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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湖北官钱局向日本订印钞票述论
来源:《安徽史学》2017年第3期 作者:朱英,许龙生 点击数:65 更新时间:2017-10-30

内容提要:张之洞就任湖广总督之后,设立湖北官钱局并发行官票,以推动货币改革。但由于国内印刷技术落后,伪造官票情况严重,张之洞遂向日本印刷局请求印刷钞票,首次订印成功后又多次续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辛亥之后湖北地方财政拮据,官钱局大量发行官票导致通货膨胀。吴佩孚主政湖北时再次向日商订印钞票,但其计划曝光之后,遭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的强烈反对,日本政府为了缓和中日关系,限制吴佩孚发展,也要求中止印刷契约,最后湖北政府不得不取消钞票印刷契约。钞票印刷事件的日趋政治化,反映出了不同历史环境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民众,中国与日本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

词:张之洞;湖北官钱局;钞票印刷;日本

       甲午战败之后,清政府面临着来自内外多方面的挑战。庞大的军费支出和赔款,使脆弱的国家财政走向失衡。“内轻外重”政治格局下财权的下移给了地方督抚更多的空间以扩大财源。18898月,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多个方面,货币改革是其改革计划中重要的一环。1896年,张之洞责令湖北善后局负责筹划成立官钱局事宜。次年正月,湖北官钱局正式在武昌设立,并在汉口、宜昌、沙市等地成立分局,同时发行官票。

       湖北官钱局作为湖北省官方金融机构,在其存在的30年间,从经营业绩以及发钞情况等方面来看,在中国的省级金融机构中表现均较为突出。但是学界目前对于湖北官钱局的研究并不充分,更多的还是对其创办、兴盛、衰败过程进行简要叙述,结论也多集中于对张之洞主导的制度创新的褒扬以及对于北洋军阀滥发纸币的批判。至于湖北官钱局向日本多次订印钞票的事件,已有的论著多一带而过,对于基本史实少有清晰的解读,又或单纯从钱币本身来鉴赏其价值①。本文利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资料中心所藏日文档案、国内新闻报纸、当事者文集等资料,展现该事实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以及所产生的影响,力图对清末民初湖北官钱局向日本订印钞票事件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一、张之洞首次向日本订印钞票

       19世纪末白银价格下跌促进了清朝市场贸易的活跃,但也导致清朝市场对于货币的需求不断增加,特别是市场贸易和缴纳税款对于铜钱的需求十分旺盛②。铜价上涨、云南铜矿减产以及投机商人对铜币的走私和熔铸使得当时全国的市面上出现了制钱短缺现象,这对政府征收税款以及商民正常的市场交易产生了很大影响。“湖北省每年应收丁漕、厘税为数甚巨,而制钱之少,城乡一律。民间百计购钱竭蹶输纳情形,亦属最苦。”③为了应对此问题,张之洞采取的措施首先是铸造小额银元,补充市场上的货币供应;次则以政府机构作担保,向市场投放银元官票,用发行纸币的方式来补充货币流通的不足。“一面增购机器,添铸对开、五开、十开、二十开小银元……并刊发银元官票,加盖本省藩司印信,与善后局所发加盖司印每张一千之钱票相辅而行,以期转输不竭。”④此后湖北市面上存在着铜钱、银元、银元银票、官钱银票等多种货币流通的情况。

       除了主动增加货币供应以外,张之洞还运用政府的公权来保证新铸货币在市场上的合法身份与正常使用。“现在制钱尤缺,花票累深,本部堂念市面之艰,特饬银元局刊发银元票,每张一元,与官钱局所发钱票相辅而行。按照银元市价,折合银钱,准其完纳丁漕、关税、盐课、厘金等官项,并晓谕当商、钱业及百货铺店,照官钱票一体行使。……此系官票,如有私刻假票者,照私铸例治罪。”⑤张之洞对官、商、民各个阶层都做出了相应的规定,以促进新印纸票为官府和民间认可。其初衷在于增加对市场的货币投放量,利用新铸银元与银票增强政府对货币的控制力。由于当时的中央政府并未形成对地域货币的有效控制,掌握地方实权的督抚对于货币的管理则成为了先于中央政府的改革试验。

       货币的发行流通与被伪造就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伴随着其发展的始终。“湖北官钱局新制台票竟有匪徒胆敢造伪票在市面混用,并公然到官钱局兑钱。嗣由官局察出伪票已有数十张之多。”⑥民间对于新制台票的伪造行为对官方货币的信用度产生了很大冲击。湖北省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加大对于伪造官银票行为的打击力度,并将伪票的情形进行公示,以提升地方官府和民众对于伪票的辨识能力。“鄂中大宪颁发示谕,务将伪票情形一一标明,俾外府州县一律周知,庶不致被其诳骗也。”⑦但这只是治标之策,为了治本,官府还需要在银票的制造技术上进行提升,增强货币的主动防伪系数以维护信用度。因当时国内纸币印刷技术的限制,张之洞派员考察之后,决定向印刷技术更为先进的近邻日本订印钞票。

       湖北官钱局向日本官方印刷局订印钞票在当时并非开创先河之举,在此之前清政府即有尝试,只是未获成功。18982月,清政府曾向日本大藏省的印刷局提出过订印国内公债证书的请求。清政府希望以每份100两的价格发行100万份、总计1亿两的国内公债,其名义则是发行中仙道的铁路公债,要求仿造军事公债证书的样式,并在其中加入英文。但是日本政府却以印刷局任务繁重,无法履约为由回绝了清政府的请求⑧。尽管如此,中央政府的失败并未阻挡地方政府在这方面的再次尝试。

       1899年,张之洞通过湖北留学生监督邝国华与日本印刷局进行接触,并就钱票图样与代为订印事宜进行商谈。之后则由中国驻日本公使李盛铎向日本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致函,请求尽快反馈日本方面的意见以转告张之洞。“贵大臣将前项图样转交印刷局,照式为速刊印一百万张,所需工料价值若干,应于何时交付,此项票纸何时可以刊印完竣交齐等情,并请详细示复,以便转致鄂督。”⑨53日,青木外务大臣即将此事汇报给了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就交付日期和制造费用等请示内阁意见⑩。517日,日本大藏省印刷局长得能通昌向外务省政务局长内田康哉说明了印刷局可以接受此份订单的意见(11)。在获得了具体承办机构印刷局的同意之后,日本外相青木周藏将此信息转告李盛铎,其具体条件为:纸币制造交付的契约在本月内缔结;印刷100万枚的制造费用为21000日元,但不包括印刷局交付货物所需的包装和运输费用;货款在费用要求提出三日内支付;上项条约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更改(12)

       契约签订之后,日本印刷局即开始了钞票的印制。而检查日本承印钞票的任务,张之洞则安排给了时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的钱恂(13)

       照得鄂省前经电请钦差出使日本大臣李在日本印刷局代为定造银元票一百万张,原订合同内声叙,准于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一日以后十日内,造八万张交付等因。是头批之银元票八万张,转瞬即将交付,应即饬派监督游学各生分省补用知府钱守恂,就近在日本照数点收解运回鄂,以资运用。除咨李大臣先行通知印刷局长,到期发给文凭,令该守持往点收外,合亟札行,札到该守,即便遵照札饬事宜办理。勿违(14)

       印刷任务完成之后,则需要将此批银票运往湖北,承担此次运输任务的是日本邮船株式会社。19002月,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致函日本驻华公使馆翻译官小林光太郎,通告即将有一批印刷物运至中国,且这批货物与普通货物不同,需要特别注意。银票由横滨运抵上海之后,仍由该会社继续运往汉口(15)212日,外务省高平外务次官致函日本水上税关长,将有100万枚纸币的印刷物出关。首批运回的纸币分为四函,每函2万枚,由邮船会社负责托运,之后转交给钱恂(16)。此次运输只有8万枚,说明湖北官钱局与日本印刷局签订的条约中,并非规定所有钱票制造完成之后一次性运输,而是分批次进行。之后在钱恂致小林光太郎的便笺中,则确认了有另外一批纸币从日本运往了中国。“昨日有银元票十一箱(二十二万枚),钱票九箱(二十七万枚)寄汉口领事濑川殿。明日交博爱丸运湖北,请关照横滨税关及汉口领事濑川氏。”(17)1900613日,载有日本印刷局承印之49万枚纸币的“博爱丸”货轮从横滨出发,前往上海(18)

       以上简要梳理了湖北官钱局与日本印刷局第一次纸币印刷合同从交涉到成立,再到履行的过程。从事件的发展进程来看,湖北官钱局第一次向日本订印钞票是比较顺利的。

二、湖北官钱局陆续向日本订印钞票

       这批由日本所印钞票,较之以前国内印刷之钞票,在技术和质量上都有较大进步,张之洞对于这批新印钞票抱有很大的信心。“查此票乃外洋制造,纸质坚厚,花纹精工,纸内藏有暗字,最易照认,正面盖藩印及善后局关防,印色鲜明,足昭凭信。且正面、背面,均编有号数,各州县所发之票,自某字第几号起,至某字第几号止,该县所领系某号之票,皆可按号稽查,无虞混淆。”(19)当时日本印刷的钞票,不仅在纸张和油墨印刷的质量等方面较国内钞票优良,更在于其采用了国内当时所没有的水印技术。水印技术最早由意大利工匠在13世纪发明,1666年由瑞典斯德哥尔摩银行最早将其运用到钞票防伪上,日元纸币上的多层次水印也被世界公认为最精致的水印(20)。日本技术上的领先,不仅诱使中国多个省的官钱局向其订印钞票,甚至还出现了北洋银元局向日本购买钞票制造用水印纸的情况(21)

       钞票自身的质量得到提高之后,张之洞继续运用湖广总督的权力以推动新印官钱票在其辖区内使用。“本部堂、院念市面之艰,特饬在日本铸造银元票,每张一元,以补银元之不足。……兹特将前项刊造银元票,发给官钱局编列字号,加盖图记,与官钱票相辅而行,按照银元市价,折合银钱,准其完纳丁漕、关税、盐课、厘金、土税、膏捐等一切捐款各官项。并饬武汉官钱局,凡持此票呈缴官项及兑取银元者,即由该局一律照收兑发,勿得阻滞。惟此票系属创行,特恐各关、卡、州、县及远近商贾不能周知,合亟札饬。”(22)银元票与官钱票共同使用,既可以缓解市场上银元匮乏以及制钱短缺的困境,又可以加强政府对于市场的控制,这也是张之洞积极推动货币改革的重要原因。在此阶段,新货币的发行数量并不大,政府同时运用政策工具以作为货币市场的润滑剂,其主要目的是优先服务于民间市场,以间接带动政府税收的增长。

       这批新印纸币在上市之初,也确实取得了市面较好的认可度。“湖北官钱局前倩()日本印刷局制就银票百万张,运抵省垣,添写号数。现已流行于市,人皆便之。”(23)根据日本驻汉口总领事山崎桂的观察,当时汉口市面上所流通的6种货币中,官方发行的官票,即湖北银元局发行的“凭票取一元银”和湖北官钱局发行的“凭票制钱一串文”具有较好的信用度(24)。“鄂省金融,向以钱为本位,漕粮契税,均照银市折钱征收,市场交易,亦概用钱码。故当时发行额既少,人民行使便利,信用亦甚巩固,销行区域,愈趋愈广,本省而外,即湘豫以及下游之九江,均利赖之。”(25)湖北官钱局之钱票,使用范围扩散到了省外区域,足见其有着较好的信用度。传统市场格局下制钱的使用较白银更为广泛,决定了地方政府在货币发行上对于铜钱本位的倾斜,加上政府较为谨慎地对发行数额进行控制以及有政府信用作为担保,保证了其较好的市场表现。

       在初次尝试获得成效之后,张之洞又多次向日本印刷局订印钞票,以继续供应市面。“官票既畅,钱价自平,民困自纾,实为今日利国便民之急务。现已咨会出使日本国大臣蔡钧转托日本印刷局,按照所寄票式代为制印,约七八个月可以造成寄回应用。”(26)张之洞向日本订印钞票的行为也成为了湖广地区货币改革中的一种惯用方法,甚至在19042月至19053月张之洞入京的这段时间内,继任湖广总督的端方也延续了张之洞的这项政策,委任杨枢继续同日本印刷局进行磋商以及签订纸币印刷契约(27)

关于湖北官钱局向日本印刷机构订印钞票的具体次数和数量,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并未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笔者根据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资料中心所藏日本印刷局的档案,查找出20世纪初湖北官钱局向日本印刷局订印钞票的记录共有7笔,现将其列表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1903年至1908年之间湖北官钱局几乎每年都在向日本印刷局订印钞票,而且钞票的种类既包含钱票,也包含银票,数额从1000文到10两不等,但这7次订印合同中,1000文的钱票占据订单的绝大多数。在共计1480万枚钞票中,1000文的钱票有1300万枚,占订单总数的87.84%。但由于这只是日本方面所保存的档案,将其数据与国内的报纸资料进行对照时,也时有出入,因此难以完整统计出湖北官钱局向日本订印钞票的总数和金额,但可以肯定的是,1000文钱票在当时湖北货币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

       最后三次的订印契约在印刷局的档案中保存了下来,因而可以从中了解合约具体的内容。以19054月的契约为例,由于涉及两国政府之间的商品和服务合约,中国驻日本公使在其中扮演了信息交流的中介作用,同时也担任了湖广总督利益代表的角色。契约同时考虑到了从原版的运输、工匠的印刷以及可能出现的意外等多种风险,并很清晰地划分了双方的责任界限,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湖北政府对订印钞票事件的重视。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的政策也在发生变化。19061029日,驻汉口日本总领事水野幸吉向外务大臣林董致电:“清国各省多年间屡次通过在我国驻扎的清国公使向本邦印刷局请求印刷发行用之钞票,公使一次也没有向清中央政府报告。清国政治上各省的督抚各自自由地采取各项措施来进行经营,因而对于(订印钞票)是持很大的欢迎态度的,但也会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和不自由。……可能会带来地方纸币价格下跌的危险,因而(货币)整理需要秘密进行。”(28)此时张之洞再次向日本提出印刷纸币的请求,并派官钱局总办高松如以考察日本财政的名义渡日商谈(29)。由于1900年至1905年间相继有湖南、广东、北洋的官方金融机构向日本印刷局订印钞票,日本政府逐渐认识到这是地方督抚加强对于地方财政和金融管制的一种措施,以防伪性更好的新式纸币逐步替换掉旧币,为地方政府的货币财政化提供了方便。考虑到地方势力的坐大对于中国政局以及日本与中央政府关系的影响,日本政府的态度也由最初的不过问转向了相对谨慎,故而“之后关于(纸币印刷)接收的问题,印刷局需要听取内阁的意见来处置”(30)

       从国内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检验这几批来自日本印刷的钞票是否有成效的方法就是观察市场的认可度。19082月,湖北官钱局除了发行1000文的钱票、1元的银元票外,总办高松如还根据市场所需,添印了5千、10千的钱票和5元、10元的银元票,共计50万张(31)。根据前表的统计,湖北官钱局所发行之钱票就已经超过了1300万枚,但是市场上依然出现“尚不敷用”的情况,1909年高松如再向“日本定印铜元百枚纸币二百万张”(32)。是年夏湖北出现水灾,湖北政府则命官钱局再印制钞票以作为赈抚水灾的资金。“惟湖北官钱局所出钱票颇得商氏信用,其价值高出铜元之上。爰饬官钱局添印制钱钞票二百万张,以便分发各属赈济。”(33)地方政府运用增发钞票的方式以作为临时财政支出的意味已是十分明显。但是1910年湖北政府为了维持钱票和银票的信用,又主动将之前发行的市值近3000万的1000文钱票的三分之二进行回收,以维持官票的信用(34)

       新印纸币虽然使用了日本技术,但民间的伪造行为依然无法根除。1908年,湖北巡警道相继破获余老幺私造湖北官钱局钞票案(35)和湖北官钱局失票案(36),而且在伪造“队伍”中经常出现日本人的身影。19105月芜湖海关洋务局查获日本人高庄次郎和烟音吉,其随身携带有湖北官钱局伪票一万数千张(37)。由于当时市面上的纸币,特别是钱票与银票中有相当部分是由日本承印,印制、储藏和运输等过程中中国政府难以对其进行全面监督,其中是否存在着多印或者是印版被复刻的情况,都容易令人怀疑。向外国订印关系到本国财政和金融命脉的钞票,这一举动本身就含有相当的经济风险。

       191110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的统治首先在湖北崩溃,但是前清政府印发的货币却并未随着旧王朝一起退出历史舞台。民国政府成立之初,军费支出浩大,财政相当拮据,湖北省政府也不例外。政局动荡与政府信用不稳导致钞票贬值。“湖北官钱局银、铜两元钞票在武汉行用,与法定价额所差已巨(如铜元票每百枚一张市间仅作九六七用,银元票额定换铜元百二十枚,市间仅作一百十枚)。若至外府州县,无论银、铜元票每纸只能作七八百文,盖因无处兑取现货也。”(38)为应对财政危机,湖北省政府计划新旧钞票一起使用,待时局稳定再逐步收回旧币。《申报》曾报道:

       湖北官钱局发行之票颇得商民信用,军兴以后,该票几成为不兑换之实币,犹在市面信用不衰。近财政司因军饷缺乏,又仿该票式在申新造二千万张,发行市面。然旧票系日本所造,暗中有水印花纹与官钱局字样,新票无之,以致人所视为伪造,市面极为阻滞。即官家所设兑换所,因恐奸徒伪造,亦多方审查始收。近日各属商民,咸不用此项新票,屡与驻扎军队大起冲突。财政司以似此情形殊与金融机关有碍,昨特出示略谓此种官钱局新票,系因前民国根基未固,为一时权宜之计,一俟币制划定,即行连旧票一并收回,另发新民国钞票。此刻无论新旧,有无水印,一律作用,不得刁难干究,并饬各属官署、税局、关卡,收用新票不得挑剔,以维信用云云。究未知仍能博民间之信用否也(39)

       很显然,政府计划新旧钞票兼用以稳定币值和市场秩序,却未料到旧票因为有水印花纹与官钱局字样,防伪度较好,市场接受度更高;而新政府赶造的新票因技术上逊于前清之钞票反而多被视作伪造,难以流通。新的地方军政府,特别是驻扎军队因为新票的使用与商民屡起冲突,即使财政司发文以稳定局势,但旧票比新票更有信用度则是不争事实,这显示出市场对于政治变化的相对迟滞,也反映了动荡时期政治与经济运行机制之间的不协调。1912年底,为了避免官钱局信用的崩溃和金融市场危机的蔓延,湖北当局在1120日以后停止了货币的增发,但截至1117日,湖北官钱局纸币的发行额依然有425万元(40)

       综上所述,张之洞在湖广地区开展的改革活动中,货币与金融改革是重要一环。为了加强新铸钱币的信用度,张之洞向印刷技术更为先进的日本订印了不少于1500万枚的新式钱票和银票,为改善地区的金融市场环境和提高财政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北官钱局前后多次向日本订印纸币,其基本过程都是以湖广总督的名义,通过中国驻日本公使来进行联系,省政府有时还会派遣委员赴日与日本政府官员详细商谈。契约签订后,由日本大藏省印刷局承印。印制完成的钞票经中国全权代表点检之后,再由日本轮船公司负责运输。新式钞票一经投放市场,张之洞即使用其总督的权力来推动官、商、民的接受和使用,同时加大对于伪造钞票的打击力度,以维护纸币的信用。即使是在武昌起义爆发之后,这批钞票虽然出现了贬值,但依然还在市面流通,并在和湖北民国政府的新钞票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

三、1925年湖北官钱局再向日企订印钞票

       19121922年的民国前十年,湖北地方金融市场因为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导致“金融恐慌,官民交困。各项税捐因商业停顿,收入骤减,每月政费之所出不敷甚巨。”(41)地方政府因此多次要求湖北官钱局增印钞票,以作为财政经费的补助。1915年,湖北市面上流通有价值4000余万的1000文钱票,其中2000余万为前清所印行,辛亥起义之后又仿照旧式仓促增印了质量低劣的2000万钱票。官钱局总办遂请求财政部印发1000万新官票以逐步回收毛破票(42)。但是财政部印刷局则因“接受各机关所订印刷品甚多,不能专印鄂钱票”(43)而延滞新票的印刷,官钱局的新票发行计划只能向后推延。

       纸币自身质量的下降,社会动荡带来治安管理的松懈,伪造钱币的现象屡禁不止,再加上新政府将货币发行财政化造成了通货膨胀,昔日畅销省内外的湖北官票信用度每况愈下。“民国以来,鄂省垫用军政各费,需用浩繁,无法挪移,惟有出于增印官票之一途。于是信用乃渐坏,价格亦日低(初则五六钱继则四钱),幸部派高督办两次接办,始稍稍恢复,其后归鄂省政府接管,军政各费,垫用更多,予取予求,无时或已……准备既无现金,维持无非泛语。”(44)官方金融机构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不断增印官票,必然会带来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也在所难免,更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

       19217月,“湘鄂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趁机控制了湖北全境,并勒令湖北官钱局加印500万串官票,以“借垫”的方式从官钱局支取了大量资金用于军费开支(45)1922年,金融市场的货币危机更加严重。“根据湖北中央税款经理处处长郑焯称,湖北官钱局从前清开局以来,到今日发行的新旧官票,除回收或破损的部分以外,尚有八千余万串文。但是官钱局所有的现金及不动产只不过九百余万元。按照现今铜钱市价一元兑换一串七百文来计算,其数额也仅有一千五百三十万串文,不及官票发行总额的十分之二,官厅向官钱局借用的资金达到了七千余万串文。”(46)由此可知,湖北官钱局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滥发钞票十分严重,其中大部分又是省政府以借款的名义用于行政费用和军费。湖北官钱局名义上虽隶属于中央政府财政部管辖,实际上却扮演了军阀和地方政府印钞机的角色。

       19252月,历史上相似的一幕再次发生。湖北官钱局再与日本签订了官钱票的印刷契约,只是此次的对象不是大藏省印刷局,而是日本的私人企业高昌公司。高昌公司作为高木会社的合股公司,属于中日实业会社的下属企业。另外,与以前向日本订印钞票所不同的是,此次可谓历经波折,遭到中日两国政府反对而最终陷于流产。

       216日,湖北官钱局总办杨会康与汉口高昌公司主任成泽直亮签订了印刷铜钱票500万张的契约。根据契约相关条款的规定,高昌公司需要在7个月内如数交付所订钞票,湖北官钱局则需向其支付12万元现银。有新闻报道称,杨会康向汉口的日商订印钞票的原因在于“财部印刷局承认新票为时须及一年,鄂省需款孔急,不若就近在汉印刷之便”(47)。但实际上,湖北官钱局与高昌公司签订印刷合同,其主要目的是绕开财政部的监管,自主发行钞票以缓解地方政府和军队的财政困境。

       221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致电日本外务大臣,报告了湖北官钱局与日商高昌公司之间缔结铜钱货币印刷契约之事,高昌公司请求领事馆对契约给予认证(48)。大江鲤一郎,作为高木合名会社汉口驻在员、高昌公司印刷部主任,亲自到东京外务省提出了认证契约的请求(49)26日,汉口总领事馆对崇文阁(高昌公司印刷部)印刷钱票之事给予证明(50)。高昌公司在收到了湖北官钱局纸币印刷用原版及实用版制版后,也向日本外务省进行了汇报。湖北官钱局向其转交了6种型号,共计124块原版和制版(51)。但在312日,日本外务大臣致电汉口总领事,告之因为出现了“萧耀南、吴佩孚等军官将此次印刷的铜钱票作为军费的情报”,饬令林久治郎总领事展开调查(52)。对于被认为是反日亲英美的吴佩孚,日本方面当然不愿看到其势力得到发展。13日,日本的《中外商业新闻》以《二亿九千万圆可疑的钞票》为题对此事件首先进行了报道,并称其中隐藏着“吴佩孚再起的阴谋”(53)14日,汉口领事林久治郎致电币原外务大臣,“怀疑政府现在是否有对商人的普通交易进行干涉的必要”(54)。但日本报纸上的报道为国内报纸所转载之后,又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应。当天,中华民国驻日本代理公使张元节向日本外务省发出照会,全文如下:

       中日实业株式会社经手代上海浙江兴业银行印刷纸币一百万圆,并另准备印刷纸币二亿九千万圆,欲将印刷机械、材料暨纸币用纸运往汉口印刷。已得日本驻汉口领事谅解等语。传闻此项纸币拟供吴佩孚军资需用。倘果有此事,殊于中国大局受莫大影响。拟恳阁下密嘱警视厅从严调查,禁止嗣后此省密输印刷机械暨纸币用纸,益恳转牒各税关注意检查,至纫公谊,并盼示复。谨具。

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十四日

中华民国代理公使张元节

日本亚细亚局长木村锐市阁下(55)

       由此不难看出,民国中央政府因为不能完全约束地方军阀的行为,于是转而向日本政府协商,希望能阻止纸币印刷契约的履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本属于内政范围内的事务却要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也是此次事件中的不寻常之处。

316日,日本警视厅警视总监太田政弘向内阁主要大臣报告了有关此次事件的调查情况。警视厅询问了吴佩孚的咨议王家桢,但其表示“该报道只是传闻,吴佩孚绝对没有这样的计划”。之后警视厅又询问了在日本的北京财政部顾问李松年,李却认为“此次向高木订购钞票,里面有着吴佩孚一派的大计划却是事实”。而且吴佩孚的部下萧耀南还订购了价值一万日元的数量巨大的油墨,很容易使人怀疑其中有着增印钞票的预谋(56)。针对货币的发行权,民国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势力在国门之外也展开了暗中较量,而且仅仅作为契约中“乙方”的日本也被拉入了这场纷争之中。虽然日本政府认为《中外商业新闻》的报道有夸大的嫌疑,但是日本外务省还是希望高昌公司将湖北官钱局印刷钱票之事搁置,以待事件的真相逐渐清晰明朗(57)

       此前的222日,林久治郎也曾将其在汉口收集到的信息报告给币原外相,表示此次高昌公司的湖北官票印刷契约是由湖北财政厅长兼湖北官钱局总办杨会康主导,背后有着财政整理委员会的支持。226日签订1000文官票500万枚的印刷契约之后,湖北省议会王映森、张端茶等十几名议员联合向督办公署和省长公署提出质问书,坚决反对增印官票。湖北督办兼省长萧耀南强硬表示,“湖北当局不管外部如何反对,还是要实行该契约。”(58)湖北政府的强硬态度很快遭到舆论强烈的抨击,有报道批评“此举既违反省议会议决永不增印新票之成案,又不合财政部币制局所规定之手续,而以印刷大权付诸日人掌握,人皆知其不可。据闻杨氏于印费十二万元可得若干回扣外,于追加合同内所载,尚有莫大之利益。”(59)舆论不仅质疑此次印刷契约的合法性,还怀疑杨会康有以权谋私的嫌疑。当时,维护市场秩序和民众利益的呼声与各地接连涌现的排日运动相结合,更使此次中外官民之间的商业行为上升到国家主权的高度,其影响范围迅速扩大。无论湖北官钱局此次订印钱票最后是否真的用于军费开销,民众的强烈反对都已说明了此时地方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

       进入4月之后,日本政府的态度逐渐明确,对前期签订的契约不给予支持。420日,外务省向驻汉口的总领事表示,“不管本契约的实质如何,当前将之实现确实为不得策”,而高木公司也表示要暂停契约的履行(60)28日,湖北政府不得不取消了此项契约。从此次流产的向日本订印铜钱票案可以看出,契约签订之后,湖北民众不仅掀起了反对杨会康的运动,而且湖北省议会也向萧耀南督办兼省长提交了质问书。在此前后,中国各地的新闻报纸又陆续转载报道此事,舆论汹涌。“本月上旬,北京总税务司对当地税务司发出了训令:只要该印刷机械到达当地,当即给予没收。”(61)中央政府力图通过各种途径来阻止湖北政府获得新式的纸币印刷机械和技术。在湖北民众的反对浪潮和排日运动的多重作用下,萧耀南不得不在4月上旬的财政会议上表示将取消该契约,并向北京财政部请求印制新官票。萧耀南同时将责任全部转移给了官钱局总办杨会康,并解除了杨的职务。最终的解决方法是:“一、印刷机械两台连同一切附属品、印刷原版、纸张及油墨等,以及十一万七千元由官钱局转交给财政部;二、官钱局对高昌公司支付解约损害赔偿金三万银元。”(62)

       该事件似乎就此已告终结,但是到了1926年年初,湖北本地的报纸(《大汉报》1926118)又突然出现了官钱局为了印刷1000万元的官票,准备承认去年与高昌公司之间所签订契约的新闻报道。作为日本高昌公司负责人的成泽直亮则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请求,希望日本政府帮助其实现之前契约的“复活”。但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则从日本在湖北的利益出发,劝告外务省“不管当事人怎样的提出请求,待出现适合的时机之前都请将之拖延”(63)。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复,日本政府对于之前的契约最终还是报以消极的态度。在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日本之所以选择更偏向于民国中央政府的态度,与当时日本的新外交政策不无关系。

       19251927年正是第一次“币原外交”时期,“国际协调主义”、“经济外交主义”和“对中国内政的不干涉”成为了这一时期日本外交政策的三个中心(64)。日本政府为了扩张其在华的经济利益,而选择了同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协调的较为温和的政策,具体反映到此次钱票印刷契约事件上,则是日本政府在决策上对于北京政府的偏向。除此以外,日本在湖北特别是武汉地区有着汉冶萍公司、武昌电灯公司借款等利益存在,这也是促使日本政府在此事件上选择避免与民众运动产生直接冲突的重要原因。

       此次印刷契约虽然被取消了,但是湖北官钱局所发行的官票则继续在信用失落、金额贬值的道路上走向衰败。1926年,“据官钱局报告,官票发行总额为九千一百七十九万余串,即以一钱五合,非现银一千三四百万不可,而该局资产项下,所有鄂政府及公家欠款,丝毫不能抵用,仅有房产地皮一项,较为切实。”(65)很多社会公共团体也提出建议,拍卖官钱局现有之地产,所得银两尽力回笼所发之钱票,并当众焚毁收回之票,减少官票的流通量,以提高其信用度。若是官票破产,完全成为不兑换钞票,则对于汉口乃至湖北的金融市场将产生巨大危害。

       但是现实并未留给湖北官钱局足够的时间来进行调整,随着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开始,国内局势再度动荡起来,吴佩孚、萧耀南的军阀统治岌岌可危,市场混乱,金融动荡,湖北官钱局所发之官票最终还是成为了废纸。19261115日,国民党统治下的新的湖北政府在湖北官钱局的基础之上成立了湖北省立银行,由陈公博出任行长,正式取代了湖北官钱局的作用。

       概要而言,中华民国诞生之后,由于湖北省政府滥发钞票以补充行政经费和军费的不足,湖北官钱局所发行的官票不断贬值。地方军阀拥兵自重,中央政令很难在地方产生实际效用,省政府和中央政府也就钞票的发行权展开了争夺。在这样的背景下,1925年湖北官钱局与日商高昌公司签订的500万张铜钱票的契约也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含义。湖北官钱局意图绕过财政部独自印发钞票,这一事件曝光之后引起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民众的强烈反对,并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交涉。“币原外交”政策主导下的日本政府既不愿同中华民国政府公开冲突,也不想干涉中国内部的地方事务,便向承印此项任务的高昌公司施压,使其中止契约。湖北地方的民众和议会则是强烈反对吴佩孚、萧耀南政府增印官票的计划,并为此奔走呼号。民众浪潮的兴起与各地排日运动的高涨,加上舆论的抨击,湖北省政府最终只能放弃了之前的印刷契约。此次计划的失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央与地方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以及中日外交关系的微妙局面。

       张之洞及其继任者虽然向日本订印了大量的纸币,但由于当时的湖北金融市场是以铜钱为主体,纸币只是起辅助作用。官府的初衷主要是为了解决制钱不足的问题,货币发行同时服务于市场和财政需求,加上发行额并不大,以及省外市场的吸纳,故并未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新印钞票虽然依靠日本先进的印刷技术来提高质量和防伪性,但湖北政府的各项社会经济改革以及货币经济的发展对于维持官票的信用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北洋时期地方军阀势力则将重心置于争夺势力范围与谋取私人利益上,战争不断,市场凋敝。在已经过度发行钞票的情况下再增印钞票,即使其同样也向日本订印,其目的也只是为了补充政府财政的不足,不仅不会有利于市场的繁荣,反而是对于商民的又一次盘剥。背景与目的的不同,也是清末与北洋政府时期湖北官钱局向日本订印钞票事件的重要差异。

       史翰波在《乱世中的信任》一书中论述了天津的现代银行如何在剧烈变动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建立起民众对于银行及其所发行的纸币的“非私人性信赖”(impersonal trust)(66)。国家政权为流通货币提供信用担保,民众对于货币的信任自然也就与国家的合法性联结起来。借用史翰波该书的角度来看,张之洞执政时期湖北官钱局订制钞票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处于颓势的中央与地方政权的一种加固。钞票质量及防伪度的提高,其背后的内涵则是民众对于政权信任度的提升,其表现则是对于新钞票的广泛接受,晚清时期湖北官钱局向日本所订印的钞票不仅是对钞票自身进行了技术层面的升级,也是给为其做信用担保的政府提高公信力。吴佩孚时期湖北官钱局再向日商订制钞票,由于缺乏一个稳定的信用主体,在信用缺失的情况下,其投放的钞票愈多,就越是会引起民众的恐慌与不满。

       由于史料限制,本文所能揭示的也仅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还有一些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清末不仅只有湖北官钱局向日本印刷局订印了钱票,广东、湖南、天津、广西、江苏等地的政府机构也向日本印刷局提出了同样的请求,甚至大清银行发行的银两票,都是由北洋官报局或者外国钞票公司印制的(67)。这种“路径依赖”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清末张之洞与日本政府交涉钞票印刷的过程中有高木陆郎(68)的参与,而在北洋政府时期与湖北官钱局签订官票印刷契约的高昌公司,其背后的控制人也有时任中日实业株式会社副总裁的高木陆郎,这仅仅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另有隐情?只有随着更多史料被发掘利用,这些相关细节和真相才能逐步被展现出来。

注释:

①参见吴筹中、朱鼎新:《清末民初的湖北省纸币》,《中南财政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吴筹中:《湖北银元局与北洋银元局发行的纸币》,《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周强:《从印有黄鹤楼晴川阁的纸币说开去》,《武汉文博》2009年第2期;丁进军:《光绪年间在日本印制湖北官钱局新式钱票银票的史料》,《江苏钱币》2014年第2期,等。

②黄永豪:《米谷贸易与货币体制:20世纪初年湖南的经济衰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③④《札发湖北省新铸本省银元及银元官钱各印票准完纳丁漕税厘告示》(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二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16页。

⑤《札发行用银元票并准完丁漕关税盐课厘金告示》(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初六日),《张之洞全集》(),第3745页。

⑥《汉皋解佩》,《申报》189664日,第2版。

⑦《汉皋解策》,《申报》1901128日,第2版。

⑧《清国内国公債証書製造方帝国ノ依頼》,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一)B11090730200(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⑨《李盛鐸致青木周藏函》(三月廿二日),《清国湖広総督張之洞ヨリ紙幣製造方依頼ノ件》,B11090620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⑩《青木外務大臣致山縣內閣總理大臣函》(189953),《清国湖広総督張之洞ヨリ紙幣製造方依頼ノ件》,B11090620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1)《印刷局长得能通昌致外務省政務局長内田康哉函》(1899517),《清国湖広総督張之洞ヨリ紙幣製造方依頼ノ件》,B11090620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2)《外務大臣青木周藏致清國特命全權公使李盛鐸函》(1899517),《清国湖広総督張之洞ヨリ紙幣製造方依頼ノ件》,B11090620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3)钱恂,字念劬,浙江吴兴人。1884年为薛福成门人。曾受薛命整理宁波天一阁尚存的书籍,编成《天一阁见存书目》。1890年随薛出使英、法、意、比等国。1898年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1905年为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大臣的参赞官。1907年任出使荷兰大臣。次年改任出使意大利大臣。1909年回国。1914年任参政员参政。李盛平主编:《中国近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第560页。

(14)《札钱恂就近在日本点收头批银元票八万张》(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张之洞全集》(),第3906页。

(15)《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致小林光太郎函》(190025),《清国湖広総督張之洞ヨリ紙幣製造方依頼ノ件》,B11090620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6)《高平外務次長致水上稅關長函》(1900212),《清国湖広総督張之洞ヨリ紙幣製造方依頼ノ件》,B11090620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7)《钱恂致小林光一郎函》(六月十二日),《清国湖広総督張之洞ヨリ紙幣製造方依頼ノ件》,B11090620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8)《高平外務總務長官致在漢口瀨川領事函》(19001112),《清国湖広総督張之洞ヨリ紙幣製造方依頼ノ件》,B110906208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9)《札各属新制官钱票反面不准加盖州县印信》(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四日),《张之洞全集》(),第4083页。

(20)水印是在造纸过程中,通过改变纸浆纤维密度而形成的有明暗纹理的图形、人像或文字。参见严军:《现代纸币防伪技术历史沿革》,《中国防伪报道》2015年第4期。

(21)《北洋銀元局ヨリ銅元紙幣原紙製造方依頼之件》,B110906151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2)《札北藩司转饬各州县一体行用银元票》(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张之洞全集》(),第4188-4189页。

(23)《汉江雪浪》,《申报》19021215日,第2版。

(24)《漢口ニ於ケル流通貨幣ニ関シ在同地領事ヨリ報告ノ件》(1902107)B110905790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5)《湖北官钱票之维持难》,《申报》1926327日,第9版。

(26)《创设官钱局折》(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三日),《张之洞全集》(),第1556页。

(27)端方署理湖广总督期间向同日本印刷局订印纸币的资料,参见丁进军:《光绪年间在日本印制湖北官钱局新式钱票银票的史料》,《江苏钱币》2014年第2期。

(28)《湖北官銭局ヨリ紙幣印刷依頼一件》,B110906372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9)《札委道员高松如赴日本考察财政》(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张之洞全集》(),第4384页。

(30)《內閣書記官長石渡敏一致外務次官珍田舍巳函》(19061211)B110906372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31)《官钱局添印钞票》,《申报》1908221日,第12版。

(32)《官钱局添印纸币二百万》,《申报》1909131日,第12版。

(33)《鄂属振抚水灾之现状》,《申报》1909929日,第10版。

(34)《官钱局纸币封存藩库》,《申报》191038日,第11版。

(35)《伪造官票案发府严训》,《申报》1908817日,第12版。

(36)《官钱局失票之纠葛》,《申报》1908817日,第12版。

(37)《押送使用伪币日人赴宁》,《申报》1910531日,第11版。

(38)《湖北财政之悲观》,《申报》191245日,第6版。

(39)《鄂钞票新旧兼用》,《申报》191251日,第6版。

(40)《官錢局紙幣發行中止ノ件》(19121121)B110906393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1)《请印钞票之原因》,《申报》19141030日,第6版。

(42)《鄂官钱局之纸新印横式钞票》,《申报》1915416日,第6版。

(43)《湖北官钱局新票发行》,《申报》1915817日,第7版。

(44)《湖北官钱票之维持难》,《申报》1926327日,第9版。

(45)阮知:《北洋军阀的勒索与湖北官钱局的倒闭》,《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46)《湖北官銭局ノ整理新政策》(1922222)B110906572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7)萧萧:《鄂官钱局增印断票之危机》,《申报》1925323日,第6版。

(48)《林總領事致幣原外務大臣函》(1925224),《湖南官銭局ノ銀貨紙幣印刷注文ノ件》,B1109062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49)《紙幣原版ニ対シ调刻证明書下附出願ニ関スル件》(1925224),《湖南官銭局ノ銀貨紙幣印刷注文ノ件》,B1109062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0)FuruhataHankow To MidsunoTokio(1925225),《湖南官銭局ノ銀貨紙幣印刷注文ノ件》,B1109062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1)《凸版印刷株式會社專務取締役社長井上源之丞致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函》(192535),《湖南官銭局ノ銀貨紙幣印刷注文ノ件》,B1109062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2)《湖北官鈔票印刷契約ニ関スル件》(1925312),《湖南官銭局ノ銀貨紙幣印刷注文ノ件》,B1109062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3)《二億九千万圆怪しいお札》,《中外商業新聞》(1925313),《湖南官銭局ノ銀貨紙幣印刷注文ノ件》,B1109062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4)《林總領事致幣原外務大臣函》(1935314),《湖南官銭局ノ銀貨紙幣印刷注文ノ件》,B1109062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5)《中华民国代理公使张元节致日本亚细亚局长木村锐市函》(1925314),《湖南官銭局ノ銀貨紙幣印刷注文ノ件》,B1109062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6)《支那紙幣印刷用原版注文ニ関スル件》(1925316),《湖南官銭局ノ銀貨紙幣印刷注文ノ件》,B1109062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7)《湖北官錢局銅票印刷契約ニ関スル件》(1925319),《湖南官銭局ノ銀貨紙幣印刷注文ノ件》,B1109062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8)《高昌公司ト湖北官錢局トノ官票印刷契約ニ関スル件》(1925322),《湖南官銭局ノ銀貨紙幣印刷注文ノ件》,B1109062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59)萧萧:《鄂人反对财厅长敛财之激昂》,《申报》1925326日,第6版。

(60)《湖北官錢局官票印刷契約ニ関スル件》(1925420),《湖南官銭局ノ銀貨紙幣印刷注文ノ件》,B1109062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1)(62)《高昌公司ト湖北官錢局トノ官票印刷契約ニ関スル件》(1925428),《湖南官銭局ノ銀貨紙幣印刷注文ノ件》,B1109062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3)《高昌公司ト湖北官錢局トノ官票印刷契約ニ関スル件》(1926119),《湖南官銭局ノ銀貨紙幣印刷注文ノ件》,B110906237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4)池井優:《日本外交史概說》(三訂),东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会2006年版,第152页。

(65)《湖北官钱票之维持难》,《申报》1926327日,第9版。

(66)[]史翰波著,池桢译:《乱世中的信任:民国时期天津的货币、银行及国家——社会关系》,上海辞书出版社2016年版,中文版序言。

(67)戴建兵、陈晓荣:《中国纸币史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

(68)高木陆郎:188010月出生。1899年作为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的第一期中国修业生赴华,在上海、汉口等地工作。1908年在汉口成立高昌号,在日本租界内经营。1910年成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的日本商务代表,并从三井物产辞职。1922年作为中日合办企业中日实业株式会社日方代表,就任公司副总裁。高木陆郎:《日华交友录》,“自序”,救护会出版部1943年版。

(转引自《安徽史学》2017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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