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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学人专访: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708 更新时间:2018-1-29

本文由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特聘副研究员叶毅均采访整理,原载于《汉学研究通讯》,卅六卷第四期(总144期),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17,页36-40。本文转自《释革》微信公众号。

施耐德(Axel Schneider)教授,原籍德国,德国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ät Bochum)博士,曾任教于海德堡大学(Universität Heidelberg)与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eit Leiden),现任哥廷根大学(Georg-August-University Göttingen)东亚系教授兼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学术史,以及史学理论。已出版一部德文著作:Wahrheit und Geschichte: Zwei chinesische Historik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modernen Identität für China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7;中译本为《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与他人合编三本论文集:《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台北:稻乡出版社,1999)、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5: Historical Writing since 194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The Challenge of Linear Time: Nationhood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y in East Asia (Leiden: Brill, 2013),并发表中、英、德文专题论文二十余篇。

一、学思历程

叶毅均:身为一名生长在西德的德国人,施耐德老师您何以会对遥远的中国产生兴趣,进而走上研究中国历史的道路呢?在您的求学过程中,哪位学者(或其著作)对您的影响较大?

施耐德:我在大约国三、高一的时候开始自学中文,时值1976年。或许这是因为在1975年至1976年间,中国有几个大人物如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相继过世,整个西方媒体都有不少的相关报导,使我产生了莫名的兴趣。不过,当时我只是找了几本课本,在家中胡乱听着录音带自学中文。到了1982年服完兵役进入大学,我选择就近就读老家附近的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之汉学系,下定决心以研究现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变作为我的志业,才比较正式地开始学习中文。然而,当时的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学风非常保守,老师是从东德那边逃过来的,而且偏向语言学方面的研究,我其实没有学到什么想学的东西。当时也还没有什么华语文教学或者对外汉语教学,所以大体而言,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到一九八○年代初期,德国关于中文的语言训练并不出色。有趣的是,我在那儿的中文老师还是一位台湾人,却因为是「党外」人士而有家归不得。总之,我没有赶上亲身参与在欧洲深受文革影响的学生运动风潮,但我的师长一辈(包含中学历史老师和后来的博士论文指导教授其中之一)却都是此一风潮中的人物。他们这些学运份子和老一辈不同,比较有新的想法,也比较不那么无聊。这大概是引起我对中国政治感兴趣的原因。稍晚一点在德国有兴趣学中文的人,则是缘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比较是出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后来在1985年到1987年的两年期间,我得到德国学术交流总署(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 DAAD)丰厚的奖学金,得以来台进一步学习中文。基本上是在台湾师范大学上一对一的中文课,到政治大学修历史课(那时的台湾大学历史系课程偏向上古史),所以我曾经听过李国祈、张玉法、蒋永敬、李云汉、张朋园等诸位先生的课。当时我还曾在台师大中文老师的帮助下,在一年内读完钱穆的《国史大纲》。可惜最后我与钱先生缘悭一面,没来得及在他过世之前见上一面,非常令人遗憾。

回到德国之后,我进入波鸿-鲁尔大学就读研究所。当时的汉学系教授为马汉茂(Helmut Martin)与魏波渡(Bodo Wiethoff)。我从没有修过前者的课,后者则是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之指导教授。魏波渡是知名之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先生的高足,学术兴趣非常广泛,包含了中国史学史、海洋史、科学史等等,甚至还有中国航空史。他是一位传奇人物,虽然著作不多,但是据我所知,他还有好几本书稿在家中尚未出版,可能永远也不会问世了。就我的记忆所及,在波鸿-鲁尔大学退休之后,魏波渡随即退隐消失,只有在我的莱顿大学教授就职演讲上曾经现身过。当年他对我的博士论文内容不置一词,但在方法论上却是彻头彻尾地加以批判性检视。听他的课要求非常之高,整个学期只修他一门课就会忙翻了。他非常严谨,也非常有趣。当他收我为博士生时,让我毕生难忘、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他对我说:「此后不要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赞成我的任何立场」。魏波渡是位非常极端的实证主义者。

我原本就主修汉学,副修政治学(另一副修为日本学),因此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孙中山逝世之后,胡汉民对于三民主义的理论解释与孙中山有何差别,他个人有何政治目的。此后我的兴趣从政治转向史学,特别是历史思维。这个转向是由于在台湾读书做研究的经验得来的。因为搜集原始史料有限制,有关政治方面的研究只能依据国民党的官方说法,不但容易被误导,而且很难有大的突破。在这方面,对我影响较大的是另一位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从波鸿-鲁尔大学获聘至海德堡大学的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她也是魏波渡的学生,后来转为任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Universität Wien)。魏格林主要研究的是1949年以后中共的党史编纂学,而当我在1989年前后刚开始从事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欧美学界对于近现代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左派史家,关于左派以外(包含偏向自由主义的史家)的研究则是一片空白,因此我注意到了被当作右派的民国史家陈寅恪和傅斯年,特别是希望独立于政治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即便伴随着国民党迁台,史语所在台湾依然未曾从事政治性的活动,维持其学术独立。这样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十分耐人寻味。而这种学术与作为思考的更高层次之哲学之间的关系,也令我为之着迷。

叶毅均:谈到您的博士论文,北京清华大学的刘桂生先生在其中译本序言中称誉为「体大思精」(页2);罗志田教授则观察到,该书「借以抗衡和修正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中国研究』的既存论著,都出自德文以及法文。这些大量的非英文引文可以告诉我们,『西方』及其中国研究有多么丰富。」(〈书前的话〉,页3)但另一方面,罗教授亦指出,本书主要处理和回应美国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所提出的睿见。不知您如何看待自身从欧洲学术传统出发,却介入以美国学界为主流的现代中国研究领域之历程?

施耐德:不可否认的是,英语是当今世界的国际学术语言,尽管这对英语本身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这从今日人们的英语写作愈来愈差,愈来愈庸俗化这一点可以看出来。这个既定事实的好处是,有助于我们以英语进行沟通,形成全球性的学术网络。缺点在于许多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里,德语和法语已经不再重要了,只剩下英语。除了对于我们这些英语非母语的人来说,写作有时会有障碍之外,更重要的关键在于,不同的语言是不同的意义世界。看起来相同的一句话,它们的意义其实是不同的。如果一种学术语言代表了一种世界观,那么少了一种语言就等于少了一个世界。若能掌握不只一种学术语言,当然就开启了更多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我一直希望我的学生能掌握六种语言,不必真的会说,能读就行了,但以现在的条件和工作环境很难实现。

对我来说,列文森不是单纯的美国人,一般的美国人也看不懂他写的东西。列文森其实是一个具有复杂的欧洲思想背景的犹太人,精通多种语言,包纳许多丰富而异质的文化因素。他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一书我读了五遍,非常具有启发性。但不知为何,此书非常吊诡的是,虽以“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为名,却忽略了任何一位“modern Confucianist”,尤其是当代新儒家如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讨论。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由此也使我产生了钻研近代中国保守主义者的兴趣。从这个角度来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既不是魏波渡,也不是魏格林,而是列文森。我从硕士论文分析胡汉民开始,就是在回应他所提出的问题:中国人既要现代化,又想保留独特的认同。我后来之所以会与魏格林合作,一方面当她的研究助理,一方面听她的课讨论列文森,部分原因就是出于魏格林不但同样深受其影响,还曾经将列文森当作西方汉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而仔细研究过。

除了列文森之外,对我的思考影响最大的其他两位学者,分别是曼海姆(Karl Mannheim)与柏林(Isaiah Berlin)。这三位学者的主张我都不赞成,但正因为表示反对,所以对我的影响才更加深刻。我不赞成列文森的是他视中国传统已死的观点;曼海姆的《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A Contribu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则是忽略了保守主义里比较不受重视,但从哲学上看更为有趣的另一种立场;柏林自己的政治立场是自由主义,但他写得最好的却是保守主义思想研究,对保守派有很深的同情,这中间有个张力(tension)。不过,又因为柏林毕竟属于自由派,从而使他看不到保守派的一些特点。巧合的是,三者都是犹太人,文笔都非常好,写书都很有一套,令我衷心佩服。我想这无非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罢了。

德国之于近现代中国本无所谓学术传统可言。严格来说,魏波渡、魏格林和我所代表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的兴趣,与德国原本的汉学即有所不同,与今日德国研究中国的主流也不同。现在的主流是以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等,钻研古代中国的人近乎绝迹,或者干脆迁徙到台湾来教书。因此,我受德文和法文作品影响较大的倒不是在汉学领域,而是在哲学领域与历史思维等方面。

叶毅均:您由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真理与历史:傅斯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与民族认同》一书,仅以一章的篇幅交代两人生平,其余皆以两者史学理论之分析为主,似乎算不上是欧美学界流行的思想传记体裁。那么您为何会选择从事思想史,或如葛兆光教授所称学术史的研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鼎和五味》〔北京:中华书局,2010〕,页193),而非其他专史,或者甚至是采取德国著名之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研究取径呢?至少您发表的〈时间等级与道德优势──现代历史观念在20世纪中国〉一文,就是刊于《亚洲概念史研究》第一辑(北京:三联书店,2013)上的。

施耐德:对,我的书完全不是一种思想传记。当初会选择同时写两个人,就是想避免只写一个人可能会产生的盲点,为其思路所限制,更往往免不了为其辩护。最好是选择一个以上的研究对象,特别是有关系,但立场又不相同的两人。很多人以为陈寅恪和傅斯年都属于史料学派,我认为这是错的。但他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关怀,也一道在近代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关键性地位的机构工作。我的博士论文大概是在1994年完成的,原本写了八百页。1997年到1998年间,我到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John K.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访问,顺便改写我的博士论文准备出版,最后删节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才加以出版,比较精简。对我来说,选择「学术史」的角度进行研究有两个理由:一是这与我们对现在的理解有关,可以从更高一层、更为深入的层面来理解今日人们的认知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否则的话,研究历史也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与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不必然会产生关连。二是日后回溯来看,这与整个西方史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转变(譬如存在主义的哲学立场)有关。我再也不认为有个客观的研究对象可以让我们把握,也不应如此追求「客观」,这个对象是不存在的。当然这个选择也与我的两位博士论文指导教授之专长有关。

至于Reinhart Koselleck的「概念史」研究方法,那是在一九七○年代提出来的,距离现在已经过了半个世纪。Koselleck自己后来也宣告失败,业已放弃。《历史的基本概念:德国政治与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写得非常好,但根本不是「概念史」的研究成果,而是属于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的研究取径。就我的观察而言,中国大陆学界虽然借用「概念史」的说法,却不见得真正运用Koselleck的方法,而是有着自身的独特理解。如果以「概念史」的方法来看,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连材料都尚未齐备,遑论进行更进一步的「概念史」研究,挖掘思想与其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之关连。我自己则是从思想史而非概念史,更不是以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学术史的。在这方面,我注意到最近十年在西方有个思想史的复兴,特别是有关启蒙的讨论。可能是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改变了,许多东西变得不再像冷战刚结束时那么确定了。

叶毅均:据刘桂生先生所述,为了研究陈寅恪,您曾经拜访了许多陈先生的弟子,这些访谈对于您撰写博士论文而言,有无帮助?

施耐德:老实说,帮助不大,用处主要在于提供一些线索。因为每个人都提供了许多传闻,但缺乏明确的证据,譬如说陈寅恪先生的书信、日记或笔记之类的东西,因此我对于口述历史仍持相当保留的态度。由于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变化,五年前的记忆与现在就有所不同,口述历史只能提供一个人在某个特定时刻的认知。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趁1990年东、西德刚刚统一之时,档案保存管理有一年左右的空窗期,到柏林的原东德国家档案馆去寻找陈寅恪留下来的求学资料之缘故。论断都得讲求证据。在我的书于1997年出版之后,中国大陆由于文化认同的危机产生了「国学热」,涌现了大量关于陈寅恪先生的各种论著。尽管我仍然持续加以关注,但不得不说,许多研究并非建立在坚实的证据基础之上,因而无助于我们理解陈寅恪的史学。比如我自己也只能猜测,陈寅恪的方法论有一点诠释学的味道。但如果一定要我说明其来源,我估计这在很大部分还是从他的家学渊源而来。因为陈氏提到诠释学时所举的例子,通通不是从历史来的,而是文学如写诗、解诗的传统。西方如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历史主义或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的文化哲学,陈寅恪确实有可能接触到,甚或有所启发。但假如真的对他影响很大的话,陈氏一定会加以提及。

二、学术服务

叶毅均:近年来您为荷兰的Brill出版社主编多种系列丛书(“Leiden Series in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Brills Humanities in China Library”),是基于何种理念来推动的呢?这些丛书所使用的语言,似乎仍以英文为主?(当然还有中书外译的翻译系列)

施耐德:“Leiden Series in Comparative Historiography”是由魏格林教授和我共同主编的,这个议题在西方其实并不多见,每年大概出版一到两本书,目前已出版了韩子奇、慕唯仁(Viren Murthy)、王马克(Marc Andre Matten)等人的作品和一些论文集;“Brills Humanities in China Library”则是由张隆溪教授和我一道合作主编,已经翻译出版了朱维铮、陈来、陈平原、罗志田、葛兆光等人的著作,未来还将有王汎森的著作英译在此一系列中问世,面向整个华语世界取材。中国的大学教授一般来说对于欧美的学术趋势都还蛮了解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欧美学界却仍然不太熟悉中国学者的相关著作。我觉得这是一种应该被打破的阶序关系(hierarchy),所以才努力推动此一系列丛书,促进西方对于中国学术发展的了解。从选书开始,我们的原则就很清楚,翻译绝对是按照原文,一字不易,除非是依据作者本人的意愿,或是为了英语世界的读者阅读习惯,才会加以删削。我们不会因为接受任何外来的资助,而去影响内容的呈现。翻译是很重要的桥梁,许多不懂中文的学者告诉我们,这个系列的出版品对他们很有帮助。过去十多年来,我由于负责相当繁杂沉重的行政工作,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作研究,主编这两套丛书也算是我对学术界尽的一份心力。

叶毅均:在Daniel Woolf作为总主编的五卷本《牛津史学史》(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中,您和丛书主编一道主编了第五卷,涵盖了1945年以后全球的史学发展。该书在与他著比较之下,获得宋家复教授的高度赞誉。能否请教您编纂这本书的心得为何?

施耐德:这套书当然并不完美,问题很多,诸如未能涵盖某些主题,有些主题又谈得太多,有些分法可以再行讨论等等,见仁见智。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这套书的出版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过去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所写的全球史学史,通常在五百页的内容里,往往会有四百九十八页都在谈西方史学,只有两页谈到非西方的史学,然后就结束了。这样的问题或态度,就连Jörn RüsenHayden White都不能避免。你可以认为西欧的史学成就在整个人类的学术史上很重要,也可以认为不重要,但是到了今天我们不能再如此写书。我个人认为,这套书西方的成分还是太重了一点,因为如果我们将全世界、全人类的史书都堆积在一起,大概有三分之二会是用中文写的,因此中国和东亚的部分理应再多一些,区分应该再细一点。但我们身边已没有足够的专家可以胜任撰写了。就目前已经呈现的成果来说,这套书已经是差强人意,算是还不错了。我赞同这套书的编纂以主题和国别/地区分为两大部分。但就主题而非国别和地区而言,这套书依旧太偏向西方中心。一方面这是因为理论话语优势仍存在西方这边,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西方不够注意到非西方可能的理论成果。我估计要改变这样的情况,大约还需要半个世纪左右,但这套书的出版是个好的开端。

三、未来计划

叶毅均:罗志田教授曾经公开预告您的新著即将完成,这部众所期待的近代中国保守主义研究,预计将在何时出版?与前著的关联性为何?

施耐德:我的第二本书预定讨论的是王国维、柳诒征、钱穆等人,甚至包括刘咸炘、太虚、章太炎和梁启超,完全是属于思想史的取径,而非学术史的研究。这当然是从我对陈寅恪先生的兴趣而来。这本书原本是作为我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升等论文而写,但是后来我接受了荷兰莱顿大学的教职,戮力为他们建立现代东亚研究所,行政事务相当繁重,也就被迫中辍了我的研究。我在2007年至2008年间,特意到北京大学客座一年,就是为了写完这本书。岂料到了2009年,也就是你到莱顿找我的时候,我又因为机缘巧合,接受了哥廷根大学的讲席回到德国,重建那里的东亚研究,完全是从零开始,行政事务因此又占据了我绝大部分的时间,等于是中断了两次。我刚到哥廷根的时候,东亚系包括我在内总共只聘了三个人。在我的努力之下,目前哥廷根大学的东亚系已经成为德国最大的汉学系。我们总共有五个教授职位,八位助理教授,十名中文老师,三位秘书,一个学术经理,还有四百名学生。除了东亚系之外,我们还建立了一个现代东亚研究中心,去年更新建了一个佛教研究中心。整个六、七年来寻求资金、聘用人才以及招生的艰辛过程,实不足为外人道。如今卸任之后,我也终于可以松了一口气,回归我的学术研究。其实我真正在学术上的看法都还没写出来呢!

叶毅均:请问您本次访台接受汉学研究中心奖助的研究主题为何?

施耐德:我来台的研究主题为“Conservative Critique of the Reflection on Modern Notions of Time and History”,时间是三个月。我在台湾的这段期间,除了因为卸下繁重的行政工作,得以专志研读和写作之外,平均每个星期和一位朋友见面,讨论和保守主义相关的问题,收获比我过去十年都还要多。我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从过去我在台湾学习中文和研读历史,引发我的关心主题从政治转向史学的改变,到这次来台又刚好是我个人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人生确实充满了偶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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