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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与罗振玉第二次笔谈之研究
来源:《文献》2016年第20166期 作者:张新朋 点击数:1366 更新时间:2017-4-28

内容提要:1902年,内藤湖南第二次来华,在上海与老友罗振玉见面。此次二人的交流仍是以笔谈的形式进行。关于此次笔谈,内藤湖南所撰《游清杂信》有谈及,但仅是概略性的叙述,无笔谈原文。幸运的是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藏有内藤、罗氏本次笔谈的部分手稿原件。本次笔谈应发生于19021213日至16日或1229日至190313日之间;内容则涉及我国的少数民族史志、边疆图志、满蒙文工具书、乐律书、丁氏八千卷楼藏书、房山石经等多个方面;谈论这些的原因则既有个人兴趣爱好的驱动,也有日本当时社会的现实需要。将本次笔谈与二人第一笔谈加以比较,可以看出两次笔谈的较大差异在于本次笔谈的话题相对集中,主要围绕图书典籍这个话题展开。

关 键 词:内藤湖南 罗振玉 笔谈 校录

 

       内藤湖南,本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后以号行。内藤湖南前半生曾任《大阪朝日新闻》、《台湾日报》、《万朝报》等媒体的记者或主笔,后半生则任京都大学教授。虽跨舆论界和学术界,但内藤湖南在两方面均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就学术界而言,内藤湖南为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创始人之一,对后世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有很大影响。

       罗振玉,初名宝钰,后改振玉;字叔蕴、叔言等;号雪堂、永丰乡人、贞松老人等。罗振玉一生著述颇多,中国近代以来的甲骨学、敦煌学、古器物学等诸多学术的展开均与他相关,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大家。

       这两位中、日两国近代史上的学术大家,初次相遇是在1899年。这一年内藤湖南第一次来华,经友人藤田剑峰(丰八)的介绍与罗振玉相识。因语言的隔阂,二人无法直接用口语交流,即以笔为舌,进行了“笔谈”①,所谈甚欢。时隔2年即1902年,内藤湖南第二次来华,在上海与罗振玉见面。此次二人的交流仍是以笔谈的形式进行。关于此次笔谈,内藤湖南所撰《游清杂信》有谈及②,但仅是概略性的叙述,无笔谈原文。幸运的是本次笔谈之部分原稿仍存世,今藏于日本关西大学内藤文库。经中日友人斡旋,我们得以见到原稿。二人此次笔谈部分原稿收藏于内藤文库第12号箱子第248号信封内,内有后人所加稿纸1张,上用铅笔书“明治三十五年游清中羅振玉よ筆談”等文字1行;其后为原稿,现存6张。此次笔谈用纸比较规范,为每页22行,行22字的大阪朝日新闻社稿纸,笔谈书于稿纸背面。今依内藤文库所藏之顺序将各纸所存文字依次校录③如下。

       1.1④:弟给一百元。

       1.2:索二百元。

       1.3:《元典章》缪⑤。

       1.4:在何丛书中,旧刻,不新刻⑥。

       内藤1.1:曾在台湾见文庙祭⑦佾舞,盖后人任意而作。其乐曲、舞容皆与敝国唐时不类。

       1.5:殆似儿戏。

       1.6.杭州丁氏藏书可一观。

       内藤1.2:闻邦人伊藤贤道⑧君屡观丁氏藏书,欲介伊藤君一观也。

       内藤1.3:许有壬《圭塘小稿》⑨、《至正集》,欧阳玄《圭斋集》有传本乎?

       1.7:《圭塘欸乃》⑩前数月曾见一本于此间醉六堂书林,为火所毁。

       1.8:彭文勤公(11)知圣道斋钞本。

       内藤1.4:《孟子字义疏证》(12)单行本。

       内藤1.5:王鸣盛《蛾术编》(13)。考据。

       1.9:施国祁《金源札记》(14)。乌程人(15)

       内藤2.1:弟前藏殿板《律吕正义》(16),三年前罹灾,后访求颇力,无获。

       内藤2.2:弟五本载有西洋乐谱,云得自葡萄牙人。

       内藤2.3:敝国乐书有《体源钞》(17)十二卷、《乐家录》(18)五十卷,即唐时古乐者。又有高丽乐、拂菻乐、印度乐书甚少。

       内藤2.4:弟只藏《体源钞》一部。

       内藤2.5:《兰陵王入阵曲》(19)。五常乐,或云即虞韶之遗。

       内藤2.6:唐时太平乐。

       内藤2.7:杜诗公孙大娘弟子所舞。

       内藤2.8:剑器裈(20)脱。只有曲,舞容则绝。

       内藤2.9:印度曲 菩萨。伽陵频迦,鸟名。

       3.1:扫叶山房本。单行。

       内藤3.1:《同文韵统》(21)、《西域同文志》(22)二书遍访无获。

       内藤3.2:《同文韵统》只有一部,然无蒙文,价亦太贵,遂不购也。

       3.2.关历史之书,北方稍有之,南方则欠少。

       3.3:先生得此类之书否?

       内藤3.3:《八旗满洲氏族通谱》(23)、《满汉名人传》(24)、新刻屠翰林《黑龙江舆图》、《契丹国志》(25)、《大金国志》、监本《金史》。

       3.4:弟有一部,当奉赠。

       内藤3.4:监本《元史》上海可购得乎?

       内藤3.5:乾隆钦定本改地名、人名,不便考查。

       内藤3.6.汲古阁无金、元史。

       3.6:以前传本甚少。

       3.7:广州新刻《大金集礼》。

       3.8.汲古阁本当易得(26)

       内藤4.1:八间内所有数百石皆以石户锢之,自石棂间窥见其堆叠磊落而不可运者,故石多完好,断残者极少,只有一二石耳。

       内藤4.2:《法华经》为石窟内壁石皆完好。《千佛名经》为四大石幢,每佛刻一象,旁注佛名者即是(27)

       4.1:先生所得古书有墨本否?

       内藤4.3:此次多购蒙文、满文书,无古书。

       《三合切音清文鉴》(28)、《三合便览》(29)、《蒙文晰义》(30)、《蒙文汇》(31)、《清文汇》(32)

       内藤5.1:聚珍版《宋朝事实》(33)。汪容甫《广陵通典》(34)

       5.1:向无刻本,有钞本。

       5.2:《元典章》。

       内藤5.2:《元史类编》(35)往往引此书。

       5.3:《四库总目存目》内收之。

       5.4:缪荃孙,字筱珊。

       内藤5.3:钟山书院山长(36)。西村天因君或识此人。

       5.5:传钞似可。

       内藤5.4:有陈氏《乐书》(37),然甚少。

       5.6.此书弟已托钞胥写之,明年为先生影写一本。但校勘稍难。

       内藤5.5:弟前以此书问陈士可(38),士可(39)云“传本已无”。

       内藤5.6:《元经世大典》(40)自《永乐大典》钞出者二册,为文芸阁(41)所藏,已托芸阁钞出,三年(42)未成。

       内藤5.7:蒙文《元秘史》(43)则芸阁今春传抄寄来。

       5.7:敝国宋人所著乐书贵国有流传本否?

       内藤5.8:缓访可得。

       6.1:弟检之,振玉有此书即奉赠。

       内藤6.1:淮安刻。《金源纪事诗》上海可购乎?

       内藤6.2:有关系《金史》,其注最佳。

       内藤6.3:施世杰《元秘史山川地名考》(44)

       罗6.2:《元秘史李注补正》(45),近人高宝銮(46)著。

       内藤6.4:已见李注,未见补正。

       6.3:江宁。

       6.4:此书新出板,刷印成奉寄先生。

       内藤6.5:高邮王氏书有未刻者否?

       6.5:其后人有一支曾经住泰州,秘不示人。其族人不得一见,甚奇。

       内藤6.6:敝国乐书先生若要,可随获奉寄。

       内藤6.7:中村博士著《歌舞音乐略史》(47)先生见否?简明。

       内藤6.8:未定。若急则明晚。

       以上为我们据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内藤湖南与罗振玉笔谈现存原稿所做的录文。从内容上看,各纸之间的文字并不连贯,显然不是二人当时笔谈的次序;然依现有的条件,各纸之先后关系暂时难以判断。关于本次笔谈的时间,原稿未注明日期,上文所说内藤氏所撰游记《游清杂信》亦未交待。笔者在阅读内藤氏所撰《禹域鸿爪后记》(又称《清国再游记要》)时,发现了相关线索。《禹域鸿爪后记》为内藤氏第二次来华行程日记的摘录,包括来华之前的准备、在华游历及归程简记等诸多内容。据《禹域鸿爪后记》的记录,内藤氏此番来华,前后8次与罗振玉在不同场合会面,分别为:19021213日、1214日、1215日、1216日、1229日、1231日、190311日、13日。如此,则以上所录内藤氏、罗氏笔谈当即发生于19021213日至1216日或1229日至190313日期间,至于具体哪一天,目前尚无法确知。

       就具体内容而言,内藤氏、罗氏此次笔谈可大体分为以下六个方面:1.我国少数民族史志、边疆图志,如《金史》、《元秘史》、《元典章》、《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汉名人传》、新刻屠翰林《黑龙江舆图》等。2.满、蒙文图书,如《同文韵统》、《西域同文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合便览》、《蒙文晰义》、《蒙文汇》、《清文汇》等。3.中日两国所藏之音乐书,如《律吕正义》、《体源钞》、《乐家录》、《兰陵王入阵曲》等。4.中国学者之文集或学术考证之书,如许有壬《至正集》、《圭塘小稿》、欧阳玄《圭斋集》、王鸣盛《蛾术编》、施国祁《金源札记》、高邮王氏之书等。5.房山石经。6.杭州丁氏藏书。

       以上之内容,有的是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如关于中日两国所藏音乐书之言,搜寻元人许有壬、欧阳玄的文集、清人考证之书,对于房山石经的兴趣,参访杭州丁氏藏书等。今试就房山石经和杭州丁氏八千卷楼藏书略加阐述如下。

       房山石经由隋大业年间静琬创刻,其后历经唐、辽、金、元、明各代均有续刻,前后延续达千余年,是我国最大的石刻佛教经典宝藏,同时也是研究我国古代北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重要史料。作为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崇敬之情的内藤湖南,此番既已抵达北京,自然不会放弃到距离北京仅七十里的房山去参访石经。据内藤氏《禹域鸿爪后记》记载,19051112日内藤氏与宫岛多喜郎、郑永邦约定同游房山。1118日内藤氏同宫岛氏、郑氏及他们所雇佣的2位仆人一同向房山的石经山进发。然因马夫误“石经山”为“石亭山”,将他们一行人带到了河北涞水县石亭村的亭山寺。次日,内藤氏一行由亭山寺出发往二十里之远的西域寺(即云居寺),造访石经洞。如与罗氏笔谈所云他们隔着窗看到洞内的《法华经》、千佛幢,洞外则见到《金刚般若经碑》、契丹清宁四年(1058)《四大部经成就记碑》等碑刻及其他文物遗存(48)

       杭州丁申、丁丙兄弟之八千卷楼是清末江南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藏有宋元刻本、旧抄善本及著述稿本甚多。内藤氏对于杭州丁氏藏书的牵挂,或许更多的是出于作为爱书之人对图书典籍的向往。内藤氏的这个愿望,在日本驻杭领事馆文案胡蓉伯的帮助下得以实现:他曾于本年1224日、1226日两度造访丁氏藏书楼,饱览了丁氏藏书(49)。内藤氏访丁氏八千卷楼最大的收获是由丁氏处见到了自己寻找了很久,但之前一直未能见到的《元典章》24册。随后,内藤氏托领事馆书记生岸君雇人抄写,两年后即1904年春抄写完毕(50)。得此《元典章》抄本、复加之1901年文廷式所寄蒙文《元朝秘史》,内藤氏欣然预言日本在中国史研究方面庶几“联镳并驾欧西学者矣”(51)。内藤湖南本次访华之行,除访问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外,他还赴宁波,欲访范钦天一阁、卢址抱经楼,但皆因主人拒绝而未能如愿(52)

       如果说以上所谈是出于或主要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的话,那么内藤氏、罗氏笔谈中关涉我国少数民族史志、边疆图志、满蒙文图书,则似乎有更深层次的目的。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射到当时的东亚世界。19世纪80年代,沙俄再次向东扩张,目标瞄准我国的东北和西北。此时日本的近代工业产业革命的第一阶段已完成,迫切需要原材料和市场。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同样是日本垂涎的对象。因此,当时的日本政府迫切需要了解我国东北地区历史、地理、经济、风俗等各方面的情况。在日本学术界形成关于我国东北地区历史、地理、人文研究的热潮。内藤湖南此番来华,颇留意《金史》、《元秘史》、《元典章》、《八旗满洲氏族通谱》、《满汉名人传》、新刻屠翰林《黑龙江舆图》等方面的图籍,与当时日本政府的需求及国内研究的热点密切相关。这也是为数不少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人士来华游历的共同背景。内藤氏对《同文韵统》、《西域同文志》、《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合便览》、《蒙文晰义》、《蒙文汇》、《清文汇》等满、蒙文图书的搜集,最初盖出于满足学习满文、蒙文之需。何谓如此?因为内藤氏本次来华,途经奉天(今辽宁沈阳),在喇嘛教寺庙——黄寺得见满文、蒙文大藏经。此时的内藤虽不懂满文、蒙文,但凭借敏锐的眼光,他意识到这是“东洋学上非常的宝物”(53)。三年之后,即1905年,当内藤氏再次造访奉天时,他的满文、蒙文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当与本次来华所购买的《三合切音清文鉴》、《三合便览》、《蒙文晰义》、《蒙文汇》、《清文汇》等满蒙文工具书的帮助密不可分。由此,亦可知1911年《京都大学教授赴清国学术考察报告·总叙》中所说“满蒙文书籍中最为重要的要数满蒙对译的字典”(54)当系经验之谈。也正是在已掌握的满文、蒙文基础上,内藤氏1905在奉天故宫的崇谟阁发现了《满文老档》、《满蒙汉三体满洲实录》(又称《太祖实录战图》)、《满蒙汉三体蒙古源流》等满蒙研究方面重要的图籍,并将《汉文旧档》的全部、《蒙古源流》的蒙文部分拍成胶片携归日本。1906年,内藤氏利用进行间岛问题调查之便,又拍摄满文本《蒙古源流》。1912年,内藤氏又一次来到奉天,将崇谟阁的《满文老档》、翔凤阁的《五体清文鉴》拍成胶片计一万余张。至此,日本获取了当时世人难得一见的弥足珍贵的满蒙研究基础史料,促进了当时日本国内满蒙学研究的发展,日本也因此对于我国东北地区的史地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内藤氏与罗氏1902年这次笔谈是内藤湖南第二次来华时所谈,它与1899年二人初次见面之笔谈有何异同,同样值得我们去考察。我们若将二次笔谈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较大的不同。如果说1899年内藤氏、罗氏初次见面的笔谈涉及我国的政治时局、财政经济、文教图籍等多个话题的话,那么内藤氏与罗氏此番会面之笔谈则围绕着图书典籍这个核心话题展开。这恰恰是二人共鸣的激发点。罗振玉年轻时家贫无藏书,居住地淮安亦无书肆。每到考试之时,江南的书坊则在试院之前摆摊发卖书籍,嗜书的罗振玉则趁此机会到市肆中读书。罗振玉平日则向何益三、刘梦熊、路山夫、王锡祺、蕃崧生、蒋黼等人借书来读,“日必挟册出入”(55)。俟后,随着自身学识、地位的上升,罗振玉接触典籍的机会、获取典籍的途径增多,罗振玉对我国传世古籍、出土文献的关注也愈发多了起来。如在广东时倾尽薪水购孔氏岳雪楼藏书,居上海时将江苏、上海出售房产所得大半用于收买书画、碑版、图籍,客居日本时亦颇留意中土典籍之收藏等等。再如,甲骨文、西陲汉晋简牍、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和敦煌文献被誉为我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它们的发现或是开端性的研究均与罗振玉相关。网罗汇聚文献、刊刻传布图籍、撰述研究著作成为罗振玉人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本文的另一人物——内藤湖南也热衷于图书收藏。他刚到东京时,境遇与普通的学生时代无别。他微薄的薪金要负担外甥的学习费用、自己必要的生活及朋友之间应酬的开销,除此而外则是“节约再节约”(56),但他仍“不殆地每月购入数册书籍”(57),以致于到明治三十年(1897)左右,他的藏书已达到五六千册。今关西大学内藤文库所藏仅图书杂志一项即达9298种,若以册数计,其数量还要多得多(58)。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内藤湖南对于图书收藏的偏爱。如此,则1902年这两个嗜好图书的“书癖”再次相遇,他们的话题围绕图书典籍展开,自然是事出必然,无足为奇的了。当然,我们也不可忽略上文所说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政府对于了解当时我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形势、文化民俗之现实需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对于内藤氏与罗振玉的本次笔谈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附记:本文的撰写曾得到我院院长王勇教授、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浙江大学俞忠鑫教授、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萨仁高娃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学院颜子茗博士、我院姚琼博士、李小静硕士、金秀慧硕士等诸多师友的指导与协助,在此本人向各位表示特致感谢感谢!。然因本人能力有限,对于各位的指导理解不一定到位,文中如有疏漏,概由本人负责。

①本次笔谈涉及我国的政治时局、财政经济、文教图籍等多个话题,具体内容详见笔者所撰《高山流水遇知音——内藤湖南与罗振玉第一次笔谈之研究》(待刊稿)一文之介绍与研究。

[]神田喜一郎、[]内藤乾吉编集:《内藤湖南全集》(4),筑摩书房,1971年,第369页。

③原稿为未经整理之手稿,对于手写体中常见的“扌”旁与“木”旁、“巾”旁与“忄”旁、“衤”旁与“衤”旁等混用,一般径据文意录定;对于文中之敬空一般不予保留。

④笔谈原稿书写甚为随意,未曾标注哪一句为内藤所书、哪一句为罗振玉所写。本文据各句之内容及书写字迹等予以判断,并加以编号,以便阅读。

⑤“弟给一百元”至“《元典章》缪”3行文字,原稿从右至左横向书于《大阪朝日新闻社》稿纸上端。又,依文意,疑这3行文字当由左至右读起,即罗1.3→罗1.2→罗1.1。又,《元典章》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是研究元代典章制度、社会历史的重要史料。内藤湖南物色许久而未得,后由杭州丁氏八千卷楼抄得副本一份。内藤湖南《〈元典章〉跋》之“壬寅冬,游清国,在沪上与罗叔蕴语及此书,始知其藏在江阴缪筱[原文此字从“艹”]珊家”([]神田喜一郎、[]内藤乾吉编集:《内藤湖南全集》(14),筑摩书房,1976年,第130),所记当即上文笔谈之内容。

⑥本行文字,原稿横向书于《大阪朝日新闻社》稿纸上端。

⑦“祭”字原稿先漏书,后补书于“佾”字右侧,上有一短线引向“庙”“佾”二字间,今据录。

⑧伊藤贤道,笔名“壶溪”,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僧人。东本愿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在杭州开设“杭州日文学堂”,伊藤贤道任堂长。

⑨《圭塘小稿》,13卷,元许有壬初辑,其弟许有孚重编,许氏后人又有增修。“圭塘”之名源出许有壬辞官归乡后所筑庭园名。本集所收录为许有壬归乡后所作或与他人应酬往来等不甚关乎国计民生之作。

⑩《圭塘欸乃》,当为《圭塘欸乃集》,为元许有壬、许有孚、许桢及马熙等倡和之诗集。“圭塘”之意上文注释已言;“欸乃”为摇橹之声,为棹歌,此处则用以比况宾主一唱一和之互答。本书关西大学内藤文库调查特别委员会编《关西大学所藏内藤文库汉籍(古刊、古钞)目录》(关西大学图书馆,1986)有著录,云“《圭塘欸乃集》二卷,钞本,元许有壬、许有孚、许桢、马熙撰,一册”,但不知是否就是内藤氏此次购入本。

(11)彭元瑞(1731-1803),字掌仍,一字辑五,号云楣(亦作芸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进士。彭氏为清代著名目录学家,富藏书,藏书处曰“知圣道斋”。

(12)《孟子字义疏证》,清戴震(1723-1777)撰。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今安徽屯溪)人,为清代乾嘉学派之重要人物。《孟子字义疏证》为戴氏运用乾嘉学派的考证之学,来阐述自己的义理思想的著作。

(13)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号礼堂,又号西庄,晚号西沚,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王氏为乾嘉学派著名学者。《蛾术编》是其晚年的一部学术著作,分说制、说地、说字、说录、说刻、说人、说集、说物、说通、说系十门,网罗宏富,学术价值颇高。

(14)施国祁(1750-1824),字非熊,号北研,浙江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施氏工诗文,熟金史,病《金史》之芜杂,乃积二十余年之功撰成《金史详校》一部,为研究《金史》之必备书,后精简为《金源札记》。

(15)“乌程人”3字,原稿倒书。

(16)《律吕正义》,清代康熙、乾隆敕撰的以乐律学为主要内容的音乐百科专著,分上编、下编、续编、后编等4编,为研究明清两代音乐之重要资料。

(17)《体源钞》,13卷,日本丰原统秋(1450-1524)撰,成书于日本永正九年(1512)。该书论及日本雅乐总论、吹物、打物、弹物、歌舞、管弦及雅乐家谱系等多方面内容,为日本“三大乐书”之一。

(18)《乐家录》,50卷,日本安倍季尚(1622-1708)撰,成书于日本元禄三年(1690)。该书涉及雅乐曲目、内容、乐器、舞曲、脸谱及杂记等诸多内容,亦为日本“三大乐书”之一。

(19)《兰陵王入阵曲》,北齐人所作模拟兰陵王高长恭上阵指挥、击刺的著名乐舞节目,在我国南北朝和隋唐时颇为流行。传入日本后,有《陵王》、《罗陵王》、《兰陵王》等多种称呼。该乐舞至今仍在日本流传,为日本雅乐舞蹈中的重要节目。

(20)裈,当是“浑”之误。

(21)《同文韵统》,《御制同文韵统》的简称,6卷,清和硕庄亲王允禄奉乾隆之命监纂,灌顶普善广慈国师章嘉呼图克图、刘统勋等编纂,成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该书为用满、汉两种文字翻译并拼写梵文和藏文经咒的文字学、音韵学著作。

(22)《西域同文志》,《钦定西域同文志》的简称,24卷,清傅恒(1720-1769)等奉敕编纂,成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该书为满、汉、蒙、藏、托忒蒙古、维六种文字相对照的人名、地名辞书,是研究我国满、蒙、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历史地理的重要资料。

(23)《八旗满洲氏族通谱》,80卷,清鄂尔泰等奉雍正皇帝诏敕修撰,成书于乾隆九年(1744),有满文、汉文两种文本。该书记载除皇族爱新觉罗氏以外的满族各氏族的源流世系、初居地及归附年月等内容,是研究满族源流史的重要史料。又,“满洲”二字原书于“族”字下,后以勾乙符号乙正,此据之录正。

(24)《满汉名人传》,未见载录。笔者由《关西大学所藏内藤文库汉籍(古刊、古钞)目录》检索到相关文字,作“《满州名臣传》四十八卷、《汉名臣传》三十二卷,清阙名辑,八十册,十二帙”。内藤湖南的识语云“《满汉名臣传》,十二函八十本。壬寅(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一月,在燕都购。彪卿”(58)。据此,则此处的《满汉名人传》为《满汉名臣传》之误记,所指为《满州名臣传》、《汉名臣传》二书。

(25)《契丹国志》,27卷,旧题宋叶隆礼撰。该书由《资治通鉴》、《五代史记》、《松漠纪闻》、《北辽遗事》、《契丹疆宇图》、《契丹事迹》等书中辑录有关契丹的史料,不少资料可补《辽史》之缺误,为研究契丹史、辽史之重要参考。本书《关西大学所藏内藤文库汉籍(古刊、古钞)目录》有著录,其所录内藤氏跋语云“《契丹国志》二本。壬寅(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一月卅日,在燕京琉璃厂购得。彪卿”(57)

(26)本行文字横向书于稿纸天头处。

(27)内藤氏所撰《禹域鸿爪后记》载,他曾于19021119日到北京房山云居寺参观石经([]神田喜一郎、[]内藤乾吉编集:《内藤湖南全集》(6),筑摩书房,1972年,第360),上文内4.1、内4.2所谈即内藤氏访云居寺时所见石经之情况。

(28)《三合切音清文鉴》,31卷,《满珠、蒙古、汉字三合切音清文鉴》的简称,清代阿桂等人奉乾隆敕命编纂,成书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该书为在康熙年间所编《清文鉴》基础上编纂而成的满、蒙、汉三语对译的分类辞典。

(29)《三合便览》,12卷,清敬斋辑、富俊等增补,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出版,是一部满文、汉文、蒙文三体对照、兼具语法和词典功用的工具书。

(30)《蒙文晰义》,2卷,景煇初编、塞尚阿增补,出版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为满文、汉文、蒙文三体合璧,按音序编排的字典。

(31)《蒙文汇》未见,据上下文判断,当为涉蒙文之书籍,笔者检索到《蒙文汇书》、《蒙文总汇》等蒙、汉、满三种文字对照之书,未知本文的《蒙文汇》是否与之相关。

(32)《清文汇》未见,据上下文来看,当是涉满语、满文之书,与近人沈粹芬、黄人、王文濡等所辑清代散文集《清文汇》无涉。笔者检索到《清文汇书》、《清文补汇》及在二者基础上编纂的《清文总汇》等满、汉对照辞书,不知与本文的《清文汇》是否有关。

(33)《宋朝事实》,据史书记载原书60卷,然久佚,今存清人由《永乐大典》中辑出本20卷,南宋李攸编,记述北宋各朝之事甚详细,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书《关西大学所藏内藤文库汉籍(古刊、古钞)目录》有著录,内藤氏跋语曰“计八本。壬寅(明治三十五年,1902)十一月,在燕京琉璃厂购。彪卿”(95)

(34)《广陵通典》,30卷,清汪中撰,今有同治八年(1869)扬州书局重刊本。该书由正史中辑录有关扬州之史实,于扬州地方史之研究颇有价值。汪中(1745-1794),本字庸夫,后改字容甫,江苏江都(今扬州)人,能诗擅文,精于史地之学。

(35)《元史类编》,42卷,清邵远平撰,康熙三十二年(1693)成书,康熙三十八年(1699)进呈;因其高祖邵经邦曾撰《弘简录》,故是书又名《续弘简录》。邵氏以《元史》为基础,取《经世大典》、《元典章》、《元文类》及其他相关之书重新编次而成本书。

(36)钟山书院,清雍正元年(1723)两江总督查弼纳建,为江南著名的书院,教育教学活动持续到清末。缪荃孙于18961901年任书院主讲。

(37)《乐书》,200卷,宋陈旸撰,崇宁二年(1103)进呈宫廷。陈氏精于乐律,所撰《乐书》规模宏大,内容甚丰,涉及儒家经典中有关音乐之论述、律吕本义、乐器、歌舞、杂乐和各种礼仪等诸多内容,为我国音乐史上的重要著作。陈旸(1064-1128),字晋之,福建闽清人。宋绍圣元年(1094),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及第,授顺昌军节度推官。

(38)陈士可,陈毅(1873-)字士可,湖北黄陂人。陈氏精于边疆舆地之学,图籍收藏较多。

(39)“士可”二字原稿作重文符号,今予录出。

(40)《元经世大典》,880卷,元虞集、赵世延、欧阳玄等任总裁官,元至顺二年(1331)成书,三年上奏。全书分《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十类,是研究元代及蒙古社会的珍贵史料。原书失传,《永乐大典》中有载录。

(41)文廷式(1856-1904),江西萍乡人,字道希,号云阁(一作芸阁),晚号纯常子。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升侍读学士兼日讲起居注官。1899年内藤湖南第一次来华时,在上海结识文廷式,其后二人有较多的交往。

(42)“三年”原稿旁补于“出”、“成”二字右侧的空白处。

(43)《元秘史》,《元朝秘史》的简称,原名《蒙古秘史》,撰者不详,成书于13世纪中叶,是我国蒙古族最早用蒙文写成的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是研究蒙古族的历史源流、民族语言、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

(44)《元秘史山川地名考》,12卷,清施世杰撰。施氏参照《元经世大典图》、阮惟和《元秘史地理今释》等图籍,考定《元秘史》中山川地名疏误164条,是研究我国北方地理沿革的重要资料。施世杰,清末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卒年不详,光绪二十三年(1897)浙江乡试中举人。

(45)《元秘史李注补正》,15卷,清高宝铨撰。高氏研治《元朝秘史》多年,颇有所得,但李文田《元秘史注》先其出版。高氏遂将己著与李注相较,选其中与李注不合者,删李书之所详,存李书所未备,最后成书,名之曰《元秘史李注补正》。高宝铨,字子辛,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曾任嘉兴商会总理。高宝銮为高宝铨胞弟,罗氏谓《元秘史李注补正》出自高宝銮,盖出于一时疏忽。

(46)“銮”字先书有误,复于本行上端横向补书一“銮”字,以示补正,今据录文。

(47)《歌舞音乐略史》,日人小中村清矩(1821-1895)撰,分乾、坤2册,金玉出版社,1888年。

(48)内藤湖南:《禹域鸿爪后记》,详[]神田喜一郎、[]内藤乾吉编集:《内藤湖南全集》(6),第359-360页。

(49)内藤湖南:《禹域鸿爪后记》,第366页。

(50)内藤湖南:《元典章跋》,收录于《湖南文存》,详见[]神田喜一郎、[]内藤乾吉编集:《内藤湖南全集》(14),东京:筑摩书房,1976年,第130页。

(51)内藤湖南:《元典章跋》,第130页。

(52)内藤湖南:《禹域鸿爪后记》,第364-365页。

(53)内藤湖南:《游清杂信》,详见[]神田喜一郎、[]内藤乾吉编集:《内藤湖南全集》(4),第364页。

(54)文载[]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著,钱婉约、宋炎等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内藤湖南篇》,中华书局,2006年,第28页。

(55)罗振玉:《集蓼编》,见罗振玉《雪堂自述》,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页。

(56)[]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中央公论社,1972年,第121页。

(57)[]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第121页。

(58)本文所计之种数,由笔者据关西大学图书馆编《内藤文库リスト》(1-5)统计。该目录之编目以书名为单位编号,如清朱彝尊撰《经义考》300卷,其编号为“(143)”;若以册数计,则该书有64册。又如,明顾炎武撰《音学五书》编号为“(215)”;计以册数,则该书有16册。《内藤文库リスト》中此类一种书包含有多册的情况为数颇多。

 

(转引自《文献》()2016年第201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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