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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民、付娟:从军城到商城:清代边境军事城市功能的转变——以腾冲、张家口为例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54 更新时间:2017-9-29

原文出处《史学集刊》(长春)2014年第6期,第16—24页

作者简介: 何一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城市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城市史,四川 成都 610064;付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城市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四川音乐学院副教授,四川 成都 610064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12AZD083)阶段性成果。

摘要滇西的腾冲和直隶的张家口,都是因国家的军事需要而建立的军城。随着清代以后国家对内对外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又因商而兴,从军城发展成为商城。这种城市功能的变化,在清代有其典型意义,反映了城市发展的一种趋势,即城市经济功能的普遍增强,即使是位于边境的军事要塞,如果适应了国家区域经济要素流动的需要,也会发生功能的转变,腾冲和张家口就是因为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成为边防要塞的同时,也逐渐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增长极。从“城因军兴”,到“市缘路起”,再到区域经济中心,完成从“军城”到“商城”的功能转变和社会变迁,反映了清代一批城市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军城;商城;因军立城;因商而兴


军城是以军事防御功能为主的城堡,以驻军屯兵为主。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军城出现,其数量甚为庞大,历朝历代都有。军城虽然筑有城墙,聚居有相当数量的非农业人口,也可能在一定时期聚集有一定数量的商业和手工业,但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军城不能称之为城市,因为绝大部分军城的功能单一,以军事功能为主,为数不多的手工业与商业也主要是为军事需要服务;其居住者以军事人员为主,同质化明显;一般军城的人口数量较少,空间规模较小,对区域的影响和带动作用甚小。军城的兴废与存在的时间长短,往往与朝代的兴衰以及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历史长河中众多军城命运迥异,分化明显,一些著名的军城在风雨变幻下永远消失或废弃,如碎叶城、高昌城、交河城和湟源古城堡、伏俟城等;一些军城虽有阶段性发展繁荣却最终走向衰落,如伊犁九城、丹噶尔城和徐州城等;还有部分军城因位于重要的交通要冲,或者是联系宏观区域经济的重要节点,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变化,其城的功能也开始发生变化,不断地叠加其他功能,从而得到发展。清代是中国城市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军城的转型与变迁也十分突出。如明代的海防军城多发生功能转变,变化最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天津从功能单一的卫所军城演变为府城,然后再演变成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特大经济中心城市。近年来有关天津等城市的研究成果较丰,而对陆路边境军城的转变关注较少,本文以西南边境地区的腾冲和北方长城沿线的张家口为例,对清代部分军城功能变迁进行探讨,以考察清代城市变迁的特点。


一、因军立城,因城而治


用军事力量来保卫国家安全,是从古至今任何一个国家都必须采取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农业时代,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要在边境地区的重点关口和国内重要地区建立军事据点,而这些军事据点往往都要筑城修池,以增强其防御功能,因此兴起了若干重要的军城。腾冲和张家口分别为中国一南一北两个不同区域的军城,其兴起的时间不同,发展轨迹也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因边防军事需要而立城,又因城建之后不断叠加新的功能,从军城而治城,又因商而兴,发展成为多功能的商城。


腾冲,位于云南西南部,古称滇越、腾越,与缅甸相邻,国境线长148.075公里,属典型的边境城市,被视为滇西门户、西南边境“极边第一城”。自元以降,历代王朝都在此驻兵屯守。腾冲军城的出现和发展皆“因军而兴”,城市的主要功能也以防御固边为主,因而是典型的边境“军城”。据《腾越州志》记载:腾冲筑城最早见于8世纪唐德宗时期,南诏王为开发边疆而在此筑城。大理国时期,也曾在腾冲西山坝建西源城,在东北部建罗哥城、罗妹城。元代也曾建越甸城,这些军城皆为土城。①由于腾冲在中缅边境地区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故而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明中期英宗正统年间,滇西边境的麓川土司屡次犯边。为固边抚夷,明英宗三次派兵部尚书王骥统率数十万大军征讨。正统十年(1445),在第二次讨伐麓川之后,王骥与云南都督沐昂联名上奏:“以腾冲为云南要地,宜量置军卫以镇之”,②建议在此筑城屯守,此议获明英宗同意。明代腾冲军城选址在元代腾冲城旧址,与之不同的是不再用土筑城,而是以石块为主要原料,修筑雄伟坚固的石城,一直沿用至抗战后期。腾冲石城“周围七里三分,厚一丈八尺,高二丈五尺,甃以石。四门各阔丈四尺,高二丈六尺,深七丈,广十二丈。门各有楼,各高四丈有奇,广六丈四尺”。③从规模上考察,该城堪称当时云南诸州县城之冠。从功能布局上看,石城突显军事功能,城墙坚固,筑有垛口,建有胸墙,挖有壕沟。④明初,明王朝在腾冲地区设守御千户。明正统十三年(1448),腾冲石城完工,其守城军事长官则升格为军民指挥使司,在提升军事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一定的行政功能。明军正是依托腾冲城,垦边戍边,取得了三征麓川等军事胜利,由此奠定了腾冲作为“滇西第一坚城”的地位。


明嘉靖三年(1524),置腾越州。腾冲军城的功能开始发生一定变化,在强化军事功能的同时,政治行政功能也进一步叠加。嘉庆十年,撤军民指挥使司,改设腾冲卫,以进一步强化的军事功能,其辖地包括“三宣”——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南甸宣抚司,“六慰”——木邦宣慰司、缅甸宣慰司、车里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老挝宣慰司、孟养宣慰司。明隆庆三年(1569),出于军事和人口发展需要,腾冲地方当局“筑月城于南门,高丈六尺,广三十二丈,厚丈三尺,深于厚均;东西二巷门,高一丈一尺”。⑤嘉靖至万历年间,随着明朝的衰落和缅甸东吁王朝的兴起,腾冲地区多次发生缅甸入侵战争,拉锯战持续数十年之久,旷日持久的战争进一步加强了腾冲在滇西的军事重镇地位,而明军也依托腾冲军城逐步构建起滇西南边疆军事防御体系。万历二十二年(1594),云南巡抚陈用宾以腾冲城为中心新筑了“八关九隘”(即“神护、万仞、巨石、铜壁、铁壁、虎踞、汉龙、天马”八关和“古永隘、明光隘、滇滩隘、止那隘、大塘隘、猛豹隘、坝竹隘、杉木笼隘、石婆坡隘”九隘),后来又增加茨竹寨隘,这些关隘沿西北至西南一线分设。腾冲由此被誉为“三宣门户”、“八关锁钥”、“九隘藩篱”,军事重镇地位继续加强。


清朝建立后,腾冲的军城地位仍然突出,康熙年间设腾越卫,并屡次修补城垣和城壕。从康熙到乾隆前期,腾冲城的军事功能虽然突出,但是由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人口构成有所改变,因而清廷需要增加其行政功能,巩固对地区的统治,特别是加强对边境地区少数民族的管辖。康熙二十六年(1687),改腾越卫为腾越州,增强其行政管理功能。乾隆时期,缅甸雍籍牙王朝多次入侵云南,中缅战事不断,清军陈兵数万征缅,腾冲成为“征缅”的重要军事基地和“防缅”战略中心,其城市则形成了以军事功能为主,民政功能为辅的态势,这在清中期腾冲城市布局有所体现,作为民政机构的州署、州判署等衙门居于北门内,数量相对较少,所占空间也较小;而军事机构则分布于城市中心区和重要的街区,如都司署在城中心灵官庙前,总兵署、中军游击署等在城西南,守备署一在东门、一在城隍庙右,把总署一在西门、一在东门、一在镇台衙门前,演武厅在南门外,⑥呈现出鲜明的军事重镇布局特色。道光三年(1823),腾越知州胡启荣又在腾冲边境地区设关卡77个,另设22屯甸、18练,进一步强化了腾冲的军事防卫功能。由此可见,抚夷固边的军事需要,是腾冲作为边境军城兴起的第一原因。腾冲城“因军而立”,也“因城而发”,历经明清数百年的发展变化,“军城”地位不断巩固和加强,同时也开始了作为治城的转化,其城市行政等级在云南西南边境城市等级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腾冲作为云南各州中唯一例外,由州升格为直隶厅;光绪二十九年(1903),迤西道移驻腾冲,腾冲成为腾越厅署、迤西道署和腾越镇总兵署所在地,其政治军事地位再次提升。


张家口,亦称张垣,为明代在北方崛起的另一座重要军城。张家口作为军城的建立,主要原因是明朝为了防止蒙古人南侵。明初,蒙古族退守漠南、漠北,对中原地区仍然是虎视眈眈。因而,为防蒙古人南下,明宣德四年(1429),指挥张文在清水河西筑张家口堡,主要屯驻军队,张家口之名自此而始。⑦顺治初年,清沿明制,张家口仍为军事要塞,属宣府镇。康熙二十三年(1684),命定北将军瓦岱率师屯驻张家口,以防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异动。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廷选素习征战、善用大刀连节棍者1000人戍守张家口,由宣化府总兵官统领。三十二年(1693),改宣府镇为宣化府,裁改万全右卫置万全县,辖张家口、膳房堡、新开口、新河口、洗马林等西路所属地域,设县丞驻张家口。⑧


从上可见,从明朝到清前期,张家口一直都是以军事功能为主,其居住者以军队官兵及家属为主。康雍年间,张家口作为军事城堡,在空间布局上有明显的反应。张家口分为上堡和下堡两个部分,上堡有上下东营、蒙古营、营城子,下堡有南营坊、新营坊等,均为驻军之地,各筑有1丈多高的围墙,四周有门。各营建筑规范,均为独门独院,具有民族特色。上下东营每条胡同都是10门10院,院内均为上房两间,并有马棚。每条胡同10户为1旗,并设旗长1人。上东营大街、蒙古营大街为官员府邸,房子多,高大美观。


由于清朝在建立的过程中,满族统治者与蒙古贵族形成了政治联盟,清军入关后,蒙古纳入到清朝统一的版图,因而明朝以长城为界的边境线已经失去了国防意义,明朝沿长城一线建立的军事据点的作用下降,特别是随着康、雍、乾三朝对准噶尔部连续进行征战,平定了准噶尔部贵族的叛乱之后,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张家口的军事作用开始下降,而政治、经济地位上升。一方面随着中国内地人口的快速增长,北方数省农民大量向口外迁移,张家口等地区的人口快速增长,农业得到较快发展,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内地与蒙古贸易和与俄国贸易的加强,位于华北地区与蒙古及俄国交通线上的张家口也就成为重要商业贸易集散地而迅速发展,推动其从军城向治城和商城的转变。


雍正二年(1724),清廷置张家口、独石、多伦诺尔厅,通称“口北三厅”。张家口理事厅管理口外东西两翼察哈尔八旗地方钱粮,旗民之户婚、田亩、殴斗等案,稽查盗匪事务以及口内、蔚县等七州县旗民之互讼人命等事。另设张家口同知,主管逃盗治安,催征旗民地亩钱粮等政务。雍正九年(1731),清廷在张家口建立钦差户部署,专管税收事务。十二年,于张家口外之丁庄子湾,添设把总1员,黑河川添设千总1员,各带马兵20名巡察。准张家口同知再添马兵20名,以资巡察。⑨乾隆二十六年(1761),设察哈尔都统,驻张家口,统领察哈尔12旗群,总领旗兵,不理民政。三十一年,设副都统,辅助都统协理事务,驻张家口。光绪七年(1881),改张家口理事厅为抚民厅,属直隶宣化府。二十八年(1902),张家口设立洋务局,办理巡警事宜,街头派警站岗,维持地方秩序。次年,直隶总督在张家口设白盐督销局,在口外设厂收白盐,招商承办,每千斤包纳课银2两,约年得银3万余两。


从以上可见,腾冲和张家口立城的第一原因,都是军事需要驱动,虽然两城在中国的一南一北,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各异,但是两城在选址上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位于对内对外交通的重要节点,腾冲位于南丝绸之路中缅商贸的节点,而张家口则是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交通要道上长城内的重要节点,这为其后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城市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市缘路起,因商而兴:军城向商城的转变


清代前期,经历了数十年对战争破坏的修复,中国人口有巨大的增长,超越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同时,经济也出现大发展,在农业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手工业、商业贸易超越明代,跨区域贸易的全国性市场初步形成,由此推动了若干商路沿线城市的发展,边境地区的若干军城也随之而因商贸的发展出现功能转变。腾冲和张家口这两座军城正是在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发生大变化的背景下而出现功能的转变,从军城转变为著名的商城。


腾冲之所以在清代中后期发生功能转变,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中缅贸易的兴盛。腾冲具有从事中缅边贸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在中缅公路建设以前,腾冲是中缅贸易的必经之地,从腾冲到缅甸密支那陆上步行只需八九天,到缅甸八莫也仅需七八天。因此随着中缅贸易的发展,腾冲的商业贸易中心的地位就开始突显。清中期,腾冲城已发展成为云南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和中缅商品进出口贸易中心和集散地。据《腾越乡土志》载:“海禁未开,凡闽粤各商,贩运珠宝、玉石、唬泊、象牙、燕窝、犀角、鹿茸、爵香、熊胆,一切缅货,皆由陆路而行,必须过腾越,其时商务称繁盛。”⑩中国从缅甸进口的商品除玉石、珠宝、象牙等奢侈品外,还有棉花等;而缅甸从中国主要进口食盐和丝绸等,故而被称为“丝棉之路”。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缅正式建立了形式上的朝贡关系,中缅边境地区在此后长期处于稳定状态,和平环境促进了中缅贸易的长足发展,商品数量和种类增多,各类商品络绎于道,规模不断扩大。到鸦片战争前,腾冲完成了从军城向商城的转变。“今商客之贾于腾越者,上则珠宝,次则棉花。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路塞道。今省会解玉坊甚多,磨旮沙之声,昼夜不歇,皆腾越至。其棉包则下贵州。此其大者”。(11)据1826年英国驻缅甸官员克劳福德的估计,当时中缅陆路贸易额高达40多万英镑。(12)在中缅商贸的带动下,腾冲确立了作为中缅交通运输枢纽和商贸交易中心的地位。同时,腾冲城的人口构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军事功能的下降,经济功能的提升,腾冲城市的军事人员不断减少,从事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人口则越来越多,商人群体形成,并在中缅贸易中占有重要位置。史载:“商贾之捆载前来者,辐辏于道,而此邦人民亦多工计,然陶朱之术,以故市镇乡场栉比鳞次,询西南一巨区也。”(13)其时以腾冲为中心的区域性市场体系逐步建立。据《腾越厅志》所载,明以前,腾冲所在区域仅有7个集市,而到清乾隆时期,其城乡集市已经增至20个,而腾冲城则成为区域商贸易的中心市场,出现了盛极一时的百宝街等多个市场,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市场管理体系。“轻其税而留其货,为之品定诸货之价,列贾区于官场,至开场之日,群商请货于官,依所定价与蛮为市”。(14)


在腾冲城市发展史上,缅甸的翡翠玉石是一项重要商品,对腾冲边贸商城地位的确立有着特殊意义,腾冲也因之被称为“翡翠之城”。自明朝中后期开始,腾冲就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缅甸翡翠玉石集散地、加工基地和交易中心,“翡翠,非经腾过无由入内,所以腾为翠薮,玉工满千,制为器皿,发售滇垣各行省”。(15)翡翠玉石名贵,经营获利丰厚,吸引着全国各地商人蜂拥而至。清《腾越厅志》载:“十八省之人云集焉,(腾冲)城福地也。”(16)玉石业的繁荣推动了腾冲商业的迅速发展,使腾冲成为举世闻名的“翡翠之城”。


如果说传统商贸是推动腾冲从军城向商城转变的初始动力的话,那么,近代以后,腾冲的对外开放,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则是推动腾冲走向繁荣的后续动力。


19世纪中叶,中国被强行打开大门,在不平等条件体系下开始对外开放。云南在中法战争后也被强行开放。光绪二十三年(1897),腾冲开埠通商,成为云南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因英侵占缅甸为殖民地后,以缅甸为基地向中国西南地区进行经济扩张,逐渐建立起了以英国资本为主导的国际贸易流通体系,腾冲的市场辐射能力大幅提升,进而至抗战前期达到鼎盛,成为著名的“国际商埠”。


光绪二十八年(1902),腾冲海关开关时,腾冲的外贸额为66.2万海关两,宣统三年(1911)则达200.3万海关两。(17)此一时期,西方洋货大量输入,其商品种类与数量不断扩大,腾冲成为国际资本向中国西南数省进行商品倾销的主要分销地。(18)西方国际资本从腾冲出口的商品以生丝和生皮为主,此外还有部分滇西土特产品,一个以腾冲为中心的滇西国际进出口贸易流通体系建立起来。英国对腾冲国际商贸体系的建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英国在缅甸初步建设了缅甸公路运输系统,并对原有的天然内河航运引入轮船运输,从而为大量商品经仰光到缅北,进入中国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另一方面,英国以武力为后盾,强迫清政府对英国和英印货物在中缅商贸中享有减免关税的特权,根据中英《续议滇缅商务条款》和《中缅条约附款》,英国商品(包括缅、印殖民地)在腾越海关的进口税按5%的7折完纳关税,出口税则按5%的6折完纳关税,从而使国际资本在不平等条件的庇护下迅速发展,而中国的民族资本则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民国建立后,腾冲的国际商埠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获得“小上海”的称誉。这一时期,国际资本加大了中缅贸易,同时中国民族资本也在腾冲有较大发展。此一时期腾冲经济发展呈现四个重要特点,一是进出口贸易的国际化进一步扩大,市场辐射能力增强,范围远超中缅传统贸易范围,拓展至5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商品的种类也较前增多,超过160种,不仅英印棉花、棉纱、棉布等数量和种类增多,而且美国、日本等国的商品也占有一定份额;出口商品达80余种,以四川的生丝和滇西的石磺等为主。(19)20世纪20年代末取消关税协定之后,腾冲的进出口贸易发展更快,国际贸易流通体系逐渐完善。二是玉石加工和贸易进入鼎盛时期。据民国《腾冲县志稿》记载,抗战前腾冲有一定规模的玉石加工作坊173家,工匠达3000人左右。腾冲商人改良了玉石加工技术,并从欧洲购进机器,直接在缅甸设立玉石厂,开采玉石矿。三是民族商业资本壮大,工商业企业数量增多,1912年,腾冲成立商会,14路马帮的“马锅头”也组成了“腾冲县骡马运输同业公会”。据1937年的统计,腾冲城内有坐商1000户以上,摊贩、行商800多户,各区乡有初级市场48个,仅城区堆栈就达9个,旅栈11个,马栈8个,各种传统的小商品制造及食品加工手工作坊则不可胜数。(20)四是腾冲出现了数量众多拥有巨资的跨国商号,经营地域与范围不断扩大,其中经营玉石开采加工和进出口贸易的有“福春恒”、“洪盛祥”、“永茂祥”、“永茂和”等10多家商品号,而知名的巨商则有张宝亭、寸如东、李寿郁、黄祯庭等;这些商号资本最少的60多万银元,最多者达1000多万银元。腾冲的富商巨贾在海内有着若干分支机构,延伸到缅甸20个大城市以及印度的加尔各答、孟买和新加坡等地。(21)经营业务范围也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从传统的玉石加工和滇缅进出口贸易,扩展为商、工、运输一体化的跨国资本集团,并投资引进世界先进技术设备,推动了腾冲现代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涉及纺织、印染、矿业、冶炼、制革、火柴,印刷、水电、化工、食品加工等70多个行业,所生产的产品近300种,确立了腾冲作为云南近代工商业发祥地之一的地位。(22)


抗战爆发前,腾冲城市建成区面积已达3平方公里,在城墙外形成了多条商业性街市,其城市空间布局发生较大变化,原来的以城内文星楼为单中心的格局,变成了文星楼与城外小月城及十字街为新中心的三中心城市格局,城墙之外的商业街区远比城墙内的商业街区更为繁华。(23)


张家口从军城向商城的转变与也与国家战略的变化和区域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首先,张家口城的兴建是因为明朝为防御蒙古人南下的军事需要,但随着清朝的建立,内外蒙古已经纳入到统一的版图中,因而张家口在清前期虽然仍作为军事据点,但其军事地位已经下降,不再严格限制内地人口来此经商和居住。其次,张家口位于华北地区进入到内蒙古的要地,是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的必经之地。汉蒙贸易是中国农牧两大经济区很早就开展的经济活动,蒙古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粮食、纺织品等重要物资需要从内地农业地区得到补充;而内地也需要从蒙古地区获得畜产品等,两大区域具有经济互补性。因而当内地与蒙古处于和平状态时,汉蒙贸易就得到很好的发展。明代隆庆年间,随着明朝与蒙古之间处于军事上的休战状态,张家口也就成为汉蒙贸易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军事功能基础上开始叠加经济功能。“张家口堡,设在绝徼,极目荒凉,诸物不产。自隆庆五年北虏款贡以来,始立市场,每年互市,缎布买自江南,皮张易之湖广。彼时督抚以各部夷人众多,互市钱粮有限,乃为广召四方商贩使之自相贸易,是为民市之始”。(24)清朝建立后,汉蒙贸易有了更大的发展。顺治二年,清廷在张家口大境门外设马市,以茶换马,“内地之牛马驼羊多取给于此”。(25)康熙年间,清军大败噶尔丹,统一漠南漠北,安定边塞,解除长城一带战争威胁,打通了蒙古至俄国的通商大道,蒙汉互市和中俄贸易日渐繁荣。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拉开了中俄贸易序幕。“嗣后往来行旅,如有路票(护照),听其贸易”。(26)这是中俄互市贸易的开始。以后,俄国多次请求扩大贸易,于雍正五年(1727)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准许开放恰克图、尼布楚、祖鲁海图三处中俄边境城市为商埠;俄国官方商队每三年可来京免税贸易,人数限为200人。(27)俄国商队入京贸易的道路主要有二:一是自尼布楚至齐齐哈尔城,经东部蒙古入古北口或山海关至北京;二是自伊尔库茨克循色楞格河,经库伦,横穿戈壁,自张家口入关,直抵北京。(28)起初,俄国商队赴京贸易被指定由尼布楚商路入京,后因俄商的一再要求,康熙四十七年(1708),清廷批准以色楞格——库伦——张家口的商道为俄国商队往返之官道。(29)从此,张家口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枢纽之一。其主要输入商品是俄国及蒙地的皮毛、呢绒、牲畜,输出商品则以茶叶、丝绸、棉布等为主。


清初,汉蒙贸易多为皇商所垄断,获利甚巨。康熙三十年,朝廷对汉蒙贸易有限度开放,允许更多汉族商人进入草原开展贸易活动,规定旅蒙商业由理藩院统管,由此结束了皇商对张家口贸易的垄断。雍正五年,清政府指定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张家口、归化城、杀虎口和西宁等地为出入蒙地经商的贸易孔道,凡赴内外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地区进行贸易的商贾,需经张家口的察哈尔都统、多伦诺尔同知衙门、归化城将军和西宁办事大臣等批准,并颁发“部票”(又称“龙票”),汉族商人进入蒙古后在指定的盟、旗境内经商贸易。(30)


由于汉蒙贸易在清前中期发展十分迅速,因而张家口在清中期就完成了从军城向商城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人口构成的变化,二是功能变化,三是空间结构的变化。清康熙至乾隆年间,张家口是一个以军人为主的军事城堡,在空间布局上从长城边墙大境门由北而南分为上堡、下堡,均为驻军之地。乾隆年间,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人口构成发生较大变化,随军家属和商人、劳动苦力等非军事人口逐渐超过军事人员,因而空间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上堡逐渐演变成为街市,又称市圈,俗称“买卖城”,是张家口最主要的商业区,也是对俄贸易的集中点。往来于张家口与恰克图、蒙古草原北部之间从事贸易的商贾大都在此设有商行和货栈。乾隆后期,下堡也逐渐发展为张家口的另一商业区,东门外纵贯南北的武城街店铺鳞次栉比,汇聚了大批的商行、钱庄、票号,成为张家口最繁华的街道。上下堡之间原有八旗驻防营地和校场,乾隆年间逐渐成为东市场,晋商盐栈和碱行多聚集此市,上下堡商业店铺相向发展,两堡渐连接成一片。大境门以北至元宝山下为口外,亦为商业区,多汇集晋商和京商开设的店铺,主要供应张家口居民日用所需的肉类、面粉、燃料等。俄国商人的住宅和茶叶堆栈也多集中在这一区域。元宝山和大境门之间的坝岗子则是牲畜贸易市场。张家口对俄国长途运输贸易主要依靠骆驼,故大境门外西沟渐成骆驼市,养骆驼者达百余家,主要分布在桥西黑达子沟、白家沟、西关街、东驼号和西驼号巷等处。康熙初年,张家口仅有十余家以收购贩运牲畜、毛皮为主的商号。雍正年间增至90余家,乾隆后期达190余家,嘉庆二十五年更达230余家。内地商民至张家口贸易者,多半为晋商,由内地贩运烟、茶、缎、布、杂货前往,易换各色皮张、毡片等物;(31)销售多采取赊销办法,到期不收现金,而以牧民和购货人的畜产品等物偿还,赊销利息按时间长短计算,然后折合成畜产品等物一并偿还。康乾年间,经由张家口输出蒙古和俄国的商品以棉布、生丝和丝绸为最大宗,硝磺、钢铁及各种兵器等则禁止出口。输入商品以毛皮、呢绒、牲畜等为大宗,火器、枪炮、弹药等在禁止输入物品之列。(32)雍正六年(1728),恰克图开市,每年输往俄国的货物九成是各类丝绸、棉布,主要来自江苏、浙江、直隶、河南等省。乾隆二十年,清政府停止俄国官方商队入京贸易,将中俄贸易统归于恰克图一地。故赴恰克图贸易的商号,多在张家口设有铺房货栈,俄国的各种呢绒、绒布、毛皮制品均先运至张家口买卖城货栈,然后批发、转运到内地。乾隆后期,张家口的棉织品输出量大增,为俄国进口中国货总额的三分之二。(33)


与腾冲基本相同的是,张家口在清后期的发展也是与国际资本的渗入,主导了进出口贸易有密切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迫开埠通商,以英国为主的国际资本以天津为桥梁,将其资本触足伸展到整个北方,张家口成为天津皮毛市场的重要供应地,蒙古、山西、陕西、甘肃、青海等省区的皮毛多在张家口集散,然后运至天津。光绪年间,每年经张家口运至天津的羊毛约20~26万担。张家口的羊毛搬运业和仓储业由此兴起。(34)光绪三十年(1904),张家口商会成立,其时商户最多达700余家,经商人数达3.5万余人,约占城区总人口的一半。另有外国洋行及其代理商40余家,除销售洋货外,主要收购旅蒙商人运回来的畜产品和贵重药材。(35)宣统元年(1909),京张铁路开通,中外商人来张家口居住贸易者日益增多,外国商品也较大规模地输入张家口,尤以棉纺织品、砂糖、石油、杂货为主。张家口出现商贾云集、市场繁荣的景象,城区沿着上下堡及铁路车站附近逐渐扩展。(36)


三、从军城到商城转型的原因简析


腾冲与张家口分别是明清时期中国一南一北的重要军城,而这两座军城都在清代相继完成了从军城向商城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变迁对城市功能转变的影响。腾冲从抵御缅甸入侵,屏护西南诸省的边陲军城发展为沟通中国西南与缅甸、印度和东南亚等国的边贸商城,被时人称为“小上海”的国际商埠。张家口则是在明代因抵御蒙古军队南下的军事需要而建立的军城,但在清代却因蒙古被纳入到中国统一版图,作为军事城堡的地位不断下降,边防功能渐失,同时随着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的发展,其转口贸易的功能不断增强,因而较早完成了从军城向商城的转变。由此可见,腾冲和张家口两个城市的变迁与中国的国防、外交和经济交流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而非孤立的现象。清代,类似腾冲和张家口这样的军城转变为商城的例子可以说还有若干,这些城市功能的转变都有如下以些共性。


第一,政治、军事和商业之间的互动对军城的转型起着重要的作用。


腾冲和张家口之所以能够出现从军城向商城的转变,是与清代国内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腾冲的兴建与转型就深受中缅关系和国家政治、军事等因素变化的影响。从元明到清,中缅两国政治、军事关系变化很大,长期的冲突是腾冲建城的重要原因,但当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中缅正式确立朝贡关系,从而奠定了中缅双边贸易长足发展的政治基础,由此带动了腾冲进出口贸易的发展,腾冲城市功能也相应发生变化,经济功能逐渐超过边境军事重镇功能,成为西南丝绸之路上著名的滇缅边贸中心和商品集散地。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英国侵占缅甸,侵略势力也渗入中国西南,导致腾冲开埠通商,促进了中缅国际贸易体系的重构,腾冲从相对封闭的边塞小城发展为连接中国西南诸省与缅甸、印度、英国、美国、日本等的国际商贸城市。


张家口的功能转变与腾冲在具体原因方面有所不同,但也有共性,即也是适应了中国对内对外经济发展的需要。从明到清,张家口从不毛之地的军城演变成汉蒙商路上的重要商贸中心城市,主要是因为清朝的建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内地与蒙古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经济要素的互动,从而为张家口的转型提供了历史契机。而近代以后,中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张家口虽然没有直接开埠通商,但是却因天津等城市的开埠通商而被纳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圈中,推动了城市的进一步变化与发展。


由此可见,边境军城能否实现功能的转变,根本原因取决于国内外政治、军事和经济等诸因素的变化,在于这些军城能否适应这种变化,并且与军城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区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第二,“市缘路起”,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区位对于军城的兴起,及其后是否能够完成转型起着重要的作用。


清以来,并不是所有的军城都能成功转型为商城,并发展成为区域的中心城市。腾冲和张家口之所以转型成功,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区位有着直接的关系。


腾冲在古代不具备发展城市的条件,其所在区域山高谷深,偏僻荒凉,人迹罕至,山多地少,土地贫瘠,坝区面积只占总面积的2.54%,再加上对外对内的陆路交通极为不便,水路运输也不通畅,因而不具备农业时代传统城市形成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腾冲却因地处中缅“四战之地”,满足了明政府“抚夷固边”的军事需要,从而在这样一个农业不发达,交通不便利,物产也不丰饶的边塞地区建立起军城,并通过逐步开发,促进了人口的聚集和经济的初步发展。中缅贸易兴起后,腾冲因为位于中缅边境,是中缅贸易的必经要道,因而从政府到民间都大力推进腾冲商业贸易的发展,形成了以民间资本为主的国际商贸体系。近代以后,腾冲成为开埠通商城市,外国资本势力渗入,促进了腾冲近代国际贸易体系的确立,进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出现数十家跨国商业集团。腾冲正是因为居于这种特殊的区位,才适应了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完成了从军城向商城的转变。


张家口所在地区也不是农业发达的区域,物产也不丰富,但作为军事城堡和交通要冲却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其城位于直隶省西北部,地处华北平原与蒙古高原之过渡带,属冀西北山间盆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河。其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阴山山脉横贯中部,将全域划分为坝上、坝下两个自然地理区域。坝上为蒙古高原南缘,地势坦荡开阔,旷茫千里,一望无涯,湖泊星罗棋布,气候凉爽,牧草茂盛;坝下山峦叠嶂,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桑乾河、洋河蜿蜒东去。气候四季分明,雨热同季,昼夜温差大,冬季寒冷,夏季凉爽,独具特色。历史上,该地素有塞北明珠之美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明朝筑城后,有塞外山城、边关重镇、武城之称。明清时期,口外是以畜牧业为主的茫茫蒙古大草原,口内是农业、手工业相对发达的广袤富饶的中原各省,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发展跨区域贸易成为时代的趋势,因而张家口成为华北地区入进入蒙古地区以及远至俄国的交通要道。因此,随着汉蒙贸易与中俄贸易的发展,位于特殊交通区位的张家口适应了区域经济要素流动的需要,故而从军事要塞发展成为商品集散地的商城也就具有历史必然性。


综上所述,军城作为中国城市的一种类型,在清以后能否出现转型,取决于多种因素,一是外部的因素,即国家的发展变迁,二是内部的因素,即该城能否适应国家发展的需要,叠加经济功能。腾冲和张家口正是满足了以上两个条件,因而出现成功转型。腾冲和张家口从“城因军兴”,到“市缘路起”,再到区域经济中心,完成从“军城”到“商城”的功能转变和社会变迁,反映了清代一批城市的发展轨迹。


20世纪以后,腾冲与张家口在国家与世界形势的变化中,也因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而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如腾冲在抗战时出现了两大变数,改变了其后的发展轨迹,一是遭到日本的侵略,城市毁于炮火;二是滇缅公路的建设,取代了古老的南丝绸之路成为滇缅贸易主干道,滇缅公路不再经过腾冲,故而腾冲丧失了在中缅贸易中心的地缘优势,其边贸中心的位置被畹町所取代,最终导致腾冲进出口贸易转向萧条,“出口无货,进口无物”。(37)抗战后期,各大商号和银行相继从腾冲迁往保山、下关、昆明等城市。1947年腾冲的商业、饮食服务业只有301户,资产较大的仅2~3户。(38)新中国建立后,腾冲降为一个县级城市,其发展远不及保山等新兴的城市。张家口在近代以后,虽然也遭到日本的军事侵略,但直接破坏相对较小,更重要的是,京张铁路的建设,进一步确立了张家口的交通枢纽和口内外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其后公路建设也使张家口成为京津地区交通网络体系的重要节点,始终保持发展优势;而其城市行政等级的提高也成为其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由于这些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故仅在此提到为止。


①谢本书:《腾冲史话》,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5页。


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明英宗实录》卷一二七,北平图书馆红格钞本,1962年版,第1页。


③屠述濂纂修:《乾隆腾越州志》(又名《云南腾越州志》)卷四《城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④戴维斯著,李安泰译:《云南:联结印度和扬子江的锁链》,云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


⑤陈宗海修,赵瑞礼纂:《光绪续修腾越厅志》卷四《城池》,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68页。


⑥屠述濂纂修:《乾隆腾越州志》卷四《城署》,第76-77页。


⑦张家口又称“东口”,归化城称为“西口”,所谓“东口”、“西口”是指中原通往北方蒙古而言。


⑧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之首《敕制》,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9页。


⑨金志节原本,黄可润增修:《口北三厅志》卷一《地舆》,第23页。


⑩寸开泰纂,马有樊校注,光绪年间修:《腾越乡土志·商务篇》,转引自德宏州志编委办公室编印发行:《德宏史志资料 第三集》,1985年版,第163页。


(11)屠述濂纂修:《乾隆腾越州志》卷三《山水》,第60页。


(12)贺圣达:《缅甸史》,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4页。


(13)陈宗海修,赵瑞礼纂:《腾越厅志》,腾越厅志序,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年版,第1页。


(14)傅宗明:《西南通商口岸》,保山红旗印刷厂1992年版,第35页。


(15)寸开泰纂,马有樊校注:《腾越乡土志·矿产篇》,光绪刊本。


(16)傅宗明:《西南通商口岸》,第29页。


(17)董孟雄、郭亚非:《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18)杨伟兵:《云贵高原的土地利用与生态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19)傅宗明:《西南通商口岸》,第66页。


(20)李印泉修、刘楚湘纂:《民国腾冲县志稿》卷二○《商务》,林超民等:《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卷三五,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62-468页。


(21)腾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腾冲县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页。


(22)李印泉修、刘楚湘纂:《民国腾冲县志稿》卷二○《商务》,林超民等:《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卷三五,第462-464页。


(23)谢本书:《腾冲史话》,第76页。


(24)梅国桢:《请罢榷疏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四五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73页。


(25)秦武域:《闻见瓣香录》甲卷《张家口》,乾隆末年刻本,第6页;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山右丛书初编10》,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6)刘锦萍:《榆次常家与中俄茶叶之路的兴衰》,《晋阳学刊》,2001年第6期,第92-96页。


(27)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9页。


(28)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6页。


(29)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105页。


(30)“部票”系用满、蒙、汉三种文字书写,注明人数、姓名、品种、数量、返程日期;他们到达蒙地后,须在当地盟、旗官吏监督管理下进行贸易,凡无票者不得进入蒙地贸易。


(31)何秋涛纂辑:《朔方备乘》卷三七,沈云龙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2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761页。


(32)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108-110页。


(33)[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著,刘汉明译:《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01-711页。


(34)东亚同文会编纂:《支那省别全志》第18卷,东亚同文会1917年版,第642-662页。


(35)东亚同文会编纂:《支那省别全志》第18卷,第952页。


(36)东亚同文会编纂:《支那省别全志》第18卷,第81页。


(37)腾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腾冲县志》,第5页。


(38)腾冲县志编纂委员会编:《腾冲县志》,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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