃源》第1期。後來近藤春雄撰寫的《現代中國の作家と作品》(新泉書房,昭和二十四年)一書,也設專題討論胡適與文學革命的關係。(142)
尾坂德司著《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政治與文學的交點•從胡適到魯迅》(《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政治と文學の交點•胡適から魯迅へ》)(法政大學出版局,昭和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發行),此書雖在中國大陸“胡適大批判”運動以後出版,但對胡適的家庭、胡適在辛亥革命前後的表現、胡適提倡“文學革命”的作用仍給予了相當篇幅的論述。(143)
禪宗史 今關天彭翻譯的《支那禪學之變遷》(東京:東方學藝書院,昭和十一年九月一日發行)是日本第一部系統譯介胡適禪宗史研究成果的論文集。該書所選六篇論文出自《胡適文存三集》、《胡適論學近著》。具體篇目爲:一、支那禪宗史的大概意見(即《論禪宗史的綱領》之二《胡適答湯用彤教授書》一信的節選)。二、禪學古史考。三、從譯本裏研究佛教的禪法。四、菩提達摩考。五、楞加宗考。六、荷澤大師神會傳。
此書前面有昭和十一年八月上旬譯者今關天彭所作的《序》,《序》曰:“選取本國材料予以解釋,并且引用最近較受矚目的敦煌文書,條理清晰地安排整理,令人一目了然。這是胡氏的本領。”(144)書後附有胡適1936年6月22日給今關天彭的信。《支那禪學之變遷》的出版,顯示了日本佛學界對胡適禪宗史研究成果的重視。盡管日本佛學界鈴木大拙等學者對胡適的禪宗史研究存有争議,但胡適畢竟已成一家之言,這就足够引起日本佛學界關注他的研究成果。
柳田聖山主編、中、日學者合作編輯的《胡適禪學案》,是胡適禪宗史研究重要論著的匯集。該書於1975年6月分别在臺北的正中書局和京都的中文出版社出版。書前有李迺揚《出版原楔》,入矢義高《回憶胡適先生》、柳田聖山原作、李迺揚譯《胡適博士與中國初期禪宗史之研究》、柳田聖山編《胡適博士禪學年譜》。全書共五部,收入中文論文20篇、英文論文4篇,幾乎囊括胡適禪學史研究的重要作品。《胡適禪學案》的出版,可謂京都學派對他們與胡適長期交誼的一個紀念。
日本學術界對胡適著作的翻譯和評介,與同時代其他中國學者相比,明顯處於突出的地位。日本學界對梁啓超比較重視,這與梁氏在日本有過長期的生活經歷有關,但日本翻譯梁啓超的著作也只有《清代學術概論》、《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歷史研究法》寥寥幾部,對章太炎、王國维作品的譯介更少。胡適既非“日本通”,與日本關聯較少,日本學者對之關注,純粹出於對其學術成就的重視,誠如程靖宇先生所言:“日本學術界是從不讓人的,但有幾位二十世紀的中國享譽世界的大角色,却是日本所绝對没有的;如趙元任先生這樣的天才,林語堂這樣的英文寫作本領(日本英文文學作家,僅有正式英文文學作者,但不及林氏之通達),如胡適之先生這樣的成爲二十世纪的斷代國際公認的思想家(‘日本胡適之’(145)曇花一現,差得太遠了),如日本人承認的‘支那二寶’之一的周作人,都是日本至今無法產生的角兒。”(146)這裏所舉的趙元任、林語堂、胡適三位可以説都是中西文化結合的精粹。胡適及其著作在日本的影響實爲新文化在域外影響的一個强有力證明。
通覽胡適與日本的交往材料,我們不能不對兩方面互動之頻繁感到騖詫。以雙方接觸的情形而論,日本方面相對比較主動。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這與日本學界認定胡適是中國新文化的標杆性人物,他們欲通過接觸胡適切實掌握中國文化發展的動態和趨向,測量中國對中西文化結合的深度,試探中西關係發展的程度有關。在學術交流層面,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創造的文學、哲學實績,受到日本學人的特别重視;而在史學方面,胡適更多受啓於日本漢學研究成果,他提倡“整理國故”所使用的材料、實證方法和拓展的研究領域,均顯示了日本漢學的影響。中國古典史學由於受到“華夷之辨”觀念的支配,對邊疆的“四裔”極度輕視,故對敦煌學、西域史、蒙元史、中西交通史這些領域下力較少。日本漢學較早與歐洲漢學交流,得風氣之先,涌現了象白鳥庫吉、桑原隲蕆、羽田亨、藤田豐八、池内宏、石田幹之助、後藤末雄等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東西交通史名家,異軍突起。胡適注意到這一情形,從他對刊登在《新青年》上桑原隲蔵《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一文的欣賞,到羽田亨造訪給他的刺激,我們可見胡適捕捉到日本敦煌學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新信息。在中國禪宗史研究領域,日本學者與胡適的互動始終是既交流、又競争,彼此因立場、方法的歧異,對禪宗史的理解歧見甚深,但在材料的探尋上,又互相補充,相互借鑒。胡適與日本學者的平行交流,構成中日學術互動真實而富有價值的内容,是二十世紀中日文化交流絢麗多彩的一章。
注釋:
①日本研究胡適論著,參見石立善:《日本研究胡適論著目録稿(1970-2008)》(載《胡適研究通訊》第3期,2008年8月25日》、《日本研究胡適論著目録續編(1920-1969)》載《胡適研究通訊》第4期,2008年11月25日》。從目録可知,日本相關成果僅涉及胡適與芥川龍之介、室伏高信、鈴木大拙、入矢義高等人關係的評述。
②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上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6頁。胡適是1910年7月12日乘船離開上海,8月7日抵達舊金山。按照當時的航行時間,到達日本應在離滬的兩、三天後,據此可推斷胡適是7月15日前抵達日本。
③從1906年4月15日起,趙元任開始寫日記,“除偶有特殊原因缺記外,一直延續到1982年去世前不久”。參見趙斯那、黄培雲編:《趙元任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48-49頁。
④《胡適全集》第28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581頁。
⑤⑥⑦《胡適全集》第28册,第581-582頁,第582頁,第582-583頁。
⑧參見胡適:《日本霸權的衰落與太平洋的國際新形勢》,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693頁。另據北大圖書館胡適藏書/小野玄妙著《佛教年代考》(京都:出版者不詳,1926)的扉頁題記:“胡適,在東京買的,十六,五,六。”可知,5月6日胡適尚在東京。
⑨胡適:《丁文江的傳記》,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7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452-453頁。
⑩胡適:《自序》,收入胡適編著:《神會和尚遗集》。臺北:胡適紀念館,1982年版,第3頁。
(11)胡適:《南游雜記》,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5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557頁。
(12)參見倉石武四郎:《追趕魯迅》,收入倉石武四郎著、榮新江、朱玉麟輯注:《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26頁。倉石武四郎因記憶有誤,將胡適訪問京都的時間系於1928年。吉川幸次郎:《胡適——“折り折りの人”補遗》,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東京:築摩書房,昭和四十九年(1970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行,第431-432頁。
(13)胡適:《漫游的感想》,《胡適文存》三集卷一。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4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2-33頁。
(14)胡適:《日本霸權的衰落與太平洋的國際新形勢》,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693-694頁。
(15)(16)(17)《胡適全集》第32册,第216頁,第217頁,第218-223頁。
(18)胡適大約是1934年10月初從温哥華乘船歸國,回到上海是10月25日,汪原放、章希吕等到碼頭迎接。參見《章希吕日記》,收入颜振吾編:《胡適研究叢録》,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2月版,第247頁。
(19)《〈壇經〉考之二——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胡適文存》四集卷二。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5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24頁。
(20)(21)《胡適全集》第32册,第570-571頁,第572頁。
(22)此文有中譯文,載《大公報》1936年7月29日,1936年8月9日《獨立評論》第213號轉載。
(23)《胡適全集》第33册,第600頁。
(24)《胡適全集》第33册,第601頁。據胡適稱:“翻出去年九月一日日記,見我在十年前(July 16,1936)《望富士山》小詩。”不過,《胡適的日記》(手稿本),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没有這一天的日記,整個1945年日記空缺,可能爲編輯所删,或未找到1945年日記。
(25)《胡適全集》第33册,第727頁。
(26)(27)(28)《胡適全集》第34册,第254頁,第266頁,第271頁。
(29)參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六册,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第三版,第2335頁。
(30)(31)(32)(33)《胡適全集》第34册,第271頁,第272頁,第273頁,第274頁。
(34)參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册,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第三版,第2362頁。胡適離開纽約的時間是1954卑2月11日,到達臺北的時間是2月18日。他在東京停留的具體時間、行程不詳。
(35)《東京七日專電》,載《中央日報》1954年4月8日。
(36)胡適:《跋〈清代學人書札詩箋〉十二册》,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8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04頁。
(37)《東京七日專電》,載《中央日報》1954年4月8日。
(38)《中央社東京7日電》,載《新生報》1958年4月8日。
(39)(40)參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七册,第2723頁,第2738頁。
(41)參見司馬桑敦:《胡適東京一席談》,載《聯合報》1959年7月13日。
(42)參見《復陳省身》,收入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下册,第1452頁。
(43)參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九册,第3315頁。
(44)《胡適全集》第34册,第686-687頁。
(45)參見胡頌平:《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九册,第3343頁。
(46)關於此次訪日,1961年1月5日胡適《復入矢義高》信中提及:“去夏出國幾個月,回國時在東京住了三天(十月十九下午到廿二日下午),竟不能到京都來拜訪京都的朋友,至今感覺抱歉。”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下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6頁。
(47)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東京:築摩書房,昭和四十九年(1970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行,第438頁。
(48)有關胡適本人封日本的觀感和論述,擬另文討論,在此不贅。
(49)(50)(51)(52)《胡適全集》第28册,第329-330頁,第567頁,第575頁,第577頁。
(53)高瀨武次郎:《序》,收入井出季和太著:《胡適の支那哲學論》,東京:大阪屋號書店,昭和二年四月一日,第3頁。
(540(55)(56)(57)(58)(59)(60)(61)(62)(63)《胡適全集》第29册,第43頁,第104頁,第206頁,第268頁,第528頁,第766頁,第775頁,第319頁,第322頁,第323-324頁。
(64)有關芥川龍之介的這次中國旅行在京期間情形,參見氏著:《中國游記》,秦剛譯,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1月,第145-157頁。中野江漢:《自殺的芥川氏與北京》,載《北京周報》1927年7月31日。
(65)日本學者對芥川龍之介與胡適這次會晤有專文論述,參見飯倉照平:《北京の芥川龍之介——胡適、魯迅とのかかおり》,載《文學》第49卷第7號,1981年7月。單授朝:《芥川龍之介と胡適——北京體驗の一側面》,載《言語と文蕓》第107號,1991年8月。
(66)參見鶴見祐輔:《壇上•紙上•街上の人》,東京:大日本雄弁會、昭和2年,第398-410頁。當時胡適在北大上“中國哲學史”一課,正在講授“新儒教”,參見《胡適全集》第29册,第584、590、593、602頁。這可能是會談涉及儒教問題的來由。不過,胡適日記全然未提他與鶴見祐輔的會面。
(67)《胡適全集》第29册,第756頁。
(68)胡適、諸橋轍次:《胡適和諸橋轍次的筆談》,載王元化主編:《學術集林》卷十,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1-6頁。
(69)(70)(71)(72)《胡適全集》第29册,第478頁,第515頁,第524頁,第725-726頁。
(73)《科學的古史家崔述》,載1923年4月《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
(74)《〈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載1923年1月《國學季刊》第1卷第1號。
(75)(76)(77)(78)(79)《胡適全集》第32册,第121頁,第200頁,第212頁,第540頁,第602頁。
(80)清水安三著、清水畏三編、李恩民、張利利、邢麗荃譯:《朝陽門外的清水安三——一個基督教育家在中日兩國的傳奇經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4月版,第151-153頁。
(81)倉石武四郎:《述學齋日記》,收入倉石武四郎著、榮新江、朱玉麟辑注:《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166、182頁。
(82)倉石武四郎:《在北京學漢語》,收入倉石武四郎著、榮新江、朱玉麟輯注:《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37頁。
(83)(84)(85)(86)(87)(88)(89)(90)《胡適全集》第32册,第199頁,第380頁,第382頁,第401頁,第503頁,第535頁,第551頁,第640-641頁。
(91)(92)(93)(94)(95)(96)《胡適全集》第34册,第75頁,第78頁,第247-248頁,第90頁,第222-223頁,第287頁。
(97)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下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580頁。
(98)(99)《胡適全集》第34册,第219-220頁,第220頁。
(100)陳之藩在《圖晝式的與邏輯式的》一文中特别提到他碰到類似的情形:“惟獨提到鈴木大拙,胡先生却説:‘鈴木在那裏騙外國人呢!’這句話聽來是很剌耳的,不像出自胡先生之口。我當時覺得胡先生不該用這種口氣。”收入氏著《劍河倒影》,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77頁。有關胡適與鈴木大拙争論的探討,參見朱際益:《鈴木大拙答胡適博士文中有關禪非史家所可作客觀的和歷史性的考察之辨釋》,載《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學報》第一期,1973年1月。傅偉勛:《胡適、鈴木大拙與禪宗真髓》,載臺北《中國時報》副刊1972年7月26-28日。宫川敬之:《胡適•鈴木大拙「論争」要約および解説》,載《中國哲學研究》第17期,2002年。小川隆:《大拙と胡適——世界との對話》,《鈴木大拙全集》第29卷附月報,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2月。
(101)Hu Shih,Ch'an(Zen) Buddhism in China,its History and Method.Daisetz Teitaro Suzuki:Zen:A Reply to Hu Shih.Th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 Ⅲ,No.1,University of Hawai Press,April 1953,pp3-46.有關胡適與鈴木大拙的長期論辯,參見柳田聖山:《胡適博士與中國初期禪宗史之研究》,收入柳田聖山主編:《胡適禪學案》,第5-22頁。
(102)(103)(104)(105)(106)(107)《胡適全集》第34册,第654頁,第708頁,第709頁,第547頁,第564頁,第697頁。
(108)參見耿雲志:《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書信》(一),載《胡適研究叢刊》第一辑,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02-328頁。此外,《胡適致青木正兒信(九封)》影印件收入張小鋼:《青木正兒家藏中國近代名人尺牘》,鄭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7月版。
(109)耿雲志:《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書信》(一),載《胡適研究叢刊》第一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03頁。
(110)耿雲志:《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書信》(二),載《胡適研究叢刊》第一辑,第304-305頁。
(111)參見青木正兒:《原序》。收入青木正兒原著、王古魯譯著、蔡毅校訂:《中國近世戲曲史》,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1頁。
(112)耿雲志:《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書信》(二),載《胡適研究叢刊》第一輯,第306頁。
(113)耿雲志:《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書信》(四),載《胡適研究叢刊》第一辑,第307頁。
(114)據《胡適日記》1921年5月19日:“青木正兒先生送我一部岡島譯的《忠義水滸傳》。此係根據百回本的《忠義水滸傳》作底本的。百回本既不易得,此本可以考見百回本的内容,故很寶貴。此本是明治四十年東京共同出版社印的。”“網島有兩種《水滸傳》。一種爲《通俗水滸傳》,即此本。一種爲‘句讀旁譯’的《忠義水滸傳》原本。”“此本青木先生曾送我一部。”《胡適全集》第29册,第257-258頁。又據胡適《〈水滸傳〉後考》:“還有兩種版本,我自己雖不曾見着,幸蒙青木正兒先生替我抄得回目與序例的:(5)百十回本的《忠義水滸傳》(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鈴木豹軒先生藏)。這也是一種‘英雄譜’本,内容與百十五回本略同。”“(6)百二十回本《忠義水滸全書》(日本京都府立圖書館藏)。這是一種明刻本,有楊定見序,自稱爲‘事卓吾先生’之人,大概這書刻於天啓、崇禎年間。”《胡適文集》第2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74頁。可見,青木正兒給胡適提供了日本收藏的《忠義水滸傳》四個版本。
(115)耿雲志:《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書信》(八),載《胡適研究叢刊》第一輯,第311頁。
(116)耿雲志:《關於胡適與青木正兒的來往書信》(二十六),載《胡適研究叢刊》第一辑,第326頁。
(1170胡適:《章實齋先生年譜》序,收入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7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頁。
(118)《與入矢義高先生討論神會語録的來往的信》,收入《胡適手稿》第八集下册,臺北:胡適紀念館,1970年6月,第413-518頁。
(119)(日)入矢義高:《回憶胡適先生》,收入柳田聖山編著:《胡適禪學案》,京都:中文出版社,1975年6月初版,第1頁。有關胡適與入矢義高的交誼,參見石立善:《胡適與入矢義高——寫在書簡上的中日學術交涉史》,收入彭明辉,唐啓華主編:《東亞視角下的近代中國》,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2006年9月。
(120)《胡適全集》第34册,第715頁。
(121)柳田聖山:《胡適博士上中國初期禪宗史の研究》,載《問题と研究》(海風書店)1975年2月第4卷第5號。
(122)柳田聖山編:《胡適禪學案》,京都:中文出版社,1975年6月初版,第26頁。
(123)參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編纂:《胡適藏書目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057-2097頁。此處均用日文原書名。鄒新民提供了該書的電子版,爲我减少了書寫的困難,特此致謝。
(124)參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編纂:《胡適藏書目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098-2111頁。
(125)《胡適全集》第34册,第781頁
(126)《胡適全集》第32册,第657頁。
(127)參見《復入矢義高》,收入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下册,第1402頁。
(128)參見北京大學圖書館、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編纂:《胡適藏書目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8月版,第2101、2102、2103、2104頁。塚本善隆著《支那佛教吏研究 北魏篇》(東京:弘文堂書房,1942)、忽滑谷快天著《禪學思想史》(東京:玄黄社,1925)、宇井伯壽著《禪宗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42)、宇井伯壽著《第二禪宗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41)等書留有胡適晚年批閱的筆記。
(129)胡適對日本的中國哲學史研究成果并不看重,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著中,僅在《第十一篇荀子》的“參考書舉要”中提到“頃見日本久保愛之《荀子增注》,注雖不佳,而所用校勘之宋本元本颇足供參證”。參見《胡適文集》第6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323頁。
(130)牧野謙次郎:《序》,收入楊祥蔭、內田繁隆共譯:《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東京:岩松堂書店,1925年(大正十四年)9月15日,第1-2頁。
(131)《譯者小言》,收入楊祥蔭、內田繁隆共譯:《古代支那思想の新研究》,東京:岩松堂書店,1925年(大正十四年)9月15日,第5-9頁。
(132)劉岳兵提到此書1925年東京岩鬆堂曾發行初版,參見劉岳兵:《胡適的中國哲學史研究在日本》,載《中華讀書報》2005年1月28日。筆者暫未見到此版。
(133)高瀨武次郎:《序》,收入井出季和太著:《胡適の支那哲學論》,東京:大阪屋號書店,昭和二年四月一日,第1-4頁。
(134)神谷正男:《現代支那思想研究》,東京:理想社,昭和十六年八月五日,第25-26、49、110-130頁。
(135)胡頌平:《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録》,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第131頁。
(1360《譯者的話》,胡適著、吉川幸次郎譯:《四十自述》,大阪、東京:創元社,昭和十五年(1940年)三月二十日,第1-6頁。
(137)參見吉川幸次郎:《胡適——“折り折りの人”補遺》,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東京:築摩書房,昭和四十九年(1970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行,第435頁。《竹內好氏への書簡》,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7卷,東京:築摩書房,昭和五十年(1971年)一月十五日發行,第515-524頁。
(138)有關吉川幸次郎在北京留學的情形,參見吉川幸次郎著、錢婉約譯:《我的留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4月版,第44-99頁。
(139)吉川幸次郎:《胡適——“折り折りの人”補遺》,收入《吉川幸次郎全集》第16卷,東京:築摩書房,昭和四十九年(1970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行,第438頁。
(140)近藤春雄:《現代支那の文學》,京都印書館,昭和二十年(1945年)十一月二十日,第46-72頁。
(141)《復近藤春雄》,耿雲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166頁。
(142)參見近藤春雄:《現代中國の作家と作品》,名古屋:新泉書房,昭和二十四年,第75-87頁。
(143)尾坂德司:《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政治と文學の交點•胡適から魯迅へ》,東京:法政大學出版局,昭和三十二年十一月五日,第8-9、51-52、63-70、108-110頁。
(144)《序》,胡適著、今關天彭譯:《支那禪學之變遷》,東京:東方學藝書院,昭和十一年九月一日,第2頁。
(145)哲生按:此處“日本的胡適之”係指鶴見祐輔。1938年胡適就任駐美大使後,東京的《日本評論》向政府獻策:“日本需要派三個人一同使美,才可以抑制住胡適的能力。這三個人分别是鶴見祐輔、石井菊次郎、鬆岡洋右。鶴見是文學家,石井是經濟專家,鬆岡則是雄辯家。”可見日方封胡適的極度重視。
(146)今聖嘆(程靖宇):《新文學家回想録——儒林清話》,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1977年9月版,第9-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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