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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宫廷女教论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谢贵安 点击数:3773 更新时间:2016-10-23
内容提要:在程朱理学和纲常观念盛行的背景下,明代宫廷女性在接受教育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朝廷设立教学机构,先后任用有文化的女官和知识型宦官对宫廷女性进行教育,并以司礼监秉笔太监加以提督和管理,甚至有时太后、皇后和嫔妃也亲自对其他宫中女性进行教育,基本上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教育机制。明代宫廷女教的内容和教材充斥着男性话语霸权,使受教者自觉承传“夫为妻纲”等男权意识。宫廷女教的顺利开展,必须首先进行扫盲训练和基础教育,这在无形中促进了宫廷女性识字率的提高和文化水平的提升。明代宫廷女教并不因红墙环绕而封闭,而与民间有一定的互动。明代宫廷女教的存在和延续,既受到明代社会整体教育发展的影响,也受益于宫廷政策的调整,又得益于后妃、宫女自身增值固宠的内需。
关 键 词:宫廷/女性/教育/内容/特点
古代女性教育被称为“女教”或“内教”。女教概念在明代既有男性使用,也有女性使用,前者如嘉靖间礼部官员尝言“欲令翰林院撮诸书关女教者,撰为诗言进呈”[1]卷二○《皇后讲女训仪》,后者如明成祖仁孝徐皇后在《内训•原序》中称“独女教未有全书”。看来女教已经成为通用的词汇。内教概念则多为男性使用。如明太祖“立纲陈纪,首严内教”[2]3503。内教也是女教,两者可置换。嘉靖年间的那次令翰林官抄撮诸书中有关女教的内容撰诗以进之事,何乔远又直接称之为内教:“令翰林官撮诗书关内教者,撰为诗书,诵咏之宫中,而后四布中外,以兴天下之内教。”[3]卷三十四《开圣记下•献皇后》明代的女教在宫中有较成熟的制度,推行也较得力,但由于相关史料分散、稀缺,对此问题进行研究者较少,目前似只有吴仕伟、丁伟忠、蔡锋和陈宝良等有一定程度的研究①,但篇幅都不长。本文拟在前人基础上,对明代宫廷女教问题进行更进一步的探讨,以此折射整个明代女性教育的状况和水平。
一、宫廷女教机构与制度
明代宫廷女教的对象是后妃、宫女和公主,但限于材料,公主受教育的史料罕见,故本文主要以后妃和宫女的教育为主要研究对象。明代后妃与宫女的教育,有其相应的机构和制度。
(一)宫中女性教育机构、对象和出路
明代宫廷在后妃、宫女人数日益增多的情况下,“立纲陈纪,首严内教”,建立宫廷女性的教育机构,设置相应的教官。关于明代宫女的教育机构,从史料中未发现具体的名称,姑且称之为“宫内女校”。宫内女校的地点,笔者推测可能并无固定场所,属于分散教学,教学点当在后妃的各宫之中。王家屏曾述万历年间,李太后亲编《女鉴》让宦官教员“教六宫”,而让太监张宏“督教事”。“教六宫”表明教学点在各后妃的宫中,其中慈宁宫就设有女校的授课点。宦官王翱“万历辛巳,奉旨慈宁宫教书”[4]198。
宫内女校的教育对象,既有宫女,也有后妃。万历年间,神宗对辅臣张居正等说过:“今宫中宫女、内官俱令读书。”[5]224明末刘若愚也称,宫内女校教的是宫女。有人用诗句描写了宫女读书学习的情景:“十五青娥诵《孝经》,娇多字句未分明。”②同时,亦有史料记载后妃接受教育的情况。如明太祖马皇后、成祖徐皇后等就曾对其他妃嫔进行过教育;世宗生母章圣蒋太后也曾对世宗的皇后、妃子等讲授自己编写的《女训》。据此可知,宫内女校其实也是皇后、妃嫔的教育之所。
宫内女校的学规与出路有直接的联系。该校有严格的学规,要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学习内容反映在所用的教材上,包括《百家姓》《千字文》《孝经》《女孝经》《女训》《女诫》《内则》《诗》《大学》《中庸》《论语》等,为一般的识字课本、女训教材和儒家经典。遵循学规完成学习任务的女子有较好的出路,一旦毕业,这些女学生可能升任女秀才、女史、宫正等女官。刘若愚指出:“学规最严,能通者则升女秀才,升女史,或升宫正,司六局掌印。”秦元方也称:“教成者,升女秀才、女史官,六局掌印。”②并且这些女校毕业生拥有比较崇高的地位,“凡圣母及后妃礼仪等事,则女秀才为引礼赞礼官也”[4]130。嘉靖九年(1530年)举行亲蚕礼,皇后对参加仪式的命妇、宫人赏赐酒饭时,把女秀才作为第一等,位列命妇之上[2]礼志。有人认为这是“对宫中女性读书者的优礼”[6]。
(二)宫内女校的教员
宫内女校的教员前后有所不同,初期主要是女官,后期主要是宦官。
初期的教员是女官,主要存在于洪武时期。当时担任宫女授课教员的,多是年高知书的女官,其中有一些女官是从宫外请来的知识女性。当时,在民间女校的教员被称为“女傅”“女师”与“姆师”,她们常被征召入宫,负责宫中女性的教育。如洪武初年的广东女子陈瑞贞“善书数,知文义,后宫多师事之,称女君子,亦曰女太史”[7]106。再如曾给马皇后讲解过“黄老之学”要旨的范孺人也是从宫外来的女史。又如福建晋江人翁庆之女,曾被仁孝皇后召入宫中“为宫中女师”[8]274。她们中有很大部分是民间的无夫之妇[9]。她们多承担对后妃和宫女的历史教育。明初知识女官的发达是由于明太祖限制宦官干政,将原本由宦官掌握的宫中文书记录,诸如财帛登录、宝玺图籍掌管、记录功过等事务全都交予女官。因而,对有一定文化程度女官的需求大增,这些无疑都促进了宫中女学的发达与完备[6]。在此背景下,作为宫中教员的女史便应运而生。然而,自明成祖、宣宗以后,重视宦官的作用,并实施对宦官的内书堂教育,宫内女校的教员中宦官的比例也越来越大,后期基本上看不到女官教书了。只是在嘉靖间为了宣讲世宗生母章圣蒋太后的《女训》,才让蒋太后主讲,让女官做助教。还将内阁类编的《二训章旨》“令讲读官通撰直解总集进呈,女官按期讲解”[1]卷二○《皇后讲女训仪》,但这一现象很快就消失了。
永乐以后,基本上由宦官担任女校教员。这些宦官教员一般有3至6名,并由一位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宫内教书选二十四衙门多读书、善楷书、有德行、无势力者任之。三四员、五六员不拘。穿。不妨原衙门原职衔;而随御司房或管柜子关赏,亦洊升玉带骑马,仍命一秉笔提督之。”[4]130早期教授宫女的宦官来自宫外净身的学官。永乐末年,“诏天下学官考绩不称者,许净身入宫训女官辈。时有十余人,王振在其中”[10]67。但自从内书堂教育定型以后,教授宫女的教员便来自内书堂毕业的宦官。正德九年(1514年),在内书堂学习过的宦官赵芬,由于其读书期间便“潜心经史,究致用之学”,所以神宗登极后,便诏赵芬“教宫内经书”,“公一意毕心”。万历九年(1581年),教授慈宁宫的宦官王翱也是由内书堂毕业的。明人秦元方《熹庙拾遗杂咏》中指出:“选高年有学内官,教宫女《女训》、《女孝经》等书。”“有学”显然是指内书堂学成的状况。
宫内女校由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太监管理宦官教员,教员直接面授宫女。神宗时,宦官张宏“召人司礼监秉笔”,“皇太后手辑《女训》(案:实为《女鉴》)教六宫,则简公督教事”。即指太后亲手编辑《女鉴》,交由宦官教员教授六宫,而由张宏负责督导宦官教宫女事宜。张宏之所以被选任宫内女校的提督,是由于他“为人踽踽廉谨,澹泊无他嗜,雅嗜书,公务之暇,手不停披,能通诸史,言尤明习法令故事”,是一位知识型宦官[11]卷一一七。
从上可见,宫内女校的教员,不是女官就是宦官。根本原因在于,皇帝或太后不放心将宫女和女眷交给生理正常的男性文人去教育。万历元年(1573年),书呆子状元、翰林院修撰张元忭曾“请进讲《列女传》于两宫,以修二南之化,不报”[12]卷八。“不报”二字可谓意味深长,当时皇帝不到10岁,“不报”反映了李太后对外臣防嫌的心思。
除了上述女官和宦官作为宫内女校的教员外,有时皇后、太后和嫔妃也以教员身份,亲自对其他宫中女性进行道德和文化的教育。太祖马皇后便经常对妃嫔、宫女等进行教育,“常举稼穑艰难,小民疾苦,和睦昆弟,周恤亲戚之事以教诸王、王妃,戒其骄纵”[13]卷一四七。成祖徐皇后、世宗生母章圣蒋太后还亲自编写女教教材,神宗郑贵妃则增补吕坤的女教书《闺范》,主动参与宫廷女性的教育。她们不仅母仪天下,而且直接掌握教鞭,如蒋太后将包括皇后在内的后妃、宫女作为学生,讲授自己编撰的《女训》,为此事前先制定仪式:“女官设圣母宝座于宫中,设授《女训》案于宝座傍”,“皇后具礼服,女官导诣圣母前四拜,女官赞授训举案,女官举授《女训》案于御座前,赞跪,皇后跪。赞恭听训命”。然后正式开讲,“初六日,皇后率妃、夫人诣圣母前听讲”[1]卷二○《皇后讲女训仪》。
明代宫中女性的教育机构,虽然因史料较少而难免模糊,但经过考证,其基本轮廓清晰可见,并可反映明代后妃和宫女接受教育的大致状况。
明代后妃、宫女的教育内容③,既有一般性的内容,也有特殊性的内容。一般性的内容是指基础教育和“通识”教育(以儒家的程朱理学的妇学观念为主);特殊性的内容是指针对宫廷女性特殊身份所进行的教育。
(一)一般性的教育内容
明代后妃一般性的教育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包括识字和才艺在内的基础教育,二是以全社会女性须接受的儒家(主要是程朱理学)观念和女德为基本内容的“通识”教育。
其一,基础教育包括扫盲和才艺技能教育,主要是进行识字写字的训练和琴棋书画的学习。据宦官刘若愚所述,明代“所教宫女,读《百家姓》《千字文》”等书。《百家姓》和《千字文》显然是以扫盲为目的的课本。同时,明代宫廷对后妃、宫女还要实行才艺教育,就是进行歌、舞、琴、棋、书、画等方面的培养和教育。
其二,“通识”教育是指对宫中女性进行儒家观念和女德教育。刘若愚所述,明代宫女所读之书包括“《孝经》《女训》《女诫》《内则》《诗》《大学》《中庸》《论语》”等。像《孝经》《诗》《大学》《中庸》《论语》等均为儒家经典,其中后三种是程朱理学特别重视的“四书”中的内容。明中后期的焦竑在《国史经籍志》中专列《制书类》,其中的“中宫御制”列举了一些太后和皇后所撰的女教书:高皇后《内训》一卷,仁孝皇后《劝善书》二十卷,《贞烈事实》二卷,章圣皇太后《女训》一卷,慈圣皇太后《女鉴》一卷。此外,在“敕修”中,列举了胡广《直注古今列女传》三卷等④。这些都属于具有“通识”性质的教材。陈宝良指出,传统中国的女性教育,多以“女德”教育为先导,以宫中皇后所作的女教书为例,其中将女性德性、修身的规范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永乐年间,仁孝文皇后徐氏在《内训》中论女性德性:“贞静幽闲,端庄诚一,女子之德性也。孝敬仁明,慈和柔顺,德性备矣。”明末儒士王相的母亲刘氏所作《女范捷录》中,将“后德”“母仪”“孝行”“贞烈”等论述女德的篇目置于十篇内容的前四位。
(二)特殊性的教育内容
明代针对宫中女性所进行的教育,主要是宫廷规制和礼仪。明代建国后,太祖制定了针对后妃嫔嫱进行教育的内容,特地下令编纂了相关的教科书《女诫》。这时的教育主要是为了适应明代宫廷政治的需要,约束后妃和宫女,让她们恪守妇道,不得干预政治。据《国朝典汇》记载:“(洪武元年)三月,上命翰林儒臣修《女诫》(一作女戒),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执事,侍中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乱。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14]卷九《朝端大政•后妃》可见《女诫》的编纂,有针对明代后妃教育的特殊内容,“不可使预政事”,防止后妃干政。为了强化这种教育,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上命工部造红牌,镌戒谕后妃之词,悬于宫中。其牌用铁,饰字以金”[14]卷九《朝端大政•后妃》。这种有针对性的教育,也起到了作用,终明之世,未出现后妃过度专权的现象。明代宫廷会通过历史上贤后贤妃的榜样,对本朝后妃、宫女进行针对性的教育。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马氏就向范孺人问古今贤后的故事。在谈到西汉窦太后时,马皇后问道:“黄老者何教,而太后好之?”范孺人答道:“黄老者,清静无所为。不必为仁义,而民自孝慈,是其教也。”马皇后又问:“孝慈即仁义也,世有舍仁义为孝慈者哉?”[15]458
明代宫廷对公主也有针对性的教育。在焦竑所撰《国史经籍志》的《制书类》一目中,专门著录了明代朝廷敕撰的有关公主教育的教科书或参考书。如“命孔克坚撰《列女传》三卷,《历代公主录》二卷”,以上两书便是针对公主教育编纂而成的。
同时,明代后妃、宫女和公主,在宫中面临着繁多的宫廷礼仪教育。宫中规矩多,不同身份的宫中女性会按照自己的身份进行相应的礼仪训练。后妃和宫女需要面对的宫中礼仪教育任务相当多,从朝见命妇、敬事夫君到言谈举止等都有相应的礼仪规范。像民间所有女性教育一样,朝廷对公主会进行“女子礼”和“妇人礼”两个阶段的教育。“女子礼”教育是妇道的预习,教少女如何嫁作他人之妇,从口腹、从命、节俭、职业、卑逊、言语、衣服、佩饰、雅素、书史、女容、勤励、性情等方面规范未婚公主的行为。然后进行“妇人礼”教育,从拜跪、居室、无遂、内谮等方面规范行为。当然,明代公主与民女毕竟不完全相同,公主在学习嫁给驸马的礼仪和规范的同时,也要接受如何保持皇家尊严的礼仪和规范的教育。
此外,针对后妃、宫女的特殊教育还包括婚育内容,是对后妃、宫女怀孕、产子和教育婴幼儿知识的普及教育。
以上教育内容,集中呈现在“女教书”中。明代女性教育使用的教材一般称为“女教书”,对于女教书,目前已有学者进行过一些探讨⑤,但本文集中对明代宫廷女性使用的女教书及其相应的教育内容稍作演绎。
关于宫廷女教教材,大略分为三类⑥:
第一类是皇帝亲自让臣下修撰的书籍,亦即所谓的赐撰女教书,如明太祖所颁发的《女诫》、明成祖所颁发的《古今列女传》。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有鉴于前代宫内后妃干政,于是专门立纲陈纪,首先所重视的就是“内教”。洪武元年(1368年),下令让儒臣修《女诫》,朱升等接到此谕编录《女诫》,上呈明太祖,此书遂成为女性接受教育的基本教材。永乐元年(1403年)十二月,解缙奉命修撰《古今列女传》,书成之后明成祖亲自为此书撰写序文,并下令刊印,赐给百官。
第二类是一些后妃为迎合皇帝旨意,更为体现母仪天下的职责,撰写的一些教育女性的书籍。如成祖仁孝徐皇后的《内训》基本继承了马皇后垂教之法;又如章圣皇太后蒋氏撰有《女训》,蒋氏是世宗之母,嘉靖九年明世宗下令将《女训》颁发天下[2]3553;再如万历年间,慈圣皇太后李氏撰述《女鉴》,李氏为明神宗的生母,《女鉴》尤为详明典要,并由明神宗亲自撰写序言。据《明史•艺文志》著录,此书为一卷[2]2373。
第三类是一些臣下撰写的教育女性的书籍,或向皇帝进献,或教育自己家族中的女性。万历十八年(1590年),吕坤撰成《闺范》四卷,首卷述“嘉言”,辑自六经及《女戒》《女训》等,后三卷类列“善行”,计女子、夫妇为一卷,妇人为一卷,母道以及姊妹、姒娣、姑嫂、嫡妾、婢子之道一卷,初次刊行于太原。《闺范》先有山西衙署刻版,随后陆续出现了嘉兴版、苏州版、南京版、徽州版,不但成为“缙绅相赠寄”的礼品,而且引起了书商的重视,贩卖四方,最后成为“闺门至宝”。万历年间,郑贵妃撰序并重刻《闺范》,改书名为《闺范图说》,新增顺天节烈妇17人,多为万历时人,且多属贵势家,又俱系以“吕氏赞曰”四字[16]47~48,84。
明代宫廷女性教育所用的课本,一直在宫中和民间流传和使用。
三、宫廷女教推行的原因
明代推行对宫廷女性教育的政策,并采用了宫中教学机构,请宦官为教员,后妃亲自撰写女教书,且宫廷女性教育从明初迄明末,虽潮起潮落,但终未废弃,其原因何在?
其实,自东汉班昭在《女戒》中提出“妇德不必明才绝异也”后,歧视女性教育的观念就一直盛行。到了晚明,陈继儒便提出:“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无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他指出:“女子无才便是德。”其实,这句话并不是陈继儒自己提出的,而是被他收录在《安得长者言》一书中,因此这句话应该是他引录“长者”的观点。然而,就在宋明理学和程朱之学盛行的背景下,明代宫廷女性的教育却得以展开,的确令人诧异。这就不免令人对其兴起的原因产生兴趣。
那么明代宫廷女性教育为何逆风而行,得以大行其道?
其一,最主要的原因是,宋明理学虽然不赞成对女性进行文化教育,却并不反对对她们展开道德教育,而明代宫廷女教的基本内容恰恰就是道德教育。如太祖命朱升编修的《女诫》,孝慈高皇后马氏的《内训》、仁孝皇后徐氏的《内训》和《劝善书》、章圣太后蒋氏的《女训》和慈圣太后李氏的《女鉴》,都主要提倡女性的妇德教育。而欲进行妇德教育,又必须让嫔妃宫女们看书识字,以便能读懂和领会上述妇教之书,因此又促进了文化的教育。
其二,要想入选宫中并得到皇帝的宠爱,都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明代朝廷选秀程序中,越往后越重视文化和素质的考核,因此一些民间家庭要想送女儿入宫,必须先进行文化素质教育以及琴棋书画等艺术教育,这也促进了明代宫廷女性文化素质的提高。她们入宫后,其言传身教和个人魅力,必定会对宫中其他女性产生影响,促进了宫中女性文化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嫔妃和宫女为了得到皇帝的宠爱,使自己在众多后宫佳丽中脱颖而出,也必须学习文化知识和艺术技能⑦。
其三,宫廷服务体系结构改变。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吸取前代宦官干政和专权的教训,建立和完善了女官制度以管理后宫事务,分割宦官的事权。明代女官机构共设六局一司,“局曰尚宫、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司曰宫正,秩皆正六品。每局领四司,其属二十有四,而尚宫总行六局之事。戒令责罚,则宫正掌之”[2]3503~3504。同时朱元璋又规定宦官不得识字,只供驭使,以杜干政之源。由女官取代宦官,负责掌握宫中文书记录诸如财帛登录、宝玺和图籍掌管、记录功过等事务。女官一般选自有文化的宫女,因此对宫女进行文化教育,就有现实的需要,这促进了宫女文化课学习。明代中后期,宦官势力急剧膨胀,女官职掌逐渐为宦官取而代之,但隆庆年间穆宗仍然谕礼部遵循祖制“设六尚,以备内治。其选民间淑女十一岁至十六岁者三百人”[17]35。说明直至天启年间,仍有女秀才、女史、宫正六局之设,因此对宫女实施文化教育也就得以保留。
其四,明代社会文化教育水平的整体提高,也是宫中女性教育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宫廷与民间在文化教育上互相交流影响。
四、宫廷女教的特点
明代宫廷女教在教育内容、教育程度和教育交流等方面具有一些特点。
其一,充斥着强烈的男性话语霸权,是一种笼罩在男权下的女性教育。这一特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男性思想家和皇帝主导妇教的内容和方向。明代思想家宣传儒家学说和程朱理学,要求女子修身养德,遵从“夫为妻纲”和“三从”“四德”,致使许多女教书中充斥着儒家观念,进而影响受教的女性。吕坤撰写的《闺范》成为万历间宫中后妃学习的教材。皇帝则直接决定了宫廷女性的教育目标。洪武元年三月,太祖朱元璋命翰林儒臣修《女诫》,对学士朱升等提出:“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预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执事,侍中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历代宫闱,政由内出,鲜不为祸乱。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明主能察于未然,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14]卷九虽然他以此对后世子孙进行教育,但该书却成为明代宫廷女教的教材之一。
二是男尊女卑的教育观念经过外化后形成内化。虽然有时候明代宫廷女教的教员是女官,教材由后妃编纂,但内容却满含男性社会的主流观念,充斥着男权话语。由于长期受到男权文化的影响,后妃们在宫内实施女性教育时,完全是以男性的眼光和观念为标准。成祖徐皇后撰写的《内训》内容包括德性、修身、慎言、谨行、勤励、警戒、节俭、积善、迁善、崇圣训、景贤范、事父母等[18]卷七三,均自觉遵循男性的价值取向。世宗生母章圣蒋太后的《女训》,其内容有闺训、修德、受命、夫妇、孝舅姑、敬夫、爱妾、慈幼、妊子、教子、慎静、节俭等[2]3553,其中闺训、修德、夫妇、敬夫、爱妾等均具有男权思想。她在自序中表白撰《女训》的初衷,是为了在夫妇关系中,代替男权对女性进行驯化:“人子事亲,训在孝经;人臣事君,训在忠经。妇之事夫,可无训哉?”然而此前的女教之书都不能令人满意:“汉曹大家《女诫》,人病其简略,所以发丰生之难,有所谓女宪、女则,徒有其名耳。近世始有《女教》之书,大要撮《曲礼》、《内则》之言,周、召二南之旨,文理奥妙,妇人女子恐未能通。”因此,她决定另撰《女训》一书,“爰采古人教旨,为《女训》十二篇,虽不足追配忠、孝二经,聊比女师之言”[3]卷三十四《开圣记下•献皇后》。这完全是男权观念经过外化,内化成自己的思想本质。
因此,虽然明代宫廷女教一直保持着,但无法培育出女性独立的思想之果,离女性自我觉醒更是遥不可及。
其二,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使用通俗方式配合教学。
明代宫廷女性教育,虽然有宫内女校,有女官和宦官教习,但没有充足的史料证实该教育机构十分完善和始终存续。与宦官教育有固定而完善的内书堂相比,宫廷女教机构的面貌可以说比较模糊。因此,明代后妃、宫女的教育,在皇帝经筵日讲、太子东宫讲读、宗王教育和宦官内书堂教育等诸多宫廷教育中,受到重视的程度相对最低。她们的教育程度自然难有很大的提高。为了适应宫中女性文化水平低的现实,明代朝廷有时不得不令翰林院儒臣将各书中所载的有关女教的内容,用诗的形式加以叙述,以方便宫中女性咏诵,从而获得相应的教育。嘉靖九年十月,礼部奉世宗圣谕“欲令翰林院撮诸书关女教者,撰为诗言进呈,以备宫中诵咏”。有时还用通俗性的注释——“直解”来帮助阅读:“仁孝文皇后《内训》、圣母章圣慈圣皇太后《女训》,行翰林院官每日撰直解三章,仍引经传及《高皇后传》内事实,每章不过百字,以便女官记诵。”[1]卷二○《皇后讲女训仪》
其三,宫外宫内相互影响。
明代宫廷女教并非全然来自宫廷,呈现封闭性特点,相反有时则内外互动,彼此影响。后妃作为皇室成员,并不具有先天性,多是通过选秀和娶进入宫的。在入宫之前,她们的教育多从民间获得,然后把这种民间教育带入宫中,对宫中其他女性的教育起到了示范作用和影响。太祖孝慈高皇后从小就受过教育,“尤好诗书”[13]卷一四七。成祖仁孝皇后徐氏是中山王徐达的长女,“幼承父母之教,诵《诗》、《书》之典”,徐达觉得女儿“天禀非常,宜以经史充其知识”,结果“后于书一览辄成诵不忘”,甚至“姆师咸惊异之”,“由是博通载籍”[18]卷二二七。宣宗嫔妃郭爱,召入宫中才二旬便病逝,临死前“书楚声以自哀”,其辞曰:“修短有数兮,不足较也。生而如梦兮,死则觉也。先吾亲而归兮,独惭乎予之孝也。心凄凄而不能已兮,是则可悼也!”[3]卷三十二《坤则记三•后宫附》她们的文化教育,都是在宫外完成的。明代后宫中许多妃嫔往往都是选秀进来的。明代选秀女时,要考她们的书(书法)、画(绘画)、诗(作诗)、算(算术),从中挑出3位最佳人选[19]。神宗的贵妃郑氏在重刊《闺范》序中自称“幼承母师之训,时诵诗书之言”[4]3,然后始选为妃子。熹宗皇后张嫣入宫前也受过文化教育,“无事则独处一室,习女红,观书史”[20]2,然后通过选秀而成皇后。这些民间教育,必然影响到宫廷教育。此外,姆师、女史等宫廷教员不少都来自民间,因此宫廷女教不可能处在封闭状态。
与此同时,宫廷女教也对民间产生辐射和影响。明代皇帝的祖训和后妃所撰的女教书,不仅向宫中发布,而且向天下宣传,成为全社会的教科书。世宗生母章圣蒋太后所撰的《女训》,被世宗向社会推广,对明代女教产生了较大影响。朱瑄之女、顾鼎臣之妻朱氏,在世宗举行亲蚕礼时,陪侍皇后采桑西苑,又岁时朝谒两宫。“上尝以《高皇后传》、《内训》、《女训》赐公,夫人宝藏之,口命诸孙庄诵数行,至传曰‘不可忘者勤俭,不可恃者富贵’,乃叹曰:‘天子家尚如此警戒,尔曹可不勉诸!’”[21]卷三这里的《女训》与《高皇后传》《内训》相提并论,显然是指章圣太后的《女训》。此后,这部《女训》仍然风行于民间。吴太君在嘉靖末,“恭读章圣皇太后《女训》十有二篇”,“服章圣宫阃之教”[22]卷九,显然是位受过章圣太后女教的民间女性。
由此可见,明代宫廷中的后妃,有许多都接受过民间教育,甚至有时民间教育决定了她们是否能够进宫成为后妃。部分后妃一旦入主后宫,又会将这种教育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向其他妃嫔和宫女展示,因此明代宫廷教育与民间教育之间,并无明显的鸿沟,宫廷女教得以展开和提高,与民间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总之,在明代程朱理学和纲常观念盛行的背景下,明代宫廷女性在接受教育上仍得到一定的保障。朝廷设立宫内女校,并先后任用有文化的女官和知识型宦官作为教员,来教授宫廷女性。又任命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和管理宦官教员,基本上形成了大致完善的教育机制。除女官和宦官外,明代后妃有时也亲自对其他妃嫔、宫女实施教育。无论是宦官授课,还是女官讲授,抑或是后妃亲自执教,明代宫廷教育的内容和教材都充斥着男性话语霸权,使接受教育者在长期的外化下形成内化,自觉承传“夫为妻纲”等男权意识。然而,为了让宫廷女性接受这种意识,则必须先进行扫盲训练和文化基础教育,无形中促进了宫廷女性识字率的提高和文化水平的提升。宫廷女教并不是封闭的,而与民间有一定的互动。明代宫廷女教的存在和延续,既受到明代社会整体教育发展的影响,又受益于朝廷宫中政策调整的推动,也得力于后妃、宫女自身增值固宠的内需。在程朱理学风行,普遍漠视女性教育的社会土壤中,明代宫廷女教是一颗特殊而奇丽的果实。
注释:
①明代宫廷女教问题的研究成果有:吴仕伟:《明代宫廷教育研究》,2009年湖南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第三章《明代的宫廷女性教育》,约4300字;丁伟忠:《明代的妇女教育》,《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3期;蔡锋:《对古代皇宫贵族女性文化教育的考察》,《妇女研究论丛》2004年第3期;陈宝良:《明代的妇女教育及其转向》,《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6期。其中以陈文较为深入和厚实。
②诗句选自秦元方:《熹庙拾遗杂咏》,旧钞本。
③吴仕伟在《明代宫廷教育研究》中对明代后妃学习的内容进行过分析,认为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第一是带有民间脱盲和启蒙性质的书籍,如《百家姓》《千字文》;第二是儒家经典读本,如《诗》《大学》《中庸》《论语》;第三是妇德方面的著作,如《列女传》《女训》《女诫》《女孝经》《女论语》《内训》《礼记•内则》等。
④参见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一《制书类》,明徐象橒刻本。
⑤关于明代女教书的体例、内容及刊刻、流传过程,王光宜在《明代女教书研究》(1999年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明代女教书的体例与内容简介》(载台湾《明代研究通讯》1999年第2期)以及陈宝良《明代的妇女教育及其转向》中已有探讨。
⑥以下三类的划分来自陈宝良:《明代的妇女教育及其转向》。
⑦参见吴仕伟:《明代宫廷教育研究》,第49~51页。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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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明]顾梦圭.疣赘录[O].清雍正七年顾怀劬刻本.
(本文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3期)
作者简介:谢贵安,男,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 430072),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和明清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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