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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景超:朝鲜古地图所见之清代中朝边界诸问题初探
来源:清史所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449 更新时间:2018-6-21
原文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西安)2018年第20181期 第142-151页
作者简介:孙景超(1982- ),男,河南洛阳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历史地理。北京 10087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史地图集”(12&ZD146);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从边疆到边界:清代国家边界的近代转型”(2015M581234)

关键词:朝鲜古地图/中朝边界/穆克登碑/图们江/“间岛”


有清一代,朝鲜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藩属—平等外交—从属于中日关系的变化,两国边界也从藩属关系下的传统习惯界线,演变为国际法意义的条约边界线。对于清代中朝边界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研究过程中,对朝鲜(韩国)所存文献、舆图资料的运用也日益广泛①。古地图作为时人编绘的产物,既承载了其所处时代的边界信息,更加直观地反映了边界的变化历程,也体现了编绘者本人的边界认知与政治理念。朝鲜由于三面环海的地理位置,仅北面与中国有陆地边界,故其古地图对北部与中国的边界有较为详细的描绘。本文即以现存朝鲜古地图为对象,拟从其对清代两国边界地区的绘制情况,来揭示相关问题。


一 朝鲜的古地图传统


朝鲜在历史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地图学知识很早就传入朝鲜,至迟从唐代开始,朝鲜即开始仿照中国体例编撰地理志书并制作地图。延至明清时期,有大量的中国方志、舆图,如《大明一统志》《古今图书集成》《历代地理指掌图》《广舆图》《坤舆万国全图》,乃至清代测绘的《皇舆全览图》以及《古今图书集成》等资料,均在朝鲜有流通和收藏②。朝鲜在吸收中国地图传统的同时,也开始绘制自己的地图。从地图学的知识体系、制图理论与绘制方法来看,朝鲜的古代地图学一直深受中国传统地图学思想的影响。在朝鲜王朝时代,制作了相当数量的舆图,保留至今成为“朝鲜古地图”③。具有代表性的有郑尚骥《东国地图》(18世纪40年代)、黄胤锡《八道地图》(18世纪90年代)、金正浩《大东舆地图》(19世纪60年代,见图1)等,标志着其传统地图学发展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绘制方法主要采用“制图六体”、“计里画方”的方式,以写本的方式成图,如郑尚骥的《八道图》,以“百里为一尺,以十里为一寸”;至17世纪中期后,逐渐开始在地图中引入经纬线和比例尺,如申景濬的《东国舆地图》(四十二万分之一),金正浩的《大东舆地图》(一万六千二百分之一)④。19世纪晚期以后,随着西方测绘技术的传入,朝鲜有了较为精确的测绘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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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金正浩《大东舆地图·全图》


朝鲜国三面临海,仅北面连接大陆,故而在朝鲜古地图中,对于其北侧与中国的陆地边界予以了特别注意。现存最早的,由朝鲜人所绘关于中朝边界的地图是《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该图绘成于明建文帝四年(1402年),是在元代李泽民《声教广被图》与僧清濬《混一疆理图》的基础上改绘而成的⑤,该图上标注有“白头山”和“鸭绿江”等重要的边界地物。此后,由朝鲜人绘制的世界地图与本国地图开始大量出现。据初步统计,迄今为止保存下来的古地图中,涉及清代中朝边界的有40余幅⑥。这些地图,除了有朝鲜全国性的总图外,还有部分地图对于北部边界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其详细程度甚至超过了当时中国方面的地图。透视朝鲜的古地图对清代中朝边界的描绘与标注,可以获知其对清代中朝边界的认知情况,并反映出其绘图技术与绘图动机,从而廓清对清代中朝边界问题的认识,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缘起。


二 地图中的中朝边界


自明中叶(15世纪中期)以来,鸭绿江、图们江(朝鲜名豆满江)开始成为两国的界河,清代一仍其旧⑦。两江下游河宽水深,界线较为分明,而两江上游至长白山江源地带则因山高水远,人迹罕至,没有详细的勘测与划定。清康熙皇帝在主持编绘《皇舆全览图》时曾论及于此:“鸭绿江自长白山东南流出,向西南而往,由凤凰城、朝鲜国义州两间流入于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江之东南系朝鲜地方,以江为界。土门江,自长白山东边流出,向东南流入于海。土门江西南,系朝鲜地方。江之东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此处俱已明白。但鸭绿江、土门江二江之间地方,知之不明。”⑧中朝边界这种明确而又模糊的状态,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历史,直至1909年,《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规定:“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起至石乙水为界。”⑨两国边界方才正式划定。正由于此,虽然绝大多数的朝鲜古地图将中朝边界标识在“两江一山”(鸭绿江—图们江—白头山)一线,但在具体的边界地物标注中,仍有一定的争议,主要存在于以下四个地区:


(一)穆克登碑及其位置


穆克登查边是清代中朝边界的重要事件,穆克登此行虽为“查边”而非“定边”,但所立之碑通常被后世认为是勘分两国边界的重要标志物。康熙五十年(1711年),针对中朝边界的模糊状况,康熙皇帝派遣乌喇总管穆克敦(登)会同朝鲜方面巡查,“此去可查看地方,同朝鲜官沿江而上……至极尽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来奏”。次年,又谕令穆克登,“著于来春水(冰)解之时,自义州乘小舟溯流而上,至不可行之处,令其由陆路向土门江查去”⑩。


经过实地勘查,穆克登择地勒碑以志,关于其碑的内容迄无争议,其文曰:“大清乌喇总管穆克登奉旨查边至此审视,西为鸭绿,东为土门,故于分水岭上勒石为记。康熙五十一年五月十五日。”立碑之后,按照双方约定,由朝鲜方面在穆克登碑附近设立了木栅、石堆等标志物,“自立碑下二十五里,则或木栅,或累石。其下水出处五里及乾川二十余里,则山高谷深,川痕分明之故,不为设标。又于其下至涌出处四十余里,皆为设栅。而其间五六里,则既无木石,土品且强,故只设土墩”(11)。


对于这一关系中朝边界的重大标志物,有诸多朝鲜古地图予以标识,在图中或名定界碑,或名分界碑,多以类似符号“pastedGraphic_1.png”表示,部分地图还有文字说明,记录穆克登查边事与碑文内容。从图的内容来看,对于穆克登碑标识的位置及木栅、土墩的设置来看,主要存在着两种画法。一种是将穆克登碑标在白头山大泽(今长白山天池)东南,另一种绘法则将穆克登碑标在白头山主峰南侧之分水岭附近,木栅、土墩等地物的位置也不尽相同,具体情况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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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东舆地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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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北关长坡地图(局部)


可以看出,不同时期的朝鲜地图,对于穆克登碑的确切位置,以及穆碑以东的土墩、木栅的设置顺序与走向等问题,均呈现出不同的画法,反映了不同学者的认识差异。从时间顺序上来看,18世纪至19世纪中期,所绘穆碑位置并不确定,或在小白山分水岭,或天池东南侧;沿至19世纪晚期,则全部绘在长白山主峰东南位置,体现了其运用地图作为划界依据的特色(12)。


据现存史料及1766年、1885年、1908年多次实地勘查,穆克登碑实际位于天池东南十余里的位置(13)。但在碑东侧发源的河流,并不是土门江(图们江)的源头,实为松花江上游小支流,与碑文所载内容不能相符。考诸清末中朝两国经过多次实地勘界的结论,穆克登立碑在长白山主峰东南的说法被中朝两国官方所否定,主要原因即在于其实际位置与碑文所言“西为鸭绿,东为土门”的江流脉络不甚相符。因此在边界谈判中,中朝双方代表曾达成共识,确认穆碑的实际位置与文献、舆图的记载标识存在矛盾之处;但由于穆克登碑在政治上的权威性,其位置关乎领土利益,导致后来在勘分边界时,双方对此依然存在争议(14)。同时,穆克登碑的位置,也直接关系到对土门江(图们江)江源的认定。由于其位置模糊,又引发了对图们江源的认知分歧。


(二)土门江、豆满江及分界江


由于图们江江源地区水文情况复杂,加之上述穆克登碑存在的问题,引发了朝鲜地图绘制中对土门、豆满二江的认识误差。土门、豆满本为一江二名,在穆克登查边时(1712年)十分明确,双方迄无异议。但由于穆克登查边时对图们江源仅用“初派”、“次派”等模糊称谓,并非精密测量,其查边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的误差,尤其是后世所见立碑位置东侧水源并非图们江源,而是松花江的上游小支流。鉴于穆克登碑的权威地位,引发朝鲜方面江源认知的混乱,并反映在地图之中。从18世纪中期开始,朝鲜制作的地图中开始将图们江上游不同支流,分别标注为土门江和豆满江,尤其是把与木栅、石堆连接的支流标志为中国所称的土门江。也有的地图将此河标为“分界江”,并在下游的稳城附近又绘出一江流入豆满江,两者中间不相连,以符合穆克登查边立碑档案所述之“东流之水断流,过百余里后始为涌出”的描述(15)。这段河流,后来也被冠以所谓的“分界江”名目(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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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朝鲜全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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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东国地图·关北(局部)


对于朝鲜古地图中的这种绘制方法,李花子在梳理文献的基础进行了辨析:这种地图绘制方法由17世纪40年代郑尚骥的《东国地图》首开先例,在“豆满江”以北标出了“土门江源”和“分界江”,以表示东流之水为山潭正派和真正的图们江源。其后的申景濬将东流之水嫁接到海兰河上,造成了后世将海兰河称为“分界江”,由此引发了两国以此分界的错误认识(16)。这一研究为厘清了该现象产生的原因,但通过观察可以发现,采用此种标注的情况在朝鲜古地图中有相当数量的存在。


从实际地理情况来看,并不存在这样一条名称奇特、流向怪异的河流。这种观念上的认识显然与实际地理情况是不符的,因而未能成为朝鲜地图绘法的共识。如黄胤锡的《八道地图·咸镜北道》(1790年),在白头山的东侧注“土门江源即豆满江”,金正浩的《大东舆地图》(1861年)等则直认二江为一江。但这一绘法显然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除了影响到诸多地图的绘制外,对当时的朝鲜论也有影响。如朝鲜《万机要揽军政篇》(1808年)云:“分界江在土门江之北,江名分界,则定界碑当竖于此……识者叹其无一人争辩,坐失数百里疆土云。”(17)即便是《大东舆地图》认同土门、豆满为一江,仍在定界碑以东,沿穆克登碑—土堆—木栅一线,绘有一条小水曰“分界江上游”,可见此观念影响之深入。


延至晚清,随着朝鲜民众越界垦荒导致的两国边界纠纷,朝鲜部分官民公然以所谓“分界江”名目,将其视为两国边界。如光绪九年(1883年)六月,朝鲜钟城府使照会中方:“粤昔在东方立国最久者,惟本国耳,不务拓地,以土门为界,而退守豆满江,土门、豆满两江之间,作为荒地禁民入居者,虑有边患矣……又于钟城越边九十里甘土山有分界江,江名之为分界,则以此分界明矣。”(18)以政府公文照会的形式,公然对传统边界提出了挑战,而后种种谬说,不一而足。


考分界江名目,在中国地图上从未出现,在朝鲜古地图中的出现也只见于18世纪40年代之后。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朝鲜古地图对所谓分界江的认识是混乱、模糊乃至片段式的,也并无实际的地理基础。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作为朝鲜勘界代表的李重夏也承认:“高丽睿宗动十七万众,使侍中尹瓘开拓豆满江北至七百里,竖碑于先春岭,旋失于女真,故此珲春、吉林境内往往有高丽境地名,分界江亦伊时之遗称。”(19)考诸史实,李重夏所言之事发生金康宗二年至四年(1104-1106年),《金史》载:“(穆宗末年)五水之民附于高丽……(康宗)二年甲申,高丽再来伐……四年丙戌,高丽遣黑欢方石来贺袭位,遣杯鲁报之。高丽约还诸亡在彼者,乃使阿聒、胜昆往受之。高丽背约,杀二使,筑九城于曷懒甸,以兵数万来攻。斡赛败之。斡鲁亦筑九城,与高丽九城相对。高丽复来攻,斡赛复败之。高丽约以还逋逃之人,退九城之军,复所侵故地。九月,乃罢兵。”(20)显而易见,所谓“分界江”乃是朝鲜高丽王朝睿宗(1106-1122年)开拓北部边界时形成的短暂称谓,此次向北拓界为时极短,且距穆克登查边时600余年,与现实中的界河无关。清末参与中朝边界事务的吴禄贞亦曾对此予以考辨:“分界江名,前无所闻,其为彼等捏造可知,其意盖谓甘土山下之水为土门江矣。考其地,西距白山数百里,与所据白山碑记东为土门之语又大相背谬,且自称越边九十里,则其水在我边内而非界水尤为显然。”(21)朝鲜方面之所以要鱼目混珠,其目的也很明确,“欲藉是而乞得寸土以插贫民也……但借得沿江或十里或五里,远不过二十里,随贫民所居而借地,照奉天例,设木栅以限之”(22)。仍是欲图将中国领土划归己有,正由于缺乏历史依据,在此后的勘界与谈判中,朝方放弃了这一说法。


(三)“间岛”


间岛是清末中韩界务争端的重要内容,(23)也是前述“分界江”问题的延续。间岛之名,起自清末,其地域范围由不同主体认定而存在差异。吴禄贞曾详细论述其地:“图们江自茂山以下沿江多滩地,而以光霁峪前假江之地面为最大。纵十里,宽一里,计有地二千余亩。图们江正流向经钟城南岸滩地连接图们北岸。光绪七年,韩人于图们北岸私掘一沟,使江水歧出,此滩地遂介在江中,四围带水矣。自放荒后,韩民首先租种,每岁纳租银八百余两于越垦局,以为办公经贴,历有成案。至光绪二十九年韩官李范允行文越垦局,妄指假江之地为间岛……遂欲妄相牵混,指为韩领。”(24)光绪三十年(1904年)双方签订的《新定划界防边条约》(《会议中韩边界善后章程》)第八条明确规定:“古间岛即光霁峪假江地,向准钟城韩民租种,今仍循旧办理。”(25)考其地名来源,“间岛”一名是清末韩民越垦后,韩方欲趁机侵占中国领土而人为制造的新名词;同时以此牵混前述的“土门”、“豆满”二江论,“分界江说”等,意图混淆视听。日俄战后,日本完全控制了韩国的内政外交,接韩人之绪,并肆意牵引扩大。日韩双方的文献、地图亦开始将“间岛”纳入其描述、绘制的范围,其地图如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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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日韩方面对“间岛”的认识历程,日俄战争无疑是其重要的转折点,“日俄战役以前,日人所制地图不下数百种,绝无间岛之名”。战后日本将韩国完全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间岛之说开始甚嚣尘上。“日俄战役以后,日人守田利远所著《满洲地志》首倡间岛之谬说,有云:‘韩人所称之豆满江,各地异名,在钟城、会宁及茂山附近者称伊后江或鱼润江;左侧支流向西逆溯,支那人谓之布尔哈通河;至蘑姑子再进至局子街(即延吉厅)为其本流;西南方位之分歧,经夹信子沟达黑沟岭之水源名骇浪河(即海兰河);上流南分有一支流,韩人称曰土门江,该土门江与伊后江同发源于长白山中,至稳城而合流,其间沿二江之流域合成一大区域者,即间岛也。是则妄以海兰河以南,图们江以北,宽约二三百里,长约五六百里之地为间岛矣。’”(26)日本舆论甚至炮制出范围更大的间岛,“谓鸭绿、松花、图们三江发源于其地,有俨然一小独立国,曰间岛。间岛幅员东西七百六十里,南北三百五十里,帽儿山沿辉发河达松花南岸一带地域,悉人间岛范围,其广袤与我日本九州相伯仲。如此广大之版图,属中国乎,属朝鲜乎,尚难断定。”(27)其源流脉络及相关说法,遭到了吴禄贞、宋教仁、匡熙民等人的据理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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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大韩帝国地图(局部)


1909年中日签订《中韩图们江界务条款》,明确中韩两国“以石乙水为图们江上源,鸭绿江、图们江为两国界河”。但“间岛”的影响犹在,仍有部分日韩地图予以标注,甚至在今天在朝韩民间仍有遗存。1934年12月1日,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将吉林省延吉县、汪清县、珲春县、和龙县及奉天省昌图县组合成间岛省,归“满洲国”管辖。有趣的是,此后日本的地图对国界线的标注却比较符合实际:国界线沿两江一山(鸭绿江、图们江、白头山),在白头山地区的界线为定界碑沿石乙水经神武城之北的河流连接豆满江,唯将长白山东北侧的松江上源分支绘为土门江,大致与1909年条约规定相符。这种变化,充分反映了其将“间岛”地名作为政治手段的态度。


(四)鸭绿江下游诸岛


明清时期,中朝两国的边界地区大多人口稀少,鸭绿江作为明确的两国界线,边界情况较为稳定,引发的争议也较少。明初,朝鲜李成桂率军出征辽东,自威化岛回军建立李氏朝鲜,显示当时鸭绿江中已经有较大岛屿出现。之后两国和好,边界维持在鸭绿江,但对江中岛屿归属未予明确。自明嘉靖年间,始有辽东流民至此垦种,直到16世纪末,鸭绿江江中诸岛仍归属明朝管辖。辽东都司曾在威化、黔同、设陷坪岛各立一座石碑,上刻“辽东军民不许在此住种,朝鲜民不许越此采取”(28)。这一禁令,显示了对岛屿的管辖权,也表明对岛屿的封禁。自明万历年间援朝之役(朝鲜称“壬辰倭乱”)后,部分岛屿上开始有朝鲜民众前来垦种。年深日久,沿至明末,部分岛屿的归属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辽东镇江游击曾在替子岛(黔同岛)立碑:上刻“朝鲜界”,下刻“左兰子,右替子,某年月日断给鲜人”(29)。沿至清代,由于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实施封禁,限制本国军民在边界地区的活动,江中岛屿则大多由朝鲜人垦种,随着时间的失衡,相应的岛屿归属权也发生了转移。反映相关情况的舆图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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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义州府图(局部)


从地图中标出的界线与相关边界设施的设置来看,在清代,除中江台等少数岛屿外,鸭绿江中多数岛屿在清代是由朝鲜方面进行管辖的。结合中方的资料记载与研究成果来看,朝鲜古地图对于清代鸭绿江中岛屿归属的标注情况,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30)。这一情况,也为朝鲜前往清朝朝贡使者的《燕行录》等资料所证实(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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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清北边城图(局部)


三 讨论


通过对朝鲜古地图所见之清代中朝边界情况的解读与分析,可以得出以下认识。


(一)清代中朝两国边界长期稳定在鸭绿江—白头山—图们江一线


尽管在局部地区存在一定的争议,但几乎所有朝鲜古地图所绘的中朝边界都稳定在鸭绿江—白头山—图们江沿线。除了后期关于“间岛”的地图外,朝鲜古地图所绘之边界都没有超出这一界线。朝鲜古地图在制图理念、方法与发展历程深受中国传统舆图的影响,其制作理念、方法与传统中国基本无二,因此其所绘地图并非精确测绘的结果,也没有出现类似中国《皇舆全览图》、《内府舆图》这样的大型实测地图成果。但从其内容来看,所反映的清代中朝边界之大势还是相当明确的,部分地图对两国边界地区的情况描绘的比较详细,有些甚至是中国清代地图中所缺失的,因此可以将其作为研究中朝边界的重要史料。


(二)边界的清晰与模糊


清代前期,受中朝之间宗藩关系的影响,两国之间的边界可视为传统习惯线。由于两国政府对边界地区实施封禁,这一地区人烟稀少。除了《蓟辽关防图》《入燕程途图》等涉及朝鲜朝贡之事的地图外,在一般的朝鲜地图中,对于中朝边界以北区域的内容标注较少。绘制于18世纪初的《天下大捴一览图》,在鸭绿江北侧仅标注了九连城与柳条边栅门,且把鸭绿江下游的宽甸、长甸等地位置错误的标在了九连城西侧。成于1747年的《天下舆地图》,在鸭绿江、白头山、豆满江一线之北,与中国的辽东地区之间呈现大片的空白区域,金正浩的《大东舆地图》则在“两江一山”以北未做任何标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名义上明确的两国边界,在实际中并不清晰。前述对于穆克登碑位置的不同标注,土门、豆满二江的分离以及分界江在朝鲜古地图中破碎、零乱地出现,正是不清晰的表现。这种对边界认识的模糊,也是清末以来中朝双方界务纠纷不断的重要原因。甲午战争后,朝鲜虽然摆脱了与中国藩属关系,但在政治上先倚俄,后附日,导致边界问题的复杂化,地图绘制正是体现其领土主张的重要手段。吴禄贞在辨析“间岛”问题时尖锐地指出,日俄战争以后,日本试图染指该地区时,正是以文献、舆图等作为其着手点:“迨日俄战罢而日人扩张之势力于韩日以巩固,逐渐启其侵略之野心。既羡图们江北农产之沃饶,夹皮沟金矿之美富,长白山森林之丰茂,且得之可以拊海参崴之背,而断俄人之左臂也。于是视线所集,一若舍延吉无有为进取之基者。从来朔幕以东,文风不振,志风土纪道里之作在昔无之,即国朝舆地学者之著述,亦多详南而略北,明古而昧今。日人知其然,故始则别为间岛之名词,继且绘入韩国之境界,盖以图们江为天然界限,铁案难移,故欲藉土门等种种音讹,淆乱万国之视听,其用心盖以狡矣。”(32)清代晚期中朝边界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此前边界的模糊所导致的。


(三)地图体现了朝鲜的“国土”观念与北拓传统


在维持与清王朝的宗藩关系的同时,朝鲜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对两国边界上仍然存在“彼我之分”。部分朝鲜地图上仍标注了清人所忌讳的“建州卫”、“毛隣(怜)卫”、“辽东”等明代地名字样(如18世纪初期《朝鲜全图》、19世纪初《朝鲜八道统合图》等),反映了朝鲜对清朝在政治与文化认同上的态度。尽管还没有近代意义上的“领土”观念,但作为面积狭促、偏安一隅,且长期与中原王朝相邻的弱小国家,朝鲜对于自身国土边界仍是极为敏感的。在多数涉及边界的朝鲜古地图中,都是“详我略彼”。为了区别“与彼之界”,对边界地带显著地物的标注都是有选择性的。在这一点上,朝鲜古地图的绘制体现了朝鲜人“观念中的东亚与世界”(33)。在绘图过程中,朝鲜古地图继承并体现了自新罗以来的北拓传统。“此种传统,乃其民族寻求发展空间的心理意志趋向之表现。此种志念,每不顾法律及历史事实,而曲设途径以求旁通。”(34)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两国划定边界时,朝鲜方面屡屡提出的分界江、间岛等无理问题,正是其突出表现。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朝鲜古地图对部分边界地区的标识是失真的,如鸭绿江口的薪岛,在地图上位置偏向朝鲜一侧(偏南,实际偏北),岛屿的形状较实际也偏大许多。无独有偶,在朝鲜古地图中,对于图们江口的鹿屯岛及朝鲜半岛东侧海中的郁陵岛,也采取了类似的绘制方法。由此,也体现了政治观念对地图绘制的深刻影响。


①见于出版的专著有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沿革及界务交涉史料汇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李花子:《明清时期中朝边界史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陈慧:《穆克登碑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相关的论文数量众多,兹不赘述。


②汪前进:《历史上中朝两国地图学交流》,《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期。


③按:关于“古地图”、“历史地图”等概念,学界目前尚有不同认知。本文所述的“古地图”,系指朝鲜王朝时期(含大韩帝国)绘制并流传至今的地图。


④李惠国《当代韩国人文社会科学》第7章《地理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95—296页。曹中屏:《朝鲜朝历史学与编纂学考》,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韩国研究论丛》第22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19—35页。


⑤孙果清:《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地图》2005年第4期。


⑥目前国内可见的朝鲜古地图数量不多,本文所列地图,除特别注明版本出处外,皆引自(韩)李灿著,杨普景监修:《韩国古地图》,(汉城)泛友社,1991年,该书共收录朝鲜古地图243幅。另: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研究院收藏有相当数量的古地图,可在其网站浏览,详见其网址:http://kyujanggak.snu.ac.kr/LANG/ch/search/2_07_search_gojido.jsp。


⑦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138—139页。


⑧《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册卷246,康熙五十年五月癸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0—441页。


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北京)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1957年,第601页。


⑩《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第6册卷246,康熙五十年五月癸巳,卷247,八月辛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41页、第448页。


(11)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朝鲜肃宗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310页。


(12)按:对于穆克登碑的实际位置及其是否曾被人为移动,学界尚有不同意见,具体可参吕一燃、徐德源、李花子、陈慧等人著述,兹不赘。


(13)陈慧:《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第165—172页。


(14)陈慧:《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第3—4章。


(15)(朝)金指南:《北征录》,转引自陈慧:《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第108页。


(16)李花子:《18、19世纪朝鲜的“土门江”、“分界江”认识》,《亚太研究论丛》第7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10—123页。


(17)转引自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22页。


(18)吉林省档案馆、吉林师范学院古籍研究所编:《珲春副都统衙门档案选编》上册“朝鲜钟城府使为请派人会勘中朝边界的照会”(光绪九年六月),(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340—343页。


(19)陈慧:《穆克登碑问题研究:清代中朝图们江界务考证》,第248页。


(20)《金史》卷1《世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页。此事亦见《金史》卷135《高丽传》。朝鲜方面的史料中,郑麟趾《高丽史》及《李朝实录》等,对此亦有记载。


(21)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5章,(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第232—233页。


(22)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4章,第179页。


(23)按:1897年,朝鲜改国名为“大韩帝国”。


(24)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6章,第394—395页。


(25)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北京)三联书店生活·读书·新知,1957年,第281—282页。


(26)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6章,第398—399页。


(27)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第6章,第399页。


(28)(日)池田宏等:《明代满蒙史料·李朝实录抄》第12册《中宗实录》卷96,(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第266页。


(29)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第144页。


(30)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第144页。鸭绿江中岛屿的归属,民国《奉天通志》卷81《山川》安东县条记于赤、威化、薪岛诸岛均为朝鲜界。


(31)朝鲜《燕行录》中对鸭绿江诸岛的记载,可参见张士尊:《纽带:明清两代中朝交通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


(32)吴禄贞:《延吉边务报告·叙言》,第9—10页。


(33)(韩)裴祐晟:《朝鲜的地图和东亚》载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21辑,2009年,第322—344页。


(34)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论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22—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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