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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岭”考辨
来源:《国学学刊》 作者:刘新光 点击数:853 更新时间:2016-5-7

“五嶺”考辨

刘新光

“五嶺”一名,首見於《史記》。《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秦“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淮南衡山列傳》:秦始皇“使尉佗逾五嶺攻百越”。①《漢書·張耳陳餘傳》、《伍被傳》略同,《五行志》則說:始皇“南戍五嶺,北築長城,以備胡越”。②《史》、《漢》雖提及五嶺,卻沒有具體指明五嶺爲哪五嶺及其具體位置。後人言及五嶺,包括在爲《史》、《漢》作注時,對五嶺的認識出現了偏差,遂產生衆多說法,雖有學者考證,也未能達成一致;反觀現代地理學對五嶺的界定,則較爲統一,翻開任意一種涉及該地區的地圖或地理教科書,都很容易獲得以下資訊,五嶺分別爲南嶺山脉中五座著名的山嶺:大庾嶺(位於今江西大余、廣東南雄交界處)、騎田嶺(位於今湖南宜章、郴州交界處)、都龐嶺(位於今湖南省道縣、江永交界處)、萌渚嶺(位於今湖南江華與廣西賀州交界處)及越城嶺(位於今湖南新甯、東安與廣西全州交界處);又因此五嶺之重要,五嶺又成爲南嶺山地的別名。③然則《史》、《漢》五嶺是否就是今天的五嶺?如若不是,它們又是哪五嶺?與現代地理學所言五嶺有什麽不同?《史》、《漢》五嶺又是如何演化固定成爲現代五嶺的?這一演化發生的關鍵時期是什麽時候?本文試對這些問題進行初步探討,求教于方家。

一、唐以前的記載

《史》、《漢》雖未明言五嶺爲哪五嶺,幸有《史記》三家注及《漢書》顏師古注、《後漢書》章懷太子注,引用先人典籍,對“五嶺”及其位置做了注釋,列述於下:

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阯界中也。”

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引晋人裴淵《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④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廣州記》云,五嶺者,大庾、始安、臨賀、揭楊、桂陽。《輿地志》云,一曰臺嶺,亦名塞上,今名大庾,二曰騎田,三日都龐,四曰萌諸,五曰越嶺。”⑤

唐颜師古注《漢書》:“服虔曰,山領有五,因以爲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裴說是也。”⑥

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至於海,一山之限耳。別標名則有五焉。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城,五也。裴氏之說則爲審矣”。⑦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以水導山,亦記載了五嶺,“()水出南康縣涼熱山連溪,山即大庾嶺也。五嶺之最東矣,故曰東嶠山”;⑧“()水出()縣西黄岑山,山則騎田之嶠,五嶺之第二嶺也”;“都山,即都龐之嶠也,五嶺之第二嶺也”;“(萌渚)水南出於萌渚之嶠,五嶺之第四嶺也”;“越城嶠水,南出越城之嶠,嶠即五嶺之西嶺也。秦置五嶺之戍,是其一焉”。⑨

《史》、《漢》及《後漢書》的幾位注家,最晚爲唐時人,其所引諸種注釋及所附按語,反映的都是唐及唐以前人們的觀點。裴駰所引《漢書音義》,作者當爲東漢服虔;⑩《史記索隱》、《正義》及顏師古注《漢書》所引《廣州記》五嶺名號相同,衹是次序稍异,應是同一本書;鄧德明,據岑仲勉先生考證(11),爲南朝宋人;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五嶺,蓋沿襲顏師古的說法,其引鄧德明五嶺之第二嶺作“甲騎”,實爲“騎田”之誤;(12)《輿地志》爲南朝陳顧野王的作品。以上諸種解釋紛繁複雜,莫衷一是,歸納起來,可得以下幾條綫索:

1.東漢的服虔是對五嶺作了目前所知最早的解釋,儘管他的解釋非常簡略,沒有指明五嶺爲哪五嶺以及具體位置,但從服說可以知道,五嶺之爲五嶺,不是一個模糊的地理名詞,不能理解爲籠統意義上的多嶺,而是確指五座山嶺。

2.最早指明五嶺爲哪五嶺的,是晋人裴淵的《廣州記》。但此五嶺的具體位置,仍不易確定。

3.南北朝人鄧德明不但指明了五嶺爲哪五嶺,而且將五嶺的位置一一作了說明,其中第三嶺——都龐領()被安置於九真郡(漢九真郡治今越南清化西北)境。參照服虔及《廣州記》的說法,可知五嶺並未被限定在南嶺及其餘脉中,五嶺位於現代南嶺以南,漢九真、交阯以及合浦郡境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4.北魏酈道元的說法,除第三嶺外,其他四嶺與鄧德明的說法基本相同。第三嶺,酈氏認爲在桂陽郡(治今湖南郴州市)境,是仍位於今五嶺群山之中。

5.由顏師古注及章懷太子注,特別是顏師古對於東漢服虔認爲五嶺在漢交阯、合浦界內的批評,可知不論唐代有無“五嶺”之說,唐人對於秦漢“五嶺”及其位置,已經模糊不清。换句話說,假如唐代存在“五嶺”之說的話,唐五嶺已經和前代,尤其是秦漢五嶺有很大差別,五嶺及其位置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過變動,大致可以推定。

二、唐人的說法

由於唐以前對五嶺的相關記載,不僅簡略而且歧義紛出,很難統一;相形之下,唐代典籍中有關五嶺的材料則既豐富又具體。因此,後人在考辨五嶺時,唐人的記述往往倍受重視,甚至以唐人的記載爲基礎進行探討。茲先將前代學者提到的、唐人的有關記載分述於後。

《通典》卷一百八十四《州郡十四》:

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塞上嶺一也,今南康郡大庾嶺是。騎田嶺二也,今桂陽郡臘嶺是。都龐嶺三也,今江華郡永明嶺是。甿渚嶺四也,亦江華界白芒嶺是。越城嶺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臨源嶺是。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也。(13)《太平御覽》卷五五引《南康記》:

秦始皇略定揚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第一塞上嶺,即南康大庾嶺是;第二騎田嶺,今桂陽郡臘嶺是;第三都龐嶺,今江華郡永明嶺是;第四甿渚嶺,亦江華郡白芒嶺是;第五越城嶺,即零陵郡南臨源嶺是也。(14)此五嶺與鄧德明《南康記》五嶺不同。又據岑仲勉先生考訂,李昉所引《南唐記》亦不是鄧德明的《南康記》,應爲唐天寶時人的作品,因而此五嶺應是唐人的說法。(15)

按《元和郡縣圖志》對五嶺的叙述不够完整,因而學者對其不够重視,今人覃聖敏在《五嶺辨正》一文中說:

李吉甫《元和郡縣誌》亦叙及五嶺,惟有缺卷,僅見二嶺:“越城嶠,在(全義)縣城(按:中華本無“城”字)北三里,即五嶺之最西嶺也。”“萌渚嶠在(馮乘)縣北一百三十里,即五嶺之第四嶺也。”(16)此外,由前引顏師古和章懷太子注文,可知唐人對於秦漢五嶺,已經不能確知其指,不過,二人均以裴氏之說爲審,又實爲一說。

對比唐與唐以前五嶺諸說,不難發現,唐五嶺與南北朝時鄧德明《南康記》、酈道元《水經注》、顧野王《輿地志》名號基本一致(17),五嶺位置亦基本相同,惟第三嶺都龐改爲“江華郡永明嶺”了。江華郡治今湖南道縣西,與南北朝時都龐嶺所在的藍山縣相去甚遠。都龐嶺的位置,由原來位於騎田、萌渚嶺之間,轉移到萌渚、越城嶺之間了。這一變化是唐五嶺較之前代記載的最大不同!

唐人對五嶺及其位置的解釋,不僅未能澄清唐以前五嶺諸說,反倒又增添了新的說法。顏師古與章懷太子對於這些异說,大概也不能定奪,因而說:“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焉。”“一山之限”指的應當就是今天整個南嶺山脉;“而別標名則有五”,是南嶺又有五個子嶺。二人沒有辯證諸說,卻都直接指認晋人裴淵的說法是正確的。

由上述諸段分析可知,探討“五嶺”及其位置問題,不僅涉及五嶺名號及具體空間分布,還應將時間因素考慮在內,也就是說,五嶺及其位置,起碼在唐以前,在不同的歷史時段是各不相同的。衹有綜合把握時空因素,方有可能對五嶺作全面的認識,“五嶺”方能名至實歸。

三、後人的探討

唐以後,唐人“五嶺”的觀念則逐漸爲世人接受,遂成爲一種固定的說法,並一直沿用至今。宋人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秦南守五嶺:塞上嶺一也(今南安軍大庾嶺);騎田嶺二也(今郴州臘嶺);都龐嶺三也(今道州永明嶺);甿渚嶺四也(今道州白芒嶺);越城嶺五也(今靜江府北、永州南臨源嶺)。”(18)《明一統志》:“南安府(大庾嶺所在)……當五嶺最東”;“都龐嶺,在永明縣北五十里,東北連掩山,西南連荆峽鎮……一名永明嶺。秦王翦降百越,以謫戍五萬人守五嶺,都龐其一也。”“越城嶺,在興安縣北三里,即五嶺之最西嶺也。”(19)如文初所引,現代地理學對“五嶺”及其位置的界定,正是唐人的“五嶺”。

不過,由於五嶺諸說差异較大,特別是唐代的五嶺說與前代的說法矛盾之處非常明顯,學者對“五嶺”及其位置的探討並未停止。宋人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說:

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逾大庾,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入廣西,之賀,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20)在這裏,周氏提到了從南宋福建路的汀州(治今福建長汀)進入廣南東路循州(治今廣東龍川縣西)、梅州(治今廣東梅州)的道路,並認爲五嶺非山嶺之名,而應是五條入嶺的通道。周氏的觀點正確與否暫且不論,他以入嶺之途,即交通路綫的方法來闡釋“五嶺”,則爲我們全面認識五嶺及相關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

清代學者趙一清認同《水經注》的記載,並且認爲酈道元的說法與鄧德明的說法無關,鄧德明的說法是錯的,“按《後漢書·吳祐傳》章懷注引《南康記》曰:五嶺,南康大庾一也,桂陽甲騎二也,九真都龐三也,臨賀萌渚四也,始安越嶠五也。《廣州記》則以爲大庾一,始安二,臨賀三,桂陽四,而以九真爲掲陽,合爲五嶺。是注所言五嶺之次與鄧《記》合,第考班志,九真郡有都龐縣。應劭曰,龐音龍。師古曰音龐。而桂陽之部龍乃嶺嶠之名。王象之《輿地紀勝》曰,山之絕頂曰都逢,土人語訛曰龐也。不知都、部字相似,龐龍音相連,而强以都逢爲土音。山之絕頂之說,殆因嶺嶠而傅會邪。此與九真之都龐縣無涉,鄧記誤也。當以南平部龍爲是”。(21)

楊守敬在《水經注疏》中,對五嶺的問題作了更爲深入的考證:

《漢書·張耳傳》師古曰:“裴氏《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是爲五領。鄧德明《南康記》,大庾領一也,桂陽騎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渚領四也,始安越城領五也。裴說是也。”《後漢書·吳祐傳》章懷《注》引二書,亦以裴說爲審,蓋見鄧《記》九真字不合也。不知鄧數五嶺,由東而西,則第三嶺自當在騎田、萌渚之間。若九真之都龐已至極南,何得以爲第三?此由南平都龐亦屬桂陽,《記》蒙上省桂陽字。淺人不知,以爲有脫文。但見九真有都龐縣,遂加九真二字,非《記》原誤也。至作都龐,毫無疑義。酈氏所言五嶺之次與鄧合,蓋從鄧說,此必作都龐,今本作部龍,乃以形近致誤,此可望而知者也。(22)

楊氏進而批判了趙氏的說法:

趙氏拘于都龐之在九真,而云此以部龍爲是,疏矣。宋本《寰宇記》,藍山縣,本漢南平也,有黄蘖山,今謂之都龐山,在縣南九十里,即是五嶺從東第三嶺也。宋藍山在今縣北十里。《通典》又謂都龐嶺在永明縣,與《注》异。(23)按漢代桂陽郡南平縣南鄰桂陽縣(治今廣東連州),兩縣大概正以都龐嶺爲界。由於版本的緣故,有些版本的《水經注》記第三嶺爲“部龍”,楊氏對於趙氏的考證的批判,亦僅限於第三嶺名號的争論,即第三嶺究竟是都龐嶺還是部龍嶺?而對於第三嶺的位置,他們並沒有分歧,都認爲應該在漢南平縣(即宋藍山縣,治今湖南藍山縣北)境。(24)楊氏除認同《水經注》五嶺的說法外,經過考證,還認爲鄧德明之說實際與酈氏觀點一致,甚至是酈氏沿襲了鄧氏的說法。由楊氏的考證,則唐以前對於五嶺的具體解釋,除裴淵《廣州記》外,不僅五嶺名號一致,甚至叙述的次序也都是由東往西。對於裴淵《廣州記》的觀點,楊氏大概認爲錯誤明顯,故沒有加以論述。再以楊氏考定的鄧德明“五嶺”較之唐代“五嶺”,可以發現,兩說對於五嶺爲哪五嶺,也是驚人的相同;兩說的差异,僅僅是第三嶺都龐的位置問題,可惜楊氏對這一問題沒有作進一步考證。

近代法國漢學家鄂盧梭(L.Aurousseau)主多嶺說。鄂氏考證秦平南越諸事,首先涉及五嶺問題。他認爲都龐嶺在九真不可信,唐人都龐嶺的說法亦不足據,都龐嶺“應以部龐(音龍)爲是……此第三嶺應是部山嶺了。此山也在湖南省之南境,可是在藍山縣境,距鐘水不遠。質言之,在廣東西北界附近,而處第二嶺之西,第四嶺之東。此第三嶺應接連州江(廣東),而由是直接通至番禺;可是他同第二第四兩嶺很近,雖然可以通到廣東都會,然而不能直接達到一條重要的川流之上。他所經行的道路,不久便到北江同連州江匯流的處所,而與長沙、番禺的大道合而爲一”,因而“此第三嶺不甚重要”。鄂氏的觀點與楊說有類似之處,但他同時並不否認裴淵的說法,認爲第三嶺的混亂,正是因其“不甚重要”,以致出現了“兩種五嶺”甚至“六嶺”,“總而言之,此六嶺,或此兩種五嶺,皆屬兩廣北界不遠的山嶺。別言之,有五嶺即在南嶺山系之中,至若揭陽嶺,則在近於廣東海岸一小山系之中”。(25)

岑仲勉在評價鄂氏的著作時,也對五嶺進行了考證,認爲:“五嶺之解釋,實隨北方勢力之消長而變遷;揭陽者,鄂氏所謂西漢自閩入粵之通道,亦最古之說也,故裴氏主之。迨晋穆永和四年(348),升平三年(359),兩破林邑,孝武太元六年(381),杜瑗平九真之亂,安帝隆安三年(399),又敗范達,宋文元嘉二十三年(446),檀和之大伐林邑,百年之內,屢耀兵威,釋五嶺者隨勢力伸張,遂由嶺東之揭陽,移爲交南之都龐,固順其自然之趨勢者矣。”“《水經注》‘部龍之嶠’,或作都龐,鄂氏持此爲否認九真之證;然道元北人,說許有誤,且其書遲於德明當可百年,宋而後交南漢族,勢力漸削,沿至中唐,遂代以南方無顯然出路之永明嶺,得非五嶺解釋,隨民族消長而嬗變耶。”岑氏沒有輕易否認歷代有關五嶺的說法,認爲五嶺諸說都是對某一歷史時期真實情況的反映,“九真”非衍文,“九真都龐”確實存在,五嶺並非全部位於今南嶺山脉之中,“五嶺解釋,應隨歷史之變化,作自然觀也”。(26)

覃聖敏則否定了除《水經注》之外,包括鄧德明《南康記》在內的諸家說法。他認爲裴淵之說中的揭陽嶺,“漢初已爲閩越通道,但其時距秦亡已近百載,不可據此以爲秦時此道已通……揭嶺爲僻塞之地,非爲要途”,“揭陽嶺道之通,或始自佗時”。對於第三嶺,他認爲鄧德明“置都龐於九真境之誤,並非自鄧德明始,其前東漢服虔《漢書音義》,已將五嶺置於交趾、合浦郡境,早開先河”,而唐及唐以後典籍中記載的“今道縣、江永都龐嶺非五嶺”,“五嶺第三嶺原名當爲部山或部龍。因部龍與都龐字形相近,又因永明境有都龐嶺,故後人誤以爲都龐當部龍,致使五嶺第三嶺移位”,進一步斷言,“此歷史懸案,今可釋然而決矣”!(27)覃氏認爲有些版本的《水經注》記第三嶺爲“部龍”是正確的,又以此分析第三嶺在唐代發生位移的原因。孰不知歷代學者,特別是楊守敬對於第三嶺已有詳細考證,第三嶺本來就應做都龐嶺。

饒宗頤在《揭嶺揭陽山辨》一文中談到“揭嶺爲秦五嶺之一,置戍所”(28),可惜未對五嶺作進一步探討。

綜觀唐以後對五嶺諸說的探討,多數學者試圖肯定唐及唐以前的某一種說法,以此來否定其他諸說,這是較爲合理但不一定科學的方法。少數例外者,如鄂盧梭的觀點,僅僅羅列了諸家說法,並未做太多的考證,沒有得出一個較爲確定的結論,衹是籠統地認爲五嶺應位於南嶺及其餘脉中,對於五嶺究竟爲哪五嶺,實際上是模棱兩可;岑仲勉注意到五嶺在不同歷史時期有不同的具體指向,因而沒有否定任何一種說法,並盡力將諸種說法出現的時代與當時的情勢聯繫起來,以證明有關五嶺的諸種解釋,實與中原勢力對嶺南地區影響的强弱息息相關。這種觀點和方法雖然較爲新穎,卻過於牽强。

四、由《元和郡縣誌》的相關記載引出的

覃聖敏在《五嶺辨正》中引用了兩條《元和郡縣圖志》的相關記載,並說“惟有缺卷,僅見二嶺”。《元和郡縣圖志》有缺卷是真,對於五嶺的記載,卻並非“僅見二嶺”。實際上,《元和郡縣圖志》尚有一條有關五嶺的材料,似乎沒有受到學者的重視,而這條材料對於解決五嶺及相關問題,實在非常關鍵,《嶺南道·始興縣》載:

大庾嶺,一名東嶠山,即漢塞上也。在縣東北一百七十二里。從此至水道所極,越之北疆也。越相呂嘉破漢將軍韓千秋于石門,封送漢節置於塞上,即此嶺。本名塞上,漢伐南越,有監軍姓庾,城於此地,衆軍皆受庾節度,故名大庾。五嶺之戍中,此最在東,故曰東嶠。高一百三十丈。秦南有五嶺之戍,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縣也。(29)

按“秦南有五嶺之戍,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縣也”一句,較之裴淵《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有值得推敲的地方。這兩句話表面看起來極爲相似,實則大有不同。《元和郡縣圖志》所記秦五嶺,似乎統一認作爲五嶺所在的五個縣名,這應是對《廣州記》所記五嶺最直接的解釋。然而,考五縣中揭陽縣晋代已廢(30),至宋代方復置(31);大庾縣則始置於隋(32)。唐代以前,五縣從未同時出現。所以,若沒有缺衍文的話,《元和郡縣圖志》的此處記載,極有可能是沒有弄清大庾縣的建置年代,進而沒能完全正確闡釋《廣州記》的記載。(33)不過,《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倒是明確指出晋人裴淵的說法,實際上是秦代的五嶺,而且《廣州記》所記秦代五嶺,並不一定都是嶺名,除大庾確爲嶺名外,其他四名應當是另外四嶺分別所在的縣名,也就是說,其他四嶺分別位於四縣境內。這四縣的建置情況如下:

始安:西漢置,治今廣西桂林;

臨賀:西漢置,治今廣西賀州東南賀街;

桂陽:西漢置,治今廣東連州;

揭陽:秦置,治今廣東揭陽西北。(34)

以上四縣,除揭陽外,另外三縣都是漢代始置,再參照大庾之名最早出現於漢代,因而《廣州記》所記五嶺又可能是後人對秦五嶺的一種追述。秦代五嶺,尤其除大庾之外的四嶺,或本無具體所指,僅以四縣籠統稱之;或四縣境內各有同名四嶺,設縣之時,皆以嶺爲名。

《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並非一條孤證,也不是李吉甫的一家之言。唐顏師古的觀點,實際上是與《元和郡縣圖志》基本一致的。按顏師古注“五嶺”,出現在《漢書·張耳陳餘傳》“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領之戍”(35)一文之下,顏師古以裴淵的說法爲是,所指正是秦代的五嶺。而章懷太子沒能理解顏師古的意思,在注後漢史事時簡單承襲了師古的觀點。

較之秦代五嶺,漢代五嶺的範圍開始縮小,由《元和郡縣圖志》可知其最東一嶺爲爲塞上嶺(漢以後又名東嶠或大庾嶺),在唐始興縣(治今廣東始興西)東北一百七十二里,與前面諸說中提到的大庾嶺實爲一嶺。其他四嶺,據前引《元和郡縣圖志》兩條記載及對楊守敬相關考證的分析,可以知道,漢及漢以後乃至今天,五嶺的名號再沒有發生變化,存在争議的衹是第三嶺都龐的位置問題,即都龐嶺究竟位於漢代桂陽縣(治今廣東連州)還是唐代江華郡(治今湖南道縣西)。這一争議實際上非常容易解決,因爲前一種觀點至遲在南北朝時已經出現,而後者則出現于唐代。除塞上嶺外,漢代其他四嶺的位置,應以楊守敬的考定爲準:騎田嶺和都龐嶺,都在今廣東連州北;萌渚嶺,在今廣西賀州北;越城嶺,在今廣西桂林北。

相對于漢代五嶺,唐人所述的五嶺,僅是都龐嶺由原來騎田、萌渚之間,轉到萌渚、越城嶺之間,即今湖南道縣南(唐代亦稱永明嶺)了。其他四嶺,仍然和漢五嶺完全一致。

此外,東漢服虔認爲五嶺在交阯(合浦)界中。據岑仲勉先生考證,裴駰《史記集解》所引《漢書音義》一書的作者,正是東漢服虔。《漢書音義》理應與顏師古所引服說一致,因此,或《漢書音義》缺、或顏氏所引衍“合浦”二字。顏師古認爲“服說非也”;岑仲勉則認爲依服氏之說,應有一五嶺“在廣州之西南”的漢交阯與合浦郡境;(36)覃聖敏則否定服虔的說法(37)。按漢代雖有交阯郡、交阯縣,但交阯亦可以代指嶺南的廣大地區,《史記·五帝本紀》:禹之功,“南撫交阯,北發西戎”;(38)西漢又設有交阯刺史部,《漢書·地理志上》:“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39)即便交阯、合浦並指漢郡,服虔以二郡指代嶺南,亦不是沒有可能。

五、結語

由前面對五嶺及相關問題的探討,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五嶺爲哪五嶺,秦漢兩代發生了變化。秦代甚至秦以前五嶺的具體所指較爲模糊,後人記載甚至以五嶺所在的縣來指稱。秦代五嶺的範圍,較之漢代五嶺也相對廣泛,向東延伸至南嶺餘脉的最東段,今閩南、粵西北地方。

2.漢代五嶺,方可謂名至實歸,也就是說,“五嶺”縮小爲今天南嶺的地理範圍。並且,其五座山嶺的名號在漢以後亦固定下來,再未發生變化;五座山嶺的具體地理指向,除第三嶺外,亦從未發生變動。

3.漢代第三嶺都龐嶺的位置,至遲在唐代發生了變動。唐代五嶺說成爲後世乃至今日的“五嶺”。

有關五嶺的基本問題,可以說已經得到了澄清。然而,五嶺爲什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發生如此巨大的變動?對於這些問題,宋人周去非的觀點興許可以提供一些綫索。周氏認爲,“自秦世有五嶺之說,皆指山名之。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隨後羅列出了五條“入嶺之途”。(40)周氏以過嶺通道的觀點解釋五嶺,雖然較爲獨特,卻並非首創。《晋書·地理志》:“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41)《通典》亦言:“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綜觀三家說法,五嶺雖不能按周去非的理解,完全指五條“入嶺之途”,但五嶺與過嶺通道之間關係非常密切,卻從可而知。

按整體上呈東西走向的南嶺山脉,綿延橫亘於今湖南、江西與兩廣的交界處,對於山嶺兩側的交往非常不利。但是,南嶺群山之中的一些山嶺因爲具有獨特的地貌特徵,或形成低谷走廊,或形成構造斷裂盆地,或較爲低矮而較易翻越,遂成爲南北交通的天然孔道。這些通道旁邊的山嶺歷來爲世人所重,至秦“時有五處”,五嶺因以得名。(42)

此外,周氏又言“乃若漳、潮一路,非古人嶺之驛,不當備五嶺之數。桂林城北二里,有一丘高數尺,植碑其上曰桂嶺。及訪,其實乃賀州實有桂嶺縣,正爲入嶺之驛。全、桂之間皆是平陸,初無所謂嶺者,正秦漢用師南越所由之道。桂嶺當在臨賀而全、桂之間實五嶺之一途也。”(43)漳州(治今福建漳州市)、潮州(治今廣東潮州市)之間的傍海古道爲後代新開,與本文關係不大,暫不討論。(44)但周氏的論述,尤其他的實地考察卻說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過嶺諸道並非一時開通,而是隨著時代的發展逐漸開闢的;並且,在不同的時代,過嶺諸道的地位又是不同的。探討五嶺具體位置的變動原因,正應從這一客觀事實出發,考究五嶺通道地位的變化與五嶺名稱變化的互動關係。

仍須注意的是,即便唐及唐以後以唐說爲準的記載,叙及都龐嶺時,往往仍然按照漢五嶺的順序,以都龐爲“第三嶺”。都龐嶺的位置爲什麽會發生變動?後人緣何未對五嶺重新排序,而是繼續沿用漢五嶺的順序?又《淮南子·人間訓》載:“()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馬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45)秦五軍與五嶺有什麽關係?這些問題的答案,似乎仍要從歷代過嶺交通的變遷入手來獲取,將另文詳析之。

註釋:

①《史記》卷八十九《張耳陳餘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2573頁。

②《漢書》卷三十二《張耳陳餘傳》、卷四十五《伍被傳》、卷二十七《五行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1832頁,1472頁。

③如《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地理》卷所言,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342頁。

④以上兩條俱見《史記》卷八十九《張耳陳餘列傳》注,2574頁。

⑤《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注,253頁。

⑥《漢書》卷三十二《張耳陳餘傳》注,1832頁。

⑦《後漢書》卷六十四《吳祐傳》,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2099頁。

⑧楊守敬:《水經注疏》卷三十九,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3181頁。《後漢書》卷二十四《馬援傳》章懷注:“嶠,嶺嶠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840頁。

⑨分別見《水經注疏》卷三十八、三十九,3211320531253121頁。

⑩岑仲勉:《評〈秦代初平南越考〉》,《中外史地考證》上册,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56頁。

(11)同上,51頁。

(12)《水經注疏》卷三十九,3211頁。

(13)《通典》卷一百八十四《州郡十四》,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4911頁。

(14)《太平御覽》卷五四引《南康記》,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893592頁。

(15)《評〈秦代初平南越考〉》,49頁。

(16)覃聖敏:《五嶺辨正》,《文史》第三十二輯,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44頁。

(17)《通典》與唐《南康記》記第四嶺爲“甿渚”,與前引諸書記作“萌渚”或“萌諸”稍异。按地名同名异寫,古代非常多見,毋須多議。又顧野王《輿地志》第五嶺記爲“越嶺”,此處或佚“城”字,或爲越城嶺的簡稱。

(18)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卷五《北據五嶺》,文淵閣四庫全書本,31282頁。

(19)分別見[明]李賢:《明一統志》卷五十八《南安府》、卷六十五《永州府》、卷八十三《桂林府》,文淵閣四庫全書本,473190380744頁。

(20)楊武泉:《嶺外代答校注》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11頁。

(21)趙一清:《水經注釋》卷三十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575642頁。

(22)《水經注疏》卷三十九,32053206頁。

(23)《水經注疏》卷三十九,3206頁。

(24)又有值得注意者,《南康記》所記五嶺,除大庾嶺外,其他四嶺,三嶺之前注以漢縣,惟都鹿前爲九真郡,這大概也能作爲“九真”爲衍文的一個證明。

(25)[法]鄂盧梭(L.Aurousseau):《秦代初平南越考》,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二卷第九編,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820頁。

(26)《評〈秦代初平南越考〉》,5152頁。

(27)《五嶺辨正》,464749頁。

(28)饒宗頤:《揭嶺揭陽山辨》,原載《大光報·方志周刊》第52期,汕頭,1948年。轉引自《饒宗頤潮汕地方史論集》,汕头:汕頭大學出版社,1996年,157頁。

(29)《元和郡縣圖志》卷三十四《嶺南道·始興縣》,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902頁。中華書局本同卷校勘記第九八條:“‘從此至水道’至‘揭陽縣也’,今按,此一百四字,殿本同,它本脫。”很多學者沒有看到這條材料,可能正是由於版本脫漏所致。

(30)《宋書》卷三十六《州郡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091頁。

(31)《宋史》卷九十《地理六》,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2237頁。

(32)《隋書》卷三十一《地理下》,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881頁。

(33)此外,最大可能是“大庾”後缺一“嶺”字,若果真是這樣,則秦代五嶺及其位置就更容易判斷了。還有兩種可能:一、“縣”字爲衍文,則《元和郡縣誌》的記載與《廣州記》完全相同;二、“揭陽”與“縣”之間缺“揭陽”二字。“揭陽,縣也”,當是對揭陽縣這一唐代已消失的古縣名的解釋。又據前引校勘記,諸多版本《元和郡縣誌》已脫佚這段話,發生衍文或缺字亦極有可能。

(34)以上四縣始置年代,俱見《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1596162915941628頁。

(35)《漢書》卷三十二《張耳陳餘傳》注,1832頁。

(36)《評〈秦代初平南越考〉》,53頁。

(37)《五嶺辨正》,46頁。

(38)《史記》卷一《五帝本紀》,43頁。

(39)《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上》,1543頁。

(40)《嶺外代答校注》卷一,11頁。按周氏的觀點,實際以裴淵的觀點爲是,這又爲《元和郡縣圖志》的記載提供了支援。

(41)《晋書》卷十五《地理志下》,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464頁。

(42)《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地理》卷,342頁。

(43)《嶺外代答校注》卷一,11頁。

(44)楊武泉在《嶺外代答校注》中對這一條道路進行了考證:“五嶺諸說中,惟晋裴淵《廣州記》謂五嶺中有揭陽嶺。揭陽,漢縣名,晋無。地在今廣東省東部,宋時爲潮、梅二州。潮之東爲漳州,梅之東爲汀州。《代答》蓋以揭陽嶺在汀、梅之間,與漳、潮無涉也。然漢武帝時,東粤王餘善請以卒八千,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見《漢書·兩粤傳》)。其進軍道路必傍海,與漳、潮一途相合,則揭陽嶺亦涉漳、潮。《代答》之說,未可盡信也“又爲一說。見《嶺外代答校注》卷一,12頁。

(45)《淮南子集釋》卷十八《人間訓》,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28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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