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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媛萍:学院派知识分子与唯物史观的党外传播——以吴恩裕为例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667 更新时间:2016-10-30
作者简介:尹媛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06
原发信息:《近代史研究》(京)2016年第3期 第100-112页
内容提要:作为较早关注和受到唯物史观影响的学者,吴恩裕青年学生时期在天津和东北地区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来他经由清华大学至英国深造,在拉斯基门下继续其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归国后出版了这方面的影响广泛的著作,可谓唯物史观党外传播史上的一个重要代表人物。吴恩裕及其研究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学院派知识分子与中国人译介、研究和传播唯物史观这一历史过程之间的关联。
关 键 词:
唯物史观/学院派/马克思主义哲学/吴恩裕/拉斯基

作为一种具有革命性并且确实指导多国取得革命成功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或者说“党性”,但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具有强烈的“学理性”。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重要基石的唯物史观,同样也具有这二重性。相应地,唯物史观在华传播史上出现了两大分支。其一,侧重于用唯物史观的党性及其对现实革命运动的指导意义,或可称为“革命派”;另一支,则侧重于探究唯物史观的学理本身,或可称为“学院派”①,吴恩裕就是其中的一位重要代表。
吴恩裕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红学家。②相比之下,1954年之前作为政治学者和哲学家的吴恩裕受到的关注不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概论类著作中,对他有所提及,但极为简略。③不过,近些年来,他的这一身份也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比如,罗荣渠注意到吴恩裕把“生产力”译为“生产诸力”,并认为这一翻译更符合原意。高放对吴恩裕的《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书作了全面述评。张一兵对吴恩裕对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物”的理解,也就是“不是实体性的物性存在,而是关系性的生产方法”作了深入辨析,并指出,吴恩裕的理解正是斯大林对唯物史观的教条主义理解所缺失的逻辑入口。邱少明注意到吴恩裕在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方面的成就。④在传记方面,吴恩裕之子吴季松所著《我的父亲吴恩裕教授》用将近一半的篇幅介绍了吴恩裕的政治哲学研究者生涯;谢泳等学者重新发现了吴恩裕在政治哲学方面的研究和贡献。
不过,吴恩裕作为政治学家身份的再发现,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比如,谢泳更多地把吴恩裕塑造成“自由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研究者”,并着力渲染他在20世纪50年代被迫做出的学术转向。⑤但吴恩裕的旧交林里夫、学生张友仁却勾勒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主动“传播者”的形象。⑥可见,如何评定吴恩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尤其是他所代表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与这一研究间的关联,还有一定的开掘空间。
纵观吴恩裕的一生,他关注、研究、传播唯物史观的主要活动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是学生时期,一是学者时期。
吴恩裕1909年出生于辽宁西丰,曾用名吴惠民,号惠人,笔名有浮生、负生,满洲正黄旗人,祖上为清朝武将。1922年入沈阳第一工科专科学校;1925年进入天津南开中学实习班学习;1927年至1930年,先后就读于东北大学预科、俄文系、哲学系;1930年至1933年,进入清华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南开中学,吴恩裕接触到中共党员,并第一次阅读了《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书籍⑦,这应该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开始。东北地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较早,吴恩裕在东北大学学习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东北的传播已颇成气候。⑧
在南开中学接触到唯物史观后,求学于东北大学哲学系的吴恩裕在撰写谈论哲学问题的文章时,首次提及唯物史观。在《历史与历史哲学》中,他提出,“历史观(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者,生今之世,返观前代,而对于其人类活动之原因,加以‘解释’者也”。他认为,历史观的派别主要有宗教史观、伦理史观、政治史观、哲学史观、个人史观(或伟人史观)、社会史观(或唯物史观)、自然史观(或地理史观)。“唯物史观,创始于为马克斯Communist manifesto(《共产党宣言》——引者注)中。后之唯物史家承其说谓:人类动作,皆有因果。如自然现象无论矣,反之,即社会现象,虽纷纭万状,亦皆有因果之可寻。其所谓因果,即谓宇宙一切事变,必另有引起此事变之作用。……其前者曰因,后者曰果。凡社会之进化等等,唯唯物史家承认其因‘生产方法’变化而变化且亦因‘生产方法’进化而进化。并承认凡政治、哲学、道德、宗教,莫不在此经济的基础之上,苟此经济的基础,一有变更,则社会上之凡百设施,无不因之崩毁或蜕变。”因此吴恩裕又以经济史观指称之。⑨后来他还指出,“唯物史观并不是机械的唯物论——即以化学原子为物质的唯物论;乃是以经济为物质的社会的唯物论”。⑩
吴恩裕认为,唯物史观不仅是一种历史观,还是一种人生观。事实上,唯物史观不但可以解释历史,也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因此,他认为胡适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是短视的。他说,“胡适之曾经说过唯物史观只能解释历史,不能支配人生观,这是一种短视的见解,殊不知唯物史观亦自是一种哲学”。(11)
吴恩裕极重视各种哲学学说对社会改造的功能。他提出,中国现在所必需的是“社会改造的哲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论,便是一个有力的代表。“他抛却了旧日的唯心的目的论,而用因果律来解释一切现象。他们承认一切事实都是历史演化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绝对意志自由的创造。他们以经济为社会上层建筑的政治、宗教、艺术等的基础。无论任何时代的社会变动都与经济有关。”“唯物史观的哲学承认社会变动皆以经济为枢纽,而我们改造社会,必要认清它的经济的原因。比如资本主义是作成近世一切矛盾和丑恶的罪魁,虽然它在人类文明史上有相当的功绩,而终不能不按照历史的自然趋势将日就于破裂。因为唯物的社会改造哲学者并不是极端的主张命定主义,所以他们并不静坐等待历史的自然趋势把黄金时代送到面前;而他们却主张阶级斗争作他们的武器,应用因果律于社会现象作他们的理论的根据,以促速这个历史的自然趋势而企图达到Classless Society(无阶级社会——引者注)。”(12)应该说,在当时的青年学生中,吴恩裕对唯物史观的了解是比较深入的。
1933年从清华哲学系毕业后,吴恩裕先后在《行健月刊》、《北平晨报》哲学副刊《思辨》和《文哲月刊》担任编辑工作。从目前已知材料来看,吴恩裕在清华时期基本上没有发表哲学类论文,但是他却与1932年受冯友兰邀请来到清华哲学系兼课的张东荪发生了联系,成为后者的学生,而张东荪又是《行健月刊》和《文哲月刊》的骨干人物。因此,吴恩裕这一时期的思想,可以说深受张东荪的影响。在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吴恩裕写了三篇文章,后被合为两篇,编入《唯物辩证法论战》中。该书是张东荪鉴于当时宣扬唯物辩证法的文章“满坑满谷”,而专门搜集和组织了反对的文章来发出不同声音。(13)吴恩裕被收入的两篇题为《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和《形式逻辑与马克思的方法论》。这两篇是吴恩裕首次以马克思学说为对象进行的专门研究。(14)
在《辩证唯物论的哲学》中,吴恩裕对唯物史观之“物”及唯物史观与唯物辩证法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生产方法即可以说是马克思唯物史观之所谓‘物’”。而“生产方法”其实略等于“生产力”,只不过是对生产力所包含的三种成分——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劳动工具——的一种“集合的概述”;“所谓‘唯物史观’,简言之,即:举凡历史上的重大变动,都可以用生产方法的变动来说明”。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论有什么关系呢?吴恩裕解释说,“马氏不但以‘生产方法决定社会的上层结构’去‘解释’历史,而且亦用他做‘变革’社会的理论。换言之,即历史上的重大变化,固然都是与生产方法的变化相适应,同时,我们如果要想变革社会,亦必先改变社会的生产方法”。也就是说,把辩证唯物论应用到人类活动的两个阶段——历史与未来——上去,就成了唯物史观。(15)
吴恩裕认为辩证唯物论之所以区别于传统的唯物论,正是因为两者所“唯”之“物”是根本不同的。传统唯物论的“物”讨论的是宇宙的本体,而马克思的新唯物论讨论的是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前者可以确指,后者却无法确指。前者可以“求究因”,后者却只能求其大概——即“史事发展的重要的动因及质因”,因此“它不能‘唯’到十二分”。(16)
在《形式逻辑与马克思的方法论》中,吴恩裕介绍了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并对马克思的“方法论”作了阐释。在当时的吴恩裕看来,“马克思的方法论,大体上是正确的,然而并不深刻。……如果把他的话与所谓资产阶级的哲学相比,其精密(指组织方面说,并非指‘对错’的问题)的程度,相差甚远”。(17)
1933年10月,吴恩裕出版了《马克斯的哲学》(署名吴惠人)。这应是他的第一部马克思思想研究专著,张东荪为之作序。在书中,他分六章介绍了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来源、辩证唯物论、马克思的方法论等内容,并提出马克思的哲学既要解释人类过去的活动,也要变革现在的社会,两者不可背离。(18)
1936年8月,吴恩裕考取公费留英,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当时的明星教授拉斯基。拉斯基最初以提倡“政治多元论”闻名,后来转向马克思主义。关于他作为“准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段有各种说法。无论是认为这个时间段是从1933起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还是从1931年到1950年间(20),可以肯定的是,吴恩裕求学于他的这一段时间,拉斯基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21)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思想主张,拉斯基甚至一度赞同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说。(22)吴恩裕后来回顾这三年的求学经历,认为“拉氏思想的成分很复杂,……但最重要的却是马克斯学说的成分”。(23)这一判断可以说准确地反映了拉斯基当时的思想状况。由于师生两人共同的学术兴趣,吴恩裕在拉斯基的指导下继续以马克思思想为研究对象。1937年春至1939年春,吴恩裕完成了博士论文《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演进——特别参照1840-1848时段》(The Evolution of Marx's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840-1848)。正如吴恩裕自己所说,这篇论文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在哲学、历史、经济、政治、伦理各方面理论的综合研究,取材的作品也不限于1840-1848年。(24)
1939年4月,吴恩裕从伦敦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回国,先后任教于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大学、中央干部学校。从1946年起,担任北京大学政治系教授。(25)1945年,吴恩裕将其博士论文译成中文出版,即《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该书分为六章,分别论述了马克思的方法论,唯物史观,革命理论,道德论以及马克思对康德、边沁等的评说。1948年,他又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名为《唯物史观精义》。该书出版后“瞬即四版,发行数达九千册,可想见本书的畅销”。(26)第二年3月,该书就出至第6版,印数达1.3万册。这两本著作,可谓吴恩裕研究唯物史观的姊妹篇。相较而言,《唯物史观精义》对唯物史观的论述更加集中,也更加通俗,但主要观点多半包含在《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一书之中。下面以《唯物史观精义》为主,《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为辅,介绍在师从拉斯基之后,吴恩裕对马克思学说尤其是对唯物史观的看法。
《唯物史观精义》分六章,第一章论唯物史观的基本涵义,第二章至第六章分别讨论唯物史观的国家论、道德论、人性论、计划社会论和永久和平论。
在唯物史观的涵义方面,吴恩裕延续了他早期在《辩证唯物论的哲学》中的看法,认为马克思对“唯物”的用法和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是显然不同的。但他的表述比以前更简洁直白:“我们现在只要知道:唯物论是形而上学中的学说,而唯物史观则是一种历史理论,也就够了。”吴恩裕认为,唯物史观解释的对象既然是人类社会,那么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历史”还是正在发生的“演变过程”,它都可以解释。除解释人类的历史演进过程外,“唯物史观也是能解释个人的行动及思想的”。(27)
同时,吴恩裕又提出,他在唯物史观研究方面的一个“发现”,是厘清了“生活方法”的概念。这一概念是马克思用以说明个人行动及其思想的核心概念。“正如马克斯解释人类历史或社会的构成及其发展,最后都归之于生产方法的决定一样,他说明个人的活动及其思想,最后也归之于生活方法的决定。”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必须先有一种维持其生活的方法,而后才能有旁的活动。例如政治、道德、法律、哲学、美术、宗教等等。……这种维持生活的方法的性质,也必然地决定所有上述旁的活动的性质。”而“美国已故的塞里格曼教授便对此有所误会,他认为:人类的需要很多,如美术的、哲学的、宗教的等等,何尝如马克斯所云只有经济的需要呢?殊不知马克斯亦未尝说:人类‘只有’经济的需要;而是说:在满足其他种种需要以前,‘必须先’满足上述意义的经济需要才行。”
一般人谈马克思的“国家论”,而吴恩裕谈马克思的“政治论”。起因是拉斯基曾问吴恩裕:“马克斯主张取消国家,那么,倘那时无任何一种之行政(administration),岂不是成了无政府的状态了么?”吴恩裕回答:“政治”与“国家”不是同样一个东西。理由有二:“第一,政治的历史不等于国家的历史;第二,政治的将来也不等于国家的将来。”并且,“只有承认政治与国家不相等,然后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斯取消国家的主张”。因为国家会消亡,而作为“兴利除弊”的政治工作,却是人们的需要,不会消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的政治论是一个贯通了“国家以前时期”、“国家时期”和“国家以后时期”的关于“政治生活”的理论。“这种理论,简单地说,便是:政治[是]受人类物质生产方法所决定的理论。”它不仅可以解释前两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它更可以说明人类把国家取消以后的政治生活”。
关于唯物史观的道德观,吴恩裕认为,真正懂得道德的社会科学家,不应该“一味地讨论抽象的道德律问题”,而要顾及道德运用的实际情形。要把道德视为一种社会力量,在可以运用的时候运用之。“真正了解道德的社会性质,把它视为一种社会的力量”的社会科学家,在吴看来,只有马基雅维利和马克思两人。两人的区别在于,马基雅维利只指出了人之“坏”,而马克思说出了“坏”的根源。马克思发现,如果不取消私有财产制度,“坏”便不能铲除。不取消剥削关系,人类社会中就不能谈任何普遍应用的道德原则。在唯物史观看来,人之“坏”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生存竞争过程中所创出的私产制度造成的”。
吴恩裕认为,马克思有一套最为圆满的人性论。“应用他的人性论,可以把一切社会问题解释得通,尤其可以引导我们由人性上证明:取消私产、计划社会、永久和平都不但不违反,而且更适合人性。”在探讨政治思想家人性论的来源时,吴恩裕指出,政治思想家在人性论方面的看法,得益于心理学家很多。他认为,提出关于人性的基本概念的是斯宾诺莎。斯宾诺莎的学说虽然正确,但没有把“自求生存的冲动”放在“其社会经济配景(socio-economic context)中去研究”,只能得“片面的心理的认识”。马克思则做到了将这一理论与“社会经济的背景”相结合,来考察“人”性的特质。“马克思认为,就社会事实的表现,可知人类本质地(intrinsically)且永远地(persistently)具有一种保持及改进其物质生存的趋向(A tendency to maintain and improve their material existence)。”人性无论在何种社会中都存在,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人性需要的只是生活必需品。因此,吴恩裕强调:“人性并非根本地需要私产!人性与私产并非根本地不可分离!”
吴恩裕还讨论了唯物史观的计划社会论。康德在《政治秩序的自然原则》一文中提到社会性(sociality)和反社会性(unsociality)。反社会性就是指个性。过分重视社会性就变成极权主义,过分强调个性就变成无政府主义。马克思的解决办法是计划社会。马克思认为,衡量一切社会学说的准绳是能否让每个活着的人保持及改进他自己的生存。而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上,人要保持和改进自己的生存,最大的障碍是一方面分工合作的效率不够、产出不够丰富,另一方面则分配不均。而要达到“自觉的”分工合作,就要寄托于社会计划。人们“有计划地集体生产,然后再有计划地集体分配”。“如果他们想要无限度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他们尽可以向无穷尽的大自然中去开拓。……你和我不必再发生生存竞争的问题……在一个计划的社会中,你保持生存、改进生存的要求,已经用集体分配的方法解决了……”
吴恩裕还对马克思的革命论及政治思想作了阐释。他指出,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国家理论、阶级理论等,都是唯物史观的逻辑延续。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与其他学者的区别在于,推求革命的经济原因。革命以推翻现在作为阶级工具的国家机关为目标,并不需要在传统的法律范围内寻求解释。“任何革命,在马克思看来,都是由于人们实际生活中之物质的需要。”(28)吴恩裕十分认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他认为,国家的阶级性是有充分根据的。“近代国家,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国家,确是一个保护私有财产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他列举了马基雅维利、布丹、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的观点,证明马克思所提出的“近代各国的学者都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私有财产”是正确的。(29)吴恩裕还提出,马克思也有“永久和平”的理论,达到世界永久和平的途径则在于主权国家的消亡。(30)
值得注意的是,吴恩裕将现在通行的“生产力”概念译作“生产诸力”(31),“生产方式”则译为“生产方法”。(32)他认为,“生产诸力”和“生产方法”都由原料、工具和劳动这三个要素构成,区别只在于:“生产诸力”是动的,而“生产方法”是静的。他说,“可以断定:马克思认为生产诸力是死的,未实际参加生产工作的劳动力、工具和原料;而生产方法是指参加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工具和原料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或形态”。正因为生产方法是一种动的东西,可以由其内部因素组织之不同,表示出来不同的形态或样子的活东西,这些不同的形态或样子,即不同的生产形态或方法。(33)吴恩裕提出,“有一同样的生产力,不一定产生同样的生产方法。这也可以证明,生产力不能决定整个生产方法的性质。……生产方法的不同,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不同,亦即不仅仅是不同的生产诸力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分配上的不同,亦即此不同的生产诸力之‘怎样联合’的问题”。(34)
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须先有一个生产方法,以制造及分配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俾可以维持人类的生活或社会的存在”,因此在吴恩裕看来,生产方法对唯物史观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如果用唯物史观来说明人类的历史或社会的演进,那么唯物史观的基本观念是生产方法”。(35)
归国后至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除撰文介绍唯物史观外,吴恩裕还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原典。比如,吴恩裕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了专门介绍。他认为,该书不代表马克思最后的成熟思想,但对于马克思整个思想的形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书中提出的很多思想,与马克思以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唯物史观有密切关系,“唯物史观在这里萌芽着了”。(36)而且,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许多看法,对后世影响极大,比如关于“思想”与“现实”之间关系的理论,对后来的所谓“知识社会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历史的物观”则深刻影响了经济史研究。(37)
新中国成立后,吴恩裕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他被调到北京政法学院。这一时期,他写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国家学说》(1953年,平明出版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名词解释》(合编,195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等著作。在这些书中,吴恩裕一方面“试图学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利用考古发掘和地下地上文字材料来作出关于夏时代所属社会发展阶段的初步推论”(38),另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式民主、美国式民主、费边社会主义的国家学说以及黑格尔等人的国家思想都作了批判。这些小册子就学术史而言似并无创见,但却具有思想史的意义。此时的吴恩裕逐渐向唯物史观的主流表述话语靠拢,比如,不再使用带有他个人治学风格的“生产诸力”提法,而使用“生产力”这样的通行概念;再如,使用“马列主义”的提法并多次征引斯大林等人的论述,而这些在吴恩裕1949年之前的著述中几乎是看不到的。
除著述外,吴恩裕继续翻译和注释马恩著作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与人合译了《政治经济学教程》(39),还翻译了《共产主义原理》(40)《欧洲大陆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41)《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44到1847年的几封信》(42)《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43)等。
在此后的政治风云中,虽然吴恩裕没有被划为右派,但研究重点转向“红学”,其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和传播也逐渐被人们遗忘。1978年秋,为恢复中断已久的政治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拟成立政治学研究所,吴恩裕受邀主持筹备工作。该项工作未及完成,吴恩裕便于次年逝世。(44)
作为一名“学院派”知识分子,吴恩裕接触、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程是回答本文主题的一个很好的个案。这一个案的价值在于它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特殊性。吴恩裕所接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十分丰富,有平津地区共产党人所提供的译自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书籍;有在东北地区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有张东荪所代表的“反对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看法;有处于“准马克思主义”时期的西方政治思想家拉斯基的看法;最后,还有来自苏联的“马列主义”的影响。从其来源可以看出,吴恩裕受到的影响也是十分复杂的。对每一个阶段做详细考察之后更可发现,丰富复杂还不足以准确概括吴恩裕思想形成过程的特点,因为出国前与归国后的吴恩裕,对待马克思学说的态度可以说有着惊人的变化。这种变化与吴恩裕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变化相比,可能意义更为重大。从吴恩裕这个个案出发,笔者想对如何认识“学院派”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加以探讨。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院派”采取的是“科学地汲取”这样一个基本立场。所谓科学,指客观、中立地对待某种思想或学说,在研究手段上遵循科学原则,以深入研究评价对象为基础去表示赞成或反对。吴恩裕求学于东北大学时期多次更换所学科目,到了清华以后,才真正系统地接受了哲学研究的科学训练。尽管与张东荪有密切的师生关系,尽管他所写的文章被收入用以反对辩证唯物论的文集之中,但是,吴恩裕的这两篇文章并没有“正面的、直接的批评”辩证唯物论。其原因在于,他认为批判的基础是清楚地认识,绝不能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去赞成或者反对。“我们批判一种东西,必须先把‘这种东西是什么?’的问题,解答出来。”因此他的第一步工作是“把所谓‘辩证唯物论’究竟是怎样一种东西的问题,加以解说”。(45)因而,这篇为了“批判”而做的文章,却尽了最大的可能去阅读英译本马克思著作,并将其中不为人所注意的部分,加以翻译引述。(46)
同样在这篇了解“批判”对象的文章中,吴恩裕认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与传统的形上学系统之间的关系固待探究,但是,无论两者在理论上是“你死我活”还是各不相干,更重要的是我们探求两者关系时所运用的标准。“能否求得一种两方公认的标准?”能否用在一种系统内的“对”与“不对”去评判对方的“对”与“不对”?“最重要的,即使理论上能证明:‘自己是对的’,是否事实上接着即可以得到‘唯我独尊’的地位?如能,何以?不能,又何以?”对这样的问题,吴恩裕认为都还有待讨论。(47)
在收入文集的另一篇文章中,吴恩裕对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混为一谈、不加区分的做法十分不满,他特别声明:“本文所讲的对象只限于马克思个人,所用的材料,也限于马氏一人的著作。……至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如恩格斯列宁等)的意见,概未采入;既未采入,故对他们的意见不能负责。如果有人以割裂‘马、恩、列主义’之义相责,那我只有告诉他我是做学问,学理上真有必然的关联,我才把他们并为一谈;否则,只好分别去讲了。而且,马恩二氏的不同之点,亦有非中国这班不读马氏原著,只‘欺世盗名’的马学家所能梦见。”(48)
吴恩裕反对将马克思的学说神化,而主张要使之“科学化”。“我认为如果要把一种学说弄到成为‘科学的’的地步,必须放弃独断的态度。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以‘引经据典’为拥护或非难某项主张的理由。……可惜现在中国研究‘马学’的人多半是‘马克思说’式的学者。他们的论证的形式是:‘因为××曰……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是马克思的话全不对,自然,更不是说全对;对与不对要拿他的话的本质来看,不能以‘马克思曰’去保障‘曰’以下的话头。如果要使马克思这派学说向着‘科学的’路上走,必须戒除上述的缺点。”(49)
以上说明了对接受了学院派方法训练的吴恩裕来说,怎样才是科学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那么“汲取”又是什么呢?
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过程的研究偏重于“党”与传播的关系,因此往往专注于部分共产党人、共产党领袖人物以及共产党的重要方针路线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所形成的横向和纵向的影响。由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界的关系就被比较简单地呈现为一种政治主导下的“传播(灌输)”与“接受(被灌输)”的样式。实际上,当我们把“学院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研究和客观的传播效果纳入视野后会发现,无论他们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动机是什么,客观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感兴趣并进行了研究。他们不是被灌输、被传播,而是主动“汲取”。他们不满足于口号式的马克思主义,努力从原典读起并致力于探究、传播经过自己消化的马克思学说。这个“阅读”和“探究”所具有的“汲取”效果,过去大致被“动机论”所否定或忽略掉了。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不仅是被“政治性”地传播了,而且是被“学理性”地汲取了。这个传播和汲取不是一种观念或思想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被接触的先后两个阶段,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学院派”是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去接触马克思主义。
同时,他们的论著和教学活动也同样起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效果。从传播史的角度看,不可否认,民国时期学院派知识分子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同样对趋新的青年产生了重大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后,有些青年在入党申请书中提到,正是读了吴恩裕的《马克思的政治学说》一书,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才走上了革命道路。1949年前吴恩裕就在北京大学开设了“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课程,调往北京政法学院、不允许讲授政治学后,又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翻译。(50)
第二,“学院派”并不代表一种僵硬不变的态度,学院派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学说的认识会随着学术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在张东荪影响下,吴恩裕为“批评”辩证唯物论做了两篇文章,后来又写作了《马克斯的哲学》一书,表面上看来,既然已经对马克思学说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并且也希望使马克思学说成为一种“科学的”学说,那么,在吴恩裕心中,马克思思想当然是具有研究价值的。然而,揆诸历史事实就会发现,吴恩裕真正将马克思哲学当作毕生学问的追求,还是因为拉斯基的影响。
研究马克思思想并不是吴恩裕出国留学的初衷,而是偶然投入拉斯基的门下带来的结果。吴恩裕考取的是留英公费生的历史门,但他只对哲学感兴趣,于是私自在伦敦大学注册到了一位哲学教授的门下,被留学主管机构发现后勒令改正。无奈之中,吴恩裕才听取朋友的建议,选择了既与哲学相关、又符合历史门类的拉斯基的政治思想史。其次,当拉斯基建议吴恩裕研究马克思时,吴恩裕的反应是“马克思还可以当做学位论文题目么?真是闻所未闻”。(51)吴恩裕回忆,假如不是自己偶然之中将写作出版过《马克斯的哲学》一书的信息填写在了入学请求书上,仅凭他最初自己选择的论文题目《黑格尔的国家论》的话,很可能得不到拉斯基的青睐。
从吴恩裕所关心的“黑格尔的国家论”到拉斯基所关心的“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喻示着学术场域的改变。一个在他看来根本不能成为论文选题的选题,把他一下子带离了中国的学术场域而带入英国的学术场域之中。(52)这不仅说明当时中国学院派在方法和资源上尽管取自西方,但身处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环境,面对不同的现实问题,在学术研究上必然存在关注点和问题意识的差异;而且说明中国学术在西方学术面前,依然处于学习的地位。于是,吴恩裕带着他得自中国学院派的旧根底,开始了跟随拉斯基研究的新课题。
这一时期的拉斯基倾向于马克思主义,从他特别注意吴恩裕曾经的马克思研究经历以及对吴恩裕完成其学位论文所倾注的心力与提供的帮助等方面,也可得到证明。(53)而吴恩裕深受拉斯基这种转变的影响,特别表现在坚决赞同暴力革命这一点上。吴恩裕跟随拉斯基研究马克思主义,也跟随拉斯基“转向”马克思主义,不仅与学术场域的转换相关,还与政治场域的转换相关。英国政治的现实问题不仅成为拉斯基思想转变的原因,也成为吴恩裕用以反观马克思主义的一面镜子。应该说,在吴恩裕写作《唯物史观精义》时,作为执政党的英国工党所奉行的“和平转变”政策根本不能获得他的肯定。(54)吴恩裕说,工党的政策“与社会主义相距甚远”,他们仍然不过是些“善意(good will)”改革的思想家。“而我们最后仍然认为:如果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必须包括取消私有财产;而实行这种社会主义,便非用强力(force)不可。马克斯说:当两方面互相自以为‘对’(right)而相持不下时,‘强力’便来决定一切!”(55)
1946年,上引陈慧生文所述的拉斯基受审事件,是刺激吴恩裕主张暴力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他认为,拉斯基的败诉充分证明:“在一个阶级制度的社会中,司法部门也不能中立。归结起来,还是马克斯说的对:政府只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已!它是经济上占优势的阶级,压迫另一阶级的武器。在此种情形下,我们由英国自然看不到任何希望,和平革命根本是不会有效的。”既然和平革命不可能,那么解决的办法就只有暴力。尽管这看起来与“号称理性政治的民主政治的方法相左”,但是,“那有什么办法呢”!(56)
不同的学术场域和政治场域,促使吴恩裕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发生了极大的转变,他从一个不认为马克思学说是当时政治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前沿性、关键性学说的中国学生,变成了一个拉斯基式的“准马克思主义者”。从对马克思哲学究竟属于何种哲学系统的疑虑,到像拉斯基一样,将马克思思想的来源进行细致梳理,吴恩裕已经完全吸收了拉斯基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更带着全新的问题去重新看待马克思主义对英国现实政治的价值和意义——当然,他会不会将这种观感和逻辑顺理成章地移植应用到中国,还是一个问题。
1949年以后,吴恩裕的思想转变如前所述。需要特别提及的是1957年时他的一些言论。1957年1月,为响应“双百”方针,北大哲学系联合其他几家研究单位召开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座谈会主要围绕中国哲学史的主要内容、如何处理中国哲学史上的唯心与唯物的关系、中国哲学史的特色等问题展开讨论。针对冯友兰提出的如何认识中国哲学史与西方哲学史之间“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贺麟提出的“辩证地”看待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吴恩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哲学史,无论是中国的或西方的,都是唯物论对唯心论斗争的历史”。“哲学家也不能站在旁观者的地位而只讲哲学史的科学性,不能把中国哲学的‘丰富多彩’无原则地理解为:唯物论和唯心论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而已。……在哲学史这一阶段十分强的学科中,它的科学性和它的党性是分不开的”。(57)目前来看,这是吴恩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最后一次公开发言,也代表了他的最后意见。
事实上,无论是吴恩裕自己,还是革命者中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彼此的思想差异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吴恩裕自承,他研究唯物史观采取的是一种客观的态度,“既不取感情上的赞成态度,也不取感情上的反对态度,我只是对马克思的学说,做纯粹学术的研究”。(58)因此,他把自己定位在马克思思想的“解释者”,最多根据唯物史观的“本义”作一些推论。(59)1949年之前,吴恩裕就遭到过不讲“党性”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吴恩裕的《唯物史观精义》是“学院派”的,脱离了实践。因为吴恩裕不是“马克斯主义的共产党人”,“他也就不能严守马克斯主义哲学的党派性与阶级性的立场”,而是用自己的“布尔乔亚的社会学知识来穿凿附会马克斯的理论”。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批评者所运用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列宁、米丁等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比如,关于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位置,批评者依据列宁的观点,认为唯物史观是辩证唯物论的具体运用,而不是吴恩裕所说唯物史观就是辩证唯物论。(60)吴恩裕的研究党性不强,可能也是革命领袖人物的看法。据吴季松言,20世纪40年代,吴恩裕的《唯物史观的考证与解释》引起过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的重视,《新华日报》专门发了简评。(61)但是对吴恩裕去延安的要求,董必武的回答却是:“还是留在这里发挥作用大。”(62)
吴恩裕之所以想去延安,是因为他一直对中国共产党持同情且支持的态度。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拉斯基阅读该书后询问吴恩裕对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拉斯基问:“你相信他不相信他所述中国共产的情形是真的?你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真对马克斯的学说有研究么?”吴恩裕回答说:“关于Snow所述中国共产党的情形,我还没有读到那一章,不过我想不出Snow以一个外国记者,会说谎的理由……”拉斯基点头同意。吴恩裕又接着说:“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对马克思主义有没有研究一问题,则要看‘研究’作何解。如果研究专指书本上的研讨,必须把Marx Engels Gesamtausgab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引者注)四十多本都读完,我认为他们不能做到,并且也没有这种必要。反之,如果研究是指对马克斯所指示的一般路线,基本理论,则我想他们当然会清楚地晓得的。”(63)刚解放时,吴恩裕还有过一个在政治上“春风得意”的时期,他参加土改工作队,也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策的文章。尽管他知道自己与革命者、后来的执政党之间存在认识差异,但是他似乎认为,两者不过是殊途而同归。革命者是经过了从“变革世界”的“政治斗争”到“解释世界”的“理论斗争”的道路走进了社会主义的入口,而他本人则是经过了从“解释世界”的“理论斗争”到“变革世界”的“政治斗争”的道路也走进了社会主义的入口。(64)
综合上述情况可知,早年吴恩裕可能由于亲近共产党人而接触到马克思学说,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训练尤其是张东荪的影响,使他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为一种科学性有待检验的学说,而师从拉斯基以后,强化了他在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独特性,这种思想历程以及他始终没有走出书斋的生活经历,使他逐渐远离那种更符合革命需要、更具党性的马克思主义。“学院派”与“革命派”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的差异,导致了这样一位思想上倾向于同情共产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和宣传者,并没有成功地与延安的革命洪流相融合。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他的研究有其独特性和价值(65),当然也受到时代与际遇的影响,并不是说因其“学院”式的态度就掌握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说的绝对权威,但是“学院派”作为一支重要的传播力量的存在,则是不可否认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吴恩裕等“学院派”在唯物史观传播史叙述上的“失语”和“沉没”,导致这一批党外知识分子在中国人了解唯物史观过程中的贡献没有得到全面评估,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史完整构图的形成。与之互为因果的是,长期以来,把唯物史观完全看作一种革命意识形态或其学理支撑,忽视了唯物史观作为一种历史理论本身所具有的思想价值。如果说,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革命是进步思潮的主流,“革命派”对“学院派”的批判,凸显了学术理论为革命服务的特点,具有其历史合理性,那么,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学院派”与唯物史观传播史的关系,则有利于拓展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近代思想间关系的思路,增加考察两者关系的维度。更重要的是,这一维度的补充,有利于我们尊重和肯定如下事实:政治和学术,政治性和学理性,两者只有协调共存,才能相互支撑;假如非此即彼,则只能跛足而行。在这一前提下,才能更真实地还原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发生精神联结的历史过程,才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人在认识马克思学说的历程中曾面临的问题、走过的路径和达到的深度。重新梳理吴恩裕等人自近代以来对唯物史观在学理向度上所作的研究、考释和传播,是完整这段历程的一个小尝试,而要形成更大的唯物史观或马克思主义的党外传播图景,则有待更多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①“学院派”一词比较广泛地应用于艺术领域,较少应用于哲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与其对应的词语,有“救亡派”“草根派”等。不同的对指针对不同的适用范围。如“救亡派”与“学院派”对指,就被用于指代出现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音乐界的两类音乐家。(参见冯长春《分歧与对峙——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关“学院派”的批判与论争》,《黄钟》2007年第2期。)两者之间的差异被总结为:“救亡派”是大众的,“学院派”是资产阶级的;“救亡派”是新兴音乐的倡导者,“学院派”是保守的古典音乐的象征;“救亡派”是抗日救亡的、通俗的,“学院派”则是抒情的、讲究技巧的。(参见沧浪云等《民国音乐:未央》,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如果将其艺术特性加以模糊,将之引申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并将针对特定时期的“救亡”扩大为更长时段内的“革命”,则“学院派”和“革命派”的对指是可以相应地成立的。两者间的区别大概可以简化为:前者是精英的、保守的、技术性的;后者是平民的、激进的、实用性的。但这只是十分粗浅的划分,具体到哲学,特别是与中国近代历史密切相关的哲学传播史而言,其中的复杂性就更一言难尽了。而“草根派”的提法则出现于当下社会用语中,意为不具备学术从业人员身份、不进入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不与学术评价体系发生联系的某领域的自发爱好者。本文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学院派”并非出自近代学者的自认或他者指认,而仅限于一种基于职业或态度的划分。
②20世纪40年代吴恩裕就在《观察》上发表过研究《红楼梦》的文章,1954年香港《大公报》连栽了他的《曹雪芹的生平》,奠定了他作为一个红学家的学术地位。此后他出版了多种红学研究论著。
③宋一秀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6卷,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641页。
④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5页;高放:《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早期力作——吴恩裕著〈马克思的政治思想〉》,《党政研究》2014年第3期;张一兵:《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追述吴恩裕教授〈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邱少明:《文本与主义——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⑤谢泳在《吴恩裕的学术转向》一文中,把吴称为“自由知识分子”,认为他对民主宪政抱有热情。(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其实,这和吴恩裕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不矛盾,在20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本就是进步知识分子反抗专制、追求宪政的重要思想资源。
⑥林里夫:《哀悼不幸早逝的吴恩裕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林里夫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张友仁:《深切怀念吴恩裕教授》,《张友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⑦吴季松:《我的父亲吴恩裕教授》,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⑧参见黄进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传播:1900-193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郭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传播与实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⑨吴恩裕:《历史与历史哲学》,《东北大学周刊》第48号,1928年6月8日,第23-24页。
⑩吴恩裕:《为研究哲学者进一言》,《东北大学周刊》第68号,1929年3月16日,第14页。
(11)吴恩裕:《为研究哲学者进一言》,《东北大学周刊》第68号,1929年3月16日,第14页。
(12)吴恩裕:《为研究哲学者进一言》,《东北大学周刊》第68号,1929年3月16日,第14-15页。
(13)张东荪特别说明:“本书专对唯物辩证法作反对的批评。乃只限于所谓赤色哲学,而绝非对于共产主义全体而言。因为本书著作数人可以说差不多都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倘共产主义一辞与社会主义有一部分相同,亦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反对共产主义。”并称收入文章的作者具有反对唯物辩证法这个共同点,但并不一定“同隶于一个哲学的主义之下”。张东荪:《唯物辩证法论战》,“弁言”,民友书局1934年版,第1-2页。
(14)这两篇文章虽然被收入张东荪用以反对唯物辩证法的文集,但是反对的方法却偏于学院式的研究,对此,吴恩裕有所解释,详见后文。
(15)吴恩裕:《辩证唯物论的哲学》,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11册,辽宁大学哲学系1984年印行,第52-54页。
(16)吴恩裕:《辩证唯物论的哲学》,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11册,第50-52页。
(17)吴恩裕:《形式逻辑与马克思的方法论》,钟离蒙、杨凤麟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续集第12册,辽宁大学哲学系1984年印行,第109页。
(18)吴季松:《我的父亲吴恩裕教授》,第36页。
(19)俞可平:《拉斯基国家思想演变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70-73页。
(20)参见Paul Hirst,“Introduction”,Ⅺ; Peter Lamb,“Laski's Idological Metamorphosis”,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Vol.4,No.2,1999,pp.239-260。转引自翁贺凯《拉斯基与现代中国:研究概况与前景展望》,《政治思想史》2012年第1期,第91页。
(21)陈慧生总结这一时期拉斯基靠近马克思主义的表现:“拉斯基主要写了几本介绍马克思生平和评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小册子,如《卡尔•马克思传》、《〈共产党宣言〉是社会主义的里程碑》等,他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伟大的预言家,认为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部分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强调过分,就是非常错误的,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设想过分简单,只强调经济动机,忽视其他因素;马克思关于灾变革命的主张包含一定的真理,马克思的错误在于相信灾变是值得争取的,而且是极为有利的。拉斯基表示同情马克思的处境,说作为一个流亡中的宣传家,他的某些弱点和预言中的某些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拉斯基在纪念《共产党宣言》问世一百周年的小册子中,再次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贡献作了较高的评价。”陈慧生:《费边派对待马克思学说的态度》,《国际共运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39-40页。
(22)拉斯基也一度主张过暴力革命。1946年他受到法庭传讯时,法官问他是否鼓吹过“暴力革命”,他回答说:“那时我的观点是,阶级之间的关系,工人阶级福利的下降是这样一种情景,以至于不可避免的是,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阶级之间的关系将通过武力解决。”法官问:“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吗?”拉斯基答:“是的。”俞可平:《拉斯基国家思想演变初探》,《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第72页。
(23)吴恩裕还说:拉斯基“自《国家之理论与实际》一书以后,几乎没有一本书不具有浓厚而带批评性的马克斯派理论的色调的。固然,在Communism及Karl Marx两书中,他曾经对于马克斯的某些主张,略有微词(例如对辩证法,对剩余价值说等);但后来他就改变态度与口吻了。”吴恩裕:《拉斯基教授从学记》(上),《客观》(重庆版)第10期,1946年1月12日,第5页。
(24)吴恩裕:《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自序》,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页。张一兵指出,吴恩裕此著并未涵盖马克思1840-1848年这个时段发表的所有重要论著,同时,又超越了这个时段而较多偏重于马克思后期的论著。张一兵:《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追述吴恩裕教授〈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6页。
(25)《吴恩裕先生学术年表》,吴季松:《我的父亲吴恩裕教授》,第173-174页。
(26)民熹:《评吴恩裕著〈唯物史观精义〉》,《世纪评论》第4卷第10期,1948年9月4日,第14页。
(27)此段和以下数段,均出自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观察社1949年版,第1、3-4、3、9-10、13-16、27-28、43-48、51-57页。
(28)吴恩裕:《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第91页。
(29)吴恩裕:《财产与国家:近代政治思想一种特征》,《新路》第1卷第4期,1948年6月5日,第7-8页。
(30)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第71页。
(31)张一兵指出,这是因为吴恩裕认为,我们通常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所说的“生产力”一词,在马克思那里多数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所以,用生产诸力概念会更贴近马克思的原意。张一兵:《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追述吴恩裕教授〈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21页。
(32)张一兵指出,吴恩裕所谓的生产方法是对马克思生产方式概念的汉译,可是,这种译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这个weise从来就不是指具体的生产劳作技术方法,而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生产构序方式”。同时,吴恩裕关于“生产诸力”、“生产方法”的逻辑建构也比较“混乱”。因为“他直接指认的处于‘死睡’状态中的劳动力、工具和原料构成的实体性的‘生产诸力’,根本就不是马克思对社会生产力概念的基本规定。那倒像是传统哲学解释构架中生产力概念实体三要素说的另一种说法,这种三要素说源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过程三个方面的错误移植”。所以在张一兵看来,尽管吴恩裕“发现了马克思从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论向新世界观中社会存在制约论的转换”,但也仅限于此。见张一兵《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追述吴恩裕教授〈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第19-21页。
(33)吴恩裕:《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第66-67页。
(34)吴恩裕:《马克思的政治思想》,第70-72页。
(35)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第4-5页。
(36)吴恩裕:《德意志的意识形态》,《新经济半月刊》第3卷第3期,1940年2月1日,第74页。早期吴恩裕曾认为唯物史观是于《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见吴恩裕《历史与历史哲学》,《东北大学周刊》第48号,1928年6月8日,第24页。
(37)吴恩裕:《德意志的意识形态》,《新经济半月刊》第3卷第3期,1940年2月1日,第75页。
(38)吴恩裕:《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本书最初在《新建设》(1956年第7期)刊载,修改增补后,出版单行本。
(39)约翰•伊顿等著,吴恩裕译:《论商品与货币》,《新建设》第3卷第1、2期,1950年10月、11月。此书由英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合著,原书于1949年12月在英美两国印行。
(40)《新建设》第4卷第4期、第5期,1951年7月、8月。
(41)《史学译丛》1955年第6期,1955年11月。
(42)上海四联书店1955年版。
(43)《新建设》1956年第6号,1956年6月。
(44)李方:《政治学所的筹备经过和早期的工作》,刘培育主编:《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历程回忆•政法社会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45)吴恩裕:《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张东荪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第57页。
(46)吴恩裕翻译了两段话来说明“马克思并不是在传统的形上学系统内反对它们,而是根本反对传统的形上学系统。”“这两段话可以说是马克思赤裸地反对形上学的‘公开宣言’。它们对于说明马克思反对形上学的态度上,对于说明辩证唯物论与传统的形上学之不同上,都十二分地重要。我们真不明白为什么这段材料没有被那些高谈打倒旧哲学的人们所引用!”见吴恩裕《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张东荪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第49页。
(47)吴恩裕:《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张东荪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第57页。
(48)吴恩裕:《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张东荪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第75页。
(49)吴恩裕:《形式逻辑与马克思的方法论》(下篇),张东荪主编:《唯物辩证法论战》,第101页。
(50)张友仁:《深切怀念吴恩裕教授》,《张友仁回忆文集》,第175-176页。
(51)吴恩裕:《拉斯基教授从学记》(上),《客观》(重庆版)第10期,1946年1月12日,第5页。
(52)拉斯基给吴恩裕指定选题时,吴恩裕感觉:“这短短的谈话,却给我以极深的印象,和久远的影响。自到达英伦,那是我第一次领略英国学术界自由研究的风气。我觉得这应该是崭新的努力的开始,我决心(如张东荪先生序我《马克斯的哲学》时所期许者)要对马克斯的学说,做再进一步的研究。”吴恩裕:《拉斯基教授从学记》(上),《客观》(重庆版)第10期,1946年1月12日,第5页。
(53)参见吴恩裕《拉斯基教授从学记》(上)(下),《客观》(重庆版),第10、11期,1946年1月12日、19日。
(54)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第60-61页。
(55)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第25页。
(56)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第61-62页。
(57)赵修义等编:《守道1957:1957年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实录与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9-320页。
(58)吴恩裕:《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自序”,第1页。
(59)吴恩裕:《唯物史观精义》,“自序”,第1页。
(60)民熹:《评吴恩裕著〈唯物史观精义〉》,《世纪评论》第4卷第10期,1948年9月4日。
(61)吴季松:《我的父亲吴恩裕教授》,第67页。
(62)吴季松:《我的父亲吴恩裕教授》,第189页。
(63)吴思裕:《拉斯基教授从学记》(上),《客观》(重庆版)第10期,1946年1月12日,第6页。
(64)林里夫:《哀悼不幸早逝的吴恩裕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林里夫集》,第376页。
(65)参见张一兵《论历史唯物主义的物——追述吴恩裕教授〈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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