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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英文世界中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作者:王栋 点击数:50 更新时间:2017-10-30

内容提要:英文世界中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领域目前的分析框架有四个,其中三种研究范式和哈佛大学有关,每一个框架和视角都有自身的重要演变。这四种大叙述或大历史、或主议题为:费正清的西方影响/冲击—中国反应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和他后来的“离开中国”论或人类中心论;柯伟林的国际化论;最后一种是没有太多公共曝光的主议题,该分析框架强调中外关系的双边以及多国、跨国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

关键词:新时期;英文世界;近代中外关系史;大叙述;交织契合的理论

一、“别了,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笔者的母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安排撰写一篇研究综述文章,回顾梳理新时期40年来英文世界中对于近代中国与世界交流互动的研究状况,倍感荣幸。鉴于本文的任务性质,就不涉及中文世界的相关研究,但会在其他场合讨论中文方面的成果。①   

       首先从笔者近期的一件阅读事情谈起。某日笔者在翻看兼职服务的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编辑委员会的出版目录,张海惠主编的《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的英文翻译、扩充版A Scholarly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映入眼帘。可是,作为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学习研究二十多年的笔者,顿感困惑:这本参考书总共有21篇综述,非常有价值,但竟然没有一篇写中外关系。②在英文学术研究的“美好往日”里,近代中外关系或外国人在华的特权以及条约口岸等制度性设置,却是以马士(Hosea Ballou Morse)和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为代表的至少两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首要切入点。③

       英文研究世界真的是在跟近代中外关系史说再见吗?过去40年来英文世界中国近代史的学术研究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近代对外关系史的前景如何或者干脆说到底有没有未来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深层次分析北美中国学已故掌门人费正清的话语能帮助我们把握中国近代史学术书写以及出版领域的脉络和历史进程。费正清1991年突然辞世,留下了一部未完书稿。整体而言,这部未完稿是费正清把马士作为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特别是近代对外关系史学者的一个定位,费正清对他的前辈和恩师马士充满爱戴,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费正清借着书稿对西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发展脉络进行了大手笔、长镜头式的总结:④   

       历史书写和历史学家两者都要代代相传。我把马士看成1900-1910那一代的人,我自己则大约属于1940-1950这一代的成员。当然自不必言,到1970-1980年间时新一代已经崛起并控制着中国史学科领域。马士主要是把英国十七世纪到1912年有关中国的记载从英国一手资料角度整合在一起,而我则对中文史料在英文世界的使用尽了一臂之力,并因此把中国社会作为一种不同的文化来进行分析……等到了我退休的时候,西方学者们试图发展中国社会史的研究,这得到了中国近代史史学家们的响应。   时光迁移,人和学术走向亦随之更改变化。从这种意义上说,正如费正清所言,没有哪一代历史学家的著述是一成不变的。在此,费正清以他惯有的大历史睿智划分出他自己生活时代的三代历史学家,这三代人后浪推前浪,引发了英文世界中的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领域的三次主要换档移位。这三代学者分别是:1900-1910年代,比如马士,他们的兴趣点主要是从西文历史资料视角看中国与外部世界相遇。之后是1940-1950年代费正清那一代人,他们开始运用中文资料,并想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内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三代西方汉学家是指1970-19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学者,对他们而言,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只是外国影响扩张到中国社会和文化中的一部分。根据费正清的说法,可以说,第四代学者,也就是当今这一代人,到2000-2010年代已经成熟,努力担当当今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概括而言,那就是把近代中国对外关系看成个人、地方、民族国家和跨国家利益界限的交错盘旋汇合点,当今这一代英文世界中的史学工作者对中国的阐释分析变得更复杂、更精细。   

       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是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里最近两代即1970-1980年代和2000-2010年代历史学家的学术贡献,以及这两代人是如何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   


二、大叙述和主议题

       过去40年英文世界中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学讨论是在帝国主义、后帝国主义、现代化、后现代主义、民族主义、后民族主义、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国际主义和跨国主义的理论基础上构建的,突出三个相互关联的大议题:晚清(1644-1911)、北京政府(1912-1928)和南京政府(1928-1949)时期国家外交事务行为;外部力量在近代中国民族建设以及融入世界体系、融入世界大家庭的角色;民族主义和全球化以及地方历史、民族历史和国际历史的关系问题。近代中国的100年(大致从1840到1949)有人民起义、改良、革命、内战和外敌侵略,同时也经历了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沧桑变迁。这些重要历史转变包括从晚清到近代民族国家的转折,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中国关税主权的恢复,治外法权的废除,中国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冷战,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组织中的作用,等等。   总而言之,英文世界中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领域目前的分析框架有四个,其中三种研究范式和哈佛大学有关,每一个框架和视角都有自身的重要演变。这四种大叙述或大历史、或主议题(master narratives)为:费正清的西方影响/冲击—中国反应论;柯文的中国中心论和他后来的“离开中国”论(China-unbound)或人类中心论;⑤柯伟林(William C.Kirby)的国际化论;最后一种是没有太多公共曝光的主议题,该分析框架强调中外关系的双边以及多国、跨国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1965年出版的由哈勒普恩(A.M.Halpern)编辑的单卷本《对华政策:来自六大洲的观点》一书,就采用了这种手法。⑥

        邓嗣禹(TENG Ssu-yü)和费正清编辑的《中国对西方的反应:文献概观,1839-1923》,最早出版于1954年,⑦基于费正清极具影响力但又多遭批评的强调外人对华影响的分析框架,该书两位编辑力图梳理纷繁复杂的外部势力影响,比方说俄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的影响,并将外部力量作为中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改变的一个催化因素。费正清最出名的大叙述在某种程度上被僵化了,时常人们误以为费正清的影响/冲击—反应解读模式一成不变、是一个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僵硬教条。其实不然,费正清早年的博士论文《中国海岸上的贸易与外交:条约港口的开埠,1842-1854》于1953年出版,1969年费正清在这本书再版的前言中,直言不讳却又幽默虚拟,数落了他自己的“不是”和对历史的“非完美推测贴近”(imperfect approximation):⑧   

       如果我有机会用今天(指1968-1969年间)看问题的成熟和精明老练来指导本书(指费氏自己的条约口岸开埠一书)作者(费正清虚拟戏称他自己)的话,我就会敦促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审视条约港口,把条约口岸作为一个社区,用经济史的术语和眼光来解释外国公司企业如何扩展生意,如何扶植本土商业……我就会督促该书作者(费正清本人)把权力政治、交通革命、国际贸易、商业化、城市化、地方政府、地理知识的发展、新闻出版、科学技术、大国沙文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些都是引渡中外人士接触的机构制度。   

       柯文的《离开中国:演变中的有关中国历史阐释》“前言”远非是对他影响了两代学人的中国中心论的自我辩护,⑨相反,这个前言代表了柯文对英文世界里有关中国历史各种不同的大视角、宏观观点的深刻反思,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后民族主义和全球化时代如何把这些不同阐释框架贯穿联系起来。柯文的最新专著《历史和大众记忆:危急时刻里故事的力量》甄别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间流行故事和实际历史的相互交应,民族危难时机的塞尔维亚、以色列、中国、法国、苏联和英国这些文化、宗教和社会特点迥然不同的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柯文就此得出结论道,他所探究的互动特征模式有普世性,这也许跟某些超越文化差异的人类共同趋向有关。⑩

        柯文2003年一书前言应该和柯伟林以及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的一些著述放在一起阅读,因为三者结合起来可以形成对近代中外关系史的一种综合解读,尽管柯伟林认为国际化是近代中外关系史的主线索,而周锡瑞则着重强调从朝贡制度到条约制度,再演进到民族主义来理解近代中外关系史。(11)前述柯伟林的文章把晚清最后10年,也就是20世纪的头10年因历史时限划分而割去不谈。虽然柯伟林的主要关注点显然是中美关系史,但他的那篇文章中有一个部分专谈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柯伟林还针对学科领域的发展方向和新课题提出见解,颇具洞察力。从另一方面讲,周锡瑞在《中国与世界:从朝贡到大众民族主义》一文中勾勒出中国近代从晚清到近代民族国家的转变过程中三个重要对外政策走向:朝贡制度、不平等条约和民族主义。他指出,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民族主义已变成当前中国凝聚向上的一块基石。

        第四种主阐释法是强调近代中国和世界在双边、多边和跨国层面上的互动,这在由哈勒普恩(A.M.Halpern)编辑的集体著作中有充分体现,这本书时逢冷战高潮,由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委托组稿出版。这部集体作品共有十七章,从英国、法国、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西德)、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泰国、前南斯拉夫、非洲、中东和巴西等国的角度和历史利益聚焦中国,探讨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以及当时中美关系里的大陆和台湾问题。这种多棱角式阐述错综复杂关系的结果在于,它不仅条分缕析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问题的方方面面,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书写方式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中国过去和当时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这牵涉到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所有历史参与者,不分国家大小,对书写一部真正的跨国历史的作用都不可低估。这一学术视野轮廓目前已见雏形,尽管有些姗姗来迟。          以上谈及的这些不同历史叙述方法的共性远比他们之间的差异重要得多。学术争议之外,英文世界里多数学者们如今都基本同意清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是一个弱政府但又在国内外恶劣环境下善于随机应变,中国国际地位到20世纪40年代明显改善,成为国际新秩序中的一个大国,又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从另一方面来看,民族、地区和全球利益论,以及民族主义论、帝国主义论、殖民主义论和国际主义论在国外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几乎所有重要的课题上都烙下重叠盘错的印记,近代中外关系史与世界史的研究呈现整合趋势。

 三、交织契合的理论   

       过去40年英文世界里近代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史和世界史研究的整合点在于史学理论,下面就最近学术讨论中出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一个不完全的总结评价。理解史学理论包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跨国主义、普世主义以及相应的后主义理论,有助于澄清学术界的变化更新。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Jürgen Osterhammel)有一篇1986年出版的论文集文章广受青睐,在《20世纪中国的半殖民地主义和非正式帝国:走向一个分析的框架》一文中,奥斯特哈默总结了关于帝国主义、半殖民地主义和20世纪中国的三条理论线索,即压迫性、现代化和边缘化辩论观点。在这三条理论线索之外,他提出另一种解释模式,目的旨在找到分析渗透到地理边缘地带的帝国主义在实际实施中的结构框架。根据奥斯特哈默,西方在近代中国是一个非正式的帝国,由一个商业、政治和军事的复合体而组成,这个复合体斡旋游弋于中国本土环境和国际环境之间。(12)提姆·赖特(Tim Wright)的一篇文章和奥斯特哈默的文章同年发表,集中探讨帝国主义与近代中国经济的关系,该文章对英文世界里有关外国在华贸易投资作用的学术争鸣把握分析入木三分,直到今天依然有参考价值。赖特认为在政治、经济界线混合不清,经济分析单位的蕴涵和研究假设命题都没有弄清楚的情况下,争论这样大的一个问题很难有具体结果。(13)   

        外国人在华是否构成对中国主权的威胁?有些外国学者认为在半殖民地中国的条约港口,华洋倾向于彼此合作,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外国人在华的暴行和对中国的完全控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切入以上中西分界两种对立观点,在一篇题为《跨民族主义和主权困境:中国,1900-1945》文章里讨论民族主义和跨国主义的权力交织关系。(14)虽然杜赞奇更喜欢用跨国主义这个词,但在他眼里,全球化通常以资本主义为原动力,通过民族国家疏导显现。在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叙述、主议题中,有国界的民族国家终极目标在于分配和利用没有国界的跨国主义或超民族主义因素。然而,从另一方面讲,超民族主义或跨国主义在构建整个民族的“工程项目”中既是障碍又是机会。   

       全球相遇和交流通过不同方式塑造形成了国际秩序以及国际组织机构体系的演变。在权力迁移和重新分配的时代,全球化同时还给人们带来忧虑不安,使得理论家们大有用武之地。全球合作的可能与不可能都是通过与民族国家相关的种种概念得以表现的,不管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普世主义,这些深深植根于民族国家之林的信念似乎使全球合作变得不可能。超越主权国家这一概念的局限,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声称学术界目前所有全球化的后现代主义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奴役穷人和普通百姓的一个政治项目,而不是对世界上所有穷人的一种解放。(15)同样地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悲叹目前普世主义争论中的欧洲文化和哲学根系中心论以及史学史理论发展上的偏见。(16)   

        以上这些“主义”均倾向于强调国际互动或新全球秩序的崛起,但它们的出发前提是合作发展的本质注定是冲突性的,涉及主权国家之间不可调和、不平等的文化政治秉性,“许多学科中传统学术的着重点是竞争、自我利益和暴力”。(17)从另一角度来看,在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中美贸易关系历史过程中,也有学者发现中美双方正在变得更加妥协、协调、克制、开放和容忍,这与以上传统研究模式所强调的冲突、不容忍有差异。(18)   

       当前国际社会急需在跨国界包括反恐、气候变暖、贸易和移民问题上进行合作,我们需要研究探索的重点问题不应该是主权国家如何消失灭亡,而应该是国际秩序是如何演变的。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从各个参与者的视角来考察主要国际治理制度是如何发展变化的,这些制度参与者包括主权国家、跨国公司、社会组织、国际团体或单个公民。我们还需要寻找答案的是这些治理参与者或代理人在具体实践中是如何进行实施的,这涉及他们的物质要求、道德权利、文化信仰和自我认知等问题。在国际贸易方面,国际贸易的标准和实施不仅能够令我们掌握全球治理制度参与者的利益和行为的多元化,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弄清这些标准和实施是如何作为流程的一个部分,通过有选择的适应和扩展体制容量来变化的。(19)


 四、新题目和新争议        

        众所周知,左右中国近代史走向和形成的因素,离不开中外关系。相关的问题是,在英文世界有关中国历史的阐释中,中国近代史是如何成为全球史的一部分的?40年来英文世界有关近代中国历史的学术发现和观点是否能充分解释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中国是如何看待它本身与国际理念和国际机构相遇的经历?外部世界又是如何看待近代中国在全球体系形成中的贡献呢?       

        《难以入睡的帝国:自1750年以来的中国和世界》一书于2012年出版,作者是冷战史学家韦斯塔德(Odd Arne Westad)。该书介绍了中国自1750年以来的国际历史。(20)与以往就此问题的主要概述书籍的出版日期相比较的话,比方说出版于1910年马士所著的《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出版于1953年利维(Werner Levi)所著的《近代中国外交政策》(Modern China’s Foreign Policy),1974年出版的吉廷斯(John Gittings)所著《世界与中国,1922-1972》(The World and China,1922-1972),这本书填补了英文学术世界里的一个空白。这本书超过500页,共有十一章,按编年顺序写成。用作者的话说,该书的核心内容是讲述“中国在19和20世纪的转化质变”。虽然读者们若希望从书中寻求理论和议题指导启示不会太满意,但对于中俄、中日、中德、中美、中韩、中朝以及其他国家与中国的互动交往有不少洞悉观察。尽管韦斯塔德批评了外交关系史研究对于政府与政府间关系的过分强调,他的书后半部分却一样突出地缘政治。总之,通过比较和评述,不难看出这本书不仅反映了英文世界中近代中外关系史学术领域的进步,而且也突显其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不平等条约和条约港口是近代中国与世界在1843年到1943年以及超越这个时间范畴历史相遇中两个密切相关的组成部分。(21)条约港口的法律起源发展于中外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虽然不平等条约的具体定义和准确数目学界争论激烈,但一般认为总共有14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在中外签订国际条约条款内一共有48个条约港口,除此之外,清政府还在1898年下谕旨自开三都澳、岳阳和秦皇岛三个港口,虽是自己开设这三个港口,却同样被作为中外条约贸易规定之下的条约港口。20世纪初,在清代中国19个省中,只有山西、陕西、甘肃、河南和贵州省没有条约港口。并不是所有条约港口都在海岸线或可以航行的河道或湖水上,条约港口是海关定义下的进港口岸,不过它包含更多的实际内容。   

        就英文世界史学史的视角而言,条约港口曾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地方争端旋涡中心,以及中国和世界相遇中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棱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民族国家主叙述法和通过民族国家导引的跨国主义视野相呼应,社会文化方法和从社会政治底层往上行的研究途径暴风般席卷中国史学科领域。相对而言,中文世界中过去对条约港口历史以及围绕不平等条约的港口问题学术兴趣却比不过英文世界浓厚。21世纪出版的三本书均探讨了近代中外关系研究的一个经典题目即不平等条约。笔者的《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叙述民族历史》揭示了“不平等条约”这一概念在语义上的演变及其在国际、国内各种场合论争中的使用情况。该书也试图阐释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对1840年到1943年这段历史时期的各种阐释,以及如何成为争取和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和民族认同的标识性议题和中流砥柱的。这本书还把视野投向19世纪以来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特征,这在2005年该书出版前乏人问津。中外众多有关不平等条约的著述均注重于条约本身的研究,笔者则认为不平等条约可以作为对外交、法律、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一种特别的解析方式,它催生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多重含义。(22)鲁纳(Rune Svarverud)的《在晚清作为世界秩序的国际法:翻译、接纳和论述,1847-1911》植根于知识思想史而不是外交史,追溯国际法词汇概念通过日本作为世界秩序范例在晚清的传播,这本书描述了国际法是如何在中国被翻译,又如何同其他体系下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概念原则融入结合的。(23)随着以上两本书的出版,卡萨瑟(Pr Kristoffer Cassel)在《审判的理据:19世纪中国与日本的治外法权与帝国权力》,探讨了19世纪中国和日本领事裁判,根据卡萨瑟,治外法权在中国和日本的发展和废除构成了一个新的法律体系,这种新型法律体系从西方与中日两个本土法律先例和制度的各种对话中发轫演变出来。(24)

         在有关条约港口通识性研究中,20世纪30年代曾任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克茨(P.D.Coates)1988年出版的《驻中国领事:英国的领事官们,1843-1943》和英国大英图书馆前中国收藏部主任吴芳思(Francis Wood)1998年问世的《狗与多数华人不得入内:1843-1943年中国通商口岸的生活》,以史料翔实、经典清晰和绘声绘色的故事卓尔不群。他们披露人物性格、描绘大图画“远比历史本身偏爱垂青的那些重大事件都要清晰”。(25)克茨的书对于不平等条约和港口世纪的英国驻华领事官们记述幽默连篇、通俗易懂。该书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关于鸦片战争《南京条约》设立的第一批5个条约港口,第二个部分谈及晚清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到义和团期间被迫开设的条约港口,最后是清王朝灭亡和中国复兴。克茨在这本书里为读者提供了一份英国从1843年到1943年左右在华领事馆官员的编年名单以及47个在华领事设置包括开港年份的汇总表格。吴芳思(Francis Wood)的书覆盖面更广,研究和写作技巧精巧流畅,条约港口链接关系土洋众生。(26)此外,这本书还展示了已有外交史料其实可以用来分析除了高层外交史外的社会方方面面。    

        其他优秀史学著作(27)还包括罗芙芸(Ruth Rogaski)的《卫生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健康与疾病的涵义》,该书充分体现了学术界关于外国人和华人在中国和世界秩序中的作用问题上的变化,众多新视角和对历史资料的新解释脱颖而出。罗芙芸力图把外国人活动以及中国与外国的互动定位于世界史的宏大背景之下,(28)她的书通过曾是九国租界地的天津来探讨卫生、健康和疾病词语概念含义的转变。在20世纪初期,卫生从保障个人健康方法技巧转变到一场关系国家主权的全民运动,成为中外皆参与的抨击中国不好生活习惯的卫生现代化同义词。罗芙芸强调多国列强和各派中国精英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浮沉语境中,每一种社会力量均为它们自身不同历史时刻不同的社会目的而驱动卷入。与罗芙芸同样聚焦天津,马瑞奈力(Maurizio Marinelli)考察了同时并存而来源各异的多重身份特性问题,这种个性特点在半殖民地时代不断被联想记忆唤起,原因有三:第一外国人在华地位的转变,第二涉外机构设置作为一个“现代化试验区”的政治功能,第三,当代中国国际化、全球化的愿景,力求把天津的某些地带变成意大利贵族式的“邻里社区”。(29)顾德曼(Bryna Goodman)与其他一些学者持相同看法,反对华洋界限或分离,尽管她的关注点是在外国人社区的丰富多样性上。通过1893年上海开埠50周年庆典,顾德曼探究外国人租界的多种政治社会相互穿透的含糊性,外国人、上海商人、租界地的华人居民们(数量超出租界里的白人居民)和当地商行在中国民族主义时代以前对于外国在华设置和身份属性的协商理解。(30)

       的确,外交史是一门涵纳许多领域的综合学科,它包括国际国内政治、经济、贸易、地理、航海、制图、慈善和文化等。即便是在政府与政府外交行为和传教事业的传统中外关系史的范畴内,也依然有很大的空间余地来研究讨论。(31)比方说,卫斯理-史密斯(Peter Wesley-Smith)在他的《不平等条约1898-1997:中国、英国和香港新界》一书中对外交史中一个经典题目研究缜密,他解释了为什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没有废除1898年清廷出租香港新界给英国99年的租约。(32)卫斯理-史密斯总结分析了中英1898年在北京签订的《中英香港展拓界址专条》在中英两国政策变化大背景下的租约动机、谈判、含义、行政管理、终止和实际执行惯例。   英文学术世界中的近代对外关系领域,航运海事依然引人注目,研究也颇有深度。在《由东而西:耆英号航海,1846-1853》一书中,作者戴维斯(Stephen Davies)钩沉清代“耆英号”穿越航行印度洋和大西洋,抵达美国纽约、波士顿,之后到英国。对中西海洋传承、技术、组织及体制进行了客观比较分析,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耆英号”的26名中国船员在美国纽约胜诉“耆英号”及其船长凯勒特(Charles Kellett)。过去许多学者认为在美华侨备受种族歧视,是沉默的羔羊和被动的受害者,“耆英号”的故事却展示了海外华人抵制、抗议、用西方法律和政治制度争取权益的一面。第二,该书全面解读东西方对传统中国平底帆船和舢板的历史认识和偏见,中外各方对于地方、民族和世界文化遗产的认知随历史环境而演变,这些复杂过程和内涵都需要进一步深刻研究。(33)   对中国传统平底帆船和舢板的设计和功能的阐释沉浮,提醒我们要注意外部因素在某些方面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或缓慢,比方说在制图学和地图制作方面,(34)最有意思的是中西两类不同的地图学其实都可以称自己是最“先进的”。与戴维斯的发现相媲美,余定国(Cordell D.K.Yee)对中西制图学有着深刻的观察:(35)    

         传统中国的制图者们决定糅和文字描述和(没有地图比例的)形象化地图制作,他们认为这么做更能满足他们的实际需要……中华帝国有兴趣的是地理资料,包括量性资料的收集,这些都远远发生在西方制图学诞生之前。不过,中国的地图制作者们却不需要西方的制图学就能完成上述任务,形象化地图和描述文字是为这些目的而服务的。

         因此,中西传统两种地图制作法的区别在于他们对什么最能满足他们各自当前的需求认识不一,这可能是导致西方制图学被中国吸收缓慢的原因。但有意思的是,当今世界网上数码地图某些功能朝着传统中国制图法峰回路转,这促使我们不得不问一问,我们到底是否应该把西方制图学作为标准来衡量评价中国传统地图。余定国指出在20世纪和21世纪中国地图学所运用复制生产和卫星图像,基本上已和现代制图学相吻合。可是,数字化又带来了对中国传统地图中使用的方志式、形象化地势图的新兴趣,当今“地图制作软件和设备已经开始提供从路上人的视角望去的形象化街道图,以便行人车辆能更好地把实际路线和地图导航进行对照。这样一来,当代的路线地图看起来就很像中国传统的地图”。余定国作出结论道:(36)

         地图学历史的这种峰回路转本身迫使我们提出质问,西方制图学到底该不该被当成标准。因为理解错误,传统中国地图一直被不符合制图人原意的那些西方标准所评价衡量。中国传统式形象地图可能实际制造上粗劣,但我们不能说中国传统地图在数字制图学上是失败的。现代学科分支趋向于分离科学和艺术,这样反倒降低了我们应对传统中国地图进行充分解释和认识的能力。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琢磨着怎么来读懂传统中国地图。


 五、未来研究方向   

        近代中外关系史何去何从?近代中外关系史还能继续向前进吗?过去40年英文学界里的近代中外关系学术新态势和新方向给我们带来了启示。近代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之间和之内的分支学科和次学科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令人瞩目,有些学术同行已开始涉足这一领域,陆路和海洋世界之间和之内、新旧之间和之内、传统和现代之间和之内、分歧和汇聚之间和之内等等都属于阈限空间。

     美国年轻学者吴晓(Shellen Wu)的新作超越国与国之间的经典外交史研究范围,通过中、西方国家对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接纳差异的比较交互考察,吴晓认为中国近代史与现代世界秩序之间到19世纪末叶在发现新能源上有一致性、共同性。(37)对李希霍芬的不同接纳看似感情化,然而却揭示了不同国家民族在面对人类新能源问题上的理性选择、民间交往以及人民在地域政治中的作用,这凸现出世界历史和每个民族本身历史的重要性,以此可以弄清楚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遇过程。   

       外交史与社会史、文化史和人类流散学多学科的结合也孕育发展了新视野、新天地。2014年11月和2015年6月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John Fitzgerald)和中国香港学者叶汉明(Honming Yip)教授主持两个有关近代公益慈善和华人移民的研讨会,分别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和香港中文大学召开,这两个研讨会的重点就在公益慈善事业转变和环太平洋华人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接合上。(38)对公益实践的研究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方面,现代制度化公益事业是从地方慈善、家族慈善和行会慈善演变而来,这和在中国、亚洲其他国家、北美、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城市大众社区的发展方向同步;另一方面,慈善公益事业的演变出现在地方、国家和跨国机构制度的重叠网络交合点上,连接华南海岸线以及整个环太平洋地区。   

        20世纪英文学术世界里兴起的社会史、人民历史曾被认为是“历史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与此相呼应,一些学者对外交史研究进行激烈抨击,外交史甚至被梅尔(Charles Maier)说成是“缺乏创新”、“对新生学术思想和方法抵制反抗”。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外交史学科一直在批评声中进行着深刻反思。(39)其结果正如恩格尔(Jefferey Engel)所观察,外交史研究的本质决定了“优先研究权势,但是现在再也不单单只用最简单的方式来研究那些挥舞权力的达官贵人了”。(40)的确,新时期以来英文学界里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在学术更新的冲击下获得新活力,研究对象和范围得到拓展。学术潮流历来跌宕起伏,但我们可以说受到冲击的近代中外关系史没有跟我们道再见。展望未来,费正清的话语给予我们智慧和永恒:(41)

      书写历史的人不只是旁观者,历史学家书写历史本身也是行为的一部分,而且也需要反思他们自己的行为产生痕迹。书写历史的人关于历史上到底“真的”发生了什么的阐释,首先要经过他们对已有证据的斑斑点点和漫无规律的浮面进行过滤筛选,第二,书写历史的人对历史的看法还要通过他们本人主体的切身利益,对所看到的证据的筛选和解释而进行过滤。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对历史的一种不完美的推测判断,幸运的是没人要把这种不完美的推测判断当成永远的定论……写历史书的人一旦回过头来看他当年臆想他在试图做的那些事情时,许多视角和看法就会出现了。

注释 :

①笔者在牛津大学出版的中国学研究指南系列数据库中,已经就2015年底出版的由王建朗等编辑整理的十卷本《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进行了简短评论。Dong Wang,“The Unequal Treaties and the Treaty Ports,”in Tim Wright,ed.,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Chinese Stud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database.   ②Haihui Zhang et al.,eds.,A Scholarly Review of Chinese Studies in North America,Ann Arbor,Mich.: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2013.该英文版中的大部分章节刊登在201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

 ③有关部分观点的详细阐述,请见以下英文著述。Dong Wang,“The Unequal Treaties and the Treaty Ports,”in Tim Wright,ed.,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Chinese Studies,database; Dong Wang,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A History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13.  

④John King Fairbank,Martha Henderson Coolidge and Richard J.Smith,H.B.Morse:Customs Commissioner and Historian of China,Lexington,Ky.: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5,Chapter Fourteenth,John King Fairbank,“Morse as Historian”,p.226.   ⑤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笔者对柯文观点变化的观察在2013年4月和他本人当面交谈时得到他的确认,他的最新观点集中呈现在他的新书Paul A.Cohen,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4.   

⑥A.M.Halpern,ed.,Policies toward China: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New York:McGraw-Hill,1965.   

⑦Teng Ssu-yüand John King Fairbank,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1839-1923,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1st ed.1954.

 ⑧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reface.   

⑨Paul A.Cohen,China Unbound: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New York:Routledge Curzon,2003,Introduction.   

⑩Paul A.Cohen,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The Power of Story in Moments of Crisis.   (11)William C.Kirby,“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00-1949,”in Warren I.Cohen,ed.,Pacific Passage:The Study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163-189; Joseph W.Esherick,“China and the World:From Tribute to Treaties to Popular Nationalism,”in Brantly Womack,ed.,China’s Ris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10,pp.19-38.   

(12)Jürgen Osterhammel,“Semicolonialism and Informal Empir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Towards a Framework of Analysis,”in Wolfgang Mommsen and Jürgen Osterhammel,eds.,Imperialism and After: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London:Allen and Unwin,1986,pp.290-314.   

(13)Tim Wright,“Imperialism and the Chinese Economy:A Method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Debate,”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vol.18,no.1(January-March 1986),pp.36-45.   

(14)Prasenjit Duara,“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Predicament of Sovereignty:China,1900-1945,”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2,no.4,1997,pp.1030-1051.   

(15)Arjun Appadurai,“Grassroots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search Imagination,”Public Culture,vol.12,no.1(Winter 2000),pp.1-19.   

(16)Craig Calhoun,“Beck,Asia and Second Modernity,”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vol.61,no.3,2010,pp.597-619.   

(17)Samuel Bowles and Herbert Gintis,A Cooperative Species:Human Reciprocity and Its Evolutio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 Martin A.Nowark and Roger Highfield,Super Cooperators:Altruism,Evolution,and Why We Need Each Other to Succeed,New York:Free Press,2011; Marshall Sahlins,The Western Illusion of Human Nature,Chicago,Ill.:Prickly Paradigm Press,2008.   

(18)Dong Wang,“US-China Economic Relations,”in Andrew Tan,ed.,A Handbook of US-China Relations,Surrey: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6,pp.155-177.   

(19)Pitman B.Potter,Assessing Treaty Performance in China:Trade and Human Rights,Vancouver,Canada:UBC Press,2014.   

(20)Odd Arne Westad,Restless Empire:China and the World since 1750,New York:Basic Books,2012; Dong Wang,“Review of the Westad Book,”Twentieth-Century China,vol.38,no.2,September 2013,online.   

(21)Dong Wang,“The Unequal Treaties and the Treaty Ports,”in Tim Wright,ed.,Oxford Bibliographies in Chinese Studies,database.

 (22)Dong Wang,China’s Unequal Treaties:Narrating National History,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5.   

(23)Rune Svarverud,International Law as World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Translation,Reception and Discourse,1847-1911,Leiden:Brill,2007.   

(24)Pr Kristoffer Cassel,Grounds of Judgment:Extraterritoriality and Imperial Powe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and Japa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25)P.D.Coates,The China Consuls:British Consular Officers,1843-1943,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reface.   

(26)Francis Wood,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1843-1943,London:John Murray,1998.   

(27)比如Robert Bickers and Isabella Jackson,eds.,Treaty Ports in Modern China:Law,Land,and Power,London:Routledge,2016.这是部集体著作,共有十二章,探讨法律、土地制度、科技创新、航运设施和移民等命题,对条约港口的研究进一步推进。   

(28)Ruth Rogaski,Hygienic Modernity: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   

(29)Maurizio Marinelli,“The Italian Production of Space in Tianjin:Heterotopia and Emotional Capital,”in Anne-Marie Brady and Douglas,eds.,Foreigners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in Republican China,Brown,London:Routledge,2012,pp.25-51.

 (30)Bryna Goodman,“Improvisations on a Semicolonial Theme,or,How to Read a Celebration of Transnational Urban Community,”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59,no.4,2000,pp.889-926.

 (31)基督教和传教士领域的两个突出例子是Terry Lautz,John Birch:A Lif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6,and Henrietta Harrison(沈艾娣),“‘A Penny for the Little Chinese’:The French Holy Childhood Association in China,1843-1951,”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3,no.1(February 2008),pp.72-92.

 (32)Peter Wesley-Smith,Unequal Treaty,1898-1997:China,Great Britain,and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Hong Kong: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33)Stephen Davies,East Sails West:The Voyage of the Keying,1846-1855,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4.

(34)罗威廉的关于汉口的两本鸿著,Hankow: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89(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and 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集中探讨前英国租界汉口社会史。前书力求理解汉口的经济和商业生活,后书则讨论社会冲突和百年来汉口的社会组织和活动,罗威廉认为外国影响没有什么实际结果。

 (35)Cordell D.K.Yee,“Looking beyond Measurement and Mathematics: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rtography,”in Lin Tien-Jen,ed.,Huangyu Soulan[Reading Imperial Cartography:Ming-Qing Map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sic],Taipei:Academia Sinica and Library of Congress,2013,pp.32-37.

 (36)Cordell D.K.Yee,“Looking beyond Measurement and Mathematics: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rtography,”in Lin Tien-Jen,ed.,Huangyu Soulan[Reading Imperial Cartography:Ming-Qing Map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sic],p.36.

(37)Shellen Wu,“The Search for Coal in the Age of Empires: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Odyssey in China,1860-1920,”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19,no.2(April 2014),pp.339-363.   

(38)Wang Ling-Chi and Wang Gungwu,eds.The Chinese Diaspora:Selected Essays,Singapore:Times Academic Press,1998.   

(39)Lynn hunt,ed.The New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Calif.: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Introduction,p.1.   

(40)Jeffrey A.Engel,“Diplomatic History’s Ill-Deserved Reputation and Bright Future,”Perspectives on History,vol.50,no.9(December 2012),pp.41-43.   

(41)John King 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1842-1854,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Preface.


(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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