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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基督教的实践形态:嵌入与疏离①——以关中地区南村基督教会历史变迁为例
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6期 作者:王思明 田雄 点击数:301 更新时间:2016-9-20

“基督教”作为一种异域文化却在广大中国农村让农民“聚而为教,集而为会”。目前,对乡村基督教的研究多以地域性研究为主,因而呈现出某种“碎片化”的现状。在陕西关中地区,就基督教种类而言,有“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指导的基督教,还有如“三赎基督”、“东方闪电”等各种邪教。除此之外,还有近年从建制基督教分化出的家庭教会②。在此背景下,从2004年到20082月份,笔者采用实地观察、重点访谈等研究方式,对关中地区Y县南村基督教会的历史演变进行了个案研究。本文重点探讨的是:基督教所发挥的社会功能以何种机制实现了逐步扩展的目的?从其历史演变和当前实践形态分析,基督教与国家呈现出何种关系?本文试图在个案研究扩展的基础上,寻求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结论。

一、南村基督教会的源起

基督教传入陕西省已是光绪二年(1876)。这一年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的鲍康宁(F.W.Baller)与金辅仁(George King)自汉口出发,进入陕西境内。这一事件被基督教会认为是陕西开教之始[1]。光绪十四年(1888)内地会所属的瑞华会(Swedish Mission in China)才从山西境内进入相邻的关中地区同州府大荔县。后来由于关中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极端贫困,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缺乏社会保障、救济和心理安慰,生活单调、沉闷,缺少必要的娱乐活动,因此,农民入教后,“吃教”、“依教”、“靠教”,基督教在关中自然而然地蓬勃发展起来。光绪十五年(1893),北美瑞挪会首先在西安建立总堂,民国元年(1912)Y县建堂[2]

笔者进行实地调查的南村基督教会也正是上述历史发展的产物。因为没有与其发展相关的纸质档案,笔者只能通过访谈对象口述的方式,追寻南村基督教历史演变过程。

LC:早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村子里最早信教的就是我的叔叔(按照辈分村里其他人称其为六爷),他年轻的时候有两个儿子,但在后来不到七个月时间内都先后得病夭折。受到打击的他开始跟他的舅舅信神。后来其他孩子健康成长,就更坚定了他信神的信心。当时也就不到十个人在他家里聚会,一起祷告,仪式比较简单。我当时经常见到别人祷告、礼拜,我心里就喜欢了,至今快40年了。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禁止信基督教,好多成员都是偷偷地聚会。”改革开放以后,1982年,中共中央的宗教政策发生了转变③,为宗教正名,重新恢复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南村基督教会教徒数量开始增加,六爷购买了南村的一孔窑洞作为教会固定的聚会点。1995年,一直负责教会的六爷去世,临终前把教会的重任托付给LCBKHN三人负责。此时正值村里的小学搬迁,信徒于是集资约三千元从村委会购买了原来的校舍,并又由信徒捐款三万元左右重新修葺了教堂。教堂大概有120平方米左右,能容纳近200人。同时他们还添置了两间偏房和锅灶等。至此,南村基督教会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而南村正位于Q(XY)LY(隶属于BJ)Y县交界处。其影响力越来越大,成员数量在500人左右,遍及周边近20个村子。其成员主要以3070岁的中老年妇女为主,男性成员在10名左右。

2000年,经Y县宗教事务局颁发证书,南村基督教会聚会点以国家给予的文本方式合法化。

二、乡村基督教的身份转换与权力认同

在南村基督教会中,农民加入基督教会并没有严格的洗礼等宗教仪式,同时,许多农民进入教会后,也并非是严格遵循基督教规非常虔诚地参加礼拜或其他活动。根据笔者观察,许多信教妇女都会在农闲时节自由选择出外打工,有些甚至还是教会的核心成员——同工④。责任心强、认真的教徒也会有同样的行动。大概在2003年之前,南村基督教会的活动一直由Y县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基督教教务委员会的WY主任具体指导,而他同时兼任县政协委员,其主任的体制身份则是教会和国家关系的衔接和体现。至今WY主任却几乎再也没有到南村教会来视察。

笔者:你们现在为何不再与县基督教会联系了?

BK:WY来到这里后,要吃要喝,逢年过节还需要给送礼。当时修建教堂时,WY没有给这里一分钱。反而在这里给教徒合影之后拿到南京讨要到经费8万元。这个人作风有问题。

XQ:WY到教会来后,一般都是他指定的人给他做饭,还指定人跟他坐在一起吃饭。如果有其他教徒在他之前吃饭,他就会很生气。在教会住宿的时候,还要人服侍他。每次聚会结束之后,教会里剩下没有用完的东西,他都会让其他人给他准备好带回家。BK每次让我帮忙做饭,所以一些事情我很清楚。

LC:WY平时来这里,你要给人家吃好喝好。现在来的X牧师就很好,经常自己掏腰包给一些生活困难的教徒钱物。人也很随和,不是那么讲究。

从中可以看到,WY身份更多的是代表国家体制的一部分,是实现国家与南村基督教组织之间互动的主要中介和纽带。但由于个人行为问题而使国家和南村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信徒也开始对他有所排斥。此时,XX牧师开始进入了基督教并逐渐对它形成指导性的作用。据南村信徒说,她是西安的一名退休工人,其具体活动地点在河南省。目前教会与外界交流主要由XX牧师联系,二三十岁的年轻信徒一般都亲切地称她为肖姨。但XX牧师具体身份究竟是什么,许多普通信徒目前无从所知。这种前后的变化最终的客观后果又是如何?

笔者:XX牧师怎么会到南村基督教来?

XQ:当教会的人对WY牧师越来越有意见时,HN的舅婆在西安认识XX牧师,就把XX牧师介绍给教会负责人HN

笔者:XX牧师来了以后教会管理有无变化?

LC:原来教会的经费主要由教徒捐献,内部设出纳和会计。每次经费支出都有发票,并且在捐款之后都会当场点清是多少。以前较大聚会活动时,县政协、统战部和公安局都会派工作人员来。现在没有出纳和会计,XX牧师来后这都取消并重新指定了哪些人是同工。我负责了几十年却连同工都不是。当然现在也不知道钱是如何花费的,而我当时经手的账单现在都保存着。

XQ:教会原来捐钱都放在一个木箱子里面,现在是用一个塑料袋一装,然后就由BKHN两个人管理。其他人也不知道到底是如何花费的。

笔者:你们平时的捐款是如何花费并监督的?

BK:平时我们从不乱花一分钱。因为神在我们的心中,他时时启示并引导着我们。

笔者:原来你们信的基督教和现在你们信的有什么不同?

XQ:XX牧师来后,说我们信的是假神,拜的是偶像,而不是真神,不是耶稣基督。当时,在教会里面讲道的时候,其他负责教会的人都会高高在上地坐在讲台上面向其他普通信徒。XX说这样是不对的,在教会里面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大家都是平等的。现在也就没有主任、出纳和会计等,这些都是世俗的。现在只有知事、同工和普通信徒之分。

LC:“爱国、爱人、爱神”应该是统一的,都要爱。现在是只提倡“爱教”。按道理说,基督教无论如何都是国家里的一部分,所有的活动都要和国家政策相一致。当我给同工建议时,让人家BKHN把我批评了一顿。

BA:好多人问我加入基督教几年了。其实这个教会不能救人。惟有这个教会的基督耶稣能救你。我妈妈加入“三自”教会十几年了,啥都不会。“三自”教会中第一爱国,第二爱神,拜的是宗教和政权,拜的是偶像。家庭教会中第一爱神,第二爱国,第三爱人,拜的是耶稣基督。只有这样的爱才是圣洁的、纯正的,才能带来国泰民安。

外边的人来给我讲明白,她就是XX姊妹。原来是基督教,他听国外的宣教师讲明白了真理。“教”不能让你得救和得永生,只有神在我们心中。你们刚才问我信教多少年了,其实,我现在信的是家庭教会,信的是神,不是“教”⑤。

在南村基督教的普通信徒中,能够与BA等信徒的认识达到同样层次的并不多。但是BA是基督教的同工之一,他们处于教会的领导人角色。她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到原来的“三自”基督教会和现在的家庭教会的主要区别,即把“神的权力”置于“世俗权力”之上。这种认识显然并不是她们自觉认识到的,而是在XX牧师到来之后,对WY牧师所代表的国家身份象征有所怀疑和抵制,这才是南村基督教的价值取向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原因,最终导致南村基督教处于“非主流、边缘性的地位”[3],与国家基层代表呈现出疏离态势。WY主任的个人行为只是南村基督教脱离其工作指导关系的诱因而已。

三、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扩展机制

查尔斯·Y·格洛克提到了教派的出现与五种“匮乏”相关,即经济匮乏、社会匮乏、机体匮乏、伦理匮乏和心理匮乏[4]128-130。从基督教在关中传播的历史过程并结合其他学者研究结论来看,与查尔斯的观点有着较多的相同点[5]。在南村及更多区域的村庄,大部分农民闲暇时除了看电视之外,就是打麻将和玩纸牌,妇女在类似的赌博活动中极少参与。农民在久病不愈、又无钱治病的情况下,便参加基督教,希望寻求平安健康。还有一部分则是丧偶或留守在家的妇女。在南村,单一的农业种植结构和外向而分散的经济收入方式使得农民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相互协作和相互需要也不是很强烈。正如杜尔克姆认为,乡村社会是一个机械团结的社会,它由许多相似的同质环节构成,外来因素最容易侵入[6]139-142。由于农民生活单调、就医条件差等原因,农民的实际需求是多种多样。因此,在乡村社会基督教对农民除了具有精神慰藉、道德教化等功能之外,还有如下功能:

闲暇娱乐。信徒除了每周日在南村教堂聚会一次,一般在自己家也进行。如唱赞美诗,讲圣经和共同祷告。在圣诞、春节,信徒看碟片,学习舞蹈和表演节目。

社会互动。自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市场经济侵入乡村社会,农民之间原有的“差序格局”趋于“理性化”[7]。因此,信神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他们的生活圈子,促进了农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

文化传播。笔者在2004年随机访谈的25人中,有16人原来都是文盲,自从信神后他们主要以《圣经》和《迦南诗选》为读物,汉字的重复率高以及学习时间比较长,认识并会书写很多汉字。

改造传统文化:南村教会负责人HN共有姐妹四人和一个弟弟,他们都相继信神。2006年他们的父亲去世,他们按照基督教的规矩,决定不为父亲摔纸盆,也不叫乐人,完全不同于农村中其他老人去世的送葬方式⑥。事后,周围村子的大部分农民认为:“这简直就是亏先人,丢先人的脸。”除此之外,过年时节教徒家里还不允许放烟花爆竹,认为这样会“招鬼”。这些都不同于关中乡村传统的风俗习惯。

2007年初,以南村作为基督教固定场所的活动中心,已扩展到附近的六个行政村,每个村庄都设有聚会点,包括BZ村、Y村、YZ村、FT村、GJ镇所在地和GX(属于BJLY)。其中,Y村和GJ聚会点已建有专门的教堂。BZ村聚会点负责人是南村基督教会负责人HN的亲弟弟,YZ村聚会点负责人的女儿是南村教会的同工。同时,教会成员数量增加的最主要的渠道还是通过家庭成员内部的影响,其次是亲戚关系,最后才是邻里关系。在南村基督教会中,母女同时信教的有20多个,姊妹共同信教的也有30多个。即血缘和姻缘的网络关系构成了基督教文化的网络基础。在教会扩展的过程中,再次印证了血缘和姻缘关系的网络作用。农民信徒所在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属性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8]26-30。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乡土社会的属性相互融合在一起,对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

四、“准自治”的日常运作与实践形态

近代基督教最初作为异域文化,在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得到立足和扩散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其逐渐与乡土社会文化相互融合和发生嬗变的过程。如前所述,最初受国家基层代表直接或间接干预的基督教,现在逐渐演变为具有自主活动空间的家庭教会。如何理解南村基督教会的实践形态,需要从它日常运作的过程去理解和分析。

(一)日常聚会的活动仪式

1.集体学唱赞美诗。每周日做礼拜,信徒并非是每次都来、每次都按时到。一般在农闲时期参加的人数较多,平时信徒人数都在7080人之间。初到时,信徒全部站立,齐声歌唱赞美诗,并且边鼓掌边歌唱。节奏匀称,富有旋律。以农民为主体的信徒在乡村社会日常生活场景中以并不多见的整齐而有序的活动出现。每个信徒逐渐被融入到融洽、和谐而欢快的氛围之中。

赞美诗之后由某个同工随机带领其他信徒集体祷告,由教会中的某位同工吟诵祷告词。

2.讲道:做见证。讲道是礼拜的第二个主要环节。由同工中的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熟悉《圣经》而且口才较好的信徒为大家讲道。据笔者观察,其中一位讲道的信徒,她只读到小学五年级。在讲道过程中,讲道的信徒时而用打比方、举例子,或用排比、反问句的方式。最引起信徒认同的就是“做见证”,即举世俗生活中得到神的作用的事例。每讲完一个实例后,其他信徒纷纷惊叹。

3.祷告:为“罪人”祈福。这时各位信徒双目紧闭,各自祷告。有的则是双膝跪地,泪流满面,希望得到神的启示或惩罚自己的罪过。

4.同工会。12点左右礼拜结束,最后往往是教会的同工留下,集体讨论教会最近的事务如何处理安排,需要去哪个村子或哪个近来遭受不幸的姊妹家去聚会祷告。其实,在此之前,已经由HN等知事决定,开会只是宣布结果而已。例如每年暑期,HN等人指定同工成员中的个别姊妹去西安一些教会进行交流和学习等事宜。

(二)大型聚会的统筹安排

南村基督教会每年聚会两次,分别是在公历7月份和元宵节前后,每次都是三天左右。主要内容是邀请外地来的信徒为所有的信徒讲道。这些信徒的交通费用由南村基督教会承担。一般在这几天,附近其它聚会点的信徒都会前来。还有组织信徒学习舞蹈、观看碟片和表演节目。基督教会拥有自己的29时彩电和碟机。这些碟片都是在西安学习交流时获得的,如《出埃及》、《阮志明》和《科学与宗教》等。

2008年元宵节,南村基督教邀请到JY县信徒、大约有15名组成的乐队前来表演节目⑦。这些节目都是根据《圣经》和《迦南诗选》改编而成,有舞蹈、独唱和快板,形式多样,内容通俗易懂。尽管大雪融化后道路泥泞,然而附近村落没有信神的农民也纷纷前来观看“热闹”。其中有步履蹒跚、白发如雪的80岁的老人,有怀抱婴儿的少妇和年轻男子,还有数个村的村支书、村主任和村民组长。

在聚会时候,需要解决来自远处的信徒的食宿等生活问题。于是,教会有专人负责做饭、拉水⑧。柴、米、油、盐、面粉、蔬菜、肉和鸡蛋一般都是由信徒自觉从自己家里带来、少部分则通过市场购买的方式解决。住宿问题则由教会负责人安排各位“兄弟姊妹”在南村本村信徒家里居住。在这段时期的花费,除了平时集资外,还有Y县其他乡镇前来交流的信徒捐助50元或100元不等。

在此过程中,国家基层代表以“不支持,不反对”的默许状态让基督教在一定范围正常活动。根据教会负责人HN等信徒反映,“以前聚会时还有统战部、民政局和三自爱国委员会的人来视察,现在基本不来了。”GJ镇党委副书记认为:“农村基督教信徒的特征是三多,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而且其活动通俗易懂,老少皆宜,以娱乐为主,所以不用担心农村基督教会的负面影响。”⑨主管宗教的民政局把Y县的宗教分布情况认定为“西佛东教”。其实,笔者长期调研获知,在Y县西部只有一个佛教,而基督教则在东部和西部都有广泛分布。Y县基督教会和民政局共同制定了信息员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了解和掌握基层宗教开展活动情况”⑩,并规定每个信息员每月必须上报两次情况。对于南村从基督教会转变为家庭教会并没有给予相关的制约或惩罚措施。

南村基督教的外在环境越来越宽松,逐渐形成了一个自主性的活动空间。只要它继续在农村为农民的需求发挥着精神寄托和安慰、闲暇时间娱乐和社会交流互动的功能,它仍将呈现出向四周蔓延和扩展的趋势。南村基督教会向家庭教会扩散的过程表明,他们积极寻求与外界联系,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治性”和“自组织能力”,其社会基础便是乡村社会中农民信徒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在南村及更多的村庄借助上述网络关系扩展,并具有初级的组织形态,贯穿其中最大的现实情况就是:南村基督教信徒形成并发展于农村,信徒的第一身份是农民,其次才是基督徒的身份。

范丽珠曾经在河北和陕西等地的人类学调查表明,“在乡村普遍存在的民间信仰活动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性公益活动治理的功能”[9]。南村基督教会由内部成员和外来的信徒共同建立,国家基层代表也很少干预。虽然具有初步的“自治性”色彩,但是信徒的行为也只在教会的范围之内,并没有进入更宽广的乡村公共领域。信徒在教会内能够“积极慷慨捐款”,作为农民,在教会之外的村庄集体事务中,却难以见到类似的行为。师高宁对基督教会社会服务范围的研究也有着同样的观点。所以说,南村基督教信徒的思维逻辑、行动逻辑和农民身份行动逻辑并非一致,这种矛盾的根源还在于信徒的农民属性。

五、结论与探讨

本文对关中地区南村基督教的起源,及其转变为家庭教会的变迁过程进行了考察。虽然因为个案研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难以推论更大范围的乡村基督教的实践形态,但是从本文初步的研究结果不难看出,农民参加基督教会,其原因还在于当前农村中广大农民有着文化、娱乐、教育和心理慰藉等多重需要,而由于基层国家政权的服务理念、服务能力等因素的制约,依靠正式制度和组织难以满足农民的复杂而多样化的需求。农民生存的社会空间和心理需求空间有限,当为他们提供服务的主体缺失时,基督教恰恰能够以其自身的社会功能填补。之后,基督教利用乡村社会中农民信徒的地缘和血缘关系,形成了一定的自组织能力和自治能力,进一步得到传播和扩张。而在此过程中,因为农民将自身身份认同为家庭教会成员的身份,在国家基层代表“不支持,不反对”的默认态度下,家庭教会与国家基层代表之间几乎不再发生直接关系。

无论是最初的国家指导下的基督教还是转变后的家庭教会,其基本的社会功能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为满足农民的多重需要,它以宗教具有的社会功能嵌入于国家在农村各种制度作用之中。嵌入则是因为国家与基督教的根本性质不同,社会分工及其发挥的社会功能也不同,而它所发挥的积极性社会功能显然是和国家当前在乡村提供的文化、教育和医疗等公共产品供给短缺有关。因此,这种嵌入就带有基督教自身的主动性。而在基督教信徒对政权认同转化为对神权认同的过程中,其本身具有的消极性不仅没有受到基层国家权力的干预和管制,反而受到了它的一定程度的默许。从此可以看出,功能的嵌入与规范的疏离共同构成了当前乡村基督教的实践形态。

尽管基督教具有积极的社会功能,但也有着强烈的保守性与排他性。“可以为耶稣捐奉献金,但是不会为村集体搞公共事务捐款,因为那是世俗的事情。”显然,乡村基督教的积极作用也仅仅局限在有限范围之内,并不能发挥更大的社会服务作用。信徒的这种思维和行为逻辑又反映了自身身份认同,即“农民”与“基督徒”的分离性和模糊性混合存在的事实。同时,由于乡村信徒的自身特征,基督教处于边缘性的非主流的社会地位的根本原因,因而也就注定了基督教在转化为“家庭教会”之后,国家能够容忍和默认这种“疏离”状态的存在。仍然从“农民信徒”的混合身份出发,他们虽然具有初步的“自组织”和“自治”色彩,但还不可能发育为现代公民社会中的中坚力量。

“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是我们党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宗教工作的成功经验做出的科学论断,是我国宗教发展的正确方向。”[10]在基督教当前的实践形态中,国家如果不能通过正式制度为农村发展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基督教扩散的趋势仍会继续。因此,在新农村建设的制度保证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诉求之下,国家与基督教应以平等竞争的姿态,积极承担起广大农民的物质和文化需求的责任,构建有利于现代公民社会萌芽和成长的制度环境,以制度的完善去包容社会的良性发展。



注释:

①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对地名和人名作了处理,文责自负。

②建制基督教是指经过政府部门正式批准的基督教活动场所。而家庭教会则是基督信徒自己设立聚会点,还没有取得合法性。

③参见:1982年中共中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

④同工:与上帝同样做工的基督徒,一般是指更为虔诚、忠实的信徒。

⑤根据笔者观察,受访者居住的房子大约有近50平方米,房子里面有二三十个小凳子。据他们讲,这些都是为聚会的信徒而准备的。每周三、周五晚上附近村子有二三十个人到受访者家里来一起祷告,做礼拜。

⑥摔纸盆是关中地区埋葬老人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仪式。一般都由老人的儿子或其他继承人来把盛有烧成灰的纸钱在送葬的十字路口从自己的头顶上摔下去。乐人是指为逝者吹唢呐等奏乐的人。

20082月份邀请到J县的信徒组成乐队表演之后,南村教会决定组建自己的乐队。根据成员报名分派角色,然后派人前往西安购买乐器,目前正在排练之中。

⑧据笔者调查时,教会当时还没有通自来水,需要靠人力从附近村落拉水。

200794日,访GJ镇乡党委副书记。

⑩参见:Y县基督教信息员制度建设情况。




 参考文献:

  [1]张晓虹.晚清至民国时期陕西基督教宣教区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4).

[2]王欣瑞.近代基督教传入陕西及陕西农民入教原因探析[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

[3]高师宁.从实证研究看基督教与当代中国社会[J].浙江学刊,2006(4).

[4]罗纳德·L·约翰斯通.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5]姚力.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发展的原因探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3).

[6]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

[7]杨善华,侯红蕊.血缘、姻缘、亲情与利益[J].宁夏社会科学,1999(6).

[8]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范丽珠.公益活动与中国乡村社会资源[J].社会,2006(5).

[10]黄铸.中国共产党宗教理论和政策的历史考察[N].人民日报,2003-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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