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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帅:晚清民国北京八旗戏曲活动研究述评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039 更新时间:2016-11-21

作者简介:梁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原发信息:《满族研究》(沈阳)2016年第1期 第98-106

内容提要:清代宫廷戏剧在中国戏曲史研究中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地位,也是“故宫学”的重要领域,八旗戏曲活动讨论是宫廷戏剧研究的自然延展。因而,对晚清民国八旗戏曲活动的整体考察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对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提供智力支持。学术界近年来对包括顾太清、子弟书、车王府、八旗子弟观演剧等在内的北京八旗戏曲活动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也存在热点集中、盲点较多等客观问题,在论述层次与学术视野上还有待开阔。

关 键 词:晚清民国/北京八旗戏曲活动/研究成果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项目编号:11&ZD10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清代善本戏曲叙录与研究”(项目编号:13YJA760044);江苏省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明清王府戏曲活动编年要录”(项目编号:KYLX15-0680)

中图分类号:J8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65X(2016)01-0098-09

 

宫廷自古以来戏剧活动繁盛,清宫戏曲直接引领了北京八旗戏曲活动。早在宋前的“泛戏剧形态”,《都城纪胜》“散乐传学教坊十三部色”①和《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②条等,记载的即为唐宋宫廷演剧活动,而朱权、朱有燉以及燕王朱棣的幕僚贾仲名和王子一等人代表了明初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明中后期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亦有部分内容来自内府。满洲八旗的戏曲活动主要是在入关后受汉族文化影响而形成,且一经开始便愈发不可收拾,张次溪先生曾言:“戏剧一道,有清一代为最盛。盖清室来自漠野,耳所闻者,皆杀伐之声,一聆夫和平雅唱,咏叹淫佚之音,宜乎耽之,悦之。”③自上世纪初宫廷戏曲研究开展以来,学界对于八旗戏曲活动关注就未停止过,研究围绕顾太清、子弟书、车王府、八旗观演剧活动等领域取得了许多成果。本文试对既往研究予以总结,并反思其存在的问题,以求教于诸方家。

一、顾太清研究

晚清民国最为重要的八旗剧作家是顾太清,满洲镶蓝旗人,多罗贝勒奕绘的侧福晋,作传奇《桃源记》、《梅花引》。太清的词学修养比肩纳兰性德④,故整个二十世纪的学术界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她的身世及词学创作上。围绕太清词集《天游阁诗》、《东海渔歌》的版本,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关于清代词人顾太清》、李灵年等《清人别集总目》都有相关研究与著录。而关于太清姓名字号、生平身世,目前被学界基本认同的是金启孮先生的研究,金先生根据《荣府家乘》与《爱新觉罗族谱》等可靠史料文献的考证令学界颇为信服⑤,日前其整理的《顾太清集校笺》注释水平超同类著作之上。此外对太清缘以姓“顾”及与龚自珍的“丁香花”案,学界争论仍然不断。而对于太清词作文学价值的探讨以况周颐的《东海渔歌序》为肇始,黄世中、赵伯陶、张菊玲等学者分别撰文给予研究,与此同时探讨还涉及顾太清为《红楼梦》所作续书《红楼梦影》,整个二十世纪顾太清研究不涉其戏曲创作。⑥

然而近年随着《桃源记》、《梅花引》付梓影印⑦,学界惊喜地发现原来词作家顾太清亦有传奇作品存世。黄仕忠先生首先撰文披露新发现的稿本《桃源记》和《梅花引》,认为两剧有自传性质,隐喻太清与奕绘二人早年情史的坎坷经历,并且根据剧作情节揭示了一些太清不为人知的人生经历⑧,由此对太清的戏曲创作研究时有新见涌现⑨。稍后黄仕忠教授又由车王府曲本入手,考证车登巴赞尔王娶奕绘与顾太清之女,他受岳父母对戏曲小说钟情的影响收藏了大宗戏曲钞稿本,填补了车王府曲本收藏原由的空白,也彰显了顾太清对戏曲文献学的贡献。⑩仝婉澄也受业师黄仕忠影响,撰文探讨顾太清两部戏曲作品的思想主旨,并有感于“剧中情与人间事的反复照应”(11)

实际上皇族创作戏曲作品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戏曲中令人眼光夺目的现象,姑且不言明前期剧作家朱有燉及戏曲理论家朱权在戏曲史中的扛鼎作用,清代中前期和硕礼亲王永恩曾作传奇《漪园四种》和杂剧《度兰观》,多罗勤郡王岳端也创作《扬州梦》传奇,而曹雪芹挚友、宗室诗人敦诚也有《琵琶行》传奇,曹氏仅存的诗作便是《题敦诚〈琵琶行传奇〉》。皇族宗室这一特殊群体的戏曲创作颇值得学术界关注,但目前我们只是将目光聚焦于明代的朱有燉与朱权身上,研究未涉及清代皇族,而将二者进行通盘考量、对比考察的文章论著更是鲜见学界。

二、子弟书研究

“唐诗、宋词、元曲、明传奇,在韵文方面,久已具有公认的评价,成为它们各自时代的一绝。有人谈起清代有哪一种作品可以和以上四种杰出的文艺相媲美,我的回答是子弟书。”(12)北京土生土长的满洲八旗人启功先生用“创造性的新诗”,高度评价了其先祖留给世人的宝贵遗产。子弟书是北京满族人民独创的曲艺形式,也是他们留给祖国艺术的丰富宝库,而后代学人对此研究十分丰富。上世纪中前叶,《中国俗曲总目稿》和《子弟书总目》最早对子弟书作了版本目录学著录。接着学术巨擘围绕子弟书的文献搜集和版本、文艺思想等领域展开了卓有成效的讨论,其中郑振铎、赵景深、谭正璧等先贤均有力作,为本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积淀。(13)而最早对子弟书作以系统研究的是台湾政治大学的陈锦钊,其博士论文针对子弟书所述故事的题材来源及相关文化现象作以系统考察,但囿于未能亲阅大陆资料等客观原因,论述未能深入。此外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和泽田瑞穗之、俄罗斯学者斯别施涅夫均有相关子弟书研究成果问世,而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石清照更是以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大鼓书和子弟书为其博士论文,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4)而近年中国大陆以子弟书直接命名的博硕论文就有近二十篇,其余旁涉者更是不胜枚举。而本课题试图解决的关隘在于清中后期子弟书产生的文化生态、晚清民国在北京八旗群众中的流播与互动机制等,我们不妨对相关成果作以梳理。在此,冯天瑜等人的“文化生态学”对笔者研究提供了学理支撑,它要求“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内在联系”(15)

首先,缘何八旗子弟孕育创造了这样一种新的曲艺形式。傅惜华等认为子弟书来源鼓词,赵景深以为来自大鼓,赵志辉则发表了来源于满族民间文艺“八角鼓观点”,几位学者的观点合而为一即是“来源于已经成熟的曲艺形式”(16)。但是来源并不等于孕育,他们的解释忽略了清代八旗子弟在北京独特的生活环境,而这恰是子弟书产生的文化土壤。为此,四川师大硕士生潘霞注意到了八旗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性,然囿于个人能力所限论述略显不足,相比较之下郭晓婷在其著作中就较为详细地探讨了子弟书与八旗生活方式的关系(17)。而通过对子弟书所记内容的研读,关德栋等人驳斥了子弟书来源于满族贵族文艺的说法,认为它是“道道地地的满族民间文艺”(18),它的产生有着独特的北京八旗文化土壤,只是关先生的论述还缺乏系统性。

其次,子弟书是如何在北京八旗子弟中传播、接受的,与丰富的子弟书研究成果相比,该方面探讨就凤毛麟角、乏善可陈了。“戏剧形态学”、“大戏剧观”是近年戏曲研究新的研究视角,它要求中国古典戏曲研究跳出以往从文献到文本的考察层面,从舞台、观众、文本三位一体进行深入阐述,而子弟书研究目前仍然完全停留在传统古典文学的研究路数中。正如郭晓婷认为“部分史学和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在本选题中也是非常必要的……将口传过程中发生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原因考虑在内”(19)。尤其当我们考量子弟书在晚清民国的衰落过程中,离开传播与接收而空谈文本是不足取的,只可惜目前相关论述笔者尚未发现。

当然以往取得丰硕成果的领域我们也有许多问题可以综合讨论,例如以庄亲王绵课之子奕赓为代表的八旗贵族亲自参与编创作品的子弟书作家群,以及子弟书中所描绘的八旗生活等,都还是有可待开掘的部分。

三、“车王府”研究

清代满蒙保持了甚为紧密的联系,生活在北京的八旗蒙古(20)实与满族八旗融为一体,当时凡宫中演戏蒙古亲王亦陪同观演。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尊贵的社会地位加之受满族八旗对戏曲酷爱的影响,车登巴咱尔王及其子孙收藏了大批戏曲曲本,它们即被学界称为“车王府曲本”。这批曲本自上世纪初问世来便给学术界以极大震撼,被认为是继甲骨文、敦煌变文之后的二十世纪文献学又一重大发现(王季思语)。围绕车王府所藏曲本,自孔德学校于1925年发现至建国初期是文献编目阶段(21),这主要由顾颉刚及其所在的中山大学师生完成,中山大学自此也成为国内车王府研究重镇。此期重要的车王府曲本目录有《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分类目录》(《孔德月刊》第3)、《转钞孔德学校所藏蒙古车王府曲本目录》(《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1929130)、《蒙古车王府曲本钞本目录》(《民俗》192921)等。这批目录侧重分类、曲名及版本,不涉及曲本内容,它们共同构成了早期车王府研究成果。

建国后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是车王府研究的深入阶段,研究成果以郭精锐《车王府曲本与京剧的形成》,刘烈茂、郭精锐等编著的《车王府曲本研究》二书为代表。前者是其博士论文,作者没有孤立地思考车王府曲本的艺术价值,如其第三章《清代的社会背景及雅部之衰》从经济、文化、社会制度等外部生态阐释了车王府曲本产生的社会根源,更是将京剧之繁荣与之联系,对笔者甚有启发。后者实为一本论文集,然而其“文化价值篇”、“抄藏版本篇”、“戏目漫评篇”、“词语特色篇”和“作者考证篇”也基本全面体现了该时段车王府研究的诸视角。此期最为重要的车王府戏曲文献即是金霈霖主编的《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该书为影印件,较好保持了车王府剧本形态的原貌,为后继者的车王府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

进入二十世纪苗怀明教授就发难车王府研究,认为其研究势单力薄,“目前对车王府曲本的研究还停留在编制专题目录、整理校勘等基础阶段,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还很不够”(22),苗先生的评价既指出了学界对车王府研究的用力之处,也指出了亟待开发的新领域,为今后发展指出了方向。从上世纪末起,车王府研究的全面展开也不过才二十余年,然而却遍地开花、硕果累累。

车王府的第一个学术集中点即是对曲本庋藏源流的梳理。早在上世纪末,郭精锐、仇江等人均从不同侧面考察了现存于各大图书馆的车王府曲本的收藏情况。(23)而新世纪以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政尧、黄仕忠二位教授,他们对车王府曲本的由来、流向以及车王府的世系进行了有力考证。虽然他们的考证结果不同(24),但是他们已跳出对车王府文献自身的挖掘,为转向以家族为中心考量戏曲的接受与传播、晚清王府演剧活动打下了重要基础。而且与黄仕忠纯粹文献考证不同,王政尧没有孤立地看待车王这一谱系,而是将“车王”世代生活的北京宣南文化与之联系,实际上是将文化生态与文学个案相关联,这点很有启发意义的。(25)丁春华在其师黄仕忠教授的基础上,其博士论文辟专章用详实的材料考证了车王与车王府藏曲本的来源,论证颇为详细。(26)此期黄仕忠主持的《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也已付梓,该书为整理本,减少了读者在原件使用中的阅读障碍。

车王府研究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即是对其曲艺形式、文本内容的考察。车王府曲本中不仅包括大量的戏曲唱本,更有数量颇丰的子弟书、鼓词、莲花落等曲艺形式,故对它们的研究也于同时展开。除了上文提及的子弟书外,鼓词研究主要围绕对鼓词母题在其它叙事文学体裁中的沿袭与革新两个方面展开。如崔蕴华以公案文学为考察对象,探讨了从讲唱到小说的文体变化对公案文学的影响(27),《“车王府曲本”中的史诗式作品——〈封神演义〉》(28)一文亦是。而这种互动又显然是双向的,日本学者后藤裕也就认为毛批三国对鼓词《三国演义》有重要影响(29),与此相关的硕士选题也已有展开(30)。而对车王府具体文本内容、故事情节的考察,根据学者自身兴趣不同剧本均有探讨,在此就不多言了。(31)

此期车王府研究的一大亮点是将车王府与昆弋消长的戏曲变革以及京剧的形成相联系。刘烈茂着力探讨了车王府曲本与花部乱弹间的联系,得出花部有“化史为戏、化常为奇、化悲为喜、化旧为新、戏要有戏”等四个特点。(32)京剧艺术的源头历来是近代戏曲的一个重要课题,而王安祁则借车王府所收京剧剧本与楚剧、传奇作以比勘,蠡测了京剧与楚曲汉剧、昆曲间的关联。(33)笔者也曾就该问题撰文探讨车王府藏曲本与昇平署曲本、传奇的关联。(34)康保成等曾对车王府曲本所收唱腔的分布情况予以统计,探究晚清北京戏曲舞台的演出实际。(35)而针对车王府所收子弟书、车王府藏曲本的语词结构等汉语史角度研究,也成为此期硕博论文争相考察的对象(36),展现出车王府研究的强劲生命力与可开拓性。(37)

车王府已取得的丰硕成果毋庸多言、诸位学者自明,然而其不足也是有目共睹的。从研究成果呈现载体看,单篇论文颇多、系统探讨甚少,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过于孤立地看待车王府所藏曲本。的确在车王府藏曲内部,我们是找寻不出一个恰当线索将其各部串联起来,要使之融为一体十分困难,它就如同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一样。但是我们又将相关旁涉的戏曲现象与之隔绝,尤其忽视晚清八旗戏曲文化与之密不可分的关联,这其中自然包括王府贵族对于戏曲曲艺发展的作用。近年王安祈等人从京剧角度的探讨开阔了我们视野,但其力度及眼界是远远不够的,而将车王府曲本与昇平署曲本作以对比来探讨晚清王府演剧与内廷演剧之关联更是没有。课题《晚清民国北京八旗戏曲活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探讨对象即是比较王府贵族演剧与内廷演剧之差异,让王府演剧架构起内廷与市井演剧间桥梁,还原晚清民国八旗戏曲文化的顶层生态。

四、八旗贵族观演剧研究

八旗子弟的观演剧研究是本课题核心研究内容,然而学界在此方面关注较为有限且庞杂。

《啸亭杂录》是清代颇为重要的笔记,书中对北京地区风俗民情、对曲苑名伶的记载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的作者是礼亲王昭梿,而其父是创作传奇《漪园四种》和杂剧《度兰观》的和硕礼亲王永恩,家族对戏曲艺术的热爱在他们父子身上体现颇为明显。虽然昭梿主要生活在乾嘉时期,但是《啸亭杂录》对我们了解清中期北京八旗的生活实际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故而它被认为“考国故者,莫备于是书矣”(38)。而目前对《啸亭杂录》的研究主要在版本、所载文献史料两个方面。罗盛吉将结一庐本、九思堂本及启功藏本作以比堪,认为九思堂本存在删改原本的现象。(39)而相比对书中条目的征引,从《啸亭杂录》窥探昭梿个人生活志趣显然更令学界感兴趣。如朱桂昌就指出昭梿在其著作中对八旗贪婪腐化的嘴脸进行了彻底揭露,同时对刚正不阿之人又用批判的眼光指其过失,并善于从细微处见机警(40)。张佳生则从鉴赏角度品评了《啸亭杂录》所载各类人物形象,将其读出了小说的趣味(41)。昭梿贵为亲王,交往范围颇广,清中期诸多人物均与其存在交集,故《啸亭杂录》的主要研究功用还是研究者使用其所载史料。如张勇军据《啸亭杂录》所载事迹考证法式善为乾嘉时期的“文献整理大家”(42),蒋宸则在其博士论文中多次援引昭梿关于名伶的记载,黄一农则充分利用三种不同版本的《啸亭杂录》对癸酉之变与曹雪芹后人被覆族的事迹予以考证,李学成则由昭梿首提的“满族八大家”说开,认为“满洲十一大姓”一说更可行,由此可见《啸亭杂录》的重要史料文献价值。

晚清王府观剧品戏之风盛行,皇亲贵冑家中常有戏曲演出,王府演剧活动亦成为近年来学术研究热点。现存保存最为完整的王府戏楼是恭王府大戏楼,故围绕恭王府的戏曲活动,近来诸多学者发表了各自观点。朱家溍先生根据自己早年经历,详细回忆了自己民国年间参与恭王府堂会戏的过程,而孙树华、胡一虹等人也分别撰文详细描绘恭王府戏楼的规制、历史沿革(43)。同时,借2005年在北京召开“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钮骠撰文对恭王府历代主人的演剧活动作了梳理,并根据两张宝贵的戏单考证了参与恭亲王府戏曲活动的名伶与剧目。此外,刘荫柏以清代历代帝王对戏曲的爱好入手,引出清代宗室贵族常能粉墨登场,而庄亲王、肃亲王府中则有自己的戏曲家班。丁汝芹则详实地考证出雍正朝即已有王府演剧活动的记载,并用文学研究少见的档案史料考述了惇亲王绵愷私自收留宫廷伶人而招致道光帝谴责一事(44)。档案材料的使用,应当成为宫廷与王府戏曲活动的重要援引资料。李静也指出“王府戏班”类似明清家乐,一类由王府出资豢养,另一类则是挂靠在王府的职业戏班、只图“大树底下好乘凉”,然囿于材料,论述还不够深入(45)。龙赛州则立足车登巴咱尔王及其家族,对他们参与宫廷观剧、自己实际演出等现象给予考量,并就尚小云与那彦图亲王之关系做以考述,论述颇为详细。(46)当然除了恭王府外,诸多王府内部也建有戏台(47)。关于王府演剧价值最为精到的文章是王鸿雁所写《清宫王府戏曲观演文化探究》(48),作者直接道出王府在清代戏曲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即“王府是宫廷观演文化的重要参与者”、“王府是民闻观演风尚的引领者”、“融会宫廷演剧的典雅恢宏和民间演戏的丰富活泼”,语言警醒、字字精准。此外,曾凡安也在其博士论文中辟专节讨论八旗贵冑的戏曲活动,如善耆、载涛、溥侗等人参与堂会戏(49)

八旗子弟不仅爱看戏更常亲登梨园、粉墨扮演,这就引出对八旗名伶的讨论,及在中国京剧史上重要的“票友”文化的分析。民国间《戏剧旬刊》曾以“票房票友名称之由来”为题(50),指出“票友”的产生与八旗子弟紧密相关,这已被学术界基本认同(51)。李芳也指出子弟书的演出者主要是旗籍人员,晚清至民国子弟书演出形成了“本家凑趣、应邀出府、票友走票和卖艺谋生”(52)的轨迹。以往对票友研究多是对其演剧活动介绍,如《闲说“票房”、“票友”》(53)等文,他们为我们详细介绍了晚清民国以来的众多名票友的生平轨迹。然武翠娟女士以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末民国戏曲票友研究”为契机,近来发表了一组文章来深入探讨该问题。如她一方面指出清代八旗好戏尤甚,但是又指出帝王颇为严厉地惩罚八旗子弟狎伶演戏之举,这正“反映出的却恰是我国历史上票友登台演戏现象禁而难绝的事实”(54),她又对票友票戏方式、演剧习规、下海现象等予以探讨(55),大大拓展了票友研究的视野。此外张生筠将戏迷与票友作以对比,认为戏迷对戏曲演出的评论、票友的下海共同促进了中国戏曲的繁荣和发展(56)。而针对诸多八旗名票如红豆馆主溥侗、德珺如、金仲仁,民国以降诸多史料都记载了他们登台献艺事迹。

禁毁戏曲视域下的八旗戏曲活动同样也是近年学术界关注的问题之一,禁戏法令与北京城世代生活的八旗民众戏曲活动息息相关,更是对北京旗人文化的构建有重要影响(57)。以《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为例,清廷颁布的直接针对八旗观剧的条例就达数十条之多,而丁淑梅、丁汝芹又在此基础上增补不少(58),这为我们了解清代八旗观剧活动提供了另一种独特视角。尽管丁淑梅没有专门论及清廷禁止八旗观剧的原由及影响,但是她也指出“宫廷戏剧演出的繁盛与清帝的戏剧教化”(59)实际上存在着极大反差,究其原因还是帝王好戏、八旗好戏。清中后期的中国戏曲在经历了宋元以名伶为核心、明代至清中期以作家为中心后,又一次回归到以演员、舞台为中心的发展路径上,赵维国认为这直接导致“嘉庆帝与清代后期的戏曲小说禁毁法令的失控”(60),北京城的演剧活动空前高涨。较以上学者,乔丽在其博士论文中辟专节讨论清政府禁止八旗子弟观剧,并且指出嘉道年间贫困的旗籍迫于生计不得不走上“靠戏曲自力谋生的卑贱道路”(61),而晚清民国大量八旗名伶的出现不得不说与这一行为有关。禁止八旗观剧不仅是国家政策,同样亦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家训之一,陆林先生在《圣祖仁皇帝庭训格言》中辑录出康熙帝以家规祖训的方式禁止子孙观戏(62),这类资料又从另一侧面激发我们重新审视“家天下”眼界下帝王贵族内部的禁演之风。

晚清民国八旗的观演剧研究所涉问题较为冗杂琐碎,以往学者多是夹杂在相关研究中偶有旁涉,并没有对相应资料重新整合审视。笔者认为将满族八旗观演剧行为通盘考量,并辅助以清廷禁毁戏曲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可以再次审视近代北京戏曲活动的现象与规律。

五、既往研究成果之反思与检讨

回顾晚清民国北京八旗戏曲活动在近年的研究成果,同时联系相关学科,笔者有如下反思与检讨。

()八旗文学及文化研究有其特殊困难:语言和地域是困扰八旗研究的两大壁垒。首先深入了解八旗文化势必要通晓满文,因为并不是所有清代八旗文献都用汉文作了备份记录,尤其是清前期诸多文献汉字使用率极低。如笔者前文所言,档案研究应当成为文学史实、尤其是清代皇族研究的重要帮手。然而当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调阅清前期档案时,发现有数量众多的满文档案,可惜限于笔者才力不得解读。阅读障碍是笔者之所以抛弃清前期八旗戏曲研究的一个考量因素;地域性是八旗研究的另一困扰。满族、八旗的主要生活区域在今黑吉辽三省和北京,这些地区也保存了较多的史料文献,如故宫博物院、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内阁大库档案,沈阳故宫保存的满文老档等(63)。这批地域性资料直接刺激了当地的八旗历史文化研究,知网所收八旗方面博硕论文近95%出自上述地区的高等院校,而其他地区高校科研院所的八旗研究几为空白。不过近年学术界显然已意识到清史研究、尤其是八旗研究不能只拘泥于局部地区,故大批八旗档案文献已着手电子化处理或影印,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启动了所藏内阁大库档案的电子化全文检索(64),而《乾隆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军机处录副奏折》等文献也影印出版,为八旗研究在全国的全面铺开提供了可能,但是不得不说这些文献的利用率较低,并没有发挥较大作用。

同时笔者也应指出中国语言文学、艺术学领域的“八旗”研究特别薄弱:当下的八旗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科。以中国知网收录的近年博硕论文为例,题名包含“八旗”的42篇论文中,仅有一篇《顺康雍时期的八旗诗人研究》属于文学研究,其余均属历史学范畴。再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资助的11项“八旗”研究为例,也仅有一项教育部社科基金《文化传播视野下的清初八旗文人研究》属于文学研究。更令人担忧的是“八旗学”研究中坚力量都已迈入花甲之年(65),中青年学者寥寥无几、未能崭露头角,学术传承存在断层危险。然而“一部满族史、半部清代史”,清代满族社会各阶层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宝藏,无论是历史学人亦或文学研究者都不应忽视。但是不能否认与相近学科相比,中文及艺术学视角的“八旗”研究难担重任。

()晚清民国八旗戏曲研究热点集中、盲点也较多,论述系统性弱:晚清民国八旗戏曲活动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顾太清、子弟书与车王府三个问题,而作为戏曲活动核心的演剧研究成果却少得可怜。以八旗戏曲文化的直接成果“旗装戏”为例,目前竟无一项研究成果,然而透过旗装戏我们却可直接窥探晚清八旗贵族对戏曲的接受与改造。1932年的《国剧画报》上曾有连续两期的“旗装戏专刊”,文中所摄戏装最为醒目的即是慈禧太后首创、在晚清八旗上层颇为流行的“大拉翅”头型。该造型的从宫廷走入民间过程,反应的正是八旗子弟在接受宫廷时尚熏陶后对流行的追随,这中间皇族与民间的交流、文化对戏曲的影响显而易见;再如相比昇平署伶人对北京城演剧热潮的引领,亲王贝勒的王府家班对民间演剧活动影响更为突出与直接。惇王府的昆弋班演员常年往返于民间与王府,民国年间更是成为北方昆曲的代表,他们的戏曲活动对北京民间戏剧活动带动作用不可估量,对近代戏曲转型也颇为重要。王府不仅豢养伶人,更有一批文人集中在他们周围从事戏曲创作。如舒位、毕华珍等是礼亲王昭梿的幕僚,而乾隆朝女性剧作家张蘩则是宁王弘皎的座上宾,皇族优渥的生活条件为这些剧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充足经济支持。同时亲王本人的观剧热情也是剧作家的最佳观众,只是可惜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注意到这点。诸如此类的空白还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在已有研究中,这些成果多是“各自为战”,论述不成体系、缺乏宏观深度:如果说盲点较多是囿于材料限制,那么论述不成体系则源自学者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其原因主要来自于当下中国的学术训练机制。八十年代中国学位制度恢复以来培养了大批博硕士,上文总结的无论是顾太清、子弟书还是车王府,他们的绝大多数研究成果是以博硕论文为载体,故不得而已只能围绕一个问题“原地打圈”,对相近课题或避而不谈、或避重就轻。然而晚清民国八旗戏曲活动是文化生态产物,它是一个集政治、文学、文化为一体课题,任何单方面论述都不能足以支撑问题,它尤其不是一个纯文学研究。如子弟书、车王府研究,抛开晚清民国八旗的生活状态孤立看,不搞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甚至不把它放置在中国戏曲近一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考量,那么它们在文学艺术研究中的价值就如浩瀚宇宙中的璀璨明星,稍纵即逝。学术对象价值影响学术成果的高低,同戏曲史最为重要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一样,粗糙的版本面貌、简陋的文字、有时甚至连作者和过录者都无从知晓的子弟书、车王府剧本若谈文学性,任何一位学者都不会高估它的文学价值。然而正是这批文献反映了晚清民国最原始的文化生态,是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北京八旗戏曲活动的直接资料,“文化生态学”理应是我们揭开此期八旗戏曲活动的锦囊。任何一种戏剧形态发展与衰落都反应了戏剧文化生态变动,因此“文化发展的生态机制、其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关系”(66)应当成为晚清民国北京八旗戏曲活动的重要考察对象。

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西方列强的炮舰打破国门,也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全新的思维方式带进了古老的封建帝国。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不断加速的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流,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体系和以诗文为主导的雅文学造成巨大冲击,“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对白话文和通俗文学的提倡,因利乘便地给康乾以来日益活跃起来的“花部乱弹”注入了充沛的生机,并由此推动了文学思潮与艺术形态的变革,八旗戏曲活动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中产生、发展、消弭。八旗戏曲活动理应成为近代戏曲研究的重要领域,它对丰富宫廷戏剧研究以及近代戏曲转型都有一定意义。

①耐得翁:《都城纪胜》,《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13页。

②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历代曲话汇编》(唐宋元编),黄山书社2006年版,第106页。

③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④“男中成容若,女中太清春”,《晚晴簃诗汇》卷一八八。

⑤金启孮:《满族女词人顾太清和〈东海渔歌〉》,《满族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

⑥关于顾太清的学术研究综述可参看:张广才,《近百年顾太清研究综述》,《湖北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陈水云,《顾太清研究的百年回顾》,《南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7期。香港中文大学华玮教授在学界影响甚大的《明清妇女戏曲集》、《明清妇女之戏曲创作与批评》,以及台北中央大学王力坚《清代才媛文学之文化考察》三部著作均未提及顾太清,可见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内学界几乎是全然不知顾太清有戏曲作品流传的,谓一大憾事。

⑦《日本所藏稀见中国戏曲文献丛刊》第五集影印《梅花引》,《傅惜华藏古本戏曲丛刊》影印《梅花引》。

⑧黄仕忠:《顾太清的戏曲创作与其早年经历》,《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

⑨近年涉及顾太清戏曲创作的硕博论文有《明清女剧作家研究》(邓丹,首都师范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清后期女性的文学生活研究》(崔琇景,复旦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顾太清女性意识研究(谭凤娇,湖南科技大学2014年硕士论文)等。

⑩黄仕忠:《车王府曲本收藏源流考》,《文化艺术研究》2008年第1期。

(11)仝婉澄:《点点滴滴人间事,顷刻分明剧中情——论顾太清的〈桃园记〉》和〈梅花引〉》,《古典文学知识》2011年第3期。

(12)启功:《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文史》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9252页。

(13)相关研究成果综述可看陈锦钊:《论子弟书的整理与研究》,《满族研究》2003年第4期;黄仕忠、李芳:《子弟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台湾)《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7年第1期。

(14)海外研究成果著录可见《子弟书研究·绪论》(李芳著,中山大学2008年度博士论文)。论文托李芳女士本人馈赠,在此特表诚挚感谢。

(15)冯天瑜:《文化生态学论刚》,《知识工程》1990年第4期。

(16)可参看傅惜华《子弟书总目》,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版;赵景深《曲艺丛谈》,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版;陈汝衡《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赵志辉《〈八角鼓〉、〈子弟书〉考略》,《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1期。

(17)郭晓婷:《子弟书与清代旗人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18)关德栋、周中明:《论子弟书》,《文史哲》1980年第2期。

(19)郭晓婷:《清代子弟书研究历史及其思考》,《中国诗歌研究动态》2009年第1期。

(20)清朝将蒙古分未蒙古八旗蒙古、外藩蒙古、内属蒙古三种管辖体制。

(21)相关研究可参看丁春华、倪莉:《车王府藏曲本目录发展评述与前瞻》,《图书馆建设》2013年第4期;丁春华、李丹:《车王府藏曲本文献分析与研究前瞻》,《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1期。

(22)苗怀明:《北京车王府戏曲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3)参看郭精锐:《“车王府曲本”及其版本》,《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年第4期,以及《车王府曲本“子弟书”编目梗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年第4期;仇江:《〈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遗珠()——日本双红堂文库所藏车王府曲本简介》,《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以及《车王府曲本总目》,《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等。

(24)黄仕忠:《车王府曲本收藏源流考》,《文化艺术研究》2008年第1期;王政尧:《〈车王府曲本〉的流失与鄂公府本事考》,《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目前学术界对“车王”即“车登巴咱尔王”一说接受者最众,只是苦于没有直接证据。

(25)参看王政尧:《清代戏剧文化考辨》,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版。

(26)丁春华:《车王府藏曲本专题研究》(中山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论文托丁春华女士本人馈赠,在此特表诚挚感谢。

(27)崔蕴华:《从说唱到小说:侠义公案文学的流变研究》,《明清小说研究》2008年第3期。

(28)中山大学“车王府曲本”整理组:《“车王府曲本”中的史诗式作品—〈封神演义〉》(中山大学“车王府曲本”,《中山大学学报》1990年第2)

(29)后藤裕也:《车王府本鼓词〈三国志〉の成立过程について—〈三国志演义〉との关系を中心に》(《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Vol.272006)

(30)王晓梅:《清代〈二度梅〉鼓词与小说之比较研究》、杨小兰《清代刘公案系列鼓词刘墉形像之演变》均为山西师范大学2007年度硕士论文。

(31)参看龙赛州:《车王府曲本与晚清北京戏曲若干问题研究》,中山大学2015年度博士论文。

(32)刘烈茂:《车王府曲本与花部乱弹的兴盛》,《中国文化报》2000713日。

(33)王安祈:《关于京剧剧本来源的几点考察—以车王府曲本为实证》,《中华戏曲》第27辑。

(34)参见梁帅:《李玉〈洛阳桥〉传奇残曲考》,《南大戏剧论丛》第十一卷第一期。

(35)康保成、黎国韬:《晚清北京剧坛的昆乱消长与昆乱交融——以车王府曲本为中心》,《京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年版。

(36)汉语史方面如《车王府藏子弟书方言词语及满语词研究》(王美雨,山东大学2012年度博士论文)、《清车王府抄藏曲本子弟书用韵研究》(张建坤,中山大学2002年度硕士论文)

(37)关于车王府研究之综述,还可参看丁春华《车王府藏曲本专题研究》(中山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著者用专章形式对车王府藏曲研究史予以回顾。

(38)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028页。

(39)罗盛吉:《〈啸亭杂录〉版本比较初探》,《满语研究》2014年第1期。

(40)朱桂昌:《清昭梿〈啸亭杂录〉评析》,《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6期。

(41)张佳生:《清代满族文学论》,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272289页。

(42)张勇军:《法式善整理文献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第6期。

(43)以上论文见孙旭光:《清代王府文化研究文集》(第一辑,第二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年版。

(44)以上论文均参恭王府管理中心编:《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45)李静:《晚清王府的堂会演剧》,《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46)参看龙赛州:《车王府曲本与晚清北京戏曲若干问题研究》,中山大学2015年度博士论文。

(47)参郎秀华:《中国古代帝王与梨园史话》,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周华斌:《京都古戏楼》,海洋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5页。

(48)清代宫廷史研究会,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编:《清宫史研究》(第十一辑),文化艺术出版社2013年版。

(49)参曾凡安:《晚清演剧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50)《戏剧旬刊》,1936年第七期。

(51)参谢宜仁:《京剧票友》,金盾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3页。

(52)李芳:《子弟书演出考论》,《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6期。

(53)鲁青:《闲说“票房”、“票友”》,载《戏曲艺术》1991年第3期。

(54)武翠娟、赵天为:《论传统文化对票友的禁锢》,《中华戏曲》第47辑。

(55)《“票友下海“释疑》,《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清末民初票友演剧习规探析》,《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清末民国票友票戏方式谫论》,《艺术百家》2013年第6期。

(56)张生筠:《中国戏曲的戏迷与票友》,《戏剧文学》2014期第1期。

(57)刘尧晔:《从禁戏法令看清代北京戏曲发展与旗人社会文化的构建》,《内蒙古艺术》2014年第1期。

(58)丁淑梅:《清代禁毁戏曲史料编年》,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傅谨主编,丁汝芹分主编:《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宫文献》,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59)丁淑梅:《中国古代禁毁戏剧史论》,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55页。

(60)赵维国:《教化与惩戒:中国古代戏曲小说禁毁问题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61页。

(61)乔丽:《清代禁毁戏剧研究》,南京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第67

(62)陆林:《曲论与曲史:元明清戏曲释考》,国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477页。

(63)需要说明的是台湾地区的八旗研究成果亦有,这主要得益于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中研院”史语所藏内阁大库档案被悉数运至台湾,这批文献构成了台湾满族历史研究的文献基础。

(64)不过这批档案仅局限馆()内检索,未能普及。

(65)德高望重的山东大学关德栋先生已到鲐背之年,南开大学的杜家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刘小萌、大连民族学院的张佳生也六十有余,最年轻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赖惠敏已近花甲,而且他们之中也只有张佳生一人以文学研究为主,中青年学者寥寥无几。

(66)丁永祥:《怀梆文化生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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