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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来源:《史学集刊》(长春)2018年第3期 第59-68页 作者:刘畅 点击数:15 更新时间:2018-10-1

内容提要:《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上海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的中点,长江的出海口,是我国沿海南北贸易的中心枢纽,也是我国典型的近代崛起城市和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近代以来,由于上海地处太平洋西环航线的要冲,发展同世界各地的航运贸易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先后开辟了上海同欧洲、美洲和澳洲及日本、东南亚的航线。①1883年仁川开港以后,随着上海与仁川间定期航线开通,上海很快发展成为中朝海上贸易的第一大港,在中朝海上贸易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中外学术界有关本课题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近代中国经济史和中韩关系史的综述类资料和研究成果,为研究本课题提供了基础资料和大量线索。②二是近代朝鲜贸易,以及中朝贸易和东亚贸易的专题资料、著作和论文,其中有或多或少的近代上海与朝鲜贸易的资料整理和学术研究,为本课题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③由此可见,现有的资料、著作和论文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涉及了近代上海与朝鲜的贸易,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然而缺少有关本课题的专题研究。为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将通过对海关资料的整理与分析,考察近代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发展轨迹和贸易特征,阐明双边贸易在中朝两国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而深化有关近代中朝海上贸易史的研究。本文的研究时段限定于1883-1904年。1883年仁川开港打开了中朝海上贸易的窗口,有关中朝贸易的记载开始正式见诸海关统计,但由于海关统计方法的变化,1904年以后上海海关不再提供对朝鲜的贸易数据。

一、开埠通商与《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

       上海是近代中国一个典型的由商而兴的城市。上海开埠以前,绝大部分的贸易是国内贸易,国际贸易微乎其微,与朝鲜的贸易更未能见诸史料。在开埠前夕,上海地区的国际贸易主要局限于日本及南洋一带,对日本贸易主要限长崎一口。运出的主要货物是生丝、棉布、纸张、茶叶、药材等,带回的货物有银、铜、海货、漆器、珍珠等。④1843年依《江宁条约》和《五口通商章程》,⑤上海对外开埠通商,从此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开始从广州移至上海。两次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从长江三角洲及沿岸的进出口货物集散中心发展为华中和华北新开口岸和日本的对外贸易的转运中心。此后,随着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1871年上海至伦敦等处电讯网的铺设,以及外国银行先后在上海的设立,使上海对外贸易迅速发展。⑥在本文所考察的时段内,上海已经发展成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中心。

       在传统时代,朝鲜一直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系中的一员,在19世纪以前与西方国家很少直接接触。但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列强进入东亚,打开了中国和日本的大门,而朝鲜也未能幸免。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与其签订了《江华岛条约》(又称《朝日修好条规》),依此条约,朝鲜的釜山被迫开港,在日本势力的胁迫下,朝鲜开始间接地逐步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朝鲜打开国门之后,特别是1880年《朝鲜策略》传入朝鲜后,朝鲜国内出现了希望放弃“事大交邻体制”的思潮。面对这种局面,清朝在1882年的“壬午军乱”后开始有意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以维系传统的“宗藩朝贡”关系。⑦可以说朝鲜开埠通商以后的中朝关系是建立在“宗藩朝贡”与“近代条约(万国公法)”两种体制并存基础上的。受传统“宗藩朝贡体制”的制约,中朝两国间的海上贸易,并没有在釜山开港后随之展开。

       两国间的近代海上贸易则始于188210月《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的缔结。《章程》在总则中指出:“惟现在各国既由水路通商,自宜亟开海禁,令两国商民一体互相贸易,共沾利益。”⑧由此可见,在东亚各国相继开港之后,清王朝希望朝鲜向中国打开国门,开展海上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构成牵制。长期以来,受“宗藩朝贡体制”的影响,中朝两国间的经贸往来主要是通过有限的使行贸易和边境互市来完成。海上贸易通道的开辟拓展了两国间经贸往来的形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章程》为两国海上贸易的顺利展开提供了法律保障,为上海与朝鲜间海上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章程》在第一条中明确规定:“嗣后由北洋大臣札派商务委员前往驻扎朝鲜已开口岸,专为照料本国商民。”⑨《章程》缔结的第二年即1883年,李鸿章考虑“朝鲜口岸初开,中国商民前往经营贸易,自必日臻繁盛,时有彼此交涉事件,必须熟悉情形明达大体之员,前往经理”,决定派原驻美国金山总领事陈树棠前往朝鲜管理商务事宜。⑩陈树棠从上海乘招商局永清轮船启程,经朝鲜的仁川抵达汉城任职事。(11)如是,根据《章程》的有关规定,陈树棠成为首任总办朝鲜商务委员。继陈树棠后,袁世凯、唐绍仪、徐寿朋、吴广霈先后担任驻朝鲜的商务委员。历任商务委员除负责基本的商务事宜外,还处理了大量有关中朝交涉、边界、条约、矿务、学务、军事、人事、护照执照、诉讼案件、修建工程等事务。

       在历任驻朝鲜商务委员的政策扶持下,中国商人开始陆续进入朝鲜从事商业活动,朝鲜的首都汉城和仁川成为中国商人最为集中的两大地区。汉城的中国商人数从1883年最初的59人,发展到1893年的1254人,并在1910年达到了1828人。(12)仁川的中国商人数从1883年的54人,发展到1893年的711人,并在1903年达到了2806人。(13)1890年的《仁川海关年报》曾指出:“清商几乎垄断了绸缎的进口,并获得了较丰厚的利润,1890年共进口绸缎22万美元,在仁川进口中国货物中占比17%。”(14)朝鲜市场中中国商人势力逐步壮大后,在中国、朝鲜和日本设立了多家商号,(15)逐步构建起了横跨东亚三国的贸易网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与日商竞争的能力。

       《章程》对中朝贸易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然而韩国学者多认为《章程》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对该《章程》的研究也多从最惠国待遇、北洋大臣的权力、税率等角度展开批评。(16)部分韩国学者习惯用当前的国际法和现代国际关系的视角,评判19世纪的历史事件,而忽视了要将特定的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分析的基本准则,韩国学者有意回避转换期中朝关系特殊性的视角值得商榷。

       但无论中韩两国学者的视角如何不同,仍不可否认的是,《章程》的缔结在近代中朝关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依此《章程》朝鲜开放海禁,开展两国海上贸易,同时两国商民可至对方开放口岸经商定居,这为两国人民提供了法律保证。更重要的是,《章程》的缔结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逐步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虽然清政府也在极力挽救已经开始摇摇欲坠的宗藩关系,但“宗藩朝贡体制”的没落与“近代条约体制”的兴起仍是历史的发展方向。

二、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发展趋势及影响因素

       继釜山后,元山、仁川、木浦、镇南浦、马山、城津、群山也相继开港,(17)朝鲜的国门逐步开放。其中的仁川位于朝鲜的西海岸,与我国的山东半岛隔黄海相望,是近代中朝海上贸易网络中的重要节点。但仁川在开港以前,这里却是一个长满杂草的小渔村,仅有几间“韩屋”和海防炮台,除偶尔漂来的几声“阿里郎”外,实为人烟罕至,船舶寥寥。(18)

       1883年仁川开始对外通商,日本居留地和清国的租借地先后建立,往来商贾日益增多,逐渐发展成为中朝海上贸易的主要口岸。海关资料中,有关上海与朝鲜的贸易记载也是始于1883年的仁川开港。1883-1904年上海与朝鲜的贸易统计如下表所示。

 

为进一步明确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发展趋势,根据表1统计内容,制成图1

从下图可以看出上海对朝鲜贸易发展的速度很快,但贸易波动也较为明显。1883年仁川开埠后开始进行直接贸易,1884年贸易总额6万两,并在1885年达到了15万两,至1888年贸易总值比1884年增长了4倍多,1889年贸易额稍有下滑。在80年代虽然贸易增长相对较快,但总贸易额仍然较低。主要原因在于商人们持观望态度,连通上海与仁川间的航线并不稳定且多为亏损状态。(19)90年代,贸易呈波动式增长态势,1894年贸易额达到88万余两的高位,较1890年增长了2倍多,此后一度出现下滑,在1896年降到了40万两,这与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战败,朝鲜的中国商人受到重创有直接的关系。进入20世纪的元年,贸易额达到133万两,并于1903年达到历史最高位的142万两。

 

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发展趋势

数据来源:根据表1数据制成,单位为“万海关两”。

       上图中的数据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由于海关统计体例的原因,上海对朝鲜的转口部分并没有包括在内,而这部分数据却非常庞大,下文将对此进行专门探讨。二是图中数据仅包括被海关监管的海上贸易,陆上贸易和走私贸易并没有包括在内。如果计算对朝鲜的洋货转口贸易和走私贸易,上海与朝鲜间的贸易额无疑会更大。仁川开埠通商以后,上海与朝鲜间的贸易能够得到快速发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上海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心,拥有丰富的出口物资和广阔的腹地,这为中朝贸易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在本文考察的时段内,上海的对外贸易总值在全国的对外贸易中占比约为50%,其中的洋货进口净值高达近60%。而且上海位于长江的出海口,而被称为黄金水道的长江流域,全程6300公里,流经10个省市,拥有占当时中国半数的2亿人口。(20)因此,上海开埠通商以后,凭借其区位优势,逐步发展成为洋货在中国的集散市场和中国土货出口的中转港,具备了开展中朝贸易的货源条件。

       第二,朝鲜与我国的山东半岛隔海相望,历史上一直与我国保持着传统的贸易关系,对中国商品有一定的需求。“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尤其是日本对中国与朝鲜的严重入侵,使行贸易自是随之减弱。在海上贸易开始后,两国陆境边市日见萧条,贸易额日减。”(21)在朝鲜的釜山、仁川、元山三关通商之后,海上贸易渐成中国与朝鲜间最重要的贸易渠道,也是朝鲜获得中国货品的重要途径。比如中国产的丝绸,在朝鲜开埠通商以后,很快成为中国出口朝鲜的大宗商品之一。因此,近代以来,中朝贸易方式的转变,使朝鲜逐步具备了开展中朝贸易的市场条件。

       第三、上海与仁川间定期航线的开辟,打通了中朝海上贸易的货运通道,这使中朝贸易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近代以来,随着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汽船逐渐代替了传统的木制帆船,成为中朝海上航运的主力。1890年的《仁川海关报告》曾指出:“由于东亚航运业的发展,进口货物的价格趋于稳定,而且朝鲜更容易获得来自中日两国的商品。”(22)朝鲜开埠后的最初几年,日本邮船公司垄断了朝鲜航线,而且在东北亚地区,日本邮船的航线形成了唯一国际航线网。(23)1888年中国轮船招商局开通了从上海到仁川的定期航线,招商局的加入打破了日本邮船对航线的垄断,该航线连通了上海、烟台和仁川,有时也会经停营口和天津。由此可见,以日本航运势力为中心,清政府参与构建的中朝海运网络连通了中朝贸易的主要口岸,使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快速发展具备了航运条件。

       上海在与朝鲜的双边贸易中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等方面的优势,在中国商人大量进入朝鲜市场后,上海很快发展成为中朝海上贸易的第一大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烟台、天津和营口等口岸虽然也开展了中朝海上贸易,但上海的贸易规模和腹地资源是其他口岸所无法比拟的。

       上海与朝鲜的贸易受外部局势的影响显著,双边贸易的最大跌幅出现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这与战争期间轮船航线的中断有直接关系。在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轮船招商局开设的“上海—仁川”航线为中国商人的往来与货物运送提供了方便,在中国商人与日商的市场竞争中起到了积极作用。1894年初朝鲜遭遇自然灾害,粮食歉收,中国商人就曾利用此航线从中国进口粮食,从中获利颇丰,然而18946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两地间的轮船却被迫停航。(24)其次,这与中国商人丧失政治保护密切相关。1894年战争爆发后,时任驻朝鲜商务委员的袁世凯穿便服经仁川出逃,清公使馆变成一座空宅。与此同时,清国的员警也纷纷撤回国内,中国商人纷纷回国,仁川开往山东的船只几乎全部满员。而日商则在军队的保护下,涌入朝鲜开设店铺,将日本商权扩展到朝鲜各地。(25)战争结束后,中国商人开始重回朝鲜,1898年上海与仁川间的贸易额基本回到战前的水平。战后中国商人的势力虽然很快恢复,但与日本商人的势力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失去政治优势的中国商人从此在朝鲜基本失去了与日商竞争的实力。

三、上海与朝鲜贸易的结构与特点

       依近代海关的统计方法,上海对朝鲜的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两大部分,进口贸易主要指从朝鲜进口的商品,除表1中备注的个别年度外,海关将这部分商品视为“洋货进口”。出口则包括对朝鲜的“土货出口”和向朝鲜的“土货转口”两部分,“土货出口”指通过上海口岸直接出口的货物;“土货转口”指从国内其他口岸转运到上海,再经上海销往朝鲜的货物。海关将“洋货进口”、“土货出口”和“土货转口”三部分称为对朝鲜的直接贸易。《中国旧海关史料》中的上海与朝鲜贸易总额为直接贸易额。

       除此之外,在上海与朝鲜的贸易中还有一部分“洋货转口”贸易,指经上海转口到朝鲜的国外产品,多为英国洋布、煤油、火柴等西方近代工业制成品。由于这部分货物并非产自中国,而仅是经上海港转运的第三国产品,所以海关在统计上海与朝鲜的贸易额时并未包括这部分贸易。

       贸易总额为洋货进口、土货出口和土货转口之和,以贸易总额的指数为1001883-1904年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各部分所占比重变化如下表所示。除双边贸易刚刚开展的前2年和1900年外,出口贸易的指数明显高于进口贸易指数。经计算22年的平均值,上海的进口指数为16,出口指数为84,而且有14年出口贸易的指数超过了90。可见,除个别年度外,上海在与朝鲜的双边贸易中呈现非常明显的顺差,贸易的发展趋势也主要受出口贸易的影响。

       出口贸易又可细分为土货直接出口和转口两部分,如表2所示,土货出口指数一直高于转口部分,但两者的差距随时间推移有所减少。另外,经计算22年的平均值,土货直接出口和转口的指数分别为6124。因此,上海在对朝鲜的出口贸易中是以其腹地资源为主,通过上海口岸转口的其他中国货物占比相对较少。由此可见,上海在与朝鲜的直接贸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腹地资源的出口。

 

       在上海腹地资源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丝绸的出口。在仁川开埠通商以前,中国商人就在仁川建立了商号,通过陆路贸易的方式经营丝绸贸易,并获得了较为可观的利润。(26)丝是上海近代以来出口的最大宗商品,1894年丝的出口量占到了全部土货出口的39.5%,此后多年位居首位。(27)上海丰富的丝及绸缎的货源在朝鲜找到了销售市场,据海关统计,“1888年朝鲜进口杂货的最大宗就是来自中国的绸缎,由往返于上海与仁川间的汽船负责运输”。(28)中国商人借助货源优势,很快在竞争中击败了朝鲜商人,从而控制了绸缎的对朝鲜出口。(29)1891年朝鲜共进口来自中国的绸缎价值50万美元,在全部进口贸易中占比8%。(30)除一般商业市场外,来自中国的彩色绸缎还获得了朝鲜王室用于庆典的大量采购,并直接导致1892年朝鲜进口中国丝的激增。(31)

       此外,洋货转口贸易虽然不属于上海与朝鲜直接贸易,但除个别年度外,所占指数明显超过了100,有8年超过了200。经计算,洋货转口的22年均值高达169,是土货出口指数的2.7倍,是出口总指数的2倍。可见,上海在对朝鲜的贸易中“洋货转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上海与朝鲜双边贸易的重要特色之一。那么这部分贸易在上海的对外贸易体系中是什么地位呢?

       如图2所示,上海对朝鲜的洋货转口在上海的国际转口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且其重要性越来越大。1883-1886年转口贸易所占比重未超过10%,在全部转口对象国中位列第4位,居日本、俄国和香港之后。这主要是因为贸易初期两地间的航运业尚不稳定,商人主要依靠日本轮船运送货物,1888年以后轮船招商局的轮船加入了东亚航运网,成为中国商人们重要的货运途径之一。此后,随着上海与朝鲜双边贸易的发展,对朝鲜的转口贸易也基本呈现发展态势,特别是在中日战争以后,对朝鲜的转口贸易基本占到上海转口贸易的30%左右,并多次位居转口对象国的第一名。另据海关史料记载:“1903年上海的转口贸易对象国近30个,朝鲜完全超越了香港地区、新加坡、美国、俄国、日本等地”。(32)

 

对朝鲜洋货转口在上海国际转口贸易中的比重及位次

数据来源:参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0-40册,PART II.REPORTS AND STATISTICS FOR EACH PORT.SHANGHAI TRADE RETURNS,TABLE No.III.TRADE IN FOREIGN GOODS-Imports and Re-exports-SUMMARY部分数据,经计算而成。

备注:1890-1894年海关视朝鲜为中国口岸,上海的国际转口贸易统计中没有朝鲜数据。

       近代以来,中朝贸易虽然总体上发展较快,但在中国的贸易体系中所占比重一直十分微小。然而在洋货转口贸易中,中朝贸易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朝鲜的洋货转口成为中朝贸易的重要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朝鲜的近代工业欠发达,缺少西方国家的工业制成品,对来自欧美的洋货有较强的市场需求。据海关史料载,“(1890)今年洋货进口者以估值计之,则棉布类将居其半数,朝鲜人互相购用,而盛行畅销也”。(33)其次,由于朝鲜所处的地理位置,很少有从欧美直达朝鲜的航线。1876-1904年东亚的航运网络主要连通的是中国、日本和俄国,虽然很多航线也经停朝鲜的仁川和釜山等港口,但并没有从朝鲜直达海外的航线。(34)因此,朝鲜并不具备与欧美进行直接贸易的优势,相反由于上海到日本的航线多经停朝鲜港口,使其转口贸易获得了便利。

       通过上述分析,上海与朝鲜的双边贸易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上海对朝鲜的直接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其二是上海对朝鲜的洋货转口贸易量非常巨大。这两点导致大量的商品从上海流向朝鲜。那么,严重失衡的中朝贸易是如何进行循环的呢?

       一方面,可以从上海与朝鲜的金银流通中找到部分答案。上海海关从1890年开始对各地区进口的金银进行分类统计,1890年从朝鲜输入金银制品30万两,另向朝鲜出口金银7万两,朝鲜金银进口净值23万两。(35)如表1所示,1890年上海对朝鲜的贸易顺差为40万两,从朝鲜的金银流入弥补了两地贸易的差额近60%,使进出口贸易趋于均衡。1892年上海共从朝鲜进口金银价值32万两,另向朝鲜出口金银6万两,净进口26万余两。(36)1892年的贸易顺差为36万,可见金银进口填补了贸易差额的70%。1903年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当年从朝鲜进口金银49万两,向朝鲜出口金银货值近2万两,金银进口净值47万两。(37)当年贸易顺差为69万两,金银填补了贸易差额的68%。

       在中朝贸易中之所以会有大量金银流向中国,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朝鲜缺少可供出口的商品,商人将中国土产品和洋货运到后,可供回程贸易的商品不多。仁川海关的《十年报告》中指出:“仁川的出口产品非常有限,豆类、大米和牛皮是出口的大宗商品,而大米则主要销往日本。”(38)豆类也是中国东北地区盛产的物资,除受自然灾害影响中国豆类歉收才会从朝鲜进口。所以朝鲜出口中国的商品种类非常有限。此外,红参是朝鲜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之一,但朝鲜政府却长时间限制其经海路的出口,只可通过陆路销往中国。(39)由此,对于中国商人而言,最好的回程货物就是朝鲜的金银。

       通过对上海海关有关朝鲜金银流向的零散记录的分析,可知从朝鲜的金银进口在很大程度上使两地贸易趋于平衡,但朝鲜仍有不小的贸易赤字存在。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海关资料中显示的金银进口主要指的是受海关监管的海上贸易中发生的贸易,中朝陆上贸易并没有被记录。此外,商人也会携带大量未向海关申报的金银回国。如果把这两个因素考虑进来,上海与朝鲜贸易在进出口方面的巨大差额将基本平衡。(40)

       另一方面,可以从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走私中找到部分答案。首先,中朝两国的陆路贸易并不受海关监管,这部分贸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朝鲜的赤字。在1887年以前,红参是朝鲜政府禁止海上贸易的产品,仅允许通过鸭绿江走陆路运往中国,(41)由于红参价值较高,这部分贸易额应该不小。此外,兽皮特别是牛皮是朝鲜的主要出口物资,1888年的朝鲜海关年报指出,“产自朝鲜北部的兽皮极有可能通过陆上贸易销往了中国”。(42)其次,由于红参价值较高,红参的走私也可以弥补一部分朝鲜贸易的赤字。1887年的仁川海关年报曾报告,“在1886年却有大量的红参被私自运往海外”。(43)由此可见,在朝鲜货物的外流渠道中陆路贸易和走私贸易是不明确的,但这部分贸易的确存在,且贸易规模也应该较为庞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朝鲜的贸易赤字。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从朝鲜流向上海的金银,不但在朝鲜的贸易中占有较高的比重,在上海的金银国际进口中也占比极高。“1892年朝鲜出产的金银几乎全部流向中国,用以支付进口货物,1891年朝鲜的黄金也主要是流向中国”。(44)上海海关的记录可以与朝鲜方面的记录相互印证。1890年上海的金进口全部来自朝鲜,(45)此后在1891年和1892年虽然也有来自美国、日本和其他地区的少量黄金,但从朝鲜流入的份额仍然高达87%和66%。(46)由此可见,在近代中朝海上贸易网中,从朝鲜流向上海等中国口岸的金银,在弥补朝鲜贸易赤字的同时,也成为上海金银的主要来源。

       综上所述,《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缔结后,中朝海上贸易逐渐取代传统时代的使行贸易和陆路贸易,成为中朝贸易的主要渠道。两国关系也开始从“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上海—仁川”航线开通以后,中国商人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大量进入朝鲜,逐步展开了与朝鲜商人和日本商人的竞争。

       本文依据海关史料,通过对上海与朝鲜间贸易的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从贸易发展趋势上来看,上海与朝鲜的双边贸易由于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虽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稳步增长态势。上海凭借其区位优势,一直是中朝海上贸易中的第一大港,但却不得不面对来自日本的竞争。特别是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在朝鲜的中国商人受到重创,逐渐失去了与日商争夺市场的能力。第二,从贸易结构上来看,上海对朝鲜贸易的顺差明显,其中来自上海腹地的丝绸等商品是出口朝鲜的大宗物资。另外,上海对朝鲜洋货转口贸易量非常庞大,且在上海国际转口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上海对朝鲜的大额贸易顺差存在,使朝鲜的金银不断流向上海,这极大地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此外,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走私贸易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朝鲜的贸易逆差,从而使上海与朝鲜的双边贸易趋于平衡。

       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一方面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进而获得来自中国的传统物资和西方的工业品。另一方面上海通过与朝鲜的贸易不仅增加了金银储备,在贸易中也逐步打破了日本在东亚航运业和朝鲜市场的垄断地位。上海与朝鲜间的贸易兴衰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朝关系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清政府虽然一直想维系摇摇欲坠的宗藩关系,但随着清政府在朝鲜的势力逐渐被日本取代,“朝贡体制”的落幕与“条约体制”的兴起将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

①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340-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6页。

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旧海关史料》,京华出版社2001年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台北泰东文化社1972年版;[]信夫淳平著,[]郑惠仲译:《译注仁川开港25年史》,仁川:仁川历史资料馆2004年版;[]滨下武志著.高淑娟、孙彬译:《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滨下武志著,王玉茹、赵劲松、张玮译:《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古田和子著,王小嘉译,虞和平审校:《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杨昭全:《近代中朝贸易1840-1918》,《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韩国文献研究所:《朝鲜海关年报(1885-1893)》,首尔:亚细亚文化社1989年版;李勇植:《朝鲜通商三关贸易册资料汇编》,延边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刘畅:《近代烟台与朝鲜的贸易》,《韩中人文学研究》,2012年总第36期;刘畅:《近代烟台与仁川间的航路》,《韩中人文学研究》,2013年总第40期。

④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88页。

⑤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0-40页。

⑥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第91页。

[]金世民:《韩国近代史与万国公法》,首尔:景仁文化社2002年版,第37页。

⑧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04页。

⑨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405页。

⑩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驻韩使馆保存档案》系列,《奏派二品衔候选道陈树棠为总办朝鲜商务委员》,档案号:01-25-012-01-043

(11)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驻韩使馆保存档案》系列,《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申报行抵汉城及开办馆务日期》,档案号:01-25-013-02-002

(12)刘畅:《19世纪80-90年代汉城的山东商人》,《韩国学论集》,2012年第49集,第473-477页。

(13)李玉莲:《仁川华侨社会的形成与展开》,仁川:仁川文化财团2008年版,第123139140页。

(15)JENCHUAN TRADE REPORT,for the year 1890,p.593.载韩国文献研究所:《朝鲜海关年报(1885-1893)》,第317页。

(15)[]古田和子著,王小嘉译,虞和平审校:《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第112-114页。

(16)[]金显哲:《开港期清的对朝鲜政策》,《现代史广场》,2016年第8卷,第19页;方向:《〈朝清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缔结后朝清问的关税交涉》,《东北亚文化学会》,2013年;[]李载硕:《韩清通商条约研究》,《大韩政治学会报》,2011年第192号。

(17)[]金容旭:《韩国开港史》,首尔:瑞文堂1976年版,第5-7页。

(18)[]加濑和三郎著,[]郑志镐等译:《译注仁川开港25年史》,仁川:仁川市历史资料馆2004年版,第37页。

(19)JENCHUAN DECENNIAL REPORTS,1882-91,xxxviii,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52册,第744页。

(20)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第103页。

(21)杨昭全:《近代中朝贸易(1840-1918)》,《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4期。

(22)JENCHUAN TRADE REPORT,for the year 1890,p.592.载韩国文献研究所:《朝鲜海关年报(1885-1893)》,第316页。

(23)[]古田和子著,王小嘉译,虞和平审校:《上海网络与近代东亚》,第99页。

(24)[]罗爱子:《韩国近代海运业史研究》,首尔:国学资料院1998年版,第125页。

(25)[]孙祯睦:《韩国开港期都市变化过程研究》,首尔:一志社1982年版,第209-210页。

(26)JENCHUAN TRADE REPORT,for the year 1887,p.505-506,载韩国文献研究所:《朝鲜海关年报(1885-1893)》,第123-124页。

(27)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840-1949)》,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94页。

(28)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OREA for the year 1888,p.501,载韩国文献研究所:《朝鲜海关年报(1885-1893)》,第175页。

(29)JENCHUAN TRADE REPORT,for the year 1891,p.631,载韩国文献研究所:《朝鲜海关年报(1885-1893)》,第383页。

(30)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OREA for the year 1891,p.619,载韩国文献研究所:《朝鲜海关年报(1885-1893)》,第371页。

(31)JENCHUAN TRADE REPORT,for the year 1892,p.647,载韩国文献研究所:《朝鲜海关年报(1885-1893)》,第447页。

(32)SHANGHAI TRADE RETURNS 1903,p.423,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旧海关史料》第37册,第490页。

(33)《光绪十六年仁川港口朝洋贸易情形论略》,第15页。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6册,第272页。

(34)[]罗爱子:《韩国近代海运业史研究》,第287页。

(35)SHANGHAI TRADE REPORTS AND RETURNS,1890,TREASURE,p.244,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6册,第286页。金主要由金条(Gold in Bars)和金粉(Gold Dust)和金币(Gold in Coin)构成;银主要由银条(Silver in Bars)、银锭(Silver in Sycee)和银币(Silver in Dollars)构成。

(36)SHANGHAI TRADE REPORTS AND RETURNS,1892,TREASURE,p.263,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旧海关史科》第18册,第303页。

(37)SHANGHAI TRADE REPORTSAND RETURNS,1903,Treasure Imported and Exported,p.462,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旧海关史料》第37册,第524页。

(38)JENCHUAN.DECENNIAL REPORT,1882-91,xxxvi,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52册,第742页。

(39)JENCHUAN.DECENNIAL REPORT,1882-91,xxxvii,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52册,第743页。

(40)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OREA for the year 1891,p.620,载韩国文献研究所:《朝鲜海关年报(1885-1893)》,第372页。

(41)JENCHUAN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87,p.508,载韩国文献研究所:《朝鲜海关年报(1885-1893)》,第125页。

(42)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OREA for the year 1888,p.502,载韩国文献研究所:《朝鲜海关年报(1885-1893)》,第176页。

(43)JENCHUAN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87,p.508,载韩国文献研究所:《朝鲜海关年报(1885-1893)》,第125页。

(44)REPORT ON THE FOREIGN TRADE OF COREA for the year 1891,p.619; JENCHUAN TRADE REPORT for the year 1892,p.648,载韩国文献研究所:《朝鲜海关年报(1885-1893)》,第371448页。

(45)SHANGHAI TRADE REPORTS AND RETURNS,1890,TREASURE,p.244,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6册,第286页。

(46)SHANGHAI TRADE REPORTS AND RETURNS,1891,TREASURE,p.264; SHANGHAI TRADE REPORTS AND RETURNS,1892,TREASURE,p.263;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国旧海关史料》第17册,第304页;第18册,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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