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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天津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
来源:学者在线 作者:张献忠 点击数:7049 更新时间:2016/12/5
明代虽然天津开始设卫建城,但文化非常贫瘠,“好学能文之士,数百年卒无闻”,科举方面,整个明代举人进士寥寥无几。清代特别是雍正年间置府设县后,天津的科举出现了“天下罕见”的繁盛状况,而且出现了许多科举家族。这些科举家族大都热心于地方的文化、教育和慈善事业,进一步推动了天津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天津的文化地位迅速提升,很快成为北方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文化地位的提升和科举家族的出现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虽然科举制度在隋唐时期即已确立,但一直到宋元时期,天津的科举考试都极不发达。这是由于隋唐和两宋时期,天津远离政治中心,经济也比较落后,尚未形成城市,周围地区也未能有效开发。金朝统治时期,定都北京,出于军事需要,在天津设立直沽寨。元朝定都北京后,随着漕运的迅速发展,天津的地理位置日益重要,“舟车攸会,聚落始繁”[1],元朝因此升置直沽寨为海津镇,天津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商业也开始繁荣,人口激增。但是,这时的天津仍然只是一个村镇,向学之风不浓,科举也不发达。明朝永乐二年,设立天津卫,成为天津城市发展的真正起点。明朝迁都北京后,京师的粮食供应主要仰给予江南地区,漕运因此非常发达,而天津乃漕粮运往京师的咽喉之地,且为畿辅之门户,因此商业逐渐发展起来,并由军事城镇发展成为北方商业重镇,外地人也纷纷涌入天津,使天津成“五方杂处”之区,以致“本卫土著之民,凋零殆尽,其比闾而居者,率多流寓之人”[2]。在移居或寓居天津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商贾,也有一部分是文人学士。明清时期,商人大都特别注重教育,“由商入儒”和“亦商亦儒”成为普遍现象,文人学士更以传播文化为天职,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天津文化教育的发展,天津的科举也因此日趋发达,至清中叶更是达至鼎盛,《天津县志》载:“邑属卫学,明正统中始有登第者,后此蝉联继起,诗书之泽渐广。逮圣朝文教诞敷,陶淑群材,三辅之内,最为优渥,邑士鸾骞鹄翥,振翮天衢者,项背相望,亦云盛矣!”[3]由此可见,清朝时,天津科举人才在整个京畿地区最昌盛,《重修天津府志》中更是以“天下罕见”来描述当时科举繁盛的状况,该书《风俗志》载:“天津士人,工于应试文字,近年举人会试者计逾百数,实为天下罕见。”[4]

清朝雍正二年,改卫为州,九年又设天津府,附廓置天津县。由于天津的行政建制和沿革比较复杂,且清代天津县的疆域与现在的天津市区及郊区大体一致,因此本文所论及的天津科举以及科举家族以当时的天津县为考察范围。另外,本文所说的科举家族,系指五世以内至少有两个取得举人或进士(包括乡试、会试副榜)科举功名的家族。由于天津系五方杂处之地,因此居民及其籍贯都比较复杂。正如《天津新县志》所说,“迨商籍之设,冒滥滋兴,加以升州改县益地于邻,则士子籍贯不能使之画一也,有由来矣”[5]。基于此,有些定居天津但不是以天津籍参加科举考试者,只要符合五世以内至少有两个取得举人(包括副榜)或进士功名的条件,也列入天津科举家族之内。
一、清代天津的科举录取情况

明代设卫之初,天津主要还是一个军事性质的城镇,此时虽然也设有卫学,但学员多为驻军子弟。随着漕运的发展,天津的商业日趋繁荣,但明代移居天津的大都系中小商贾以及靠漕运谋生的搬运工、铺夫、脚夫等下层民众,长期定居天津的士商大族比较少,因此整个明代天津向学之风并不浓厚,清初天津文人王又朴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余乡虽密迩京师,然于明成祖始建,盖军卫地也。其俗尚勇力而椎鲁不文。又河渠南通吴越荆楚,岁漕粟而之都;东南百里之近即海,四方客之逐鱼盐者趋如鹜。以故好学能文之士,数百年卒无闻焉。”[6]“建卫四十三年始有举人,又十九年始有进士,自有明以迄清初,寥寥不数觏也”[7]。由此可见,直到清初,天津的科举都不甚发达。有明一代276年间,共举行了88科会试、88科乡试, 出自天津的进士仅有12人,举人也只有29人。清朝雍正三年(1725)六月,天津废除卫所建制,设天津州,隶属于河间府,但半年之后就升为“直隶州”,天津开始由军事机构变为一个行政区域,正式纳入清朝的行政管理体制。雍正九年(1731),天津由直隶州升为天津府,府治设天津县,府县的设置使天津的城市地位大大提升,成为一个兼具区域性的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的综合性城市。城市地位的提升还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和富商集聚天津,其中很大一部分文人富商又举家迁入天津,由此带动了天津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天津的科举也因此而异常发达,《天津县新志》载:“改县以后,文运日启,获第渐多。迨至光绪庚子以前,登乙榜者几占全省中额十分之二,甲榜则占全省中额四分之一。科名之盛,亦云极矣。”[8]笔者根据《天津新县志》、《津邑历科选举录》、《津邑续刻选举录》等统计,有清一代268年间(清朝1905年废除科举,科举在清朝存在的时间实际上只有261年)共举行过112科乡试、112次会试[9],天津共考取进士161人、举人830人、副榜贡生166人。为明晰清代各朝天津士人的科举登第情况,笔者列表如下:
表1 清代各朝科举录取情况表
(表中“+”前的数字为天津籍,“+”后为定居天津的非天津籍中式者;有小数者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表2 清代直隶省部分州县不同年间所取举人统计表从表中可以看出,顺治、康熙年间,天津的科举仍不发达,29科会试仅有17名进士,而且其中11人是以非天津籍应试,如果去除这11人,两朝平均每科进士不足0.21人。不仅进士寥寥,这一时期举人也仅有58人,而且其中24人非天津籍,平均每科天津籍举人仅有1.17人。从雍正年间始,无论是乡试还是会试,天津中式者都日趋增多,但这时非天津籍仍占有很大比例,到乾嘉时代,天津的科举突飞猛进,两朝39科会试每科录取进士1.53人,38科乡试每科平均录取举人10.24人。不仅与过去相比,天津的科举有了突破性发展,而且从横向比较来看,乾隆以后天津科举在直隶地区名列前茅。从乡试看,乾隆时期,天津的录取人数超过了直隶省的大兴、宛平和沧州等几个科举比较发达的县,跃居第一位。嘉庆年间,天津乡试录取人数虽然屈居第二,但仅比大兴县少一人。道光、咸丰时期,天津的乡试平均每科录取人数有所回落,但道光时期录取总人数仅次于大兴和宛平,咸丰年间则仍为直隶省之最。天津科举之发达由此可见。光绪年间,天津的乡试录取人数更是远超大兴和宛平,以绝对优势居于首位。刘虹等在《清代直隶科举研究》中,曾制作了清代直隶省部分州县不同年间所取举人统计表,从此表可以更直观看出清中后期天津在直隶地区乡试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但是此表中有诸多明显的错误,笔者在此基础上结合光绪《顺天府志》以及相关的县志修订此表如下:
 
另据《顺天府志》、相关各省的县志以及刘虹等《清代直隶科举研究》中附录“清代直隶省历科进士名录”,制作表2所列各州县不同年间所取进士统计表如下:
表3 清代直隶省部分州县不同年间所取进士统计表
 
二、清代天津的科举家族

由表3可见,乾隆以后,天津进士的录取人数虽然不像举人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但总体上仍然稳居第三位,至光绪年间更以绝对优势跃居第一位,“占全省中额四分之一”。
清代中后期,天津不仅乡试会试录取人数猛增 ,而且出现了大量科举家族,既有“父子登甲榜者”,又有“一门四世登科者”[10],更有像沈世华后裔科名绵延五代者[11],这也是清代天津科举兴盛的一个重要表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清一代,天津至少诞生了46个科举家族,这46个家族中产生了50名进士,103名举人,12名副榜贡生。其中科举家族产生的进士占整个天津进士群体的31.06%,举人占12.41%。[12]考虑到科举家族中的个别进士或举人非以天津籍登第,故实际的比例要略低于这两个数字,当分别为近30%和12%左右。下面选择一些登科者比较多的科举家族略作介绍。[13]

(一)赵之符家族

赵之符家族科名绵延四代,共7人中进士或举人。
赵之符,顺治五年选拔贡生,字尔合,号怡斋。八年举于乡,十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官至兵科左给事中,转左给事中。著有《奏疏》二卷,《怡斋文集》若干卷。倡修县志,重建文庙。死后祀乡贤祠。
其子赵磷、赵瓒分别为康熙十六、二十年举人,赵殉、赵琮分别为二十一、四十二年进士;其孙赵方观、曾孙赵盼则分别为康熙四十一年举、乾隆三十五年举人。
赵磷,字雯玉,号冰崖,之符子。康熙十六年举人,授江西广信府同知,治行称最。升广东惠州府知府。以劳卒于官,丧归,号送者数百人。卒年六十有四。
赵殉,字仲琳,号绎亭,之符子。康熙十四年举于乡,二十一年成进士。授中书科中书舍人,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升稽勋司员外郎,调文选司,升稽勋司郎中,寻以回避家居。阅八年起原官,遇公事持正,屡降秩。又三年,起补考功司郎中,旋充河南提学佥事,年六十有二卒。
赵琮,字右苍,号北岩,之符子。康熙三十二年举人,四十二年成进士,官内邱县教谕。温厚慈和,居家孝友,及为学官,殷殷训士,文风丕变,掇科名者多。年五十二卒。
赵瓒,字赞玉,号澄溪,之符子。康熙二十年举人,授河南西平知县,行取候补主事,年五十一卒。
赵方观,字用宾,号松庐,赵询子。康熙四十一年举人。以主事榷杭州北新关税,搜剔夙弊,杖胥吏之豪猾者,一切陋例悉报罢,不数月解组归。卒年六十有六。
赵盼,赵之符曾孙,武清籍,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恩科举人,官知县。

(二)张霖家族

张霖,字汝作,号鲁庵,抚宁人,顺治年间其父张希因经营长芦盐业而移居天津。张霖由廪贡入仕,历官工部主事、兵部郎中、安徽按察使、福建布政使和云南布政使等职。张霖之后的四代中共产生了2名举人、2名进士。
张坦,字逸峰,号眉洲散人,更号青雨,张霖子,与其弟张壎同中康熙三十二年( 1693) 举人。史称“性嗜学,博览强识,叩之立应”官内阁中书。
张壎,字声百,康熙三十二年( 1693) 举人,历官内阁中书。善草书,工诗,著有《秦游诗草》,与其兄坦同著《二张子合稿》文集。
张映暐,张壎孙,道光三年( 1823) 进士,官湖北利川县知县。
张虎拜,字锡山,号召臣,又号啸崖,映斗(字南杓,张琯之子,张霖曾孙)之子。乾隆戊子( 三十三年,1768) 、己丑联捷进士,历官内阁中书。四十五年加衔翰林院编修,督学河南。后迁宗人府主事。终年五十三岁。史称在官清慎,善鉴别人才。工楷书,为大学士阿桂所重。其先人碑刻,必令张虎拜书写。著有《妙香阁诗集》。

(三)查氏家族

天津的查氏家族自查日乾始。查日乾(1667-1741),字天行,号惕人,又号慕园。其高祖于万历年间由江西临川迁居顺天宛平县。查日乾于康熙年间来津,投靠盐商张霖,后移居天津,成为富家一方的大盐商。查日乾生有三子:查为仁、查为义、查礼。从其子查为仁始,其家族科名绵延五世,产生了3名进士,9名举人。
查为仁,字心谷,号莲坡,宛平生员。康熙五十年乡试第一,因被劾考试舞弊而于五十二年入狱,八年后始获释。归家后潜心读书,并在今天津市红桥区芥园道附近筑水西庄,广泛结交大江南北的文人雅士,从而使天津诗文盛极一时,著有《莲坡诗话》等。
查善长,字树初,号铁云,查为仁子,乾隆十八年举人,次年联捷进士。刑部员外郎,礼部郎中,由监察御史转给事中,巡视天津瓜仪漕务,乡里荣之。著有《铁云诗稿》。
查诚,字伟中,一字静岩,号海沤,查为仁孙,乾隆四十二年举人,官员外郎。平淡简易,有祖风。家起小园,叠石莳花,积书满架。无不披览,然不事生产,家又中落,遗有《天游阁诗稿》。
查彬,原名曾印,字伯野,号憩亭,查为仁侄孙。乾隆四十八年举人,明年成进士,宰江南凤台,诛锄强暴,舆论颂之。调怀宁,以忧去官,服阕补河南淇县知县,调太康、安阳,升信阳州知州,有善政,以失察里吏议,去任之日,州民泣送百里外,奉长生位于书院讲堂。旋复职谒选,卒于京,祀信阳名宦
查讷勤,字简庵,号云舟,查诚长子,查为仁曾孙,宛平籍,嘉庆三年举人,六年进士,官翰林院检讨,终陕西督粮道。
查咸勤,字芙波,又字贞复,查礼之曾孙,宛平籍,道光元年解元。
查毅勤,字果庵,道光二十三年举人,查日乾玄孙,官怀来县教谕。
查以新,字春庭,查为义玄孙,宛平籍,咸丰八年举人。
查丙旭,字曜庭,同治三年举人,查为义曾孙,宛平籍。
查恩绥,字荫阶,查为义五世孙,宛平籍,同治六年举人,官江西广信府知府。
查双绥,字玉阶,查为义五世孙,宛平籍,光绪十四年举人。
查尔崇,字峻丞,号查湾,查为义五世孙,宛干籍,光绪十一年举人,官至四川候补道。
(四)张光第家族

张光第,康熙甲午科举人,官山东聊城知县。
张湘,字楚三,张光第子,乾隆十八年举人,次年成进士。
张梓荫,字敬之,号春圃(《津门诗钞》作春园》),张湘子,乾隆四十二年举人,主讲中州书院,性情旷放,以诗酒自娱,有父风。
张岩,字鲁瞻,张梓荫子,嘉庆十二年举人。

(五)朱垲家族

朱垲,字稼书,县学生员,后弃儒从商。其子孙中2名进士、2名举人。
朱嘉善,字怀远,号怡斋,朱垲子,乾隆元年进士,历官刑部湖广司主事、福建司员外郎。
朱恒庆,字念占,号椿塘,朱垲孙,乾隆二十四年举人、四十年进士,历官邹平、安塞县知县。
朱申庆,朱垲孙,乾隆二十一年举人,官山东堂邑县知县、蠡县教谕。
朱兆庆,字卜工,号午庄,又号桂圃,朱垲孙,乾隆四十二年举人。

(六)周人龙家族

周氏一门三进士。
周人龙,字云上,号跃沧,世居城东泥沽村。康熙四十七年举人,次年中进士,历官屯留、清源知县、忻州知州、蒲州知府。
周人骥,字芷囊,号莲峰,人龙弟,举雍正四年乡试,次年中进士。授礼部主事,七年加翰林院编修衔提督四川学政,补精膳司主事,升仪制司员外郎,乾隆元年充福建乡试副考官,二年授贵州道监察御史。旋丁母忧,服阕补广东道监察御史,迁吏科给事中。
周人麒,人龙从弟,字次游,又字晴岳,号月江,别号衣亭。乾隆三年考中举人,次年联捷进士,选庶吉士。十年,授检讨。

(七)徐永鉴家族

徐永鉴,字北山,以业鹾起家,后渐中落。其后的四代中共产生了2名进士、3名举人。
徐澜,永鉴长子,字东川,乾隆三十五年举人,四十五年进士,历官刑部广东司主事,升云南司员外郎、山东司郎中。
徐汉,徐澜弟,字南川,嘉庆三年举人,历官满城县教谕、河南华县知县。
徐文瑛,字浣云,徐汉之孙,道光八年举人。
徐文耀,字奎章,徐汉之孙,宛平籍,道光十三年进士,官刑部主事。
徐维域,字少云,文瑛子,同治九年科举人,官邱县教谕。

(八)殷氏家族

殷氏祖孙三代有3名举人,1名进士。
殷希文,字郁堂,号兰亭。乾隆二十七年举人,大挑选授清丰教谕,以忧去,再补鸡泽训导,升山西长治知县,著有《和乐堂诗钞》。

(九)姚逢年家族

姚氏三代父子皆进士,孙举人。
姚逢年,字华三,号蔗田,乾隆四十四年乡试,四十六年成进士。历官河南闵乡知县、福建诏安知县、建宁府同知、安徽太平府同知。
姚承恩,字桐云,号朗山,逢年子,道光二年举于乡,十三年成进士,宰河南遂平,调舞阳,著有《朗山诗草》。
姚承丰,字玉农,逢年子,道光十二年举人,家居授徒,著有《稔斋诗》。
姚学程,字景伊,号菊坪,逢年孙。道光十九年举人,官奉天辽阳州学正,工诗,著有《菊坪诗钞》。

(十)杨一崑家族

杨一崑家族科名绵延四世,产生了3名举人、2名进士。
杨一崑,字二愚,号无怪,乾隆五十三年举人;杨恒占,字仲钟,号补拙,杨一昆次子,盐山籍,嘉庆五年举人,六年进士,官山西襄陵县知县;杨云栋,一崑孙,道光十九年举人;杨宪曾,一崑曾孙,光绪八年举人。
三、天津的科举家族与地方社会

隋唐时期,由于科举制刚刚确立,世家大族依然主导着地方社会。宋元以后,科举制度日趋发达,由此造就了一个士绅阶层,并取代世族成为地方社会的主导力量,全面参与并主导基层社会的治理。但是,直至清初,天津的士绅势力并没有发展起来。原因有二:
其一,天津是一个移民社会,虽然早在明永乐年间就已经建城设卫,但有明一代,天津仅仅是一个军事建制,而非独立的行政建制,而且天津的移民以军队、商业和手工业移民为主,而且商业和手工业移民也都主要是为漕运和驻军及其家属服务。除卫所驻地外,大部分居民都以村落的形式分散在各地。这种情况极大地限制了社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其二,乡绅阶层系藉科举而兴,但是如前所述,天津“俗尚勇力而椎鲁不文”,自有明以迄清初,登科者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形成一个稳定的士绅阶层。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明代天津的文化和社会事业皆乏善可陈。直到清雍正年间,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雍正年间,天津置府设县后,人口的积聚效应以及对周边的辐射力显著增强,尤其是很多文人和富商开始定居天津,这就极大地促进了天津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科举兴盛特别是科举家族的迭现就是天津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这些科举家族在天津的定居时间大都不是太长,他们更需要获得地方社会的认同,而积极参与文化社会事业,无疑是获得社会认同、彰显其士绅身份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较之于传统乡村社会的士绅,天津的这些科名获得者及其家族更有积极参与天津文化和社会事业的内在冲动,从而使天津的文化和社会事业空前繁荣。

(一)科举家族与教育事业

科举制度确立后,承载并连接了文化和教育功能。为实现文化资本的积累和传递,清代天津的很多科举家族都非常重视对本家族内子孙后代的教育。不仅如此,由于文化资本还具有象征性,而这种象征性往往体现在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参与上,因此天津的科举家族大都致力于地方的教育事业。他们大都能够奖掖后进,有的还开馆授徒,使天津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士。朱承命、朱同邑父子皆有科名,朱承命系顺治六年进士,朱同邑系康熙三十八年举人。雍正初年,朱同邑子朱函夏、朱绍夏兄弟二人又以贡生举博学鸿词。朱氏家族的名望并不仅仅体现在举业上,他们还非常注意奖掖后进,朱同邑“善教人,经其指授者多成名”,晚年又“馆于静海元氏之别墅”。[14]朱函夏也是“造就津邑名彦最多”[15]。黄祐、黄成彦父子皆举人,葛沽人,其中黄成彦乾隆四十五年举人,官冀州训导,“居官未一年,告养家居”,“教授生徒最众”。[16]天津的靳氏家族也是科名颇盛,靳连、靳世菁父子皆举人,靳连之从父靳家修为恩贡生,候选教谕,被“大府聘为义学师,教授数十年,乡人以科名文学显者多出其门”。靳连的另一从父靳家相为廪膳生员,“授徒河东,从学者不计束修,成就甚众”。靳连更是“主义塾二十余年,士子赖其裁成”。[17]周氏家族的周人麒乾隆十年官至翰林院检讨,后因病告归,“丹铅不废,乡人从之游者甚众”,又应广东顺德知府邀请主讲龙冈书院,乾隆四十七年再度归乡,“教授乡里”。[18]曹云升,乾隆二年进士,其子孙分别为乾隆和嘉庆年间的举人,曹云升“授徒沽上,成就甚众”[19]。金思义,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其孙金凤洲,道光二十九年举人,除其祖孙二人外,其族人中还有1名进士、2名副榜贡生,属于典型的科举家族。金思义“以课读为事,从游甚众”[20]。董岱、董启祥父子分别为乾隆二十四年、五十三年举人。董岱历官景州学正、湖北荆门州州同、远安县知县,致仕家居后,“捐修府县学宫,复募钱生息为岁修费”[21]。姚承丰中举后,“家居授徒,县人陶云升、高阳人李鸿藻,皆承丰戚,同出其门,复同年举进士,士林艳称之”[22]。陈其昌,字星辅,号杏圃,世居城东四里沽,与其孙陈世镛、陈世锐,分别为道光二年、咸丰十一年、同治三年举人,陈世镛“授徒里门,所成就多知名士”。[23]杨一崑“绩学授徒起凤楼书社,后进多所成就”,他对今天津河东区的教育事业更是有开拓之功,《天津新县志》载:“城东盐坨滨河朴陋,其人民逐末食力,不习诗书,一崑假馆其地十年,门徒日盛,遂使弦歌比户,由野而文,人谓一崑为盐坨开山之人焉。”[24]

除了开馆授徒外,一些科举家族还捐资兴修学宫、书院,甚至创办学校,有的还任书院讲席。如赵之符致仕归家后,“奖掖后进,两修学宫”[25]。张霖家族的张琯亦曾捐资兴修书院。[26]吴惠元,字仲孚,号霖宇,吴景周(嘉庆十八年副榜贡生)之子,道光二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升山东道监察御史,官至礼科掌印给事中,致仕后,主讲辅仁书院。[27]近代教育传入中国后,天津的科举家族又开始致力于近代教育事业,如华学涑于庚子之变后,“创立自立小学校,继改为初等工业学堂”,1906年,“又纠合同乡,创办畿辅实业学堂”。[28]

科举家族积极参与天津教育事业,一方面使天津人才辈出,进一步促进了天津科举的繁盛,另一方面也提高了自身的声望,为其自身乃至整个家族进一步积累了文化资本。

(二)科举家族、私家园林与文人交游

天津的科举家族中,有很多都是因业盐而移居天津的富商,子孙因此入籍天津,如张霖、查为仁家族都曾是富甲一方的大盐商,出过两名举人、两名副榜贡生的李承鸿家族本系浙江山阴人,也是“业盐来津,遂家焉”[29]。这些盐商家族,大都附庸风雅,为此,他们还热衷于兴建私家园林,并以园林为依托,广交天下文人雅士。张霖移居天津后,在津城东北锦衣卫桥(在今河北区金钟河路至小关大街附近)建造了问津园,又在津城外东北隅建造了一亩园,一亩园中有垂虹榭、绿宜亭、红坠楼、浣烟楼、遂闲堂等胜景。张霖“尊贤重士”,“每逢乡、会两闱,四方之士出都者赠以资斧,留都者多延至津门”,“迎送无虚日”。[30]当时大江南北的名士,如姜宸英、赵执信、朱彝尊、梅文鼎、方舟、方苞、吴雯、徐兰、沈一揆、邵长蘅、查慎行以及天津本地文人梁洪、李友太、龙震、黄谦等,都曾寓居其园内。[31]张霖从弟张霔还曾与梁洪、龙震、黄谦以及大悲院主持世高等成立“草堂诗社”。[32]康熙四十五年,张霖因被奏劾“居家豪纵”、“与查日乾以一万官引带卖私盐”[33]而入狱,家产亦遭籍没。张霖家族虽然因此而家业中衰,问津园、一亩园、遂闲堂亦由此衰败,但张霖之后,其家族科名绵延四代,风雅历久不衰。张氏家族依托园林广交各地文人雅士,改变了天津“尚勇力而椎鲁不文”的社会风尚,对天津文化事业尤其是诗文的兴盛具有开拓之功,故梅成栋评价说:“津门诗学,遂闲堂张氏首倡其风。继之者则于斯堂査氏也!”[34]梅氏所言应当是公允的。

继张霖之后,查氏家族的水西庄更是将天津传统的诗文推向巅峰,并使天津成为当时北方文坛的代表。水西庄始建者为查日乾,康雍之际,查日乾发现“天津城西五里,有地一区,广可百亩,三面环抱大河,南距孔道半里许,其间榆槐柽柳,望之蔚郁”,“因购为小园”,开始营建私家园林,“营筑既成,以在卫河之西也,名曰‘水西庄’”。[35]乾隆年间,水西庄又多次扩建,遂成为“津门园亭之冠”[36]。以水西庄为依托,查氏家族广邀各地文人雅士,常年组织各种诗会,水西庄的胜景、文人雅士的唱和以及查氏盛情又不断地吸引着各地的文人前来,到查为仁时,水西庄的文化活动达至鼎盛,与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遥相呼应,各领北南文坛之风骚,“四方闻人过沽上者,争识之。斗韵征歌,日常满座,北海风雅,及亭馆、声乐、宾客之盛,咸推水西庄”[37]。就连乾隆皇帝路过天津,都要驻跸水西庄。除了宾主之间赠答酬唱、举办各种诗会外,水西庄还曾组织编纂《天津府志》、《天津县志》以及诗文等图书的刊刻活动。水西庄成为北方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文人雅士聚会之坛坫,除查氏外,主坛者还有厉鹗、汪沆、杭世骏、刘文煊、陈皋、万光泰等知名文人,其中汪沆主查氏水西庄长达五年。在水西庄的文人群体中,以江南特别是浙派文人居多,但天津当地的很多知名文人也都参与水西庄的文化活动。以水西庄为依托的文人群体的各类活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盛事,更是使天津文学艺术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彻底改变了天津“椎鲁不文”的风貌。

继水西庄后,另一科举家族的李承鸿“筑‘寓游园’城东,有半舫轩、听月楼、枣香书屋诸胜,馆诗人康尧衢于家,日与郝仁、金铨、吴人骥辈结社联吟,提倡风雅”[38]。李承鸿之孙李云楣还与梅城栋等人组织结社,后称梅花诗社,其活动也多在水西庄遗址举行。

天津科举家族这种依托私家园林组织的文人之间的交游活动,使包括天津在内大江南北的一些文人聚合成一个个群体,互相吟咏酬唱、探究学术,从而又使文人群体衍变为一个文学的公共领域,而公共领域的产生是清代天津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极大地促进了天津文化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又进一步催生了更多的科举家族。

 对于私家园林、文人交游与天津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天津县新志》的编纂者也有着深刻的认识:“沽上自遂闲堂张氏盛起园林,款接名士,极一时人文之盛,其后水西庄继之,迨查氏衰落,承鸿接轸前轨,虽具体稍微,而流风赖以不坠。”[39]

文人之间的交游实际上也是为了积累社会资本。根据布迪厄的理论,“社会资本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40]。张霖之所以在经历牢狱之灾和家产遭籍没后,科名仍然绵延四代,应当与这种社会资本的不断积累有很大关系。查日乾之所以“四方闻人过沽上者,争识之”,也是因为其在与各地文人雅士的交游中获得了丰厚的社会资本。正是在“无休止的社会交往” 中,这些科举家族的社会资本不断地得以再生产,其地位和声望也因此获得了地方乃至全国士人的认同。

(三)科举家族与慈善活动

除了关注地方教育事业,热衷交游结社外,天津的科举家族还投身于地方的慈善事业。

朱垲家族“世有令德,每遇荒年,轸恤乡里”[41],朱垲“人有需次旅居不能归者,辄给金使还乡里;亲族婚葬之事赒之无不备”[42]。牛坤,嘉庆四年进士,其父牛捻文、子牛镇分别为乾隆三十年、二十四年举人举人,捻文从子牛堉亦为嘉庆三年举人。由此可见牛氏系典型的科举家族。牛坤扶危济困,周恤族人乡党,“能识人于未遇时,而扶持奖掖之”,“牛氏有先垅在田盘山麓,族人未葬之柩积百余具,累累暴露风日中,其子孙惑于年向之说,或以贫窭力不能顾,坤不告于众,一日尽瘗之”。[43]赵之符“生平孝友笃厚,周恤族党有身受而不知者”[44]。 徐永鉴家族也是乐善好施之家,他“以业鹾起家,后渐中落。尝除夕避债独行,僻静中闻哭泣声甚惨,就视之,一贫士亦以负债急将自经,永鉴亟止之问所负几何,曰二百金,探怀中所有适符其数,遂尽畀之”[45]。其子徐澜“生平笃桑梓之谊,凡乡人至京师者,罔弗延款,情意蔼然,有所属必力为谋”[46]。徐通复、徐通泰、徐通久三人系从兄弟,分别为乾隆五十一、五十九、六十年举人,徐通复“好善乐施,立恤嫠、恤孤各会,凡衣寒哺饥给药助櫘之事无不从”[47]。徐通久“博济为怀,与兄同有善名”,他和徐通泰也都是恤嫠会的核心成员。董岱、董启祥父子皆举人,董岱致仕家居后,“捐修府县学宫,复募钱生息为岁修费,立祭田,置义冢,戚族力不能婚嫁者佽助之”[48]。殷希文父祖皆有诸多善举,其祖殷桂盛,“仗义轻资,里党多所存恤”,其父殷维玠,“官南河邳宿通判,修筑林子湖堤以御水患,民利赖之,号殷公堤。及解组归里,赡族济贫,慷慨无吝”。[49]张霖曾孙张映辰,“伉慨有干略,历游吴楚问,为桐城方苞所器重。归复恢旧业,立宗祠,修书院,赡族党,人咸称其孝义萃于一家”[50]。清末的李春城家族也是科举家族,其子李士铭、李士鉁分别为光绪二年举人、光绪三年进士。李春城“慷慨尚义,好施予”,有“李善人”之称,他于咸丰年间举孝廉方正,官至刑部员外郎,告归居家后,“力行善事”,先是设寄生所,“每岁仲冬收无告穷民率六、七百人,哺之以粥,疾病施医药,死亡则棺敛而瘗之,至来年仲春止”。其后又立保贞社,“月给嫠妇以钱米;立御寒社,严冬以絮衣给贫民”。李春城每年除夕还“使人赍钱物行僻巷中,遇穷乏者潜予之”。又设义塾五,“俾向学者得所成就”。咸丰十年天津发生水灾,李春城又“筹振恤灾,亲察户口,遇有饥饿不能待者,辄先济以己财,又以前设寄生所但收男子,孤贫妇女仍无所养,乃设保生所,规制一与寄生所同”。由于李春城广做善事,生平见义必为,因此“有时家资不给”,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借贷行善,“虽称贷多至万金不顾”。[51]天津另一个有“李善人”之称的李嘉善也是科举家族,其曾孙李瑞章和族孙李寿山分别为道光年间的进士和举人。李嘉善“生平乐善好施,嘉庆六年县境大水,嘉善买舟分往四乡救济灾民,家各给以席与竹使支棚椟止,日给饼饵,全活无算,费近万金皆自任之;每岁除,遍历穷檐,投以钱米,久而不懈”。李嘉善族兄子李恩“性慈厚喜济人之急,戚党中有贫乏力不能具婚嫁殡葬者,必厚赠之;每岁冬施米捐制絮衣以救饥寒,人或负其财虽久不与较,有失业者每为之置产”。[52]陈其昌与其两个孙子陈世镛、陈世锐皆为举人,陈其昌之子陈光第“族姻有穷乏者周之必尽其力,居乡解难排纷无愧长者,里人重之”[53]。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外,天津的科举家族还投身于其他好多社会事业,如甲午战后,“有倡知耻学会者”,光绪年间的举人陶喆甡(其父为咸丰二年进士陶云升)“助之,复立不缠足会于天津,苦口忠言,不避诟毁”。[]诸如此类的事例还很多,兹不赘述。

无论是开馆授徒、捐修学宫,还是热衷于文人之间的交游,实际上都只是提升了自身及其家族在士人中的认同感。而对慈善及其他社会事业的关注,则进一步提升了其在底层民众中的声望。这两个方面又都促进了天津科举家族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四、余论

清代,特别是设府置县后,天津的地位骤然提升,许多富商大贾、文人学士开始移居甚至入籍天津,从而促进了天津文化事业的发展,天津的科举也因此达至鼎盛,出现了许多科举家族,有的科举家族科名绵延数代。这些科举家族大都注重家族的文化教育,因此有着很深的文化积淀,而且他们大都热衷于地方文化教育事业,热衷于士人之间的交游,从而推动了天津文化事业的发展。遂闲堂、水西庄等私家园林成为文人雅士聚会结社的场所,从而具有了文学公共空间的性质。

大部分科举家族都热心于地方慈善事业,这对于天津社会的发展意义更是非凡。与聚族而居的地区传统村镇不同,天津是当时北方重要的商业中心,是一座移民城市,大部分居民难以从宗族中获得救济和扶持,在这种情况下,科举家族的慈善活动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使社会得到有效整合。

文化地位的提升和科举家族的出现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永乐年间,天津筑城设卫后,遂成为一座军事性城镇。同时,天津又因系南粮北运的咽喉之地,因此商业异常发达,很快成长为北方重要的商业城镇。但是,在天津设县之前,天津虽然也有一些读书之人,甚至有少量的诗书之家,但总体上依然是文化的荒漠。这就极大地限制了天津城市的发展。虽然因漕运而兴起的商业吸引了很多苦力阶层、手工业者和商人,但他们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游走于天津和故乡,处于“飘浮”状态,富商大贾和文人雅士更是鲜有定居天津者。在这种情况下,天津的市民都是“原子”式的,“社会性”非常弱,他们普遍缺乏对所生活城市的认同感。没有文化积淀,缺乏社会性和认同感的城市实际上是无根之城,其对周围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也极其有限。明清易代特别是统一全国后,由于关外的东北是其发源地,蒙满关系也比较融洽,因此没有了军事威胁,天津的军事地位也开始削弱。这时的天津实际上只是商业城镇。天津置府设县后,开始成为地方行政中心,由此成为兼具商业和行政中心的综合性城市,其人口的积聚效应开始增强,很多富商与文人也开始常年寓居甚至入籍天津,很多入京出京的文人雅士也都将天津作为客居之地。所有这些使天津具有了浓厚的文化氛围,科举的鼎盛特别是科举家族的涌现就得益于此。而科举家族对天津文化和社会的参与,又进一步促进了天津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这无疑大大增强了市民的认同感,由此筑牢了天津城市的根基。天津的文化地位开始凸显,逐渐形成为北方的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开埠后,更是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城市。

注释:
[1] [明]胡文璧:《求志旧书》,载(清)薛柱斗《天津卫志》卷四《艺文志中》。
[2] [清]薛柱斗:《天津卫志》卷二《利弊》,康熙十三年(1674年)刻本。
[3] 乾隆《天津县志》卷十七《选举志》。
[4] 光绪《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六《风俗》。
[5] 民国《天津新县志》卷十九之二《科举•表四》。
[6] [清]王又朴:《诗礼堂文集》卷首《序》,乾隆刻本。
[7] 民国《天津新县志》卷十九之一《科举(一)》。
[8] 民国《天津新县志》卷十九之一《科举(一)》。
[9] 清代112次会试中,正科84次,恩科二十六次,加科2次。乡试科次与之相当。
[10] [民国]高凌雯:《志余随笔》卷六。
[11] [清]徐士銮:《敬乡笔述》,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55页。
[12] 考虑到科举家族中的个别进士或举人非以天津籍登第,故实际的比例要略低于这两个数字。
[13] 以下对于科举家族成员的简介除特别注明外,主要参考了《天津新县志》、《津门诗钞》等。
[14] [民国]徐世昌:《大清畿辅先哲传》下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66页。
[15] [清]梅成栋纂:《津门诗钞》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16]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一《人物一》;[清]梅成栋纂:《津门诗钞》(上),第62页。
[17]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一《人物一》。
[18]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二《人物二》。
[19]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二《人物二》。
[20]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二《人物二》。
[21]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二《人物二》。
[22]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二《人物二》。
[23]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三《人物三》。
[24]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三《人物三》。
[25] 乾隆《天津县志》卷十八《人物》。
[26] [清]黄掌纶等撰:《长芦盐法志》卷十七《人物•孝行》。
[27]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三《人物三》。
[28] 民国《天津志略》第十五编《人物》。
[29]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二《人物二》。
[30] [清]华鼎元:《津门征献诗》卷六《张主政虎拜》之《张虎士啸崖兄传略》,载《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71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66页。
[31] 参见张毅:《明清天津盐业研究(1368-1840)》,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张磊:《张氏遂闲堂考述》,《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2] 参见张磊:《张氏遂闲堂考述》,《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3] 本社编:《清代档案史料选编 1》,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717页。
[34] 杨钟义:《雪桥诗话余集》卷二,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2年版,第106页。
[35] [清]查为仁:《蔗塘未定稿》内集《抱瓮集》,乾隆八年(1743年)写刻本。
[36] 乾隆《天津县志》卷七。
[37] [民国]查禄百、查禄昌:《宛平查氏支谱》卷二, 1941年铅印本。
[38]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二《人物二》。
[39]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二《人物二》。
[40] 杨善华主编:《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41] [清]梅成栋纂:《津门诗钞》上册,第117页。-
[42]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一《人物一》。
[43]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三《人物三》。
[44]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一《人物一》。
[45]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二《人物二》。
[46]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二《人物二》。
[47]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二《人物二》。
[48]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二《人物二》。
[49]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二《人物二》。
[50] [清]梅成栋纂:《津门诗钞》上册,第197页。
[51] 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一之四《人物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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