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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清史学家的历史性握手——记戴逸与欧立德的会面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658 更新时间:2016-11-21

作者:郝倖仔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微信公众账号

2016年1024日下午,正逢节气霜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主任办公室里,却荡漾着春天一般的暖意。一位器宇轩昂的美国学者与一位须发皆白的中国长者的手紧紧相握。年轻的美国学者说:“90岁不算大,要活过100岁嘛。”长者则开怀大笑:“我努力!我争取!”场面的热烈驱散了晚秋萧瑟的寒气。

 

这位美国学者就是哈佛大学副教务长、美国清史研究领军人物欧立德教授。长者则是闻名于世的中国清史工程的执牛耳者、“国宝”级史学大师戴逸先生。用北京大学历史系罗新教授的话来说:“中国清史的头一把和美国清史的头一把会师了,这是历史性的一刻,意义重大。”这一会面无疑是中国官修史书与国际史学界的一次高端对接,促进了不同文化、不同历史阐释方式之间的交汇融通,是中国清史工程从辉煌走向更加辉煌的关键一步。有幸作为这一历史性时刻的唯一见证者,笔者忠实记录下两位巨人相遇相惜的全过程,谨以飨读者,以存史证。

 

戴逸,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就读期间曾受郑天挺、吴晗等老一辈史学家的关怀和扶持。后因投身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幸得胡适营救。他撰写了《中国近代史稿》《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主编《简明清史》等。20028月,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受命担纲,他感叹道:“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欧立德(Mark C. Elliott),哈佛大学东亚系和历史系双聘教授,其清史研究基于扎实的满文史料,代表作《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他身兼哈佛大学多个学术和行政职务,刚刚卸下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之职,升任副教务长,相当于中国高校的党委副书记,负责哈佛大学的国际事务。2014年他的第二本著作《乾隆帝》中文版问世,后被哈佛校长作为礼物送与习近平主席。

 

就座甫定,戴逸先生就谈起了他念兹在兹的清史工程。他特意介绍说,清史工程如今已进入了最后阶段,正在进行第三次审查,预计2018年上交初稿,主体部分100册,有二十四史加在一起这么多。欧立德教授笑言,如果乾隆皇帝知道大清朝的历史能写100册,能有这样的规模,一定会非常高兴。

 

戴先生称赞欧立德教授的中国话说得好,闭起眼睛听,就像中国人一样。教授很开心,坦言自己也花了很长时间学习汉语。他回忆说自己开始学中文是1979年,正好是中美建交那一年,那时候美国学中文的人很少,现在则完全不一样了,美国人学中文的很多,哈佛的学生选修外语最多的是西班牙语,第二位是法语,第三位就是汉语。不光是大学,在中学乃至小学,小朋友们在学中文。这个趋势近二十年以来越来越明显。他有些得意地透露,好几次在中国打电话订餐,等到当面取餐时,服务生都很惊讶:“您居然是个老外?

 

1979年,对当代中国来说,无疑是惊蛰的一年。一切都即将开始,一切又还不明朗。作为中美关系破冰后第一批自发学习汉语的美国人,他们的选择不仅仅出于对中国的友好和感情,更是出于对中国前途的关心和信心,甚至还带着几分宿命的认定。

 

这一生,教授选择了中国,先生则选择了清史。

 

戴逸先生对于国际史学界的新思想、新观点始终非常关注,他的学术胸怀总是如此的宽广。戴先生对欧立德教授说:“你们‘新清史’研究的问题对我们很有帮助,很有启发。您的文章我也读过一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特别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周边民族的关系。你们花的力气很大。”欧立德教授说:“您太客气了,我做的还很不够。现在中国国内也非常强调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重要性。人民大学清史所已经设立了一个满文文献研究中心。我有个学生在密歇根大学办了一个满学会,还和中心有互动。我的学生到北京来学习,该中心也都给予支持和帮助,这样的来往和学术交流的网络,对新一代的学生们非常有利。”戴先生追问:“美国有多少人在学满文?”教授说:“我就在哈佛教满文,每年都有学生在学,虽然人不多,但是慢慢积累起来也有不少。”先生表示:“相对于数量巨大的满文文献来说,中国学习满文的也不算多,大家在这方面的努力都很有意义。”先生曾在多个场合谈到掌握少数民族语言对清史编修的重要性:“满汉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不是单方面的。汉族同样也吸收了满族的文化,诸如对满族的语言、服饰等等,都有专门的研究。‘档案’二字,即出于满族语汇中的‘档子’。所谓‘京派’‘京味’,其实都保存了大量的满族文化。”

 

从语言学入手把握文献是从王国维、陈寅恪一脉下来的中国传统史学最正宗的路子,也是国际历史学研究的核心方法论。戴逸先生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兼容并包,增进了不同文化、不同研究方法之间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借鉴,进而为后辈学人创造出了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学术环境。先生一生桃李满园,他的学术格局与胸怀就是一面旗帜,标志着中国清史工程的高度,影响着中国清史学界的后劲。戴逸先生就是大江大河,他用生命的巨浪把年轻一代推向浩瀚的海洋。

 

说到清史编修的难度之大,戴逸先生感叹,清朝的历史和以往各个朝代的历史都不一样,出现了很多新事物。另外,档案文献层出不穷,数量之大不可想象。即便是清史这一门专业,一个人投入毕生精力,也只能接触一个角落——欧立德教授感同身受:“还只是很小一个角落。”——我们搞这个大清史工程,要把整个清代历史的汪洋大海都描绘出来,实在是困难啊。此外,史书的编写自有时代的局限,过若干年再回过头来看,就又不行了,这是必然的。欧立德教授对戴先生的忧心倒是看得很开,他宽慰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其实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古代罗马也是如此。这恐怕是老故事了。我们还是要有所期待!”两人相视而笑,先生的笑容里更是多了一份难得的释然。对修史事业的敬畏使他习惯了对所有的细节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所有他力所不能及的遗憾都如梗在胸,意欲以一己之力强而为之。他就这样在执拗和较真中度过了寻常老人得以安享晚年的15个春秋。

 

欧立德教授非常肯定清史工程在文献整理和翻译方面的贡献,说这些研究成果他们都买了,这都是戴先生的功劳。说到这里,两双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戴先生眼中波光一闪,欣慰地笑了,他的付出、他的执着、他所有的努力,有人看到了。服务清史工程6年,作为一名青年学者静察旁观,笔者无数次地感受过先生的坚持。每次先生来开会,那颤颤巍巍却坚定如一的脚步;每次去看望先生,那伏在窗前的书桌上看稿子的侧影,这些定格的画面叠加着眼前这双久久相握的手。先生,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离开时,我们执意不让先生送出房间,怕霜降的寒气侵了他。先生只好扶着门框不无欣慰地目送我们,欧立德教授频频回顾,不住地招手。走廊很长,先生的身影渐渐远去,渐渐模糊。欧立德教授默默地走着,突然说:“这是一位可爱的老人,”顿了一顿,又说,“非常可爱。”之后,又是久久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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