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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中的明清易代——《大清帝国》
来源:历史研习社 作者:增井经夫 点击数:417 更新时间:2017-8-25

文|[日]增井经夫

节选自《大清帝国》

清代,是此前中国的集大成者,仅以此视角来解说清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思想、文化动向等,或许没有什么意义。一直以来,我们的做法多是将清代历史作为王朝历史之一加以看待,并以清王朝为中心就其政治性问题展开各种记述。

就明清易代而言,我们就不应只将其看作一次中国王朝政治史的波动,还要更多地考虑当时民众的动向,并且环顾同时代欧洲、日本等的情况。
来自“他者”的观察
在岛国日本,由于外国的信息过去流入甚少,所以人们似乎超乎寻常地热衷于收集这种信息。当然,在锁国时代的日本,对这类信息的收集是秘密进行的,江户幕府还是对此做了许多且十分详尽的记录。
特别是中国明清政权交替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大事件,以及后期记录中出现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等,当时幕府对它们的关注非比寻常。这些记录多是由来到长崎的中国商船或荷兰商船带到日本的。
江户幕府当年曾收藏有《华夷变态》这样一部集著。这是幕府命儒官林春斋及其子林凤冈,将1644~1724年这80年间的海外消息逐次收集、编纂而成的一部中国逸闻集。

《华夷变态》书影
在当时,“华夷变态”这一标题指的是夷狄占领中华王朝的意思。可到了1685年前后,记录内容便发生了改变,开始转为以讴歌大清盛世、安宁太平为主调了。
这种千方百计收集中国信息的努力,最终发展为一项固定的工作,即长崎奉行须将中国每年定期举办的节日庆典、房屋建筑、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通过图解的方式刊行出来。其代表是1799年问世的《清俗纪闻》。该书是由当时的奉行中川忠英派长崎画师深入华人旅舍,详尽采集十八世纪的江南风俗所绘成。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各国的市民阶层(即资产阶级)不断壮大,后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站在了领导者的地位上。在亚洲各国,自由、进步的趋向也在日渐盛行,从商业的活跃、财富的积蓄,到有产阶层的奢侈之风、娱乐人生等,都呈现了一种扩散式的发展,所以旧势力逐渐产生了改革的压力。
换句话说,这种趋势正是社会的禁锢有所松动的体现。在中国,曾在明末盛极一时的市民文化,在进入清代后,也被完整地继承了下来,且在封建统治的高压之下,顽强地生存、发展着。
仅仅遵循政治的踪迹记述历史,往往会有很多遗漏。民众特别是工商业者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增加后,不仅会引导社会的流行与发展趋向,而且会大大刺激思想与文化的发展,这是十八世纪普遍存在的一种世界性的现象,中国也好日本也罢,都不例外。
满洲崛起与入主中原
纵观中国历史,北方民族挥师南下征服中原农耕地域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主要是因为北方民族的军事实力,即其军队机动性好这一优势。就传统军队而言,其最为有效的攻击能力来自骑兵。骑兵军团的那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会让农耕民族感觉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
但我们不能说满族当时的军事力量特别强大。虽然女真族一直以尚武著称,但就军事而言,他们不具备可凌驾于中原地区的明军之上的实力。可以说,强大的民族向心力和新兴民族的十足干劲,为满族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同时也使其克服了重重困难。
由于满族崛起之际,蒙古、女真、契丹都已对中原地区实施过占领,当过中华帝国的主人,所以满族自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原之地,认为只要不断扩展自己的统治势力,满族亦能统治中国。他们将汉民族作为优等民族的意识逐渐淡化,恐怕是其最主要的原因。
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登上了帝位。与此同时,他针对明朝列出了七大恨,开始公然挑战明朝。

努尔哈赤去世后,在萨尔浒之战中立下军功的末子皇太极成为他的后继者。讨伐蒙古的察哈尔之际,皇太极获得了自元代传下来的中国的传国玉玺,正式登基称帝。
皇太极驾崩,九子福临成为清朝第三代皇帝顺治皇帝,是年他年仅五岁。大明政府因农民起义军攻陷北京而覆灭,驻守山海关的吴三桂降清,并彻底打败了占据北京的李自成,从而使顺治皇帝未折一兵一卒便幸运地进入了北京城。
太祖努尔哈赤之时,有部下向他进言,献上四策:虽太祖当年并未立此大志,但本族能在满洲地区收获广大疆土,此乃上天所赐,若欲继续扩大疆域,必须赏罚分明,利用汉人,珍惜所占土地,提防蒙古。

而后,清太宗皇太极全面采用了这四项政策。他还沿用了汉族统治者的六部官厅,创设了蒙古八旗,甚至后来还组建起了汉军八旗,为清朝确立起一个满汉蒙大一统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朝的覆亡及其庶民化倾向

在将蒙古人驱逐出去,恢复了汉族人统治的中华帝国后,明王朝的统治在经过了两个半世纪,至其晚期,已经是积弊累累、困难重重了。所谓的北虏、南倭之患,只是明王朝的困境,而非明代社会面临的困难。
不过,无论哪一个王朝都需依存于农民缴纳的租税,这一事实意味着一个王朝面临的困境很快会转嫁到农民身上。所以,明王朝治下的社会也同前朝各代一样,农民暴动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般频频发生。
中国历朝历代皆有的农民暴动在明代又呈现了新的特点:此时农民身上所背负的,不仅有来自统治阶级的重压,还有来自在商品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工商业者的重压——这在当时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
而且,农民阶层也不再盲目地发起暴动,其中出现了想通过自身力量实现某种主张的事例。这一时期,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只是为某些野心家所利用,他们已经开始自行发声,去争取一些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了。
由于北方边境受到满族的威胁,明朝将全部的精兵投入到了山海关的守备之中,可长城之内也并非一片太平,在四川、河南、湖北、陕西等地,当时被称作“流贼”的起义大潮已呈现出锐不可当之势。

1634年,以“闯王”自称的李自成以西安为根据地扩展势力;他于第二年正月称帝,定国号为“大顺”、年号为“永昌”,挥师进攻北京;同年三月他占领了北京,迫使明崇祯皇帝自杀。

李自成进入北京城后,那些坐视崇祯皇帝自杀的明朝遗臣,随即拥戴李自成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而后,看到大顺王朝仅在北京存在四十天便被多尔衮率领的清军赶出北京后,这些明朝遗臣又身着丧服,将清朝军队迎进了北京城。

19世纪早期水彩画:清朝将军

无论是当时的社会还是后世,对于明廷遗臣这种没志气的姿态,都很少施以谴责与批评;而那些明廷遗臣自身,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同样是恬然自若的。

这足以表明,在明朝末年,所谓道义的内涵已然出现了变化,即不再急于求死以坚守气节,而是选择继续活着以观事态发展的人变得多了起来。且相比于贵族和武将出身的人,这种新的道义观在庶民与文人的身上更为明显。

不难想象,这也成了明代社会已大幅度地向庶民化方向倾斜的一个有力证据。如此一来,取明朝而代之的清朝政府将军事统治贯彻始终,便也顺理成章了——这不只源自北方民族的自身统治特征,也是出于对这种倾向施以控制的需要。

【书籍资料】

    书名:《大清帝国》

    作者:[日]增井经夫 著 程文明 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
    出版时间:2017.08

    【内容简介】

    清王朝乃四千多年的中华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集大成者,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

    前期,一个小小的女真部族入主北京,建立帝国;

    中期,清朝中央政府开始直接管理新疆、西藏地区,可谓鼎盛时期;

    后期,大清帝国屈服于欧洲势力,走上崩溃之路。

    增井经夫为我们详细描绘了最后的中华王朝在二百七十多年间的繁荣与没落,解析了近代中国的起点,其中对清代的社会经济、学术、文艺三个方面的论述尤为精彩。

    《大清帝国》是日本清史学习和研究者的必读参考书,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也不失为一部绝好的清史入门手册。

    【作者简介】

    增井经夫(1907-1995),日本老一辈著名清史专家。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洋史学科,曾任职于日本大学、东京外国语大学、明治学院大学和金泽大学等,专攻中国清史,著有《亚洲的历史与历史学者》《中国的历史与民众》等,翻译有《史通——唐代的历史观》《焚书——明代异端之书》《太平天国》等。

    【书摘】

    清代,是此前中国的集大成者。仅以此视角来解说清代的社会、经济情况和思想、文化动向等,或许没有什么意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做法多是将清代历史作为王朝历史之一加以看待,并以清王朝为中心就其政治性问题展开各种记述。这与其说是我们一心专注政治史、无心他顾,不如说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视角之外,我们可为清代赋予一定特色的地方还相对不多。

    所谓政治史,可以说是一种用测振仪记录的社会波形,正是以此描画出来的一个个事件,历史才有了它的脉络。然而,这一脉络图容易将一个看似平整且成规律性反复的历史印象展现在我们面前。本书力求规避该记述方法,特别是将不会采用那种越对这为数庞杂的事实进行阐释便越感充实的记述方法。此前的中国史书,皆是经官僚之手,为官僚而写就的,他们为之日夜执着的制度、官位等,几乎占据了那些史书的全部主题,其遗风仍然延续至今。因此,本书刻意规避了这一点。毕竟即使在今天,这种一味列举谁是重要人物、谁是大小官员的记述方式,也算得上是一种喋喋不休、令人厌烦的笔调了。

    本书的宗旨

    我在动笔之初,便未曾想过让本书发挥一种清史事典的作用。因为这样的事典中,已经有了许多杰出的著作,所以行文时也不曾想过要网罗各个方面。读者之期待甚为广泛,本书难以对此做出相应回应之处,在此还请见谅。另外,很多读者已经习惯了长期以来的、传统的中国史记述。可以想象,对于这些读者来说,本书也定会有很多不足之处。对此,若能将这种不足视作视角不同的结果,我会倍感荣幸。

    我原本想将此书作为一本民众史付梓,可这样一来便会使本书失去它作为“丛书”中的一部的功能,所以未敢那样尝试。如此一来,不能否定的是,本书存在表达不清、解释不够充分的问题。其实,就概说性的著作而言,这样的欠缺本来就是相伴而生的,实难避免。不过反过来说,在此类概说性著作中,也并不是都没有新的东西可去发掘。如同张网逐鱼群,鱼群的特点自然重要,可与之相比,我们也能深感渔网性能的重要性。

    以清代的美术为例,通观其各个领域,如果说绘画、书法方面的问题还比较明晰,那么雕刻方面的问题就是十分令人困惑的。留存至今的实物并非没有。若说明清时期雕刻呈衰退之势,可视作雕刻物的东西那时已不存在,这已经是过去的说法了。当人们认定何为雕塑的时候,我们用以逐鱼的网眼似乎该是问题的关键。明清时期,建雕塑的需求变少,人们建雕塑的欲求也随之下降,这一事实当时确实存在。可与其说是雕刻技术衰退了,不如说是转换了发展方向,即在雕漆、玉器和象牙精细雕工等方面实现了转型和发展。这种倾向不只在中国,在亚洲其他地区也能够见到。日本江户时期塑像建造呈衰退之势,我们会想到其背景因素可能与中国的情况有共通之处。宗教热情冷却、人们的审美意识发生改变等,仅以这样的理由便难以厘清的问题,我们还能想到很多。所谓概说性的著作,可以说都是提出问题多一些,但不强调对其做出各种解答。

    本书记述的是旧中国的最后阶段——清代,具体记述内容包括:首先,政治上着眼于将庞大的官僚组织统一到服务于皇帝一人的强力、实效的政治体制,经济上聚焦于以白银为支撑的商品流通的盛况;其次,对这二者朝向极限发展的过程进行了一定的描述;最后,针对促使清代由政治经济鼎盛局面最终走向政治崩溃、经济解体的三方面因素——来自外部的西方国家的军事、经济入侵,源自内部的国内农民的反抗,以及以市民阶层为主的经济势力的优势发展——分别进行了相应的记述。其中,最后一方面的记述内容也会下及至清末,但本书对此所做的记述未必充分、详尽。另外,当我们观今日之中国、论旧时之中国之际,当然也要言及现在的印度、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而且也不能不环顾对那些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这些都是相当困难的工作,所以本书对此进行的论述,也容易流于一些定论、公说。尽管定论、公说可以令日本读者产生一种放心感,可我还是在努力回避这种做法,所以也会为本书增添很多难以理解的地方。不知在读者心里的那面镜子中,本书的论述到底会形成一种怎样的映像?我想即使其中只有一幅映像能被读者朋友收入画框、长期留存,也算是我的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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