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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安折:清朝大臣给皇帝的贺卡
来源:清史所 作者:胡忠良 点击数:500 更新时间:2018-12-11


古代,过新年,有点身份的人,都会以拜帖的形式相互问候。在清代,这种习惯尤其流行,甚至不用当面呈送,初一时,叫家人执着拜帖满街跑,到一宅子前,就高叫某某拜帖到,帖子呈上,走人,再送下一家。

拜帖是个很郑重的事情,马虎不得,从形式到内容都要慎重。特别是下级致上级的拜帖,格外严格。

拜帖的最高形式,应属官员进献皇帝的,叫“奏帖”,正式地讲,叫请安折。

请安原是一种见面问候礼节,始于辽、金,清朝尤重此礼,并衍变成为官方的礼仪。《辽志》云:“凡男女拜皆同。其一足跪,一足著地,以手动为节,数止于三四。”实际上就是后来的请安礼。

请安折,是奏折的一种。

清代讲究以文牍治国。皇帝掌控偌大国家,主要通过与各级官员之间的文书往来,了解国情,传达谕令,指授方略。因此,在清代存在着一种严格而又复杂的官文书制度。

  清朝公务文书中荦荦大者,当属题本与奏折,而后者后来竟替代了前者,尤为奇迹。

在清代,奏折是最具效率的公务文书。地方官员给皇帝上奏,不用通过通政使司递转与内阁的拟办,可直接进呈到皇帝手中;皇帝根据情况,在奏折上直接用朱笔批示,朱批过的奏折再返回到官员手中,官员根据朱批内容,遵旨办事。

这种文书,最早起源于康熙年间亲信臣工的请安小密折。满族官员有经常向皇帝请安的习惯, 具折请安时,顺便报告一下其他事情,久而久之成了习惯。

现在所见到最早的康熙朝密折,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 李煦的奏折。李煦是内务府包衣出身,任苏州织造,由于离得远,无法当面请安,就上请安折,见折如面。除请安外,李煦顺便奏报江苏旱灾已经结束,民情安堵, 物价有望稳定的情况。在折尾,他惴惴不安地提到:“臣无地方之责,不应渎陈,仰见皇上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之至意。敢就所知,谨奏以闻。”康熙帝并没有指责他越权渎奏,反而如获至宝,他发现了请安以外的延伸功能,于是在该折上朱批了一段鼓励文字:“朕已大安。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晹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凡有奏帖,万不可与人知道。”此后,康熙帝对这个便捷的方式,开始更多地投入关注,并不断加以鼓励。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七月二十九日,康熙帝在曹寅的密折上朱批:“明春朕欲南方走走,未定。倘有疑难之事,可以密折请旨,凡奏折不可令人写,但有风声,关系匪浅。小心,小心,小心!”渐渐地,这种密折变得频繁起来,而且走向制度化。密折的内容已不仅限于地方的雨雪粮价,还涉及地方吏治民风等。康熙皇帝明确规定密奏的内容包括:雨雪粮价、吏治、盗贼、社会流言。

早期上奏折的人,主要是李煦、曹寅等内务府派出的包衣亲信,这些人是宫中派出的密探。到了康熙中晚期,密奏人员范围扩大,如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都统、尚书等都可“一体于请安折内,将应奏之事,各罄所见,开列陈奏”,还有一些退了休或者回到地方家中养病、服丧的官员。到雍正时期,大约中央、地方有一定等级的官员都可上奏了。奏折数量上去了,内容也丰富起来。请安折便从奏折中独立了出来。

清制:每逢年、节,及皇帝、皇后诞辰或宫中重大喜事,官员照例要上请安折,道吉祥。

写折即如拜人。在清代,官员写折、发折,都要举行隆重的“拜折”仪式,尤其地方督抚,发折前必先拜折。届时饬发三梆,官员步出大堂,属吏列队站班,步兵排队。辕门外三声炮响,鼓楼钟乐大作,在衙堂一角供设香案,官员将奏折匣供在香案中央,对着奏折匣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将奏折匣请下,交给差弁,差弁高高地捧举在头上,疾趋而出,然后关中门。辕门外又响起三声礼炮,欢送奏折出衙。

请安折由于特殊,因此在制作及书写等方面都有严格要求。

比如一般的奏折就用白纸折,尤其是乾隆以后,为节约计,几次下谕严命禁止普通奏折用黄绫、黄纸。而请安折的装潢则不同。寻常请安折,开面与底面都要用云龙黄绫裱褙,折身则用黄粉笺纸。而折封套外用云龙黄绫,内衬黄粉笺纸,装裱而成。

如果遇元旦或万寿,请安折及其封套还会选用“鹤顶条魁”等图案的黄绫,而折身及内衬则选用红纸,以示高规格。当然,如果遇国丧,二十七日内,请安折也得用白纸而不能用黄绫。

一般的奏折规定每扣(折面)六行字,而请安折则五行字。字体用讲究的“匀” “正” “光” “方” “秀”五字诀的馆阁体。

请安折的内容很简单:如“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奴才英跪请皇上圣躬万安”就行了。

   在请安折上所报之事,也有忌讳,不能与吉祥相犯,尤其是重大年节时期。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请安折上报告了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消息。康熙帝在朱批中将李煦骂个狗血淋头:“请安折子不该与此事一处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那里去了!”

至少,在清代早期,请安折是很被重视的。康熙时期,规定请安折必须由官员本人亲笔,而皇帝也批得十分认真。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曾发布诰令重申所有朱批都出自他的亲笔:

各处奏折所批朱笔谕旨, 皆出朕手,无代笔之人。此番出巡,朕以右手病不能写字,用左手执笔批旨,断不假手于人。故凡所奏事件,惟朕及原奏人知之,若有漏泄,亦系原奏者不密。朕听政年久,未尝累以语人也。

在传送渠道上,密折是由亲信家人负责送递,而不像其他正式公文,要通过隶属于兵部的比较完善的驿站系统。这样,奏折就不必经过通政司、内阁等相关机构的传递与检查了。密折通过亲信家人直接传到宫中,由内奏事处接收,并由皇帝开封。而后,皇帝批过朱谕的密折,直接由内奏事官员交到亲信家人手中带回。那些奏事处的人,自然都是皇帝的贴身亲信。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九月十日的密奏中,曾提到过一个传旨人,称“奏事傻子”。此人就是在康熙 朝内阁档案中不断被提到的奏事官、大名鼎鼎的“傻子”双全, 他是康熙帝最信赖的奏事官之一,官位六品。另外,曹寅与李煦奏折中还提到过另外两个传递谕旨的太监——魏珠、梁九功。这两人从孩提时代就服侍康熙帝,并因此得到特别的恩典,都是康熙身边的红人。由于家人递送,密折通常会被封固,然后装在匣、袋之中。无论如何,旁人没有机会读到这些密奏的内容。

笔者曾见到过一份雍正二年,雍正皇帝批曹頫请安折,史料价值很高——十几个字的请安折上,雍正皇帝竟批了二百多个字:

朕安。你是奉上旨交与怡亲王传奏你的事的,诸事听王子教导而已。你若自己不为非,诸事王子照看得你来;你若作不法,凭谁不能与你作福。不要乱跑门路,瞎费心思力量买祸受。除怡亲王之外,竟可不用再求一人,托(拖)累自己。为什么不拣省事有益的做,做费事有害的事?因你们向来混帐贯(惯)了,恐人指称朕意撞你,若不懂不解,错会朕意,故特谕你。若有人恐吓诈你,不妨你就求问怡亲王,况王子甚疼怜你,所以朕将你交与王子。主意要拿定,少乱一点。坏朕声名,朕就要重重处分,王子也救你不下了。特谕。

这件写在请安折上的雍正帝亲笔朱谕,成为今天红学者研究曹家兴衰的重要史料。小小的请安折成为皇帝密谕的载体,可见清初皇帝们对请安折的重视。

但在乾隆以后,请安折多了起来,渐渐地成了虚应故事。

后来的皇帝也没有康雍乾三朝皇帝那样爱好批折,只是在折上批“朕安”两字罢了。有时折子太多,一时批不过来,还会嘱人代笔御批。

皇帝开始倦乏了,大臣也会有所懈怠。乾隆以后大臣们的请安折大都是手下代笔。

当然,上请安折作为高级官员的特权,像一把利剑一样常悬于大臣们的头上,稍有不慎, 便会带来杀身之祸。清末刘声木《苌楚斋四笔》中记:

国朝疆臣奏事之折,即偶有错误一二字,亦不过交部议处,照例罚俸而已。惟每月所递请安折,万不可有一错误字,设为内廷看出,疑为不敬君上,祸且不测。合肥李文忠公鸿章,初任直隶总督,安折屡有错误字,内廷深滋不悦。恭忠亲王时在枢府,探知其事,命人转告文忠,谓安折以后如再有错误,祸将不测,勿以为小事而疏忽,文忠闻而惴惴。

哪怕是细微处都要想到。比如进折时机,一定要计算好奏折进宫的时间,如果遇到煞日,就要倒霉。元旦贺折必须在腊月二十三日前到京,否则不收。

在国内的还好,比如江苏,驰驿大约10天左右可到,广东大约20日可到,官员们都心中有数,届时派专人护送,不会有误。但如果人在海外,比如清末那些驻外大臣,奏折只能走海运,遇到风暴或天灾,那可就没准了。因此,当时驻外大臣,都先写好了请安折,早早寄到内地,由内地大臣相机帮忙进呈。

光绪年间,驻美大臣崔国因,在国内找的代理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李鸿章看在同乡面子上,自然帮忙。当然他不只帮崔国因一人,另外驻德大臣洪钧等,也求他做代理。

光绪十五年(1889年)腊月,封印的前一天,李鸿章照例将收到的崔国因来年元旦应进呈的请安折进行整理,不料大吃一惊,发现崔的请安折咨文与洪钧等人的有异。仔细一看,原来是崔国因请安折咨文上的印花(官印印模)盖反了。再一检查,同期崔国因寄来的三十件文件上的印花都盖反了。按规定,咨文与请安折要一同交奏事处,印文倒盖,论罪应为“大不敬”。但时间紧急,崔国因远隔重洋,通知已来不及,更别说改寄了。李鸿章冷汗不止,又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试试运气。还好,李鸿章打通关节,“幸奏事处但索京蚨八千”,这事才被遮掩过去。

李鸿章心有余悸,专门将印反了的印花剪下一张,作为标本,寄给在美国的崔国因,叮嘱他,六月万寿节还要进请安折,千万别再出差池了。

李鸿章知道崔国因为人迂腐,崔高度近视,偏偏细小的事喜欢亲躬,因此在去信中特意说:“朱子中庸注云:大臣不当亲细事。盖印细事,执事若委之所司,则无此失也。” 

原文发表于《中华遗产》,200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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