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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海鹏: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兼议孙中山阶级观点问题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12 更新时间:2018-4-20

作者简介:张海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18年第1期。


摘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本身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和若干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陷阱:一是承认欧美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还将继续出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却在主观上设计避免在中国出现同样性质的阶级斗争;另一是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是割裂的。从认识论来说,承认欧洲的阶级斗争是唯物主义的,那么,主观上要去防止中国资本主义过程中产生阶级斗争,则是唯心主义的。从孙中山主观上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阶级斗争看,他在阶级斗争认识论上是二元论。他在民生观上也体现了这种二元论,唯心主义色彩很明显。

孙中山是20世纪初期推进中国历史进步的伟大人物。他在中国近代革命史、近代政治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也不容低估。

孙中山在思想史上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三民主义学说。三民主义是孙中山社会改革思想的核心。同盟会时期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国民党一大时期的三民主义,在内涵上是有连续性的,也是有发展的,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内容。中国同盟会时期的三民主义,是指导推翻清朝统治的基本思想和纲领;国民党一大时期的三民主义,则是实行国共合作,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基本思想和纲领。中国同盟会时期、国民党一大时期,都有一些人对三民主义有不同的理解。他们认为,民族主义好理解,民权主义也还好理解,唯有民生主义不好理解。有人拥护民族主义,故称一民主义;有人拥护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故称为二民主义。许多人则反对民生主义。照孙中山看来,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归宿。在孙中山的一生中,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或者部分地、局部地得以实现。唯有民生主义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在三民主义的整个体系中,正是民生主义最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和批评。孙中山不得不花去许多精力,去解释和阐发他的民生主义。

研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可以有两个视角。从革命史视角,研究者可以充分肯定三民主义在推翻清朝统治,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革命作用。从思想史视角,则必须分析三民主义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民生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逻辑体系是否一以贯之,是否有内在矛盾。本文从思想史角度研究孙中山的民生主义。

一、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学说,本身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存在若干不能自圆其说的理论陷阱。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矛盾,早有评论。周恩来针对蒋介石抓住三民主义旗帜,贩卖法西斯主义私货,指出:“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但孙中山的思想中还有某些合理的因素,更多的革命观点,尤其是他晚年接近了共产党,采取了俄国革命的某些办法后,他的三民主义便成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了。”[①]周恩来的评论,主要是从政治上着眼的。董必武的评论就涉及思想层面。董必武说:“中山先生的著作关于三民主义的部分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有些论点是保守的,是武断的。如民族主义中之以大汉族主义为中心的同化其他的小民族,以宗教为民族的基本组织;民权主义中权与能的划分;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社会的病理学家,并说马克思主张的不是共产主义,蒲鲁东、巴枯宁等所主张的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等等。总而言之,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博大而欠精深的一部著作。”[②]

从学术的角度说,孙中山思想的内在矛盾,已为学术界所注意。李泽厚的《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③]、胡绳的《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张磊的《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④]、金冲及的《建国以来的孙中山研究工作》[⑤]等文章中都指出过。笔者在1991年提交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文章,也特别指出了这一点。[⑥]2010年11月,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在中山市召开“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时,笔者提交了一篇短文,题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值得研究》,指出:“学术界对民生—社会主义[⑦]思想本身存在的矛盾,还缺乏认真研究。开展这一项研究,对于全面把握孙中山的思想,尤其是把握他的民生—社会主义思想,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国内思想界的动态,把握孙中山去世后对于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各种解读有很大关系。”[⑧]笔者初步地,也是系统地提出了民生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矛盾问题。

民生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矛盾,可以列举如下:

——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这是孙中山自己说过的。注重民生,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提出共同富裕,这些与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有共通之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主张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主张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这些,孙中山是不采纳的。孙中山真心诚意地在中国呼唤社会主义,却又极力预防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这在理论上是很难说通的。说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理论却规定了它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如果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它就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形式上是社会主义,实质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由于理论上的矛盾,民生社会主义不能准确地定义为社会主义。

——尊崇马克思主义与批判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初,孙中山给马克思主义很高的评价。这样的评价,在那个时代是不多的。同时,孙中山也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他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贡献,极力赞佩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却又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极力反对用阶级斗争的手段达致社会主义的目的。所以他同意“师马克思之意”,却否认“马克思之法”。马克思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种矛盾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必然导致革命,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导致社会主义的产生。这就是“马克思之法”,也是“马克思之意”。否定了马克思的这个法,怎么去“师”马克思的意呢?南辕而北辙,否了这个“法”,也就否了那个“意”。

——共产主义是最高的理想与不能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孙中山有时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最高理想,有时又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包括在民生主义之内,甚至放在民生主义之下。他有时说几千年后总要实行共产主义,但在现实中,他又明确表示中国不能实行共产制度。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1923年1月孙中山和苏联特使越飞在上海共同发表的《孙文越飞宣言》,宣言第一点即表示“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⑨]这一点事实上成为以后国民党政治家和学者号召“反共”的依据。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包括在民生主义之内,这一点也成为当时和后来国民党右派“反共”的口实。既然民生主义已经包括了共产主义,何必还要共产主义呢?这是民生主义理论体系逻辑不周严产生的后果。

——节制资本与大贫、小贫。孙中山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主张打破大资本专制。但他又认为中国还没有大资本家,中国只有大贫与小贫,因此中国不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主张用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但反对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近代中国从19世纪末叶开始产生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到20世纪20年代初,这个阶级的力量已经有了一定增长,虽然仍旧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中国暂时还没有产生像欧美那样的垄断资本家,但是,用大贫、小贫是不能准确概括那时中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态势的。[⑩]

——批判资本主义与推行资本主义。孙中山有许多批判资本主义的言论,以至于人们对他的民生主义产生了误会。孙中山说,“国人往往误解民生主义真谛”,[⑪]不了解民生主义为何物,“故盲然为无谓之反对耳”[⑫]。误解什么?孙中山以为,人们误解他提倡民生主义——社会主义,是要“反对资本家”,是要“均贫富”,[⑬]是要“劫富济贫,挠乱社会秩序”。[⑭]他说:“现在留心世道的人,多说中国目下没有资本家,用不着讲社会主义,或又说待有资本家产生,再讲社会主义。”[⑮]

孙中山虽然在言论上大力批判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资本主义,实际上却试图在中国筹谋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又设身处地设计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孙中山认为,只要实行以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就能够避免出现大资本家,就能防止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能防止资本家专制。避免出现大资本家,是要为发展中小资本家让路。提倡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大资本垄断,主张发展中小资本,实际上是主张自由资本主义。

孙中山所要建立的,不是没有资本家的社会,而是不要大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他的民生主义的真谛。这个设计所透漏的理论缺陷很明显,如何防止中小资本家不发展为大资本家呢?孙中山未能提出答案,他也未能取得这样的实践经验,他只是想当然地提出未来的设计。

——孙中山真心同情劳工阶级,又反对无产阶级成为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孙中山说:“我们革命就是要将政治揽在我们手里来作。”[⑯]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20年来,是一直注意将革命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但很少像这样用明确的语言强调革命的领导权问题。这个“我们”,指的是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力量。[⑰]就是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即实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战略,不能大权旁落,要把领导权“揽在我们手里”,即中产阶级手里。劳工的处境是值得同情的,劳工的利益是需要照顾的,但是劳工不能成为领导阶级。

民生主义理论体系内在矛盾,有一个问题还需要展开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就是阶级观点与阶级斗争问题。

二、孙中山的阶级观点与阶级斗争论述

孙中山在民生主义的大题目下,也涉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孙中山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的认识也是矛盾的。

研究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学者一般认为,孙中山反对阶级斗争学说。台湾学者蒋永敬也有类似的观点。[⑱]最近的说法见杨天石在共识网的演讲。[⑲]孙中山自己说过:“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⑳]所以孙中山批评马克思是一个“社会病理学家”,不是一个“社会生理学家”。这是一般学者所指孙中山反对阶级斗争学说的基本根据。张磊对孙中山民生史观中涉及阶级斗争的观点作了较为系统地分析,指出:“孙中山撇开了人的社会性,撇开了社会历史的发展而抽象地去理解所谓社会—民生问题”,“缺乏阶级分析观点乃是‘民生史观’的主要缺陷”,“始终没有认识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21]很少有学者专门针对孙中山有关阶级斗争问题认识进行分析,张磊的文章是较早的一篇。

笔者在较早前的一篇文章中也做出了类似的分析:“孙中山以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病态,是可以人为地加以医治的。殊不知阶级斗争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阶级利益差异之驱使必然产生的客观存在,人们不可主观上想象去消灭它的。阶级斗争有时激化,有时缓和,在根本的阶级利益差异消失前是不可消灭的。有远见的政治家、政党可以引导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方向,却不可能像外科医生一样,把阶级斗争这个毒瘤从社会病体上割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不可避免。设想避免阶级斗争,避免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作一劳永逸之计,是主观的、空想的、幼稚的。”[22]

到目前为止,上述说法是研究民生主义的学者对孙中山的阶级观点评述最多的。对孙中山民生史观中涉及阶级斗争的观点评述到这里,似乎应该不算结束。仔细研读孙中山民生史观各项论述,我们可以发现,孙中山有关阶级斗争观点是割裂的、主观的,是一厢情愿的。

讲清孙中山的阶级斗争观点,首先必须明确孙中山是否有阶级观点。从孙中山的论述看,孙中山是承认社会存在阶级的。

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曾几何时,已为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与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谋妥协。……夫当时代表反革命的专制阶级者实为袁世凯……夫袁世凯者,北洋军阀之首领,时与列强相勾结,一切反革命的专制阶级如武人官僚辈,皆依附以求生存;而革命党人乃以政权让渡于彼,其致失败,又何待言!”

“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者渐致失业,沦为游氓,留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至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此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频绝境乎?”

“国内之军阀基于帝国主义相勾结,而资产阶级亦耽耽然欲起而分其馂余,故中国民族政治上、经济上皆日即于憔悴。……其所恃为后盾者,实为多数之民众,若知识阶级、若农夫、若工人、若商人是已。盖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

“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

“盖国民党现正从事于反抗帝国主义与军阀,反抗不利于农夫、工人之特殊阶级。”

“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23]

这个宣言里出现了专制阶级、特殊阶级、资产阶级、中等阶级、知识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阶级概念,除了地主阶级外,上述阶级包含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级。应该说,在这个文件里,社会阶级概念是很清晰、明确的。当然,这个文件不是孙中山本人写出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主持起草的。根据周恩来和张国焘的回忆,宣言是鲍罗廷起草,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实际上参与宣言讨论的还有胡汉民、廖仲恺等人。孙中山还指定了9人组成的大会宣言审查小组,成员包括胡汉民、戴季陶、叶楚伧、茅祖权、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恒、黄季陆、于树德,其中李大钊、于树德是共产党员。审查中有争论,但争论中由于党派不同产生的争论较多,参与审查的国民党党员黄季陆认为“属于理论上争论并不如我们想象之大”。[24]根据黄彦的研究,分歧和争论“主要集中在土地问题以及对帝国主义的态度上面”,[25]也许有关阶级观念的争论不大。总之,宣言虽然不是孙中山本人写成,却是在孙中山指导下写成的,得到了孙中山同意,并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该宣言基本上反映了孙中山的观点。[26]

一大会后不久,孙中山在广州对驻军演说中提到:“在现在的俄国,什么阶级都没有,他们把全国变成了大公司,在那个公司之内,人人都可以分红利。”[27]可见,社会分成阶级,这样的认识,在孙中山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况且,孙中山关于阶级的论说,所在皆有。顺便指出,孙中山对苏俄“什么阶级都没有”的这个认识是很不准确的。斯大林宣布苏联没有阶级是在1938年。十月革命后,苏俄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很明显的事实。

如前所述,孙中山是承认社会分成阶级的。我们再看孙中山对欧洲近代历史的叙述,孙中山没有否定欧洲历史上出现过阶级斗争。

孙中山1924年在广州演讲三民主义学说时,叙述自己民生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常常联系欧洲近代历史。他说:“就欧洲的历史说,从前常发生国际战争……经过这次大战之后,世界上先知先觉的人,逆料将来欧洲没有烧点可以引起别种国际战争,所不能免的或者是一场人种的战争……但是那种战争,不是起于不同种之间,是起于同种之间,白种与白种分开来战,黄种同黄种分开来战。那种战争是阶级战争,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的战争,是公理和强权的战争。”[28]这里所谓阶级战争,就是我们通常所指的阶级斗争。他认为欧洲大战之后,接着来的就是被压迫者和横暴者之间的阶级斗争。

“到了十九世纪后半,在德法战争以后,世界上不但是有民权的战争,并且发生经济的战争。在那个时候,民权的狂热渐渐减少,另外发生一种什么东西呢?就是社会主义。这种主义就是我所主张的民生主义。人民得了这种主义,便不热心去争民权,要去争经济权。这种战争,是工人和富人的阶级战争。”[29]这里是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就要发生经济的战争,就要出现社会主义运动,这就是“工人和富人的阶级战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现在资本家有了机器,靠工人来生产,掠夺工人的血汗,生出贫富极相悬殊的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长相冲突,便发生阶级战争。”[30]这里有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原因,大体上是讲得清楚的。

“社会主义之发生已经有了几十年。但是这几十年中,欧美各国对于社会主义,还没有找出一个解决办法,现在还是在剧烈战争之中”;“欧战没有发生以前,世界各国只有赞成社会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两种人。反对的那种人,大多数都是资本家。所以从前只有反对社会主义的资本家同社会党来战争”。[31]这里是说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剧烈进行的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至于这种大生产所得的利益,资本家独得大分,工人分得少分。所以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常常相冲突,冲突之后,不能解决,便生出阶级战争。照马克思的观察,阶级战争不是实业革命之后所独有的,凡是过去的历史都是阶级战争史”。“如果照马克思的学说来判断,自然不能不说是由于阶级战争。社会上之所以要起阶级战争的原故,自然不能不说是资本家压制工人。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总是相冲突,不能调和,所以便起战争。”[32]这里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产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原因,是因为阶级利益常相冲突。

“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33]在这里,孙中山承认阶级斗争的现实,但他主张阶级调和,不主张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只有阶级调和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只有求生存才是历史进化的原动力。这里,孙中山把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完全对立起来。事实上,历史上的阶级利益冲突,经常性的解决办法是阶级调和,只有在阶级矛盾激化而不可调和的时候,才出现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或者就是革命。在阶级矛盾激化而不可调和的时候,推动历史前进的就是阶级斗争。把人类求生存当作社会进化的原因是一种表面的看法,不是实质性看法,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认识。在这里,求生存是一个理论陷阱,它掩盖了社会矛盾,掩盖了阶级矛盾,是阶级调和论的理论根据。富人要求生存,穷人要求生存,地主要求生存,农民也要求生存,资产阶级要求生存,无产阶级也要求生存。仅从这一点来说,似乎是有道理的。但是必须指出,不同阶级的人所求的生存是不一样的。富人田连阡陌,穷人求一瓢食而不可得。求生存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就是问题所在。同处在一个社会里,要求生存的各阶级就会发生利益冲突。社会各阶级发生利益冲突,是历史的存在,这种冲突依靠阶级调和而不可解决,就只能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或者只能用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因此,求生存是表象,在斗争中求生存才是实质。把求生存解释为社会进化的原因,是用社会表象掩盖了社会实质。

孙中山还说:“就令在一个工业极发达的国家,全国的经济利益不相调和,发生冲突,要起战争,也不是一个工人阶级和一个资本阶级的战争,是全体社会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和一个资本阶级的战争。”[34]孙中山在这里退了一步,承认阶级矛盾也有不相调和的时候,也要发生阶级斗争,但是他认为,那将不是一个工人阶级和一个资本阶级的斗争,而是社会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和资本阶级的斗争。这是一种猜想。在这里,用大多数“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模糊了阶级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如果发生阶级对抗,两军对阵,主要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总之,孙中山在观察欧洲社会时,看到了那里出现过阶级斗争,他没有否定,而是肯定那些阶级斗争事实的。

面对欧洲出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孙中山在理论上动摇了,没有把他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贯彻下去,他采取的态度是:希望避免在中国出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世界上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并且在欧美有很大影响。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第三国际都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面对欧美社会的急剧变化,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决社会难题的方案,反映这些方案的是大量政治经济社会学著作。孙中山正是这时候在欧美各国游历,不仅观察了、考察了欧美各国的社会政治,也大量阅读了各种社会科学书籍,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他看到了欧洲的革命,看到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他对照欧洲,反复思考中国的出路。这正是他酝酿三民主义学说的时期。到1905年左右,孙中山挽救中国的战略思考开始成熟,这就是他组织中国同盟会,提出三民主义学说的时候。

孙中山的思考,首先是实行民族主义,推翻清朝统治。如果仅是推翻清朝统治,那就与中国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没有什么区别。民族主义加上民权主义,把封建帝国改成民国,引进民主立宪体制,这就与改朝换代有本质区别了。仅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中国社会面貌还是难以发生根本改变,孙中山认为还要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力,引进资本主义生产制度,这就要实行民生主义。孙中山看到了资本、资本主义制度对欧洲社会面貌的改变,也看到了资本主义引起剧烈和残酷的阶级斗争。他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产生了畏惧情绪。因此,他在思考阶级斗争理论问题时,止步了。

有鉴于此,孙中山希望在中国革命成功后实行民生主义,他为此设计了一套方案,主观上希望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发展机器生产,又要避免中国社会未来出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是孙中山设计民生主义方案的基本出发点。

1905年5月,孙中山在比利时访问第二国际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执行局,与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德和书记胡斯曼谈话,孙中山针对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状况说:“我们黄种的同志希望改进这种制度,使之同我们党的原则更趋一致,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都曾发生过的那样”。“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35]孙中山以“中国的社会主义者”自称,要求国际社会党执行局接受他的党为成员。[36]这是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在欧洲的谈话,重点表明了他对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的思考。思考的重点在于,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但要防止出现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的现象。这是一个良好的愿望,是一个脱离社会实际而主观性极强的愿望。

一年后,孙中山在东京纪念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行周年时的演讲中说:“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在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要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37]他这时候的想法,与一年前在国际社会党执行局的想法有所变化,即认为中国将来资本主义发展时,也可能出现欧美那样的社会问题,所以要及早收拾,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社会革命的发生。但是,如何改良,如何防止,还是空想。

1919年上海《星期评论》刊载孙中山《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一文,哀叹中国实业不振,商战失败,民穷财尽,举国枯涸。他提出“发展实业为挽救之方”,也提出了从外国输入资本即机器、输入人才的构想,同时提出:“惟所防者,则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致生出社会之阶级,贫富之不均耳。……以国家实业所获之利,归之国民所享,庶不致再蹈欧美今日之覆辙。甫经实业发达,即孕育社会革命也。此即吾党所主张民生主义之实业政策也。”[38]

以上设想,孙中山在1919年还强调过几次。他在题为《三民主义》文章中写道:“由是富者愈富,贫者益贫,则贫富之阶级日分,而民生之问题起矣。此问题在欧美今日,愈演愈烈,循此而往,至发生社会之大革命不止也。俄国已发其端,德国又见告矣,英、美诸国恐将不免也。为中国之于社会革命也,则尚未种其因,如能思患预防,先为徙薪曲突之谋,则此一度之革命,洵可免除也!此民生主义之所以不得不行也。中国之行民生主义,即所以消弭社会革命于未然也。”[39]他在对桂林军学各界的演说中说:“本大总统观察世界的大势,默想本国的情形,以为实行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必须兼顾民生主义,才可以免将来的经济革命,这便是防患于未然。”[40]消弭革命于未然,思患预防,等等,陈义甚高,但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只要以发展实业,即发展资本主义为前提,孙中山所设想的这个“经济革命”所引起的剧烈的阶级斗争,都是难以消弭的。

孙中山认识到,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建立有助于资本成长与流通的新实业”,中国将“自行投入实业漩涡之中”,“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非人力所能阻遏,故实业主义之行于吾国也必矣”。[41]实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避免出现资本垄断,引起阶级斗争,孙中山设计的解决方案就是实行国家资本、节制资本、平均地权这些办法。他认为只有使用这些控制办法,才可避免十年后出现10万人的资本家。已经有学者分析,孙中山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国家资本主义;所谓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也是在为扶持中小资本的发展。孙中山是否有能力控制垄断资本的出现,以及出现垄断资本时,如何去节制资本,他的方案中看不出有效办法。

实际上,终孙中山之世,终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之世,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未能实施,国家资本却成了四大家族的官僚垄断资本。阶级斗争不是消弭了,而是加剧了。

三、理论与实践的割裂

从理论体系来分析,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体系中存在系列内在矛盾。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是其中之一。

孙中山有关阶级斗争理论的矛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承认欧美社会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还将继续出现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却在主观上设计避免在中国出现同样性质的阶级斗争;另一个是他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的实践是割裂的。

孙中山的阶级斗争理论带有主观性,又具有割裂的特征。承认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上和现实社会存在着剧烈的阶级斗争,这种认识反映了客观事实;如果把这种承认欧洲阶级斗争的客观认识贯彻到底,就要承认中国走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必然要发生阶级斗争。面对这个即将在中国发生的阶级斗争,孙中山主观上动摇了,他产生了否定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直接动力的思想,他提出了“民生”是历史发展动力的主张,他设计了在中国防止或者避免发生欧洲那样阶级斗争的方案。这个方案完全是主观主义的,是脱离中国阶级斗争实际的。孙中山对实现这个方案充满了信心。但是这个方案是否行得通,是否达到设计者的设计目标,孙中山没有做出必要的评估,也没有实现这个方案的历史机遇。这一观点,列宁早在1912年就指出了。列宁说:“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列宁又说:“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42]这里,列宁已经把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的本质点明了。列宁所谓“反动理论”是从学理上说的,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说的,不是从政治上说的。

从认识论来说,承认欧洲的阶级斗争是唯物主义的,那么,主观上要去防止中国资本主义过程中产生阶级斗争,则是唯心主义的。如果说民生史观是二元论,在阶级斗争认识论上也体现了这种二元论。如果从主观上防止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阶级斗争看,孙中山民生史观的唯心主义色彩是很明显的。

孙中山阶级斗争理论的割裂性特征很明显。上面说过的二元论认识是割裂性的一个表现。另一个表现为认识与实践的割裂。他在主观上设计防止阶级斗争的出现,实践上却不断地进行着阶级斗争。从推动反清革命来说,他提出的同盟会16字纲领,他进行的所谓10次武装起义,他领导的宣传舆论工作,他领导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工作,哪一项不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呢?从二次革命开始,他领导并实际参与的反袁斗争、护国运动、护法斗争,他开府广州,坚持收回粤海关“关余”,讨伐陈炯明,讨伐西南军阀,推动北伐,改组中国国民党,推动国共合作,召开国民党一大并通过一大宣言,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工农运动等,哪一项不是在进行阶级斗争。可以说,孙中山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上是坚决的,在阶级斗争的理论上是动摇的。产生这种坚决与动摇的割裂性特征,在于他未能对中国国情有正确的认识。限于篇幅,当另文阐释。[43]

总之,对孙中山的阶级斗争理论与阶级斗争实践需要做出符合实际的分析,一般地认为孙中山反对阶级斗争、拒绝阶级斗争学说,是过于简单的。

注释

[①] 《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0页。

[②] 董必武:《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解放周刊》第1卷第6期,1937年6月14日。

[③] 李泽厚在《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中指出:“把资本和资本家分开这句天真的话语里却正清晰地表现着‘民生主义’矛盾:一方面坚决谴责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勇敢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祸害和罪恶;要求避开资本主义,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是还不能避开资本主义的。”《历史研究》1956年第11期。

[④] 张磊在《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一文中指出:“意味深长的是,民生主义自身似乎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它涂饰着‘主观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色彩,但实质上却是最大限度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张磊:《孙中山——愈挫愈奋的伟大先彳了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73页。

[⑤] 参见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21页。

[⑥] 张海鹏:《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张海鹏自选集》,北京:学习出版社,2012年,第373—400页。

[⑦] 笔者在1991年撰写的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的文章中,把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连在一起(张海鹏:《孙中山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评说》,《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笔者在1996年撰写的《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中提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孙中山设计的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笔者建议在论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思想时,可以称之为“民生一社会主义”,以区别于科学社会主义概念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5期,又载日本孙文研究会编:《孙文研究》,1997年1月号)吴雁南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卷第六编第一章,论述了民生社会主义的发展,也是用了这样的提法,但未专门对此作出定义。2012年,贾乾初出版了《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一书,以研究“民生社会主义”为主题,作者不同意民生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者主观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作者在论述中认为“只有少数学者采用‘民生社会主义’来命名来指称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思想(如董四代)”(贾乾初:《孙中山民生社会主义思想研究》,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年,第50页。董四代是作者的博士生指导教师。笔者没有查到董四代何时在何文中提出“民生社会主义”的概念)

[⑧]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内在矛盾值得研究》,中国孙中山研究会、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8页。

[⑨] 《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26日,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7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1—52页。

[⑩] 笔者在《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5期)一文中曾指出:孙中山强调中国只有大贫和小贫,意在模糊中国社会的阶级差异。他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没有体察到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存在。孙中山也没有认识到民族资产阶级(孙中山所企望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势力到20世纪初,已经在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有相当影响,官办企业也有了可观的发展,外国资本主义的独资企业已经控制了中国经济的走向。这些资本主义的生产、金融、交通企业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现代工业企业中的劳资关系已经存在。1924年5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的演说中,说本国的资本家还没有压迫工人的能力,这显然是曲解,但他又说,中国工人反想种种办法来压迫本国资本家,中国工人常常和本国资本家发生交涉,中国工人是驾于本国资本家之上。从这种曲解中,我们看到孙中山实际上承认劳资矛盾的现实情况。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8—119页。

[⑪]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6页。

[⑫] 《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38页。

[⑬] 《在上海南京路同盟会机关的演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40页。

[⑭] 《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的演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8页。

[⑮] 《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6—477页。

[⑯]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00页。

[⑰] 笔者在《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5期)一文中引用孙中山1920年4月在美国《独立周报》发表文章说:“美国人必须认清:北京政府不能代表这个国家;广州政府(原编著按:指岑春煊、陆荣廷控制下的广州军政府)也同样不能代表中国。比较能代表中国的,倒是上海的商人,以及正在成长中的中产阶级——他们不多过问政治,而只想把国家的实业建立起来。”(《中国人之直言》,《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247页)笔者指出:正在成长中的中产阶级,正是孙中山所渴望的,是实施民生主义、避免社会弊病的阶级基础。可以说,民生主义所要代表的是正在发展中的、受到严重压抑的、政治经济势力都很软弱的、渴望同官僚垄断势力和外国资产阶级争取平等地位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参见《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张海鹏:《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24页。

[⑱] 蒋永敬在讨论孙中山与“三大政策”的文章里提到:“至于农工政策,系依据其民生主义而定,载于国民党一全大会宣言的对内政策中,与共产党之借农工运动以行阶级斗争,尤不能混为一谈也。”参见蒋永敬:《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台北:“国史馆”,2000年,第236页。

[⑲] 杨天石:《孙中山为何要批评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html/2016/hyhd_0720/5914_3.html,2016-07-20(引者按:这是否是杨天石自己拟定的演讲题目,笔者不敢判定,也许这是网络编辑为了吸引眼球加上的标题)

[⑳] 《民生主义第一讲》,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9页。

[21] 《论孙中山的哲学思想》,张磊:《愈挫愈奋的伟大先行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4、245页。

[22] 《试论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真谛》,张海鹏:《追求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探索》,第328页。

[23]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1、115、118、119、120、121、124页。

[24] 黄季陆:《划时代的民国十三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忆》,转引自林家有:《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39页。

[25] 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17页。

[26] 黄彦经过研究后得出的认识是:“对孙中山来说,作为宣言的第一作者和思想指导者,这个宣言自然较多地体现了他的思想观点,这既包括他原来所具有的或加以发展的观点,也包括他过去所没有的但心甘情愿地接受的新观点。当然,还会有一些虽写在宣言上面却令他颇感格格不入的观点。他本人的部分基本观点由于不宜被别人所接受,而未写进宣言或经过加工改造后才写进宣言。黄彦:《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中册,第1221页。

[27] 《对驻广州湘军的演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505页。

[28]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91—192页。

[29]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四讲,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10页。

[30]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二讲,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80页。

[31]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58、359页。

[32]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6、368页。

[33]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68—369页。

[34]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第一讲,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370页。

[35] 孙中山的谈话见于访问国际社会党谈话报道,参见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73页。

[36] 孙中山的谈话出自记者的报道,刊登于比利时社会党机关报《人民报》。胡绳认为,从孙中山后来发表的有关言论看,这篇报道大体上是可信的。参见胡绳:《论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孙中山研究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上册,第47页。

[37]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6页。

[38] 《中国实业如何能发展》,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135页。

[39] 《三民主义》,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191页。

[40] 《在桂林军政学七十六团体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第6页。

[41] 《中国铁路计划与民生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93、492页。

[42]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2、294页。

[43] 关于孙中山对国情认识的不足,笔者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参见《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转折》,张海鹏:《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1—53页。这个问题还可以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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