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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汉时期中国地名学的奠基
来源:《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02期 第14-25页。 作者:华林甫 点击数:3465 更新时间:2016/4/12

论两汉时期中国地名学的奠基

华林甫

一、地名渊源解释

中国传统地名学源远流长,其内容以地名渊源解释为主流[]。先秦时期,地名渊源解释寥若晨星;到了两汉时期,特别是东汉中后期,这方面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

我国第一部具有地名学研究内容的著作是《汉书·地理志》(简称《汉志》)。《汉志》是《汉书》十志之一,它不仅叙述了公元2年西汉王朝103个郡国及其下辖1587个县级政区的名称和地理沿革,还介绍了175座山名和361个陂泽湖池名称,其记载的地名超过4500处,很多汉代以前文献里所记载的地名赖此得以知其所在,正如清儒王先谦所说的那样:“班志地理,存前古之轨迹,立来史之准绳,兼详水道源流,使后人水地相资以求往迹,可谓功存千古者也。”[]所以,谭其骧先生将《汉志》称作“我国地理学史中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有人则风趣地说,把“地理学”换成“地名学”,也是如此[],意谓在地名学史上也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

在《汉志》出现的地名中,一方面是对前代地名沿革的承续与变易的总结,另一方面也奠定了我国地名大势的基础,书中出现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太行、恒山、荆山、大别、华山、王屋、太室(嵩山)、会稽等山,震泽、彭蠡、居延等湖泽,黄河、江水、济水、沔水(汉水)、渭水、沁水、湘水等江河,勃海(渤海)、东海、南海等边缘近海,基本上可以勾勒出我国地名的地理骨架。

《汉志》也是我国最早系统地解释地名渊源的文献。据笔者初步统计,《汉志》对60处地名作了渊源解释,成为我国地名学研究的开端,如表1(见下页)所示:

1.《汉书·地理志》的地名渊源解释

1:《汉书·百官公卿表》:“县有蛮夷曰道。”

2:甲为天干之首,以甲为名盖为家族中的长子。

由表1可知,以故国为名是《汉志》地名渊源解释最多的一类(26处),表明地名的继承性是相当明显的;以山水为名类中,仅阳城一处表示山,其余11处均表示水,以方位为名类也全都由山、水的相对位置而命名的,其中因山名仅5处,因水得名却有7处,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历史的早期,我们先民对水的依赖比山更为强烈。

《汉志》以后,地名学研究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地大量涌现,仅东汉时期对地名渊源的研究即不乏其人,著名的有应劭、圈称等人。

应劭字仲瑗,东汉末年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市西北)人。他年青时刻苦学习,博览多闻,灵帝时举孝廉,尝为汝南主簿,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出任泰山太守,后投靠冀州牧袁绍,为军谋校尉,建安初卒。《后汉书》卷四八有传。著作有《汉书集解》、《地理风俗记》、《十三州记》、《汉官仪》、《风俗通义》等,其中不乏地名研究的真知灼见。在《汉书集解》中,应劭对248处地名作了注释,其中对152处作了渊源解释,比《汉志》渊源解释多出一倍以上,大大丰富了《汉志》的地名学内容;《汉官仪》也有15处地名渊源解释;另据《水经注》所引,《地理风俗记》有关地名渊源的解释有26处,《十三州记》有3处。以上除去相互重复的以外,为应劭所解释渊源的地名达180多处。大体说来,可以归纳为以下13类(凡《汉书集解》一律简作“应劭注”,其余标出具体书名):

1、方位地名 这类地名共有49处,以阴、阳地名居多。例如南郡襄阳县,应劭注:“在襄水之阳”;太原郡阳曲县,应劭注:“河千里一曲,当其阳,故曰阳曲也”;涿郡中水县,应劭注:“在易、滱二水之间,故曰中水”;河间国,应劭注:“在两河之间”。方位地名指出了地名的相关位置,可以了解当时山脉与河流的走向及其相互关系,城邑、聚落的位置,藉此也可以探索古今河道的变迁。

2、山水地名 应劭最早提出了因山名县的地名命名原则[],在《汉书集解》中有37处山水地名的释名,《地理风俗记》中有4处。例如江夏郡,应劭注:“沔水自江别至南郡华容为夏水,过郡入江,故曰江夏”;涿郡“其南有涿水,盖氏焉”[];酒泉郡,应劭注:“其水若酒,故曰酒泉也”;常山郡井陉县,应劭注:“井陉山在南”。这41处地名释当中,因水得名25处,比因山得名的11处多出一倍以上。

3、故国旧邑地名 战国、秦、汉时代,去古未远,有些政区地名常常以该地的故国、旧邑命名,应劭所释有17个这样的地名,如代郡,应劭注:“故代国”;九江郡钟离县,应劭注:“钟离子国”;泰山郡莱芜县,《十三州记》:“鲁之莱柞邑”[]。汝南郡南顿县是应劭的家乡,其《汉书集解》注:“顿迫于陈,其后南徙,故号南顿,故城尚在。”类似“故城尚在”之类的言辞,在其它地名释名中找不到,可见应劭对家乡的地理状况是非常熟知的。

4、人物地名 应劭在《汉书集解》中有13个人物地名的释名,如代郡灵丘县,应劭注:“(赵)武灵王葬此,因氏焉”;长沙国罗县,应劭注:“楚文王徙罗子自枝江居此”;南阳郡冠军县,应劭注:“武帝以封霍去病,去病仍出匈奴,功冠诸军,故曰冠军”,等等。

5、地形地名 这类地名主要是依地形的高下,冠以词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命名,共有8个。如右扶风雍县,应劭注:“四面积高曰雍”,道出了雍县(今陕西凤翔县)的地理景观;河内郡平皋县,应劭注:“以其在河之皋,处势平夷,故曰平皋”,简明扼要地刻画了平皋(在今河南温县东黄河北岸)所处的地理位置;“丘”是平原上的小山包,应劭指出山阳郡瑕丘县、魏郡斥丘县都是因“丘”而得名的史实。

6、对称地名 《汉志》中不少地名词义是对称的,如东西、内外、上下等,应劭对内黄、东阿、西鄂、下博、下邳、下邽、下相、北屈、北皮9个地名作了渊源解释,如魏郡内黄县,应劭注:“陈留有外黄,故加‘内’云”。信都国下博县,应劭注:“博水出中山望都,入河”,没有解释地名渊源,但《水经·浊漳水注》引“应劭曰:太山有博,故此加‘下’。”东郡东阿县,应劭注:“有西,故称东”。

7、部族地名 《汉书》中记载的不少部族地名,应劭给予了明确的阐释,如牂柯郡夜郎县,应劭注:“故夜郎侯邑”;玄菟郡高句骊县,应劭注:“故句骊胡”;雁门郡楼烦县,应劭注:“故楼烦胡地”。为应劭所释的部族地名还有夷安、僰道、僰道、句町、上邽等处。

8、词义地名 即从词义本身探索地名的渊源。今湖北境内,汉魏时代有一条夏水,《水经·夏水注》引“应劭《十三州记》云:江别入沔为夏水源,夫夏之为名,始于分江,冬竭夏流,故纳厥称,既有中夏之目,亦苞大夏之名矣”。汉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县级政区叫“道”,犍为郡有僰道,《水经》江水“又东南过僰道县北”句郦道元注:“县,本僰人居之,《地理风俗记》曰:‘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太平御览·州郡部》引应劭《汉官仪》:“京兆,绝高曰京,京,大也,十亿曰兆,欲令帝都殷盈也。”

9、避讳地名 东郡寿良县,应劭注:“世祖叔父名良,故曰寿张”(世祖即光武帝刘秀);河内郡隆虑县,应劭注:“避帝名,改曰林虑也。”

10、帝意地名 地名是人类命名的,专制时代君权高于一切,因而有些地名折映着帝王的心境。如中山国苦陉县,应劭注:“章帝更名汉昌”;蜀郡青衣县,应劭注:“顺帝更名汉嘉”;武陵郡索县,应劭注:“顺帝更名汉寿”。汉昌、汉嘉、汉寿三个县名,反映了东汉皇帝希冀汉朝昌盛长久的理想。安平、饶安、重安等县名则反映了帝王希望其统治平安的心理。

11、物产地名 应劭注释《汉书》诠释了四处物产地名,如金城郡“初筑城得金”,颍川郡长社县“其社中树暴长”,珠崖郡“郡在大海中崖岸之边、出真珠,故曰珠崖”,等等。

12、移民地名 为应劭所释的移民地名有新丰、新秦、新郑、阳都四处。京兆尹新丰县,应劭注:“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筑城寺街里以象丰,徒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新秦,应劭注:“秦始皇遣蒙恬攘却匈奴,得其河南造阳之北千里地甚好,于是为筑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应劭的释名,合理地揭示了新丰、新秦城市创立和地名产生的历史过程。

13、地名总称 《汉书·高帝纪上》:韩信力陈项羽可图、三秦可并之计,应劭注:“章邯为雍王,司马欣为塞王,董翳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汉书·景帝纪》:“三辅举不如法令者”,应劭注:“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共治长安城中,是为三辅。”

以上13个类别是为了说明应劭对地名渊源研究贡献而作的大致分类。尽管应劭解释地名时曾发生过一些错误,像零陵郡泠道县“泠水出丹阳宛陵”之类的解释还错得太离谱,但总的说来,应劭《汉书集解》等著作与《汉志》相映成辉,开创了我国地名渊源研究之风,为后世对地名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与应劭差相同时的圈称,字幼举,东汉末年陈留郡(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人[],《后汉书》无传。《隋书·经籍志》著录汉议郎圈称撰《陈留耆旧传》二卷,《元和姓纂》卷二引录圈称撰《陈留风俗传》,可惜此二传早已亡佚,亦向无辑本。

好在郦道元《水经注》中有它的佚文,共凡二十余条,涉及地域虽仅东汉陈留一郡之地,但其中不乏地名渊源的解释。例如长垣县(今河南长垣),《水经·济水注二》引《陈留风俗传》:“县有防垣,故县氏之”;浚仪县(今河南开封),《水经·渠水注》:“《陈留风俗传》曰:‘县北有浚水,像而仪之,故曰浚仪’”;尉氏县(今河南尉氏),《水经·渠水注》:“圈称云:尉氏,郑国之东鄙弊狱官名也,郑大夫尉氏之邑”;襄邑县(今河南睢县),《汉志》颜师古注:“圈称云:襄邑宋地,本承匡襄陵乡也,宋襄公所葬,故曰襄陵;秦始皇以承匡卑湿,故徒县于襄陵,谓之襄邑”;雍丘县(今河南杞县),《水经·睢水注》:“圈称曰:县有五陵之名,故以氏县矣”;己吾县(今睢县东南),《水经·阴沟水注》:“《陈留风俗传》:县,故宋也,杂以陈楚之地,故梁国宁陵之徒种龙乡也,以成、哀之世户至八、九千,冠带之徒求置县矣。永元十一年陈王削地,以大棘乡、直阳乡十二年自鄢隶之,命以嘉名曰‘己吾’,犹有陈楚之俗焉。”

如果说班固、应劭、圈称的地名渊源解释主要是或附属于正史系统,那么《尔雅》、《说文解字》、《释名》中的地名渊源解释属于小学系统的范畴。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词典,系西汉前期学者缀辑旧文递相增益而成。全书三卷,现存十九篇,其中第九至十二篇释地、释丘、释山、释水(合称《释地四篇》)是专门解释地理名称的,一共解释了15236个地名,所收地名可统计如下(见下页表2):

2:《释地四篇》所收地名

《尔雅》对于地名渊源的训释方式有五种:(1)说明:“两河间曰冀州”;(2)描写:“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3)同义对举,指某个地理实体有两个名称,即同地异名,如:“东陵,;南陵,息慎;西陵,威夷;中陵,朱滕;北陵,西隃雁门是也”;(4)分解:“江河淮济为四渎”;(5)并列:“水自河出为灉,济为濋,汶为,洛为波,汉为潜,淮为浒”,“徒骇、太史、马郏、覆鬴、胡苏、简、镠、钩盘、鬲津:九河”。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公元58年——147年)撰。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后汉书》卷七九有传。其撰著的《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字典。该书以六书理论系统地分析字形、解释字义,将9353个篆文归纳为540部,创立了部首检字法,其中与地名有关的字约有450个,而解释字义中所提到的地名,则为数更多。

从《说文》对地名用字的释义中,即可考见许多地名产生的渊源,了解古人对地名命名的规律。与物产有关的地名,如天水郡骥县,《说文》:“骥,千里马也,孙阳所相者”,这与该地出产良马有关;又如安定郡卤县,《说文》:“西方咸地也”,显然与该地产盐有关,《汉志》于该郡三水县下注:“有盐官”;再如益州郡的弄栋县、上郡的桢林县皆与出产林木有关,而“秦”之得名,则与禾有关,《说文》:“秦,伯益之后所封国,地宜禾”,又云:“一曰秦,禾名”。有相当一部分地名,还与地理环境关系密切,有山丘处以山丘命名,有水泽者以水泽为名,《说文》中提到华阴县因在华山之北得名、陶丘因丘得名、菏泽县以菏泽水为名、洨县以浿水为名、浿水县以浿水为名、泾阳县以在泾水之北得名、荡阴县以在荡水之南得名,等等,不胜枚举。

《释名》系刘熙所著。刘熙字成国,东汉末北海人。《释名》体例与《尔雅》相似,共分八卷,释文27篇,其中第2至第7篇释地、释山、释水、释丘、释道、释州国(合称《释地六篇》),均系探讨地名得名原由的文字,其中探讨具体地名渊源的是《释州国》篇,所释地名有青、扬等13州,燕、宋等13国,河南、河内等18郡,《释水篇》则诠释了江、河、淮、济四条大河。

刘熙在诠释地名渊源时,既充分注意到了方位在地名命名中的作用,如“东郡、南郡,皆以京师方面言之也”,“西海,海在其西也”;“济北,济水在其北也”,“汝阴,在汝水阴也”;也注意到了山川等地形特征对地名的影响,如“荆州,取名于荆山也”,“兖州,取兖水以为名也”,“上党,党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党也”,“颍川(郡)因颍水以为名也”;同时还考虑到了天文分野和历史变革对地名的影响,如“古有营州,齐卫之地,于天文属营室,取其名也”,“卫,卫也,既灭殷,立武夷为殷后,三监以守之也”,“吴,虞也,太伯让位而不就,归封之于此,虞其志也”。

二、地名通名的归纳

地名一般都由通名和专名构成,通名显示地名的类别,专名是指其一类别中地名的特称。以上关于地名渊源的解释,都是指地名专名而言;其实汉代学者对地名通名的探讨,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应劭在他所著的《风俗通义》卷一○《山泽篇》中诠释了17个地名通名的确切含义:林,“树木之所藂生也”;麓,“山足也”;京,“丘之绝高大者为京,谓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陵,“言其独高广也……今王公坟垄,各称陵也”;丘,“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墟,“墟者,虚也……败为丘墟也”;阜,“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属于山陵也”;部[],“部者,阜之类也,今齐、鲁之间,田中少高卯,名之为部矣”;薮,“薮之为言厚也,草木鱼鳖,所以养人君与百姓也”;泽,“水草交厝,名之为泽,泽者,言其润泽万物,以阜民用也”;沆,“泽之无水,斥卤之类也”;沛,“沛者,草木之蔽茂,禽兽之所蔽匿也”;湖,“湖者,都也,言流渎四面所猥都也,川泽所仰以溉灌也”;陂,“言其下钟水以繁利万物也,今陂皆以溉灌”;渠,“渠者,水所居也”;沟,“沟者,沟也,广四尺,深四尺”;洫,“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故谓之洫”。与以往著作相比,《禹贡》只有9个地名通名,《汉志》有40来个通名,但均无一作出解释;应劭虽仅记录了17个通名,但是他全部作了普遍意义上的诠释,比之《禹贡》、班固,自然在中国地名学史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这17个通名,均系山、水、地形等自然地理通名,有的虽局限于齐鲁地区,但大多数通用全国,像麓、陵、丘、阜、泽、湖、陂、渠、沟等地名通名还一直沿用至今。

《尔雅》训释地名通名的方式也有五种:(1)说明:“绝高为之京,人力所作;非人为之丘,地自然生”;“大野曰平,广平曰原,高平曰陆,大陆曰阜”;(2)比喻:“山如堂者密,如防者盛”;“如陼者陼丘”;(3)反义对举:“崖内为隩,外为隈”;“山大而高嵩,山小而高岑”;(4)递解:从大到小:“水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从小到大:“大陆曰阜,大阜曰陵,大陵曰阿”;离心状排序:“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坰”;(5)描写形状:“方丘,胡丘”(方形的丘叫胡丘);“左高咸丘,右高临丘,前高旄丘,后高陵丘”。

《说文》中的地名,可分一般地名和山水地名两大类。在244个一般地名中,大体上又可分为都城名、诸侯国名、四夷国名、州名、郡名、县名、乡名、邑名、里名、亭名、聚名、墟名、关名等等,其中以县名为最多,达88个,这是秦汉郡县制度在字书上的反映,其次以乡、亭、邑名为多,也有62个。在206个山水地名中,山名又有山、丘、陵、阪等几种,水名也有水、泽、池、浸、泉五种。可见《说文》中记载的地名类型是很丰富的。从空间范围上讲,大至一国一州,小至一聚一墟,皆有所反映;从时间先后来说,上自尧舜,下逮秦汉,也都有记述。这对于探讨地名起源、地名变迁以及对先秦、秦汉地名考证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许慎对通名的探索,详见下文表3

《尔雅》在对地名进行释义的同时,也对少数地名作了音训;《说文》不仅释义,而且释形、注音,较《尔雅》前进了一大步。许慎一般是先述字义,次述字形,后述读音,至于地名渊源解释,虽不如释形、释义、注音之常见于每一个地名,但《说文》的诠释涵盖了地名要素的全部内容,标志着我国古代地名学的研究在这方面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因此,许慎以其《说文》开了我国地名语源学研究的先河。

东汉时另一部地名语源学的代表作,便是刘熙《释名》中的“释地六篇”。《释地篇》所释地名通名有:地、土、田、壤、原、陆、衍、隰、泽、卤,共计10个;《释山篇》所释地名通名有:山、阜、陵、冢、陂、冈、涌、嵩、岑、乔、甗、磝、、岵、屺、埒、岨、甽、林、麓,共计20个;《释水篇》所释地名通名有:渎、川、涧、滥泉、沃泉、氿泉、肥泉、雍沛、涌泉、渎泉、掌、汜、泾、湄、海、沟、浍、洲、渚、沚、坻、潏、岛,共计23个;《释丘篇》所释地名通名有:顿丘、陶丘、昆仑丘、髦丘、宛丘、阿丘、亩丘、圜丘、方丘、融丘、乘丘、陼丘、泥丘、都丘、梧丘、画丘、载丘、昌丘、址丘、阻丘、沚丘、营丘、阳丘、宗丘,共计24个;《释道篇》所释地名通名有:道路、岐旁、剧旁、衢、康、庄、剧骖、崇期、逵、、蹊、、亢、涂,共计14个;《释州国篇》所释地名通名有:邦、都、井、邑、丘、甸、鄙、县、郡、邻、里、党、乡,共计13个。以上总计为刘熙《释名》所释通名104个,使《释名》成为汉代文献中诠释地名通名数量最多、内容最全的一部著作。

《尔雅》、《说文》、《释名》三书,所释地名通名中内容很多是相同或相近的,可列表对比如下:

3:《尔雅》、《说文》、《释名》三书地名通名的对比

注:《说文》段注:“州,洲,古今字。”

三、地名命名规律的总结与地名学思想的发展

春秋时,孔子已经提出命名事物应该遵循的“名从主人”原则[(11)],当然也包括地名在内。随着地名诠释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完善,汉代学者们逐渐总结出一系列地名命名或更名的规律,大大丰富了我国地名学思想的宝库。

西汉初年,谷梁赤在写定《春秋谷梁传》中,即已提出了“水北为阳、山南为阳”的地名命名原则[(12)],东汉灵帝时的经学家服虔则补充说:“水南为阴”[①③]。刘熙在《释山篇》中总结了另一种命名原则:“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随日所照而名之也。”这些原则均被后世广泛袭用,并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14)]

我国地名学史上对地名进行规律性总结的,首推应劭,他不仅最早提出了“因山为名”的雏形[(15)],而且总结了秦汉郡名的命名原则,他著《汉官》曾写道:“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或以山陵,太山、山阳是也;或以川原,西河、河东是也;或以所出,金城城下得金,酒泉泉味如酒,豫章樟树生庭,雁门雁之所育是也;或以号令,禹合诸侯,大计东冶之山,因名会稽是也。”[(16)]这段文字,应劭突破了以往只对地名作个别研究的旧窠,把秦汉时代的郡名当作群体来进行综合考察,从而归纳出六条命名原则,总结了一套地名命名的规律,涉足了群体地名研究领域。这无疑是地名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因而历来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圈称在诠释酸枣县得名时也有了规律性的总结。《水经·济水注二》:“僕渠又东北迳酸枣县故城南,韩国矣。圈称曰:昔天子建国名都,或以令名,或以山林,故豫章以树氏郡,酸枣以枣名邦,故曰酸枣也。”在这里,圈称提出了地名命名的两条原则:“或以令名”,据王先谦的解释,令名“如闻喜、获嘉之类”[(17)],是指以皇帝诏令为名;“或以山林”,是指以自然界物质为名。这两条原则兼具了自然、人文因素,与应劭归纳的地名命名六条原则相辅相成,共同谱写了我国地名学史上一个光辉的篇章。

上文曾提及,陈留郡己吾县的命名,圈称称之为“命以嘉名”。这与应劭“取其嘉名”[(18)]的思想遥相呼应,是对后世美愿、祥端类地名的最早归纳。同时,圈称还在《陈留风俗传》中引皇帝诏书说:“章帝东巡过县,诏曰:‘陈留菑县,其名不善,高祖鄙柏人之邑,世宗休闻喜而显获嘉应,亨吉元符,嘉皇灵之顾,赐越有光,列考武皇,其改菑县曰考城’”[(19)]。既然嫌“地名不善”而将其更改,说明当时运用“命以嘉名”、“取以嘉名”这一原则已相当成熟。文献记载如此,地下出土文物也证实了这一点,据周振鹤教授《新旧汉简所见县名和里名》一文之总结:“里名以嘉名为多,这是中国地名的特点,因而如万岁、万年、长乐、千秋、安汉、富贵等里名便为许多县所共有。”[(20)]

值得注意的是,刘熙对地名的命名作了理论上的探讨。他认为名不虚生,皆有所因,其《释名》自序说:“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他撰著《释名》一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示这个“所以之意”。《释山篇》:“石载土曰岨,胪然也;土载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总结了以地形为名的命名原则;《释州国篇》:“兖州,取兖水以为名也”,又最早总结了因水为名的原则。刘熙在《释州国篇》诠释了燕、宋、郑、楚、周、秦、晋、赵、鲁、卫、齐、吴、越十三国国名之后说:“此上十三国,上应列宿,各以其地及于事宜制此名也。至秦改诸侯置郡县,随其所在山川土形而立其名,汉就而因之也”,就是说这些诸侯国名均系因地因事而命名的,秦统一后,郡县之名皆随山川土形而命名,汉朝因袭了这一点。这是与应劭、圈称同时代的又一次对秦汉郡县地名所作的规律性总结。不止此也,刘熙在诠释了河南、河内等18个郡名后说:“凡若此类郡国之名,取号于此,则其余可知也,县邑之名亦如之”,他在总结郡国名称的同时,举一反三,指出“县邑之名亦如之”,则比应劭仅仅总结郡名规律向前迈进了一步。

四、成因简析

两汉时期在地名学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为中国地名学的总体发展奠定了基石。究其成因,既有学术本身发展的原因,也有社会背景的因素。

首先,地名学与学术发展的大环境有关。先秦文献,自秦火以后,文献典籍损失极为严重,故西汉初古文献非常缺乏。汉武帝时,“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21)],但就地理书而言,“史迁所记,但述河渠而已”[(22)]。到了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籍,古籍得到了很好的整理,此后文献逐渐丰富了起来,不仅数量增加了,内容也充实了。以地理书籍为例,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刘光蕡《前汉艺文志注》,西汉没有新撰的地理书,只有前代留传下来的《禹贡》和《山海经》;到了东汉,地理书籍大量涌现,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三著录有9种,顾櫰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五著录有33种,姚振宗《后汉艺文志》卷二不仅在侯、顾二家基础上另外又新著录了4种,而且还把地理类分成宫殿都会总志之属、州郡之属、外纪之属、杂记之属四门,除相互重复的,则侯、顾、姚三家著录的地理类文献达37种之多。这些地理文献门类繁多,内容新颖,其中不乏地名渊源解释的内容,如前述应劭《地理风俗记》、《十三州记》等。

地理类中有一门被姚振宗称为州郡之属的区域性总志,据《隋书·经籍志二》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东汉的郡国之书有《南阳风俗传》、圈称《陈留风俗传》(3卷)、卢植《冀州风土记》、赵宁《蜀都乡俗记》、《巴郡图经》、王逸《广陵郡图经》等,可惜全已亡佚,只有圈称《陈留风俗传》赖郦道元《水经注》的引述才保存了一鳞半爪,从佚文看,圈称此书涉及地域虽仅陈留一郡,却解释了长垣、浚仪、尉氏、襄邑、己吾、雍丘、酸枣七个县名的渊源。由此推测,郡国之书中这类内容不少,但今人再也难窥其全貌了。

其次,是注释《汉书》的产物。《汉书》自其始出即以难读著称,故行世不及百年,到东汉末年已有应劭的注释。《后汉书·应劭传》:“凡所著述百三十六篇,又集解《汉书》,皆传于时。”应劭不愧为诠释名物制度的能手,对《汉书》中各种专用名词均有解释,如《百官公卿表》:“光禄勋”,应劭注:“光,明也;禄,爵也;勋,功也”;《食货志》:“周景王时患钱轻,将更铸大钱”,应劭注:“大于旧钱,其价重也”;《陈胜传》:“胜故涓人将军吕臣为苍头军”,应劭注:“时军皆著青巾,故曰苍头。”可见,汉代的典章制度他都加以诠释,诠释范围涉及《汉书》所有的纪、表、志、传(例繁不备举),《地理志》当然亦在其中。所以,应劭诠释《汉志》地名其实是他注释整部《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应劭对汉代官制特别熟悉。《后汉书·应劭传》:“删定律令为《汉仪》,建安元年乃奏之……(二年)著《汉官礼仪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他对《汉书·百官公卿表》中的十二种职官名称作了渊源解释。正因为如此,他的《汉官》才能对秦汉郡名总结出了六条命名原则。

再次,是小学的副产品。西汉初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五经博士,在官学里讲授经义。这就促进了训诂的繁荣。经学家们纷纷给先秦留传下来的儒家经典作注解,然后把这些随文而释的各种注解汇集起来,按照一定的体例分类编排成书。《尔雅》就是这样一部训诂汇编。由于经书传授、校释成果的不断积累、叠加和总结,推动了语言文字学(小学)的发展,东流时期又出现了一系列小学专著,影响最大的要数许慎《说文解字》和刘熙《释名》。这些作为经学附庸的纯粹的语言文字学,就涉及了不少地名渊源和地名通名。

当然,班固、许慎、应劭、圈称、刘熙等学者诠释的地名,数量最多的是政区地名。最初的政区地名是出现在春秋时期的郡、县。秦始皇并吞六国,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下辖一千左右个县,此后,我国政区地名的体系就基本上确立了。

西汉初年,推行郡国并行制,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在后来翦除异姓诸侯王的同时,又分封了不少刘氏同姓诸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只有15个郡。事实证明,同姓诸侯不但不能“屏藩皇室”,而且已成为中央统治的离心力,于是汉景帝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直接剥夺诸侯王国所属的支郡,汉武帝时又实行“推恩令”,进一步吞食王国领域,于是王国的实际地位只相当于郡级。到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实有郡国103个。至于西汉县级政区,包括县、道、侯国、邑四种类型,县分一般县和陵县、奉郊县,道集中在西北和西南诸郡,侯国与邑则兴废无常。西汉初约有千把个县,到成帝元延、绥和之交,全国发展到1587个县级政区。

东汉承袭西汉制度。中间虽一度有王莽改制,但光武帝刘秀将王莽更改的地名全部恢复了原名。东汉顺帝时,全国有105个郡国、1180个县级政区。

以上政区如果加上郡、国、县级政区的旧名和新名,两汉政区地名总数恐怕不下三千。这些政区地名,直接成为汉代学者诠释的对象,如班固诠释渊源的60处地名,有59处是政区;应劭诠释渊源的180多处地名当中,150160处也是政区;《说文》中解释了88个县名,当然也与此有关,其余依次类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秦汉)郡县的增置、地名的更易取舍,导致了对地名渊源与沿革研究的重视与加强。”[(23)]政区数量之巨、变迁之剧,促使人们对它们的来龙去脉作一些或深或浅的理论探索,西汉初成书的《春秋谷梁传》和应劭、圈称、刘熙等人朴素的地名学思想,便由此而产生,其中尤以应劭、刘熙的贡献最大。

另外,西汉的开疆拓土、人们视野的扩大,也对地名学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年),霍去病出击匈奴,攻占河西走廊地区,先后置为酒泉、张掖、敦煌、武威四郡,将河西走廊首次纳入了中央版图。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又析天水、张掖、陇西三郡交界处置为金城郡。应劭在《汉书集解》诠释地名和《汉官》总结秦汉郡名命名原则时,均已包括了酒泉、张掖、金城三郡。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攻灭朝鲜及其属国,置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其中玄菟郡辖高句骊县,应劭注:“故句骊胡”。要不是西汉灭了卫氏朝鲜,应劭诠释高句骊县名的渊源是不可能的。

注释:

① 参见陈桥驿:《论地名学及其发展》,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一辑,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② 《王祭酒(先谦)年谱》光绪二十六年条。

③ 《长水集》下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页三五四。

④ 徐兆奎:《中国地名史话》,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页三一。

⑤ 《水经·江水注二》引述。

⑥ 《水经·圣水注》引“应劭曰”。

⑦ 《水经·淄水注》引述。

⑧ 《水经·江水注一》引述。

⑨ 《元和姓纂》卷六,上声“二十阮”。

⑩ 《风俗通义》原作“培”,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下册页四七三引清人卢文弨《群书拾补》曰:“当作‘部’”。今从之。

(11) 《谷梁传》桓公二年引述。

(12) 《谷梁传》僖公二十八年。

(13) 案《左传》服注已亡,此语见《水经·洧水注》引述。

(14) 例如,清人段玉裁补充说:“日之所照曰阳,然则水之南、山之北为阴可知矣。”

(15) 应劭释夷陵县得名:“夷山在西北,盖因山以名县也”(《水经·江水注二》)。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卷四云:“因山名也”。南朝宋盛弘之在《荆州记》释“嵩梁山”时,最后明确将这条原则归纳为“因山为名”(《太平御览》卷四九引)。

(16) 《汉官》自南宋以来亡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该佚文见《水经·河水注二》、《艺文类聚》卷六“郡部”、《太平御览》卷一五七引录。

(17) 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八、2b,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新化三味书室刊本。

(18) 《水经·淄水注》引“应劭曰”。

(19) 《水经·汳水注》引《陈留风俗传》。

(20) 载《历史地理》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九五年。

(21) 《史记·太史公自序》。

(22) 《隋书·经籍志》。

(23) 韩光辉:《中国地名学的地名渊源和地名沿革的研究》,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一九九一年第四辑。

原载于:《中国史研究》(京)1996年第02期 第14-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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