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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佳贵:《乡国之际:晚清温州府士人与地方知识转型》
来源:公众号:新史学1902 作者:清史所 点击数:1306 更新时间:2018-8-3

《乡国之际:晚清温州府士人与地方知识转型》

作者: 徐佳贵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8-5

页数:559

定价:92元

ISBN:9787309136197

 

内容简介


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中国史学界的热门议题,但目前所论多集中于相关文本的知识思想“内容”,或默认个别通都大邑的转型过程“代表”了全国的情况。本书以晚清浙江省温州府为个案,将“地方”置于“知识转型”之前,且突出某一当事人群体——地方“士人”的视角,为的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某一相对“边缘”之地为焦点,将知识观念变迁在地域上的展开作尽可能立体多维的再现,以此检视晚清阶段知识转型“地方化”的可能机制及其可能的限度。


近代知识转型“地方化”的过程,至少在晚清阶段亦可颇具地方能动性,其间中土既有的、相对边缘之地对于知识学术潮流的参与途径或“分享”方式,辅以西力东渐造成的人员与知识信息流通形式的变化,乃是“转型”赖以在地发生的前提。可吊诡的是,此一地方在转型中趋向“国家”的“统合”进程,终却可能加剧了本国内部知识思想版图及社会的“分裂”;其中一度集中体现能动性的晚清地方士人,之后亦由革新的重要推手变为革新的重点目标,几不复有起而“预流”的希冀与能力。通过对该历史进程尽可能动态化的梳理,这份吊诡的形成机制,或可在一相对微观的层面得到某种初步的说明。

 

作者简介


徐佳贵,1986年生,浙江瑞安人。2016年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曾在《近代史研究》、《史林》、(台)《新史学》、(台)《“中研院”近代史所集刊》等刊发表论文及书评数篇。当前主要研究领域为近代中国知识转型、地方/区域文教史。

 

目录

总序/钟扬

序——地方的消失/章清

绪论

一、“地方”

二、“士人”

三、“知识转型”

上编 地方知识转型的发端(19世纪中叶至1901年)

第一章 地方士人与传统文教之变(19世纪中叶至1895年)

第一节 科举概况

第二节 “永嘉之学”

第三节 “经史”与“汉宋”

第四节 多元化倾向

一、金晦

二、陈虬

三、宋恕

小结

第二章 地方士人与西力东渐(19世纪中叶至1895年)

第一节 开埠通商与交通之变

一、温州开埠

二、交通之变

第二节 地方士人与西“学”

一、走出去

二、传进来

三、对西学认知水平的评估

第三节 地方士人与西“教”

一、传教与教士兴学

二、地方士人与民教冲突

小结

第三章 共预“维新”(1895-1901)

第一节 教学研习机构

一、瑞安学计馆

二、瑞安方言馆

三、瑞安务农支会、温州蚕学馆

四、瑞平化学学堂

第二节 订报办报

一、订报

二、办报

第三节 其他地方士人的观感与经历

一、林骏、张棡

二、刘绍宽

小结

下编 文教“新政”的地方回应(1902-1911)

第四章 学堂之兴

第一节 自行摸索阶段(1902-1905)

一、瑞安

二、平阳

三、乐清

第二节 体制化(1905-1911)

一、从学务分处到学务总汇处

二、经营府城学堂

第三节 中心转移之后(1905-1911)

一、属县学务的困境

二、县“公立”中学堂存废之争

小结

第五章 士人兴学与地方社会

第一节 文教“新政”中的士人与教会

一、庚子教案的善后

二、教会教育的发展

三、地方士人的调适

第二节 “国民”教育

一、塑造“国民”

二、体制化的“国民”教育

小结

第六章 新旧递嬗与地方士人的心态变迁

第一节 地方士人与科举停废

一、科举停废的地方回应

二、从科场到学堂的身份转换

三、“旧学”与“旧制”

第二节 “外向”的学堂教育

一、从边缘府县到通都大邑

二、游学域外

第三节 地方士人与“学”之新旧

一、“新政”阶段的新学之接受

二、旧学、“孔教”与“国粹”

小结

结语

一、革命

二、革命之后

三、地方知识转型:如何可能?

四、“地方”与地方士人的近代走向

参考文献

后记

                                           绪论选摘


光绪戊申年五月廿二日(1908年6月20日),学者孙诒让在其浙江省温州府瑞安县的家中病逝。据称两月前,他已中风,延医会诊一时见效,便又拾回了之前日常的工作状态,“昼夜接见各界人士于榻前,商谈地方诸事,尤为创办温州工商实业学堂,拟设各县蒙养院及通俗教育馆而操劳。”至夜,复“欹枕观览书报,亦略无倦容”,四月廿七日遂至复发,终告不治。当时他拥有温州处州学务总汇处总理、浙省教育总会会长,及京师礼学馆总纂等职衔,而礼学馆总纂他从未到任,省教育总会亦只参加过会议,会长之职曾极力推辞,之后亦未常驻杭州,故温处学务总汇处总理,当是其去世时主要的一个社会职衔。其实孙氏在地兴办新学机构已有多年,而接触外来之新知的时间更久;即便剔除引文可能的“溢美”成分,后人也可以说,他生命的最后岁月,是在为府县地方文教革新的操劳中度过。

不仅如此,据平阳人刘绍宽忆称,孙在操持学务时期,每逢“侪辈中有以古书疑义问者,既为详悉讲解,必复曰:此皆旧学,无用矣”。其趋新态度之决绝激烈,可见一斑。唯略显吊诡的是,孙去世后,时人与后人对他的定位通常是“旧学耆宿”,其在“新”的一面的表现,温州本地人士尚有关注,在地方以外则甚少受到重视。……总之,孙诒让在多数情况下,是被纳入清代“学术史”的脉络,恰如近来有学者指出的,此类被后人定位为“旧学中人”的士人阅读、接引西学,以及晚清时人对这些人“趋新”表现的重视,亦与后人或今人的忽视形成了明确的对比。

而与孙诒让属于同府,却常被归入晚清或近代“思想史”而非“清学史”的,则有陈虬、宋恕等人。其中陈虬或被视为戊戌维新的“前驱”之一,或被归入所谓“早期维新派”,只是近年的相关研究较少。……至于宋恕,在近年各种近代思想史书写中,“出镜率”可能是所谓“东瓯三先生”中最高的,乃至有论者将其思想在时代中的地位空前拔高,算成是近代变法改革思潮的一大“源头”。“三先生”中另有陈黻宸,因其突出的经史学术尤其是史学成就,往往被纳入“学术史”或“史学史”脉络作讨论,其形象在强调“旧”“新”之别的思想系谱中,大致位于孙诒让与陈虬、宋恕之间。

上面提及的一些涉及“地方”面相的成果,是本书所务必参考的;唯相比聚焦于经史学术脉络的讨论,或凸显维新/革命、西化/近代化等关键词的宏大思想史叙述,此类成果即便在近年依然居于少数。笔者无意声言,这些在思想光谱或学术“名人谱”中的既有定位均是“错误”的;只是如此一来,某些生前活动的时空多有重叠的知识精英,其彼此间的历史关联难免会被各种后设的“近代思想史”“维新变法史”“清学史”“史学史”等书写范式进一步割裂,彼此间的精神距离、对其时西力东渐的各种因应之间的殊别,亦会被人为地夸张放大。而相比“时间”或“时代”,“地域”或“空间”上的问题也许更为突出,当前多数研究关注的是上述这些人在原籍地方以外发生影响的思想学术内容,如宋恕的思想言论在近年甚受重视,然据笔者所见,宋对温州或平阳县本地的知识思想版图或文教的影响,却可能是上述诸人中最小的。将视野从主要由京师、天津、上海等几个通都大邑构成的“外界”移回原籍地方,这些人物在近代或晚清史中所扮演的角色,便可能要被重新认识与评价。

再进一步讲,上述诸人据晚清的定义,均系有科举功名的“士人”;而一地士人尚有许多,也不能尽被几个遴选出来纳入学术史或思想史脉络的“要角”(仅是相对而言,其重要性与康梁章严等显然不在一个档次)所“代表”。因而“点状”的、围绕寥寥数人的考察,尚须扩大到整个地方的某一阶层或群体;“学术史”或“思想史”的径路从往往只见头不见脚的高空往下延伸,便可能与“文化史”或地方“社会史”的一些关注点实现接榫。鉴于此,笔者拟以温州为例,着手晚清“地方”具体如何因应其时“数千年未有”之知识观念变局的研究,至于操作思路(不是章节结构),则以题中的三个关键词——“地方”、“士人”与“知识转型”为纲,分述于下。


********

 

若以历史情境中的用语名之,本书关注的应是晚清地方士人与地方之“学”的变迁。这不是说温州地方自成一“学派”,而是将地方视为一向外开放、而又带有一定自主性的空间,中西知识观念资源在此融汇、博弈,而融汇博弈的动力亦非仅仅基于知识观念的所谓“内在理路”,而是涵盖传播、接受乃至知识再生产在内的地方内部与外部的社会文化互动机制。

显然,今义“知识”与中土向已有之的“学”的概念,不可完全等同。前者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言:“‘知识是什么?’这个问题,和更有名的问题‘真理是什么?’几乎一样难以回答,”为便于讨论,他对“知识”与“资讯”(“信息”)略作区分,以“知识”指代经由“深思熟虑”的、处理过的或系统化的,而“资讯”(“信息”)则指较“生”的、特定的、实际的,不过这一区分亦不绝对。若再将此定义问题历史化,情形将更为复杂,甚至历史当时“信息”与“知识”间的具体边界所在,亦会与今日的理解大相径庭。在另一面,中土“学”的概念同样纷歧迭出,但有一点与前述“知识”的定义类似,就是至少被多数历史中人认为是经思维处理过、较为成熟或可靠的。由此,“学”这一字/词,也可以在经史汉宋、中西新旧之间游移自如,在历史情境中的使用情况,也应比一般学术史书写中的“学”之定义来得更宽泛,故而更应纳入到相关的社会制度文化背景中加以探讨,而非仅是在各种时人或后人归结的所谓“学派”中迁流周转。总之,笔者在此对这两个词汇,将取一种尽可能宽泛的定义,而此类可能永远说不清的概念辨析亦非本书主旨,关键仍在通过考察地方上的“知识人”与知识资源变迁的具体关系,进一步梳理晚清之“学”或“知识”生产传播史的某种“地方”形态。

至于“转型”,近年已成史学界的热门词汇,而在近代思想史中的用法,或可溯源到张灏对于所谓“转型时代”的强调(通常指1895-1925年间)。唯须注意,这一时代纵然可以“西力”或“西学”的“东渐”为关键性的背景,但所谓“转型”,则基本是从一种相对单纯的知识形态转向某种内部充满更多交汇或博弈的混合形态,而非决然地从“中”转“西”、从“旧”转“新”,本书的考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正是为了尽量动态化地还原这种复杂性。概言之,题为“知识转型”,一是权宜之计,因称“地方之学之变迁”毕竟太过拗口;二则是力图与现今可以归入近代“知识转型”此一主题的诸多成果,形成某种呼应或者对话。

显然,晚清或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是近年学界的一大热点议题,其切入点也早已呈现多样化的趋势。这些趋势主要可分三大类。一大类研究是以语词或概念为中心,探讨所谓“新名词”自西徂东或转道日本进入中国的情形,或聚焦于某些中土固有的语词概念在中、西、日多方作用下走向“近代”的过程。第二大类是以学科或学校为中心,讨论渗入“育才”环节的知识转型,即近代学校学科建置之类的问题。第三大类,基于既有的版本学、书刊史研究思路,或受源于西方(主要是法国与美国)的“新文化史”意义上的书籍史研究取径的影响,近年有许多围绕书籍(一般是偏“西学”或包含“近代”知识的书籍),如报刊、词典、教科书、中译西籍等的出版史或出版文化史研究面世;而与较新的“书籍史”意涵同异互见的“阅读史”,近年也有相关的论文乃至专书出版。总之,晚清或近代知识转型研究已趋于多角度、多方位,其较高的受关注度,也有望持续相当久的一段时间。

本研究的基本意图,乃是将“地方”纳入“知识转型”的主题,并与某一历史中的特定群体——地方“士人”的视角实现结合[1]。因在笔者看来,上述关于近代知识转型之考察的切入点,尚有一些问题,值得后人反思检讨。首先,以上几类取径通常遮蔽了相关的空间问题。语词史或概念史研究往往注意一个语词或概念“最早”出现或“最早”发生意义转变的文本位置,而对这些文本自身的“位置”及变化,即其生成与发生影响的实际地域范围欠缺考察。而学校学科史的书写对象,以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占绝大多数,故视域多集中于京津沪及各省省会等大城市。可能带有“新文化史”意味的近代出版史或出版文化史研究,亦多“默认”这些往往发生在京津沪及各省省会的情形反映乃至“代表”了整个省、整个区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状况。实际上,通都大邑的这些情况非但没有天然的“代表性”,反因通都大邑在全国只占绝对少数,不能一厢情愿地将其他地区的情形照其标准予以同质化。只有“阅读史”的取径,给予了稀疏点状的通都大邑以外的大片空白以较多的关注,唯就中国国内的传播格局而言,多以某一作为起点的通都大邑(多数时候即是上海)为辐射的中心点,“串起”知识观念传播的各个中继点或终结点,故呈现的多半仍是一种“中心辐散”的图式。鉴于此,本研究拟反其道而行,以某一较边缘的府级地方为焦点,主要考察其对外界新知新潮的认知接引、基于此类认知接引的加工,以及在前两者基础上的地方实践。而一般来讲,因通都大邑的史料遗存较为丰富完整,牵涉内容更为宏阔,故无论是概念史、学校学科史还是出版文化史,均只是其时的知识转型在逻辑上的一个侧面;较边缘的府县地方相关史料较少,且关涉知识转型的“人”较为固定,“事”也较为集中,故似乎更可以将上述的各个侧面统合起来,做成一个微观层面的“总体史”。

具体来说,晚清士人主导或参与的地方知识转型,首先便涉及他们如何与外界进行知识观念上的互动。如前所述,地方内部及地方在“区域”内所呈现的,当是一种“网络”形态;而该网络的组成,也当涵括人、书刊、知识与信息等各种类型的要素。唯须说明,在单纯的知识内容上,似不能期待地方士人的阅读理解有极多悖离外界通都大邑士林精英的认知之处,乃至形成某种独一无二的地方“特色”;本书的一大关注点,是士人如何利用各种社会、文化乃至经济资本,及外界文教空间格局上的变化,搭建信息与书刊流通渠道,并参照本地既有的知识资源,在接引与阅读过程中重构地方的知识观念体系。也即这更多的是一个关于如何“因地制宜”,如何具体发挥在地能动性、能动性的限度又在哪里的分析,而非着力评估地方士人对某些源于异域的知识内容本身的“曲解”“误用”,可以达致如何不可思议的程度[2]。其次,则是在此互动基础上,知识体系的调整渗入地方“育才”环节,地方士人如何着手地方文教改革实践。此方面的研究通常会以“教育史”名之,遵循一种“教育近代化”的论述逻辑;笔者则要强调此类实践也是地方知识转型的一个关键环节,与士人自身对于新知新潮的认知,及知识体系的调整有着多维而密切的关联。不仅如此,取士制度本身在此期亦发生了重大变化,“制”的新旧递嬗便与“学”的新旧争衡相互交缠,有待论者尽可能详赡地予以揭示。

另外,本研究还将涉及在地之“西人”,尤其是教会势力与地方士人言说活动的关联。也即晚清知识转型在内容上诚然是“援西入中”,可在地方具体的实现渠道,更多的是让“地方”作为“国”之一部与本国的其他部分开展互动,还是与亲临地方的外国势力作直接而全面的交流?此类渠道的搭建与经营,对士人建构或重构“乡”与“国”的关系又究竟有何意义?本书题名为“乡国之际”,即在提示知识转型的“地方化”,与近代地方-国家的关系演变尚是息息相关的,至于如何相关,当在行文中逐步梳理,此处不作展开。

最后,尚须对为什么单取晚清时段,而不是整个“近代”来讨论知识转型作一解释。首先,这自是因为民初“府”一级建制取消,1914年原温州地区并入瓯海道(约相当于清代温处道辖境,即包括温州、处州二府),1927年又废道制,1932年后在行政督察区制及新县制下,名称几度变更,永嘉、瑞安、平阳、乐清等原温州府辖县仍划在一区,他如泰顺曾短暂划离,玉环、青田等时出时进,1946年复由瑞、泰、青田等县析置文成县,故“温州”所指的地域范围,较之晚清更不稳定。其次,这也是为对“学”与“制”之关系的考察提供方便,众所周知,晚清时期最重大的文教制度变迁,即是废科举、兴学堂,而进入民国,无论壬子-癸丑(1912-1913年)、壬戌(1922年)学制,依晚清的标准看均属于“新制”,纳入考察便会显得变数过多,头绪过于纷繁。且“士”或“绅”的所指,至民国已越发芜杂而富有包容性,晚清阶段则相对稳定清晰。相应地,再次的考虑便是若称“近代知识转型”,便可能在暗示“晚清”与“民国”(或“清末”与“民初”)有着某种天经地义的连续性;笔者固然无意否认此类连续性之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唯欲强调在此之外,晚清亦自有其阶段性的历史意义。如近年不少人提及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之说(源于文学研究,后被其他研究领域的人援用),诚然意在提升晚清阶段在整个近代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但在一些援引中,这其实仍是将“晚清”建立在“五四”反向的延长线上,“晚清”与“五四”的联系、或其面向“五四”的内容才会受到重视。职是之故,尽管可能受到以“朝代”断限的批评,笔者仍以“晚清”为本研究在时间上的界限;而笔者也不会完全规避对之后历史进程的观察,作为晚清时限中地方知识转型与文教改革舞台上的中心角色,地方士人的所思所言所行,确也以多种方式,影响了他们此后的体验经历,并参与形塑了“地方”本身在此之后的文教变迁轨迹。

全书分上下两编,两编各析为三章。其大致内容视章节标题应可了然,唯须分辩的是上编论述地方知识转型的发端,遵从的是由“背景”到“发端”的时序与逻辑顺序(或者说后来的“发端”使之前的某些状况成为“铺垫”或“背景”),前两章与第三章时段有先后之别,总体上是从19世纪中叶到1901年。而下编则关注清季“新政”(20世纪初年)背景下的地方知识转型,三章径按逻辑关系分列,故所涉时段一致,均为1902-1911年(1911年11月浙省连带温州府已“光复”,故未到清帝逊位的1912年)。



[1]尚须强调,本书题中的“地方”系修饰“(知识)转型”,而非援引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人的“地方性知识”一词(见[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该“地方性知识”乃是以人类学意义上的local knowledge与所谓global knowledge或globalization(全球化)相对;本书则关注带有“普世”(universal)意向的近代外来知识与本国本地既有知识观念发生关联的过程本身。

[2]陈春声已指出,研究地方史重点不在归纳所谓地方“特色”,而在展现相关的社会、经济与人的活动的“机制”,见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明清时期中国区域社会变迁笔谈》,《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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