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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检秋:族学与经学——从基层社会探寻清学的源头活水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242 更新时间:2018-5-24

作者简介:罗检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摘要:清代中期,家族办学空前繁荣,同光年间仍有所恢复和发展。清代族学的经学教育不可忽视:有些族学的蒙学、经学不分畛域,着意科举者尤重视习读儒经,许多族学均有奖励科举和读经的条规。清代学者大多早年、甚至中晚年担任塾师,富于藏书的族学则为其提供了治学条件。因之,清代族学既是民间教育的主体,又不失为培育经师的摇篮,成为清代主流学术生长的良田沃土和经学繁盛的源头活水。

清代经学繁盛,源远流长,其成因比较复杂。清末以来,论者对清代政治、经济环境,诸如清廷“文字狱”、文治政策以及江南经济发展对学术的影响,均有深入讨论,但对基层社会组织与主流学术的关联仍缺少研究。古代官学,包括国子监和府、州、县学、官办书院等集中于城邑之内,学额有限,特色不显。在基础教育层次,带有家族色彩而形式灵活的族学则不可或缺。它们像官学一样传承文化、教化人伦,而且更有实效。正如嘉道年间的官宦学者朱珔所说:“教化兴则人材出,故古者立学之法为最详。然有时朝廷所立,不若乡遂所自立足以严其规而习其训。何者?情趋于便而事举于独也。”

宋、元以降,族学、私塾渐趋普及,尤其是富庶的江南地区,较大的家族均自办族学。族学散布在广大乡村,属于民间教育,虽然重视蒙学识字,却没有远离学术主流。数量庞大的族学既是清代民间教育的主体,又是主流学术生长的良田沃土。近年论者注意到族学经营和礼聘教师情形,对其敦亲睦族、教化族人的作用也不乏论述,而对族学与清代主流学术(如经学、汉学)的关系则多忽略了。然而,清代学者的记述和大量族谱资料表明,他们早年的族学经历往往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术道路,从而使族学成为经学繁盛的源头活水。

一、清代的族学

《礼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上古时代所谓“家有塾”,主要是士族或大族的家塾,与庶民关系不大。北宋以降,随着宗族社会和义田、义庄的发展,族学不再为士族专有,而渐及一般宗族。族学衍生于宋、元时期,明、清两代迅速发展,清中叶进入了黄金时期。族学是一族或几族设立的义务学堂,多称为族塾、义学、书院等,由宗祠或义庄管理、经营,为本族及姻亲子弟的读书场所。如《红楼梦》中的贾氏族人“有个家塾,合族中不能延师的便可入塾读书”(第七回)。而数量更多的家馆,常称为家塾、散馆、书房、书屋等,多为独家开办,规模较小,有的也面向族内或姻亲子弟,均属民间教育场所。

钱穆注意到中国古代官学与私学的分殊,认为政府倡导的学术、教育,“总不免偏重于政治”,但“以历史大趋势言,在野讲学,其势力常超过政府所提倡,而政府亦不得不屈意以从”。如先秦诸子、两汉今文经学、清代汉学,最初都是民间学术。故中国“学术教育命脉,常在下,不在上”。实际上,清代汉学不仅“最初”,而且始终与民间教育密切相关。清代族学散布各地,属于私学范畴,却是清代汉学繁衍的根基。族学以读书识字、敦亲睦族、人伦教化为基本目的。所谓“自古家塾之建,原为培植子弟,教育人材,以储齐治均平之具……其所以为学者,皆明人伦之道也”。许多族学为书香门第或富家大族所立,寄予了提升家族地位的期望。乾嘉年间,王昶的家祠有田八百余亩,并设有家塾。其友王鸣盛记云:王氏家塾有书二万卷,金石文字一千卷,“立国以养人才为本,教家何独不然。今合族子弟而教之,他日有发名成业起为卿大夫者,俾族得所庇茠,则无义庄而有义庄也。即未能为卿大夫,而服习乎诗书仁义之训,必皆知自爱,族人亦得相与维系而不散,其利不已溥乎?”这揭示了族学肩负的教化和兴族使命。

族学规模不等,设施参差。一些殷实之家不仅有蒙学,还有学术较浓的书院。家族书院在宋、元时期已不罕见,有的“书院本为家塾,后来扩大规模,变为书院”,成为宗族及乡里子弟的就学场所。家族书院至清代不衰,在地方教育中占有重要位置。乾嘉“盛世”,家族书院纷纷出现。比如,安徽泾县倪氏族人集资建紫山书院,以教同族子弟。不仅如此,“虽以泾僻处丛山,近邑则有水西书院,东则台泉,西则宝岩,或仍古迹而修葺之,或择胜地而鼎新之。而凡故家巨姓之聚族而居者,又各就其社以立义学”。湖南衡山向氏在清初已有乡、县二祠,乾隆间再修家乘,增广祭田,设义学以诲子弟,建家塾,立书院,房屋十间,可容生徒50余人,与衡阳石鼓书院规模相当,名为“竹林书院”。某年夏,官员范某路过,对其族长说:“竹林七贤独有向秀耳,非一姓也。不若易‘爱莲’二字较稳。”向氏族人遂更名为“爱莲书院”。“书院”经营完善,以至士人赞誉:“吾衡诸望族不无义学,而家塾之宏敞未有逾于此者。”不独向氏子弟就学其中,“而他姓之负笈者亦闻风而至”。向氏书院更名之事,既可见周敦颐《爱莲说》的影响,又反映其超越家族界限的倾向。

道光以降,家族书院并未随国势而衰落。浙江湖州菱湖镇王姓中下层官绅捐献房屋、地产,创办龙湖书院,后人称为“菱湖王氏书院”。在经济发达的无锡,除有官方助建的东林书院、二泉书院和城南书院外,也不乏绅商兴建义学、社学之举。嘉道以降,无锡著名的家族书院有建于嘉庆初年的秦氏书塾、华氏书塾,建于道光年间的孙氏书塾、侯氏书塾,建于同治年间的杨氏书塾、华氏书塾、季氏书塾、过氏书塾(两所)等。这并非无锡家族书院的全豹,却在江南地区具有代表性。

经办族学并不容易,名宦朱珪记荻冈章氏积川书塾云:该书塾于乾隆四十三年春始建,“越三年落成,费白金五千两有赢,非天假之缘,未易致此”。朱珪权位显要,却有如此感慨,何况一般学者!其实,一些家塾都是历经数代才具规模,如江苏如皋黄青溪家的江村书塾。自其高祖“创建斯室”,其曾祖、祖、父承之,而“时葺治焉”。黄青溪“少时读书其中,甚乐也”。入其室“如与古人相进退揖让,而面稽其可否”。因之,经营虽不容易,但略具条件的士大夫仍把义学置于善举之首。王昶少时,屡听父亲谈到设义田以赡族人之事。他服官20年之后,终于修成祠堂,又想置义田以成父志。但王昶颇感力不从心,遂先设族塾,以田若干亩供祭祀及入学子弟衣食之用。他相信子弟“八岁入塾,二十三岁出塾,十五年中,日闻先生之教,日诵诗、书、礼、乐之训,其于仁义道德,孝悌忠信之旨,必稍有所解。且习以规言矩步,即有嚣凌亢暴、放肆佻达之徒,磨礲渐革,变气质,移性情,上之可几君子,而下亦不至小人之归,则有益于人才者甚大”。子弟获得功名固然很好,否则知书明理,陶冶性情,也能成才。故汪喜孙致书任江宁布政使的座师唐鉴云:“义田不如义学,义仓不如义田。傥如治下淮、扬二部,劝捐义学、义田,教养之法兼施,使愚民重士而轻商。既富而后教,三代仁政,未尝不可行于今日。”他们认为,义学直接教化宗族子弟,较之义田、义仓更显重要。

清代“族之有家庙者十之六七,而其所谓家塾者,十无二三”。族学非每族皆备,有些族学也兼收姻亲子弟,如著名的常州庄氏。其姻亲子弟赵翼、刘逢禄等人早年均在庄氏家塾习读经史,而著名学者洪亮吉就没有如此幸运。他的姨母嫁给庄氏,姨父只是贡生,而其“从昆弟十余人,皆前后擢高第”。“亮吉七岁时,孺人(引者注:其姨母)常携至家,时孺人五子,均在塾中。盈尺之壁,皆凿楹而贮书;胜衣之童,知盤辟而雅拜,亮吉见而慕之”。洪亮吉没有在庄氏族学读书,却在外祖母家读了四年书。后来,友人为他绘制了《南楼课读图》,其自述云:

主人六岁孤,从母育于外家,虽间出从塾师读,然《毛诗》、《鲁论》、《尔雅》、《孟子》,实皆母太宜人所亲授也。又极为外王母龚孺人钟爱,以楼后庑居之,时给其缺乏。图中楼后二楹,正瞰云渡。太宜人坐纺床中,旁列矮几一,密排丹墨,主人即读书其侧……课读暇,即蘸墨习书其上,以为常。前后凡四年,岁乙亥,舅氏始以塾满遣归。

这样的经历自然增强了姻亲子弟的感情依恋,成为家学传衍的便捷途径。在外家学习的刘逢禄、宋翔凤均传承、发展了庄氏今文经学,对清学格局的转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太平天国战火之后,同治至光绪年间,族学呈恢复、发展之势。建德周氏就在显宦周馥的支持下重建村学。周馥记云:“我族学堂不知建于何年,按旧谱翰公序载:乾隆四十六年合族集议于西首学堂侧添置朝堂……咸丰初年遭兵燹,片瓦无存。族人言村之下首不可无关栏,而予亦念族之子弟无肄业处,遂竭力捐资复建之,改其门向东,大厅三楹,左右房二间,墙之南书房三大间,庖湢咸具,规模较旧加大,用银至三千余两之多。”重建的周氏族学规模空前,乡村罕有。同光年间,小规模的族塾也纷纷建立,如浙江东部四明山附近的李氏兄弟,“于宗祠之左内斋外门,次第偕作,割田五十亩以充脩膳膏火之费”,建成李氏族塾。一般族学仍是延续、维持,稍加修葺,如浏阳何氏“自耀公开基于碧水,即建家塾于东隅……乃代远年湮,风霜侵蚀,栋宇几将倾圮。族人商之,佥云:先公树立之业不可一旦废也,后裔藏修之所不可一日无也。爰鸠工庀材,革故鼎新。经始于光绪乙未之季夏,落成于暮秋。今而后……诸童有诲诱之地,诸士得陶淑之阶,日就月将,大小竞奋”。

20世纪初年废科举、兴学堂之后,兴办族学不再如火如荼,但其重要性并未消失。一些族学成为新式学堂的基础,如吴县沈氏书院在咸同之际毁于战火,光绪初年得以重建。清末废除科举后,族人便尝试“改革书院,建设学校”。嘉道显宦陶澍的族学变化在近代具有典型意义。据载:

自文毅公慨捐廉俸,置膏火卷田于全县,置考试会田于全族,以嘉惠

士林。又创建伯含义塾于资水之滨,捐置田租,延师课读,岁以为常,用

意甚盛,收效甚宏,实为族校之权舆矣。清季讲新学,停科举,设学堂,

族人入学者渐众。洎民国后,政府注意初级小学,定为国民学校,遂有提

拨各族之祠产祭田以充学校经费之举。族人见私塾被禁,学校不能处所,

而有怵于子弟之失教,就学之不易,及祠产祭田之虚被提拨也,于是族学

校之立,乃沨沨有兴。

民初,安化陶氏的家族学校遍布资江一带,达九所之多,还不算外县的陶氏族学。民初安化的国民学校多在族学基础上改建而成,显示了族学与近代教育的密切联系。

与此同时,近代新办学堂也多带有家族性。一些著名的族学,如武进盛宣怀家族的人范书院、无锡荣德生家族的豁然洞读书处都从族学转变为新式学堂,体现了新旧融合的特征。光绪年间,浙江镇海的叶成忠(字澄衷)曾在上海兴办学堂,得朝廷褒扬和舆论赞誉。曾任澄衷学堂监督的陈瑞海受其影响,也在家乡创办了一所陈氏思本学堂,于光绪三十三年告成。“凡费白金五千饼,堂中器物之费又二千饼。岁延教习三人,学额六十人,皆陈氏之子弟,不足则招他姓补之。而量收其学费,族之子弟减焉,极贫者免焉。不收费不足以持久,不减且免不足以睦族而恤贫,盖其慎也”。思本学堂是清末新政期间绅商办学的典型,具有浓厚的族学色彩。

二、家族藏书

族学与书香氛围相辅相成。家族藏书不仅是文化品位的体现,而且为家族子弟读书治学提供了基本条件。清代不乏著名的藏书楼,如范氏天一阁、毛氏汲古阁。这些藏书楼外人不易进入,故有人批评天一阁“竞竞保守,而不获一善读者编辑垂于世,虽有书与无书等”。与之相比,学者藏书主要供阅读、研究之用,这在唐、宋时期已不罕见,清代尤多。清前中期,江南地区出现了一些富于藏书的著名学者,如余姚黄宗羲、鄞县全祖望、秀水朱尊彝等。

众所周知,歙县枉梧凤的不疏园藏书便利了江永、戴震、汪中等人治学,实为皖南汉学的渊薮。乾嘉汉学家卢文弨、杭世骏、孙星衍等人均富于藏书。在他们看来,藏书为治学之必需,也是家族兴旺的文化命脉。正如刘宝树(刘宝楠之兄)所云:“尝试论之,凡觇士大夫家之盛衰,在所藏书。其盛也,高车驷马,良田华屋,不足为子孙计长久,惟所藏之书,俾之耳濡目染,可以承先,可以启后;其衰也,朝弃一田,夕弃一宅,惟所藏书断断不肯弃,则其气未雕,其家声必可以复振,至于忍弃其书而不顾,乃为微乎其微者。”这道出了传统士人嗜好藏书的心理。

与私人藏书的封闭性不同,家族藏书不仅为家族子弟所共享,甚至对外族子弟一视同仁。家族藏书的场所或在私宅,或在祠堂,或在族塾。宗祠藏书,古已有之。刘毓崧云:古代宗庙有石室,而“古人之石室,不独用以藏主,抑且用以藏书。故太史公作《史记》,䌷石室金匮之书”。但明清以来,宗祠藏书已不多见。孙星衍曾将家中三千部藏书捐赠宗祠,以便族中子弟“循序诵习”。与刘宝楠早年同学、后为姻亲的高邮胡氏也有难得的宗祠藏书。胡氏数代“辟精舍于宗祠,以先世所蓄善本与祭器并藏其内。爰自序夙昔所闻于父兄师友者,以训诫后人”。刘毓崧受约为之作记,并期望“胡氏之书目必广播于艺林,近则接迹于阳湖之孙,远则追踪于鄞县之范。斯弓冶箕裘之泽,历久弥昌,而不仅以蒙业保家为美矣!”

附属于族学的藏书直接为家族子弟提供了阅读便利。王昶的家塾藏书规模宏大,有书“四万卷,金石文字一千余卷”。据说,王氏藏书卷端皆有印识,其文云:“二万卷,书可贵。一千通,金石备。购且藏,剧劳勩。愿后人,勤讲肄。旉文章,明义理。习典故,兼游艺。时整齐,勿废坠。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其珍视藏书于此可见。安徽泾县黄田朱氏以诗书传家,嘉道年间出了翰林院侍讲、国史馆总纂朱珔(兰坡)昆仲后,藏书更富。朱珔“精研许、郑”,于“内府图籍外间所罕见者,辄录副本。又性好表章遗逸,宏奖士类。四方著述,未经刊本者,多求审定。先世培风阁藏书最富,而其万卷楼所得秘本尤多。于是博采本朝说经之文,核其是非,勘其异同,分类编录,名曰《国朝说经文钞》”。洪亮吉在嘉庆初年的序中说:

培风阁者,黄田朱氏藏书之所也。朱氏旧自婺源徙泾,在宋为徽国文公

近支,家有赐书。历世以来,并善搜藏。至静斋、兰坡两太史昆仲,裒辑益

富。因仿秘阁之例,以经、史、子、集,列作四厨分贮焉,今培风阁左右庋

置者是矣……士大夫善贮书者,其广搜博采,亦几可埒秘阁。今朱氏不特善

贮书,自两太史外,群从子弟能读书好古者,又不下数十人。夫善读书者,

久必能各专一门,他日能各用其所长,分经、史、子、集四厨,各校其一……

将见区分当而雠校精,又非江左浙右诸藏书家所可同日语矣。

一般家族藏书不过二、三千部,而培风阁藏书“凡三万三千卷有奇”,其松竹轩又藏有“别种暨重出复本七千卷”。此外,朱氏族人各家自藏者合计“可得十万卷”。朱珔自云:“余在都门喜购书,因取宋人称朱昂语,颜寓室曰小万卷斋。”正如洪亮吉所说,朱氏将藏书与治学结合起来,非一般藏书家可比。藏书便于研经考史,为朱氏诗书传家的基础。

条件较好的族学也有藏书。江苏丹徒的倪远甫承先世之教,为家族建立了宗祠,又在宗祠之左侧创办家塾,亲定条规21则。“先教以《孝经》、《论》、《孟》,次及历史大纲与书数艺术,然后牗以日用知识,俾其高下咸有成就”。“因分其所藏一部分,为学塾所必需者一万一千余卷,藏之家塾,依四部之例综为一目”。但有的家族藏书只能量力缓进,如任兆麟的族塾规定“藏书籍:经、史、子、集,所以资博雅也。族有通才,原当练达古今,通贯典籍。逐年以经费所余随时收置,即著司事收藏,愿究心者听其取阅”。

家族藏书一般规模不大,而便于子弟阅览、治学。绍兴孙氏诗书传家,自宋、明以来不乏入仕者。嘉道年间,有孙逵者,“读书春山家塾,以高才生饩于庠”,“好聚书”。其子孙钦“能绍厥箕裘,又从而廓充附益之。经则《十三经注疏》而外,凡足以发明经义者咸汇焉。史自二十四而外,凡足以补史所不逮者咸聚焉。至于诸子百家,汗牛充栋,则择其言有关圣贤、切于世教者,综录之。古今诸大家别集、总集,则取其为宇宙间必不可之文,为经史与子相辅而行之,大集按时代而类列之”。孙钦“又能一一手自校定,黄墨精谨”,朋友名藏书楼为“津逮”。清末谭献指出:“古贤大夫凿楹藏书以遗子孙,所以有家学也。”事实上,因藏书丰富而学有所成者并不罕见。如光绪年间,吴中凌宝树、宝枢兄弟均未中举,而其父“通博好聚书”。凌氏兄弟的同邑朋友沈咏韶家,有江曲书庄,“为沈君曾祖翠岭翁所筑,尝校刊《昭代丛书》者也”。凌宝枢得“尽发所藏书,尤留心舆地”,补辑太康三年《地记》、王隐《晋书•地道记》等书。王先谦任江苏学政时,命凌氏考证《水经注》的吴疆域,作“世表”、“年表”、“地名考”各1卷,考订清水、淇水沿革。显然,家族藏书与族学相得益彰,对家学的繁衍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族学的经学课程

族学以识字、修身和科举为基本目标,贯穿了儒家的道德教化。在后人印象中,族学偏于蒙学,与经学训练关系不大。其实,清代学养深厚者多主张族学不应局限于蒙学和科举时文,而应重视经学。朱珔认为,“学宜本之于经,然后发为文辞,不至饰虚”。故族中子弟,“果能实事求是,邃经术,蔚然鸿才,是则建塾之本意也”。俞樾指出,一些家塾所教多是“应举之学、八比之文、八韵之诗”。而暨阳寿氏为振兴家族,“乃创建寿氏劝学堂义塾,广置书籍,延访明师,课子弟以经史词章,即诗文杂著,罔有不备,而其尤重在治经。美哉!斯举乎,可谓知本矣!”有的家族也将读经列为祖训:“读书以明理,不专为科第计,而科第即由此出……夫贫富虽有不齐,经书不可不读。”事实上,一些族学的经学课程占有相当位置。

一方面,族学虽有蒙学馆、经学馆之别,但并非泾渭分明。蒙学侧重于识字、习字和算术,程度稍高者也读经、作文;经馆则主要习读儒经。如李善兰家族的义学:“贫而不能从学者,宗祠之中设一章句馆,教导蒙童;设一经学馆,造就成人。”李氏经学馆是为无力从师者而设,便于贫寒子弟研经读史。清代专门的经学馆不多,许多族学是蒙学、经学兼授,只是教学阶段各有侧重。有人回忆:清末私塾课程包括“读杂书”、“读经书”、“写字”和“作文”四项。杂书是十余种蒙学读物,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三字幼仪》、《五言鉴》、《龙文鞭影》、《史鉴节要》、《王氏蒙求》、《李氏蒙求》、《幼学琼林》、《诗品》、《增广贤文》、《五言杂字》、《四言杂字》等。杂书读完了,第二步便是读经书。“经书从《四书》读起”,以至“五经”。《春秋三传》中,“《左传》是必读的。读经中,又以《四书》最为重要”。“《孝经》,也是必定要读的”。显然,在比较完备的族学中,蒙学和经学是儿童学习的两个阶段,并不是绝对分开。资质或家境较差的儿童,所受儒学教育限于《四书》,多不能达到《五经》程度。

另一方面,一些书香之家或家境宽裕者,多以科名为读书目标。儒经是清代科考的重要内容,自然也是族学的主要功课。清代湘潭李氏家塾规定:塾师“一课举业,一课点读”。“子弟既读《小学》、《四书》,方可送入塾中,从点读师授经完篇之后,始从举业师习时艺、诗赋,毋庸躐等”。“每月三八日作《四书》文一篇,试帖诗一首……一六日,下午请师讲《四书》经书各一授,皆要掩卷复讲。十日作赋一篇,经解一道,古今体诗一首,或作策一道,论一篇亦可”。可见,李氏家塾不限于蒙学教育,而是以科考为目标,且重视习读经书。乾嘉年间,浙江姑熟吴氏有家塾曰“读书堂”,为吴巨源、吴昆来兄弟读书之所,其父“多延老师宿儒以经学课诸子”,故吴氏兄弟“学业皆成,文章悉本经术”。其经学既包括“四书五经”,又涉猎《尔雅》、《春秋》三传及宋儒诸子。光绪年间,苏州陆氏的族学规定:“每月约课两期,一期作赋一首、试帖一首。”“一期作经文一篇、经解一篇,其余策问题目亦备,不作者听。如不作经解者加作经文一篇”。宜兴陈氏设立义学,期望族中贫寒子弟皆入学,“庶几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先世之簪缨可勿替尔”。又规定“塾师宜请三位,一训蒙,一教经,一诲作诗文”。“塾中书籍,经史子集皆宜预备,以供生徒诵读”。这当是清代中晚期基层教育的常见情形。

族学教育的步骤不尽相同,各家读书次第也有出入。浙江镇海方氏“师范堂”(族学名称)规定:“塾中初学,其书以《三字经》、《弟子职》、《夏小正》、《鉴略》、《孝经》、朱子《小学》为善,次则《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诗》等。”“至此数种后,即应令读四子书”。“此后‘五经’,先《诗》,次《书》,次《易》,次《左传》,次《礼记》。或将业商者,不复研经,则四子书之外,如《孝经》、朱子《小学》、《幼学琼林》俱不可不读”。富于藏书的丹徒倪氏家塾规定:“学课授《孝经》、《论》、《孟》,次及‘五经’、历史及应用书算,以启迪普通学识为宗旨。”族学的经学教育大体遵循先“四书”而后“五经”的步骤进行,与官办书院相同。

族学教学一般都非常严格。菱湖王氏家塾在每月初一至初五日,族中督课者到塾听学生背诵、讲解所学课程。15岁以上还要写大楷一张,16岁以上加临小楷一百字。已经开笔者,要作诗文一次。对于每个学生的成绩,督课者均予以记录,并对成绩提高者颁奖,对成绩下降者示罚。尽管如此,入学子弟非十年寒窗,不可能读通“五经”。有人回忆清末的族塾经历:读完一二年蒙学课程后,接着便读“四书”“五经”,“一般是‘四书’和《诗经》同时诵读,以后再读《春秋》、《左氏传》和《礼记》,最后是《书经》和《周易》。这些古书,字难认,佶屈聱牙,念和背都非常吃力,所以那时有句歌谣:‘经书念到完,屁股烂半边(挨打)’。”

儿童读经确实不易,加之年龄混杂,增加了施教难度。因此,除了严格督教之外,有的塾师也讲求因材施教。他们将读书门径分为上、中、下三等,每等所读之书均有经、史、集及书法练习。比如读经,“上等读法”包括“十三经”及《说文解字》等书,“下等读法”则主要读《礼记》、《仪礼》、《尔雅》、《左氏春秋》,“《尚书》专读今坊间本。《毛诗》即用朱子集注亦可”,其他则非必读经书。虽然能实行“上等读法”者为数不多,但也说明清代士人确实非宋、明那样“束书不观”,显示了清代经学繁荣的基础。

族学读经重视朱子注解,也包括清人注解,并无清晰的汉宋畛域。有的家训认为:“三纲五常之理,散见于《小学》、《四书》、《五经》,性命之原,具于《性理》,古今得失,备于《通鉴》。故童时当先读《小学》,次《四书》,次《五经》,以立主敬存诚之基。《性理》、《通鉴》及长读之,一以广闻见、知本原,一以考典故,知事理。”这类教学凸显理学,适应了科举考试的需要。与此同时,不少族学的经学课程也汲取了清代今、古文家的经注经解,尤其侧重于古文经学。在《春秋》三传中,《左传》多为必修课程。

族学课程涉及经、史、子、集,其“策问”题目颇能表明教学情形。龚自珍的文集收有“家塾策问”二则。其一主要考文字训诂之学,如“说者曰:《尔雅》、《广雅》,义书也,《声类》,音书也。然则歧而为三;抑治《说文》而经纬备举也?”“六书之目,有体有用。孰为四体,孰为二用,能了然胸口欤?”“唐人说经,著者孔、贾、陆三家,其于小学之理,谓不及近儒可也。曰茫乎未之闻,然欤不欤?”这类题目强调小学训练,也可见清代小学繁荣的根源。其二考经、子、史书的辨伪,如云:“古籍在册府者,真者三四,伪者六七,其灼然伪,如东晋《书》古文,王肃《家语》,夫人而知之矣。此外尚有何书,能疏证之欤?诸子伪者益多,真书老、庄、列、管、韩非、荀、墨、孙、吴而外,不难一一偻指,能扬扢之欤?”清代汉学正是在古籍辨伪的趋向中发展起来,这类考题也反映了汉学兴起的历程。综上可见,族学的教学内容与清中叶以后重视汉学的书院(如著名的诂经精舍、学海堂等)并无大异。族学既受汉学潮流的影响,又是清代汉学的基础。

清代学者几乎均有族学或私塾读书的经历,像汪中那样在书肆自学成才者并不多见。一般人物传记载几岁“就塾读书”、“入塾”均指入族学或私塾,清代汉学名家庄存与、钱大昕等人无不如此。与此同时,清代生员的出路狭窄,除了少数中举、成为“五贡”(副贡、岁贡、恩贡、拔贡、优贡)者可能入仕之外,绝大数都得自谋生路。清末士人回忆:“秀才寒士居多,或处家馆,或设蒙学,授徒以自给。或出游幕,或兼经商”。实际上,生员能游幕、经商者并不多,大多只能舌耕为生。清代学者大多早年、甚至中晚年都担任塾师,如余萧客、焦循、张惠言兄弟、刘宝楠、刘文淇等。同时,富于藏书的族学也为他们提供了较好的治学条件。比如,余萧客的同邑“朱奂藏书甲吴中,(萧客)馆之滋兰堂,因得博览,手一编常终夜不寝,遂患目”。族学成为下层士人谋生的重要途径,也是培育经师的摇篮。

晚清一些名人留下了在族学读经、治经的记录。如胡适的父亲胡传少时在家族茶庄做学徒。在长辈的鼓励、帮助下,胡传专心读书,曾执教于族人胡贞守(字春晖)创办的“醉经轩”,其友曹诚瑾记云:

轩之宾师名传,字铁花者,以岁进士之经生,作台东州之州牧。当其未

出隆中之日,不肯滥收门下之人,义利勘破关头,不课子弟以科名之学,子

史为之注脚。惟励工夫于经济之文……铁花君之未仕而设教,与文中子之

不仕而设教,同一醉夫经也。

胡传是否心醉六经,尚待考实。在后人的印象中,他是爱国地方官,醉心于传统学术。胡适幼年而孤,没有在醉经轩读书。但胡适幼年的启蒙读物不是三、百、千,而是胡传编写的四字韵文《学为人诗》和《原学》,然后是《诗律文钞》。接着再读儒经,依次是《孝经》、朱子《小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书经》、《易经》、《礼记》。胡适的经学功课没有完成,却深受传统文化熏陶,后来留学西洋,仍然推重清代汉学,阐发其科学精神和方法。

族学的经学教育一直延续到科举废除之后。20世纪初年,江、浙、皖等地已有绅士倡议改良私塾。上海等地绅商于1905年成立了私塾改良总会,清廷学部也于宣统二年订立了“改良私塾章程”。一时间,“族人士靡然尚风,或提会款,或捐殷实,或族立、或村立、或与他姓人集赀合立”。但由族学向新式学校转变仍然是一个渐进过程。改良私塾的“各教员照常各自收徒教授,馆室照旧,修金照旧。惟教授悉用新法,重讲解不重背诵。先求讲明蒙学新书,然后授以《四书》、《五经》”。旧式教育不可能短期内根本转型。此后数十年,中国的基础教育仍然是新旧并行。族学和新式学校虽不无矛盾,却又相互补充。宣统元年,教育发达的江苏省“共有新式小学校800余所,学生37000人,而私塾则达7000余所,几九倍之。估计每所学生十人,学生亦倍之”。

20世纪30年代,私塾、族学仍未退出历史舞台。有人调查安徽和县第二区的乡村教育情况,发现仍有私塾28所,绝大数是30年代初所设。其塾师有3人为清末秀才,15人曾在私塾读书。他们所教课程除新式国文等科外,还包括《四书》、《诗经》、《左传》、《书经》、《唐诗》及传统读物。调查者且认为,“欲求教育之普及,不惟不应取缔私塾,并应设法整顿与提倡,使变成普及教育之利器”。塾师应像从前一样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当然,在政府推动下,族学教育已有更新,如湖南永顺王氏族学“以普及国民教育,注重农业职业,养成自治自卫,促成三民主义为宗旨”。其普通课程有国文、三民主义、算术、常识和体育。职业课程有农林、纺织、缝纫和手工。当时“改良私塾”的课程设置大体如此。1937年国难当头之际,国民政府仍不忘私塾改良,规定“私塾在不妨碍公私立小学招生之范围内,得招收学龄儿童或年长失学儿童”。课程设置当参照公立小学。但实际上,1936年全国私塾的总数仍有110144所,其中未加改良者达65.02%。私塾与族学的规模、经费来源虽有差异,而教学内容大致相同。20世纪较有国学根底的文化人、学者和教师,绝大数曾在族学、私塾就读。

四、劝学措施

奖励读书是近世宗族的基本价值取向,各族财力参差,具体办法不尽相同。晚清吴县陈氏义庄经费充裕,“凡子弟贫不能从师者,每年予学费钱六千,每月朔望均令至庄察课,优者有奖”。其后,陈氏家塾又设有经塾、蒙塾两斋,以教族中子弟。镇海方氏《义塾规则》云:“本堂设立义塾,为族内无力延师者陶教子弟。其师由本堂聘请,修金即由本堂送奉。凡来就学者,概无须出赀。其有雅意敬师,自愿少酬者,听。”“塾中有才质迈众,学可造就,而其家或无力卒业者,本堂自当另行筹酌,助给书资。其自能措办者,不为例”。“无力之家,或并笔墨书纸等不能自具,先行告明登册,本堂备给。”族学资助贫寒子弟,也兼收家境优裕者。兴化任氏家塾规定,家塾不徒为贫寒子弟而设,“有余之家子弟才俊,亦准入塾同学,但经费有限,相规为善,亦当相助为理,脯修听伊自办,其无力者量给膏火”。在清代家规族法中,劝学条例每每可见,不胜列举。

宋、元以来,科举成就关乎家族兴衰,由农而儒是耕读之家的理想。一些宗族对子弟求学、科考多有奖励措施,遗风至民国不绝。参加科考费用不菲,清前中期应试本地生员一般需银约10两,赴省试、会试花费更多。许多寒士无力应考,不得不放弃科考。因之,历代绅商资助族人读书、科考之事屡见不鲜。如乾嘉汉学家王引之官至尚书,而“生平笃一本之谊,族人之贫者,岁时皆有赡恤,冬有衣费,应试有路费。置田数十亩,以所入为资助族人之用”。曾任户部主事的胡培翚鉴于家乡应试科举者寥寥,“与合邑绅士劝捐,得银五千两”。遂请在府县立案,“其银发典生息,每科以息银分给应试者旅费,一切规条刻于石以垂久远”。

个人资助的范围毕竟有限,而宗族的励学机制更显重要。这在社会稳定的清中期尤为普遍。乾隆年间,湘潭泉冲王氏规定:“入塾:给钱五仟文。应小试:给考费二两。列前茅,给银五两。入泮:奖银五十两。纳饩及出贡,给银十两。拔贡:奖银五十两。应乡试:给银四两。中乡试,奖银一百两。应会试:给路费五十两。中会试,奖银二百两。点词林:奖银三百两。”有的家族设立了专奖科举的学田。杨龟山后人之一贡川杨氏,雍正年间有介山翁者,幼习儒业,曾应试不售,转而习医,并任杨氏族长。“见诸生有贫不能赴科者,恻然念之。乃即前世所遗膏火之田别为条例,常岁均给诸生,使之励志读书。至乡举之年,则专给赴科之士,其不赴科之士概不与焉!遂更其名为杨氏科举之田。族人咸以为宜,遵而行之”。

晚清世变风移,通商口岸的职业日趋多元,但科举正途仍然备受推重。道咸年间,常熟邹钰等人建立的隆志堂义庄有义田一千多亩,并设祠堂、义塾。收入除赈恤鳏寡孤独外,重要开支是资助族中子弟读书:“远居者每年给束脩银三两,听便从师。七岁起至十六岁止。如仍有志功名,从师肄业者,每年给银六两,至二十二岁止。领银而不从师者,停给。如应童子试、县试,给考费银一两,府试二两,院试三两,入泮加给十两,岁科试各给三两,乡试十两,中试加给二十两,会试给银四十两,中试加给三十两。”余姚符氏给生员和五贡生每岁学谷四担,同时该族“每岁正月八日设立文会,诸生童齐集,先诣庙祈文昌帝君,随即入祠祭祖,行礼后,请先辈命题,一文一诗,申末完卷。其卷交值年董事收掌,请高明者批阅”,然后发给考费。又“每月宗祠设立文会,定期十一日。诸生童各宜齐集。其赀费值年董事付发,其文亦交值年董事,请高明者批阅”。这些措施对苦读寒士无疑有所帮助。

一些名门望族的劝学措施更为有力。晚清合肥李氏的奖励办法是:“族人入学者给喜钱二十千,武生减半。五途正贡给银二十两,举人给银五十两,进士给银一百两,武甲乙科各减半,会试给路费钱二十千,武减半。”吴县潘氏为清代科举望族,奖励子弟入学、应考的条例非常详细。同治七年的《松鳞庄增定规条》云:

每仲月朔日,各支总带领本支学徒赴庄,分别试以背诵、写字、作文,优者加奖……(考费)今定县、府正场各给五百文,每复一次及考性理三百文。院试正场五百文,考经、古性理三百文,岁科试正场、复试与小试同……其入泮补廪及乡、会试仍如旧规。赴北闱者倍支,留京应试者,乡、会俱减半,五贡视乡举十之六,抡元大魁倍送。此项仍不论有力无力,一概支送。

潘氏在乾隆以后成进士、举人者数十人,显然与其劝学机制并非无关。清末废科举、兴学校,宗族的奖励目标转向学堂学生。潘氏续修族谱也对子弟进入初、高等小学、中学、大学和出洋留学制定了奖励规条。

新式学堂建立后,励学机制因时更新。一些家族的祠规云:“子弟奋志上进者,例应奖励,斟酌情形资助,以成其志。”20世纪二三十代以后,一些家族侧重鼓励子弟进入大、中学校,对小学生不再奖励。有的宗族新设了奖学金管理机构,如1948年订立的湖南《新化县城东王氏宗祠奖学基金管理规约》云:以王氏田产63亩多作为奖学基金,其管理委员会由三房各选5人,共15人组成。各房子弟入中等以上学校者,“无论男女均得依照规约申请奖励或贷放”。“凡请领奖励金之学生,须缴验肄业学校期考成绩单,送经管理委员会审核,通知具领”。

湘潭罗氏在清代有名儒罗典、罗汝怀等人,以重教善学闻名。至民初,罗氏一如既往地鼓励族中子弟勤学向上,其“奖励规则”云:“祠堂旧有奖励一项,所以鼓励读书子弟也……然旧例为科举取士而设,迩日废科举、设学堂,自宜随时变通。兹谨遵部定学校系统表,自中学以上各学校毕业应给予奖励金者分别列三等”,一等为大学本科毕业,二等为高等专门各学校三年以上毕业者,三等为中学校及同等毕业者。“凡学校不限国内外,官立、私立皆依前规定给予奖励金,但私立必以政府核准立案者为限。至高等小学校以下与各种速成及补习科均不得给予奖励金”。这些规定继承清代劝学之法,又适应了近代教育的变化。

奖励措施增强了重学风气。李兆洛记昭文归氏父子设祀田、学田事云:宋代“范氏义庄条例,于嫁娶丧葬皆有津助,而于子孙读书之事不及焉。”“归氏此举实可以补文正公之阙,而为后世法”。较之宋代,清代宗族助学机制确实明显发展、完善了。据说,有的家族“自是以来,族无目不识丁之子,应试者得借其资,游胶庠者实受其赐,凡皆立有义学之明效也”。民国教育内容和机制有所更新,读经之风趋于低落,但因宗族资助而得以升学者仍然不少。如湘潭赵氏族谱载:族中奖励虽微,“然而因此例开,族中俊秀近年毕业于大学者有之,毕业于专科学校者有之,其高中、初中毕业者更繁。足征此举实为当今之急务也。”这些记载虽有主观色彩,却反映了劝学效果之一斑。

五、结语

综上所述,清代族学的功能远不限于人们印象中的蒙学教育,而是寄托了广大士民诗书传家的期望,程度不同地蕴含了学术传衍。族学是一些家庭由农而儒的关键环节,虽然经学教育参差不齐,却是大多数士子从学的必经阶段。一些有志于科考者,不仅得到家族的奖励,而且也在族学接受了经学训练。与此同时,族学也是失意士人退隐民间的栖身之所,为其读书治学提供了条件。这些散布于广大乡村、乃至崇山峻岭中的族学,成为清代经学生根发芽、蓬勃生长的土壤,实际上也是汉学繁盛的基础。

民国年间,新式学校迅速发展,而族学的功能没有消失。各地出现了许多带有族学特征的新学堂,其教学内容和形式不无变化,而教学场所、生源与原来的族学多有相同,甚至办学经费也仍然依赖于家族资助。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沧桑巨变,族学、私塾成为政府改造、取缔的对象,随之在20世纪下半期迅速消亡了。然而,新中国的许多乡村学校仍然依托于旧有的祠堂、义庄,只是教育机制和内容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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