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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静:从外八庙的修建过程看清朝民族政策的演变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819 更新时间:2017-5-6
 

原文出处:《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6 年第 4期,第813页。

作者简介:邓静(1992),,河北邯郸人,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史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蒙古史。内蒙古师范大学,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00

摘要: 外八庙修建于清朝康乾盛世之时,伴随着清王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它在清王朝团结少数民族、巩固边疆稳定、捍卫国家统一等方面都挥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清廷实行宗教怀柔政策的具体载体,它被认为是清朝民族政策由发展到成熟的微型模体。本文就外八庙的修建过程与之相关联系,分别从外八庙修建背景的演变过程、涵盖对象的演变过程、建筑风格的演变过程等角度入手,对此问题展开相关探究分析,以期对研究有清一代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了解并发展承德地方文化产业有所稗益。

关键词:外八庙;修建背景;建筑风格;清代民族政策

外八庙泛指从康熙五十二年(1713)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清帝在避署山庄北部、东部的山坡、武烈河边修建的12座喇嘛寺庙。“根据《钦定理藩院则例》规定:只有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殊像寺、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等八处庙宇有定额喇嘛,享受国家铜奉,喇嘛印务处每月造铜银明细表,呈理藩院,从理藩院领取月银”[l]3。因八座寺庙又在古北口外,故俗称“口外八庙”,后来再简化称为“外八庙”。而本文着重探讨外八庙与清朝民族政策的关系,因此,与民族交往主题并无联系的庙宇暂不加入讨论。所以,本文“外八庙”的指代特别包括: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须弥福寿之庙等九所庙宇。

一、外八庙修建背景的演变过程

()康熙年间修建

自康熙五十二年(1713),康熙帝下令在热河建造了其历史上的第一座寺庙—“溥仁寺”,据《溥仁寺碑文)}记载“康熙五十二年,肤六旬诞辰。众蒙古部落,咸至阔廷,奉行朝贺,不谋同辞,具疏陈恳:愿建刹宇为肤祝鳌。肤……鉴其捆诚,重违所请。”[2]8。再加上来山庄祝寿的蒙古王公120余人敬献了20余万两白银,康熙帝用其中的十万两修建了溥仁寺,而剩余的白银又修建了溥善寺。至于为什么要建立在热河地区,康熙帝在碑文中解释,他认为热河处于内地与塞外交汇的地方,每年都要到这里暂住避暑,而这时各蒙古部落前来期见,瞻仰礼拜也将会十分方便。

溥仁寺和溥善寺整个修建过程,从修建背景来看,溥仁寺是在众蒙古部落的请求下,康熙帝“鉴其捆诚,重违所请”,选择了热河这个地区进行修建;从经费来源上来看,溥仁寺及溥善寺所用白银皆是蒙古王公敬献所出;从修建过程来看,康熙帝仍在考虑庙宇的修建是否“无关于耕种之荒地”,是否“陶璧于冶,取材于山”,是否“工用无输挽之劳,金钱无逾侈之费”。从整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康熙帝在修建这两座寺庙时的种种考虑,可能是因为“前无古人”,所以更加慎重,因此,可以说,溥仁寺和溥善寺能够成功修建,蒙古王公的推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一情况在乾隆年间有了变化。

()乾隆年间修建

乾隆在位60,考虑到论述的方便,以乾隆三十一年(1766)为界,此前的统称“乾隆前期”,以后的为“乾隆后期”。

1.乾隆前期

乾隆前期,共修建了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等四座庙宇。每座庙宇都有其特定的修建背景,就普宁寺而言,《普宁寺碑文》中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月,平定准噶尔。……昔我皇祖之定喀尔喀也,建汇宗寺于多伦诺尔,以一众志。式循旧章,建普宁寺于山庄之北麓”[3]70。而普佑寺,则是建于乾隆二十五年,起初是专门为普宁寺喇嘛学习而修建的扎仓,后来扩展到不仅囊括了外八庙所有的的喇嘛,而且包含了蒙古各部选送的喇嘛,学费由清政府承担。安远庙则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因“嗣是达什达瓦属人内徙,即次旅居,环匝山麓。越岁乙酉,复于迄左,仿伊犁固尔扎都纲建庙曰‘安远’”[4]88。乾隆三十一年(1766),又因“然自庙南延望锤峰,式恺式阂,厥壤犹隙。惟大蒙之俗,素崇黄教。将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缘初构而踵成之。且每岁山庄秋巡,内外扎萨克期光以来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都尔伯特,及左右哈萨克,东西布鲁特,亦宜有以遂其仰瞻”[4]8,遂建造了普乐寺。

从四所庙宇的修建过程,可以看到在每一次重大的平乱事件之后,乾隆都会下令通过建庙进行纪念庆祝,清廷对建庙这一行为,已经有了更为熟练的运用,一方面,是由于康熙皇帝已经做出了代表性前例,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修建庙宇对团结各民族的作用明显。这四座庙宇的修建,充分表现了乾隆对通过建造庙宇来联系团结各民族这一方式的认同。

2.乾隆后期

乾隆后期,主要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须弥福寿之庙等三座庙宇。乾隆三十六年(1771),“岁庚寅为肤六秩庆辰。辛卯,恭遇圣母皇太后八旬万寿。自旧隶蒙古喀尔喀、昔海王公台吉等,暨新附准部回城众蕃长,连转偕徕,肿欢祝暇。念所以昭褒答示惠怀者,前期咨将作营构斯庙”[5]101,在这样的背景下,下令建造了普陀宗乘之庙。乾隆三十七年(1772),一方面为了给皇太后庆祝80大寿,另一方面,为给各蒙古王公瞻礼,下令建造了广安寺。乾隆四十五年(1780),“今之建须弥福寿之庙于普陀宗乘之左冈者,则以班禅额尔德尼欲来期,而肖其所居,以资安禅……适值肤七旬初度之年,并为庆祝之举也”[6]25,由此建造了须弥福寿之庙。

在普陀宗乘之庙的碑文中,有这样一句“念所以昭褒答示惠怀者,前期咨将作营构斯庙”,这句话翻译为白文则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嘉奖和惠爱关怀,事先就和主管营建的官员商量建造这座寺庙”,“事先”二字,充分表明了乾隆皇帝对建庙一事的重视,这也是之所以将普陀宗乘之庙作为乾隆后期建庙之始的原因,包括后来的以祝寿之名再次进行了广安寺和须弥福寿之庙的修建,如果说在前期乾隆皇帝已经意识到了建庙的重要性,并将这一行为操作熟练,那么在这一阶段,乾隆皇帝所代表的清政府已经将建庙由利用内化为了一种自发的主动行为,将庙宇与团结各民族已经紧紧联系到了一起。

()由外八庙修建背景的演变看清代民族政策中宗教寺庙体系的开端

清朝作为继蒙古族之后第二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它的统治者在统治其他少数民族时,十分注意吸收借鉴历代封建王朝的经验教训,无论是在东北满族、内外喀尔喀蒙古、新疆天山南北路还是在西藏、甘青、西南地区,都实行了因地制宜的适合本地的民族政策,与历代相比,清代的民族政策无疑是多样的,不仅包括政治上的收纳,军事上的征服,还有宗教上的拉拢。

在外八庙修建之前,与满族交往最多的莫过于蒙古族,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已有对蒙古进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思想,而在入关后,这一思想也在整个清代起着指导作用,此外满族还制定实行了一系列针对蒙古族的民族政策,包括实行盟旗制度,推行满蒙联姻继而笼络蒙古王公,扶持利用黄教等。在具体扶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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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莉华,段钟嵘《避署山庄与外八庙碑刻诗文讲解》一书中{98,亦将其写作“檬”,都指西邵蒙古各族,

用黄教的措施中,又包括在库伦设置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在内蒙古地区设置章嘉呼图克图,以“宠佛以制其生”、“以佛制蒙”的民族宗教政策对蒙古进行分而治之等。这是外八庙修建之前,清代民族政策中宗教意味最明显的一部分,从政策中可以看出对藏传佛教的推崇利用思想已经初具规模,但是具体到宗教寺庙这一概念,此时仍未有所体现。

当然,在外八庙修建之前,也并不是没有通过寺庙修建来增进民族感情的先例,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兴师南侵,深入到漠南蒙古地区的乌珠穆沁部游牧地,康熙帝亲率大军北上,于乌兰布通与噶尔丹展开激战,致使噶尔丹丧失其所有的精锐力量,仓皇北遁。次年,康熙帝于多伦诺尔召集漠北喀尔喀三部与漠南内蒙古49旗蒙古封建主会盟,在这次会议上,南下归顺的漠北蒙古诸部向清帝奉表称臣,正式成为清朝的藩属。为了纪念这一事件,同时也为了尊重蒙古族的信仰,康熙帝特下令在多伦诺尔修建汇宗寺。但是自此之后,在汇宗寺的周围并没有后续的寺庙修建,汇宗寺也成为多伦诺尔仅有的一所由政府下令救建,通过提倡民族信仰维护民族团结的寺庙,却未实现具备一定规模,有完整群组的宗教寺庙体系建设。

而外八庙却实现了这一体系的开端,外八庙并非单一的一处建筑,它是由两代皇帝经历近70余年的时间不间断地,成系统地,有规模地修建的大型寺庙群,从而有实体地推崇利用藏传佛教进行民族教化,增进民族间感情,这包括在康熙年间,由蒙古王公大臣推动修建,方便蒙古各部瞻仰礼拜的溥仁寺和溥善寺;乾隆前期,在平定叛乱,民族回归的各个重大时刻而拥有纪念意义的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乾隆后期,为进一步促进民族交往,增进民族感情,以祝寿之名主动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和须弥福寿之庙等,这整个寺庙群背后所体现的是一项绵延不绝的通过寺庙修建,提倡黄教,联络民族情感的民族政策,所表现的是在这70余年,两位皇帝对同一项民族政策的认同,继承和坚持。作为民族政策实施的政治载体,它真正意义上开创了清代民族政策中宗教寺庙体系的开端。

二、外八庙涵盖对象的演变过程

外八庙每座庙宇的修建都与特定民族有着相关联系,按照外八庙修建的顺序,它所反映的民族关系也有所先后。

()漠南、漠北蒙古

在溥仁寺和溥善寺的修建背景中,我们谈到“众蒙古部落咸至阔廷,奉行朝贺,不谋同辞,具疏陈恳:愿建刹宇为肤祝鳌。”[2]80两座寺庙的修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蒙古王公的推动,这里的“众蒙古部落”的具体指代,仍需要根据时代背景进行甄别。

明末清初,蒙古分为三大部分:漠南蒙古、漠北蒙古、漠西蒙古。其中漠南蒙古在清入关前已臣属清政权,入关后更是成为清统一全国的同盟军,他们与清皇族世代通婚,关系较为密切。漠北蒙古的主体是喀尔喀蒙古,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廷助其抵制了准噶尔部的侵犯。第二年,康熙帝于多伦诺尔召集漠北喀尔喀三部与漠南内蒙古进行会盟,在这次会议上,南下归顺的漠北蒙古诸部向清帝奉表称臣,正式成为了清朝的藩属。而漠西蒙古,尤其是准噶尔部直至康熙末年,一直处于未完全臣服的状态,因此,在山庄期见清帝,并前来祝寿的“众蒙古部落”无疑是漠南和漠北蒙古,而溥仁寺和溥善寺的修建,不仅尊重了蒙古族各部的信仰,更进一步密切了漠南、漠北蒙古与清廷的关系。

()漠西蒙古

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在明末已分为和硕特部、准噶尔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息特部等四部,准噶尔部的噶尔丹在登上汗位之后,野心勃勃,极力扩充本部势力,与清廷也不断发生冲突。

普宁寺的修建正是乾隆二十年(1755),在平定准噶尔达瓦齐叛乱之后,乾隆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大宴厄鲁特四部的上层贵族,并封以爵位,为了纪念这次平叛胜利和这次盛会,尊重蒙古族的信仰,特下令修建普宁寺,从而使得“至是而内外一家,遐迩同风之言允符”[3]70

安远庙的修建则是为了准噶尔达什达瓦部,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起兵叛清,达什达瓦部不愿与之同流合污,在其首领的领导下,毅然率部众逃离叛乱中心,投归清政府,并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达承德,清廷对其极为优待,为了尊重其宗教信仰,“盖以绥靖荒服,柔怀远人”[5]97,下令修建了安远庙以慰其远离家乡。

此外,还有后来修建的普陀宗成之庙,作为土尔息特部进贡朝贺之所,与普宁寺、安远庙一起都反映着与漠西民族关系的密切。

()新疆其他民族

乾隆二十四年(1759),天山南麓大小和卓的分裂势力被平定,一方面为纪念天山南北的统一,另一方面为给每年前来承德期见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等首领提供瞻礼、居住场所,使得“兴其肃恭,稗满所欲,无二心焉”[4]88,从而修建了普乐寺。这也是首次外八庙的修建同天山以南的新疆民族建立联系。

()藏族

18世纪70年代英国占领印度之后,一直图谋向西藏渗透其势力,乾隆三十九年(1774),英国殖民主义者要求和西藏订立商约,六世班禅予以坚决拒绝,但是英国分裂分子从中作祟,制造西藏地区分裂矛盾,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六世班禅主动要求入期朝贺乾隆帝70大寿,借此机会与乾隆帝商谈保藏大计,乾隆帝为此尤为重视,特修建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禅在承德期间的居住之所。也因此外八庙的意义与藏族有了联系。

()由外八庙涵盖对象的演变看清代民族政策实施范围的扩大

清代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发展的重要时期,与前代相比,清代对各个少数民族的统辖范围更为扩大,统治更为深入,周边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也较前代显著加强,边疆统治更为巩固,从而奠定了强盛清帝国的大一统版图,这一局面的形成是在康乾盛世,而在同一时期修建完成的外八庙也恰恰见证了这一过程。

满族统治中国,除了要妥善处理好与汉族的民族矛盾之外,同时面临着统治周边各少数民族的重要任务。而满族在入关前,正如我们前文所谈到,与各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交往,严格来说,仅限于漠南蒙古的臣服,以及与西藏达赖的互通信使。入关后清朝建立到修建外八庙之前,相继有顺治帝对七世达赖的招徕,康熙初年对西南民族实行改土归流的雏形措施,以及漠北喀尔喀蒙古的正式归附,而这之后的相关民族与清廷交往历程,包括:乾隆十年(1745),杜尔伯特三策凌的回归;乾隆二十年(1755)伊犁之战,平定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准噶尔部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乾隆二十四年(1759),平定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以及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息特部的回归;乾隆四十五年(1780),清廷与西藏交往进一步密切,西藏班禅“不因招致而出于喇嘛之自愿”[7]234来京等,这几乎涵盖了乾隆年间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全部政治交往历程,都在外八庙的修建过程中有所体现,具体看来,有反映与漠南漠北蒙古交往的溥仁寺,反映与漠西蒙古准噶尔部交往的普宁寺,反映与回部交往的普乐寺,以及反映与藏族交往的须弥福寿之庙等等。

避暑山庄作为皇帝的夏宫,清政府的陪都,每年少数民族的前来朝期代表的是对这个政权的认可和臣服,外八庙作为接待各少数民族的场所,它分别见证了漠西蒙古的第一次朝期,回部民族的第一次朝期,西藏班禅的第一次主动朝期,作为清廷实施民族政策的政治载体,它的修建过程是与清廷对少数民族整个统治的逐渐加强相伴随的。在清廷与这些民族交往的先后顺序上,以及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上,外八庙的修建都是与之契合的。作为清朝民族关系交往的缩影,外八庙所表现的是臣服清廷的边疆民族的增多,清廷民族政策实施对象的扩大,它体现了在康乾盛世,随着康乾两位皇帝的努力,清朝对边疆少数民族统辖范围的扩大和统治的不断深入。

三、外八庙修建风格的演变过程

()康熙年间以汉式风格为主

康熙年间,共修建了溥仁寺和溥善寺两座寺庙,在修建风格上,溥仁寺平面呈长方形,寺内建筑沿南北中轴线对称布设,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着山门、钟鼓楼、天王殿、东西配殿、慈云普荫殿、宝相长新殿等建筑,整体呈“伽蓝七堂”式布局,属于典型的汉式布局。

“溥善寺形制大体与溥仁寺相同,不同的是正殿北面依山势造佛楼七间,同时在每进建筑之间都以腰墙隔断,形成从山门以后是四进三合院形式”[8]109,在风格归属上,也属于汉式风格的布局。

()乾隆前期以汉藏结合式风格为主

正如我们上文所谈到,这里的乾隆前期并不具备的明确时间观点和立场的意义,仅为叙述方便对庙宇进行归类而进行的大体划分。乾隆前期修建的庙宇分别有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等。

乾隆二十年(1755),下令修建普宁寺,并“依西藏三摩耶庙之式”,但在实际样式中,普宁寺仅后半部分按照藏传佛教密宗“曼陀罗”建造,属于藏式建筑,其前半部分是两进的四合院式布局,属于汉式传统的“伽蓝七堂”式建筑,整体属于典型的汉藏结合式风格。普佑寺属于普宁寺的附属寺庙,布局新颖,颇具蒙古风格,但是整体上,仍属于汉式建筑。

安远庙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为迁居到承德的漠西厄鲁特蒙古达什达瓦部修建,仿造其原居住地伊犁河北岸的固尔扎庙而建,在建筑风格上,融合了藏式、汉式双重建筑元素,属于汉藏结合式风格。普乐寺修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是在章嘉国师的建议下制定的庙宇样式,整体布局是外八庙中布局最为规整的寺庙,“前半部分是汉式伽蓝七堂式布局,建有山门、钟楼、鼓楼、天王殿、胜因殿、慧力殿和宗印殿,后半部分是巨大的阇城”[9]128,也属于典型的汉藏结合式风格建筑。

()乾隆后期以藏式风格为主

乾隆后期修建的庙宇主要有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和须弥福寿之庙等。

普陀宗乘之庙是外八庙中建造时间最长的一座庙,修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仿西藏”,整体建筑仿照西藏布达拉宫建造,在仿建中,不追求尺度的相同,而是突出其神韵和气势,原则上有舍有取,仿中有创,尤其突出了其主体建筑大红台的高大雄伟,属于完全的藏式风格建筑。

广安寺修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它的寺庙建制比较简洁,建筑风格与普陀宗乘之庙相同,为藏式碉房外型,绝少汉式形象。

须弥福寿之庙修建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是乾隆为迎接六世班禅而仿造其在日喀则居住的扎什伦布寺的形制修建的,所以又称班禅行宫,它是一组具有典型藏式风格的寺庙群,属于藏式风格建筑。

()由外八庙修建风格的演变看清代民族政策实施载体的深入

民族政策实施载体并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在这里的具体指代或者可以理解为民族政策实施的承载物,谈到深入,或者更可以理解为这种作为实体的承载物本身的层次变化。

外八庙作为清廷借以推崇藏传佛教而拉拢其他民族的政治载体,它是具体的,实际存在的实物,藏传佛教的信仰是承载在藏式庙宇中的,乾隆帝也曾说过,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就可以看出庙宇修建对藏传佛教的意义,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意义。

而外八庙修建的庙宇却并不都是藏式庙宇,它是有一定的过程演变的,从上述外八庙的修建风格的介绍,可以归纳出汉式一汉藏结合式一藏式风格这样的大致脉络。正如我们上文所谈到的,在最开始的庙宇修建中,例如溥仁寺和溥善寺,甚至是完全汉式风格的建筑,清朝皇帝很早就懂得利用藏传佛教,“因俗而治”[10]360,但是这在并未同样信仰藏传佛教的中原推行是有条件和限制的,试想在享陪都之称被称为第二个统治中心的热河地区修建的第一座庙宇便是完全藏式的建筑,这无论是从中原宗主的尊严考虑,还是人群的心理接受考虑,似乎都是不可行的。同时我们仍可联系到两座寺庙的建立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蒙古王公的推动,康熙皇帝的接受提议也同样带着“保留”。

这种情况在乾隆年间有了新变化,随着清朝民族交往历程的发展,交往民族的增多,用建立庙宇来巩固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行为,乾隆皇帝在前期为了纪念平定叛乱,民族回归等相继主动建议建立了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等四座寺庙,从康熙处继承的“宗教怀柔”政策运用的越发熟练,同时这时期的庙宇建筑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以“汉式”为主的风格转变为以“汉藏结合式”风格为主,这代表着在乾隆前期的庙宇修建中,已经吸收了很多藏式佛寺的特点,这无疑是对推崇和利用藏传佛教这项民族政策的深化运用,是对庙宇这一政策实施载体层次上的深入利用。

而到了乾隆后期,以祝寿之名修建的普陀宗乘之庙、广安寺和须弥福寿之庙,则都发展为了“藏式”风格的建筑,完全在主体上引用“藏式”风格,不加或加入极少的“汉式”建筑元素,这一变化是随着乾隆皇帝修建庙宇主动性的加强而形成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乾隆皇帝对“宗教怀柔”政策的大胆发挥,将对庙宇这一民族政策实施载体层次上的利用深度推入到新的境界,将对清代民族政策的贯彻程度推入到新的境界。

四、结论

外八庙作为清代民族政策的政治载体,上文中我们分别从外八庙的修建背景、涵盖对象以及修建风格的演变过程进行了相关探讨分析,从外八庙的修建背景演变过程来看,由康熙到乾隆时期,清廷统治者对建庙的主动性在不断地加强,这反映出其对建庙团结民族这一作用的肯定,同时也进一步推动了庙宇的规模建设,统治者这种有意识、成体系的利用修建寺庙来贯彻民族政策的行为,从而打开了清朝民族政策中宗教寺庙体系的开端;从外八庙的涵盖对象演变过程来看,外八庙的修建历程同清代大背景下的民族交往历程是契合的,每座庙宇都有其相应的联系对象,随着庙宇数量的增多,反映着清朝归附民族在数量上的增多,地域上的增广,民族政策实施范围的扩大;从外八庙的建筑风格演变来看,清朝统治者在伴随着建庙主动性增强的同时,对庙宇的建设程度也在相应提高,这一演变继而反映出清代民族政策的实施载体进一步的深化。综上所述,外八庙的整个修建过程,深刻反映出了清代民族政策也在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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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齐敬之.避署山庄和外八庙碑文选注[J].承德师专学报,19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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