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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名家讲座”之七——步德茂教授讲座纪要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086 更新时间:2017-4-21

2017413日下午,美国塔尔萨大学的步德茂(Thomas Buoye)教授来到清史研究所,带来了题为《“摸着石头过河”:清朝的制度创新与国祚长久》的精彩讲座。步德茂教授长期致力于清代法律史研究。本次讲座主要从法律史的角度来探讨清朝的制度创新问题。董建中副教授主持了讲座。胡祥雨副教授做英文翻译。

步教授首先指出,过去的研究中,时常将十八世纪的盛世与十九世纪的衰退、满化与汉化、儒家与法家等概念简单地对立起来,而忽视了清朝历史的连贯性。事实上,清朝通过持续进行实用主义的制度创新,维系着政权。

根据Douglass North的国家理论,国家就是将暴力优势扩展到一定的疆域的组织。它为社会提供保护和正义,以财产权和制度保障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受到潜在对手的约束。清朝的历史,常被分为三个阶段:在清初的征服阶段(1636-1683),军事上的拓展最为重要;在清中叶的巩固阶段(1684-1820),清朝持续着制度创新;在晚清的维持阶段(1821-1911),即便受到帝国主义的影响,清朝也采用各种妥协的方式以维持统治。八旗、理藩院、内务府、军机处的设立,都是19世纪以前的制度创新。19世纪以后,省级权力的增强、海关与条约口岸的出现、总理衙门的设置、君主立宪政体等,也都是制度的创新,延续了清朝的统治。

步教授着重从法律史的角度谈了清中叶的立法转向问题,即条例的不断增多和复杂化趋势。特别是乾隆朝,达到了制定条例的高峰期,甚至在乾隆四十四年明确规定了“既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这反映了根本性的变化,即政府试图用法律来处理社会、经济、政治中的各种问题,而过去西方学者们对此并不重视。

落实到法律的运行层面,步教授发现,18世纪的中国,伴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商业化下出现的不平等,民族冲突增多,犯罪率也在上升,暴力犯罪、强奸、命案均有增加。虽然现在看来,在18世纪的中国发生命案的概率依然比在当代西方低,但当时的官员确实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们的忧虑都在条例中表现了出来。譬如“光棍例”虽然在顺康时期已经出现,但在18世纪的条例中,对“光棍”的惩罚力度又进一步加强。

对统治者来说,法律具有重要的意义。康熙在“圣谕广训”中即强调“讲法律以儆愚顽”,重视向民间宣导法律知识,作为教养民众的重要途径。雍正则提出,“法律者,帝王不得已而用之也”,除了制定法律条文,甚至将摊丁入亩、开豁贱籍、改土归流等改革都进行了法制化。

18世纪的“严打”之下,律例的制定越来越复杂,量刑越来越严重,死刑犯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在法律执行方面,清朝的刑事司法系统也面临着危机。犯罪率的上升、秋审数量的增多、对犯罪行为的重新定义等,都是实际考量中需要应对的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到“秋审”上,会出现意图之外的结果:缓慢而仔细的秋审程序效率低下,这会导致更多的人命案件发生,而秋审后缓决的罪犯“为数渐多”,有些甚至被缓决五次、十次以上,以致很多死刑犯最终在监狱中病故。户科题本中还可见到请求拨款扩建监狱的提议。

对不同的犯罪行为进行分别,并产生不同的结局,这是清朝法律的一个新特点。如果被定为“愚”,则可能获得宽大处理,如被定为“顽”,就会受到惩罚,而如被定为“光棍”,就可能被严惩,甚至充军或处死。“光棍”并无本律,但有“光棍例”,附在不同的律文下。一些“不务正业”的行为,如王公大臣把持行市、喇嘛和尚犯奸等,也会照“光棍例”治罪。

在律例的复杂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社会秩序的冲突也始终存在。一方面,如黄六鸿在《福惠全书》中即提倡“从宽量刑”,另一方面,现实司法中,量刑越来越严重,定例赦免的限制越来越多,死刑犯也越来越多。乾隆虽然在十五年的上谕中称:“国家钦恤民命,德洽好生,至于鳏寡茕独,尤所矜悯,是以定有独子留养之例”,展现了自己的仁慈君主形象,但也认为“法轻则犯者愈众”。可见儒家的礼治原则与清朝的法治实践之间的矛盾。

晚清,尤其是太平天国起义后,“就地正法”作为一种不经正常审核程序、避免制度麻烦的方式,开始泛滥,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军事方面地方权力的兴起。

最后,步教授提出了对“现代化”判断标准的质疑,指出仅仅是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不可以被视为现代化。

演讲结束后,曹新宇、曹雯、胡恒、夏明方老师以及在场学生,分别就“就地正法”问题、法治与礼治的协调问题、司法状况与社会经济活跃程度的关系问题、条例细化与近代化的关系问题、空间视角下的案件比较问题、对“严打”的理解问题、清朝制度的创新与延续问题等方面,与步教授展开了讨论。


(图文:郑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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