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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来华德国人已刊纪实报道选介
来源:《国际汉学》2016年第2015秋期 作者:孙立新 点击数:1784 更新时间:2016-5-30

近代来华德国人已刊纪实报道选介

孙立新

 

内容提要:在近代来华德国人当中,有不少人写作并发表了诸如日记、书信、游记、记事报导、回忆录和研究性专著等各种各样的纪实报道。这些报道的产生和形成与作者的西方或德国背景有密切联系,但也并非完全虚构。它们一方面反映了作者对中国的感知,另一方面也记载了若干实际情况,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和中外关系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关 键 词:近代 来华德国人 纪实报道 史料

 

   19世纪以降,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德国人旅居中国。他们的身份和职业不同,来华游历的动机、在华居留时间的长短不一,所从事的活动、所接触的中国人也多种多样,但都与中国社会有所接触和感知,不少人还写作了大量纪实报道。这些纪实报道虽然大都以描写个人生活和经历为主,但也有不少记录当时中外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状况和风土人情的内容,对于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和中外关系史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为了使中国学者对这一类史料有更好的了解,本文对已收集到的50余部纪实报道进行分类,并加以简要介绍。

日记是著者对个人和个人所能体验、了解的周围世界的日常生活和活动的记录。因为日记具有较大程度的私人性、隐秘性,所以相对而言它所反映的情况往往是比较可信的。

首先是约翰内斯·克莱赫尔(Johannes Kreyher)写作的日记。①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英国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为了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夺取更多的特权,英法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火直逼清政府的首都。普鲁士意欲趁火打劫,加入在东亚享有特权的国家行列,遂于1859年派遣了一个由4艘军舰运载的庞大外交使团到东亚,与中国、日本、暹罗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和缔结条约事宜。除了缔结条约,他们还负有考察商业贸易和占领殖民地的可能性的使命。外交使团团长由艾林波伯爵(Friedrich Albrecht Graf zu Eulenburg1815-1881)担任,其成员有外交使节、海军军官、商人、教士和科学家等。约翰内斯·克莱赫尔是“阿尔科纳号”巡洋舰上的牧师,他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普鲁士外交使团东亚之旅全部过程,也对沿途所经过的海洋、岛屿、国家及其居民的情况作了详细描述。作为基督教神职人员,他特别对东亚各国的宗教状况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写,并且从基督教的立场出发论述了东亚传教的必要性。相对而言,他对外交谈判却没有多少了解和记录。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的旅华日记②是另一部重要的纪实报道。李希霍芬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地理学家,他在1868-1872年间先后7次到中国进行科学考察,足迹遍布13个行省,收集了大量关于中国地理、地质、矿产资源、经济政治关系和风土人情的第一手资料。他坚持每天写日记,详细记录每日的行程、考察项目、考察结果以及旅行中的观感。今天,这些日记已成为历史文献,对于研究李希霍芬的生平事迹、近代西方人在中国的活动、近代中国的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状况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李希霍芬本人并没有考虑将这些日记公诸于众。整理出版工作是在李希霍芬遗孀的帮助下,由他的学生恩斯特·提森(Ernst Tiessen1871-1949)完成的。

   在提森之后,德国学者克劳斯-迪特里希·彼得森(Klaus-Dietrich Petersen1937- )再次对李希霍芬的旅华日记进行编辑整理,出版了《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1868-1872年在中国的考察旅行——对中华帝国的首次研究》③一书。该书剔除了李希霍芬日记中原有的记录中国地理和地质情况的专业内容,突出了李希霍芬考察旅行的经过和他本人的观感,为普通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一些方便。

   福兰阁(Otto Franke1863-1946)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汉学家。他1888年来华担任使馆实习翻译,1890年以后到设立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多处德国领事馆担任翻译和领事。1895-1896年任德国驻北京公使馆代理翻译。1901-1907年专任中国驻柏林使馆参赞。1907-1922年任汉堡大学汉文教授,后转任柏林大学汉文教授。在中国期间,福兰阁经常利用休假时间游历中国大江南北甚或周边国家。他写了大量旅行日记,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在各地的亲身经历和观感。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和孙女傅复生(Renata Fu-Sheng Franke)将这些日记编辑成册,于2009年出版了《“异国啊,请预告我吧”——东亚旅行日记和照片(1888-1901)》④一书,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份重要文献。

   伊丽莎白·冯·海靖(Elisabeth von Heyking1861-1925)是德国外交官海靖(Edmund Friedrich Gustav von Heyking1850-1915)的妻子,自1885年开始跟随其丈夫到德国驻外使领馆生活,先后在美国、智利、印度、埃及、中国、墨西哥和南斯拉夫等国待过,写下了25本日记。这些日记在作者去世后,由格蕾特·利茨曼(Grete Litzmann1875-)编辑出版,号称《写于世界四方的日记(1886-1904)》⑤。全书分为六部分,分别是智利篇、印度篇、埃及篇、中国篇、墨西哥篇和欧洲篇。中国篇记录了1896-1899年海靖任驻华公使期间中德两国的一些重大交涉,如德国强占胶州湾、《胶澳租借条约》的签订和海因里希亲王(Albert Wilhelm Heinrich1862-1929)访华等,对于研究这一时段的中德关系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00年中国爆发了震惊国际社会的义和团起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美国、日本和奥匈帝国纠集八国联军,远征中国。德国海军军官史利普尔(Schlieper)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的侵华战争期间,参加过英国西摩(Edward Hobart Seymour1840-1929)将军指挥增援北京的军事行动,并以日记的形式作了记录。战后史利普尔把这些日记整理出版,题为《我在中国的战争经历——西摩联军的远征》⑥。作者公开声明,他所记录的不是西摩联军远征的全部过程,而仅仅是他“亲自经历的事件”和“个人的印象”,他试图借此使人们对“我们的军旅生活和活动”有所了解,也想为其战友提供一种“对共同度过的艰难时光”的回忆。这个公开声明恰恰说明了史利普尔日记的价值所在,它虽然不是对整个事件的全面记述,但是参战士兵思想和行动的生动写照,通过它,我们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此外,书中附有大量插图,这些插图并不是作者提供的,而是出版社为了吸引读者而炮制的。它们不是历史事件的真实写照,但却是当时西方出版界思想倾向的真实流露。分析研究这些插图也有助于揭示西方社会的对华态度。

   威廉·冯·李希霍芬(Freiherrn Wilhelm von Richthofen)是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的侄子,德国东亚驻军的军官,曾在1900年前后随军到过日本和中国,后来写作并出版了《菊花与龙——东亚战前与战争期间日记摘抄》⑦。书中虽然讲述了一些有关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侵华的史实,但主要以描写各地名胜古迹为主,史料价值一般。

   还有另外两部士兵日记后来也得到了编辑出版。其一是克劳蒂娅·哈姆(Claudia Ham)M·克里斯提安·奥特纳(M.Christian Ortner)编辑出版的安东·费尔海利希(Anton Vierheilig1879-)著旅华日记:《乘坐帝国军舰策恩塔号到中国:“此次我又幸免于难”——一位奥匈帝国水兵在义和团起义期间写作的日记摘录》⑧;其二是胡贝特·迈因策(Hubert Mainzer)与赫华德·西贝格(Herward Sieberg)编辑出版的古斯塔夫·鲍尔(Gustav Paul)著旅华日记:《1900-1901年中国的义和拳战争——后来成为希尔德斯海姆地方警官的古斯塔夫·鲍尔的日记》⑨。

   安东·费尔海利希的日记是1996年在奥地利军事史博物馆发现的。2000年义和团起义100周年时被整理出版。其原来的书名为:《关于19006726日西摩联军救援北京的日记》⑩。与东亚远征军军官和随军记者的报道不同,这是一份出自参战普通士兵手笔、非官方的报道。作者记述了自己亲眼所见的中国局势和反对欧洲人及其依附者的抵抗运动,自有其独特的意义。克劳蒂娅·哈姆和M·克里斯提安·奥特纳在编辑出版时,增加了有关“策恩塔号”军舰的建造和历次出海执行军务直至它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击沉的全部经过,使内容更加丰富。

   古斯塔夫·鲍尔也参加过德国镇压义和团的远征军,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披露了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侵华的若干史实。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古斯塔夫·鲍尔原本也是一位狂热的“爱国者”,但在战争的过程中,他逐渐对自己的“使命”发生了怀疑。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提醒我们,除了帝国主义“宏大叙事”之外,还应当对参加八国联军的普通士兵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原为德国基督教同善会传教士,1899513日被派遣到德国占领下的青岛传教,直到1920年返回德国。在1914年日德战争期间,他坚持留在青岛,除了协助红十字会救治伤员、照顾教徒、开办学校,还密切关注形势发展,细心记录发生在身边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在这段时间写的日记在1915年就已印刷出版,名为《写于1914年世界大战艰难岁月的日记》(11)。对于研究日本攻占德属青岛的历史,这部日记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日记一样,书信也是十分重要的史料。它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但仍局限于亲戚朋友、上级领导或上级主管部门之间,亲情和责任感基本可以保障情感交流和事实报道的真诚。

   艾林波伯爵原为普鲁士东亚外交使团的团长。他在出使期间给国内的亲属和朋友写了大量“东亚书信”,详细叙述了出使的经过和经历,记述了与日本、中国、暹罗政界要员谈判建立外交关系和缔结通商条约的过程,披露了大量外人难以知晓的内幕。这些信函本来仅限于他的亲属和朋友范围内。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后,社会舆论对于中国的兴趣大增,了解和开发中国“庞大市场”的情绪日益高涨。奥伊伦堡-赫特费尔德的菲利普伯爵(Philipp Friedrich Alexander zu Eulenburg und Hertefeld1847-1921)遂将艾林波的书信编辑出版,定名为《肩负特别使命前往中国、日本和暹罗的普鲁士王家使节艾林波伯爵书信中1860-1862年的东亚》(12),其目的是为了彰扬德国东亚利益开拓者的“丰功伟绩”,宣传威廉二世“世界政策”的历史源头和重要意义。阅读艾林波书信,既可以从中获悉一些中德邦交详情,更可以看到殖民扩张时代在德国普遍流行的民族沙文主义狂热。

   曾以皇家海军舰队舰长和“易北河号(Elbe)”船指挥官的身份参加东亚外交使团的莱因霍尔德·维尔纳(Reinhold von Werner1825-1909)也写有许多旅行书信,对外交使团的组建、行程和历次外交谈判作了详细介绍,也比较详细地记述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宗教、教育、思想文化和风俗习惯诸方面情况,并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进行了归纳总结。回到欧洲后,维尔纳应布洛克豪斯(Brockhaus)出版社的请求,将其全部书信加工整理成书出版,定名为《186018611862年德意志远征中国、日本和暹罗——旅行书信》(13)。维尔纳主要是从德国的商业和航运利益出发来评论东亚各国,与以往的游记作家如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和耶稣会士不同,他更多地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普鲁士外交官约瑟夫·马里亚·冯·拉多维茨(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1839-1912,另有刺多威、拉度维兹、拉度维茨等译法)曾在1862年跟随普鲁士首任驻华公使李福斯(Guido von Rehfues,又译作列斐士)来华,“欲见总署大臣呈递国书”,但遭到拒绝,长时间滞留北京。他写作的大量书信,在1926年由历史学家哈约·霍尔伯恩(Hajo Holbom1902-1969)整理成《东亚来信》—书出版(14),成为可为公众获悉又一历史见证。

   与福兰阁一样,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也是一位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他于1890年在罗斯托克(Rostock)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就职于德国驻华外交机构担任翻译。从1890年到1902年,佛尔克先后在德国驻北京公使馆、驻天津和厦门领事馆工作10余年。除了本职工作外,他也对中国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翻译、写作了大量有关中国古代哲学、文学和诗歌的作品,回国后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先后任教于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

   在中国工作期间,佛尔克与其女友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并在大量书信中生动地记述了他本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记述了他对晚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看法,特别是记述了一些供职于中国政府的德国专家的事迹,为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佛尔克的书信早年就在《东亚周报》(Ostasiatische Rundschau)上发表过,1985年复由德国学者哈特穆特·瓦拉文斯(Hartmut Walravens1944- )以《1890-1894年中国来信》(15)的书名重新编辑出版,并附德国著名汉学家颜复礼(Fritz 1886-1957)和海尼诗(Erich Haenisch1880-1966)的纪念文章。

   还有一部书信集也十分重要,这就是莱纳·法尔肯贝格(Rainer Falkenberg)编辑的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1855-1925)著《1879-1886年发自中国的书信——作为德国军官在中华帝国》(16)。汉纳根原为德国军官,1879年退伍后被中国驻柏林公使馆聘请来华担任军事教近代来华德国人已刊纪实报道选介官。他深受李鸿章赏识,被提升为李的副官,后又被委派设计和建筑旅顺口炮台,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清末转而经营井陉煤矿,与担任中国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1842-1913)交往密切,娶其女为妻。汉纳根在1879-1886年写作的书信中,除了记述个人在中国的生活和经历外,也报道了不少中国政治、经济情况,包括对李鸿章个人言行的记录。对于研究洋务运动、李鸿章和近代中德关系史,汉纳根的书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海因里希·哈斯林德(Heinrich Haslinde1879-)1879年出生于下萨克森奥尔登堡(Oldenburg in Niedersachsen)乡下。1900年中国义和团起义爆发后,他自愿报名参加了德国东亚远征军,1900727日乘坐“德累斯顿号”(Dresden)轮船从不来梅(Bremen)港启程,190097日抵达大沽口,然后随军出征,参加了几次战斗,后负伤住院。他1900717日到19023月期间给在德国的亲戚朋友写了大量书信,信中包含有许多关于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及哈斯林德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观感等内容,反映了一个青年德国士兵战争时期的思想与行动。1990年,在哈斯林德去世60多年后,他的侄子发现了这些书信并把它们整理出版,定名为《1900-1901年中国日记》(17)

   游记同样以亲身经历和观感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历史实际,但是旅行者和旅行复杂多样,作者的个人修养、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中文知识水平等也有很大差别。所有这些情况都影响着游记的史料价值,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

   古斯塔夫·史庇斯(Gustav Spiess1802-1875)以萨克森商会全权代表的身份参加了1859-1862年普鲁士外交使团的“东亚远征”活动。他从商人的角度对使团所到之处进行了详细观察和记录,写作了《1860-1862年间普鲁士远征队的东亚考察——日本、中国、暹罗和印度诸岛的旅行札记》一书(18)。全书按照到达时间的先后依次描写了埃及、锡兰、新加坡、日本、中国、菲律宾、暹罗诸国或其个别港口的情况。在全书19章中,与中国相关的内容有4章,主要涉及上海、天津、北京、香港、广州和澳门。史庇斯虽然对中国的政治形势看法消极,对中国人的某些风俗习惯及其脏乱现象颇有怨言,但他对贸易的可能性有比较积极的评价,认为德国贸易在中国具有“光明的前途”和“灿烂的发展前景”。他赞美中国的自然风光,也试图纠正欧洲人认为中国人怪诞、滑稽的偏见。在他看来,中国人是“严肃、具有坚韧性和勤奋的人”。

   自从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在其《中国》(19)一书中论述了胶州湾的地理位置、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之后,德国政府和军方逐渐对这个海湾产生了兴趣。在后来的关于向东亚扩张和在中国谋求一个海军基地的殖民讨论中,胶州湾也一再被人提起。但是,李希霍芬本人并没有到过胶州湾,他的论述主要是依据文献记载和地图研究而形成的。(20)德意志帝国占领胶州湾后不久,新闻记者海司(Ernst von Hesse-Wartegg1854-1918)便以其新闻记者的敏感,迅速前来游历和实地采访,写作并出版了《山东与德属中国——1898年从胶澳租借地到中国圣地和从扬子江到北京之旅》一书(21)。在这部游记中,海司着重介绍胶州湾和山东省的情况,特别是胶济铁路即将铺设通过的地区:青岛、潍县、青州、周村、邹平、章丘和济南等地,并对那里的居民、物产、市场、工业、手工业、商业和矿产资源进行了详细报道。他还到过泰安、曲阜、邹县、兖州等地,对中国的“圣山”——泰山、“圣地”——孔子和孟子故里以及德国天主教圣言会传教士所在的鲁南传教区作了大量描写。最后,海司沿大运河自南而上抵达北京,对大运河沿岸情景和黄河作了生动描述。尤其珍贵的是,海司在其书中附有多幅自己亲手拍摄的照片,真实记录了19世纪末山东和大运河沿岸的风貌。但是海司走马观花,且不谙中文,对中国的了解肯定不怎么深刻。况且他是从宣传德意志帝国“殖民成就”的角度写作的,因此他的游记中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许多对中国的偏见和歪曲。

   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期间,格奥尔格·魏格纳(Georg Wegener1863-1939)作为随军记者亲赴“战场”(直隶),尔后又独自游历了中国其他地区,特别是扬子江大峡谷,写作并发表了《1900-1901年战争时期漫游中国》一书(22)。他以随笔的形式描述了战争进程和自己在中国的亲身经历,有意识地畅谈个人的印象和感受。他认为“干涉中国的混乱局面”不是“毫无用处的、贸然的冒险行动”,而是一个伟大的划时代事件的组成部分,它关系到未来“白种人和黄种人争夺世界优势”的斗争,关系到西方文化的扩展,军事远征对很多德国人来说是认识中国的好机会。这种观点自然是具有典型的帝国主义特征的。

   弗里茨·塞科尔(Fritz Secker)所写的游记《扬子江与白河之间——旅行印象与经济研究》(23)侧重于经济方面。塞科尔是《东亚劳伊德报》(Der Ostasiatische Lloud)记者,在上海生活工作了多年。天津至浦口铁路开通后,他受上海《东亚劳伊德报》报社委托进行旅行考察。他在游记中重点讨论了新开发的经济区对于外国商人的意义和铁路的开通所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该游记对于研究中国近代铁路史和经济史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自1887年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系创建起,“旅行中的科学观察”就被开设为一门专门课程。福兰阁著《直隶省热河地区纪述——中国方志学与民俗学的细节研究》(24)便是此类科学观察的实习作品。作者批评“周游世界的旅行者和学识浅薄的游人对中国所作的一般性描写”,因为“这类描写大都是人云亦云或是以讹传讹”。福兰阁在写作中也使用了中文原始资料,并且试图以这样的方式让人们理解那个“和我们的意识全然不同的世界”。他的尝试可以被看作是游记写作朝着学术研究方向迈进的标志。

   19世纪时,许多欧洲人对中国西藏等“未知”地区产生了浓厚兴趣,科学考察和探险之风盛行,也涌现出了一大批独特的游记。这些游记因写作动机和写作方法不同,其史料价值差异悬殊。有的游记以客观描述地理地质和民族民俗情况为主,史料价值自然较高。但大多数游记是迎合读者好奇心理、宣扬个人冒险经历的,它们主要展示了旅行者本人历经万难而又化险为夷的“英雄事迹”,描写极为夸张。即使描写土著居民也极尽歪曲丑化之能事,专拣一些奇风异俗,哗众取宠。对于这种游记,我们必须认真甄别,绝不可盲目相信。

   在德文西藏和中亚游记中,根绍夫(A.Genschow)著《在中国人和西藏人中间》(25)是比较重要的一部。根绍夫原为德国东亚远征军少尉兼翻译官,但他一直希望到中国内地进行旅行考察。镇压义和团起义的战事结束后,他马上告假,作了一次沿长江溯流而上直至西藏的旅行。他在自己的游记中,详细叙述了他所经历的一切,描写了他所看到的城市乡村和中国民众以及他本人的观感和印象。行文朴实,堪称游记的上乘佳作。但他不把“西藏人”视为中国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反映了西方人的偏见。

   哈克曼(Heinrich Hackmann1864-1935)著《从峨嵋到八莫——中国、西藏和缅甸边界之漫游》(26)也是一部较好的西藏游记。作者原为德国新教牧师,长期旅居上海,负责德国社区工作。他对中国历史文化饶有兴趣,工作之余也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在结束旅华之际,他深入中国内地和中缅边界地区作了一次漫游考察,在游记中对其亲身经历和观感作了生动描述。

   阿尔伯特·塔弗尔(Albert Tafel1876-1935)博士在辛亥革命之前只身到中国西北、内蒙古和前藏旅行达三年之久,他根据当时的日记撰写的《我的西藏之旅——穿越中国西北和内蒙古到前藏的考察旅行》(27)生动记述了他的亲身经历和观感。该游记以纪实为主,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该游记后来还被翻译成英文出版,书名为:My Tibetan trip:a study trip through Northwestern China and through Inner Mongolia into Eastern Tibet(New Haven: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1956-1966),这也说明了它的重要性。

   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1826-1905)博士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他最早提出了进化论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他所写的《在中国旅行——从北京到蒙古边境和返回欧洲》(28)既有纪实成分,又有理论阐释,对其“文化平行论”主张进行了深入讨论。

   约翰内斯·维尔达(Johannes Wilda)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来东亚旅游,他所写的游记《从香港到莫斯科——东亚之行》(29)记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观感,特别是中国沿海地区的战争氛围和人们的紧张情绪。

   19世纪末,西伯利亚铁路全线贯通后,沙皇俄国的势力得以大规模向中国和东亚渗透。西伯利亚铁路一经建成便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奥伊根·扎贝尔(Eugen Zabel1821-1924)本人就亲自乘坐火车周游了一番,并在自己的游记《经西伯利亚乘火车去中国》(30)中对西伯利亚铁路及其沿线情况作了细致描述,为研究晚清中俄关系史提供了一些原始资料。

   辛亥革命爆发后,德国新闻记者埃里希·冯·萨尔茨曼(Erich von Salzmann)闻风而动,不辞辛苦地奔赴中国,力图对“年青中国”进行实地考察,采访新中国的革命领袖。他所写的游记《来自年青中国的报导》(31)也堪称新建“中华民国”的重要见证,它所展现的生机勃勃的景象,一度令人耳目一新,充满希望。

四、记事报导

   还有这样一些纪实报道,它们不属于游记,不以描写游览经历而是以报导某个事件为主,可命名为“记事报导”。因为它们所报导的往往是一些重大事件,所以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属于这类“记事报导”的有普鲁士东亚外交使团成员之一安东·贝尔格(Anton Berg)著《普鲁士东亚远征》(32)。这是一部根据官方史料编写的4卷本记事报导,比较全面地描述了1859年由普鲁士政府派出的外交使团在日本、中国和暹罗的活动。与该使团其他成员的报导相比,贝尔格的书比较严谨,记载也比较详细。

   德国海军建筑顾问格奥尔格·弗兰修斯(Georg Franzius1842-1914)著《胶州湾——德国在东亚的猎物》(33)也是典型的记事报导。作者曾在1897年奉命前往胶州湾,考察其建港和修铁路的可行性。他在上列著作中,详细报道了他的旅行和考察经过,不仅对胶州湾的自然环境作了专业性论述,而且还记载了作者对沿途的观察,例如中国沿海居民、交通工具、工商业以及德国传教士等。这些记载无疑具有史料价值,很值得重视。

   汉斯·魏克尔(Hans Weicker)著《胶洲湾——德国在东亚的保护领》(34)也是一部记事报导。作者有意识地续接格奥尔格·弗兰修斯所写的《胶州湾》一书,对德国的占领、青岛及其周围地区、保护领的行政管理、青岛的日常生活、青岛的工商业和交通发展以及青岛作为自由港对中国人的好处加以更进一步的论述。魏克尔原为德国东亚巡洋舰队牧师,曾在1904-1906年间多次在青岛旅行。他在书中描写的物事大部分属于个人观感,言辞委婉动人,充满对德国“新疆域”和那里的工作业绩的赞美。另附有145幅插图,均为绘画作品。该书对于研究青岛历史并无多大史料价值,只是其流露出的情愫却真实地反映了某些德国人对青岛的感知。

   弗里茨·塞科尔(Fritz Secker)著《申——关于中国的一座世界都市的研究》(35)着重叙述了辛亥革命和新时代精神在上海产生的影响。作者十分反感中国年轻改革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认为上海这个“镀金的西方文化冒牌货”将对所有真正的中国文化和文明的价值构成严重威胁。这种“反西方”的态度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社会出现的一种新思潮,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近代的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阿西亚提库斯(Asiaticus)著《在中国的战斗》(36)简要记述了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经过。全书共分三卷,分别描写了八国联军的组成、历次战役过程和战争影响。作者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为“当代最重大、最有影响的事件”,声称要提供一幅“可信的、清楚的画面”,作出“客观的、忠实于历史的描写”。然而他的立场观点是“德意志民族的”,认为解决德国未来重要问题的途径在于“加强德意志帝国的海陆军,以便能够在世界各地需要保护或者加强德意志利益的地方强有力地出现”。《在中国的战斗》的第一卷首先考察了中国从甲午中日战争到1900年春天的政治局势及军事力量,然后叙述了义和团起义的爆发和英、法、德、奥、意、日、俄、美诸国军队在东亚的集结。第二卷主要讲述了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口和天津的战役。第三卷主要讲述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经过、德国军队在“满洲里”的军事行动和战争的后果。

   在镇压义和团起义的军事行动中,德国海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亲身参加过这一军事行动的德国军官阿尔弗雷德·冯·缪勒(Alfred von Muller1866-1925)写作了《我们的海军在中国——关于我们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中国动乱”第一阶段的行动的详细描述》一书(37),对德国海军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时的军事行动作了“忠实的、历史的和详尽的报道”。他不仅利用了发表在《海军瞭望》(Marine Rundschau)上的官方报告,而且还直接引用了同他一起参战的“战友”和目击者的大量记录。书末附有阵亡士兵名单、德国海军远征军总构成表和德国在东亚军舰总览表以及许多插图和略图。

   德国海军参谋部编辑出版的《1900-1901年中国动乱期间的皇家海军》(38)更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了大量军事外交资料,但它不惜重墨浓彩大力张扬德国海军的军事行动,极尽歌颂武功、为侵略战争辩护之能事。另一方面,它对大量军事外交资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例如附录中所展示的“动乱期间东亚水域现有海军兵力的集结”“海军与东亚远征军的兵力”“参谋部会议备忘录”和“皇家海军死亡名单”等,对于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五、回忆录

   不少来华旅游、工作和生活过的德国人后来以回忆录的形式把他们在中国的经历和认识表达出来。对于后人来说,当事人的回忆录自然也是一种史料,但时间的后延和记忆的模糊往往会使回忆录中所记载的物事与历史实际拉开较大的距离,而逻辑思维的系统化也容易使记述产生较大的主观性。这是在利用回忆录作为史料时应当特别注意的。

   巴兰德,又称“班德”或音译为“马克西米利安·奥古斯特·西皮奥·冯·勃兰特”(Maximilian August scipio von Brandt1835-1920),是19世纪后期德国著名的外交官。他在1861年为缔结中普()友好通商条约,随艾林波伯爵率领的普鲁士东亚外交使团来到中国,自1872年起担任驻日公使,1875-1893年为驻华公使。1893年因违拗德国皇帝意志与美国驻朝鲜公使之女结婚,被迫辞职回国。巴兰德在东亚外交生涯长达33年之久,参与了同时期若干重大外交活动。

   巴兰德晚年著有回忆录三卷:《在东亚33年——位德国外交官的回忆》(39),对其东亚外交生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和总结。其中,第一卷主要讲述了1859-1862年普鲁士东亚外交使团与日本、中国和暹罗缔结通商条约的经过和他本人的参与,对于晚清中德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第二卷主要描写作者在日本和美国的经历。第三卷详细叙述了自13世纪以来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接触和交往,也讲述了他本人在中国的种种经历。全书按照不同专题划分为12章,各章之间既相互联系又自成一体。第一章是一个总括性回顾和前瞻,论述了中外关系的源头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第二章讲述了巴兰德本人初来中国的印象和后来的经历。第三章则是关于东正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历史。第四、五章讨论了对近代中外关系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鸦片问题和烟台协定。第六、七、八、九章分别论述了俄中关系、法中关系、英中关系以及中国同朝鲜、日本的关系。第十章谈论了外国公使觐见中国皇帝的问题。第十一章着重讲述了巴兰德本人与中国高级官员之间的交往。第十二章则总括性地论述了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巴兰德因长时间旅居中国和在中国积极的外交活动,加上他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喜爱和研究,堪称“中国通”,他的回忆录是研究近代中国和中外关系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阿道夫·克拉耶(Adolf Krayer1834-1900)是一位巴塞尔(Basel)丝绸商人,他于19世纪中叶到达中国,供职于一家英国公司。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他旅行中国许多省份,也到过刚刚对西方人开放的日本。他所写的回忆录《当东方还很遥远时—1860-1869年中国、日本旅行回忆》(40),既包含了对东方世界的种种观察,也反映了自己的许多感受。他特别描写了自己日常的商业经营活动,这对于研究19世纪60年中外贸易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克拉耶的笔触虽然尖刻,无论对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但并没有殖民主义者的狂妄自负,这也是十分难得的。游记原稿本来由克拉耶的后人收藏,1995年被收入鲍尔·胡戈尔(Paul Hugger1930-)策划、主编的“民俗学袖珍书”(Taschbuch Volkskunde)系列,由鲍尔·胡戈尔编辑出版。

   薛田资(Georg Maria Stenz1869-1928)原为德国圣言会传教士,曾在山东南部工作7年多,亲身经历过“巨野教案”和“日照教案”等对晚清中德关系史影响重大的事件。《在孔夫子的故乡:山东的概述、图片经历》(41)一书实际上是他早年写作的一些报道和文章的汇编。全书共分8章,依次介绍了山东的地理、历史、山东人的性格、山东的妇女和家庭生活,重点则在于对德国圣言会鲁南传教活动的描写。在此,作者一方面叙述了自己的传教工作,另一方面也描写了中国人对天主教传教活动的不同反应,特别是详细讲述了“巨野教案”发生的原委和他本人对“大刀会”的一些认识。这对于研究近代天主教中国传教史、“教案”和义和团运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作者在前言中批评过去欧洲人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歪曲和低估,声称不对中国人是否残忍或没有法律观念的问题加以讨论。但他所关注的主要是德国与中国的贸易问题,认为德国的利益主要集中在山东。他希望以其旅华经历,帮助本国同胞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并且自信自己的著述是对事实真相的真实写照。实际怎样,需要行家予以检验。

   在1897年德意志帝国出兵占领胶州湾之后,德国山东铁路公司马上就开始在山东铺设铁路。这一举动曾经引发山东农村居民的激烈反对。为了保护铁路的铺设和顺利运营,德国殖民当局在高密建立了一个骑兵站,派遣第三海军陆战队的部分骑兵驻扎巡逻。普法伊费尔(M.Pfeiffer)原为该骑兵站成员之一。他在德国军队撤离高密后撰写并发表了名为《在山东的一个德国骑兵站》(42)的回忆录,比较详细地描述了骑兵站的历史和骑兵站德国士兵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与中国当地居民的交往。书中还附有121幅照片,大部分为作者自己拍摄。这对于研究德国在山东的殖民经营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作者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十分强烈,大肆宣扬“德意志精神”和德国骑兵的严格纪律性,对此研究者要严加注意。

   在德国侵占胶州湾后来青岛的还有德国基督教同善会传教士卫礼贤。但与大多数传教士不同,卫礼贤彻底抛弃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文化优越论思想,对处于西方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下的中国和中国人民深表同情。他从自由主义“非教条的伦理化基督教”的宗教观出发,坚决反对“虔信主义”的传教方法,力图为中国人做一点“有益的”事情。他在中国“没有为任何人举行洗礼”,而是致力于办学和中西文化交流事业,从一位基督教传教士转变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在1926年发表了一部名为《中国心灵》(43)的回忆录,不仅记述了他在中国的生活和观感,而且对中国文化表达了无比真诚的喜爱,并在反省社会和文化危机的基础上提出了综合东西方文化的思想主张。其眼界之开阔,思想之崇高,令人叹为观止。

   雷德福(J.E.Reiffert)原为天主教罗马教廷传教士,19世纪6070年代旅居北京、蒙古、“满洲里”长达十余年时间。他在回到德国后写作的回忆录《在中国10年——经历、感受与旅行》(44),详细记述了他来回中国的旅程,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在北京、蒙古、“满洲里”的传教活动以及中国教徒的宗教和社会生活。他特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对天津教案发生后北京中国政府、外国公使、传教士和基督教徒诸方面的反应进行了报道,披露了正史中没有记载的一些细节,对于研究晚清教案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福尔梯施-凡·弗洛滕(H.Vortisch-van Vloten)曾是传教医生,辛亥革命以前来华,回国后写作了回忆录《中国病人及其医生——一位德国医生的经历》(45)。在他看来,辛亥革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中国国家、社会(包括医药卫生体系)和宗教关系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基本原则都是基督诞生前数百年确立的,现在应当用文字和图画把它们牢牢地记录下来。作者着重描述了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医生、外科(解剖学)知识、病理学、医生的保护神、医疗器械、医生的种类、求诊和酬谢、药方、现代的药铺和医生、医院(诊所)等情况,也描写了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若干片断,如中国人的长寿观,中餐,住所和城市,中国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和身体特征,中国人的生育观,男孩、女孩的不同待遇,出生庆典,丧葬礼仪,中国人的主要疾病,中国人对疾病的看法和针对疾病而采取的治疗措施。这些论述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弗里德里希·施摩尔(Friedrich Schmoll)著《远方的闪电——1902-1922年作为传教士在中国》(46)1896年进入巴色会(Basler Mission)的传教士学校开始写起,先描写了在传教士学校的生活和培训,然后记录了外派和到达中国的经历。该书详细记述了义和团起义和辛亥革命期间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生活与工作,也描述了20世纪初中国的政治状况和日常生活。除了传教生活的严肃方面,愉快经历的描绘也不少。轿子中的插曲、骑马归来时的冒险和没有新郎的结婚,只是证明作者之幽默的几个例子。

   马丁·费舍尔(Martin Fischer)著《四川——帝制时代最后三年间在中国的外交生涯和旅行》(47)由德国著名汉学家福赫伯(Herbert Franke1927-)编辑出版,这是一部很有史料价值的回忆录。作者马丁·费舍尔曾在柏林大学东方研究所学习汉语,1907年入外交机关,此后到中国任职达30多年。先是在北京、成都、汉口、芝罘、沈阳和南京等地领事馆工作,1938年担任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领事,1941年任驻北京公使。他也是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的目击者,并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予以详细记载。

   福兰阁的回忆录《两个世界的回忆》(48)1945年,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年完成。在此书中,福兰阁把他少年时代、大学时代、在中国时期以及回德国之后方方面面的经历详细记录了下来,并把它们放置到构成其框架的历史大环境中加以思考。他声称:“‘两个世界’有三层含义:第一层从空间上说是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第二层从时间上来说,正值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德国的工业化和世界政策刚刚开始;第三层是从我自己的工作来说,从实际的(翻译)工作转到了科学研究上。”这种宏大视野无疑使该回忆录增添了厚重感。

六、研究性专著

   研究性专著是这样一些图书,它们大都以论述中国和中国历史为主题,但并非一般性的时事报道,而是带有某种研究性质。其写作不仅依据作者个人的亲身经历,而且也依据种种新闻媒体报道和已有的研究成果。

   汉学家内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1793-1870)著《从第一次中国战争到北京条约的东亚历史(1840-1860)(49)是一部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和战争期间整个东亚政治、经济和与西方列强关系的较早的、并且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的论著。它全面系统地描述了1839-1841年中英鸦片战争的起源、经过和结果,描述了战后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局势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描述了同一时期日本在美国压力下实行的“开放”,俄国对中国黑龙江和蒙古地区的蚕食,英、荷、俄诸国与日本签订条约的过程,描述了英国对华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经过以及英、法联合对中国进行战争的进程和结果,描述了同一时期英、法、俄、美、普鲁士强迫中国和日本签订一系列条约的经过和条约内容。叙述线索繁多,但条理清晰。除了战争和政治事件,它也对中国和日本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了考察,对西方列强对东亚的影响作出了适当分析。

   内曼出生于法国,父母均为犹太人。他曾在巴黎学习汉语,1829年来华,办了一所拥有12 000册珍贵书籍和手抄本的图书馆。1831年内曼将他从广东搜集的一批书高价卖给巴伐利亚国王,这批书籍遂成为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藏中文书籍的主体。同年,内曼任慕尼黑大学汉文和亚美尼亚文教授,直到1852年去职。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著《中国——个人旅行的成果和在此基础上的研究》(50)。李希霍芬的这一巨著早已名闻遐迩,历久不衰。全书共有五卷。第一卷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讨论了中国与中亚在地质结构上的关联、华北黄土高原的形成、中亚盐碱草原的形成和改造以及中亚的山脉架构。李希霍芬据此对中国自然地理的历史作了系统阐释。下编根据中外文文献论述了历代中国人对本国历史地理的认识,中国与中亚、欧洲的陆路和海路交通,中外外交、经贸和文化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地理学研究的任务。第二卷记述了李希霍芬对今辽宁南部、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河南等地的考察,以地质和自然地理面貌为主,也包括有经济、社会方面的材料。第三卷是在李希霍芬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提森编写的,其体例与第一卷相同,但它并不局限于李希霍芬亲自考察掌握的资料,而是同时收录了许多在李希霍芬考察之后其他人提供的新材料,因此它不仅描写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的情况,而且也描写了贵州省和西藏的情况。第四卷和第五卷都是论述中国古生物遗迹的,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李希霍芬著作的重要价值已无须赘言,但若想翻译成中文出版难度极大,因其所涉猎的学科较多,需要投入相当的人力物力。

   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还著有《山东和它的门户胶州湾》(51)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这个当时还鲜为人知的中国北方沿海地区立即成为关注的焦点。李希霍芬从其《中国》一书中选出了部分内容,对胶州湾作为德国在东亚的军事据点和商业中心的意义作了详细论述。全书共有7章,重点描述了山东的自然特色、人口和国民经济、交通状况和黄河故道、鲁西平原、沂州府、济南府、泰安府、芝罘、博山县、潍县等地的情况,最后落脚于胶州湾。除此之外,还论述了基督教在山东的传教活动。国内学者对此书早有关注,部分选译刊登于《德国侵占胶州湾史料选编,1897-1898》第5580页。

   巴兰德著《1894-1897三年间的东亚政治——关于中日战争历史和后果的论文》(52),主要论述了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东亚局势的发展情况,他力图“把东亚问题当作一个与欧洲休戚相关的问题来看待,提供资料帮助人们对实际情况形成自己的看法”,因此,除了正文外,作者在附录中列了8份外交文件:《天津协定》《李鸿章对日本全权大臣在马关和谈时提出的条约草案的回答备忘录》《马关条约》《小山丰太郎的声明:对刺杀李鸿章行为的起诉》《东学党宣言》《朝鲜全权大臣在参与同外国列强进行的谈判前必须向外国调停者提交的信函的翻译》《日俄协定》和《中国东方铁路公司章程》。这对于研究晚清中日关系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巴兰德著《东亚问题:中国、日本、朝鲜——老问题与新问题》(53)以专题论文的形式,深入讨论了中国、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自古以来的相互关系以及西方宗教和政治势力在近代东亚的渗透和扩张。其中除了《1592年日本入侵朝鲜》和《1895年谋杀朝鲜女王》,其余诸篇都已经在德国的一些报刊杂志上发表过,此次重新结集出版,主要是因为德国社会对东亚局势的关注仍有增无减。

   比尔纳茨基(K.L.Biernatzki)博士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著作《中国当代的政治宗教运动》(54)重点讲述了该运动的兴起及其占领南京和镇江府的战役。书中引用了不少同时期的西文资料,并附有部分太平天国官方文件,对于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银行家恩司诺(A.H.Exner)著《中国,特别从经济角度看其国家和居民》(55)同样属于研究性著作,其目的是为德国财团投资中国铁路建设提供资料和建议。恩司诺同当时许多欧洲人一样,也认为中国内地应当通过铁路扩大贸易。他描写了丝绸和茶叶生产的发展情况,也分析了鸦片贸易的意义。对于德国商品在中国的销路,恩司诺持乐观态度。他所依据的不仅是个人印象和观察,也有对现存“可靠”资料的批判分析。

   法学博士海因里希·贝茨(Heinrich Betz)著《青岛开放以来山东省的经济发展(1898-1910)(56)属资料汇编性质。贝茨于1898年受德国外交署派遣来华,历任汉口、宜昌、汕头、济南等地领事。他编辑出版本书的目的在于“使那些对山东的经济状况感兴趣并特别期望对青岛在山东的意义作出判断的人能够很方便地获得重要的数据”。这与当时德国国内围绕着是否放弃胶澳租借地问题展开的争论有密切联系。那时德国国内有不少人认为政府对该殖民地投资太大,而其经济前景并不看好,主张放弃殖民政策。与之相反,贝茨却是殖民政治的坚决拥护者,他力图通过展示德国在胶澳租借地建设方面的成就为自己的见解进行辩护,这就导致他在资料收集方面有明显的倾向性。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但该书毕竟材料丰富,对于历史研究还是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特别是它的附件中收集了若干统计数据,这尤其难得。

   德国东亚远征军随军记者沙贝尔特(J.Scheibert1831-1903)写了两卷本专著《1900-1901年的中国战争,包括对该国风俗习惯和历史的描写》(57)。该书第一卷描述了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及其宗教、政治和司法状况;第二卷首先讲述了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的历史,然后描写了中国的军队和列强在东亚的军事力量以及八国联军进攻大沽口、天津和北京的整个过程,其中对德国的军备和军事行动的记述尤其详尽。作者为屠杀中国民众的远征进行辩护,极力颂扬德国军人在艰苦环境中表现出来的镇静、勇敢和牺牲精神,但也披露了若干军政细节,提供了一些具有史料价值的内容。

   鲁道夫·扎贝尔(Rudolf Zabel1876-)著《德国在中国》(58)发表于义和团起义和八国联军联合行动结束之后。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中国与条约国家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特别分析了西方列强对中国采取的“瓜分政策”“势力范围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和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势力;第二部分论述了中国义和团起义的爆发和欧洲列强的联合镇压行动。作者当时是《东亚劳伊德报》主编和战争时期《福斯报》(Vossische Zeitung)的通讯员,他因为亲临战场并到“满洲里”、山东省及中国南方省份作研究旅行获得了大量资料。他对西方列强的军事行动持批判态度,认为它们的殖民战争违背了“平等”“博爱”“自由”等原则,也不符合“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精神。揭露殖民战争不是为了基督教和文化利益而进行的,而是为了商业和世界霸权。作者指出,八国联军的联合行动并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恰恰相反,中国问题还要长时间地对世界政治发挥作用。战后所形成的英日同盟和俄法同盟不能保证东亚的和平,相反只能加剧列强的竞争。这些见解是很精辟的,值得认真对待。

   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福兰阁著有大量关于中国和东亚问题的文章和著作,《东亚新貌——有助于认识远东政治和文化发展历程的文集》(59)便是其中一部论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亚政治和文化发展历程的论文集。作者以其丰富的阅历和深入的中外文文献研究,对这个时期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地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原委、过程和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这些论文不仅有重要的当事人至少是同时代人记述的史料价值,而且也具备了一定的学术研究性质。

   约瑟夫·劳特勒(Joseph Lauterer1848-1911)博士著《中国——中央帝国的过去与现在》(60)是一部根据个人旅行和研究而作的、关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总体论述的著作。作者曾在1895年和1905-1907年两次偕夫人来华旅行,第一次仅在沿海口岸作短时间停留,第二次则到了中国内地,对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状况产生了比较深刻的印象。在《中国》一书中,作者先对中国的地理、历史和中国人的性格作了简要概述,然后讨论了中国人的精神和社会生活,论述了孔子学说、佛教和基督教的传入、中国人的语言、家庭生活、科举考试、饮食起居和婚丧嫁娶等等。他特别对19世纪晚期“中国的进步”感到惊奇,详细描写了中国在铁路建设和对外贸易方面的情况。最后,作者按照旅游路线一一叙写了从香港到澳门、广州、海南岛、厦门、福州、杭州、上海、汉口、北京、新疆、“满洲里”、西伯利亚、蒙古、准噶尔、西藏等地的观感。作者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褒扬和溢美之辞处处可见。

   纳瓦拉(B.Navarra)是上海德文报纸《东亚劳伊德报》的合伙创办人之一,1899年前任该报出版人和主编。他旅居中国长达20年之久,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致力于研究“中国和中国人”问题。他所写的《中国与中国人—以旅居中国20年的经历为基础的描写》(61)一书堪称同时代西方人同类著作中的精品。全书共分24章,依次介绍了清代中国的朝廷、政府与官吏、司法、军事、家庭、食物、服装与住房、社会生活、时间与节庆、宗教制度、偶像、寺院与僧侣、迷信与民间观点、地理、农耕、养殖、矿产、商业、交通、文学、发明与科学、艺术、人口、历史、1900-1901年的骚乱、传教事业等。作者不仅以自己的亲眼观察和亲身经历为基础,而且还参考了大量中、英文原始资料。他力图通过“严肃认真”的研究工作,纠正19世纪欧洲人从大量普及读物中获取的、充满“偏见和误解”的中国知识。书中附有5幅根据中国水彩画制作的彩色插图,60幅根据照片制作的图画,大量的文字图解以及一张包括邻国的中国地图。

   作为来自异域、异文化的外国人,近代来华德国人在描写中国时无疑是受到德国甚或欧洲一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态势和普遍流行的思想观念的制约的,一些沿用已久的“公式化套语”和陈词滥调往往被直接搬用到他们写作的报道当中,作者的个人情绪也经常影响着评论的好恶。对于大多数作者所标榜的“客观描写”,我们决不能轻易相信。不仅西方文化优越论在这些报道中处处可见,而且功利主义目的也十分明显。几乎所有作者都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来观察和描述中国的,或者是宗教的,或者是政治和经济的。无论褒扬还是贬抑中国和中国人,他们都是以“欧洲”或者“西方”为评价标准。中国只被看作是一个“活动舞台”,在它上面进行表演的主要是德国人。

   然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批判,如“种族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等,在否定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又表现出了另一种西方中心倾向,这就是它完全忽视了外来者的亲身体验在跨文化接触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忽视了“他者”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他者”成了完全被动的牺牲品,被不自觉地置于考察范围之外。实际上,对“他者”的认识总是“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被观察者和被描述者对观察者和描述者也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近代来华德国人不只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中国人的眼睛看中国的。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不仅来自作者的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也来自中国方面,是由传教助手、买办、中国官员或中国文献提供的。无论他们在中国人那里听到的还是他们从中文书籍中读到的,都饱含中国人的思想观点。他们的中国观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时代中国人自己的中国观的复制。这种德国人报道的中国近代状况虽然不能保证其客观性和真实性,但至少可以弥补若干史料缺口,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近代来华德国人写作的中国报道自然还有很多,上列介绍仅限于作者已经搜集到的一部分,进一步的搜集尚需努力进行。值得欣慰的是,已有不少中国学者充分认识到了这类作品的价值,也正在进行严肃认真的翻译或编译工作。如王宇洁、罗敏、朱晋平等人翻译出版的《中国心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秦俊峰翻译出版的《德国公使夫人日记》(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和《德国孔夫子的中国日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王维江、吕澍辑译出版的《另眼相看——晚清德语文献中的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和《德语文献中晚清的北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等,都是弥足珍贵的学术精品。诚望更多学人参与这一工作,为丰富历史研究和中德文化交流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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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Reinhold Wemer,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China,Japan und Siam in den Jahren 1860,1861 und 1862.Reisebriefe.Leipzig:F.A.Brockhaus,1873.

(14)Joseph Maria von Radowitz,Briefe aus Ostasien.Herausgegeben von Hajo Holborn.Berlin und Leipzig:Deutsche Verlagsanstalt Stuttgart,1926.

(15)Alfred Forke,Briefe aus China,1890-1894.Herausgegeben von Hartmut Walravens.Hamburg:C.Bell Verlag,1985.

(16)Rainer Falkenberg(Hrsg.),Constantin von Hanneken,Briefe aus China 1879-1886.Als deutscher Offizier im Reich der Mitte.Kln/Weimar/Wien:Bhlau Verlag,1998.

(17)Heinrich Haslinde,Tagebuch aus China.1900-1901.München:Ottmann,1990.

(18)Gustav Spiess,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  der Jahre 1860-1862.Reise-Skizzen aus Japan,China,Siam und der indischen Inselwelt.Berlin/Leipzig:Verlag von Otto Spamer,1864.

(19)Ferdinand Freiherm von 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5 Bnde.Berlin:Verlag von Dietrich Reimer,1877-1911.

(20)在欧洲,有关山东的最早记载和第一幅绘有胶州湾的地图均出自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绘制的中国地图(Atlas Sinensis)

(21)Ernst von Hesse-Wartegg,Schantung und Deutsch-China.Von Kiautschou ins Heilige Land von China und vom Jangtsekiang nach Peking im Jahre 1898.Leipzig:Verlag von J.J.Weber,1898.

(22)Georg Wegener,Zur Kriegszeit durch China.1900/1901.Berlin:Allgemeiner Verein für Deutsche Litteratur,1902.

(23)Fritz Secker,Zwischen Yangtse und Peiho.Reiseeindrücke und wirtschaftliche Studien.Tsingtau:Druck und Verlag Deutsch-Chinesische Druckerei und Verlagsanstalt,Walther Schmidt,1913.

(24)O.Franke,Beschreibung des Jehol-Gebietes in der Provinz Chihli.Detail-Studien in chinesischer Landes-und Volkskunde.Leipzig:Dieterich'sche Verlagsbuchhandlung,Theodor Weicher,1902.

(25)A.Genschow,Unter Chinesen und Tibetanern.Rostock:i.M.C.J.E.Volckmamm(Volckmann & Wette),1905.

(26)H.Hackmann,Vom Omi bis Bhamo:Wanderungen an den Grenzen von China,Tibet und Birma.Berlin:Karl Curtius,1907.

(27)Albert Tafel,Meine Tibetreise.Eine Studienfahrt durch dos nordwestliche China und durch die innere Mongolei in das stliche Tibet.Stuttgart/Berlin/Leipzig:Union 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1914.

(28)Adolf Bastian,Reisen in China von Pekingzur Mongolischen Grenzen und Rückkehr nach Europa.Jena:Hermann Costenoble,1871.

(29)Johannes Wilda,Von Hongkong nach Moskau.Ostasiatische Reisen.Altenburg,S.-A.:Verlag von Stephan Geibel,1902.

(30)Eugen Zabel,Auf der sibirischen Bahn nach China.Berlin:Allgemeiner Verein für Deutsche Litteratur,1904.

(31)Erich von Salzmann,Aus Jung-China:Reise-Skizzen nach der Revolution; August bis Oktober 1912.Tientsin:Tageblatt f.Nord-China,1912.

(32)Anton Berg,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Nach amtlichen Quellen.4 Bnde,Berlin:Verlah der  Geheimen Ober-Hofbuchdruckerei,1873.

(33)Georg Franzius,Kiautschou.Deutschlands Erwerbung in Ostasien.Berlin:Schal & Grund,O.J.

(34)Hans Weicker,Kiautschou.Das deutsche Schutzgebiet in Ostasien.Berlin:Verlagsbuchhandlung Alfred Schall.Knigl.Preussischer und Herzogl.Bayerischer Hofbuchhndler,1908.

(35)Fritz Secker,Schen.Studien aus einer chinesischen Weltstadt.Tsingtau:Druck und Verlag von Adolf Haupt,1913.

(36)Asiaticus,Die Kmpfe in China.In militrischer und politischer Beziehung.In drei Heften.Berlin:Richard Schrder,Verlagsbuchhandlung,1900-1901.

(37)Alfred von Müller,Unsere Marine in China.Eingehende Darstellung der Thtigkeit unserer Marine und der Seebataillone im ersten Abschnitt der "China-Wirren".Berlin:Verlag der libelschen Buchhandlung,1901.

(38)Admiralstab der Marine(Hrsg.),Die Kaiserliche Marine  der Wirren in China,1900-1901.Berlin:Ernst Siegfried Mittler und Sohn.Knigliche Hofbuchhandlung,1903.

(39)M.von Brandt,Dreiunddreissig Jahre in Ost-Asien.Erinnerungen eines deutschen Diplomaten.Band I.Die preussische Expedition nach Ost-Asien.Japan,China,Siam.1860-1862.Zurück nach Japan.1862; Band II.Japan 1863-1875.1866; Band III.In und durch Amerika.1871.1872.Leipzig:Verlag von Georg Wigand,1901..

(40)Adolf Krayer,Als der Osten noch fern war.Reiseerinnerungen aus China und Japan.1860-69.Herausgegeben von Paul Hugger.Basel:Schweizerische Gesellschaft fiir Volkskunde,1995.

(41)Georg Maria Stenz(Hrsg.),ln der Heimat des Konfuzius.Skizzen,Bilder und Erlebnisse aus Schantung.Kaldenkirchen:Steyl,1902.

(42)M.Pfeiffer,Ein deutscher Reiterposten in Schantung.Berlin:Dietrich Reimer(Ernst Vohsen),1909.

(43)Richard Wilhelm,Die Seele Chinas.Berlin:Verlag von Reimar Hobbing,1926.

(44)J.E.Reiffert,Zehn Jahre in China.Erlebnisse,Erfahrungen und Reisen.Paderborn:Druck und Verlag der Junfermannschen Buchhandlung(Albert Pape.),1896.

(45)H.Vortisch-van Vloten,Chinesische Patienten und ihre .Erlebnisse eines deutschen Arztes.Gütersloh:Druck und Verlag von C.Bertelsmann,1914.

(46)Friedrich Schmoll,Wetterleuchten.Als Missionar in China von 1902 bis 1922.Ammersbeck bei Hamburg:Verl.an d.Lottbeck Jensen,1990.

(47)Martin Fischer,Szetschuan.Diplomatie und Reisen in China  der letzten drei Jahre der Kaiserzeit.München und Wien:R.Oldenbourg Verlag,1968.

(48)Otto Franke,Erinnerung aus zwei Welten:Randglossen zur eigenen Lebensgeschichte.Berlin:Walter de Gruyter & Co.,1954.

(49)Karl Friedrich Neumann,Ostasiatische Geschichte vom ersten chinesischen Krieg bis zu den Vertrgen in Peking(1840-1860).Leipzig:Verlag von Wilhelm Engelmann,1861.

(50)Ferdinand Freiherrn von Richthofen,China.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nündeter Studien.5 Bnde:Erster Band.Einleitender Theil; Zweiter Band.Das nrdliche China; Dritter Band:Das südliche China; Vierter Band.Palontologischer Theil :enthaltend Abhandlungen; Fünfter Band.Abschliessende palontologische Bearbeitung der Sammlungen F.von Richthofens,die Untersuchung weiterer fossiler Reste aus den von ihm bereisten Provinzen sowie den Entwurf einer erdgeschichtlichen  China's.Berlin:Verlag von Dietrich Reimer,1877-1911.

(51)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Schantung und seine Eingangspforte Kiautschou.Berlin:Dietrich Reimer(Ernst Vohsen),1898.

(52)M.von Brandt,Drei Jahre Ostasiatischer Politik 1894-1897.Beitrge zur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rieges und seiner Folgen.Stuttgart:Verlag von Strecker & Moser,1897.

(53)M.von Brandt,Ostasiatische Fragen.China.Japan.Korea.Altes und Neues.Berlin:Verlag von Gebrueder Paetel(Elwin Paetel),1897.

(54)K.L.Biematzki,Die gegenwrtige politisch-religise Bewegung in China.Berlin:Verlag von Wiegandt & Grieben,1854.

(55)A.H.Exner,China.Skizzen von Land und Leuten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kommerzieller Verhltnisse.Leipzig:T.O.Weigel Nachfolger,1899.

(56)Heinrich Betz,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er Provinz Schantung seit der Erffnung Tsingtaus(1898-1910).Tsingtau:Druck und Verlag von Adolf Haupt,1911.

(57)J.Scheibert,Der Krieg in China 1900-1901,nebst einer Beschreibung der Sitten,Gebruche und Geschichte des Landes.2 Bnde.Berlin:Verlag von A.Schrder,1901-1902.

(58)Rudolf Zabel,Deutschland in China.Leipzig:Georg Wigand,1902.

(59)O.Franke,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Beitrge zum Verstndnis der politischen und kulturellen Entwicklungs-Vorgnge im Fernen Osten.Hamburg:Verlag von C.Boysen,1911.

(60)Joseph Lauterer,China.Das Reich der Mitte einst und jetzt.Leipzig:Verlag von Otto Spamer,1910.

(61)B.Navarra,China und die Chinesen.Auf Grund eines 20jhrigen Aufenthaltes im Lande der Mitte geschildert.Bremen und Shanghai:Max Noessler & Co.,1901.

 

(转引自《国际汉学》2016年第2015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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