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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彦昌、朱效荣:孔府档案编纂研究
来源:原载《山西档案》2017年第1期,第44-48页,转载于公众号:写本文献学微刊 作者:赵彦昌、朱效荣 点击数:336 更新时间:2018-5-7

摘要:孔府档案是我国极其珍贵的私家档案,其内容涉及到孔氏家族兴衰存亡的历史过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孔府档案编纂工作也因此拉开了序幕。孔府档案的编纂大致可分为早期整理阶段、整理研究阶段、数据库建设阶段,每个阶段的编纂特点有所相同,但编纂工作总体上走向了深化,尤其是进入数据库建设阶段后形成了边整理边研究的新局面,使孔府档案编纂工作跨入新的征程。

关键词:孔府档案  编纂  汇编  数据库


2015年4月28日国家档案局发布《国家档案局关于公布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通知》,山东省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申报的《孔子世家明清文书档案》成功入选“第四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1]]。2016年5月19日,在越南召开的第七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亚太地区委员会(MOWCAP)大会上,山东曲阜申报的《孔子世家明清文书档案》经专家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与江苏苏州申报的《近现代苏州丝绸样本档案》一道成为继《本草纲目》《黄帝内经》《天主教澳门教区档案文献》《元代西藏官方档案》《侨批档案》《赤道南北两总星图》之后,入选该名录的档案文献。这使得孔府档案再次进入世人的视野,再次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孔府档案,是记录孔府“从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至1948年,四百余年孔子嫡系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世袭罔替’的真实情况”的原始历史记录,是孔府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家族事务等活动中形成的家族档案。“这些内容丰富而具体的档案,是剖析孔府的第一手材料。象这样的封建贵族地主的第一手私家档案,在中国为仅有,在全世界也不多见”。



一、孔府档案的内容及留传整理


孔府档案内容丰富,数量巨大,涉及到我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地方性文书档案。对这些珍贵档案资源的整理开始于解放后,一直沿袭到今,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但终因孔府档案时间跨度大、内容较复杂,而仍未得到全面的整理和研究。

(一)孔府档案的内容

“孔府由于其世袭罔替和不随封建王朝的改换而衰落的特殊贵族地位,得以保存了大量的档案资料。现存孔府档案主要是清代档案,明代以前的已经没有了。明代的档案也较少,并且限于后期。民国时期档案为数也不多”。其内容主要包括这个三个时期孔府在袭封、宗族、家谱编纂、属员、徭役刑讼、租税、对农民的剥削及各种反抗斗争、林庙管理、祀典、宫廷、财务、庶务、灾异等事务中形成的文书资料,现存9021卷,25.8万件,数量浩瀚、内容丰富、文体繁多、时代持续、体系完整,堪称中国文献档案的典范,基本上完整反映了孔府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历程。

(二)孔府档案的留传及整理

孔府档案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和较为完整的的留传,原因是多方面的,过程是曲折的。“孔府最早的藏书,还要从鲁壁藏书谈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公元前213年下‘焚书令’,孔子九世孙孔鲋为保护、继承祖业,乃与弟子襄藏《论语》《尚书》《孝经》等于祖堂旧壁中”,这一具有前瞻性的行为使孔府的文化典籍得以留存。与鲁壁藏书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奎文阁藏书,它历经岁月侵蚀依然屹立,是孔府档案能以留传的原因之一。显然,若要使孔府档案得到有效的留存仅有藏书机构是远远不够的,于是“明洪武二年(1369年),设知印官,专司公府印信和签押公文,元元贞二年(1296年),设掌书官,专管府内文书、档案”,这为孔府档案的完整和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后来,尽管孔府经历了1911年的改朝换代和1937年日本的入侵,孔府档案依旧被很好的保存了下来,但在曲阜解放前夕和解放初孔府档案还是难逃被孔氏子孙盗卖的命运,最终造成部分孔府档案丢失。 

解放前的孔府档案虽然得到了有力的保护,但是几乎没有经过详细、系统的整理和有序的存放,“孔府只照‘千字文’开头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粗分大类,别无细目。而且散置各处,任其尘封霉烂”,这也正是宋以来档案分类运用“千文架阁法”的明显体现。 1956年以后,在各级党委的重视下及单士元、李鸿庆等学者的努力下,孔府档案得到了细化整理、单独列项、专库保管、装箱保护。1962年,开始了对孔府档案的研究工作,“先是原哲学社会科学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抄录了一些档案资料,做过专题研究。随后历史研究所与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合作,选录了大批孔府档案(主要是明档和一八四〇年以前的清档),并初步完成分类、断句、逐件拟题等工作;再后,山东大学历史系与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合作,选录了一批近现代档案资料;最后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又整理抄录出孔府档案全总目录索引。”但是由于正逢文化大革命而中断。“四人帮”被粉碎后,对孔府档案的整理、编纂等工作再次被列入议事日程,1978年之后多家单位合作成立曲阜孔府档案史料编辑委员会,整理出版了《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1982年7月,著名学者、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的任继愈先生到山东曲阜查阅孔府档案,发现其损毁情况严重,保存状况堪忧,即以哲学的责任、哲人的卓识,致信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同志,建议采用缩微技术对珍贵历史文献资料进行抢救。当月,胡乔木同志对任先生的建议予以批示,并指示相关部委从速办理,从此拉开新中国缩微技术进行文献保护的序幕”。任继愈先生在《关于妥善保存和充分利用孔府档案的建议》中提到了“孔府作为儒教圣地相当于基督教的耶路撒冷”的观点,就档案的保护与利用问题提出了四条意见,孔府档案也从中受益,乃至国内大部分档案馆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档案缩微工作,对珍贵历史档案的保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后陆续出版了《孔府档案选编》、《孔府档案选》、《孔府档案珍藏》等档案汇编。一直以来,各级党委和学者在对孔府档案的整理工作上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据曲阜师范大学教授傅永聚介绍,目前已整理的孔府档案数量仍然有限,已有的孔府档案整理成果全部为选录性质。因此,,傅永聚带领的研究团队,在前人已有成果基础上,探索孔府档案整理与研究的新范式,开始了孔府档案整理与研究的新征途”。



二、孔府档案编纂的历史沿革


孔府档案的编纂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孔府档案的早期整理阶段(1980年—2000年);第二个阶段为孔府档案的整理研究阶段(2001年—2010年);第三个阶段为孔府档案整理进入数据库建设阶段(2011年至今)。

(一)孔府档案的早期整理阶段(1980年—2000年)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1980年至1988年,张维华主编的《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24册)在齐鲁书社出版(1988年更名为《孔府档案史料选》在山东友谊书社再版,精装12册);1982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与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合编的《孔府档案选编》在中华书局出版,。

《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一书,已正式出版3编24册,第一编为孔府档案全宗分类目录索引,第二编为明代档案史料,第三编为清代档案史料。每个历史时期的档案史料又按专题进行分类,每卷中档案按照时间顺序排列。这部书所选的档案史料主要包括孔府在袭封、宗族、属员、徭役刑讼、租税、林庙管理、祀典、宫廷、朝廷政治、财务、庶务、灾异等事务中形成的文书资料,这是最早的一部对孔府档案系统整理的著作。该汇编原计划出版四编,第四编为民国时期档案史料,惜其一直未能出版。这套汇编在出版到第三编时列入《孔子文化大全》丛书,在三编出版完毕后,于1988年更名为《孔府档案史料选》(十二册)列入《孔子文化大全》丛书之“史志类”在山东友谊书社统一再版。

《孔府档案选编》(上下)汇集了经过整理的孔府档案中有代表性的资料,选用了部分文献和碑文资料及散档,对孔府的由来及其特权、孔府的土地与户人、孔府的地租剥削及其它剥削、孔府的冲击和孔庙的抗租斗争、孔府的没落和覆亡这些方面进行了专题性的整理。该书的出版是“为了弥补《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未能反映1840年以后内容的不足,所选内容以近代尤其是民国时期为主”。

但由于早期对孔府档案整理工作的开展受技术落后的束缚,使得部分珍贵的濒危档案得不到抢救,破损档案得不到修复,而造成孔府档案的残缺,影响了孔府档案资源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也对编纂工作造成了障碍。

(二)孔府档案整理研究阶段(2001年—2010年)

这一阶段的代表作:2002年1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骆承烈、朱福平、骆明合编的《孔府档案选》;2010年9月,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孟继新主编的《孔府档案珍藏》。

《孔府档案选》只选了一部分反映孔府与历代官府、孔府的政治及经济特权、孔府的意识形态、孔府的生活、各种反抗斗争等方面的孔府档案。内容多为过去未经或少经整理的孔府档案,包括:“显示孔府地位势力和社会关系的进京拜客名单、道光八年夫役六百六十多人花名册及各种开支账单、清顺治元年方大猷题准的朝廷赐田档文等,曾为杨向奎先生欣赏,过去只是零星征引,在此书中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还是第一次”。这种专题化的编纂有利于对孔府的剖析更加深刻,也使读者对孔府在纵向上有更深的认识。《孔府档案选》也是首部兼顾到一般读者与专门研究者的全面反映孔府历史生活状况的档案文献汇编。它融史料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对了解、探讨孔府这一世袭贵族兴亡的历史起因、部分再现我国四百多年的历史原貌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孔府档案珍藏》(上下)是济宁第一部具有通史性质的历史文化丛书,是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为便于读者理解原档的内容,该书通过档案评析和档案选萃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研究,这是孔府档案整理方面的一大突破,使编纂成果趋于文化性,这也是利用孔府档案促进文化建设的创新,以文化建设促进孔府档案研究的典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专门对孔府档案“食事”进行研究得专著,即赵荣光著《<衍圣公府档案>食事研究》(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是为作者在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孔府档案的基础上撰述而成,正是这一时期利用孔府档案研究的典范。

(三)孔府档案整理进入数据库建设阶段(2011年至今)

    2013年11月,由曲阜师范大学与曲阜管委会合作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历代孔府档案文献集成与研究及全文数据库建设”的获批立项,标志着孔府档案的整理与研究进入了数据库建设的新阶段。该项目包括“历代孔府袭封与祀典类文献集成、历代孔府宗族与庶务类文献集成、历代孔府档案政务与学务类文献集成、历代孔府档案文献集成与研究等六个子课题”。它在总结以往对孔府档案整理的经验的基础上,试图把整理和研究结合起来,“使研究既能充分保留传统文献整理的特点,又充分融入现代学术研究的路径与方法,以体现档案文献整理工作的理论性、时代性及创新性”,目的是通过现代技术对孔府档案进行抢救整理、深度发掘,构建一个系统的数据库平台,形成边整理边研究的局新面,实现对孔府档案资源的挖掘、整合和利用。傅永聚认为“新研究的开展将在继承已有孔府档案整理与研究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改变一般性文献集成重‘收录’轻‘理论’的局限,以‘研究’指导‘整理’,以‘整理’带动‘研究’,形成良性循环,使研究既充分保留传统文献整理的特点,又充分融入现代学术研究的路径与方法,将文献使用理念由以往的‘先整理后研究’转换为‘边整理边研究’,以体现档案文献整理工作的理论性、时代性及创新性。”正如如袁兆春《孔府档案的法律史料价值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是为同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的最终成果)将整理与研究融为一体,旨在将孔府档案中具有法律史料价值的部分归类整理出来并进行研究,弥补了长期以来对家族法研究的空白,突破了过去“断裂法史学”的藩篱,较好地阐释了古代国家法、家族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作模式,并指出了其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借鉴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可称得上是一把打开‘孔府档案宝库’的钥匙”。

    虽然,现在出版了很多孔府档案汇编,但其整理总量依然有限,即以24册本的《孔府档案史料选编》而言,也仅占曲阜档案总量的1/25罢了,后续的孔府档案编纂依然任重而道远, 2016年5月19日《孔子世家明清文书档案》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我们希望借助这股东风,期待着《曲阜孔府档案史料全编》的早日问世。可喜的是,2017年2月15日,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曲阜市文物局联合举办的“《孔府档案》编纂研讨会”在曲阜开幕,来自全国的30余名文献档案和编辑出版专家参会。会议围绕《孔府档案》的整理挖掘,编目著录、档案数字化及研究阐发展开全面研究讨论,旨在集思广益,绘好蓝图,共同推进《孔府档案》编纂工作,全面提升《孔府档案》整体保护利用水平。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和曲阜市文物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在孔府文献的出版利用方面展开紧密合作,计划利用4年时间,科学、合理、高效地影印出版全套《孔府档案》,规模预计超过2000册。“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分藏曲阜、北京两地孔府档案的合璧出版,将拓展学界对于孔府档案的认识,对于全面整理、研究孔府档案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三、孔府档案的编纂体例及加工方法


我们以《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孔府档案选编》、《孔府档案选》、《孔府档案珍藏》为例,研究孔府档案的编纂体例及加工方法。

(一)编纂体例

1.现行简化字排印及文体安排

现行简化字书排印,是指在竭力保持档案原件格式的前提下对档案原文照录的一种方法。排印是在印刷术发明后逐渐盛行的一种出版方式,排印方式可分为繁体竖排和简体横排两种。孔府档案的编纂成果基本都是在保留原始档案原文的基础上,用现行简化字书排印的,但在细微之处略有不同。比如,《孔府档案选编》、《孔府档案选》、《孔府档案珍藏》皆为简体横排,而《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一书,把固有的两种排印形式结合起来,形成了简体竖排的排印方式。这些代表作在编纂时,皆采用了现行的文体安排,在尽量保持档案原意的基础上,编纂时取消了原件中的抬头、空格等公文程式,以便读者阅读。

2.图文并茂的编纂形式

把图片和文字结合起来进行编纂,是孔府档案整理的一大创新。比如,在《孔府档案珍藏》一书中的档案选萃部分,编者添加了大量与所选档案相关的图片,让图片隐含的信息和文字描述的信息相互印证,使档案内容更加真实,既便于读者的理解、增加读者的兴趣、加深读者的印象,又保留了档案的原始性、丰富了著作的内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孔府档案的整理都为高水平的点校整理,而非大部头的扫描影印出版,对利用者的使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二)加工方法

1.标题的拟定及标点的添加

在孔府档案编纂的大部分成果中,编者不仅拟定了标题,而且在每个拟定标题后面列出档案原卷类目编号及标题,还针对每一卷中有数卷的情况进行了细标,以便查对。孔府档案原件无标点,为了便于阅读和使用,在编辑时添加了标点,标点采用句、逗、顿、问4种符号。比如,《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孔府档案选编》、《孔府档案选》、《孔府档案珍藏》等著作,在添加标点时皆采用了这些符号。其中《孔府档案选》和《孔府档案珍藏》不仅添加了标点还分了段落,以方便读者查阅。

2.内容的校勘及注释的采用

内容的校勘,是指在编纂时对孔府档案原件中的错字、别字、漏字、残缺字,凡可断定者或无法辨认者用特殊符号标出,以便读者阅读和利用。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孔府档案在编纂时采用了注释,但每部著作的注释方式又有所不同。比如,《孔府档案选编》一书中的个别难解之处,编辑时在页末加了简要的按语或说明;《孔府档案选》一书,只对个别需要说明出处及需要特别说明者,以“注”表示。


四、孔府档案汇编的价值


(一)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各界对孔府的研究日益活跃起来,以对孔府档案有序整理为主要内容的编纂成果也日趋丰富起来,这些成果为宣传我国传统文化提供了的重要途径。比如,《孔府内宅轶事》、《曲阜历代孔庙雅乐》、《中国会计史稿》等著作的出版就引起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是我国传统文化成功“走出去”的典例,具体如下:

1.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上、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2-1988出版),该书是“会计史学家郭道扬曾利用清代及民国时期孔府账房、司房的记账清册”的基础上对近代会计史进行研究的成果。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

2.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该书是由孔子第77代孙嫡孙女孔德懋之女——柯兰,“根据她母亲的口述,查阅了大量的孔氏后裔日记、孔氏家谱有关资料、孔令贻丧葬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此书出版后多次再版,十几年来一直畅销不衰”。

3.艾春华、江帆《曲阜历代孔庙雅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1年出版。该书是由作者“查阅了祭礼音乐档案资料、乐舞生资料、并拍摄了6691卷、5942卷、5939卷的有关资料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此书的出版,为世界各国所称赞”。

(二)历史研究的参考资料

孔府档案的编纂内容涉及到孔府的各方面,为学者研究孔府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在此,仅以孔氏家族和封建社会贵族地主剥削制度的研究为例,阐述孔府档案编纂成果的价值

孔氏家族,是由始同一祖孔子繁衍下来的中国家族史上的最具影响力的“天下第一大家”而备受关注。因此,对孔氏家族的发展流变、等级管理、世袭制度、行辈宗谱等成了学者的研究热点,孔德懋主编《孔子家族全书》就为这一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孔府是一个占有大量土地的贵族地主庄园,对农民剥削的形式多种多样,比如,任意增租、浮收苛敛及敲诈勒索、催租逼佃、贡纳与解费、放高利贷、征收集税、贿卖功名房租及其它剥削收入等。何龄修、刘重日合编的《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及齐武主编的《孔氏地主庄园》这两部著作,为以封建社会贵族地主剥削为主题进行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珍贵的原始资料。尤其是《孔氏地主庄园》一书所用材料,主要是山东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所藏的孔府档案,从明嘉靖四十年到曲阜解放(1561-1948),描述孔氏庄园生活的若干方面,以及它由盛而衰,没落、瓦解的过程,使这个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实体再现读者面前。

总之,孔府档案的编纂工作,从早期对孔府档案的介绍性整理,到图文并茂的整理研究,再到进入数据库建设阶段,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和深化的过程。每一阶段产生的编纂成果价值也是巨大的,它使许多有典型性和价值性的孔府档案呈现在大众面前,使人们能够能加充分的了解封建社会贵族地主的全貌。但是,目前,对孔府档案编纂的工作尚不充分,编纂成果数量仍然有限,全编未能整理出版,这需要社会各界继续努力共同发掘和研究孔府档案,使得孔府档案的编纂工作有一个质的飞跃。



文章来源: 《山西档案》2017年第1期,第44-48页

作者:赵彦昌、朱效荣

编排:木乙


限于篇幅,注释及参考文献皆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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