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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刚老师作客历史学院,讲述“事实与解释:历史知识的边界”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727 更新时间:2017-6-13

201768日下午14:00,受中国人民大学“史学前沿”讲座邀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彭刚教授为在场师生带来一场题为“事实与解释:历史知识的边界”的讲座,该讲座由夏明方教授主持。

本场讲座的内容来自于彭老师最近完成的一篇长篇论文,他从中选取两个重要问题展开讨论。一是“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能够进入历史解释”,另一个问题是“历史解释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关于第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历史事实能够进入历史解释”,彭老师谈到,历史解释的特性之一是选择性。面对浩如烟海、历史学家皓首穷经也无法完全处理的史料,哪一些史料会被历史学家选取进入自己的视野并被用于形成历史解释的图景呢?此处,他举出以下三例加以说明,一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的“世界历史性”概念的问题,二是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时采取“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的选取标准,三是杜维运所言,历史事实是“历史学家选择事实的能力”,历史学家须区分历史事实是否有无意义。至于如何界定史料是否有意义,彭老师给出的答案是史料的“相关性”与“重要性”。他认为史料的相关性依据所要考察的问题而变化。比如,卡尔(E.H.Carr)在《历史是什么》(1961年)一书中所论述的,“正是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理由来决定凯撒渡过那条小河卢比孔是一个历史事件,而在此前后,成百万的其他人渡过这条河,却丝毫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兴趣。”然而,30年之后,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在《捍卫历史》(1999年)一书中同样以凯撒渡过卢比孔河为例说明,如果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交通和物资交流方式的变化的话,那么凯撒之前和之后的无数人渡过卢比孔河的行为就变得有意义了。可见,历史事实本身并没有内在的相关与不相干的区别。至于“重要性”,则依据研究视角而异,同时还受到史学和史家的价值观的影响。比如,在自下而上的史学思潮兴起的背景下,史家将关注点转向普通民众的历史,关注普通民众的所思所想、日常生活。至于历史事实有无内在的重要性,这取决于如何界定重要性,受金兹堡(Carlo Ginzburg)论述的启发,彭老师提出应区分历史的重要性和历史学上的重要性。此处,他以马丁·路德和马丁·盖尔各自代表历史的重要性和历史学上的重要性加以说明。马丁·路德和马丁·盖尔对后来人类生活面貌的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影响所及的地域的广狭和时间长短无疑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具有不同的历史重要性。但是,不能由此否定“马丁·盖尔”们具有历史学上的重要性。比如,就《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以及《梦醒子》这三部微观史代表作的写作对象而言,虽然马丁·盖尔、梅若丘、刘大鹏只是其所生活年代的小人物,并不具备历史的重要性,但他们却是了解特定历史过程中的某一片段的绝佳的切入点,能够与更宏大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经过历史学家生花妙笔的呈现,就具有了历史学上的重要性。综上,历史学家要纳入自身的历史解释的,总是在他看来重要的、有意义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并非没有自身内在的重要性,但其重要性也绝非一成不变,而总是随着史学和史家关照的问题的变化、价值观的转换而发生变化和转换的。未必具备历史的重要性的历史事实,却完全可能具备史学上的重要性,从而在历史解释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历史解释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彭老师首先提醒在场各位同学反思一个既有结论,即史家能够对历史事实取得一致看法,但是不同人作出的历史解释则有巨大分别,从而形成不同的立场。他以拉美左派作家加莱亚诺(Eduardo Galeano)在《镜子》一书中对第一位同时看到太平洋和大西洋的人为欧洲白种人的质疑为例,说明事实上很难有简单的、单纯的、清白无辜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都是从特定视角出发来描述的事实,已包含了解释的因素在内。由此进一步指出历史事实的层次性,例如老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52 1883)提出“工业革命”的概念、中国和日本史学界提出唐宋变革论,这两个史学概念即反映了历史事实,也是后代史家对历史事实的概括与解释,由此说明解释与事实之间没有清晰界限。彭老师进而引出史学研究中的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问题。他认为,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有两种依据,一是史家不可离弃的主观因素妨碍了对于过去的客观中立的认识,二是史料的有限性和局限性,这决定了我们有关过去的了解总是不完整、不全面的。就第一个依据,彭老师提出“历史学家是否是一面虚己以待的镜子”这一命题,历史学家是否可以清晰地映照过去?他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历史学家总是怀有各种各样的先入之见。其次,就史料具有有限性和局限性而言,有限性在于史料不够用,局限性在于史料并非清白无辜,史料成为史料有一个过程,有无数因素加入对史料的制造。此处,他借用英国历史学家埃尔顿( Geoffrey Rudolph Elton)的说法,作为对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回应,即“……无法知晓全部的真实和全然无法认识真实两码事”,即“不全知”不等于“不可知”,“可知”也不等于“全知”。接下来,彭老师就历史解释中的不可知展开解释,意图引起史学家对本身学科知识边界的清晰的反省和认识。对于历史解释的态度,可大致分为一元论和多元论两种。持历史学的一元论的学者以彼得·盖伊(Peter Gay)为代表,他认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就正是存在于那个真实而单一的过去之中”,多元论代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则认为,面对同样的历史论题,史家可以提出不同的彼此之间未必相容的解释策略,“其结果就是,我们在致力于反思一般历史时,注定了要在相互竞争的解释策略之间做出选择。”继而,彭老师又举出了史家对《霍斯巴赫备忘录》(Hossbach Memorandum)、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罪责问题以及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和威廉·克罗农(William Cronon)两位史家对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尘暴的不同解释等诸多丰富的例证,进一步阐释历史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概念。作为对历史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回应,他引用埃文斯的说法“从事历史研究就像在做一个拼图游戏,那些拼版分散在一个屋子里的许多盒子之中,其中有一些已经被毁掉,即使我们把所有拼版组合在一起,依然有很多重要的拼版无法找到。最后这幅图像什么模样,部分要依仗有多少盒子留下来且被我们发现而定,这又大致要看我们到哪里搜寻它们。”以此说明史学研究尽管存在有不确定性,却是受限制的不确定性,是在一定范围内的不确定性。因此,不能想当然认为,过去留下的痕迹是支离破碎的,历史学家在重建历史事实时可以发挥海阔天空的想象。最后,彭老师总结道,历史学家在提出历史解释时,在进行历史研究,企图丰富对于过往的认识时候,一方面有着不断拓展知识边界的抱负,另一方面应该对于在具体问题上认识的边界保持足够的清醒和谦卑。

此后,夏老师对彭老师的讲座进行简要总结与评价,并就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对于历史不确定性问题,夏老师认为虽然存在历史的不确定性,对于历史事实可以作出不同解释,但这不代表对历史真实的否定,也不能由此就走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的历程,各种不确定性是否就是平起平坐的,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最后,彭刚老师就在场同学提出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知识的区别、历史的重要性与历史学的重要性以及后见之明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解答。彭刚老师的讲座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给听众以很大启发。

(图/文:张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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